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前沿研究报告
对史学研究若干理论、方法和趋向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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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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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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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东、邹兆辰等人合著的《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一书，论述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的密切关系。对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的关系作全面的考察、分析和评价，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史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其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所显示出的发展趋势、阶段性特点与所取得的成就，并作出总结和概括。本书是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之关系在总体认识上的一个突破，是一本全面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貌的概论性、导引性的著作，对进一步推进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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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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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 史学理论 思考 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研究 历史学 马克思主义 史料 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 历史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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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史学研究若干理论、方法和趋向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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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制并撰稿，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拍摄制作的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已试播14集，获得广泛好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同志撰文就史学研究成果如何贴近人民群众的问题谈了几点看法。他指出，当前，以历史事件、历史过程、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宣扬错误的历史观；肆意虚构、解构历史；热衷权谋宣传；宣扬封建迷信思想；传递虚、假、错、伪的历史知识。他倡导史学工作者用科学的历史知识占领传播高地，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第一，历史观与学术性的关系；第二，大众化与科学性的关系；第三，通与专、点与面的关系；第四，文本与影像的关系。将胡编乱造，充满错误历史观的伪史学、假史学赶出大众舞台。[※注]
中国史学具有重视思想理论的优良传统，近百年的中国史学表明，史学在理论上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史学发展的面貌。瞿林东《谈谈理论修养与历史研究》一文主张，史学工作者有必要从三个层次上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第一个层次的理论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论；第二个层次的理论是专业基础理论；第三个层次的理论是在具体研究中提出的理论认识。这对于确定历史研究的方向、准确地为研究所得定位、揭示历史与史学发展的规律、发现并提出新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注]
陈剑敏的文章首先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由小到大曲折发展的过程，着重分析了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面临的严峻挑战：唯物史观遭受质疑，甚至被一些人否定。历史研究中存在西化倾向、怀旧倾向，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方法流行。历史研究从重视宏观问题，强调研究整体的历史，向研究微观、琐细问题转移，微观史学开始流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走出低潮，需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治学宗旨，处理好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的关系，提高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注]
所谓“五朵金花”，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史学界围绕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五大基本理论问题而展开的讨论和争鸣。重申“五朵金花”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及其历史地位，很有必要。卜宪群、杨艳秋、高希中撰文指出“五朵金花”讨论有四个方面的学术意义：关注长时段和历史重大关节点的研究；运用跨学科方法对历史进行解读和研究；注重经济史的研究；促进了历史研究从精英史到民众史的结构性转换。[※注]张越认为，以“五朵金花”为标志对各种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后，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的全面深入探讨。尽管在讨论中存在着各种不足与失误，但是中国史学在此讨论的基础上收获甚丰是不争的事实，其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对于中国历史学研究走向的影响深远而长久。[※注]
彭卫撰文指出，21世纪最初13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趋势是：新资料的刊布促使研究工作呈现出持续进步的态势，研究者的兴趣点更为广泛，以及研究理念和学科建设引起了学界的思考。目前中国古代史领域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第一，研究工作多致力于对古代历史的重建，而对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理论问题着意有限。第二，由于缺乏问题意识，出现了研究工作立意有限的情形。第三，学术评论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开展。第四，对新资料的使用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第五，在电子技术的背景下，提升研究者史识的紧迫性得到凸显。在未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需要打通不同研究领域的壁垒，思考学术研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更多地关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注]
晋文指出近十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出现的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种最明显的倾向，就是背离和曲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倾向是一拥而上地研究微观问题，还造成了对传世文献的忽视。在重视新材料的同时，依然应该重视传世文献的研读。[※注]
当前，历史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碎片化”，其表现是研究对象和选题的琐碎，其实质是孤立、静止、片面地认识历史，其成因主要是治史宗旨的迷失。张秋升认为，唯物辩证法对于应对历史研究“碎片化”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指导我们对微观问题的实际研究，现象与本质引导我们对历史表象背后的抽象思考，普遍与特殊启发我们如何建构整体的历史，而普遍联系的、永恒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则是历史研究中应该具备的基本思维方式，贯穿于历史研究的各个层面，具有更广泛的指导意义。[※注]
牛润珍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为唯物史观的发展带来新机遇。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与史书编纂，将会在历史编纂、理论建设、重大现实问题的历史研究、地方志及《中华一统志》纂修、中国史学融入国际学术、世界公众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史料整理及数字化、史学研究方法的新突破、新学科的兴起、唯物史观的新阐释与史学的自觉反省等10个方面主导中国史学的未来发展。[※注]
张广智的文章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为中心考察了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尤其是西方史学的交流历程。中国历史学家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常设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早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联系，胡适于1938年8月参加了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此后中国与它若即若离，直至1982年重新入会。中国史学目前迫切需要走向世界，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作为一扇中外史学交流的窗口，可以让中国了解世界与国际史学，更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中国史学。[※注]
王旭东考察了历史学在研究上引入计量化方法的历程，历史学计量化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首先，是历史学计量化的初始阶段，时间大致为19世纪的下半叶。其次，是历史学计量化的成长阶段，时间上大致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最后，是历史学计量化的发展和成熟阶段，时间大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至20世纪90年代末。历史学方法的计量化并非如我国史学界大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消退了，而是国际史学界将它的应用常态化了。如今同信息化结合的计量化方法，融入到了信息史学的方法论之中。[※注]
周兵《新文化史的回顾与反思》一文认为，与之前的历史研究取向相比，新文化史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在文化的视野中进行历史的考察，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读历史，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新文化史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均有所创新，既是对传统文化史的发展，又是对20世纪70年代后已渐势衰的经济社会史的超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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