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前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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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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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小萍 刘文旋 李涛 徐素华 欧阳英 周穗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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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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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文本、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列宁哲学思想以及苏联和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动态等几个方面,总结、归纳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状况、热点问题、前沿动态。至此,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研究不仅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富有生命力的领域,而且这个领域的研究队伍在逐渐壮大,在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学者的加入和学者们的普遍关注。 |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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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邓小平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 哲学思想 列宁 理论体系 哲学 恩格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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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小萍 刘文旋 李涛 徐素华 欧阳英 周穗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前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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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文本、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列宁哲学思想以及苏联和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动态等几个方面,总结、归纳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状况、热点问题、前沿动态。不仅为我们自己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提供依据,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思路,同时也希望能够为人们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发展动态、发展趋势提供一点信息和参考资料。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研究进展
自20世纪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sup2,又称新MEGA)开始受到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关注以来,国外大量文本文献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不断被介绍、引入国内;本世纪初,国内学者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在逐渐地产生,并且被介绍至国外,国内外MEGAsup2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动局面,尽管在目前的情况下,国内研究成果还处于星星之火状态,而国内研究成果向国外的介绍更是凤毛麟角,与国外大量的资料、信息、研究成果向国内输入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
随着国外大量信息的引进、国内外研究互动局面逐渐的打开以及国内研究成果的崭露头角,该领域的研究影响在日益扩大,近几年国内学界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度和研究热情方兴未艾,并且呈现出与日俱增的局面。尤其是该领域研究后继有人,年富力强的年轻学者在陆续加入,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历史考证版原文本的研究,激发着年轻人学习外语的热情。随着一支有专业基础并且有一定外语功底的中青年学者的参与,预示着国内学界的研究势头仍然处于一个上升阶段。这一现象已经从近几年科研项目的立项、结项情况中得到充分反映。
2002年社科院立项的院重大课题A类“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源头——《马恩全集》(MEGAsup2)研究”是第一个国家级直接以新MEGA为阅读和研究对象的课题,该课题已于2011年12月以大大超出立项要求的六部研究专著、数十篇已发表研究论文的成果形式结项,该项目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关注,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研究热情。继社科院之后,2010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批准了清华大学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MEGA)研究”的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05—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先后批准了多项以MEGAsup2为专题的研究项目。至此,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研究不仅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富有生命力的领域,而且这个领域的研究队伍在逐渐壮大,在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学者的加入和学者们的普遍关注。
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来说,这意味着什么?这会进一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在这里尝试着通过对2011年前后,我国MEGAsup2研究领域进展情况的介绍和分析,来回答这一问题。
尽管MEGAsup2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为国内学者所了解,但是国外学者对MEGA形成史和编辑史、编辑原则、编辑进展状况的介绍及研究成果仍然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这方面的论文被不断翻译介绍过来,例如德国罗尔夫·黑克尔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作为研究版的出版以及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sup2)的必要性》(《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期)、曼弗雷德·诺伊豪斯和格拉尔德·胡布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工作完成过半:回顾与展望》(《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4期)、曼弗雷德·诺伊豪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历史和编辑语言学基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德国罗尔夫·黑克尔的《关于若干与MEGA有关的最新研究成果》(《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3期)、里夏德·施佩尔的《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的全集——政治意识形态纲领抑或编辑学要求》(《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6期)等等。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也在介绍自己所了解的MEGAsup2编辑史,例如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玉兰的《MEGAsup1编辑出版工程的重要铺垫——梁赞诺夫的前MEGAsup1时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2期)。
除了MEGA的编辑史、编辑原则、编辑方法等基本情况逐渐为国内学界所了解外,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几乎所有重要的文本都再次从MEGAsup2这里受到关注,但是最被人们所关注并且引起广泛讨论的还是那些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且仅以手稿形式存在的文本。一方面正是由于它们本来仅仅以手稿的形式存在着,因此,编辑版本与原文本的差异,给人们提供了巨大的研究和解读空间;另一方面这些手稿往往又都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如何从原文本入手解读和理解这些重要的文献,对于人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有时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些原文献格外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近几年为我国学者所关注和研究的文本文献“巴黎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该手稿与穆勒摘要的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文献研究,这方面在2011年出版的研究专著有北京大学哲学系聂锦芳的《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该专著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涉及的历史文献、《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德意志意识形态》与《神圣家族》的关系、与《费尔巴哈提纲》的关系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介绍、分析与说明;黑龙江大学姜海波的论文《〈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文版编译史述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5期)和日本涩谷正的论文《〈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日本的翻译史》(《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5期)从语言翻译的角度分别阐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不同国别的翻译史。
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手稿是截至目前MEGAsup2中编辑出版最齐全的部分,但是这也是在文献文本资料中最为复杂的部分,受着语言的限制,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始为国内学者所关注,研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展开,2011年12月结项的社科院重大课题A类“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源头——《马恩全集》(MEGAsup2)研究”,其中有1项就是以《资本论》前政治经济学手稿为研究对象的。但是总的来说,国内在这一方面以MEGAsup2基础所进行的研究还非常薄弱,诺曼·莱文的论文《黑格尔与〈资本论〉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与现实》2012年第2期)被翻译过来。国外学者围绕着《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手稿的研究成果我们在去年的前沿报告中已有所交代。
