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危机的根源、性质及影响就成为国内外学者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持续关注的重点。2011年以来，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不断深化，欧美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也愈演愈烈。为摆脱危机，发达国家纷纷采取削减社会福利、扶持垄断资本等政策，进一步拉大了国内的贫富差距，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不断恶化，并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和民众抗议运动。在这种国际环境下，国内外各界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国际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乃至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影响、危机背景下资本主义制度的走向和发展趋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发展形势和斗争策略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和深入探讨。

一 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

2008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进行了充分探讨。学者们，尤其是国内外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危机，是被马克思称为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危机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进入2011年度，欧美等发达国家不仅未能摆脱危机的困扰，反而笼罩在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中。在希腊深陷危机的情况下，标普又于2012年1月13日下调了法国、奥地利、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9个欧元区国家的长期信用评级，目前欧元区17个国家仅德国、卢森堡、荷兰和芬兰四个国家仍然保持了3A信用评级，深刻表明欧洲经济从总体上仍无法摆脱低迷停滞的状态；在美国，政府通过提高债务上限和削减赤字的方式暂时延缓了债务危机的爆发，但美国信用评级的下调、高额的赤字以及美国经济迟迟无法从危机中复苏也使美国债务危机的阴影无法彻底消除；在日本，标准普尔于2011年1月27日将其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A-，8月24日，穆迪又将日本国债评级从Aa2下调至Aa3，并下调大部分大量持有日本政府证券的日本银行的信用评级。在这种国际形势下，学者们的关注点转向了债务危机研究，相比于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导致的危机，还是因欧元区的制度设计或资本主义金融化的过度发展等造成的？围绕这一问题，学者们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

（一）债务危机是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延续，其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

国内外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学者，甚至连一些右翼人士也开始从制度层面反思欧美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债务危机是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延续和发展，并将其产生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

在探讨中，许多学者都指出，欧美债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一方面为了救市增大了预算，另一方面，随着危机后私人部门‘强制性’储蓄提高（去杠杆化），社会消费水平下降，为了防止可能的衰退”，各国“纷纷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从而导致公共开支水平急剧攀升。从2007—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总额增加约15.3万亿美元。‘虚拟经济泡沫—银行危机—政府救助’，已成为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危机发生的基本模式。”[※注]因此，此次债务危机可以说是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继续和深化。

在确认债务危机是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继续和深化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们进一步对其根源进行了探讨，许多学者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债务危机产生的根源，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证。

有学者从生产过剩的角度指出，美国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在本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布伦纳（Robert Brenner）指出：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性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导致实体经济的利润率持续下滑，但西方国家的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的目标却并不是解决根本性的产能过剩问题，而是挽救资本的利润率，甚至不惜以金融泡沫刺激经济。以资本利润为目标的经济为了维持自身的运转，对于借贷的依赖性不断加强，而政府为了确保这种借贷的持续又不得不保持低利率，进而进一步加深了对于资产价格不断走高的依赖程度。这种政策最终导致了目前这场巨大的危机。[※注]我国学者丁冰也指出：债务危机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表现。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产生两极分化，即居民购买力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为了缓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增加社会福利。另外，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尖锐，必须向外掠夺，由此导致大量的军费开支。这些都会使帝国主义国家出现财政赤字，债务随之也就愈积愈多。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救市的重点也没有放在实体经济上，这就意味着潜在的产能过剩问题远未解决。因此，债务危机本质上还是生产过剩、人民贫困的危机。[※注]

有学者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角度进行论述，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越来越依赖于公共债务，赤字财政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发展模式，而不是纯粹的宏观调节政策。加上金融寡头操控下财政管理不善和财政立法腐败，公共债务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当出现较大冲击的时候，公共债务危机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因此，他们认为，“公共债务危机并不是一个可以治理的行政管理问题，而是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密切相关的必然发展趋势，现有制度框架下的任何政治程序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公共债务危机的根源”[※注]，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指出，这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性危机，真正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剥削”。[※注]

还有学者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变质”和“金融的变质”角度探讨了债务危机的成因。譬如日本学者井村喜代子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变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变质的标志有两个，一是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停止和早期IMF体制的崩溃，一是持续性增长政策向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转变。前者导致美元无限制的泛滥以及各国通过推行信用膨胀、赤字财政等政策来维系国内经济的景气，后者则强化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变质”，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相背离，出现了“金融的变质”。正是追求“金融立国”所导致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变质”和“金融的变质”导致了债务危机的发生。[※注]

（二）债务危机是由资本主义运行中的具体制度和政策造成的

不少学者虽然不是从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出发分析债务危机的根源，但他们也站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从资本主义微观运行、经济政策等视角出发，对欧美国家债务危机的成因进行了阐释。

法国调节学派的学者米歇尔·阿格利埃塔（Michel Aglietta）从企业内部治理模式变化的角度解释了债务危机的成因。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从“福特制资本主义”向“股东价值资本主义”的转变。“股东价值”模式导致了三种负债的衍生结果。第一种衍生结果是企业必须摆脱与资本的内在收益不相容的金融赢利水平。因此，必须在分母上下工夫，也就是要减少资本。于是企业开始购买股票，通过债务融资。第二种衍生结果是对工资的巨大压榨，这使得家庭的负债比收入累积得更快。第三种衍生结果是公共债务的增加。阿格利埃塔认为，正是“股东价值”模式导致的三种衍生结果成为了债务危机的主要诱发因素。[※注]

