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文本、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列宁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动态等几个方面，总结、归纳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状况、热点问题、前沿动态。不仅为我们自己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提供依据，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思路，同时也希望能够为人们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最新发展动态、趋势提供一点信息和参考资料。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的新进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在这一年一如既往地呈现出了繁荣活跃的景象，新的文献资料仍在不断地被编译和出版，学者们也在全新的文献资料基础上深化着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理解与认识。《资本论》及其手稿、马克思的其他经济学笔记是当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热点，一些文献当中的哲学思想得到了详细、认真、相对系统完整的重读与解析。与此同时，学者们开始将文本研究与思想阐释结合起来应用到对具体哲学问题的阐发与探究上，并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给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带来的变化与影响，从学科建构、研究形式、治学方式等角度出发来对我国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情况做出全方位的反思。

（一）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最新译介情况

中央编译局仍在全力加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二版的翻译和出版工作。2013年4月，《全集》第35卷正式刊行。这一卷是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ⅩⅢ—ⅩⅤ笔记本的内容，即《剩余价值理论史》的最后部分。《全集》第35卷的出版，标志着中文第二版的《剩余价值理论史》全部出齐（其他二册是《全集》的第33卷和第34卷，分别于2004年和2008年出版），这无疑为人们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提供了便利。

中央编译局在2013年组织相关的专家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来对2012年9月面世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进行介绍与说明，为人们详解该版《选集》编译的出发点、特点与优点。柴方国在《以科学态度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普及读本——关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一文中提到，《选集》第3版不仅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兼顾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注]他在该文中指明了第3版《选集》的基本框架、版本特征、篇目的增加、改动和删除情况，为人们更好地使用这一版的《选集》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辅助性阅读材料。

2013年6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发布了一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其写作框架是“历史考证部分——研究状况部分——当代解读部分——原著选编部分——附录部分”，为人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提供了参考资料和研究方法模本。该丛书的第一批包含《资本论》《法兰西内战》《穆勒评注》《人类学笔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经典著作，其亮点在于“历史考证部分”，即紧跟MEGA2的编撰步伐，力争将文本的来龙去脉、版本情况、编辑进展清晰明确地展现给读者，从而帮助阅读者和研究者更好地把握文献的创作史以及相关的学术问题。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的《费尔巴哈》章包含了较多的文献学难题和人物思想关系问题，可以预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形态》仍会是最受重视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之一。2014年1月，南京大学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的《形态》的MEGA2先行版（即陶伯特版）的中文译本公开发行，这是国内学者研究《形态》文本的绝佳学术资料，因为这一版的编者将《费尔巴哈》章的7份手稿保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留下来时的原状：即将手稿收录为7份独立的文稿，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这为人们更真切地面对《形态》的文本提供了可靠和坚实的文献基础。[※注]

（二）国内MEGA2研究的最新动态

长久以来，中央编译局（当然也包括相关的其他单位的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翻译和介绍国外MEGA2研究和编辑动态上的工作，但这些研究成果通常是以译文和论文的形式刊登在其内部刊物上，如《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等等。仅仅以内部刊物为载体来刊录MEGA2的研究资料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需要，公开出版并发行全新的编译资料势在必行。为此，中央编译局在2013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编辑委员会，重新编排、辑录和出版曾经发表在中央编译局各类刊物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这其中除了上述的内部刊物外，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外理论动态》等国内外发行期刊，以及其余的内部刊物《列宁研究》《斯大林研究》等。《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丛书具有极强的文献性、编译性、系统性和权威性[※注]，计划出版37卷，将分数年依次完成。至2014年5月，该套丛书已经出版12卷，包含《形态》《共产党宣言》《巴黎笔记》《伦敦笔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及1967年后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专题研究卷次。

为了更好地推进中文二版《全集》的编译工作，中央编译局始终和MEGA2编委会的成员有频繁和深层的交流活动，MEGA2编委会的有关成员也时常将自己的最新编辑和研究心得发表在中国的学术期刊上。这些文章有利于中国学者尽快融入到MEGA2的研究工作中，在某种意义上提高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研究水平。譬如，德国的罗尔夫·黑克尔在《摘录笔记——MEGA的组成部分还是补遗内容？》该文的第一部分介绍了MEGA2编辑结构中设置第IV部分的历史渊源和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中摘录笔记和旁注部分的具体情况，肯定了这些材料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史和考证其主要著作创作过程的不可或缺的意义。在该文的第二部分，黑克尔列举了大量论据来证明在MEGA2中设立单独的第IV部分收录摘录笔记和旁注的必要性。并在该文的最后介绍了MEGA2第IV部分在1992年之后的编辑进展，强调了第IV部分的编辑原则。[※注]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仍在不遗余力地向人们讲述清楚MEGA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赵玉兰、魏小萍、韩立新、徐素华等学者纷纷撰文致力于阐明MEGA研究当中的相关问题，为人们了解MEGA不断地打开新的窗口。赵玉兰在《论梁赞诺夫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渊源》一文中重现了梁赞诺夫全力组织编辑MEGA1的历史，并以《形态》为例，令人直观地感受和熟悉了MEGA各方面的情况和特点。赵玉兰认为，MEGA编辑的要点是“全面完整”“忠实于原文”[※注]，要做到这两点，没有崇高的职业态度和高尚的学术精神是绝对行不通的。这也间接证明，我国今后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和版本学研究，还要走过一条十分漫长的道路。

（三）马克思经济学文献的最新研究状况

马克思的经济学文献包括《资本论》和其“三大手稿”以及马克思其他的经济学笔记。众所周知，MEGA2的第II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早已出齐，国外学者早就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文献进行了深度的耕犁与解读，我国学者也并未自甘落后，尤其是中央编译局的相关学者更是很早就跟随俄文版《全集》以及国际MEGA2编辑的步伐，展开了对《资本论》创作史的深度研究。张钟朴这一年在中央编译局做了三场关于《资本论》创作史的讲座，把《资本论》的“三大手稿”同《资本论》的关系做了充分而全面的梳理、讲解和评述。他的这些讲座被整理成论文发表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上。张钟朴在这些文章中分析了“三大手稿”中所阐述的分工、机器大生产、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生产价格、平均利润等问题[※注]，指出马克思在“三大手稿”中的很多思想更为广阔与精深，“三大手稿”不仅是《资本论》的草稿和补充，更是相对独立的具有非凡研究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文献。