除此之外,国内MEGAsup2的研究已经突破仅仅局限于对编辑状况的介绍、文本文献一般状况的介绍,进入主题性研究和专题性研究的阶段。例如陈步伟的《近期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概况》(《鲁东大学学报》2012年1月)反映了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德国学者马丁·洪特的《MEGAsup2的进展和关于马克思著作的若干热点讨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5期)介绍了国外有关热点问题的研究情况,洪特在论文中着重强调了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马克思今天已经居于社会科学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之列,任何时候都没有见过马克思研究在今天所具有的局面,有如此多的关于马克思的讨论,有如此多的关于马克思的出版物,在很多情况下,这并不仅仅是出于对马克思的崇拜,而是人们面对当前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及其后果感到震惊和不安、束手无策,因而尝试着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那里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在国内学者展开以MEGA为基础的主题性研究和专题性研究的同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在被介绍进来,例如日本学者望月清司的论文《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哲学动态》2011年第9期),该论文以马克思的早期文本为基础,分析了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异化理论与市民社会理论的关系。魏小萍的论文《再论唯物史观理论中的意识概念》(《哲学动态》2011年第4期)回答了何丽野就马克思的意识概念等问题提出的质疑,重申了依据MEGAsup2的文本文献资料对马克思有关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的新理解;同时在《以历史考证版为基础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历史观的解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一文中,继续从唯物史观历史形成的角度讨论了这一问题。韩立新的《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回到赫斯”——赫斯和马克思的关系研究史回顾》(《哲学动态》2011年第3期)一文,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依据,讨论了马克思和赫斯的关系。徐洋的《关于马克思著作中名词“资本主义”使用的考证》(《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2期),以马克思文本为基础,讨论了一个为日本学者所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被马克思使用的频率问题。这一被我们所日常挂在嘴边的概念,仅仅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被马克思使用过一次,如果考虑到《资本论》第二卷是恩格斯编辑的版本,那么这所谓的一次也要打问号。日本学者的研究意图似乎是想用市民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历史考证版(MEGAsup2)研究自早期的介绍、为中国学界所了解,至目前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研究问题的不断深入,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更加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挥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指导功能。
二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研究
2011年以来,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的哲学和思想的研究,仍然呈现活跃的状态。由MEGAsup2研究所带动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仍然方兴未艾(对此有专文论述),各种理论性的、历史性的研究也提出了多种多样的题材,比如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马克思的道德哲学,马克思的生产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学模型,马克思的社会理论,马克思与若干同时代人的关系,等等。这些论题并不全都是新的,但作者们常常能从新的角度提出问题,并有意识地与对现实问题的关怀结合在一起。从数量上说,就论者所见,以马克思的哲学和思想为主题的专著不下30部,论文400—500篇,硕士、博士论文有一百多部。下面,论者对其中一些较有趣味的专著和论文作一些摘要的介绍。
王盛辉的《自由个性及其历史生成研究——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整体解读的新视角》(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整体解读的基础上,对长期以来马克思学说中被忽视的“自由个性”理念做了挖掘。作者认为,“自由个性”是个人不断实现“个性解放”,达到个性独立和自由,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相互促进,最后达到对“个人的独立性”和对“人本身”重新确认之上“每一个个人”个性独立、自由而充分发挥、全面发展,社会平等和谐的社会生存状态。这既表明了追求个性独立和解放是人们始终追求的价值目标,也表明了马克思以人为本、尊重个人,追求个性独立、自由和解放优先性、真正意义上社会平等和谐的价值诉求和目标。马克思“自由个性”理念的历史生成,既是批判地继承欧洲崇尚人的个性和自由的思想文化传统的结果,更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对社会所有制、资本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革命进行深入剖析的产物。这就使“自由个性”不再仅仅作为人的主观意向而存在,而成了不断实现着又不断向更高水准发展的生动鲜活的历史过程。
如何定位赫斯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的地位曾是国外学界争论的热点话题之一。伴随着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赫斯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关系研究再度成为学术界的争论焦点。目前,国内尚没有关于“赫斯与马克思”的研究专著,陈东英的《赫斯与马克思早期思想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国内关于赫斯与马克思关系的研究。事实上,无论是从哲学、政治经济学还是从社会主义线索来考察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轨迹,莫泽斯·赫斯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马俊峰的《马克思社会共同体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认为,马克思从政治共同体到社会共同体转向的学理研究路径,构成政治哲学史上的重大转向。马克思通过共同体范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使得政治哲学的中心发生位移,并为他的政治哲学建构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从社会共同体角度激励了人们关注和思考政治哲学,马克思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为人们的不懈奋斗指明了方向,马克思关于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关系的论述,更使人们看到了美好未来生活的希望。马克思政治哲学集古典与现代于一身,从而超越了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共同体主义的政治哲学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共同体构成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核心。
覃志红的《马克思总体生产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认为,马克思总体生产思想体现了一种总体生产观:就生产内容而言,它强调生产是社会生活中全面的、连续不断的实践活动;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它强调一种在关系、过程和系统中来研究和把握生产的总体性方法;在理论功能上,它既是探寻历史源头的重要理论工具,又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基点和中介,更体现了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深层价值诉求。这种多重理论功能在今天的消费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消费社会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得马克思生产理论既遭遇严峻的挑战,也面临新的时代课题。
吴易风等著的《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建立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的数学体系,用经济学语言和数学语言来对马克思经济学加以表述。《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运用数学方法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加以证明,从数理逻辑的角度来说明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这对于我国学界的马克思思想研究来说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唐正东在《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演变及其哲学意义》(《哲学研究》2011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如果对生产关系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哲学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内涵缺乏准确的把握,那就不容易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进行准确的界定,甚至还会由此而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解。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确存在着导致这种误解的各种诱因,因为马克思尽管有时候用的是生产关系概念,但他头脑中想的却只是交换关系或分配关系的内涵。但是,如果因此把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仅仅理解为交换关系或分配关系,那就不仅会看不到马克思在其思想的最深刻处所具有的生产关系是发展程度最高的交换关系的思想,并由此而无法对历史唯物主义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为基础的历史规律论进行科学的评价,而且还会在把交换关系直接界定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础概念的前提下,把马克思的哲学仅仅理解为从应有的交往关系的层面对现实的物化的交换关系的批判理论。
张文喜《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任务的一项历史检证》(《哲学研究》2012年第1期)一文认为,就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各种可能的“阐释”来说,马克思哲学与绝对形而上学的关系是当代马克思哲学探讨的普遍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关系到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性质的判断,因此,我们不应该一般地讨论它,而应该考虑在什么场域和怎样来讨论它:是在现实世界里,还是在“我们的观念搭成的一种脚手架”内部?是揭示“颠倒论题”的矛盾方面,并且明确其局限,还是让马克思哲学固执于这个主题的阐释?该文认为,就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性质的判断而言,所谓对黑格尔哲学形而上学的“颠倒”的判断,是对唯物史观的真正误读。回溯到这一纯粹哲学的讨论之中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颠倒”的论题由于抽象而使马克思哲学处于不利地位。