一些学者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对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全球经济增长模式产生高度质疑。这种质疑带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进程的中断，也导致凯恩斯主义的又一次复兴。尽管凯恩斯主义指导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救助行为在短期内解决了流动性危机、需求不足危机、金融混乱等问题，但与此同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肆意张扬则使此次金融危机迅速转变为政府债务危机。[※注]

另有一些学者从生产资本与货币资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角度指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及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等导致收入差距重新扩大，为了增加有效需求和物质财富的供应，欧美等国依靠金融市场吸引大量的流动资本，依赖于本国消费者和外国投资者的债务大量增加，但由于本国实体经济没有足够的发展，支撑消费的广大劳动者的收入没有足够的增加，因而出现了债务危机。[※注]

（三）欧洲债务危机有其独特的成因

除上述从总体上分析债务危机的成因外，许多学者也对欧洲债务危机的独特成因进行了分析。从总体来看，对欧洲债务危机的原因，学界目前仍众说纷纭，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有的归结于其过高的社会福利，有的归因为欧元区制度设计的缺陷，还有的从欧元区各国领导人危机处置措施失当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许多学者都指出，欧元区的制度缺陷即欧元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二元结构矛盾是欧债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根据欧元区的制度设计，各成员国没有货币发行权，也不具备独立的货币政策，欧元区设立了统一的银行货币机构——欧洲央行，但与此紧密关联的统一的财政政策框架未能形成，负责处理有关债务的机构也未建立。从而导致在风暴来临时，陷入危机的国家无法因地制宜地执行货币政策，进而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来缩小债务规模和增加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只能通过紧缩财政、提高税收等压缩总需求的办法增加偿债资金来源，这使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并最终导致债务危机的发生。譬如，有学者明确指出：“欧洲债务危机是与欧元的启用和特质直接连在一起的。……由于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由欧洲中央银行决定，各成员国将不能根据自身的情况调整其经济，公共投资和财政政策将成为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唯一手段；由于政府和企业可以借入欧元而不是该国货币，这就使得市场上资金的来源大为增长，从而给欧洲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波动性。更为重要的是，对欧元区各成员国来说，欧元其实就是外币。借入欧元就会形成外债。既然是外债，一旦违约，就会出现逼债问题。这才是最大的症结。”[※注]

也有学者认为此次欧债危机是宏观政策和结构失衡导致的。譬如，有学者指出：“负的需求冲击是构成欧洲债务危机的前提，而缺乏货币政策协调的持续性扩张财政政策是欧洲债务危机的本质原因。……希腊长期均衡和短期调整均存在主权债务危机风险，因而成为首个爆发危机的国家。西班牙、意大利的短期调整虽暂时缓解了主权债务危机出现的可能，但不能解决发生危机的根本问题。而爱尔兰、葡萄牙只是短期内实施了过度的积极财政计划而造成了主权债务危机假象。”[※注]有学者提出，“此次欧洲债务危机是外部危机和内部失衡共同引发的系统性危机，是劳动力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经济结构变化和由此带来的各层次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失衡的反映”[※注]。有学者指出：“财政负担沉重、经济缺乏竞争力是引发欧洲主权债务问题的根本原因。”[※注]他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希腊等“夹层”国家长期以来承受着来自于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德、美等上层发达国家的竞争力的双重挤压，本国产业竞争力不断下降、经济内向化趋势增强，这是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也有许多学者将欧洲债务危机的成因归结于欧洲福利制度和人口老龄化。譬如，有学者明确指出：“欧洲债务危机的根子在于二战后欧洲国家普遍实行的‘高工资、高福利’政策。”[※注]“欧盟国家实行的高福利政策，造成政府财政负担普遍过重。……高昂的福利费用不仅造成政府债台高筑，还挤占了政府对科研教育的投资，造成国家创新乏力，也是导致经济增长缓慢的重要因素。在遭受金融危机破坏力如此之大的外部冲击时，债务危机也就不可避免。”[※注]王鹏程、王星等学者认为，从欧洲债务危机的深层原因来看，“它是欧洲‘福利病’、‘养老病’、‘老年病’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注]。保罗·考克夏特和戴夫·扎卡里亚也在《信用恐慌：起源与对策》一文中指出，世界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是资本主义这种靠利润驱动的生产方式难以继续维系的重要原因。

还有学者指出，欧债危机是美国转嫁危机的结果。譬如，有学者就明确提出，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向全球转嫁危机，其中就包括先发制人引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美国其实是迪拜危机和希腊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高盛财团直接参与和培育房地产和债务泡沫膨胀，然后美国的穆迪、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选择在关键时机引爆危机”[※注]。也有学者从美元霸权的角度指出，当前欧债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华尔街金融霸权绑架了整个世界，它们支撑美国庞大开支、帮助美国掠夺全球财富，使全世界为华尔街金融危机埋单。[※注]

除了上述几种主要的观点外，还有部分学者从其他角度进行了论述。如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沃尔夫冈·明肖（Wolfgang Munchau）就从人性原罪角度探讨了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他认为，“人性原罪是危机根源”[※注]，这表现为，欧洲陷入了典型的集体行动困境，各国自私算计，各国领导人只关注表面现象，等等。

综上所述，本年度国内外学者对债务危机的成因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研究并未局限于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政策层面进行分析，还从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层面进行探求。从根本制度对危机成因的分析深刻表明，不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如何发展，资产阶级政府如何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它始终没有办法在保持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解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也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危机不可避免。从资本主义具体制度和政策对危机成因的分析则更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主义所采取的政策如何促进了危机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学者们对企业治理模式、虚拟资本、金融霸权等原因的分析更有助于人们理解资本主义在当前阶段出现的新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在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在探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债务危机的成因时，部分学者的论述过分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对内对外政策，而没有将引发危机的外因与内因相结合，因而所得出的某些结论还有待商榷。