近年来讨论较多的一个文献学问题是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时到底有没有，或者是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马克思的原始手稿？《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期发表了徐洋的《国外对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编辑工作的评价》，向人们介绍了自《资本论》第二、三卷首次出版以来国外学者对恩格斯编辑工作的评价。该文重点分析了MEGA2相关卷次的编者对恩格斯编辑工作的研究，简要概括了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册的历史贡献。作者指出，MEGA 编者通过仔细考辨，在MEGA2的相关卷次中指明了恩格斯编辑稿和刊印稿对马克思手稿的各种改动，并特别标示出了其中恩格斯增补的文字，这些改动和增补的版权应该属于恩格斯个人。值得一提的是，MEGA 第II部分还把著作权专属于恩格斯的两篇文献作为独立文献发表，即通常作为《资本论》第三卷的附录发表的“《资本论》增补”。因此，《资本论》第二、三卷在实际意义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著。[※注]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哲学光辉是否被人们过于放大了？毕竟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经济学探索行为，其经济学文献当中的哲学思想又有多大的研究价值？尽管这并不是新的学术问题，但在马克思文本研究的语境下，澄清《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哲学研究价值显得很有必要。聂锦芳在《唯物史观并未止步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其在《形态》中是以零散、抽象的形式初步勾勒出来的，这潜在地包含了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极端化的风险。而《资本论》及其手稿是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纵深思考和探究，它将《形态》中的哲学思想进一步深化，赋予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更深的内涵和更为广阔的视野。《资本论》及其手稿是人们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弥足珍贵的文献。[※注]

一批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的经济学文献《巴黎手稿》做出了全新、全面的文献学研究。聂锦芳在《“巴黎手稿”的原始面貌》一文中说明了《巴黎手稿》和《巴黎笔记》的区别，前者更多地包含了马克思撰写的大量正面阐述和属于自己的思想论证，后者则是专门摘录和抄写同时代人以及前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注]吕梁山也在其专著《〈穆勒评注〉研究读本》中指出，《巴黎手稿》包括《1844年手稿》和《穆勒评注》，MEGA2的编辑者英格·陶伯特认为《穆勒评注》的写作时间应该在《1844年手稿》的三个笔记本之后，1979年第一版的《全集》第42卷却将《穆勒评注》置于《1844年手稿》之前，这或许是一个文献学上的失误。[※注]

刘秀萍和聂锦芳认为重新研究《巴黎手稿》的关键在于做好文献疏证和内容释读，在此基础上才能开展专题研究，并最终明确《巴黎手稿》的历史地位。刘秀萍在考证《穆勒评注》和《1844年手稿》的写作顺序时分别引述了拉宾、陶伯特、罗扬的说法，指出两部文献的写作次序仍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文献学难题；过于痴迷文献写作时间的考证而忽略文本思想的深究与解读，并不是一个可取的做法。“尊重文本原貌、再现原始思想与揭示体系构架的工作只有处于一种相互支持、融通的关系中，真正体现出‘三位一体’文本研究才能达到较高水准。”[※注]刘秀萍随后对《1844年手稿》的三个笔记本不同版本的编排和笔记本II中的遗失内容进行了分析、推测、考察与探佚。

刘秀萍在其专著《马克思〈巴黎手稿〉再研究》中全面清晰地阐释了青年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异化思想是贯穿于马克思哲学思维的一条自始至终的逻辑主线，它在《1844年手稿》中的表现主体是“异化劳动论”，而在几乎是同时期的《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则用社会关系的异化论完善了自己的异化思想。[※注]而与异化问题紧密相连的是私有财产问题。私有财产的起源和本质是马克思文献当中时刻存在的深层次哲学命题，私有财产既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的对象，又是解决诸多核心问题的关键，不明了私有财产的起源、运行机制以及社会内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就有“架空”的危险，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哲学似乎就找不到实在的建构基石了。[※注]

学者们也基于《巴黎手稿》的文本研究对其中的诸多哲学思想进行了考辨与重释。李彬彬在《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起源——重新思考“巴黎手稿”对共产主义的七条论证》一文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重新做了解读与厘定，指出我们过去研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往往是通过后来的共产主义实践运动来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或者说把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号的共产主义运动看作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原始文本。李彬彬认为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原生形态”。在马克思建立共产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巴黎手稿》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原因在于其第III笔记本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做了七个方面的说明和论证，内容丰富、思想发散，涵盖了“粗陋的”、“政治的”和“积极的”共产主义类型，提出了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感性的解放和真正的无神论，并且说明了理解共产主义需要辩证法，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注]

《资本论》三大手稿的研究情况在这一年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最令人瞩目的是对《1861—1863年手稿》的研究明显向前迈了一大步。顾海良教授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上发表《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历史路标”——读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首次将《1861—1863年手稿》中的理论问题（也就是该手稿的文本研究所要解析和深究的思想问题）概括为九项。[※注]《1861—1863年手稿》是《资本论》三大手稿中篇幅最长、容量最大、字数最多的手稿，先前人们的目光过多地集中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各版本、各卷次上，多少有些忽视和看淡了《1861—1863年手稿》文本研究的重要性。作为《资本论》直接草稿的《1861—1863年手稿》理应被人们仔细研讨和充分挖掘，从而拓宽《资本论》文献学研究的广度，并增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哲学）研究的深度。[※注]

