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前沿研究报告
二 探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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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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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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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本年度学者们表现出了特别浓重的忧患意识， “问题” “审视” “反思” “重建”等字眼随处可见。他们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要历史问题的反思总结百年来理论建设的经验教训，或通过对当下研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的思考寻求下一步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要是在文艺批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本年度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探讨，也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应用意识，开始将它作为一种真正应用的科学来看待，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现实针对性及其实践性寻找出路，使它在现实中能真正复兴起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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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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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 美学 反思 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美学 学者 大众化 马列文论 文学批评 中国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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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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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所有的努力最终是为了扫清障碍，寻找更好的发展。在反思之后，学者们总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以后的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例如在前文中提到的《学术月刊》组织的董学文、马龙潜、孙文宪三位学者的笔谈中，就是反思与建构并重，反思以建构为目的。在建构之路的探索中，“回到马克思”是学者们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语。如董学文在认真列举了当代马列文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之后，提出了恢复和张扬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辩证法和唯物论精神的思想。孙文宪也认为，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学思想是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基础，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系统和知识语境中去解读经典作家阐述文艺和美学问题的各种文本，即“互文阅读”是实现深度理解的基本途径。除此之外，宋伟在其《文本学解读：马克思美学研究的新路径》[※注]中提出了“文本学解读”概念，其实质也是强调要深入文本阐发马克思的艺术理念及其美学思想，他将“文本学解读”分为“文献学”意义上的文本学研究和“解释学”意义上的文本学研究，前者注重回到原典，后者注重当代阐释；前者注重“返本”，后者注重“开新”；前者注重历史视野，后者注重当代视域。因此，如何处理好文献学意义上的文本梳理与解释学意义上的文本阐释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他提出了“文献梳理与文本阐释的视界融合”“个案细读与专题解析的视界融合”“作者文本与他者文本的互文解读”三种办法。
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时代结合进行现代阐释，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一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积极的发展道路。杨春时在《我们该如何发掘和继承马克思美学的批判性》[※注]中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发掘了马克思美学思想的批判性，提出了“否定的美学”，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展开了审美批判。中国美学要实现现代发展，也必须多在现代阐释方面多下功夫，发掘和继承马克思美学思想的超越性和批判性。邹华则主张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认知性维度的认识，他在《重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认知性维度》[※注]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上具有认知性和政治性两个维度，然而这两个维度并非并列对等，从根本上说，认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具有基础性地位。历史证明，前一种倾向根本没有发展起来，而后一种倾向则以政治性对认知性的高度统合占据了中国现代文论的主导地位。为了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必须恢复认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地位，将现实主义从其长期的政治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误解中解救出来。邹华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认知性维度的强调，实质上还是主张应更多地加强理论与现实生活的结合，更多地关注个性主体真实具体的生存经验，这一看法，与杨春时所提出的“现代阐释”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是本年度学者们提出的又一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之路。曾艳、李德虎《接受美学视野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新探》[※注]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旨在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们的思想信仰和行动指南，其实质在于让马克思主义为人们所接受，而借鉴接受美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论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入推进。具体方法有：1.以“读者中心”为启示，把“以人为本”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理念；2.立足“审美经验”，以人们的现实生活经验为其基本依托和立足点；3.把脉“期待视野”，以满足大众的“期待视野”为切入点，以引领大众的“期待视野”为着力点；4.调动“读者介入”，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接受主体之间建立起一个平等交流和互动的桥梁和平台；5.注重“第二文本”，做到大众化工作有的放矢。此外，赵慧英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现实选择》[※注]也对“大众化”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作者认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实际需要，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新格局创建的基点。三者是相互涵盖、相互交叉的关系。而要实现这“三化”，就要立足现实，回到人的原点；立足经典，回到马克思的原点。以融合互渗的方式进行中国化研究，以趋时变通的精神进行时代化研究，以返本开新的精神进行大众化研究，以此焕发理论的自身生成性及其与现实的相互切近性，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生命更新。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相融合，是近一两年来学者们开始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本年度这方面的成果可圈可点。胡俊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注]中认为，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国传统文论有着内在的精神契合，所以才能在传入中国后便适应了中国文艺发展的现实需要，解决了中国文艺发展的困境、矛盾和问题。而纵观百年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发展历程说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是一个持续、开放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过程。因此，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未来前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国文化必须继续坚持走融合之路。夏锦乾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在其《反思20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流现象”——重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关系》[※注]一文中，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外来的美学思想而一跃成为以往百余年中国美学的主流，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美学精神与中国数千年来的美学精神相契合，也就是两者在精神本质上所暗含的“人对于美的能动性创造”。而20世纪末实践论美学之遭诟病，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学人常以中国之“人”理解马克思之“人”，因此21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学和中国美学的一个艰巨任务，便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于两种“人”进行理论清理。具体来说，就是要重新从马克思的出发点出发，建立起真正以个体的感性存在为基础的、以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为目的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而对中国美学而言，则面临着将群体“人”向个体“人”的祛魅和转化，以百年来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中“人”的解放为基础，重塑中国“人”的形象，建立新的现代的中国美学。同样主题的研究还有魏群的《论马克思主义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的互补性》[※注]，此文提出，虽然马克思的美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结果，其思维特征也还是先向外然后再向内，是主客二元的对象化思维；而中国传统美学中则是向内再向外翻跃，是消解主客二元对立的融贯型思维，但两种不同文化还是可以互相补充的，我们今天所讲马克思主义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的融合，应该是在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相对于前三位学者的研究，杜维明与王杰的访谈文章《面向未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交流与对话》[※注]则从更为具象的层面探讨了两种文化融合的重要意义。文章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是形成一种建设性力量的新尝试。一方面，马克思人文主义与儒家人文主义的相互配合，可以开拓一个崭新的人文视域，更好地指导现世中的人通过社会实践去改变世界；另一方面，在儒家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需要我们重新了解、辩证分析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即回到轴心文明、恢复中国最深厚的传统文化并实现中华民族自我救赎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的交流与对话，不仅是文化上的终极关怀，同时也在精神世界中塑造个人与民族的方向，它面向的是未来，并关系到我们拥有怎样的未来。
以上诸家所论，不管是强调“回到马克思”，还是更看重现代阐释，抑或强调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相融合，学者们都保持了一种开放、批判与包容的情怀。正如陆贵山《对话与重构——建设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理路》[※注]中所提出的，我们应当学习马克思那样的胸襟、智慧、胆识和勇气，像对待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样来批判继承当代文论的学术成果——马克思并没有全盘否定黑格尔，而是从黑格尔那里拿来了辩证法，抛弃了唯心主义；同样，马克思也没有完全否定费尔巴哈，而是从费尔巴哈那里拿来了唯物主义，抛弃了唯物主义机械性，从而开创了崭新的哲学体系和思维方式。确实如此，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具有分析、鉴别、整合、改造、重塑人类的一切文化思想资源的卓越能力。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为指导，认真对待所有的人类文化成果，努力重构和发展具有当代形态的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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