侯才在同期的《马克思的“个体”和“共同体”概念》一文中认为,个体与共同体的概念在马克思哲学和历史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人格个体”与作为这种个体联合的“真正共同体”,构成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两端。马克思对个体与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重建,集中反映在他所使用的特定语词之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文中,马克思注意将“个体”与“个人”、将“共同体”或“联合体”与“社会”严格区别开来;这种概念使用上的分疏和差异,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对以往历史观及其相关理论的扬弃。但是在既有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特别是历史理论的诠释中,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概念使用上的分疏和差异并未得到应有的揭示和关注,甚至被模糊、混淆和遮蔽了。该文重点对马克思1848年前著作中的相关语词及其内涵进行了甄别和考察。
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略略提及几个作者以为样本。总体的感觉是,人们仍然热爱马克思,喜欢去研究他本人的思想及其对后代的意义。而且,无论何种题材,作者们的确比以往谈得更细致、更从容了,有了更多样的论述手段。只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并不是为了留下文本而写作的;虽然他的思想从属于思想史,但他的思想之所以有力,是因为它有着直接的、现实的目的。
三 列宁哲学思想以及苏联和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在本部分中主要综述国内外关于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以及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哲学思想、斯大林哲学思想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的研究状况。某些领域,如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约瑟夫·狄慈根、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等人的思想),虽然因为近年来研究成果较少而没有写入综述,但始终在本学科的关注和追踪范围之内。
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以及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综述:这一领域近年来论著不多,但是2011—2012年度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对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哲学思想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体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种拓展。
唐昆雄在其两篇论文《历史过程中的“规律”和“意志”——考茨基“生活意志说”述评》(上)、(下)(《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6期)中认为,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用“生活意志”说对唯物史观进行了阐释,并从这一解读出发对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任务、目标、方法和道路进行了分析,其思想有可取之处。但是,由于考茨基始终未能把握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他的解读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痕迹以及折衷主义色彩,这就为他后来蜕化成“无产阶级的叛徒”,并在哲学上陷入唯心史观埋下了伏笔。
徐军在其论文《考茨基对康德哲学的批判与反思——〈伦理与唯物史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比较性文本解读》(《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浅析考茨基对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表述”的修正——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三、五分册的文本解读》(《井冈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考茨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文本解读》(《哲学动态》2011年第8期)中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等著作中的思想。
何萍在其论文《作为哲学家的罗莎·卢森堡》(《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1期)中提出要研究作为哲学家的罗莎·卢森堡,即通过考察罗莎·卢森堡的哲学思想传记,探究她的哲学品格,分析她的资本积累理论的解释模式,勾勒出一个哲学家的罗莎·卢森堡,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补上缺失的一页。
与罗莎·卢森堡有关的两篇译文也值得注意。首先是李宗禹翻译的罗莎·卢森堡一篇未发表的手稿——《信条: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0年第3期),该手稿被认为是继《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和《论俄国革命》(1918)之后,批评俄国布尔什维克,尤其是批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第三篇重要文章。另一篇值得注意的译文是比利时学者卢多·阿比西特(Ludo Abicht)的《哲学的实践——布洛赫、葛兰西和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创新》(梦海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5期)。
此外,关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本年度值得注意的专著有殷叙彝的《社会民主主义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该著作探讨的重点之一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国家理论;值得注意的论文还有童建挺的《第二国际研究60年》(《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该文是对60年来我国第二国际研究的一个综述。
列宁哲学思想研究综述:在这一领域,本年度的一些论著体现了我国列宁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但是也有部分论著存在着简单搬用西方话语体系解释列宁思想的问题。
本年度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专著和著作,它们从不同的切入点出发推进了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导读》(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此外,韦定广的专著《革命时代的文化主题——列宁文化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从俄国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列宁的文化思想。与此相关的是前几年出版的倪稼民的专著《从建构到失语:文化传统背景下的俄罗斯革命知识分子与斯大林模式》(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探讨的主题是俄国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王昌英的专著《列宁时代观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集中探讨了列宁的时代观,是对列宁思想的一种深入挖掘。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张晓忠的专著《列宁全球化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列宁的物质定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概念是本年度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虽然某些论文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但是从不同视角出发所作的探讨深化了对列宁物质定义的研究。
潘卫红在其论文《“物质”概念的渊源、实质与质疑——兼与赵敦华教授商榷》(《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重庆)2011年第1期)中认为,赵敦华教授的《“物质”的观念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嬗变》(《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一文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念与西方哲学史上的一系列中心范畴的联系,但是该文主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概念是对西方哲学一系列核心范畴消解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物质”概念的历史内涵是“广延”。在西方哲学史上,“物质”本体论并不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对“物质”概念进行了改造。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定义及其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实质上就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对象”,这一“对象”并没有摆脱“广延”的特征,因此,“物质”概念不能构成对传统西方哲学一系列核心概念的消解。如果“物质”概念仅仅被界定为非广延的客观实在,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的唯物主义的结论以及对唯心主义的批判都将难以自圆其说。该文所说的“广延”实际上指的是“可感性”,该文主张“可感性”的内涵仍然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物质概念之中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列宁的物质定义对于“广延”、“可感性”的超越的方面也是不可否认的,列宁的物质定义对于“广延”概念的既克服又保留本身就是一种辩证思维的产物。无论如何,从西方哲学史的视角出发探讨物质概念是一种深化。
贺祥林在其论文《列宁以两种思维方式阐发物质观的缘由之反思》(《江汉论坛》(武汉)2010年第10期)中认为,所谓列宁以两种思维方式阐发物质观,是指列宁以逻辑思维方式给物质下定义时所阐发的物质观与列宁以实践思维方式对物质和意识关系做考察时所阐发的物质观。前者体现在出版于1909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提出的物质定义,后者则体现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以外的著作,特别是在列宁1914年写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和1921年写的《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等著作之中。后一种物质观的要点是:物质是指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有规律地运动着,又能被人这类实践的存在物认识与改造并满足其需要的多类型的客观存在。前一种物质观所运用的主要是普通逻辑的方法,未能上升到辩证逻辑的方法,因而存在着很多局限性。相比之下,以实践思维方式重释的列宁的物质定义,克服了原有物质定义存在的一些弊端。当然,在列宁那里这两种思维方式并不是对立的,列宁还初步探索过二者之间的关系。该文与近年来研究恩格斯、列宁哲学思想的一些论著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模式,即首先把马克思的哲学解释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然后从这种哲学框架出发对恩格斯、列宁的某些哲学思想提出批评。这种思维模式本身是值得怀疑的。以该文为例,存在着把列宁的物质定义与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丰富思想割裂开来的倾向。当然,该文对列宁物质观的深入挖掘是值得肯定的。