篇幅所限，我们只选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专著进行点评。可以说，我国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文献的研究已经有了较高的水准，一方面充分尊重国际国内最新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经济学思想力争作出更为精深和深邃的解读与阐释。平心而论，我国学者已经在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研究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下一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把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心得与体会译介到国外去。这需要更多精通外语的专业人才参与到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研究工作中来。

（四）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研究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MEGA研究究竟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是近年来国内学者们反复思考的问题。首先值得肯定的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鲁克俭在《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一文中说到，马克思文本研究虽然属于学院派的研究，但并非没有现实关怀。文本研究的前身是“经典著作研究”，但是经典著作研究所涉及的文献性质、语种、版本以及数量与文本研究不可同日而语，文本研究对外语能力和水平的依赖性也要远大于经典著作研究。文本研究包括文献的甄别、梳理、考据等文献学问题，很多人实际上是将“文本研究”和“文献学研究”等同看待的。故而文本研究一定不同于经典著作研究，尽管文本研究是从后者演化而来。[※注]

魏小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在国内的反响与思考》中再次指出不管是将MEGA神秘化、神圣化，对其寄予过高的期望，还是将MEGA妖魔化，恐惧和排斥业已形成并在持续增强的MEGA研究趋势，都是违背MEGA研究所追求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准确性的。中国学者要尽可能地客观对待MEGA所提供的信息、资料，借助于此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进行更加准确、深入、系统的研究，并结合中国实际，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注]

这就是说，MEGA不能给人们带来直接的、超乎想象的“学术好处”。王代月也在《准确定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一文中强调MEGA2是以时间在先给研究者提供原始材料的，它只能构成研究者的起点，而不能代替研究者的工作。由于MEGA2不仅编排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文献，也吸收了相关的别的学者（如莫泽斯·赫斯）的历史文献，因此，研究者在研究之时还要仔细鉴别MEGA材料，选择有价值、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认可的材料为对象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如果陷入了MEGA2中海量的原始材料，就会毫无选择、毫无目的地研究，这无异于做无用功，相当于将MEGA膜拜化、偶像化。[※注]

文本研究、MEGA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的确给人们呈现出了一个较之以往“稍有不同”的马克思，那么，如何看待文本视域中的马克思，就成为了中国学者面临的另一个问题。魏小萍为此撰文《文本视域中的马克思》，指出借助于MEGA2对马克思的文本、文献重新做出解读与研究，并不是蓄意制造新的马克思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谓对立，而是在时代语境中，强调以马克思哲学思想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体现这一问题意识与当下世界和人类自身命运的休戚相关。[※注]

在如何进行文本研究、要重点研究哪些文本、文献等问题上，国内学者内部一直存在分歧。张雷声等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文献建构》中就坚持要在宏观上看待“马克思文本研究”，作为整体性、完整性、全面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的平台之上，多学科、多领域、多视角的研究需求使得文本（文献）研究的任务十分繁重与浩大，如果只是单纯地研究马克思的文献，恐怕难以达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终极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已有了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和学术特色，完全回到故纸堆的所谓纯粹的“马克思文献学”，不能满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要求。[※注]

那么，何谓“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李锐在《〈共产党宣言〉的文献学问题研究》一文中谈道，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系统的科学研究而再现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以及历史进程的学科，主要研究某部（或某组、某群）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创作（历史）问题（“历史进程”）和它本身所表现出以及蕴含着的各类理论问题（“精神实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讲求将历史考证和思想探究密切结合，真实、客观地还原出文献产生的实际情形和整个过程，并深入剖析、仔细探求文献当中精深的思想内容和理论精华，把握好各个文献的本真面貌和思想魅力。[※注]

梅艳玲、杨思基从研究范式的角度出发，尝试着对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研究做出综合性的评析与总结。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起源于批判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范式，目前有两大代表性研究重镇：南京大学哲学系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虽然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仍然面临着国际化程度不高、大众化不足和学术梯队后继乏人的困境。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注]

看来，中国学者已经能够冷静客观、科学严谨地对待和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工作、MEGA资料及其研究工作，并且致力于构建属于中国学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文本学）范式和框架，以将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真正应用于当代中国的各类实际活动中去，做到“学以致用”或是“经世济用”。我们不能迷信于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更不能无视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不管是孜孜不倦地追逐文本中的思想家，还是苦心孤诣地探寻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道路，最终目的都是提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以使其能够指导并推进中国的实践和发展。在这一点上，大多数的国内学者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头脑。

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的新动态

近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的基本特征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为依据，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为依托，结合时代的变迁不断走向具体、走向深入，这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经济哲学研究领域的异军突起，它们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人们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将马克思和恩格斯融为一体的研究方式不同，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基本上以马克思本人的文本为基础。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被学者们从政治经济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这几个方面加以关注，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尤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热议话题。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之所以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与国内外局势的发展、变化有关：从国际上来看，冷战结束与美国的强权政策，将全球正义问题突出来，王伟光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一文中非常深刻地分析了这一新的国际局势，指出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西强我弱的局面正在悄然变化，形势越发有利于我，但斗争却更为激烈，竞争更为残酷”[※注]；从国内方面来看，改革开放的进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同时，社会物质财富分配与占有的不平等、政治与经济体制不健全而产生的严重腐败现象将社会主义自由、正义与平等的问题凸显出来，现实推动理论，激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从理论上关注政治哲学问题。孟偲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时代性和现实性》一文中指出：“不关注现实，则马克思政治哲学不能体现其优越性，而现实问题缺少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参与，其深度和广度也将大打折扣。”[※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最为人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公正问题，卜祥记、张玮玮在《马克思“社会公正”理论的当代意义》一文明确指出了政治哲学对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要点：“‘社会公正’之作为哲学讨论的对象，当立足于原则性的理论高度。在这样的理论高度上，它的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式才能既不纠缠于实证层面的技术性追问，也不局限于经验或情感层面的伦理批判与道德诉求，而是一个发生于本体论层面上的旨在澄清前提、划清界限、指明方向的工作。”[※注]

