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学界对社会思潮的研究呈现总结的态势,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特征、“普世价值论”的实质及危害等进行了较深入的剖析。

在各种社会思潮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如何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如何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信念不动摇,如何始终坚持党领导不动摇,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大课题。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进程,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社会思潮大量传入我国,并对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很大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研究这些思潮产生的原因和特点以及这些社会思潮对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影响,并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在面对这些思潮影响时的对策。

时下中国社会思潮种类繁多,性质也异常复杂,诸如后物质主义、后现代主义、消费主义、科学主义、实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解放、享乐主义、环境保护、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新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在上述诸多社会思潮中,有两类思潮值得高度关注:一是复辟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潮,主要是文化保守主义、新儒学等。这股思潮打着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号,要求“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成立“儒学院”,由熟读儒家经典的儒生来治理中国。二是照搬资本主义的西化思潮,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如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等。比如,在哲学领域,宣扬一种没有主体便没有客体的主体哲学,用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甚至企图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政治学领域,鼓吹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否定共产党领导,对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在历史学领域,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否定任何革命,曲解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特别是否定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史,等等。有研究者认为,作为时代情绪和风向标的社会思潮本质上都是一定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相互冲突激荡的反映。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入,社会思潮愈发呈现出时代性与阶段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全球性与地域性、精英性与草根性并存等极其复杂的特征。[※注]虽然当代社会思潮可谓学派林立、种类繁多,但有研究者指出,基于划清“四个重大界限”为分析框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透视纷繁复杂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变种时,便可以清晰发现,它们无外乎是指导思想领域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政治领域的民主社会主义与历史文化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注]

2010年以来,学界对社会思潮的研究呈现总结的态势。有研究者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一是空前的多样性。既有正确的、积极的,也有错误的、消极的甚至是腐朽的;既有同时并存而阶级性不同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潮,也有同时在场而时代性不同的传统、现代、后现代的社会思潮;既有内生的民族自强自立的改革思潮、现代化思潮、爱国主义思潮等,也有外来的从开放的大门涌入的反映西方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潮几乎覆盖了经济、政治、哲学、文艺、宗教、伦理等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而且在某一个具体领域里面,也是学派众多,“派”别林立,以致当代中国呈现出社会思潮汹涌澎湃、异彩纷呈的局面。二是极度的复杂多变性。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多变、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多变、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及社会群体间利益关系的复杂多变使得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极具复杂多变性。三是多元共生,相互吸收。各种思潮既有相互斗争、相互排斥而此消彼长的一面,也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相互交汇、融合的一面。四是更加关注现实利益。许多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直接与现实相关,对社会民生的关注度有了显著提高,更加重视社会基本制度层面的、可操作性的问题,并且往往针对某些具体社会问题抛出相应的“药方”,而其中一些“药方”具有颠覆我国现行社会制度的性质。五是更加重视话语权的争夺。社会思潮是民众评价的一种现实形式。一些社会思潮通过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等方式得到广泛传播,在社会意识领域夺取了一定的话语权,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六是更加平民化。当今社会思潮更加贴近平民百姓的现实生活以及知识分子的平民化、大众化和传播媒介的大众化,使得社会思潮的主体更加平民化、大众化。社会思潮的平民化让其具有更加广泛、更加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其社会影响力也更大更强,从而也表明对其进行正确引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注]当代社会思潮在传播上也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有研究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当代社会思潮内容散播方式的嬗变性特征表现为:从“互补式的集体聚焦”到“现实型的小众漫散”,从“对立式的解构”到“个性化的建构”,从“精英的高端文化传播”到“大众的多样立体传播”。二是当代社会思潮在传播者与受众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的交互性特征表现为:途径多样化和自我选择的集中性,思潮内容的碎片化和自我的重构整合,影响力的聚合性和个体关注的离散性,影响对象的随机性和判断形成的自主性。三是当代社会思潮的影响方式特征表现为:从全面介入到顺势而为,从情绪感染到深层渗透,从生于共鸣,到蕴于解释,再到隐于行动。[※注]

关于“普世价值”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普世价值”是当前中国社会思潮中影响较大的一种思潮。有研究者认为,关于“普世价值”思潮争论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关于“普世伦理”研究的进一步延展,但它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如果说90年代学者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源于对国际问题的关注,那么当前关于‘普世价值’的争鸣则有更多的中国因素。”[※注]有研究者概括了“普世价值”问题讨论的三个层面:一是纯粹学术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些学者从“四小龙”经济成功出发,来研究儒家的价值观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否接轨问题,因而这里的“普世价值”主要是指中国的儒学或者说新儒家。第二个层面则是触及政治领域的探讨。这个层面的讨论显得既活跃又激烈,一些人已经把“普世价值”明确定义为西方民主价值观,有的学者甚至还撰文提出,“自由、民主、博爱,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就是要在这里开始”。第三个层面是一些媒体借抗震救灾将这一问题引到生活中去,引起了大众的讨论,也误导了一些群众。从目前的情况看,“普世价值”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了,而是一个关涉中国政治走向的大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研究和警惕这种思潮的进一步泛滥。[※注]

