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种大背景下考察当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得与失，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以利于下一步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回顾2011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在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以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下面，我们就2011年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做出综述。

一 本体论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

201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已历时90余载。她一路前行，几经曲折和考验，成就斐然，积累了宝贵的成果与经验，是当代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理论资源，并将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理论智慧支持。就2011年度的史学理论研究来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梳理是一个关注热点。

正如陈其泰的文章[※注]所总结的那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五四”时期李大钊等先驱人物撰著一批宏文以来，她的成长、壮大、发展、繁荣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发展是息息相关的；90年来，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学人始终以“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作为自己矢志追求的学术品格，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作为恪守不渝的研究指南，把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作为治史方法的根本准则，从而将中国的历史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唯物史观与史学研究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邹兆辰的文章[※注]指出，原始察终地纵向考察、高屋建瓴地全方位思考、缜密细致地深入研究、去伪存真地辨别分析，乃是真正说明二者关系的必需路径。为此，就必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其诞生以来的主要理论成就进行一次严密的梳理，以求科学揭示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与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内在关系。陈其泰的文章[※注]也指出，认真总结9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遗产，是反思以往并展望未来必须解决的问题。

薛其林的文章[※注]指出，唯物史观的传入开创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局面。经过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人的艰辛开拓，创建了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并形成了丰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思想，奠定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根基和范式。

许苏民的文章[※注]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胡绳、王亚南、侯外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社会史与思想史之统一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思想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有助于廓清目前对“专制”问题讨论的理论误区。其中，胡绳阐述的如何区分民主与专制的理论有助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王亚南关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论述有助于正确认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侯外庐关于土地制度、士大夫阶层的特殊利益与程朱理学之关系的论述，有助于加深对皇权官僚专制社会固有矛盾的认识。

侯且岸的文章[※注]从侯外庐先生翻译《资本论》入手，分析侯外庐对唯物史观的深刻理解使他敢于质疑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曲解，由此确立中国社会史研究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起点。他对中西文明差异性的深入认知促使他努力尝试把马克思的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事实相联系，实事求是地做出自己的判定。

王令金的著作[※注]着重从历史学角度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和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他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渊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遇到的挑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论争、马克思主义发展生产力思想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等内容入手，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系统分析和归纳，进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张广智的文章[※注]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入手，认为新时期以来对西方史学研究的发展证明，或研究史学变革、史学思潮、史学流派；或研究新领域、新方法、新问题，都与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相关。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将以更丰硕的成果证实以唯物史观指导的重要性，而唯物史观也需吸收西方史学成果以丰富自身，在互动与回应中实现各自的发展。

刘永祥的文章[※注]分析“新史学”与唯物史观在史学主张上存在着的相通和暗合之处。就两派的相互影响而言，以新史学所受影响为大，新史学派学者在对唯物史观部分观点予以吸收的基础上，试图对新史学体系进行修正和重构。唯物史观对新史学派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它的历史解释方法。

（二）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研究

在2011年度，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维度、“物”和“人”的概念及内涵、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与形成标志、经典作家的理论贡献等论题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邹诗鹏的文章[※注]提出唯物史观包含三个维度：由一系列政治经济范畴及其关系构成的结构维度，构成唯物史观的一般话语系统；由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的批判的或方法的维度，构成唯物史观的理论硬核并发挥理论定向功能，表达为政治理论与社会哲学话语；由哲学人类学主导的人学或历史学的维度，构成唯物史观的目的，表达为文化及历史学话语。

晏辉的文章[※注]分析了唯物史观的“物”的概念。他认为，要站在变与不变的立场上对待唯物史观。不变的是它的基本理念，变的是“物”的具体形态。而就“物”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作用而言，也不是单一和绝对的，尚有人类的精神及其外化形式渗透其中，要在变与不变之间（态度）、心物之间（原则）、分析与规范之间（方法）和现代与后现代之间（语境）考察“物”与唯物史观。

王洪波的文章[※注]分析了唯物史观中的“个人”概念。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概念应包含两层内涵：其一，社会性的“个人”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中个人概念的主要维度；其二，自然性的、社会性的和关系性的“个人”是依次递展的三个维度，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揭示出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中“个人”概念的真实历史面向。

李生的文章[※注]从唯物史观中蕴含的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人与自然一体共存、和谐共生，自然规律是人与自然间物质变换的尺度、科学技术对调控人与自然关系具有积极作用等内容入手，分析其当代价值。他认为，上述思想对当代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最终解决生态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郭凤志的文章[※注]指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当下中国社会历史生活本身的逻辑是理解以人为本内涵的根据。只有以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态度，从历史观和价值观统一的视域才能揭示以人为本的蕴意。从而划清以人为本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界限，并正确处理贡献与享用、权利与义务、手段和目的的关系。

李金花和苗伟的文章[※注]认为，由于人的自由和解放是马克思哲学的主题，对这一问题的剖析是否成熟便成为判断唯物史观形成的基本标志。他们据此指出，由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阐述了需要理论、交往理论和分工理论，为人的自由和解放路径的探讨提供了科学方法，彻底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抽象解读，可以说已经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形成。

朱立元的文章[※注]引用大量马克思著作的原始资料和文献论证了写作《巴黎手稿》之前的1843年是马克思孕育、走向唯物史观的起点。马克思在1843年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是孕育唯物史观的两个重要文本。从而得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初步形成唯物史观的关节点的结论。