张文喜在《开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新境域》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指出“在马克思的总体学术规划中，曾设想开展对法、道德和政治的批判，尽管这些批判成果内容丰富，但却始终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哲学学说。不过，在今天看来，这并不妨碍我们确信马克思政治学说的存在”[※注]。这一看起来是辩护性的评论似乎又体现为一种质疑，其实这恰恰取决于人们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之中，只有系统地理解其批判理论的思路，才能看到其政治哲学思想的系统性。不过这一系统性不能从西方传统的政治哲学意义上来理解，因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现在他不是通过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的推论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哲学见解，恰恰相反，他将政治哲学的诉求，例如自由、公正、平等等概念，置于现实社会的关系之中，并通过这些概念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二律背反表现，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哲学理念。不理解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思路，就不能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呈现的一些新问题而迅速地引发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自由、公正、平等是政治哲学领域的核心话题，这些话题长期以来实际上为自由主义理论所主导。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与自由主义的理论论争中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氛围，同样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在面临着自由主义理论的冲击下，也在回应和论争中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这一新兴的学术领域，秉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统，并不追求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粹逻辑推论，而是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去理解和解读哲学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真实含义，真正追求理论的彻底性。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研究

经济哲学即从哲学的视角反思社会经济领域的问题，发挥哲学强大的思维功能和分析能力，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进行抽象地理解和把握，结合哲学与经济学两门学科的优势，对人类社会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进行整体性的综合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最早发端于马克思早期从哲学、史学、法学领域向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转向，今天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一个分支，与我国的兴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不断走向深入有关。改革中呈现的新问题，既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话题，又难以为经济学领域所驾驭，所以，正如当年马克思转向哲学—经济学的研究领域那样，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面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视野由哲学领域转向了哲学—经济学领域。

正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话语近年来不断升温那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话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一个热门分支。该领域的核心话题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展开的，包括财产所有制形式与财富的分配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劳动价值的再认识、剩余价值与社会贫富分化等涉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话题。

宫敬才的新著《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注]从理论渊源上梳理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与黑格尔经济哲学思想的关系，从马克思所关注的市民社会问题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创立归纳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路径，这是近几年来首次以马克思经济哲学为主题的研究专著。

何丽野在《马克思关于财富与平等、自由之关系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一文中指出：“财富问题本来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但财富直接体现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其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财富便与人的平等、自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成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个问题。”[※注]这篇论文从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来理解经济哲学的基本内容，从这一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与经济哲学有着很大的相关性。

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相关，市场经济中的劳动问题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吴兰丽《劳动、时间与自由》一文从劳动与社会时间的公共性相关性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概念，该文在对两者关系阐述中的不清晰，例如，“马克思所说的剩余劳动时间不是除了创造必要劳动后所剩下的劳动时间，而是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所产生的时间。”[※注]体现了即使在今天，问题本身仍然是非常复杂的，并且难以为人们所准确地把握。张义修在《从“劳动塑形”走向现代性批判》一文中也明确指出：“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劳动’不只是经济学概念，更是关乎人的存在方式的哲学概念。黑格尔已从哲学高度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性意义，并用‘塑形’（formieren）一词来说明‘劳动’的哲学内涵。”[※注]

正是这样，经济学不可能完整地理解劳动的社会性含义，显然，劳动也不是一个纯哲学概念，马克思在黑格尔的基础上，从哲学—经济学的角度形成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经济关系、劳动关系要比马克思那个时代复杂得多，但是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价值问题仍然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

三 列宁哲学思想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列宁的研究中，对列宁哲学思想的探讨往往与对列宁政治和文化等思想的研究交织在一起，并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热点。

（一）关于列宁主义的整体性研究

首先，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列宁的论著中有一种理论倾向，即强调列宁主义与俄国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的联系。例如，李述森认为，列宁在不同历史时期曾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观点，以往人们侧重于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与发展的角度来阐释其思想的演变，而很少注意到列宁思想中还存在着的俄罗斯民族角色定位方面的含义。李述森认为，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前这种俄罗斯民族角色定位方面的含义还处在潜藏状态的话，那么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随着列宁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它就对苏联在20世纪的发展道路，尤其是对外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注]

关于列宁主义与俄国社会历史条件特殊性的联系的研究对于深化对列宁主义的认识是有益的，但是，也有人过多地强调了列宁主义的特殊性，甚至把列宁主义看成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特殊理论。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俄罗斯学者瓦季姆·米哈伊洛维奇·梅茹耶夫的论文《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注]。该文的主要内容在2011—2012年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前沿报告中已有过介绍，其主要问题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完全割裂开来，抹杀二者之间的本质联系。

针对这一倾向，有学者既承认俄国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对列宁主义的影响，也不否认列宁主义的普遍性。例如，安启念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萌发与扩散，落后的东方国家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需要；马克思晚年针对俄国民粹派的提问提出俄罗斯可以有条件地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列宁把马克思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俄罗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外的广大地区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列宁主义由此诞生。安启念还认为，俄罗斯的落后与东方色彩，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野蛮和残酷，使得列宁选择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早期思想，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这是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成功运用；过去和现在都有人指责列宁和斯大林创建的社会主义苏联缺少民主，有悖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念，这些批评者的主要问题是在思想方法上缺少唯物辩证法的灵活性，从而陷入了教条主义。[※注]

其次，近年来我国学者也注意对西方学者关于列宁主义的研究进行译介和评述。例如，张传平介绍了西方“列宁学”关于列宁主义的历史起点、思想来源、理论本质等方面的各种观点以及西方列宁学对列宁主义的批判，同时也对各种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注]再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主办的英文季刊——《国际思想评论》刊登的一篇以列宁主义为主题的访谈录中，美国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列宁主义有以下六个特征：列宁主义是一个政党或运动认为其必须以某种方式获取国家政权，并且一旦掌权，就以某种方式维持掌权的实践；一旦掌权，其最紧迫的目标是加强国家机构；并形成从上到下的等级结构；同时致力于全面的经济增长；在意识形态上定位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堡垒；在政策上注重实效而非教条。[※注]沃勒斯坦对列宁主义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一种夺取政权的实践和策略的层面上，体现了“西方列宁学”的理论局限性。

