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史研究
联共与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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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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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是民国政治史上一个重要而复杂的人物。研究这样一个政治人物，在追索其个人命运的同时，还可跟随他的沉浮，进入现代中国政治惊涛骇浪的历史航道，去探测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洞察中国现代政治的来龙去脉。如何理解汪精卫早年与晚年的政治抉择及其复杂多变的政治主张，是汪精卫研究的魅力与难点所在。关注汪精卫政治生涯中的成败和变迁，探索、挖掘这一复杂政治人物的心态、性格、思想、行动，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追溯他在中国现代政治的大风大浪中，被选择、被塑造、被抛弃的命运，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感知历史的波诡云谲，还可借此透视中国现代政治转型的复杂和艰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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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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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学者 现代政治 无政府主义 汪精卫 伪政权 派系 分歧 政治生涯 传记 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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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与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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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在1924—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表现出积极的“左”倾态度，执行了孙中山晚年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促成了国民党的“激进化”。同时，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又是汪个人在政治上经历飞跃和遭遇重大挫折的时期。对于汪精卫的“左”倾和联共应该如何理解？学者大多认为，这是汪精卫在各种政治力量复杂交织的形势下，寻求苏俄势力支持，并借助共产党的群众动员和组织方式、利用共产党的话语，以增强实力并推行其政治主张的一种策略性行为。在“联共”过程中，汪精卫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但因为无法将群众运动始终控制在有利于国民党的方向上，也无力解决武汉政府的生存危机，最终选择了“分共”。[※注]
鉴于汪早年曾对吴稚晖说过：“铭自二十岁以来，所知者‘排满’洲排专制而已，后乃渐闻无政府社会主义，……数年以来，对此主义心加热矣。”[※注]汪精卫在法国留学时，也曾说过：中国的反帝革命若想成功，必须设法促进欧洲内部的社会主义运动，必须有一个“世界革命”。如果欧洲的社会主义不能成功，我们虽然日日鼓吹社会主义，但终不能使中国摆脱笼罩世界的帝国主义逻辑。那时汪认为，中国若不能走上社会主义，陷入追逐资本主义的逻辑，则或失败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如越南、朝鲜，或侥幸成功，变成日本一样的侵略国家，绝无他种可能，这是帝国主义的逻辑使然。因此，今日中国之真爱国者，不是倡言富国强兵，而是热心社会主义。[※注]让我们不免想到，汪的这些思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是否还存在？是否对于其支持联俄联共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迄今，尚未有学者对此问题给出过明确、充分的答案。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法国途经莫斯科回到中国。4月5日，在上海与陈独秀发表“汪陈联合宣言”，随即来到武汉，成了武汉“左派”的中心。在从上海前往武汉的途中，汪写信给李石曾说：“五日谈话会散后，痛苦万分。弟深信弟之意见，决不能得吴先生等之赞同。而吴先生之意见，弟亦决不能赞同”云云。[※注]但没有研究表明，汪在上海的五天中，与坚持反共的国民党人进行了怎样的谈话、双方的具体意见究竟是什么。
汪自己解释说，他前往武汉有三个原因，第一，他坚持国民党“改组”的精神和政策不可牺牲，“联俄”的意义在于接受苏俄的革命方法。第二，既然有“党”，就必须有“党纪”，改组政策如欲更改，必须经由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不能由中监委和一班军人来操作。第三，民生主义必须坚持，而反共产的人则要将民生主义抛弃。[※注]但有更重要的一点汪没有提及，这就是：汪精卫在取道俄国回国的途中，是否与莫斯科之间有什么相互的保证或约定？在1927年6月，武汉政权已陷于严重危机的时候，莫斯科仍希望汪支持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注]汪则对莫斯科提出贷款和物质援助的要求，以武汉政权将反对蒋介石为回报。[※注]这表明，汪精卫在回到中国之前，与莫斯科应该是有过某些相互承诺的。由于没有发现直接的档案材料，这个问题至今也未得到充分说明。
汪精卫来到武汉短短三个月，武汉政权就“分共”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革命史研究认为，汪在上海就与蒋达成了反共协议。[※注]这一论点在90年代初已被学者推翻。[※注]目前研究者大多认为，宁汉分裂之后，来自长江上游和下游两方面的军事、经济封锁，使武汉政权陷入困境之中；猛烈爆发的两湖农工运动，激化了社会矛盾，特别是触动了两湖地区中下级军官的利益，因此反动最先从军队中爆发。特别是，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已开始从民族革命转变为工农革命和土地革命，并提出了建立独立工农武装的要求。这种形势，将国共两党推到了战争的边缘。汪认为，国民党要将革命带往三民主义的路上去，共产党要将革命带往共产主义的路上去。此时已到了争夺革命道路和领导权的时候了，这使汪最终下定了“分共”的决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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