安启念在其论文《列宁的物质定义与“感官提示说”——从列宁物质定义的译文谈起》(《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1期)中认为,列宁物质定义的中文翻译未能准确反映列宁的相关思想,这明显地影响了对列宁唯物论思想及其与马赫主义等实证主义思潮的原则区别的理解,并进而形成了对列宁认识论思想的重要误解。与此相关的“感官提示说”是列宁在论证物质的客观存在时提出的深刻思想,是他对唯物主义的重要贡献,也是他超越朴素唯物主义和普列汉诺夫的关键。该文作为一家之言值得继续讨论。
本年度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关于张一兵《回到列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的继续讨论。在《晋阳学刊》(山西)2011年第2期发表的关于《回到列宁》的一组笔谈中,张一兵本人在论文《构境论与列宁“哲学笔记”研究》中继续阐发了他自己解读《哲学笔记》的方法——“构境论”。他认为“构境论”是对自己《回到马克思》一书中使用的文本学解读法的一种超越,即不再仅仅停留在现代性的文本学讨论域之中,放弃了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那种对文本原初语境的逼近假象;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承认了后现代文本学的合法地位,也认同晚期罗兰·巴特所说的“文本阅读不是还原,而是创造性的生产”的观点。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张一兵提出的“构境论”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解释学方法。用一种并不成熟的方法论来解读列宁的思想可以视为一种理论探索;但是从总体上看,“构境论”存在着简单搬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从而“食洋不化”的特征。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而言,在简单搬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问题上,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领域有所表现,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较为严重,在本部分探讨的列宁哲学思想研究等领域则并不突出,但是也有所表现,上述所谓“构境论”就是一个实例。《晋阳学刊》发表的关于《回到列宁》的笔谈还包括另外两篇值得注意的论文,分别是汤树松的《从“体系计划构想论”到“伯尔尼笔记”——论〈回到列宁〉对列宁哲学思想研究的方法论贡献》和林哲元的《论列宁“伯尔尼笔记”深层逻辑轨迹的拟现》。
斯大林哲学思想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综述:本年度这一领域的一些论著是对相关研究的推进,而且其中不乏有深度的作品。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武卉昕的专著《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兴衰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该书对于深化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伦理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白夜昕的专著《苏联技术哲学研究纲领探究》(东北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9年版)和前几年万长松的专著《俄罗斯技术哲学研究》(东北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版)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具有参考价值。
其次,在近年来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史类著作和专著探讨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基础之上,本年度一些论文进一步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整体性的研究。黎学军在论文《新时期苏联哲学教学与科研体系的构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中回顾了苏联哲学教研在我国的变迁史,结合在苏联哲学教学中出现的一些案例,构思了以“问题”意识为主线的苏联哲学教研体系。作者近年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很活跃,他提出的进一步探索苏联哲学教研体系的问题也是关系我国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继承和发展的重要议题。黎学军还在论文《学术型哲学与“实践型”哲学的纠结——对苏联哲学史的一种审视》(《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中探讨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学术型哲学与“实践型”哲学的关系问题。王卫东在论文《历史的反思与认识的超越——苏联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启示》(《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中从哲学的党性、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三个层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发展历程及其当代启示。张旭在论文《历史语境中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从俄罗斯文化传统、社会实践需要、苏联思想启蒙等视角出发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成因。
再次,在近年来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史类著作和专著探讨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演变史的基础之上,本年度的一些论文进一步探讨了这一问题。袁贵仁和杨耕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形成与演变(上)》(《哲学研究》2011年第10期)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发展史的过程中涉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在苏联和东欧的演变。张亮在论文《应当如何对待“教科书体系”?》(《福建论坛》(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7期)中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作者在肯定这一教科书体系历史功绩的基础上也对它提出了一些批评,例如为大众化而大众化、哲学政治化、压制个性和妨碍哲学发展等,这些批评很多都是值得商榷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我国学者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同时,一些论文进一步探讨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具体人物和事件。王文东在论文《布哈林的道德理论及其意义初探》(《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3期)中研究了布哈林的道德理论。谢娟在论文《〈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背景及其政治动机》(《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中探讨了斯大林写作《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动机。刘剑飞在论文《从哲学视角剖析斯大林思维方式的局限性》(《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中探讨了斯大林思维方式局限性的哲学根源。吕岩在论文《李森科主义在中国传播状况的文化哲学解析》(《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11年第6期)中研究了从1949年到1954年期间李森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状况。
对苏联哲学家伊万·季莫费耶维奇·弗罗洛夫(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ич Фролов)的研究是一个热点。在近年来国内出版了两本研究弗罗洛夫思想的专著之后,弗罗洛夫主编的《哲学导论》(译著)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2月出版。该书是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变的重要资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有关人员组织编译。与此相关的是安启念的论文《И.Т.弗罗洛夫新人道主义评析》(《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2期)。该文认为,弗罗洛夫是斯大林去世以后最重要的苏联哲学家,是苏联哲学人道主义化的主要代表,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哲学思想是俄罗斯传统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冲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他在政治上的失败折射出哲学家面对当今人类生存危机时的深刻困境。
安启念是国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著名专家,近年来著述颇丰,他在本年度的另一篇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尔·马克思》(《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体现了相当的理论深度。该文认为,马克思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但是在面临的任务、追求的目标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为自己社会理想的实现设计了不同的途径:马克思诉诸科学理性和阶级斗争,陀思妥耶夫斯基寄希望于东正教的道德说教。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历史贯穿着马克思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社会思想的对立与斗争。今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真正走到了自己的历史尽头,共产主义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是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飞跃到物质生产的彼岸——人的自由王国,需要人类在灵魂深处完成一场革命,以改变自己的价值目标。
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综述:这一领域的一个特点是:当代俄罗斯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阐发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探讨交织在一起,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一直有类似的情况。因此,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也体现了这种交织性。