与此相关的是，在2012年10月20—21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和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在武汉大学联合主办了“列宁思想在21世纪：阐释与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德国、英国、美国、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等14个国家及中国相关机构和高校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注]这次会议的召开也有助于了解国外学者关于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研究状况。

此外，关于列宁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值得一提的还有张士海的专著《列宁主义观历史流变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从“什么是列宁主义、怎样对待列宁主义”出发，考察了苏联人、西方学者和中国共产党人“列宁主义观”的历史流变。

（二）齐泽克《重述列宁》一书引发的讨论

斯洛文尼亚籍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是著名的西方左翼理论家，他2002年出版的《重述列宁》一书对列宁的思想进行了探讨。孔明安撰文介绍了齐泽克《重述列宁》一书，认为在精神分析的视野下，齐泽克力主“重述列宁”而非“回到列宁”，也就是拒绝眷恋列宁那个时代的符号，拒绝其不彻底的反映论与哲学党性原则的背离，而是回到“实在界”的列宁——这是一个乌托邦意义上的列宁，同时也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具体的普遍性”的列宁。

值得注意的是，孔文引述了齐泽克的如下观点：列宁的物质观及其建立在物质客观性基础上的反映论，非但不是其所宣称的“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反而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观；因为列宁假定了物质与意识之外存在着一个独立的第三者，即某个全知全能的反映所谓的“客观现实”的“超级智者”，这是列宁反映论的逻辑基础；列宁哲学思想的光辉并不是其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反映论哲学思想，而是其宣称的党性原则，也即列宁的行动哲学思想。总之，在孔文看来，反对主客体的直接同一性，反对列宁的反映论，既是齐泽克在《重述列宁》中的观点和立场，也是齐泽克推崇的列宁所践行的行动准则。[※注]

齐泽克对列宁反映论的这些批评其实并不新鲜，并没有从原则上超出青年卢卡奇等人从黑格尔主义出发对列宁反映论的批评。关于青年卢卡奇等人的这种错误理论倾向，国内外已有较多的论述，这里不再重复。而齐泽克所推崇的行动哲学也不是什么列宁思想的精髓，而是接近于列宁所批评的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幼稚病”。

庄友刚对于孔明安非批判地引述齐泽克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在《重述列宁》一书中，齐泽克对于列宁理论的认识存在误区，其所谓列宁的反映论与哲学党性原则的矛盾是不存在的。庄友刚还认为，在列宁那里，哲学党性原则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列宁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路线；列宁的反映论也是坚持物质本原，认为思维只具有第二性的地位。可见，列宁的反映论与哲学党性原则是一致的。[※注]

（三）列宁文化观研究

近年来列宁的文化观研究是一个热点，出版了大量论著，其中以下研究具有代表性：

陈树林认为，列宁在俄国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就文化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和系统的阐释，形成了自己的比较系统的文化观。陈树林还研究了列宁文化观产生的历史背景、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关系、理论内涵及内在逻辑、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关系、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以及当代价值等问题。[※注]

周仲秋、秦勃探讨了1912—1914年列宁侨居波兰克拉科夫时期对文化问题的研究，认为列宁反对把文化问题作为单独的存在，而是主张把文化与一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相联系；同时，列宁认为所谓的“民族文化自治”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口号，工人民主派的口号应当是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注]

曹英伟、付瑞琪认为，在列宁生命的最后时期，文化成为其思考的核心问题，因为当时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文化落后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制约；为此，列宁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思想，把文化革命定位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构想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赋予其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建设新型民主国家的历史使命。[※注]

汪冲则对国内外关于列宁晚年文化建设思想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领域的概况。[※注]

列宁的文化观，尤其是其晚年的文化革命思想之所以成为热点，主要是由于我国当前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文化建设理论的迫切需求。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能够从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相信这一领域在未来几年仍然是关于列宁思想研究的热点之一。

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动态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热点之一，这项研究不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看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不断向前推进，本年度的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出三大发展趋势：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挖掘不断深入；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侧重于从微观、细节入手，这种研究方式帮助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更多具象性的认识；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日趋走向深入。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研究

近期，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研究也向深层次发展，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是多样性的统一。夏从亚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应该是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不断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及结果的统一体，它既是一种历史进程，也是一种理论体系，还是一种理性自觉的精神，三者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进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不是一次生成、一成不变的，而是依次生成、循环演进、具有多重内涵的概念。[※注]甄晓英等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价值观、辩证法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观坚持了人民的历史主体、发展主体和价值主体地位；中国化对我国基本国情做出了科学的判断；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了辩证法，正确处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若干重大问题；实事求是，把中国的发展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

第二，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主体及主客体关系问题。周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我国面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发展的双重问题，迫切需要提高对其主体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内涵的正确界定，可以在明确主体不同类型和功能地位的基础上，努力提高主体的理论和实践水平，最终实现主体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的相互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注]张震环认为，正确认识、摆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主客体范畴之间的关系，对引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增强其针对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主客体”的哲学含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人。这里的“人”不应该是具体的单个人，而应该是一个群体、一个组织。相对于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认识和施加可控性影响的对象。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桥梁。[※注]

第三，深入思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维度。李旭华等认为，文化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两个重要维度，其中实践是根本维度，文化是基本维度。所谓实践维度，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所谓文化维度，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和文化维度是同时进行的，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注]张红峰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多维视角下的整体性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势必表现出鲜明的整体性特征，它是理论、实践和历史的统一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整体性研究，从不同的视角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特征，能够更加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从而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认识。[※注]李群山等深入分析了文化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作用。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始终伴随着激烈的文化论争。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是一种“去民族化”，即它否定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造成了“中国意识的危机”。与此观点正好相反，有人指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极端的民族化”，实质上是搞“民族主义”。此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围绕“文化内容”的民族化还是“文化形式”的民族化问题，理论界一度展开激烈的争论。直面论争，澄清误解，回击诘难，有助于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微观研究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历史阶段、重要历史人物、重要理论著作展开深入的微观研究，是近年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这里的所谓微观研究主要是指人们并不是像以往那样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简单地描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包括的主要发展阶段或主要历史人物，而是具体地研究如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等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及陈独秀、艾思奇等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所做出的特殊理论贡献。这些研究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它使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推进进程。