马克思晚年留下的笔记群是一个丰富的理论宝库，王东和贾向云的文章[※注]指出，对这些笔记群的考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内容和精神实质。晚年马克思没有放弃、中断《资本论》的写作，而是在认真考察、全面系统研究世界发展新形势的基础上深化和拓展了唯物史观理论。

刘忠友的文章[※注]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理想及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贡献入手，探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关联。他认为，他们的共同社会理想就是人类的解放，这又制约和规定着他们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理解他们的理想构成了理解他们的思想前提。恩格斯对唯物史观有重要贡献，不仅表现在史观的创立上，更表现在后来对它的发展和阐发上。

左亚文的文章[※注]指出，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和发展，需要复归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性和辩证方法。着眼当今中国的社会实践和时代发展，把握时代的根本问题和特殊逻辑，保持多维和多样的开放视野。并要创造宽容和宽松的学术环境，反对独断方法和教条作风。

如何科学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旨？韩志伟文章[※注]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直接立足于人类现实的社会存在，超越了先验反思的普遍历史观念，颠覆了绝对思辨的世界精神王国。因此，回溯康德先验历史哲学的界限，把握黑格尔思辨历史哲学的完成，重新理解马克思批判历史科学对以往历史哲学的超越，是一条通达历史唯物主义本质的重要桥梁。

邓龙奎的文章[※注]指出，马克思早期汲取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有利因素，从历史发展的逻辑起点、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历史发展的规律等三个方面实现了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超越。阐释清楚马克思早期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与黑格尔历史哲学之间的关系，对进一步深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恩格斯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贡献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田心铭的文章[※注]从对恩格斯晚年五篇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的研究入手，认为这些书信在坚持经济关系是社会历史决定性基础的同时，提出了“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的概念，阐明了其原因和表现，强调历史的发展是经济必然性基础上相互作用的过程，论述了历史发展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张奎良的文章[※注]梳理了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演变。他指出，恩格斯晚年才开始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此后仍然继续沿用唯物史观的称谓，19世纪末，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用法被融合在一起并广泛地传播。普列汉诺夫等人普遍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直到列宁才把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分开，斯大林之后历史唯物主义转而与辩证唯物主义有机地连接在一起。实际上，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指向、确立的前提、基本问题都不相同。

（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为了回应西方全球史学对我国世界史研究、教学和编撰工作提出的挑战，何顺果的文章[※注]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及思想体系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提出各民族“普遍联系”论和“社会形态”演进论可视作其“世界历史”概念及思想体系的两个要点或思路，并论证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化而非横向联系才是构成世界历史的主线。

实际上，世界历史中的交往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分工相一致的。董欣洁的文章[※注]指出，在世界史编纂过程中，生产和交往是两个具有核心意义的概念，体现着历史发展纵向和横向线索的互相支撑。从生产力因素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出发，才能充分地理解交往关系与社会形态发展的同步性，才能科学地解释交往现象演变的原因和结果。

彭树智的文章[※注]从马克思主义视野出发系统提出了文明交往观。他把世界历史看做自然和人类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其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人类只有对文明交往规律有所认识和把握，才能获得自觉。文明自觉实质上是文明交往的自觉，是以思想文化自觉为核心、以文明交往自觉活动为主线的人类创造历史的理论与实践活动。

刘会强和孙大鹏的文章[※注]指出，目前国内学者对《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探讨解读《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新语境、新原则；二是厘定《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方位、梳理其主要内容；三是揭示《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深化相关研究则应注意把握和阐发《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本质，结合资本全球化的当代发展及其问题阐发《资本论》“世界历史批判”理论的当代意义。

靳辉明和洪光东的文章[※注]指出，生产关系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重要依据。马克思最早表述社会形态思想时使用的是“所有制形式”，后来通过研究“亚细亚的所有制”、“东方式的所有制”和“西方式的所有制”概念，最终确立起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社会形态理论的科学价值就在于它基于经济的、客观的事实去分析、研究人类历史。

（四）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研究意识形态理论具有多维视角，李萍的文章[※注]指出其不同历史时期侧重点不同：在唯物史观创立时期，侧重于从发生学角度揭示社会意识从社会物质生活中分化出来并逐步异化为意识形态的历史过程；在1848年欧洲革命前后，着重从结构功能角度考察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在写作《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侧重于从实证分析角度对资本主义典型意识形态进行个案剖析；晚年，则侧重于从社会历史角度揭示意识形态的历史发展规律。

陈冬生的文章[※注]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揭示出意识形态的本质是“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的意义信仰、价值判断和实践理性，并通过文化形态转化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形成意志功能。其中，信仰问题是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本质的钥匙。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必须明确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唯物基础。

陈先达的文章[※注]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每个概念都包含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实质和内容的尚未展开的判断，它的社会主义内容正凝结在每个概念尚未展现的特有判断之中。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才能作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

汪行福的文章[※注]指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传统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他反对把意识形态理解为商品拜物教意义上的物化意识，也反对葛兰西在霸权理论中对意识形态所做的文化主义解释。阿尔都塞的理论可视为对意识形态唯物主义解释的彻底化。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不是由社会物质存在决定的观念和思想体系，它本身就是物质性的存在和实践活动。这一特殊的解释模式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意识形态是社会再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意识形态是物质化的国家机器；意识形态质询是物质性的权力实践。阿尔都塞为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他的理论也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其中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他对一般意识形态与特殊意识形态概念所做的区分仍然受制于资产阶级的思维模式；他对意识形态与政治关系的解释缺乏必然的辩证张力。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的理论遗产是暧昧和模棱两可的。