二 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乃至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影响

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深化不仅重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而且引发了资本主义的制度与观念危机，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弊端的日益显现，资本主义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了更大的挑战。而在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低迷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却逆势崛起，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了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在这一国际背景下，危机对资本主义乃至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了哪些影响？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如何改革？诸如此类的问题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在研究中基本达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共识。

（一）危机重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

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就广受批判，而资本主义在瑞典、挪威、丹麦和芬兰等北欧国家的实践模式，则被某些人视为金融危机中为数不多的赢家，有人甚至还提出了“拯救资本主义靠北欧”的口号[※注]。譬如，曾在荷兰皇家壳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任职的约玛·奥利拉（Jorma Ollila）就明确表示：“北欧福利国家”为寻求自我重塑的全球体系提供了可能的出路。他还强调指出：“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未来？答案不一而足，而北欧模式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表现出色”，“北欧模式有资格”成为最佳体系的竞争者。[※注]但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却打破了这一幻想，随着债务危机的不断蔓延，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也日益受到学者们的批判和质疑。

国内外马克思主义者对英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们普遍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和体制模式的缺陷和弊端，并论证了其社会绩效明显偏低，劳资矛盾、贫富分化、种族歧视、社会安全等问题也比较突出。在此基础上，他们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模式实际上就是金融风险扩大与加深的根源所在，危机表明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市场原教旨资本主义开始式微。

不仅如此，一些西方主流学者和政要也提出了类似的论断。譬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告了美式资本主义的灭亡，就连曾一度宣扬“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也明确指出，“如果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任何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即使没有完全丧失信誉，最起码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注]。埃及前外交部长助理贾迈勒·卜尤米认为，“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继而引发欧债危机和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和市场崩溃，美国这一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实体恰恰印证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而这一失败的原因则在于自由资本主义无法控制自由资本产生的黑洞”。[※注]

对于一度备受赞誉的欧洲经济发展模式，其隐藏着的深层次矛盾，如金融市场不够灵活、应对非对称性外部冲击的能力较为薄弱等，也随着债务危机的蔓延越来越暴露无遗和遭到诟病。发端于美国却硬着陆于欧洲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欧洲经济发展模式隐藏的深层次矛盾，福利资本主义进退维谷。有些学者就指出，“百年不遇的世界金融危机使人们认清了美式资本主义存在的弊病，但这并不反衬欧洲资本主义模式的胜利，福利资本主义模式并不完美，同样存在自身无法摆脱的缺陷”。[※注]学者们认为，欧洲福利资本主义的缺陷主要有：一是未能解决好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的关系，无法破解“大政府”必然招致“小市场”和“低利润”的宿命。在存在过多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市场效率的发挥必然受到约束，资本利润率必然不高。二是未能解决好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

危机重创了现有资本主义各种经济发展模式，这一点已在各界达成共识。这也是2012年达沃斯论坛主题设定为“大转型：寻找新模式”的原因所在。学者普遍认为，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遇到的危机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哪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都无非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调节模式而已。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难以容纳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调节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小，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也会日益频繁，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局限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注]

（二）危机动摇了世界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信心

在政治模式上，经济危机动摇了世界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信心，政府合法性遭受挑战。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疑问：他们是否生活在政治体制最好的国度里？许多学者都指出，当下的金融危机导致欧美国家陷入战后以来最严重的道德和信心危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神圣“光环”不再。学界从不同角度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和研究。

有学者通过对主权债务危机的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的代议民主选举制以资本和财产的私人占有为前提并为其服务。在这种民主制框架下，政治就是一种交易过程，政治家为了赢得选票和选民的支持，普遍采取迎合选民的“少付多得”的竞选和政策策略，最终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的不断增加。同时，“资本主义代议选举民主制和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相结合，不仅容易造成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的增长，而且还容易造成政府的‘软性’政治腐败……政府和政府所支持的企业形成了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注]

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客也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结论：“35年前，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我们的民主政府是为所有人谋福利的，但是几十年后的现今，这种信心普遍地发生了动摇。现在，绝大多数人认为，政府由极少数大利益集团操控，是他们谋求私利的工具。其他民主国家的调查也显示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呈现类似的下滑态势。”[※注]

有的学者在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弊端后提出，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呈现形式化和空心化趋势，代议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成为政党、政客、利益集团和垄断财团捞取利益的工具。这使得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危机的显著特点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和信任危机。政党的支持者越来越少，参加大选投票的选民也越来越少，民众对政府和领导人支持率都不高，民众对政治表现出冷漠甚至是愤怒之情。[※注]

还有些学者考察了民众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态度，指出，很多西方国家政府的支持率都在下滑，民众对现存政治结构的信任正在消失，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如效率低下、寡头政治、运转不良、代价昂贵、缺乏道德等都日益受到批判。