第一，关于历史过程的微观研究。巴志鹏认为，依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支撑要件分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界定为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则更合乎史实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共集体智慧结晶之逻辑。一大以后，因革命实践所需，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至中共二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初步飞跃。[※注]徐方平、曾银慧认为，中共二大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中国化”衡量标准所决定。在他们看来，所谓“中国化”的衡量标准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果，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具备四项条件：理论传播、中共创立、实践活动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中共二大具备了上述四项条件，因此，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注]

陈加飞等认为，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开端，因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下，初步创造了既有别于马克思主义一系列“设想”，又契合中国革命实际的一系列实践和理论，从而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即“井冈山道路”。作为中国革命独有的道路，“井冈山道路”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挫折中不断推进，最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堪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开端。[※注]孟立永认为，思想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它是一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为新时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注]

庞虎对爆发于抗战前夕的新启蒙运动做出了重新研究，认为，近年来，不少学者重评新启蒙运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类的范式定位。但从该运动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年的新启蒙倡导者并没有完整把握“中国”的现实内涵，而是力图复归传统，过高提升传统文化在“中国”国族建构中的表征意义，从而弱化了对旧传统旧文化的启蒙批判，使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发生了“传统化”的实质蜕变。历史证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局势，已不能凭借一个旧传统的复归所能解决，文化人士必须依托真正代表社会潮流的阶级力量，融入具体的斗争实践，才能切实把握中国国情的本质、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基础。[※注]

林海峰认为，“中国梦”是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学界对“中国梦”的理论意义已有一些论述，但是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进行探讨。实际上，“中国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思想实质、理论品质和价值取向等四个方面的理论意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下深化对“中国梦”理论意义的认识，是学界进一步从整体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去理解“中国梦”内涵和实质的认识前提和基础。[※注]

第二，关于历史人物哲学贡献的研究。赵建鑫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加强对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提供重要的依据，更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注]单传友等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具有显性政治哲学维度，而且具有内蕴的伦理价值维度。艾思奇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从历史与理论的双重逻辑，分析了社会政治运动与启蒙的内在关联，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解放与新启蒙运动的双重视域，通过马克思主义伦理价值观的民族转型和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根基重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中国形态——“大众哲学”。大众哲学的要义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的新启蒙，改造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而且在于通过革命的实践活动改造世界。[※注]

第三，重要著作研究。孙建华等认为，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阐释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创造出的一种新型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建国学说，可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现阶段，坚持和发展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进一步推进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梦”的重要保证。[※注]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日益走向深入。

2014年8月25—26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主办的“首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论坛”在北京举行。[※注]与会者深入强调了弄清科学评价邓小平历史贡献，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内在关系的重要性，深入概括了邓小平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的重大历史性贡献。并且强调了科学理解“坚持”与“发展”内在关系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停留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层面上，它始终要向前发展、进步，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发展。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发展，要在继续解放思想中发展，要在完善制度、改善治理中发展，要在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中发展。与会者高度评价了改革的重要性，认为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发展，也不会有未来中国的发展。与会者强调了深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下去”的重要性。指出应该坚持科学方法论改革的思想，将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坚持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为目标的改革思想。[※注]

五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进展

2013年至2014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总体上继续保持着蓬勃发展的态势。在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物研究、专题研究、现实问题及最新的代表人物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理论成果和学术贡献。

（一）关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研究

在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卢卡奇、阿多诺、本雅明等第一代人身上。相比较而言，他们比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第三代人思想更有深度，哲学意味更浓，或者说他们的思想更贴近当代的现实问题，如卢卡奇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论述、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原则的批判、本雅明对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的思考，等等，总之，近些年，卢卡奇、阿多诺和本雅明等人的思想显示出一种持续而强劲的生命力。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鼻祖，卢卡奇被引介到中国已经有80年了。虽几经波折，但80年研究成果的积淀，也使得关于卢卡奇思想研究的理论成果蔚为壮观。2012年，由衣俊卿主编的《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一辑）：卢卡奇专辑·超越物化的狂欢》[※注]推动国内的卢卡奇研究迈向一个新台阶。但综观这几年相关的理论成果，我们还是发现，国内学者依然对卢卡奇的早期思想，如物化、青年黑格尔、阶级意识等主题，进行一些重复性的叙述和讨论，对卢卡奇晚年的思想，如社会存在本体论、民主化的进程等，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这样的状况下，孟偲的“对卢卡奇晚年社会主义民主化思想的探讨”[※注]一文就显得尤为珍贵。孟偲指出，卢卡奇是以实现人类的全面解放为旨趣阐发其社会主义民主化思想的。他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在形式和内容上是割裂的，是表面的政治民主和实际的经济不民主，而民主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够真正实现。他将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与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指出只有使民主回归于生活世界，恢复公民参与政治的活力，并以民主化为中介完成人的自我教化，才能够实现人类的自我完善，完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使命。

陈燕在《个人与社会的辩证法：阿多诺社会理论研究》[※注]中，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维度，论证了阿多诺的社会理论。与以往学者关注阿多诺对文化工业、同一性思维和启蒙的批判不同，陈燕更为注重阿多诺的社会理论建构。她指出，阿多诺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建构在两条错误组织原则上：逐步扩大的商品化和物化。首先，当代社会和政治生活是按等值规则组织起来的，所有的商品都不得不根据等值规则通过标准化的货币手段来比较和计算。其次，这种等值规则通过物化过程得到强化，其结果是这些商品的偶然性和历史性被它们僵化、而为人所崇拜的外表所掩盖。在交换法则的魔力支配下，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人越来越按有魔力的极权主义机构的要求来塑造自己。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种极权主义管理的过程。“过分社会化”的社会完全征服了具有特殊性的个体。某种意义上，陈燕的作品丰富和拓展了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尤其是从个体与社会的视角来解读，准确地抓住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关系架构。

