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度，国内学者加大了重新解读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反思“西马”学说的力度，以期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寻找新的出路。

高建平认为，回到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并不是艺术的复兴，而只是艺术的危机，我们所迫切面临的问题，即在于艺术应该从哪里寻找自己的意义。他在《发展中的艺术观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意义》[※注]一文中，首先梳理了“现代美学”的形成历程，认为现代艺术概念的产生，并不能与财富的积累和集中构成直接的对应关系。美学的诞生是为一种更高追求服务的，即生活的品味。品味与财富，是现代生活的两翼。在对历史上的美学与艺术理论进行梳理的过程中，作者指出，19世纪中期和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艺术的许多论述和通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当代美学走出康德，与杜威和其他一些当代西方美学对话的语境中，有着特殊的价值——即美学应回到一种批判的立场，在论证中使自身得到发展。艺术要批评生活，解释历史规律，塑造理想，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商品拜物教的洪流中注入反异化的力量，这些思想成为当代美学建构的最重要的思想源泉。赖大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精神与当下意义》[※注]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所蕴涵着的世界观、历史观、人学观、美学观、文艺观等，一直在影响着现代文艺批评的发展。从当今社会发展与文艺发展的现实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基本精神，尤其是其中所体现的唯物史观视野、价值立场与价值理念、批判精神等，至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当下意义，以此来审视当代文艺批评的现状，有些问题的确值得深长思之。作者在另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今时代》[※注]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论区别于其他文论形态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不是一种纯粹的关于文艺自身问题的理论，而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一种开放性文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论对当代文论的启示意义在于：一是从现实问题出发的理论立场和现实关怀精神；二是开放的理论姿态和宏阔的理论视野；三是追求社会与人的合理健全发展的价值理念。马建辉在《马克思的生活论思想与当前文艺学、美学生活论转向》[※注]一文中，着眼于近来我国文艺学、美学领域中发生的回归生活世界的趋势，认为这一趋势的发展为从马克思生活论维度解读、评议文艺与审美现象，构建马克思生活论基础上的文艺学、美学提供了契机。作者首先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再解读，指出理解观念的基础和观念批判的旨归正是在于生活世界。作者将生活论转向对当前文艺学、美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总结为：理论研究切不可脱离生活，也就是提倡文艺学、美学研究范式的生活论转向。同样，董学文在言及我国文艺理论研究近年正发生的明显变化时，也以“越来越生活化”来概括。他在《文艺理论研究的动力和灵魂》[※注]一文中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实现文艺理论振兴，实现我国文艺理论研究与进步文艺实践相结合的必由之路。作者认为面对学界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问题上存在分歧的现状，怎样正确理解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与文艺理论建设的关系，怎样正确处理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文论研究和文艺创作的关系，已成为理论界冲突和碰撞的一个焦点和旋涡。学界近年来就反本质主义、“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以及“实践存在论美学”等领域展开讨论，归根到底是要解决文艺的本质及其价值与功能问题。刘方喜认为如何解决学科过度分化、学科壁垒森严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已成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进一步大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他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跨学科性”》[※注]一文中，首先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跨学科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学科分化与交叉问题，一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需要真正的“跨学科”眼光，二是由于从总体上看，现代学科其实是分中有合，而在各学科结合、交叉中，总是有某一学科的理论范式处于主导地位。作者认为，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论跨学科优势，应重视对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的批判性吸收。我们应拓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范围与哲学基础，从而在当代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论跨学科的优势。作者在另一篇文章《“符号经济”论：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注]中进一步提出了自己“跨学科”理论的批判尝试，即“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它建立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或“财富哲学”基础上，将艺术置于社会财富流转总体过程中来加以考察，批判性地反思艺术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负面影响。崔康柱在《马克思与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化》[※注]一文中认为，用历史的眼光重新认识经典马克思的文学思想，他认为，在马克思看来，艺术生产是社会需要和审美需要的合力作用的结果。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必须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这两种需要。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应该根据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用马克思的大美学思想，对话语理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美学阐释，创造各种文艺话语平等交往的和谐空间。韩德信在《马克思实践哲学：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理论基础》[※注]一文中，在探讨马克思实践哲学与西方当代哲学的本质区别的基础上，得出了马克思实践哲学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启示，即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应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指导，强调文学理论走向现实，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学理论的理论品格与实践品格的统一、文学理论的开放性与学科的自律性的统一、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

随着商业化消费社会发展的深化、各种新媒介对文学的冲击和再定义，新兴的文学形态层出不穷。这一方面表现了文学发展的繁荣，但另一方面由于“批评理论”缺失，我们难以有效规范各种蓬勃发展的文学样式，“文学批评理论”自然成为了众多学者所关注的重点。丁国旗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要重视“民族的”标准》[※注]一文中认为，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民族的”标准，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对文学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必要守护，是对全球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切实尊重。在关于“文学批评理论”问题的探讨中，回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重新理解、阐释“美学的历史的”标准，成了不少学者不约而同的选择。孙媛在《重提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标准》[※注]一文中认为，批评标准的失落已经给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用兼具科学性和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标准引领文学批评是关系到中国文学健康繁荣的根本性问题之一。同样，万娜在《美学观点与史学观点——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指导原则》[※注]一文中也认为，我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在借鉴西方现代批评理论的基础上已呈现出知识多元化格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即是我们辨析这些理论资源所需要遵循的尺度。建设文学批评的良性生态与秉持文学批评的尺度并不矛盾，二者并重是对唯物史观的尊重和坚持。张玉能、张弓针对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试图构建中国文学发展演变历程中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相联结的通道。他们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注]一文中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以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为根基、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为依据的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应该在中国传统感性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理性分析的阐释，方可达到结合中西文学批评的优长之处的境界。马建辉在《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几点思考——写在当前文艺界学术论证之后》[※注]一文中，认为学术论证是推进学术研究的必要途径，当前文论界的学术争论就带给我们许多有益启示：一是对马克思文本诠释的多向度发展应加以引导，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难度与困境亟须缓解，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要走向精致化，四是要对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释学进行探索。

除上述所论以外，本年度还有一些值得提及的新收获。一些学术团体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为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升温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2011年4月于河南小浪底召开的“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2011年年会”；2011年6月于四川大学召开的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会暨“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构”国际学术会议；2011年7月于内蒙古锡林浩特召开的“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第28届年会”；2011年10月于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讨暨陆贵山教授学术生涯五十周年并文集出版座谈会”；2011年11月于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等。这些会议吸引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参与，对一些前沿性、现实性、热点性话题展开研讨，在一定程度上规约着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基本方向与研究重点，所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