（三）危机对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提出了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造成了很大冲击，而且也对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产生了巨大影响。危机爆发后，“西方是否正在走向衰落”已经成为媒体和学者争论的一个热点话题，甚至有学者认为西方主导世界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尽管这一说法可能夸大了危机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但确定无疑的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确实对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对危机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探讨就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对于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许多学者都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速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出于共同应对危机的需要，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加强了合作，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已现端倪，多极化和多元化趋势在进一步发展。《金融时报》认为，多极世界曾经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然而随着西方霸权在金融危机中“渐进尾声”，历史长河正在发生转向。《费加罗报》则将多边主义的发展和多极化趋势与新兴国家的崛起联系起来，认为中国等新兴国家历来崇尚多边主义和多极均势的价值观。随着新兴大国逐渐成为“头牌国际行为体”，多边主义也将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行为方式。[※注]我国经济学家程恩富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将大大加快世界经济的分化、重组和重建的进程，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一超独霸”的时代也将一去不返。他认为未来世界格局将发生三个“超越”：一是在经济发展上将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枷锁，构建公正的经济全球化、地区化和集团化机制；二是在政治发展上超越“一超”主导的世界政治力量版图，摆脱频频干涉别国内政和人权进步的状态，构建民主的政治多极化和国防自卫化机制；三是在文化发展上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单一价值观，确认各国和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构建丰富的文化多样化和交互化机制。[※注]陈德照等学者也指出，G20在国际历史舞台上的出现，标志着国际格局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多极化和多元化趋势在进一步发展。

在这种多极化和多元化趋势将进一步发展的共识下，许多学者也指出，随着危机的发展，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也在减弱。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20国集团曾协调政策，防止经济衰退。然而面对不断深化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20国集团在协调各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上可能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世界各大经济体很有可能各自为政。也有学者指出，“金融危机使投资者、机构、纳税人、政府乃至国家之间失去了基本信任……资本主义失去了重心与中心，七国集团心力交瘁，二十国集团力量涣散，‘金砖国家’有力无处使，世界正处于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过渡的‘无秩序’时代”。[※注]

除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未来的走向外，许多学者也针对当今的国际体系提出了改革建议。不少学者都指出，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重建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心声与舆论主题。

譬如，埃及著名左翼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指出，打破目前的僵局就要解构现行的机构和条约体系。[※注]由于此次危机更直接地表现为金融危机，因此，学者们对国际体系的改革也更多地集中在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上。如美国学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和维杰·乔希（Vijay Joshi）针对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出，现今全球（主要是东亚与美国之间）经常项目失衡，是历史上导致金本位制及随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困局的翻版，其根源是国际货币体系缺乏自动的、对称型调节机制。因此，必须建立更完善的宏观经济协调机制、汇率体制；提高特别提款权（SDR）在全球储备中的份额并推广使用等，他们还指出，凯恩斯的《清算联盟建议》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改革具有启示作用。[※注]法国学者米歇尔·阿格利埃塔也提出，改革现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一是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更好的治理；二是要推出特别提款权，将其作为最终储备手段。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缺陷在于其地位是超现实主义的：一批无法再代表其国家货币说话的政府，掌握了从1944年沿袭下来的投票权，而全球第二大货币居然没有自己的发言人。针对这种缺陷，他提出，成立欧元区政治领导集体是结束欧洲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不合理的代表形式的必要条件。同时，应当将所有欧元区成员国的投票权进行合并，留给欧洲15%—20%的配额，对这种代表形式的改革是切实提高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配额的唯一方法。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任命必须放开，应当废除欧洲（或者说西方候选人）的专有权。[※注]

学者们对本问题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日益陷入困境。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对其经济发展模式也进行了一些调整，但由于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的弊端是和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紧密相连的，在不改变其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对其细枝末节的调整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其面临的危机，这也就决定了从长远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必将受到更严峻的挑战。

尽管学界目前对未来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随着美国霸权的逐渐衰落、发达国家间的矛盾加剧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日益提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必然会向多极化和多元化进一步发展。

三 危机背景下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走向与发展趋势

从危机爆发初期着眼于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反思和调整，转向当前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未来走向的深度思考，这应当说是今年本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2011年以来，特别是进入2012年，国内外各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走向与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思考。在2012年1月举办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中，“反思资本主义”成为论坛活动的核心话题，“大转型：塑造新模式”的主题也明显道出了西方知识界和商界对“彻底改革和重塑资本主义”的强烈呼声。英国的《金融时报》和美国的《时代》周刊在2012年初都围绕着“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如何拯救资本主义”等主题，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所有这些都表明，西方资本主义陷入了困境，不仅是左翼学者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西方的主流学者也在反思和忧虑资本主义的前途。总之，从制度层面反思资本主义成为当前一个重要议题，并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未来走向的不同看法。

（一）西方主流学者：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不存在问题，但需对其具体制度和政策措施进行调整

尽管西方主流学者和一些企业家也承认此次危机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他们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未来走向与发展趋势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依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未出现问题，如欧洲电信集团阿尔卡特—朗讯公司总裁佛瓦言就针对“资本主义危机论”反驳称：“资本主义仍是全世界很多人很向往的制度。它创造了财富，机会和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价值和理念没有大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应用？”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也对BBC称，“我们正在经历艰难的阶段，但是没有其他制度像资本主义这样改变了人类”。[※注]在他们看来，是政府监管不力、缺乏创新、分配制度等具体问题导致了此次危机，只要对这些具体的体制和制度进行改革就可以避免危机，使资本主义重新走上繁荣之路。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认为，当下人们所普遍批判的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贪婪”和“贪欲”，并非资本主义的特征，而是人的天性使然，它们影响着一切经济体制。无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在被尝试用作其替代品的制度中，尚没有一种制度能成功地满足所在国人民的需求。当然，他也指出，资本主义的行为需要调整，调整的方向就是增加监管资本。[※注]