张凌云的著作[※注]着重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进行了研究。他从梳理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到“人类学笔记”的发展入手，探讨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之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义、层次和基本内容，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发展。

由上可知，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现实相结合的必要性具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相关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并积极加强了基于本身历史经验的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另外也可看出，一些领域的研究仍停留在理论探讨的较简单层面，这不仅需要更加艰苦的理论探索，同时也亟须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二 认识论

在当代史学界，历史学与科学、与探索规律的关系似乎渐行渐远。但也有学者继续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坚持历史学必须探索规律。

陈先达的文章[※注]认为，历史学不是单纯的事实叙述，而应同时是对事实的解释。解释不仅仅在于问“是什么？”而且要问“为什么？”解释“为什么”就是探索原因，必须进入因果关系领域，进入对历史规律的深层次挖掘。历史学应该在事实真实的基础上做出规律性的解释。他将历史分为三个层次：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其中历史现象不同于历史事件。历史事件不可重复，但历史现象可以具有相似性。尽管历史事件不可脱离它产生的历史条件，但不同条件下的历史现象可以有相似之处。这说明，只要时代需要，不同时代都会有自己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而这就是历史现象的相似性。历史规律又不同于历史现象，它不是相似性，而是历史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是可重复性，而且是不断的重复性。而从历史现象相似性中发现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方法。

吴英的文章[※注]认为，马克思在发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也创建了科学的历史规律观。这种规律观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马克思着眼于追溯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从而确立因果必然性的认识。他追本溯源地沿着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生产力三个层次不断追溯，揭示出人类社会历史演化的终极原因在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与之相应的人的生产能力的提升。二是马克思所持的因果规律认识并非简单的线性发展因果观，而是不同条件导致不同结果的因果观。即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差异，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具有各自的特色，导致演化路径的多样选择，并最终获得不同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是研究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认为不属于自身研究领域的方向，而研究历史的学者同样认为它不属于自己的研究范畴。作为三不管地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向阙如。所以，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对一般认识论研究的综述能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有所启示和促进。

闫许辉的文章[※注]认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即实践论。它坚持从物质到意识的认识路线，认为认识从实践中产生，随实践而发展，认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践，认识的真理性也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证明。它认为，认识的发展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辩证过程；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物质与精神、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多次反复；社会实践的无穷无尽决定了认识发展的永无止境。

张玲卡的文章[※注]认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观相统一的真实内涵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社会劳动和社会历史的统一、社会实践和社会本质的统一。坚持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的最高目的，坚持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社会的本质，自觉地把认识关系融入改造关系，又把改造关系融入认识关系，乃是认识论与历史观相统一的根本依据。

吴海龙的文章[※注]认为，任何理论都是人类认识过程的产物，其中必然蕴含着一定的认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前提是实践。由于“实践”的历史生成特性，这种认识论体现出历史的、具体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否定存在着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它要求从标志着一个时代主要特征的主导性实践活动出发，把握这个时代的人们所结成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结构，并以此为基础把握这个时代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和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而由此形成的理论便具有了基于历史的、具体的实践而形成的具体的整体性特征。“具体的”认识论铸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具体”本性，即它始终根据实践情境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理论内容，并以具体完整的形态呈现出来。从“实践认识论”出发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具体”本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产生的过程及其同传统认识论的决裂是认识论研究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问题。丁泽华的文章[※注]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开始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著作之一，它的分析和论证都是建立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经济事实的分析基础之上的。这种扎根物质基础和现实社会关系的分析方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形成和发展。马克思的早期认识论正是从作为认识主体的本质而存在的“劳动”概念出发，将人的现实存在性与能动性统合起来，在认识主体与劳动对象的互动过程中围绕劳动而发展起来。

夏巍的文章[※注]认为，马克思对传统认识论的彻底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建立的先决条件。马克思认为认识的出发点不是作为内在性意识的理性，而是感性意识，其“所处”是在感性活动之中。而且，理性根源于感性活动，如若没有感性活动生产出作为人的生命之对象性存在的物质财富，同时也生产出社会生活本身，理性便无从产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对传统认识论进行了彻底批判，而且对知识的理解也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转向了存在论。

曹瑜的文章[※注]认为，长期以来，学界囿于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反映论二分化、对立化的预设，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诠释为“实践基础上的能动的反映论”。这实质上依然是在传统二元论的范式内对于认识论的“再阐释”。究其根源，则在于将反映论狭隘化、一维化为受动性，进而将受动性的功能曲解为直观化、镜像化，使其与主观化、同一化的能动性对立起来。这种曲解不但表现在理论中，而且也表现在现实中。随着现代西方哲学对于认识论探究的深入，认识论的受动性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与意义日益明确。因此借鉴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强调认识是主动与受动的统一，认识在两者相互作用的促动下达成对客体认识的不断趋向“真理”，对揭示认识论的辩证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有学者对传统教科书中错误地以西方传统的认识论哲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批评，呼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亟须超越认识论哲学。刘洪志的文章[※注]认为，传统教科书理解模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的理论前提和致思逻辑是这样的：全部哲学都是对全部世界的总体图景、基本性质、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的总体的根本的研究和解释，试图获取系统性的真理，追求具有最高普遍性和最大普适性的最高真理。但是，传统教科书理解模式的这一理论前提和致思逻辑是不能成立的。首先，马克思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其次，马克思的研究领域只是现实世界、人类世界、世俗世界。再次，马克思的目的决定了传统本体论问题并不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理论问题。新唯物主义并不是对“本体”问题的回答，而是对思想观念以及上层建筑同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关系问题的回答。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不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如何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