众所周知，瓦尔特·本雅明在其著名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展开对现代性的批判。他认为复制技术不仅驱散了艺术作品的灵韵，同时也改变了艺术创作的方式。机械复制艺术的创作者的创作往往是碎片式的、冷漠的、主体性不完整的。传统艺术创作往往是个人行为，艺术家可以比较完整地实现个人的意志。同时，他认为机械复制艺术的重要功能是发挥其展示功能，为政治斗争服务，成为宣传和鼓动的工具。而上官燕的《游荡者、城市与现代性：理解本雅明》[※注]则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考察本雅明对现代性的批判。作者指出，本雅明不仅赋予了现代性以废墟社会的形象，还赋予了文化研究中的经典形象——游荡者，以全新的意义，借助这位由现代社会生产出来的边缘人物形象，本雅明对现代社会废墟化的进程进行了反思。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方面，我们既出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类型的宏伟巨著，如陈学明主编的《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注]（四卷本），又有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共同蕴含的理论内容为主，来总结和分析不同流派与人物的主张，如王雨辰的《伦理批判与道德乌托邦：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注]；还有某些具体的专题研究，如对现代性的批判、对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空间生产批判理论的关注、对辩证法的研究、对马克思《资本论》的重新阅读、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视等。具体表现在以下著作中：《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列宁政治学的思考：以阶级意识为视角的探讨》[※注]《拉康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注]《现代性的迷思与真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注]《英美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政治：一个建设性的视野》[※注]，等等。相关的论著还散见于各种学术期刊的论文中。

关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综述，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我们已经有很多版本。如张一兵主编并在2012年出版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上、中、下三卷本）。周穗明等在2004年出版的《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下卷）。俞吾金在2002年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上、下卷）则分别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两大部分来论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及其发展史。陈学明主编的这本《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则按照发展进程，分为四卷。第一卷论述了20世纪上半叶三大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即第二国际理论家、西方共产党理论家以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先后问世与相互角逐。第二卷剖析了20世纪下半叶上述三大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部分“合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多元化格局的形成。第三卷着重探讨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两种倾向的对立与新派别的涌现。第四卷评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西方的全面复兴与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新发展。与先前诸多版本比较，这本著作新添了许多重要内容，如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关注，这是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背景。先前的各种版本没有专门涉及。当然这本书的规模大、流派全，也是其重要的特点。无疑，这本著作对于全面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是非常有助益的。

在专题研究中，有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现代性批判、文化批判、法学研究、资本主义批判等内容，关注的领域不同，研究的专项也不同。在这种多元的专题研究中，很少看到有人从伦理这个视角来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我们早在研究和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时候，深切地感觉到其中所蕴藏的丰富的伦理思想。王雨辰2014年出版的《伦理批判与道德乌托邦：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填补了这个视域中的空白。与张之沧在2009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注]相比，王雨辰的这本新著在内容的丰富性上、伦理思想的分类上都表现出很大的优势。作者首先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分为应用伦理和社会伦理两大类。然后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技伦理、生态伦理、消费伦理放入到应用伦理一类中，将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道德的批判、马尔库塞的人道主义伦理、弗洛姆的规范人本主义伦理学等都并入到社会伦理中。做出这样的划分，显然是为了更好地展示和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纷呈、杂多分散的伦理思想，但也不可避免地让读者产生困惑。应用伦理是对某些现实、具体的道德问题的关注，对应的应是如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论伦理学或伦理学一般，而不是社会伦理。应用伦理也应包含在社会伦理中。二者之间有交叉。例如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就既可以囊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技伦理思想中，又可涵盖在社会伦理中。此外，这本著作没有在根本的层面指出，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会蕴含着伦理指向或规范性共识？批判的实质是什么？内在批判与现实生活中人的道德经验是怎样的关系？关于未来“好生活”的规划，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批判是否具有普遍性？无疑，这些是读者非常渴望作者给出答案的问题。

无疑，近些年来，关于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的研究方兴未艾。围绕着列斐伏尔、福柯、哈维、苏贾、索亚、卡斯特等人的空间生产、空间与权力、空间正义、城市权的诉求等方面问题，中国学者展开了积极而热烈的探讨，并在这个新的专题领域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与以往翻译、介绍和梳理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不同，2014年相关的学者更倾向于深化西方空间理论的研究，并反思把西方空间理论运用到中国学术与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如车玉玲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转向和当代启示》一文中，就认为空间生产批判实际上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和后工业时代的文化状况中催生的产物。王志刚则在《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政治思想：以索亚为例》一文中，提出既反对全面挪用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资源，也反对简单地“回到马克思”，而主张在将西方社会理论与本土现实嫁接的基础上，进行空间正义理论的创新。总之，在以资本的全球化进程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浪潮中，空间问题逐步成为中西方学者都热切关注的领域和专题。

除了上述的专题研究之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依然是国内学者热衷的研究内容。中国目前正处于积极发展现代性的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诸多弊端的批判性反思，某种意义上能给现在及未来的我们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韩秋红的《现代性的迷思与真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一书，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背景下所进行的现代性批判为研究内容，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到中期法兰克福学派，再到后来的后马克思主义时期，揭示了不同阶段的现代性批判重点不同，以一种新的方式梳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发展史。