本年度这一领域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篇译文——瓦季姆·米哈伊洛维奇·梅茹耶夫(Вадим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ежуев)的《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林艳梅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6期)。该文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不应从马克思主义当中去寻找,即使没有马克思主义俄国也会产生和出现布尔什维主义运动,只不过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和旗帜来进行。布尔什维主义并不是非民主国家的原因,而是非民主国家的结果,其产生根源于俄国社会发展的落后实际,是俄国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形势的产物。作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态之一,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和无根据的,但它与马克思的思想观点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篇文章的观点体现了当代俄罗斯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完全割裂开来,抹杀二者之间的本质联系。从这种思维方式出发,不仅会导致对列宁主义的歪曲,而且会导致对俄国历史的歪曲。
近年来我国学者很关注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的划分问题。本年度陈红的论文《布兹加林的马克思主义再现实化思想述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期)继续关注了这一问题。该文认为,有人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分为两个流派:以亚历山大·弗拉基米洛维奇·布兹加林(Александ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Бузгалин)为代表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和以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根纳季·安德列耶维奇·久加诺夫(Геннад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Зюганов)为代表的折中主义、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布兹加林本人则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三派:以达维·维克多洛维奇·赵哈泽(Давид Викторович Джохадзе)、理查德·伊巴诺维奇·科索拉波夫(Ричард Иванович Косолапов)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以他本人为代表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以捷奥多尔·伊里奇·奥伊泽尔曼(Теодо Ильич Ойзерман)等一批学者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该文对布兹加林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核心思想“再现实化”做了分析和评价。
与此相关的是马桂萍、张东亮在论文《俄罗斯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左翼理论——鲍·斯拉文新社会主义思想诠释》(《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中研究了俄罗斯左翼思想家鲍里斯·费多洛维奇·斯拉文(Бориc'с Федорович Славин)的思想并指出其实质是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左翼理论。
此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是俄罗斯学者瓦列里·福米乔夫(Валерий Фомичёв)与中国学者李铁军合作的论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典藏》(《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1期)。该文介绍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其前身是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以收藏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苏共(含俄共和联共[布])文献和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著称。该文简要回顾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历史命运以及苏联历代档案学者和历史学者为收集整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付出的艰辛努力,同时介绍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典藏的基本结构和具体内容,指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巨大政治和学术意义。
四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2011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战略任务处于不断探索实践中的重要年头。因此,2011年以来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在与时代主题紧密相连的同时,本身诸多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在逐步深入。
2011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基本走向逐步深化和逐步细化,即由宏观性问题研究不断向微观性问题研究深入。研究工作的基本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重点,并在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主要对象的同时,广泛涉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相关、并为此做出过贡献的一批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从而拓宽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视野。
2011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庄福龄、杨瑞森、余品华主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主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三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等。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毛泽东思想研究分会(即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成立30年。为此,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与广西民族大学联合于2011年12月在广西南宁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学会负责人作了《30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主题报告,并且出版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三十年》的纪念文集,文集收入了1981年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成立以来30年间发表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领域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集中反映了这个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进展。
2011年以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科学探索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活动中的地位,准确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中的贡献,是近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关注点。在这个问题上,尖锐对立的观点不多,差异主要是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两大成果之一。例如刘林元等人提出:以毛泽东哲学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思想结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以马克思哲学为指导,以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为基础,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文化背景的三因素的结合推动的。它的历史使命和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论证,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广泛的群众性。它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改造主观世界,深刻阐明人民历史主体论,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价值的统一。[※注]王效民认为:中国共产党90年的根本经验是实行最广泛社会动员、调动最大多数社会力量投身现代化实践。毛泽东采取与马克思相同的哲学倾向、以实践为“第一和基本的观点”进行的哲学创新成为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投身民主革命的哲学武器。承接马克思、毛泽东的共同哲学倾向,“实践的唯物主义”兴起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主要标志,是中国共产党调动最广大人民投身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哲学旗帜。[※注]周挺谈道:中国共产党的90年,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90年。90年来,中国共产党正确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用其成果领导两次伟大革命,实现两次历史性飞跃,在实践上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两条中国特色道路,在理论上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体系。党的历史证明,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使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旗帜、实践指南。[※注]
(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学者们探讨的热点。特别是针对国内外出现的某些将这两者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的言论,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做出了回应。例如庄福龄等人认为:创造性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历史特点和优良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属于同一个哲学体系,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础,贯穿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中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同样也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活的灵魂”。[※注]许全兴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主题和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起点。毛泽东是“第二次结合”的开创者、实践者。