三 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到底提供了一种怎样的方法论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王峰明的文章[※注]从三个方面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进行了概括。首先，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唯物主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理解和说明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其次，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包含着唯物主义立场，而且包含着作为一种“解释原则”的“历史主义”立场。这一原则要求“历史”地看问题，把对象置于现实的“发展过程”之中，注意事物在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的变化和规定，用“发展”的眼光和“过程性”思维加以分析和把握。最后，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价值命题，而这归根到底是一个“劳动者”的自由和解放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昭示，物质生产对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具有始源性的作用和意义，物质生产劳动者也理应成为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价值主体”，从而使少数“非劳动者”垄断文明成果的历史一去不复返。

覃正爱的文章[※注]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做世界观的学问，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门方法论的学问。严格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广义的方法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具有一个内在的逻辑体系，主要包括作为认识世界活动的求真求善求美方法、作为改造世界活动的社会实践方法、作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承转中介方法（即让人民群众有充分的了解和全面的把握），以及作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理论叙述方法。

在如何改造世界的方法论问题上，有学者提出了系统论述。闫国疆的文章[※注]认为，人类存在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矛盾是长期困扰人类的基本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为此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科学的方法论，使人类通过“改变世界”来解决生存矛盾的梦想获得了现实的可能。马克思认为，要实现人类改变世界的梦想，使人类真正进入自由与解放的理想性存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是生产力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已经变得激烈对抗；其次，产生了一个承担着社会一切重负却又不能享受社会福利的无产阶级，而且它已成为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最后，无产阶级已产生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共产主义意识。只有具备了以上条件的无产阶级积极利用一切已有条件进行改变世界的具体实践活动，人类存在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矛盾问题才可能真正解决。

就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的革命的方法论”命题，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认识。陆剑杰的文章[※注]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在面对资本主义既成秩序和为这一制度辩护的学说时，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但是，当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时，它就不仅仅是批判的方法论，更是建设的方法论，是批判与建设相统一的方法论。不论在什么时候，批判旧世界是为了发现新世界、建设新世界；建设新世界同时也伴随着对现实本身的批判。

有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提出批判性反思。叶险明的文章[※注]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是通过其整体性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作为具有整体性的科学，才能实现其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功能。但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并不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抬高到能够说明一切的地位，而是为了要确认，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归根结底是为了把握改造现实世界的系统性。因此，“为整体而整体”不仅会导致在方法论上生造整体和体系，而且也必然会导致整个理论学说的保守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整体必然始终处于一个不断修正和调整的“流”之中，在不断确定各个层次的原理的适用范围的过程中获得丰富和发展。

“历史创造者”命题是一个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提出并持续争论的问题，尽管已经不再成为关注的热点，但还是间或有文章发表。牛方玉的文章[※注]认为，通行哲学教科书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当作一个普遍命题，把“人民群众”看成是一个永恒的价值主体，从根本上背离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性质。实际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是一个特殊命题，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进行深刻分析后得出的一个具体结论。它揭示了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群众即将开辟的一个自觉创造人类历史的全新阶段，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现实实践的反映，它所表达的只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方法论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对象。齐艳红的文章[※注]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进行了考察，认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方法论，尤其在于对辩证法的态度。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起点就是拒斥辩证法，认为辩证法具有模糊性。但是，为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们又不得不试图“拯救”某种经过分析的、有意义的辩证法概念。科亨建构了一种“适度的”辩证法概念用以说明自由问题；埃尔斯特则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争论的“困境”中“拯救”出一种以意向性和因果性为框架的“矛盾”观念。对辩证法的矛盾态度构成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内在张力。

有学者对后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进行了归纳和回应。孙亮的文章[※注]指出，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现代学派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指明了对上层建筑需要从经济基础层面加以阐释的准则，任何政治领域的压迫归根到底是经济领域压迫的表征，因此阶级应该在生产关系中加以解读，这些都是不成立的。他们认为，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概念，而且上层建筑的变革并不必然依赖于经济基础的变革，因此社会的变化完全是偶然的。后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彻底摧毁因果观念，把历史和社会的确定性消解为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任何对历史和社会的可理解性、因果规则、解释机制等都遭到拒斥，取而代之的是对社会领域之开放性和偶然性的强调。而这是科学研究绝对不能接受的。

四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

（一）生态环境问题

尽管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生态环境问题并不像今天这样突出，但是马克思还是见微知著、富有前瞻性地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形成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协调、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相统一的生态环境思想。马克思的生态环境思想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放到社会历史和生产关系中考察，超越了纯粹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藩篱，对于我们今天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由于生态危机成为现时代全球性的焦点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具有了合法性。而生态危机的根本仍然是经济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体现时代精神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曹典顺的文章[※注]指出，生态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合法性可以从思想主题和制度架构的视角，即精神性维度与制度性维度两个方面予以诠释。从精神性维度看，生态马克思主义体现了现代性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从制度性维度看，生态马克思主义构筑的生态社会理想，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架构一样，都是以人的自由发展为社会理想的宏大叙事。

与旧唯物主义者以“客体或直观”的方式理解自然不同，马克思是从“人的感性活动”，进而从“历史”出发来理解生态环境亦即自然的。王福生的文章[※注]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它的根本性质是“社会—历史性质”。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不是“一切存在物之总和”，其外延是“人本身的自然”和“人周围的自然”，二者之间是否定性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有所表述，并在晚期的《资本论》中得到详尽的阐释。对于马克思自然观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它既有助于澄清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世界观”的真实意义，又有助于推进当代科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并对全球性的环境和生态问题的解决不无裨益。

