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传教的实质是“抓住中国的脑袋和脊骨”

金宜久指出，从19世纪末以来，西方侵华势力就把基督教作为使中国人俯伏在他们脚下的工具，而将控制中国舆论、占领高等教育学府当作“抓住中国的脑袋和脊骨”的主要举措。目前在我国大学和科研机构中的文化传教，本质上仍然是为上帝的存在、创世论证说教，实际上与传教士的宣教布道无异，是在为有神论的信仰服务、辩护和张目。在传播有神论方面，文化传教更能吸引人、迷惑人，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在高等学府，可以起到传教士难以起到的作用。他特别指出，西方基督教界历来把高校视为“领导中国到我们道路上来的主要希望”，这是解放前传教士梦寐以求的事；今天它向大陆渗透的战略意图并未改变。有的高校是否在为传教士向大学渗透自觉不自觉地开启绿灯放行，在思想阵地放弃了“四个坚持”，是人们不得不提出的问题。总之，高校与神学家联姻，是不折不扣地适应了西方基督教界的需要。[※注]

习五一指出，冷战结束以来，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宗教的复兴和宗教的冲突，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仔细分析这些社会现象，主要不是精神层面的有神论在起作用，而是宗教的社会性被人为地抬高和强化。宗教有神论被某些国家和某些利益集团，当作谋取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的手段。从科学无神论的视角考察，这种现象是历史文明的倒退，急需我们进行研究，提出对应战略。她认为，当前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宗教因素主要有三个：即以达赖集团为首的藏独分裂势力；打着伊斯兰教旗帜的“东突”分裂势力；美国基督教新保守势力对华的扩张战略。在西方遏制中国的战略中，这些宗教因素将成为敌对势力利用的重要资源。她指出，西方宗教右翼势力特别善于利用合法渠道，深入我国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阵地，培植力量，宣传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治观，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立。所谓“合法渗透”，主要形式是“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对此，我们需要有学术上的应对，应该掌握话语权，培植我们的学术优势。[※注]

2.大学生宗教信仰现象研究

基督教家庭教会近年来在高校校园的传教十分活跃，家庭教会中大学生信徒不断增多。有课题组以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北京高校的家庭教会大学生信徒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家庭教会大学生信徒对基督教的信仰更多带有终极追求的成分，对教会活动表现了很高的热忱。他们加入教会多为传教的结果，与排遣不良情绪有关。他们的价值观深受基督教的影响，显示了比较多的消极倾向。从差异性的角度看，男生信徒和教育、心理类专业的大学生信徒最值得关注。对于家庭教会的大学生信徒应当区别不同学生，给予正确的思想引导。并且，从某些大学生基督徒能够认同的文化相同点出发不断启发教育。[※注]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调查表明，该校信教学生占总人数的7.65%，但大学生参加宗教活动具有随意性，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徒不多；他们信教更多地表现在心理调节的需求，信教的心理目的性、功利性强，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的基本特征。笔者认为，除了大力开展无神论和科学精神教育，强化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重视心理疏导，解决困扰学生的实际问题，开设宗教学等有关的选修课程等措施外，还应当加强对校内信教群体的管理。同时应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和打击校园内外的各种非法宗教活动。[※注]

另有一项相关的调查结果显示：78%的大学生相信鬼神、命运、运气或特异功能；60%的大学生日常生活中有自己的幸运物或幸运数字，平时会去算命、求神祈祷、玩笔仙等迷信游戏，并不犯一些不祥的“禁忌”；分别有10%、11%和2%的大学生信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调查者还发现，大学生迷信行为呈现一些新特点：迷信与科学知识、校园文化、宗教信仰和娱乐消遣等相结合。笔者认为，“无神论”在高校的失落，除了一些校方原因和大学生个体原因外，还与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失落、转型期社会的迷惘、科学技术的消极影响、媒体不负责任的宣传和发达国家的文化殖民等社会原因有关。[※注]