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客座教授岩井克人认为，冷战的终结确定了人类未来的社会制度，即“除了资本主义之外没有其他选择”。这是因为这个制度与确保人的自由，至少是经济意义上的自由密不可分，现阶段尚未发现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新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理想制度，但人们却只能在这种制度下谋生。资本主义的敌人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放任主义。因此必须首先与那种所谓“资本主义越纯粹化，其经济效益和稳定性就越高”的自由放任主义诀别。[※注]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迈克尔·舒曼认为，“大衰退”后的资本主义将改头换面，但无论变革的呼声多么响亮，资本主义都不会消失。全世界政界人士、经济学家、银行业者和企业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改革资本主义，加强其实现增长的能力，解救受压迫者，同时减少全球化和贪婪行为的负面作用。[※注]

美国副财长莱尔·布雷纳德和“股神”巴菲特等人都强调通过税收制度改革来解决当前资本主义的困境。布雷纳德在肯定资本主义本身并不是问题的基础上强调，增加对富裕阶层征税，力争实现公正、均衡的经济增长。[※注]巴菲特建议对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豪提高税率，对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富豪，还应增加额外的税收。

比尔·盖茨则提出通过“创造性资本主义”来完善资本主义制度。“创造性资本主义”的主旨是：“让资本主义的这种为富人服务的属性同样也能够帮扶穷人。”这一制度体系“有两大使命：一是赚钱盈利，二是改善那些无法充分享受市场经济益处的人群的生活。”在这一新的体制下，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可以携手共进，企业可以兼顾行善和盈利，让市场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使更多人从中获益。[※注]

从总体上说，西方主流学者仅希望通过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及增强资本主义创新体制等方式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微调，以此来解决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然而，从资本主义危机发生的根源来看，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才导致其时常陷入周期性危机的困扰。每次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自我调整和改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危机，使资本主义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然而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主流学者这种试图抹杀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固有缺陷、美化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论调无助于挽救资本主义。

（二）西方左翼学者和部分主流学者：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过时，需改变发展模式

持续低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形势、此起彼伏的欧美国家罢工和示威运动，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和制度缺陷充分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对于资本主义的模式缺陷和制度弊端，西方左翼人士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譬如，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Juan Somavia）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平等现象极端严重并在不断加剧，亟待推行一种更有效的发展模式，从而取得强劲、持续和平衡的惠及多数人的经济增长。在这种模式下，必须重新界定增长的概念，增长不应仅限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变化或人均收入变化，而应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上。同时，要充分创造就业机会，使金融体系服务于产业经济，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障等。[※注]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认为：“原有的方式早就被证明无效。西方世界不但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打击，在思想上也是如此。要克服这次危机需要很长时间，这需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重大转变才行。”[※注]

危机的蔓延也迫使许多西方主流学者由为资本主义辩护转向对资本主义进行反思。2012年1月份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个公开辩论的议题就是“20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否适合21世纪”，不少西方主流学者和知名人士在坚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也提出了资本主义需要改变发展模式。

譬如，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认为，现行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过时。首先，使用虚拟资本的投机行为和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投资活动之间的合理比例已被严重打破并失控；其次，正常的分工体系被颠倒，过度的红利体系使经理人的收入与资本拥有者的利益紧密挂钩，放任无度的高薪福利严重败坏了经理人的从业风气；再次，资本已不再是当下全球经济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他认为，现在的关键就是要对旧体系的错误有所认识，并找到符合时代需求的新资本主义模式。[※注]

美国凯雷集团董事长大卫·鲁宾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使很多人比过去更富有，但是没有解决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经济不平等。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怎样消除资本主义在繁荣与萧条间的循环和如何消除不平等。他指出：“我们现在还有3到4年的时间来改进我们的经济模式，否则我们的制度会终结。”[※注]

英国《泰晤士报》副主编阿纳托尔·卡列茨基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总结指出，资本主义总是在危机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当前的这场危机会使资本主义转型为更加温和、更注重公平的“资本主义4.0版本”，即全球资本主义的第四次变革。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简单修复远远不足以解决现实问题，新的资本主义制度肯定与2008年遭到重创的资本主义制度大相径庭。这场变革不只是调整一下规则或换下一些无能之辈，而是要改变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这两者的关系正是不断演进的各种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所在。[※注]

在学者们探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改革时，西方左翼和主流学者都看到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此次危机中的出色表现，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主流学者却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归结为“国家资本主义”，如美国《时代》周刊评论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危机之时，中国和印度正毫不犹豫地拥抱资本主义，通过各种改革措施加速资本流动，放松国家对银行、利率和货币的控制，民众也在利用市场迅速积累财富。大卫·鲁宾斯坦也认为，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资本主义，一种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另一种是以中国和新加坡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他指出，至少从目前看，中国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效率。如果西方资本主义不改良自己，国家资本主义就会最后胜出。[※注]

还有部分西方主流学者虽然认为中国模式等对资本主义构成了严重挑战，但仍没有什么制度或模式可以完全替代资本主义。如弗朗西斯·福山就指出，中国模式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是对资本主义的两大关键挑战，但是中国模式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作为支撑，且存在不少弊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是难以复制的。英国《经济学家》称，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不过是创造了“似是而非的繁荣”，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难以兼得。英国《金融时报》认为，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引入市场经济的混合模式导致腐败和不平等，新加坡的威权模式虽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逐渐失去普通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这些模式不可能成为西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替代者。[※注]

