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史研究
汪蒋关系与国民党派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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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是民国政治史上一个重要而复杂的人物。研究这样一个政治人物，在追索其个人命运的同时，还可跟随他的沉浮，进入现代中国政治惊涛骇浪的历史航道，去探测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洞察中国现代政治的来龙去脉。如何理解汪精卫早年与晚年的政治抉择及其复杂多变的政治主张，是汪精卫研究的魅力与难点所在。关注汪精卫政治生涯中的成败和变迁，探索、挖掘这一复杂政治人物的心态、性格、思想、行动，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追溯他在中国现代政治的大风大浪中，被选择、被塑造、被抛弃的命运，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感知历史的波诡云谲，还可借此透视中国现代政治转型的复杂和艰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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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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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学者 现代政治 无政府主义 汪精卫 伪政权 派系 分歧 政治生涯 传记 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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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蒋关系与国民党派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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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斗争，是国民党的痼疾。有学者指出，国民党内种种纠纷，实由派系而生，国民党统治的特点，就是派系政治的普遍化，而派系斗争又影响着民国政治全局的发展。[※注]在国民党内相互对立的高层派系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之间的纠葛。汪蒋关系，也是汪精卫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汪精卫与蒋介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是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曾导致汪精卫去国离职。由于这一事件由蒋发动，因此，学界对事件中汪的研究远不如对蒋的研究深入而丰富。[※注]在汪去国期间，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发动了“迎汪复职”运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各级党部、各界群众大会及工会、学联等民众团体，一致通电，促汪销假，蒋介石迫于形势，也发出通电，恳请汪精卫返职。这场大规模的迎汪运动，为汪赢得巨大声望，以致时论认为：“蒋以武人方法对汪，汪以文人方法对蒋，论者不察，乃非蒋而是汪。故曰汪氏二年来之声誉，孰造成之，蒋介石造成之也。”[※注]这是汪蒋斗争的第二回合。
1927年的宁汉分裂，也是汪蒋分裂。武汉分共之后，汪辗转回到广东，试图重建政权。不想12月中共发动的广州起义中，党内反对派趁机攻击汪精卫包庇共产党人、嫁祸广州。汪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再度流亡法国。1928年，汪派文人陈公博、顾孟馀，领导成立“改组派”，创办《革命评论》《前进》杂志，为理论阵地，号称恢复1924年国民党改组精神，奉汪为精神领袖。1928年11月28日，在上海召开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又在全国各省和海外发展组织，建立基层党部，成为国民党内最具规模和有深远影响的、具有意识形态斗争色彩的政治派系。
早期学者比较强调改组派的性质是反蒋反共的政治集团，是汪集团与蒋集团争权夺利的产物。虽然改组派上层既有失意政客，也有具有进步思想、想在中国推行第三条道路的人，还有处于彷徨中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用实际行动否定了他们的政治主张，表明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夺取权力而非恢复国民党改组精神。[※注]也有学者对改组派思想风行一时但来去匆匆的思想与社会根源进行分析，认为改组派的兴起，源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黑暗现实与革命理想之间的巨大落差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强烈震荡，改组派揭露国民党种种弊端，提出改良主张，引起人们共鸣，但其思想与行动背道而驰，最终不能避免破产的命运。[※注]近年来，则有学者将改组派视为国民党“左派”，对其政治理论中比较突出的“以党治国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论”，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探讨分析。[※注]
提升党权，对抗军权，是汪精卫对蒋斗争的基本理论依据。1930年，汪在北平组织扩大会议，另立中央，但扩大会议随中原大战的失败而烟消云散，汪也一度被开除国民党籍。继而，又有宁粤对立和1932年的汪蒋再度合作。有学者通过研究30年代初短短一年多时间中，国民党高层权力关系从蒋胡一致抗汪，到汪胡联手反蒋，再到汪蒋合作排胡的分合演变，指出：“尽管人们常说汪精卫多变，在政坛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毫无政治原则和节操可言。其实他也有一条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那就是在他做出政治抉择时，一切视如何有利于夺取党权为转移。”[※注]
从1932年至1938年底，是比较稳定的汪蒋合作时期，虽然双方仍有矛盾。系统研究这一时期的，有一篇博士学位论文《蒋汪合作研究（1931—1938）》。作者梳理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至1938年12月汪精卫离渝之前，汪蒋合作随政局演变的发展过程。1932年，孙科内阁之后，蒋汪合作达成，形成“汪主政，蒋主军”权力格局。其间经历汪张（学良）交恶，蒋“弃汪保张”，导致汪去职出国，汪蒋合作遭遇顿挫。1933年热河沦陷后，蒋改变政策，“去张联汪”，汪精卫复职，蒋汪合作日趋巩固，达成一系列政策共识。虽然国民党内部出现连绵不断的反汪运动，却未动摇二人的合作基础。至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在蒋汪关系中具有转折意义，此后蒋汪关系持续恶化。抗战全面抗战爆发后，权力天平完全向蒋倾斜，这是导致蒋汪最终分裂的因素之一。作者认为，时势造英雄，在“剿共”和对日战争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蒋汪权力的消长是必然趋势。[※注]
汪精卫在1932年入主行政院，汪派人物陈公博、顾孟馀等也随汪出任实业部长、铁道部长等职，开启“汪主政、蒋主军”局面。此间的汪蒋分歧，是单纯的权力斗争，还是具有政策分歧和路线斗争的含义？海外学者特别是美国的学者比较强调汪蒋斗争中所包含的政治理念分歧，而国内学者则更多强调权力斗争的因素。例如金以林认为，国民党高层政争，无论是谁，都要高举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旗帜，这里或许有意识形态分歧，但更多的是借主义大旗，争权夺利。“特别是自国民党由广东一隅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后，权力之争远远超过治国理念的分歧。”[※注]但也有国内学者在研究汪蒋在新生活运动中的分歧时提出：汪精卫在新生活运动的纲领目标、推行方式、组织结构等方面都与蒋有分歧。蒋更多依赖国家机器，提倡生活军事化，力求恢复传统道德，汪则主张动员知识精英，影响社会，使民众生活现代化，并抵制蒋以新生活运动为名，干涉私人生活。这种分歧反映出汪偏重社会建设而蒋偏重国家集权的不同执政理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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