3.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我国宪法与教育法明确规定的重要原则。近年来，宗教在各高校传教活动愈演愈烈，严重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引发家长、教师和社会多方面的忧虑和关切。围绕这一议题，中国无神论学会和中国社科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专门组织了四次座谈会。[※注]

杜继文结合相关立法文件、立法历程等客观情况，阐述了“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必要性。他以“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的大量事实材料为例，介绍了当前文化教育领域中宗教传播的严峻形势。“文化基督徒”以“基督教文化研究”和构建“学术神学”名义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传教布道活动不断升级，与之相应大学生信教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这与海外势力的推波助澜有重要关系，而教育行政当局更是难辞其咎。科教兴国战略能够真正贯彻落实，中华民族能够实现真正的复兴，捍卫和落实“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是必要的步骤与前提。他指出，基督教向教育领域的入侵，是“西方抓住中国的脑袋和脊背”战略的继续；教育机构的职责是办好教育，教育的任务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也就意味着拒绝“宗教兴国”。科教兴国战略能够真正贯彻落实，中华民族能够实现真正的复兴，捍卫和落实“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是必要的步骤与前提。[※注]

金宜久指出，“文化基督徒”在高等学府，可以起到传教士难以起到的作用。表面上，他们往往创造出一种新的说法、理论、概念……似乎是“属于文化传教的范围”；本质上仍然是为上帝的存在、创世论证、说教，实际上与传教士的宣教布道无异，是在为有神论的信仰服务、辩护、张目。那种把宗教视为商品，主张开放宗教市场的论调，无疑是为宗教在国内的无序发展制造舆论。现在居然由有关的高校聘请海外神学家讲授《圣经》予以落实，把大学神圣的讲坛拱手让给神学家；让大学出版社接受传教士的推荐，出版“神创论”一类图书，真是令人费解。由此可见，宗教向高校的渗透，已到令人发指的地步。由高校当局出面聘请神学家，即传教士讲课，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下的单纯的宗教渗透。如果从当前炒热的“宗教市场论”的视角来看，应该归于“招商”（招境外的神学家）、“引资”（引基督教之《圣经》，从而可以大量出售宗教书籍）一类。由于来到高校的神学家，是以“教授”身份、有着讲学的任务，不是偷偷摸摸“渗透”进来的，而是冠冕堂皇、大摇大摆受聘而来的，这可以视为宗教渗透形式的新发展、新演变。[※注]

习五一详细分析了近代中国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历程。她指出，在近代中国，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命题，主要是针对西方来华传教势力兴办的基督教大学，在国立大学中并没有宗教神学的位置。她认为，促进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世俗化的因素，主要来自社会运动变革的冲击。这些社会变革运动有三大高峰，包括：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民族主义高涨中的非基督教运动和矛头直指基督教教会学校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号掀起了规模巨大的批判宗教热潮；轰轰烈烈的非基督教运动使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成为教育界的共识；收回教育权运动打破了外国传教士控制教会大学的局面。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的现代教育法规，国立大学的竞争，特别是非基督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推动了中国基督教大学的世俗化进程。在民主民族革命大潮的洗礼下，教会大学涌现出一批爱国领袖人物。教会大学的毕业生绝大多数也成为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担任基督教牧师的平均只有5%。连基督教会都感叹说，没有培养出一个伟大的能使基督教本土化的中国神学家。[※注]

有学者从文化安全的角度对当前中国大学的宗教热进行反思。笔者指出，大学出现宗教热有西方文化扩张体系下的长期宗教政治渗透和宗教的自身调整扩大了其传播效应等方面的因素，也有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宣传的弱化与一些高校教师、研究宗教的学者对宗教非客观的宣讲等原因。作者认为，这对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产生不良影响：宗教普世论冲击高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淡化了高校科学精神的培养；外来宗教的文化渗透一定程度弱化了大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笔者提出，高校党政领导和各职能部门准确理解和把握党和政府的宗教理论和政策，要加大科学无神论的研究和宣讲力度，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抵御外来宗教的渗透。[※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