（三）对当代现实问题的研究

对当代现实问题的关注上，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消费异化问题的倾向。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人们再次热捧《资本论》，重新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危机解决方案。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呈现出一种向政治经济学回归的趋势，当代著名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代表大卫·哈维发表了《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注]的著作，美国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则推出《重读〈资本论〉》[※注]一书，以期望在资本与现代劳动结构的关系之外，解决哲学和再现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弊端在于创造了大量的失业。与此相应，国内也出现了许多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和文章。杨玉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经济制度：兼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注]一书中，从劳动价值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论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内容。马拥军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启示”[※注]一文中指出，中国目前处于物质需要和精神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态。精神生活的“短缺”无法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得到克服。只有以需要经济学代替“偏好”经济学，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转型的潜力，为转型时期的理论创新奠定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王文层则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局限性”[※注]一文中，指出西方的批判理论家卢卡奇、海德格尔和鲍德里亚等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都各有其侧重点，但他们共同的特征是抛弃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忽视了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原则对现代经济生产的组织作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的思想流派之一，它以探索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追求生态社会主义理想为基本内核。近些年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受到欢迎。这一方面取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上取得的影响；另一方面与我们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恶劣的生态环境有关。陈金明、唐祖琴在《近十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述论》[※注]一文中指出，通过梳理和分析近十年国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学界对这一领域高度关注，并集中聚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董强则在《马克思生态观研究综述》[※注]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整体理解，这种生态观以实践作为其逻辑起点，把人与自然、社会、自身的关系作为其基本问题，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其理论的归宿。巩俊龙则撰文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三个价值维度：科技与生态危机关系的理论价值、变革生产方式的实践价值、人类中心主义的精神价值[※注]。当然，还有一些文章是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示等。总的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问题。2.与此相关的、马克思的生态思想。3.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指涉。

近十年来，面对国外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和我国不断涌现的消费社会景观，学术界积极探讨消费社会的基本理论问题，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分析当今的消费社会现象，客观评价国外的消费社会理论，在消费社会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一般来说，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社会理论，主要涉及鲍德里亚、詹姆逊、鲍曼、列斐伏尔等人物。其中，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独占鳌魁，是国内理论界关注最多、探讨最热的对象。在过去的一年，人们依然对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物体系》等作品进行研读与反思，不同的是他们结合现代社会的新消费对象，如电影、图像艺术、手机视频、城市建筑等符号，来反思现代人的生活异化状况。

当然，除了这三个相对明显的关注点之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呈现出对女性主义、性别差异问题、国际正义问题的兴趣，但不足的是，与国外的研究态势相比，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弱，很难与国际学者展开真正的交流。

（四）对西方左翼热点人物的研究

在最新热点人物的追踪上，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目前比较热衷于翻译和介绍詹姆逊、齐泽克、巴迪欧、阿甘本等西方左翼人士的作品和思想。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些人本身在国际上、在西方学术左翼圈子里就非常“火”。这种“火”一方面来自他们那种彻底的、革命的激进精神；另一方面来源于他们博学而雄厚的理论建树。他们的很多理论资源都来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2013—2014年，仅就詹姆逊的研究型专著就出现五本：《詹姆逊文化批判思想研究》[※注]《文化批判与乌托邦重建：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研究》[※注]《詹姆逊的文化批判理论》[※注]《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美学》[※注]《走向马克思主义阐释学——詹姆逊的阐释学研究》[※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詹姆逊的文化批判与阐释学是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内容。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阐释学的基本原则，让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批评、文本阐释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中国读者关注和研究詹姆逊的重要原因。

齐泽克最为重要的一本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又在2014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再版。很多中青年学者也积极地阅读和分析他的最新作品，感受他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与反讽。由蓝江翻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巴迪欧作品《哲学宣言》[※注]与《小万神殿》[※注]已经面世。在《哲学宣言》中，阿兰·巴迪欧第一次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全书包括哲学宣言、哲学本身的回归以及哲学的定义。巴迪欧从可能性、前提、现代性等11个角度阐述了哲学问题，并让全世界的人们更容易接近他的思想。《小万神殿》中，巴迪欧向读者细致入微地刻画出包括萨特、阿尔都塞、福柯、伊波利特等法国当代著名左派思想家的思想图谱，介绍了作者本人同这些大师之间的微妙关系，为这些大师作了一幅生动的思想速写。本书为我国学界进一步了解西方左派思想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吉奥乔·阿甘本的《潜能》[※注]也出版了。本书以语言、历史和潜能为专题，记录了作者三十年来的重要论文共22篇，集中体现了阿甘本的哲学论题、基本概念、关注领域和著述风格，涵盖了阿甘本最关键也是最著名的思想成果，如他对亚里士多德“潜能”概念的当代诠释。

除此之外，相关的研究译著还有：汤姆·洛克莫尔的《非理性主义：卢卡奇与马克思主义理性观》[※注]、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的《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理性批判》[※注]。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译著有：瓦尔特·本雅明的《单行道》[※注]、阿克塞尔·霍耐特的《自由的权利》[※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过去的一年里，无论是在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物研究上，还是追踪和介绍最新的激进左翼人士；无论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层面的专题研究，还是在现实层面对某一具体现实问题的关注反思，都取得了进步和较为丰盛的成果。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散发着其独有的理论魅力和解放精神。它必将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起着良好的反思和借鉴作用。同时，我们要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对某些主题的重复性介绍和说明，综述概论多，原创性研究和观点少；研究表层化，缺乏深度的分析和解读；学术视野狭小，不关注西方的现实问题，很难与西方学者进行真正的交流；缺乏问题意识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容易跟风和不知所以等。对此，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该从三个方面加强：1.立足文本。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深度耕犁。只有客观正确地了解了文本的真切含义及作者写作的社会背景，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作者的思想原貌；2.加强问题意识。理论研究必须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应真正立足现实，形成“自己”的主见和判断；3.建立国际化视野。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使得学者不能拘泥于一国之现状，而应开启国际视野，在积极的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交流中，建构自己研究领域的世界维度。

（执笔人：第一部分：李锐；第二部分：魏小萍；第三部分：李涛；第四部分：欧阳英；第五部分：贺翠香。全文：魏小萍编辑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