对于学者们的上述讨论，我们应该看到，尽管左翼学者和许多右翼人士都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缺陷，但对这一模式的未来发展方向仍存在重大分歧。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缺陷具有更深刻的认识，并指出这一制度需进行重大改变。而西方主流学者则更偏重于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不平等状况、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等进行调整，所有这些仍然是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框架内的。同时，西方主流学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歪曲也需要我们加以警惕并予以批判。

（三）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危机再次验证了“两个必然”的科学性

国内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致认为，此次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严重打击了资本主义制度，深刻表明了资本主义的各种调控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应霄燕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国家反危机的历程显示，无论是推行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无论是采取国家干预还是自由放任，都只能缓解经济危机而无法根除危机，而每一次反经济危机的策略措施只能加重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注]徐鹏庆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系统性危机，这不可能通过有限的干预政策来发展，而应该由其他制度来代替。澳大利亚学者温尼·莫利纳也鲜明地提出，“只有建立一个新型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才能实现真正的变革”[※注]。吕薇洲指出，尽管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救市措施，但这些措施并没有触及危机的根源。要从根本上摆脱危机，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当前已经持续四年有余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旺盛生命力，再次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必然性理论的当代价值。[※注]李成勋指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就不可能走强，工人和中等收入者的大量失业就不可能避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破产就必然存在，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就难以消除，这一切发展到一定程度，总危机喷发期的到来就不可避免。矛盾尖锐到各方面都无法承受之时，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喷发期就会进入崩溃期。所以，只有结束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结束资本主义总危机。”[※注]

另外，本·阿格尔、弗雷德·马格多夫、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人还从生态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论证了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必然性，如福斯特2011年10月23日在纽约祖科蒂公园发表的演讲中就指出，资本主义对人类威胁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对地球环境的毁灭性破坏。我们所需要的是生态革命和社会革命。[※注]

学者们也明确指出，尽管金融危机削弱了资本主义的力量，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道路依然漫长。学者们普遍认为，尽管金融危机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但现在谈论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显然为时尚早。譬如，沈耕提出，目前世界范围内“资强社弱”的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只是金融危机打断了自1989年以来资本主义进攻的强劲势头，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理念重新受到重视，两大意识形态的历史性竞争将呈现出新的局面。[※注]刘淑春、吴玉敏等学者都指出，金融危机既为社会主义透现出光明的前景，又表现出发展道路的困难与曲折。社会主义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如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力量整合和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赢得国际发展空间等，因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征途依然漫长。甚至还有学者提出：“本次金融危机显然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自身危机。但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西方依经济、技术、资源、管理以及军事上的优势和强硬的国际政治手段，依然会有效地克服经济危机，且继续延续新自由主义路线。”[※注]

总体来看，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走向和发展趋势上达成了较为一致的结论。资本主义的调整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其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也日益明显。尤其是在此次危机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显示的制度优势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这不仅扩大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摆脱西方发展模式、立足于本国国情实现自主发展道路的成功典范。

四 危机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

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深化、欧债危机继续蔓延的背景下，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屡屡发生，英国、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罢工和游行活动，美国更是在2011年9月17日爆发了“占领华尔街”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持续时间将近两个月，并蔓延至82个国家的多个城市，在全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学界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给予了高度关注。围绕危机背景下西方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原因、当前西方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性质、西方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影响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在未来的发展策略等问题，国内外学界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危机背景下西方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原因

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深层次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其直接原因是金融危机严重损害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

澳大利亚学者温尼·莫利纳指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被要求为政府的大规模救助计划和刺激计划埋单，而且资产阶级还通过攻击工会、限制其他民主权利来镇压人民的斗争。[※注]宋鸿兵认为，华尔街的资本在掠夺着美国人民的一切，这就是美国人民占领华尔街的主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也指出，“占领华尔街”是美国经济危机在美国国内政治上的集中反映，是美国难以克服的内在制度性矛盾在社会层面的体现。[※注]美共副主席贾维斯·泰纳则结合美国的现实指出，危机导致社会贫困化日趋严重，5000万人处于生活保障线下，1800万年龄在18—25岁的青年人待业，53%的大学毕业生离校后一年之内找不到工作。[※注]第十三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也指出，垄断资本的加强和集中正激化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反动属性。面对危机，资本主义体制除了大规模破坏生产力和资源、大规模裁员、关闭工厂、全面侵害工人和工会权利、削减工资以外，一无所能。

通过上述学界对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此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不仅使许多西方国家失业率上扬、社会福利减少、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民众不满情绪日益上升，而且逐渐演化为对西方式民主制度本身的质疑，经济危机正在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方向发展。

（二）当前西方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性质

对于当前西方工人运动的性质，学者们大多认为，自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工人罢工运动的主要诉求大多体现在经济方面，如保障就业、提高工资、反对削减福利、提高教育水平等。但随着危机的发展，在工人运动中政治诉求开始逐渐显现，出现了“资本主义是危机的源头”、“终结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拒绝为资本主义的危机付账”等口号。尽管从总体上看，工人罢工的主要诉求仍然是经济权益，但“金融危机爆发时期也正是工人阶级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时期，在这个时候工人罢工多会伴有政治诉求”[※注]。

而对于“占领华尔街”等西方社会运动的性质，学者们则存在一定的分歧。

许多学者认为，社会运动的斗争矛头并非指向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要促使资本主义改良、使民众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譬如，有学者就指出，当前的社会运动只是民众宣泄愤怒和表达对金融资本的贪婪和政府的分配政策等不满的抗议行动；也有学者指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实质是经济萧条下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是抗议者对市场竞争所导致的人性贪欲的放纵以及政府监管不力的双重失望。[※注]