社会主义现代化包括社会制度的革命和生产力的革命,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辩证发展过程中的“正”的阶段,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开始了探索的“反”的阶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历史发展要求一个“合”的阶段,以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注]秦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有深刻揭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延续和深化了毛泽东思想的主题(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承和贯通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坚持和提升了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也在诸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思想成果(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关系、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团结大多数,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环境的外交思想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就包含着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注]韦有多等人从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一致性:一是哲学理论基础的一致性。即二者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二是实践基础及实践效果的一致性。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完成的。因此,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和实践效果是一致的。三是理论成果及理论效果的一致性。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就理论成果的效果而言,都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推进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并取得辉煌成就。[※注]徐俊忠著文指出:是毛泽东率先发起对于苏联模式的反思,提出为中国创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奠基。在体制选择上,毛泽东反对照搬照抄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强调要进行新的“路线创造”,成为后来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先声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思想资源;在国家管理体制上,提出要大胆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经验,并以“虚君共和”的构想去配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推进国家建设持续快速发展;在经济运行模式上,主张对商品生产的科学认识,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在探索农村现代化路径上,把人民公社当作农村中具有自我发展和自我管理可能的基本组织框架,以避免重蹈苏联集体农庄的惨痛代价和西方城市化发展道路的覆辙。科学评价毛泽东上述重要思想,必须还原当时的历史环境。基于对毛泽东的认知性研究不足而导致的认识偏差,只能导致“去毛泽东化”的思想倾向,人为地割断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发展脉络的连续性,绝非学术研究的理性表达。[※注]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是针对这个问题上的“过时论”而提出的,虽然这种“过时论”常常是时隐时现的。刘毅强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为切入点,从两个方面强调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首先是明确肯定“两论”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没有过时。“两论”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理论原则,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一系列重要结论,诸如“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要做好矛盾转化工作”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胜利的思想法宝,也是新时期我们进行改革开放、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遵循的理论原则。其次是“两论”所彰显的善于从哲学高度上来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睿智,曾经使得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极其错综复杂的问题迎刃而解。在今天,这样的哲学修养及睿智仍然有实际上的迫切需要。[※注]杨明伟则强调: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探讨它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指导作用,应该着眼于几个基本的思维点:一是求实思维的视角——遵从唯物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是辩证思维的视角——遵从辩证法,关注对立统一;三是整体思维的视角——注重整体观,强化全局和大局;四是和谐思维的视角——倡导求同存异,尊重和而不同。[※注]
(四)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诸多理论问题的探讨
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诸多理论问题的探讨一直是难度比较大的,重复和停滞时有发生,但研究者仍在不断努力,力争有所突破。例如:在范畴体系方面,雍涛提出:范畴是人类认识之网的网上纽结,体系是概念、范畴、理论的系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通过改造以往的哲学范畴、体系才能实现。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系列范畴作了批判改造(如实事求是、知与行、矛盾、中庸、民本思想等),对改造旧的哲学体系提出过许多宝贵意见(如哲学就是认识论、辩证法一元化、搞实际的哲学、哲学的通俗化等),但晚年却在某些概念范畴上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衍化(如实事求是向唯意志论衍化、实践范畴的伦理化和“消知以归行”趋向、唯物史观向唯心史观衍化等),在理论和实践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必须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注]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在本质特点,胡为雄指出: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充满了政治内容和政治色彩,不仅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依据,其辩证思考也往往具体转化成了各种方针、政策、策略和工作方法,并大多体现在他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领域,体现在他有关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等诸多政策的构成中,从而充分表现出这种辩证哲学所特有的实践理性风格和明显的方法论特征。例如“从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求实精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要看到全体”——全面性思想;“心中有数”——注重数量统计;“灵活性”和“计划性”——在流动中捕捉常住;等等。[※注]
重估毛泽东辩证法中的中国传统元素,王南湜指出:毛泽东哲学是中西两种十分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碰撞的产物,其中包含着十分丰厚的中国传统哲学元素,特别是传统辩证法元素。这主要体现在毛泽东不仅主张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与次要矛盾的区分,而且更强调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与次要矛盾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以及关于矛盾的精髓问题这些西方传统辩证法所不能容纳的内容。这使得毛泽东的辩证法独树一帜。而要理解毛泽东辩证法的这种特异性,就不能不涉及中西两种哲学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差异:“概念思维”和“具象思维”的差异。[※注]
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一)邓小平理论研究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日益深入,在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用中国式的话语从新视角重新诠释邓小平理论的意义,是近年来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新特点。
刘林元、尚庆飞撰文重新理解了邓小平理论的当代意义。文章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受到挑战的国际大背景下,领导中国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新的国情和实践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基本理论特征,是以消化吸收毛泽东的两份历史遗产作为历史起点,以马克思主义精髓实事求是为逻辑出发点,实现了由革命逻辑向建设逻辑的转变,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突破性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建构问题上,邓小平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注]荣开明认为,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是一个重大的思想理论认识问题。对此,可以从四个视角进行探讨:第一,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展看,邓小平理论是社会主义第四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第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看,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第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看,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首创和奠基;第四,从中华民族复兴的发展进程看,邓小平理论是20世纪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继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的第三个伟大战略理论。[※注]王玮指出,邓小平哲学思想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崭新理论形态,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方法——实事求是,首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用实践的观点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起来。[※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日益兴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到了迅猛发展。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加以研究,成为了一种大的理论趋势。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因而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有了大的发展,涌现出大量的理论成果。而且总的说来,这些研究成果体现出的是用中国式话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重要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
1.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问题研究