崔建霞的文章指出，否定马克思哲学和经济学中包含生态学思想，或者把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存在论思想简单地等同于生态学思想，都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她指出，马克思理解的自然是以主体的实践为中介的对象性自然，马克思理解的人是作为自然存在物的现实的人，这两方面的统一决定了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双重实现。在马克思那里，这还只是原则性思路。而探讨在历史的辩证运动中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是学术研究的使命。[※注]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的成果，但这种结合并非简单地将两者观点糅合在一起，而是针对现实中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胡庆娜的文章[※注]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批判包括三个维度：资本的逻辑本身的批判、生产维度的批判和消费维度的批判。其次，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之后，批判资本主义的逻辑截点必然是提出生态社会主义，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基本观点。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启示之一是环境生态问题不可能是单纯的经济或技术问题，而是社会制度问题；启示之二是发展的根本标准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单纯追求不发展或过快发展都是不可取的。

在阐述马克思生态理论的同时，一些学者也试图将之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为我们解决生态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范式。廖志丹和陈墀成的文章[※注]认为，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为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弘扬。马克思从物质变换的视阈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了分析，从制度批判的维度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终极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张推行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倡导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方式，这些都对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具有现实的实践价值。

王雨辰的文章[※注]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揭示我国学术界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着三种研究视阈。即：把生态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后马克思主义流派、把生态马克思主义看作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学关注的结果、把生态马克思主义看作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底蕴的生态学理论。他在分析上述三种不同研究视阈的理论得失基础上，阐发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推进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阐明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有的致思方向。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是在全球化生态危机普遍凸显的背景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对解决当代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应当以此为指导，在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同时，努力解决所遇到的生态与环境问题。

（二）经济问题与社会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后，“马克思现象”再一次在西方世界生成。西方人每每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这一次也不例外。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时提出的。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说明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仍然有其现实意义。为了更好地利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解释当代经济危机的新现象、新特点，就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陈曙光的文章[※注]强调，“马克思现象”的生成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性。它说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剖析、对世界发展趋势的预测还依然有效，马克思提供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永恒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全世界人民追求正义与进步事业的一面旗帜。国际金融危机后的“马克思现象”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我们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反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无用论”以及“指导思想多元论”。

吴宁和冯旺舟的文章[※注]认为，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来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的。近年来的资本主义全球性金融危机，并未超越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逻辑，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这一理论逻辑证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和前瞻性依然有效。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防范和规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

冯华的文章[※注]研究了马克思生产资料节约与发展循环经济思想之间的关系。他指出，马克思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生产层次，第二个层次是科学技术层次，第三个层次是社会劳动大循环。研究马克思生产资料节约与发展循环经济思想的意义在于：第一，人与自然关系日益恶化的现状凸显马克思生产资料节约与发展循环经济思想具有超前意义；第二，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节约与发展循环经济思想对改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警示意义；第三，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节约与发展循环经济思想对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马克思对构建未来人类社会提出了诸多颇具创见性的思想，也引起许多争论。其中，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学术界争论了半个多世纪。汪行福的文章[※注]指出，这一争论主要涉及两个核心问题：第一，马克思是否谴责资本主义为非正义，换言之，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剥削批判理论是否依赖正义概念？第二，马克思的革命和解放是建立在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正义的要求和原则的基础上，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原则可以理解为分配正义原则吗？在这两个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存在着肯定论与否定论两种立场。他首先考察它们之间争论的核心分歧；其次，在考察当代平等主义正义论的基础上，他把马克思的立场概括为“超越正义的正义论”。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始终是理解唯物史观的一条重要线索。这一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研究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张弛的文章[※注]考察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思想来源。他认为，在马克思之前曾有三种讨论政治国家与非政治社会的理论范式，即政治社会史学、社会契约论的政治哲学以及黑格尔的政治思想体系。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学说是对上述三种理论的扬弃。他将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视为两个独立的实体，将契约论者眼中的抽象社会还原为实存社会，并反驳了黑格尔的学说，认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阶段不可能是统一了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后的国家。相反，政治国家的自身矛盾以及市民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会促成人类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而建立在抽象普遍性基础上，实则代表资产阶级特殊性的国家也将消失。

张俊的文章[※注]研究了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对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启示。他指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关于国家与社会理论的重要论点，且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指明，市民社会并不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而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他在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的主要思想进行介绍的同时，也对我国市民社会的培育做了总结，并就今后如何培育中国市民社会做了有价值的探讨。

林金忠的文章[※注]指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得与失，其中的建树在于，马克思以市民社会为切入点，建构了一套新的历史理论。而不足之处则在于，由于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所处的特殊历史语境和他本人的特殊理论诉求，使之将市民社会这一重要范畴消融于其他范畴，成为一个“消失了的范畴”。把市民社会范畴重新纳入马克思思想体系需要对唯物史观理论系统之基本框架作重新阐述，将它理解为一个具有结构层次性和辩证逻辑的中介性的架构，以使市民社会范畴成为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经过重新认识的正确的市民社会理论，对于理解和解决中国体制转轨下社会基础缺失这一现实问题，无疑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马俊峰的著作[※注]指出，马克思根据唯物史观提出了社会共同体理论，该理论阐释了社会正义、自由、社会平等重大问题。马克思从社会共同体角度激励人们关注和思考现实问题，他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为人们的不懈奋斗指明了方向，关于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关系的论述，更使人们看到了美好未来的生活希望。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理论集古典与现代于一身，从而超越了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共同体主义的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共同体理论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之一。