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极力宣扬“普世价值”就是人类具有的共有价值追求,企图混淆视听、把水搅混。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强有力的驳斥,进一步指出了“普世价值”的实质和宣扬“普世价值”的目的。李慎明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如果承认吃、喝、生殖等对所有人都具有“普世价值”,就是让动物跻身于人类,或者说是让人类降低到动物的水平;“爱情至上主义”也根本不具备“普世”的意义;即使是那些似乎无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文艺作品,也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甚至是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珍惜生命、同情他人、尊老爱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也绝不是全人类各个国家、各个阶级、每个人所共同承认并遵循的所谓“普世价值”。气候问题只不过是欧美发达国家用来遏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又一冠冕堂皇的手段。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的美好色彩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又一次被冲刷得斑驳陆离。至于“反恐怖主义”,现在各个国家及各个阶级对其定义都极不统一甚至截然相反。有的实质上为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却借着反恐之名,公然到处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肆意侵犯他国主权甚至赤裸裸地入侵他国。至于贩毒吸毒,之所以成为全人类肌体上很难愈合的顽疾,同样是由特定国家的社会制度及特定集团、人群的特殊利益所决定的。实际上,奥运会的上空总是弥漫着浓厚的政治对立气氛。一些西方记者对报道奥运会运动场内任何一场打破世界纪录的精彩赛事和“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并没有多大兴趣。“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集中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充分反映了中国和世界各国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强烈愿望,但却未成为当今国际世界的“普世价值”。因此,说到底,人们或国家的价值观念,是由人们或国家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在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在阶级和有阶级的社会里,为一切国家和一切阶级、一切人所共同接受的“普世价值”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完全可以说,在阶级社会和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具体的人、集团和阶级总是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不同的情感、价值观念、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注]

侯惠勤指出,我们批判“普世价值”,绝不是讨论“有无人类共识”一类认识论意义上的话题,也不是讨论“有无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这一类人性论、道德论意义上的话题,更不是讨论“当代世界有无共同利益”这一类国际政治意义上的话题。我们批判的“普世价值”,有着明确的本质界定。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两点:一是从理论上看,“普世价值”以消解共产主义理想、确立资本主义不可超越为前提,其立脚点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及其制度架构是历史的终点,人类在这方面将不可能再有真正的进步和突破。二是从实践上看,“普世价值”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完全割裂中国改革开放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间的内在联系,力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导到“回归西方文明”的方向,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到西方“民主化”的陷阱。[※注]“普世价值”问题的争论,要害不在于人类有无某些共同的价值追求,而在于能否以其作为我国深化改革实践的行动指南;其实质是我国的改革开放乃至当代人类的实践,是趋同、止步于现今的欧美资本主义文明,还是必然超越这一文明而迈向共产主义。这是当代中国几乎所有思想、国策争论的源头,也是重大的道路之争。“普世价值”以当下大多数人的认同为其存在和力量的前提,因而必定是时下西方强势话语的渗透方式,不能将其与普遍真理相混淆。[※注]李崇富指出,中国学界讨论的“普世价值”,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是指把西方的特别是美国意识形态中的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中性化、普遍化、神圣化、绝对化为一种超阶级、超时代、超越历史条件的所谓“普世价值”,企图用以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企图以这种“普世价值”作为“价值尺度”、“政治准则”,对中国的基本制度进行“顶端设计”,通过曲解中国正在进行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公开主张中国从经济、政治、文化上实现所谓“价值回归”、“融入人类文明主流”,也就是要“西化”和“分化”中国,实行私有化和“全盘西化”的附庸资本主义制度。[※注]

有研究者认为,当代社会思潮呈现出着意诠释中国的现代性、以学术策略吸纳民间力量、宣扬知识精英的理性统治以及用唯心史观置换唯物史观的共同特性。很明显,在当前各种社会思潮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面对当代社会思潮竞相展示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代社会思潮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同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其实质皆为企图修正和解构处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重新诠释中国的社会性质,影响中国社会的整体走向。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转换态度,变“被动回应”为“主动挑战”,在挑战当代社会思潮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在此务必区分“回应”与“挑战”两种态度之本质差异。“回应”意味着自身理论被指责、冲击,然后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以图证明自身之正当性,其所表征的是“被动”,是理论上的无力,是一种受责的局限;“挑战”则意味着理论自身的扩散、张扬,既是充分信任自身理论的科学性、正当性,也是确认自身理论具有指点、引导其他理论话语的责任性,其所表征的是“主动”,是理论上的自洽,是主动挑战的战斗性和彻底性。尤其是理论的“内核”受到攻击,更需要以挑战性精神来捍卫理论的正当性。因此,对待当代各种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不应只是无奈地“被动回应”,必须“主动挑战”,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研究和分析当代社会思潮的理论内容,分析理论的正误,辨明政治的方向,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批判性和革命性。同时,我们必须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整体走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指导地位。[※注]因此,我们认为,目前关于社会思潮的研究,应重点在“立”上下功夫,通过发展马克思主义战胜各种错误思潮。“破”与“立”是不可分割的,只“破”而不“立”,最终不能跟上“破”;而有效的“立”就是成功的“破”。当前的研究大多是关注对于各种错误思潮的危害与批判,而对于用科学的理论去战胜错误思潮还需加大研究力度。

社会思潮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极为密切。从社会思潮切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重要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研究社会思潮产生的原因和特点,以及当代社会思潮对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影响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并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在面对社会思潮影响时的对策。科学地解释这些社会思潮,有助于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就目前来看,社会思潮对高知群体,如社会科学研究者、高校人文学科教师和高校学生的影响较大。因此,加强对其引导显得尤为重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发挥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和引导活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把对社会思潮的评析作为主要内容引入教学当中,依据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的具体现状和特点,紧密结合大学生最关心的社会热门话题、焦点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理论教育和思想引导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