厘清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是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李大棚认为,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观点,内容包括正反两个方面。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某些思想启示,即“第二次结合”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根本原则;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视野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路径;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历史经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发挥联结纽带的作用。[※注]冯永利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而形成的理论成果,其历史背景必须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每一个阶段特别是初始阶段。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探索和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提出了一系列区别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的或者基本正确的重要思路和构想,勾勒出了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总体方向、主体轮廓和基本内容。因此,毛泽东关于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注]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点研究
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规律,是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一大亮点。林明、刘昊认为,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显示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精辟地阐述了党的性质,扼要地阐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宗旨;科学发展观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初步形成。随着时代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将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得益彰,并引领中华民族之崛起。[※注]陈文通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中,首先应当做到“五个必须区分”:第一,必须区分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第二,必须区分现代社会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第三,必须区分后发展国家先后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第四,必须区分两种不同含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五,必须区分三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由于混淆不同的概念是导致理论混乱和实践偏差的重要原因,因此,做到上述五个区分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需要认真总结中国实践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历史经验,尽力揭示出规律性的认识。[※注]
段建海认为,多元一体的“世界历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结构支撑,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其民族性之基,西方先进文化构成其现代性之基,马克思主义居于统帅之位。这是一个多元文化互动的整体性结构。[※注]张华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把握:从理论的形成历史和发展逻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理论形态、构成要素和基本内容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严密的层次结构,依次表现为哲学基础、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和应用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历时态和共时态这两个方面的逻辑结构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丰富、思想深邃、逻辑结构严谨的理论结构体系,这一结构体系具有鲜明的开放性。[※注]
张富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以来的三大成就之一,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以人为本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因此,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价值取向。[※注]宋福范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命题整理提出比较晚,因此,至今尚未达成共识,而这直接关系到用这一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成效。总结理论生成的基本规律可以看出,一个理论至少具备三大要素,才能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一是对所直面的问题做出科学的描述和判断,构成立论基础;二是含有需要解决的鲜明的中心课题,构成理论主题;三是围绕理论主题,根据时代特点做出科学回答,形成系统理论阐述,构成理论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由多个成果组成,但从总体上讲也离不开这样的形成逻辑,由此我们可以从整体上透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何以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注]
六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教育部2005年确认“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二级学科,推动了这个领域研究的发展。同时,这一学科定位也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围相应扩展,除了涵盖传统意义上另类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以外,也覆盖了国外马克思学、国外马克思经典文本、前苏东地区当代马克思主义现状的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了对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国外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日本、希腊等)的研究。由于后两部分研究的内容已在上文得以反映,本节着重介绍2011年国内对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
2011年度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延续了2010年的总体态势,表现为整体推进,成果丰富。据对2011年度该领域出版物的不完全统计,关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书籍约有40余种,论文译文不下200篇,博士硕士论文若干。
该年度的著作类研究成果主要有:韩秋红、史巍、胡绪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张广智:《史学之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刘卓红:《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夏宏:《面向生活世界的社会批判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薛蓉等:《弗罗姆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陈炳辉等:《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卢春雷:《后马克思主义的“非暴力革命”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明:《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李进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现代性与续写现代性》(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在这些著作中,较有原创性的是张广智撰写的《史学之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该书是国内关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第一部作品。它系统地梳理了以爱德华·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开启以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线索,对于我国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补白的作用。
这一年度值得关注的翻译著作主要包括:[德]霍耐特:《分裂的社会世界——社会哲学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德]阿梅龙:《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安娜·M.史密斯:《拉克劳与墨菲——激进民主想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英]瑟伯恩:《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英]西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英]鲍曼:《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法]德里达:《无赖》(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美]帕特森:《马克思的幽灵——和考古学家会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对中国读者最有意义的是德里达的《无赖》。《无赖》是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的最后一本政治哲学著作,对美国政要和主流学者、主流媒体关于“无赖国家”一词进行了话语分析和深入批判,论述了“9·11”以后世界面临的新的政治前景,以非常开阔的政治哲学视野透视了全球化进程下正在到来的世界未来民主。西姆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对中国学者厘清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脉络有路标作用。霍耐特的《分裂的社会世界》全景式地展现了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对社会分裂的根源和实现对现代分裂社会的整合途径的真知灼见,是中国学者认识和了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前世今生的一份难得的研究资料。