陈传胜的著作[※注]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蕴涵了深刻的公平正义思想，这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的严酷现实的科学批判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德国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公平正义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正义观的思想渊源，唯物史观是其方法论的基础和总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历史上非科学的公平正义观的方法论批判和改造中，确立了两种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实践性原则和辩证性原则。

（三）文化理论与文化建设

马克思的著作中对“文化”概念的使用率虽然很低，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文化思想的缺位，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没有关于文化的思考与研究。马克思以其创立的“新唯物主义”为基础，对文化的含义、本质、特性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科学探讨，形成了极其丰富和深邃的文化思想，对我们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陈宇宙的文章[※注]指出，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线索来看，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抽象王国到现实世界的实质性嬗变过程。随着世界观转变的最终完成，马克思找到了文化得以生成和发展的真实根源——实践，并最终将“人的文化”的系统研究融贯和体现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中，从而使“自然—人—社会”构成了完整的统一性总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马克思的文化思想，使其在基本理论的层面上得到重释和澄明，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指导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马玚浩和唐玉婷的文章[※注]探索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力问题。文化生产力是指文化作用于生产力，并在促进生产力变革、解放、发展中的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力是指马克思主义文化对改造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的推动力。解放、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力，增进社会和谐，促进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提高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能力，增强马克思主义文化产品自身的影响力、渗透力和引导力，提高马克思主义文化“产品”自身与各种文化传播介质相融合的能力；必须繁荣马克思主义文化，壮大马克思主义文化产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与文化现代化关系密切。张利明等人的文章[※注]探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结合的时代背景与理论前提，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二者结合的途径与方式、规律和特点，并探索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在理论内容、心理特征、语言形式上面临的新挑战。

在当今文化问题的大讨论中，马克思的文化发生、文化动力、文化发展思想被反复引用和申说，而文化结构思想被置于一种忽视甚至忘却的状态。田旭明和沈其新的文章[※注]分析了马克思文化结构思想，认为从马克思的文本理论与实践看，马克思通过批判“从天国降到人间”的唯心主义文化结构思想，建立了“从人间升到天国”的唯物主义文化结构学理式，实现了文化史观的革命性变革。因此，关切文化结构是不可忽视的马克思运思传统。马克思文化结构思想主要包括文化要素构成论、文化合力结构论和文化结构功能论。从其内在语境和时代语境的视角看，这种文化结构思想体现了科学性、批判性和人本性的特质。

陈晓梅的文章[※注]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探讨了文化建设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作用。她认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揭示了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在多元化文化环境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一系列启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策略，以间接手段为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整体推进，通过民众的广泛参与，以理论的开放性发展为保证，最终目的是培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主动性和自觉意识的社会大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持续性的长期推进的进程，要尤其重视在文化上培养先进知识分子，发挥先进知识分子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作用。

总之，马克思的文化理论告诉我们，在当代中国，在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以及增强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都具有重要价值。

（四）民生问题

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视阈科学地阐发了民生思想。他对民生的关注不是停留在人道主义之上的阐释，而是诉诸“武器的批判”。考察马克思在民生问题上的致思理路，挖掘其思想中的丰富内涵与当代价值，能够为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的民生问题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王贤斌的文章[※注]认为，应当从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的基本内涵出发，坚持科学性、逻辑性和建构性的基本原则。通过深入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经典文献，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的逻辑性，指出其逻辑起点是人的需要，逻辑主线是人的实践，逻辑终点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准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的逻辑性，不仅有利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而且有利于推进民生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曹琳的文章[※注]同样探讨了马克思民生思想的逻辑性问题。她指出，马克思主义民生之本质是人在内在需要的驱动下，通过自身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来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并最终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动态过程。“人的需要”、“社会实践活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支撑整个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大厦的基石。关注人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逻辑起点，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逻辑主线，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逻辑终点。

民生问题是一个价值关系范畴和社会历史范畴。研究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李江凌的文章[※注]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的研究，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视角切入；对马克思主义民生实践的研究，可从历史和问题两个视角切入；对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可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总的方法论原则指导下，采用问题分析、价值分析、系统分析、矛盾分析、比较分析等具体方法进行。

冯波的文章[※注]指出，马克思的民生观是公共民生观。马克思视野中人的本质、人的意义是现实的、具体的、生成性的。从根本上说，人是一个公共性的存在物，公共性是人的内在规定性和品质。现实社会中的人是公共性的人，他们的需求是民生的起点，共同体是民生的解决场域，公共实践是民生问题的解决方式。

葛恒云和贾泽松的文章[※注]从当代中国的角度反思了马克思主义的民生思想，指出其内涵包括：现实的个体的人是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逻辑主体；人的生存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实现人的解放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最终目标。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对于当前我国的民生建设有着重要启示：解决民生问题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必须积极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必须发挥政治体制改革在解决民生问题中的作用。

蒋锦洪和王慧华的文章[※注]也认为，从当代语境中解读马克思相关的思想理论可以发现其经典著作中蕴含丰富的民生思想，深切表达着马克思对人民群众生活状况及生存、发展的关怀。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凸显的民生问题，深入阐发马克思思想理论中的民生思想，对于我们当下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

