民国政治史研究
对胡汉民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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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非常关键的政治人物。胡汉民对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态度稳健，但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胡汉民却力主“清党”，成为反共的急先锋。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胡汉民坚持反共、反蒋的政治主张，与胡汉民的相关史事成为海峡两岸学界研究的禁区。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陆学界才逐渐摆脱胡汉民作为国民党反动右派的政治标签，客观研究胡汉民的生平史事与政治思想。不仅如此，这批使用了隐语、化名的密电还揭示出胡汉民与西南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胡汉民晚年的真实处境与尴尬心境，从而将大陆地区的胡汉民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与深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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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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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民 国民政府 胡汉民 政治 学界 实力派 五四时期 立法思想 抗日 政治主张 右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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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汉民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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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将近30年间，受革命史观的影响，作为国民党政治领袖的胡汉民一直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动派。政治批判扼杀了正常的学术研究。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陆学界才开始真正认识并研究胡汉民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周聿峨撰文肯定了胡汉民早年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积极作用与贡献，指出：辛亥革命时期，胡汉民是同盟会出色宣传家。发表在《民报》第三期的《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是胡汉民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写成的。胡汉民不仅在理论宣传上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而且，在革命实践上也成了孙中山的股肱。他策应黄冈起义，出任南洋支部的支部长。广东独立后被推任为都督。[※注]作者在此基础上，与陈红民合作，完成《胡汉民评传》一书。该书于1989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系统论述胡汉民的生平与思想的著作。[※注]
董剑平、赵矢元通过论证孙中山与胡汉民的关系指出，胡汉民从同盟会成立至孙中山逝世，20年间始终是孙中山最信赖、最得力的助手。有些论著忽视胡汉民早期的革命历史，又把胡汉民在孙中山晚年的历史形象简单定性为反面角色，有失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胡汉民是当时以一种现实的、不偏不倚的态度支持了孙中山的决策。他对国民党存在的弊病有深刻认识，认为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更需要苏俄的援助。在国民党的左、中、右三派中，胡汉民基本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中派。他凭借孙中山而形成的资望，使得他的取舍影响着政治天平的平衡，关系着新政策的实现程度。[※注]
冯崇义在《论1919—1927年的胡汉民》一文中，肯定了胡汉民在五四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研究，指出胡汉民把握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准确程度可以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相媲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立下汗马功劳。然而，由于其自身所处社会地位的束缚和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先入为主的制约与局限，胡汉民在五四时期没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胡汉民在国民党改组中的作用与立场，作者认为，胡汉民是国民党改组过程中的“稳健派”，他对国共合作，既不像孙中山、廖仲恺那样坚定不移，也不像邓泽如、冯自由等人那样公开反对，而是表示有保留地赞同，对共产党人一面利用，一面防范。作者指出，大革命时期胡汉民转向反共的起点是1924年8月至10月发生的“广州商团叛乱”。在获得处理“商团叛乱”的授权之后，胡汉民便与共产党针锋相对，力促孙中山发还枪械以与商团妥协，很快成为国民党右派及广东地主买办集团所信赖的人物。胡汉民之所以在旅苏期间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是服务于他打击共产党、利用共产国际的既定方针。[※注]
20世纪90年代初期，陶季邑发表一组文章，分别研究了辛亥革命时期胡汉民的社会主义思想、五四时期胡汉民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对胡汉民进行再评价。[※注]陶季邑对胡汉民的再认识明显带有时代烙印，依循习惯将胡汉民定位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并根据他的阶级属性来分析他的政治主张与政治作为。陶季邑认为，胡汉民成为右派是有一个过程的，他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前还没有成为右派，而在孙中山逝世以后才开始成为右派。胡汉民转为国民党右派的原因，必须结合胡汉民等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当时民主革命形势才能加以说明。[※注]
胡汉民继1927年与蒋介石合作进行反共“清党”之后，1928年至1931年再次与蒋联手。传统说法认为，这时的胡汉民是蒋介石建立独裁政治的帮凶，后来由于蒋胡二人之间争权夺利，致使合作破裂。席富群认为，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合作，是想利用蒋手中的军权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胡汉民坚信自己对三民主义体认最深刻，只有他才是孙中山事业的忠实继承者。所以两人合作的过程，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作者认为，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实质上是两条不同的建国道路的斗争，是资产阶级民主与封建专制之争，我们不能过分地夸大他的权力欲望。[※注]
1931年的“约法之争”是蒋介石与胡汉民关系破裂的导火线，也是导致胡汉民后半生政治主张发生转变的关键事件。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蒋、胡“约法之争”及其后的蒋、胡关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相关论文数量颇多。其中有几篇文章较少带有阶级分析的色彩，而是注重从蒋胡关系发展的内在理路进行探究。陈红民的《“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一文，运用《三民主义月刊》《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等原始材料，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的政治主张。作者指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重返政治舞台的胡汉民，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及自身地位的变化，他的政治主张也发生变化。抗日、“剿共”、倒蒋是“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的三大政治主张。胡汉民的倒蒋，在很大程度上是“九一八”事变以前蒋胡矛盾在新形势下的激化和发展，是他政治思想与权力欲的结合。[※注]
金以林的《胡汉民与“非常会议”》一文，也是从原始资料出发，基本上摆脱了阶级观点，揭示出胡汉民与蒋介石二人内在政治理路的差异。作者以“党权”与“军权”之争为线索，架构蒋胡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乃至最终破裂的全过程。[※注]杨天石的《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一文，则以“党治”与“法治”之争为线索，既叙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的由南京国民政府所力主的“党治”与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内反对派所倡导的“法治”之间的争论，又利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蒋介石日记类抄》等原始档案材料，分析了蒋胡在制定“约法”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得出结论认为，胡汉民与蒋介石的矛盾不仅是复杂的，而且是多重交叉的。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围绕“民主”与“法治”问题产生的矛盾与冲突，最后演变为反民主、反法治的演示。这一事件深刻地说明了现代中国民主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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