2011年各大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和出版社组织的丛书和辑刊集中地反映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年度进展,已经突破了重庆出版社一枝独秀的状况。各大出版社纷纷推出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的品牌书系,如人民出版社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译丛”、“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的“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组织出版的两份国外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辑刊。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从2007年起,每年推出一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1年报告(俞吾金主编)对美国、德国、法国、英国、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中东欧、拉丁美洲、日本、韩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年度发展状况进行了跟踪报道,并提交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年度总报告。南京大学自2006年起创办《社会批判理论纪事》辑刊(张一兵主编),至2011年已推出5期,目前已相对集中介绍了对广松涉、塔夫里、齐泽克、赫斯等人的研究。2011年出版的第5期重点组织了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阿兰·巴迪欧研究专辑,这是目前国内对巴迪欧理论的最完整的评介。
2011年度发表的大量论文呈现出主题多样、百花齐放的特征,从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研究到当代最新理论的评介均有表现,论文主题相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关注。“后学”方向的新马克思主义评介主要是围绕詹姆逊的意识形态理论、拉克劳墨菲的后葛兰西主义的“激进民主”的政治战略和齐泽克的文化批判理论。二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尤其是其当代发展的深入研究。该年度哈贝马斯研究热度不减,其中较有新意的是关启文撰写的《宗教在公共领域的角色——哈贝马斯的后世俗反思》(《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进行了拓展性分析。马晓燕的《当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正义之争——N.弗雷泽与I.M.扬的政治哲学对话》(《伦理学研究》2011年第5期)则对当代美国批判理论的两位著名学者南希·弗雷泽和艾里斯·杨围绕正义和新社会主义战略所产生的争论进行了全面评析。三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总体发展状况的综合概括。尽管有些述评尚属点评到位,但这些综述性文章总体上理论含量不高,观点陈旧。过多过滥的综述掩饰了对每一理论流派、人物和观点深入探索的不足,不利于对国外理论的正确定位。
2011年有中国学者参会并予以报道的、有影响的国际会议主要有2011年纽约左翼论坛、批判理论学派布拉格“哲学与科学”2011年会等。“左翼论坛”每年3月在纽约召开,是美国最重要的左翼年度学术活动,可视为全球左翼学术的风向标。2011年论坛的主题是:“走向一种团结政治(2011)”,与会者就贫困、就业、经济危机、社会变迁、工人运动、左翼复兴、地区政治、国际关系、气候变化、生态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理论讨论。论坛的核心人物是纽约城市大学教授斯坦利·阿罗诺维茨。与“左翼论坛”的泛左翼特点形成对照,布拉格“哲学与科学”年会则是一个纯知识分子的、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美国两翼为中心的温和学术左翼的同人会议。该会议的特点是相对学术化、政治哲学化和小众化。2011年布拉格年会就权威主义和后民主构想、解放概念和理论、今日新批判观和性政治学四个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关于布拉格会议的历年报道,自2007年起刊登在上海社科院的《国外社会科学前沿》年刊上。三年一度的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2010年已召开第6届大会,2011年轮空。自1995年李其庆、周穗明将东欧事变后沉寂期中出现的“国际马克思”大会第一次介绍到国内以来,“国际马克思”大会已经成为中国学者现身最多的国际会议。从总体上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上述会议的议题都出现了左翼学术激进化的趋势,反资本主义的批判声浪日益高涨,马克思的传统重新受到关注。
纵观2011年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体上有发展,有进步,同时也存在着阻碍前进的一些固有问题。2011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特点或亮点有三:
其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向更广泛的学科领域展开,出现了多学科、跨学科研究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强劲趋势,越来越多的哲学领域以外的学者介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再是哲学家的专利。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法学、文学、美学、建筑学、地理学、新闻学等领域的研究已经全面铺开。传统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也产生了跨学科研究的优秀成果。南京大学张一兵主持的《新资本主义理解史(6卷本)》开创了哲学学者从经济、政治、历史等跨学科研究资本主义的新路径。可以预见,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学科、跨学科发展趋势将在2012年得以强力延续。这将有助于克服这一领域的狭隘学术偏见,促进研究的深化。
其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理论框架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新流派、新人物得到及时的跟进研究,传统流派、传统理论的研究缺失也得到填补和充实。近一两年来,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批判理论的新发展得到国内学界的注意,英国新左派的研究进一步深入,齐泽克、巴迪欧等新晋人物的思想理论和学术观点也被迅速引介。同时,以往没有得到充分评价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重要代表人物布伦纳的理论、伯明翰学派及其主要代表人物霍尔的理论,在2011年都得到挖掘和重视。[※注]这类填补空白的工作,有助于我国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化。
其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队伍和组织优势基本形成,老一代研究者仍在发挥理论优势,新一代研究者在外语能力和学术视野上有新的突破,两代人的两种优势得以互补。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团队在本学科专业人才的培养、输出和学科凝聚力的积聚上,对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诚然,国外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队伍和组织优势形成的最大推力来自国家层面的支持。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开展和教育部国外社会主义二级学科的设置,为该学科的今天的繁荣提供了根本的组织动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正面临着史上最好的黄金发展期。
但是,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和隐患,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缺乏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理论严重脱离实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国家支持的一个新兴学科,具有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和正反理论借鉴的理论使命。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人员需要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问题意识,需要有强烈的理论使命感和责任感。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从一降生开始就是政治发展的产物,对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反应灵敏,批判锐利,具有矫正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正义现象的功能。我国许多研究者囿于纯理论或纯哲学的眼界,把这一具有强烈批判性的理论当作概念游戏来把玩。不管他们是出于对教条主义的反感,还是出于对现实的逃避,这种在研究中屏蔽重大理论问题及其现实背景、回避理论批判锋芒及其现实指向的做法都不利于该学科的健康发展。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是这一学科的本质要求。借口这一理论本身“脱离实际”,用脱离实际的态度玩弄“脱离实际”的“学问”,是理论上的犬儒主义,对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百害而无一利。
其二,理论基础贫弱,缺乏思想力和原创能力。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改革开放以后方起步,理论基础薄弱在所难免。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研究者队伍本身的理论素质、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素养严重不足,同时缺乏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在大量广泛的阅读基础上的扎实研究。比“剪刀+糨糊”更便捷的网络下载毁掉了许多人的阅读能力和思维能力,更遑论培养原创思想能力。思想力的匮乏表现在对重大理论动向缺乏必要的敏感。比如,对全球化背景下涌现出来的大量新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给予了高度关切与崭新诠释,而我国学者往往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轻易放过或重视不足,如多样现代性问题、多元文化主义问题、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新主权问题、建立新的全球正义秩序问题、全球生态政治问题等。又如,对至今仍然占据西方左翼政治中心的拉克劳、墨菲的激进民主政治战略与21世纪以来民粹主义政治之间的理论同质性,国内至今没有原创性的、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因此,缺乏思想力的“前沿”跟踪就成了追逐花哨的理论时尚,“拿来主义”就成了囫囵吞枣式的胡乱“耕犁”,结果是糟蹋了可能深入开掘的思想富矿和理论原野。要改变国外社会主义研究领域推进快、质量低,成果多、佳作少的局面,必须从加强原创思想力这一根本点着手。
其三,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域外基本著作引进不足,翻译质量不好,严重影响该学科的基本建设。比如,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的领域,我们甚至很难找到1960年代前后世界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大多数主要代表作的中译本;对于当前新资本主义研究的许多重要名著,国内也没有组织专门的翻译;凡此种种。这一方面需要学界认真做好组织工作,另一方面也需要出版社的支持,尤其是国家给予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
其四,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学风不正,文风失范,缺乏中国气派的简洁明快的表达方式。作为国外左翼研究的重要领域,专业人士的责任是深入浅出地引介国外理论,帮助国人了解西方左翼的视角。然而我们有些学者却似乎生怕别人看得懂,在翻译中不会说中国话,把国外简明的术语和理论复杂化;在理论叙述中甚至不会说人话,有意造词造字,生造出一大堆并非不可替代的、中文字典上都不存在的奇异词汇。文风问题不是小问题,它不仅扰乱公众视听,破坏中国文字的纯洁性,而且污染理论空气,引导假大空的文风,贻害青年学者。文风浮夸与普遍缺乏原创思想相关联。真正的原创概念往往通俗易懂,言简意赅,一个术语可概括整个思想体系,如萨特的“存在”、阿尔都塞的“结构”、德里达的“解构”、波普的“证伪”、马克思的“实践”等。国外马克思主义领域的研究学者需要整顿文风,努力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说中国话,用朴实的原创理解向国人表达,与世界对话。
(本前沿报告写作分工:魏小萍第一部分,刘文旋第二部分,李涛第三部分,徐素华第四部分,欧阳英第五部分,周穗明第六部分,魏小萍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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