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民生思想具有鲜明的理论品质，体现为科学性、革命性、务实性、超越性、阶级性与和谐性。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民生思想的理论品质，对于持续改善民生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

（五）现代性与现代性批判

随着现代性的变革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理论的思想特质及其当代价值，已经成为我们必须加以认真审视和反思的重要课题。在当前背景下，重新检视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及其对现代性的批判，是我们理解现时代的生存境遇，推进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路径。

李国俊等人的文章[※注]指出，学界关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理解和解读，目前仍存在诸多观点上的分歧。尤其是在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立场、原则问题上，学界并未给出明晰一致的阐释和解答。事实上，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立场是非常鲜明的。马克思通过哲学、社会理论、理性形而上学和资本的逻辑等不同视角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并且，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根本原则，内在于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原则，体现为历史生存论的原则。

王亚珍的文章[※注]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具有双重内涵：一是资本现代性（资本主义社会）；二是人类解放的现代性（共产主义社会），这二者紧密关联。马克思试图通过批判和解构资本现代性最终来达至人类解放的现代性。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方式和途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经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从形而上学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双重并重，历经哲学革命与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三者紧密结合，再到资本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三重结合，才最终实现对资本现代性的科学批判，使人类解放的现代性逐渐变得清晰、现实起来。

王新营和陈伟的文章[※注]考察了马克思与现代性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关系。首先，马克思与现代性问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马克思最早全面洞察和把握了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特征，并对其进行批判。其次，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和批判精神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产生重大影响，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批判是马克思的批判思想在当代的延续。最后，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又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在批判的同时还有肯定，并追求最终的超越；而后现代主义追求单纯的解构，完全否定启蒙精神，从而走上了理性的反面。

谢友倩的文章[※注]从风险社会理论的角度考察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西方社会理论的核心人物吉登斯和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同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批判是同一的，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个生产过程暴露了为它服务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潜在矛盾性和自裂性。作为经典的社会学家，马克思提出的社会理论也是现代社会理论架构过程中跨越不了的门槛。同时，吉登斯和贝克通过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社会观的批判，来解释其“错过”了“风险社会”课题的原因。虽然马克思的经典理论确实没有直接论述风险社会的专题，但我们必须看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审视当代风险社会理论仍然蕴含着数个重要的视角。

与一般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不同，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具有独特的视阈和维度。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历史性否定没有像黑格尔理论和众多后现代理论那样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是深入到感性的物质层面，对现代性展开了现实的超越。而从资本维度对现代性内在逻辑的深刻剖析，使马克思把握了现代性的根本，为人们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指明了实践批判的方向，并为人们探索新型现代性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张时佳的文章[※注]指出，正是这种独特的视阈和维度使马克思不可超越，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学习、研究《资本论》的热潮充分说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没有过时，依然具有巨大的生命力。

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弊端和缺陷是马克思提出现代性批判的根本。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当代价值，最重要的在于马克思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立足点的批判模式，这与以往的观念意识形态的现代性批判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当今社会，我们要以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为指导，既要把握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也要不断改进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五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

（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

张亮的文章[※注]认为，经过学界同人近10年的努力，“英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思想史地位基本得到确认。不过，对于它那些与众不同的思想史特征，学界的认识尚有待进一步深化。诸如它在两代英国新左派代际张力的推动下完成了从一元统一、二元对立到多元分化的嬗变；它主要通过分布于具体学科中的学术研究实现理论创新；它以本土化的方式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周海玲的文章[※注]分析了本尼特大众文化文本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她认为，面临20世纪较为新式的大众文化形式，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反应是较为迟缓的。虽然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汤普森、霍加特、威廉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确立了文化研究，但大众文化研究直到1970年代末期才开始被关注。从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初期，英国大专院校的媒体与传播的相关课程中，以符号学/结构主义为主的文本分析传统逐渐迈向建制化。其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托尼·本尼特在开放大学创设代号为U203“大众文化”课程，是大众文化进驻学院获得学制化确立的标志性事件。托尼·本尼特在大众文化建制化进程中的工作并不仅仅是简单地逆转批判立场，更是要从理论上阐释大众文化具有文本学的研究价值。在英国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托尼·本尼特吸收巴赫金的历史性语言理论，解构了对大众文化持批判立场的各种精英主义学院派的“文本形而上学”，提出文本是在阅读构形和文本间性的历史中形成的，确立了大众文化的文本研究价值和意义。

段吉方的文章[※注]研究了雷蒙·威廉斯与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创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密切关注工人阶级文化经验与大众文化转向的理论迈进中，形成了“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范式。从“文化唯物主义”概念的提出，到后来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学中产生广泛影响，雷蒙·威廉斯都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在“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开始面向整个社会过程，开始从整个社会的组织形式、结构方式的角度面对各种现实的文化关系与文化经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其实已经超出了理论观念与研究方法层面的意义，而成为一种明确而复杂的理论范式。它的实践影响和示范性意义在于它开始将马克思主义美学真正带入了社会实践领域，不但对威廉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影响了包括“伯明翰学派”在内的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的实践过程和基本精神。

乔瑞金和李瑞艳的文章[※注]分析了佩里·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他们认为，在1964年发表的《当代危机的起源》一文中，安德森首次使用了“类型学”这一概念，并试图创立一种有关权力结构的具体的类型学。随后，在其享有盛誉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他把这一类型学的方法应用于对欧洲社会形态的研究，并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结构进行了类型学的诠释和对比，从而形成了一种基于唯物史观核心概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解释理论和运用策。在这一具有方法论特征的理论构架中，他试图把唯物史观表述为一种融合历史和理论、经验和理性的科学的解释学与革命的实践论。总的来看，这种“类型学”唯物史观集中于社会存在的集约性、社会革命的异质性以及社会发展的系谱性等方面。