然而，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却对运动的性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杨斌指出，当前的运动与以往的抗议活动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它不是单纯争取某些经济利益如社会福利、失业救济，也不是单纯寻求发泄对华尔街贪婪、腐败的愤怒情绪，而是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资本主义民主模式的核心弊端：金钱操纵政治。美国历史上像这样提出深远政治改革目标的社会运动尚属首次。[※注]

程恩富、谭扬芳、禄德安等学者都认为，“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危机，包括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等。在经济方面，抗议活动从表面上看表达了人们对华尔街银行家“贪婪”的愤怒，而实质上反映了资本主义金融系统已积重难返。资本主义金融系统弊端重重的制度根源在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难以实现高效的国家调控。在政治方面，抗议活动凸显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非民主性和极端虚伪性。资本主义宣扬的民主是金钱操纵下的民主，实际是资产阶级精英统治下的民主；法律名义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注]在社会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危机集中表现为由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正导致的社会分裂和阶级对立。[※注]

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在2012年4月29日和30日接受在线杂志《沙龙》（Salon）和“民主现在！”（Democracy Now！）广播的专访时指出，“占领华尔街”运动实际上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尽管运动否认这一点，但事实的确如此。他们是“99%”的代言人。[※注]

还有学者指出，从“占领华尔街”升级为“占领华盛顿”，民众开始将矛头指向美国的政治体制，呼吁“将金钱踢出选举”，“清理与资本相连的政治体系”。[※注]

（三）西方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影响

对于西方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影响，许多学者都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当前的社会运动是草根阶层试图改变政治决策的有益尝试，它具有广泛民众性、国际波及性、持久对抗性等特征，因而扩散速度快，吸附性强，能够把不同诉求的人聚合在一起，尽管社会运动目标模糊，但却使得其更具包容性，从而能产生较大的影响。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只关心自己而无视他人的意识形态。“占领”运动的实际成就，就是以一种鲜明的方式抛弃了这种意识形态。运动参与者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彼此，为了更广泛的社会，为了未来一代。如果这些人能够坚持下去，如果能够被纳入到更广阔的共同体中，这种正在形成的联系和纽带，将成为有时以暴力方式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压制行动的真正屏障。[※注]

我国学者徐崇温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将资本主义整体作为批判的核心对象，在短暂的时间里就使联邦政府的关注点从削减联邦预算和债务转到了经济不平等及其带来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并深刻影响到美国民众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从而为终结新自由主义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注]。

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e）也明确指出，“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半个世纪后第一个将资本主义整体作为批判对象的群众运动。这让数千万有类似想法的美国人看到，他们并不孤单。而这也让统治集团看到，反资本主义立场在美国也可能存在，而且受到支持。[※注]

还有学者指出，“工人阶级的作用在全球规模内的回归意味着新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处于发展变化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例子是发生在美国的占领运动（特别是纽约和奥克兰的占领运动）与有组织的劳工的巨大的链接，给工人阶级运动以新生”。[※注]

在肯定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影响时，许多学者也指出，应以客观的视角来评论这些社会运动，它们虽然对当政者和执政党会产生一定的冲击，也会促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反思体制、加强监管，但是短期内无法动摇资本主义的根基，更不能说这些运动意味着资本主义走向衰落。[※注]

对于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还无法动摇资本主义根基的原因，学界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并形成了如下观点：

1.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使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下降。许多学者都指出，二战以后至今，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统治方式的调整变化，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逐渐丧失了阶级意识，这是工人运动难以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巨大冲击的重要原因。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是由几种因素造成的：第一，科技革命的发展促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劳资协调的伸缩空间；第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工人阶级斗争的失败使工人对集体行动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失去了信心，导致人们的思想总体后退[※注]；第三，工人阶级自身失去了早期工人运动的明确目标，演变成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内争取较为有利的社会再分配条件的一般角色；第四，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空前和巨大的挫折，在客观上也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令人信服向往并为之奋斗的内驱力。[※注]

2.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强势”与劳动“弱势”的力量对比不均衡更加突出。有学者认为，全球化背景下“资强劳弱”的局面，也是当前各种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原因。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越来越摆脱民族国家的政府、工会等的限制，打破了20世纪60、70年代曾经制度化的资方、政府和工会之间的集体谈判这一“缓冲层”的制约，不断强化对劳动力的自由选择和直接控制；而各国工人越来越失去政府、工会的保护，对全球资本进攻无法形成有效的抵制和抗争力量。[※注]

3.各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多。有学者指出，面对全球资本的联合，全球的工人却处于分散状态，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竞争排斥，难以形成统一力量。同时，在金融危机来临之际，跨国资本为摆脱困境，在双边贸易、汇率等问题上造谣惑众，挑拨发达国家工人对发展中国家工人的仇恨，引起世界工人之间的竞争，导致发达国家的工人迁怒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工人。[※注]

4.缺少有力的工会组织和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许多学者指出，当前频繁爆发的各种集会和罢工运动缺乏有力的工会组织和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也是其影响难以充分发挥的原因。姜辉指出，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政策下，工会力量遭到极大破坏，至今孱弱无力，难以组织起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政治斗争。而包括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左翼政党，在历史上曾经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而今大多声称不再是一个阶级的政党，或者变成为议会选举目的而争取各阶层的支持，其纲领和政见与资产阶级政党趋同，或者沦为无足轻重的政治边缘化党派，尽管言辞激进但实际影响力微小。韩国学者辛匡容指出，工会在多数情况下能为会员保住工作岗位并增加工资，但在关心社会问题上却退缩了。它们往往只顾把自己圈在公司里面。[※注]

