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杨建民在关于古巴改革的文章中指出，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先后经历了民主改革（1959—1960）、社会主义改造（1961—1963）、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1963—1966）、“革命攻势”（1968）、确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976—1980）、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调整（1981—1985）、“纠偏运动”（1986—1989）、“对外开放”（1991—2003）、加强外汇管制和个体户管理（2003—2006）、劳尔的改革（2006—2011）等阶段，其中不仅包括对生产关系的革命性改造和大调整，还包括对国家对外关系的大调整。纵观古巴革命以来的调整与改革，可以归结为在两种关系的调整中寻找出路：一是对外关系；二是生产关系，即计划（国家）和市场的关系。

就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生产关系的调整与改革而言，具体内容可简述如下：

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1959—1963）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首先进行了民主改革，具体内容包括土地改革、外国企业国有化和改造城市经济。至1960年，古巴建立了独立国家的经济体系和生产关系。1961—1963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扩大国有化范围，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加强与社会主义的经贸关系。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古巴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但由于这一时期古巴急于改变单一经济结构，曾一度大幅削减蔗糖生产，提出实现农业多样化和短期内实现现代工业化的目标。这是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初期的普遍做法。但由于此种战略过于脱离实际，1963年经济发展遭遇挫折。

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1963—1966）

从1963年开始，古巴就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工业部长格瓦拉主张企业实行预算拨款制，而全国土改委主席罗德里格斯主张自筹资金制。格瓦拉等认为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过渡，革命者的任务就是加速消灭市场和商品生产，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化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中央通过预算拨款无偿向企业提供资金，企业将利润完全上缴国库，逐步消灭货币，取消物质刺激手段。罗德里格斯则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将长期存在，国家可以利用它来调节计划经济。企业应该有一定的自主权，实行自筹资金制就是企业自负盈亏，除留成之外的利润上缴国家。留成部分可以用来扩大再生产和发放奖金，用物质刺激提高劳动效率。

“革命攻势”（1968）

古巴就经济体制争论的结果是，格瓦拉的主张占据了上风，1967年卡斯特罗亲自主管经济工作，实行了进一步否定商品和货币作用的簿记登记制。1968年，古巴展开“革命攻势”，接管了几乎所有的私人中小企业、手工业作坊和商店，消灭了城市中的私有制，与此同时，扩大免费的社会服务，用精神鼓励取代物质刺激。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1971—1980）

由于20世纪60年代古巴对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并不成功，促使古巴进行反思。1970年，卡斯特罗多次表示过去是犯了理想主义错误，主张采取现实主义态度，反对理想主义，从理论上认为古巴实现共产主义还需要四个阶段，现在处在建设物质技术基础的第一阶段。

“一五”期间（1976—1980），古巴确立了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企业开始实行自筹资金制，1977年企业间建立购销关系，允许职工从事第二职业和建立平行市场。国家重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承认过渡阶段货币和商品的地位。这一时期，由于国际糖价暴跌、古巴出兵海外等因素，新体制未能充分发挥促进经济的作用，但古巴经济年均增长率仍然达到4%。

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调整（1981—1985）

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古巴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经济问题。因此，古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经济政策，巩固和发展70年代经济体制化和合理化的成果。1980年召开的古共“二大”肯定了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并决定继续加以完善。“二五”（1981—1985）期间，为促进经济发展，古巴采取的主要措施有：注重消费和服务的投资，改善人民生活；放宽经济政策，开设农贸市场；改革工资制度，贯彻按劳分配制度；改革物价制度，减少价格补贴和免费福利项目。通过这些措施和调整，1981年古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6%，但投资额和劳动生产率较低，1981年后的几年年均增长率都没有超过5%。“二五”计划表明，调整经济体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经济增长非常不稳定。

“纠偏运动”（1986—1989）

1986年，古共中央和卡斯特罗充分认识到苏联和东欧国家所谓“改革”可能带来的危害，在国内展开了“纠偏运动”。主要措施包括：关闭农贸市场，恢复国家的统购统销制度；禁止私人买卖房屋；禁止出售手工艺品和艺术品；禁止私人行医和限制向工人发放奖金等。通过“纠偏运动”，加强了权力的集中和思想领域的斗争，使古巴在苏东剧变期间没有跟随发生“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倾向，稳固了社会主义政权，但限制了市场作用的发挥。在古共“四大”上，卡斯特罗指出，没有“纠偏运动”，古巴就会和苏联一样被改革葬送社会主义。

古共“四大”开放市场的措施

1991年古共“四大”推出对外开放的国策之后，1993年5月古巴政府决定准许个体从事服务业工作，但不准大学生和各级领导从事个体服务业工作，不准存在雇佣劳动。同时规定，个体户必须进行注册登记，依法纳税。至1995年，个体户曾一度发展到21万人。苏东剧变后，古巴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已经实现了多样化，合资、外资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形成了一定规模。古巴领导人也多次表示，古巴反对搞市场经济，但这不等于不能实行某种市场方式。古共“五大”通过的《经济决议》中也强调：“在经济指导中，计划将发挥主要作用，尽管在国家的调节下，已经给市场机制打开了一个空间。”