张秀琴的文章[※注]以伯明翰文化学派斯图亚特·霍尔为例，研究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文化大众主义”解释。她认为，20世纪中后期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英国的传播与接受，主要是通过以文化为主题的研究来开展的，而伯明翰文化学派也因此成名。斯图亚特·霍尔作为该学派的中坚人物，其文化研究一如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即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那样，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解读为切入点，同时又赋予这一概念以独特的理论及实践意义。霍尔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解读主要包括：其一，将大众文化视为当代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形式；其二，认为政治霸权是意识形态的主要社会功能；其三，多元链接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实践机制。这就是霍尔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文化大众主义”解释。

王文的文章[※注]讨论了霍布斯鲍姆对中国的看法。他认为，霍布斯鲍姆始终用唯物史观来看待中国近现代史的演变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虽然长期独立于世界的历史，但中国还是遭受了西方严重的冲击，成为旧有世界秩序变革中的重要力量。在未来，中国崛起必定使国家权力及世界体系发生变化。中国与美国存在冲突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美国对中国的判断。但中国没有争夺全球霸权的野心，对西方文明不构成威胁。

赵传珍和刘同舫的文章[※注]讨论了英国第一代新左派与第二代新左派之间的一场争论。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发生了一场重要的争辩。第一代英国新左派坚持文化唯物主义的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在批判传统精英文化和美国大众文化的基础上，强调发展本国工人阶级的大众文化；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的同时，提出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因素，彰显了第一代新左派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特性。第二代英国新左派在英国开创了结构主义这一新的英国文化研究范式，并主要以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其理论武器与第一代新左派展开激烈的争辩。这场争辩，反映了两代英国新左派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英国工人阶级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认识和立场，展现出两代人探索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道路的不同政治文化观。这场争辩，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与理论上的重大失误：缺少经济学理论对文化研究的支撑。

（二）对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

张广智主编的《史学之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注]是国内第一部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专著。全书集中探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成就、特征及其发展变化，分别论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史学的关联等内容。从时间上看，该书主要论及二战后，即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从空间上而言，主要涉及西欧和北美地区，依次叙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相关学说，尤以英国为重点。该书代表了目前国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沿水平。

王立端的文章[※注]认为，加拿大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伦·伍德以新颖而富有想象力的方式重新界定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阶级、人的能动作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并以此为指导研究了现实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起源。同时，她又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深信正是马克思有效地解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通过批判现实资本主义，揭示出资本主义的普遍化或者“全球化”是一种成功的标志，但也是一种弱点的来源，它的成功也正是它的失败。从而指明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只能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体现出她浓重的现实关怀情愫。

（三）围绕《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展开的争论

李君如文章[※注]指出，《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带给我们四点启迪。这就是：一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特别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学习；二要重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批判，在批判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三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四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介绍给世界各个国家的读者。

黄世权的文章[※注]认为，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激起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特别是金融资本吸血本性的愤恨，同时也唤起了西方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怀念。资本主义一出错，人们就想到了马克思。伊格尔顿的这本书，对于资本主义的成就和社会主义的实际困难都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由此建立的对马克思始终是对的坚定信念，对于我们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业是一种热情的鼓励，也是善意的提醒。

萧莎的文章[※注]指出，伊格尔顿在三个问题上的洞见尤其发人深思：其一是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学说主要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分析批判得来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状况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语境。但是，长久以来，由于人们有意或无意的曲解，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和批判却拥有了一些原该戴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头衔，这些观念上的混乱甚至困扰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自身的研究。伊格尔顿书中提出的另一个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创见，乃是有关文化与物质世界的互动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可能是最常被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引述的话，有时作为立论依据，有时作为批驳对象。但是，这个论断究竟是什么意思？在伊格尔顿看来，它并不像人们甚至包括自以为捍卫它的人所认为的那么简单清楚。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伊格尔顿梳理出的马克思有关国家与个人自由、民主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的主张。

（四）散议建构中国自己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在强调“世界眼光”的同时，将建立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问题，提上了日程。这不仅在学术上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史学理论学科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事实和趋势，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仅限于经济生活领域，也涉及文化生活领域。但是，文化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是人类生命发展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它由各民族相异这一特征所决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将进一步形成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然而，20世纪末以来，西方一些学者鼓吹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预言将实现“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即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单一的西方文化将取代世界多样性的文化。针对西方理论家所谓“文化全球化”的理论，如何建立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中国世界史学者面前。中国的史学理论学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的积极努力，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打上鲜明的“中国符号”，表现出了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学者的感情和特点，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

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发展的历史表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对当代中国、当代世界复杂的现实问题的思考。而要独立地对世界历史做出认识和思考，就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寄希望在别人的概念体系中得到阐释，不能离开别人的命名系统就寸步难行。中国人应该建构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我们自己不是去适应强势文化国家的全球化模式，以及这一模式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中所体现出的种种规范；也不是去抵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拒绝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中的积极内容。而是要主动、自觉、理所当然地积极参与到在全球化中，建构有中国风格和特点的新的史学理论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植中国的“根”，塑中国的“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乃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董欣洁撰写本体论部分，吴英撰写认识论和方法论部分，张旭鹏撰写重大理论问题部分，张文涛撰写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吴英负责全文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