5.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导致劳动的非正式化。还有许多学者从劳动的非正规化角度进行了阐释，认为新自由主义劳动力市场改革伤害了工会组织，而全球化则削弱了已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力量并将工人阶级分解为规范就业的正式工人和非规范就业的非正式工两大群体，这都削弱了工会的力量和工人的组织性。

（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在未来的发展策略

尽管现阶段的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还未能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但学者们仍一致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提高觉悟和组织能力去实现社会主义，因此工人运动仍将是社会主义战略和策略的中心任务。

学界还结合当代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探讨了其未来的发展策略。第十三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强调指出，当前形势要求加紧阶级斗争、加紧意识形态、政治和群众斗争以阻止反人民措施的执行并扩大满足当今人民需求的斗争的成果；当前的形势也要求工人组织起来对垄断和帝国主义进行反攻，推翻资本主义体制并结束人对人的剥削。在这种斗争中，必须增强共产党的实力及领导作用，如果失去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先锋阶级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人民将极易被代表垄断、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政治力量迷惑、同化、控制。[※注]澳大利亚学者温尼·莫利纳也指出，工人运动的事实证明，在共产党人及其政党拥有重大影响和发挥领导作用的地方，这种斗争是更为有效的。因此，各国共产党人一定要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把世界各地许多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汇集在一起，指明人类真正的敌人，并带领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注]

对于左翼在未来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学者们认为，左翼不能再次采取一种自发的观望态度，指望工人阶级运动会出现高潮，指望一支广泛的左翼力量会奇迹般地出现。譬如，萨米尔·阿明就指出，只有当激进的左派敢于在政治上采取主动并建立一个反垄断寡头的替代组织时，危机才能得到克服。[※注]

从学者对危机以来西方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探讨可以看出，学者们大都认同危机以来的西方社会运动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也表明了资本主义不论如何发展，也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其内在矛盾，也就无法完全消弭阶级矛盾，尽管在其经济运行良好的状态下可以采取一些措施缓解劳资矛盾，但一旦经济发展受阻，受损失的永远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这也就决定了在危机发生后，社会矛盾和冲突必然加剧。此外，我们也可看到，在充分肯定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影响的同时，学者们也指出了当前运动的不足之处及未来的发展策略，尤其强调了在未来斗争中共产党及其他进步组织的作用。工人运动的开展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新课题，如何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更好的理论支持已经成为各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学者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五 本学科话语使用体系述评

从最近一年本学科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美债务危机成因和应对的探讨，以及对危机背景下资本主义的分析与批判方面。从总体上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国内大多数学者都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美债务危机的成因、影响、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进行分析。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近年来一直坚持把资本主义纳入研究视野，结合金融危机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推出了一系列剖析资本主义危机、探讨资本主义趋势的研究成果。包括：《美元霸权与经济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观点扫描》等，国内一些相关刊物也刊出了大量相关论文。这些研究成果为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科学建设社会主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材料。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本学科在话语使用方面依然存在有待改进和加强的地方：

一是需要进一步从本质和制度层面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在我国，尽管绝大多数学者都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危机做出科学的分析，并对资本主义制度及新自由主义等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但仍有少部分学者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本质和制度层面分析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成因，有的甚至还在为资本主义辩护，并继续鼓吹新自由主义。如有学者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把目标瞄准华尔街，可能认为华尔街的贪婪造成了贫富不均。可是谁能够大公无私呢？企业赚钱本是十分正常的事”[※注]，并认为只要人们追求物质享受的动力还存在，社会必将向市场制度转移，“虚拟经济是创造财富的，在财富创造方面，它和实体经济并无不同”，人们对虚拟经济的批判是因为“长期以来被劳动价值论误导”[※注]。还有学者认为，“不仅未来10年，在未来的20—30年，美国的领导地位大概也不会发生巨大的颠覆性变化。事实上，美国领导地位也符合中国利益。中国在各方面尚不具备领导世界的条件，且国际责任等等的成本是巨大的，中国负担不起”。[※注]这些论调不仅是以具体的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等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理由，而且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来为资本家辩护，为美国的霸权行为辩护。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学者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打造科学的学术话语体系，从而能够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和各种理论思潮进行正确的分析。

二是需要进一步对西方主流学者所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论”做出回应和批判。目前，西方一些主流学者热炒“国家资本主义”，试图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标签来掩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其用意不仅是要反对外围国家的崛起，诱使其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更重要的目的是以“国家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将两种制度之争改换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之争，从而达到美化资本主义、误导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目的。“国家资本主义论”论者还将中国众多的国有全资公司、国有控股或参股公司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歪曲成资本主义。这实际上是运用西方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来解释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中某些相同的具体政策和机制来抹杀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这不仅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加以防范，更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对这些错误观点进行澄清和批判。

三是需要进一步针对目前资本主义陷入全面危机的状况，深刻剖析其制度缺陷，探讨其发展趋势，从而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目前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国内一些学者往往停留在为资本主义进行诊断上，其实，我们不仅要对资本主义把脉，更应认识到此次危机导致了资本主义神话的破灭。理论工作者需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增强人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使人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两个必然”的科学性，正确对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的曲折与挑战，更加坚定、自觉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