古共“五大”以后限制市场活动

1997年古共“五大”以后，古巴的经济困难得到缓解，古巴转而加大征税力度，增加税收种类，并颁布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第187号法令，进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直到“六大”召开之前，古巴虽然多次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希望通过管理方面的改革提高效率，但从来没有把这些改革与市场联系起来，利用市场提高一些部门的效率。21世纪初，古巴经济有所好转，政府便重新加强了对个体户的控制和管理，停止发放新的营业执照，不少店铺由于缺乏生产资料来源和承担不起高额的税负而终止营业。至2009年底，个体户减少到14.3万人。

劳尔主政后再次放宽市场限制（2006—2011）

2006年7月劳尔主政以来，强调必须进行经济结构和观念的变革，强调经济工作和粮食生产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明确提出满足民众的需要是当前的“要务”，强调社会主义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培养懒汉，必须逐步“完善”和“更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近年来，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飓风的打击，古巴经济困难加剧，以劳尔为首的古巴政府又重新放宽了对个体户的政策。与此同时，古巴还采取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变革措施。2010年以来，古巴政府出台一系列“更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新举措。

就古巴革命胜利以来对外关系的调整与改革而言，杨建民指出，这种调整与改革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指的是，革命胜利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古巴对外关系的重点。

古巴革命胜利后，尤其是1961年古美断交、古巴宣布建设社会主义之后，逐渐把对外关系的重点放在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完成对外关系的一边倒。

20世纪70年代，古巴参照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实行了苏联式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并利用苏东国家的资金进行了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1972年，古巴确定了依靠经互会支援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加入了经互会。

在与经互会国家经济一体化后，古巴在“一五计划”期间社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二五计划”期间年均增长7.5%。总之，在苏东剧变前，古巴在苏东国家，尤其是苏联的经济支持和军事保护下，不仅取得了“吉隆滩”战役的胜利，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颠覆古巴社会主义政权的企图，而且保持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第二次对外关系的调整与改革指的是，苏东剧变后拉美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古巴对外关系的新重点。

1991年10月，在面临空前困难的情况下，古共召开“四大”，提出了“拯救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口号，制定了特殊时期的内外政策：一是加强与拉美国家和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二是加强党的建设，允许信仰宗教的爱国者入党，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卡斯特罗在开幕式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对外开放政策：“我们正在广泛地实行对外开放，广泛地对外资实行开放”。古巴改革的具体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政治上，精简机构，改组领导班子，实行直接投票选举制。第二，在经济上，强调发展农牧业，调整依赖苏联的经济结构。第三，在对外贸易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取消对外贸易垄断权，实行外贸多元化，放宽外资条件，改善投资环境。

就古共“六大”的改革而言，杨建民指出，侧重点在于生产关系的调整与改革。

古共“六大”改革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强调更新社会主义模式，强调调整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即是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改革，均是指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但由于古巴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很大，往往改革首先注重对外关系的调整，“六大”召开的最重要意义，就在于推出的改革措施可能突破以前政府反对的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教条，应利用市场，走发展和振兴经济之路。“六大”的改革更注重内部革新图强，提高效率，而不再大张旗鼓地强调对外开放和投资的作用，即不再强调对对外关系的依赖。从改革措施来看，大多涉及国内计划与市场、国家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调整与改革，不再强调依靠任何外国和外国集团。

就“更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前景而言，杨建民认为，古巴改革的大门已经开启，但其面临的形势错综复杂，前路漫漫，几乎任何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都可能触动改革的敏感神经。古巴并不称“改革”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而是称“改变、变革”或采取“经济措施”，“更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由此可见，目前古巴对改革的谨慎态度。总之，古巴的改革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首先，古巴之前在困难时期也搞过经济改革，但均作为权宜之计，曾多次出现反复。古共“六大”提出的改革和以往不同的是，如果国营部门裁员130万人的计划得以实现，古巴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可能实现新的突破。因为一旦大规模裁员完成，势必形成相当的市场规模，届时国有企业和市场经营者都将在计划经济之外发展，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是不可逆的，古巴实际上就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

其次，古巴拥有完整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国家承担医疗、教育、退休养老等社会保障的全部费用。即使如此，凭本供应也只能满足居民1/3的基本生活需求。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在医疗覆盖率、学生入学率、文盲率等人文指标方面，古巴都位居世界前列。但与此同时，居民衣食住行方面的一些基本需求还难以得到满足，食品供应、道路、交通、电力、住房等基础设施长期存在短缺。古巴将实行的“更新”措施可能触动本来就不能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福利体系，古共“六大”改革的矛头直指代表社会福利体系的两种货币、凭本供应等敏感问题，这可能带来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再次，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成为影响古巴政治和外交的重要因素。

最后，在国际方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已经长达半个世纪，而且变本加厉，严重威胁着古巴的社会主义政权。而古巴对此并没有现实的筹码与美国分庭抗礼，只能用国际道义与之作斗争。如古巴得到180多个国家的支持，近20年来已经促使联合国大会18次通过决议，一直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但美国仍然我行我素，国际社会亦对此无可奈何。由于古巴陷入经济困难多年，食品药品大多需要从美国进口，而燃油要从委内瑞拉进口。古巴经济困难的缓解不仅受到美国政策的影响，还与查韦斯在委内瑞拉的执政状况密切相关。可以说，国际形势的变化仍然是影响古巴经济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