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一股“非毛化”“去毛化”的思潮。一些人不顾历史事实，极尽造谣、诽谤、污蔑之能事，肆意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丑化和妖魔化毛泽东。这股“非毛化”“去毛化”的思潮借助互联网等媒体广泛传播，甚至一度泛滥，在群众中间散布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对青年一代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以实际行动对那些污蔑和贬损毛泽东、攻击党和政府、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进行有力回击。2013年，主流学者加强阵地意识，权威机构、权威刊物发表不少文章，一大批学者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科学论证说话，澄清事实真相，针锋相对回击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对毛泽东和党的历史进行的造谣污蔑。《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的《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捷的《驳〈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丑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的《毛泽东与贺子珍联姻源于误信杨开慧已牺牲》等文论，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在《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一文中指出，不论是从历史实践上说，还是从理论逻辑上说，毛泽东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缔造者，在领导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建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任务后，毛泽东及时地领导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他率先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具体情况、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毛泽东在探索实践中出现严重错误和挫折，但成就巨大而卓越：他领导党和人民创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领导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社会主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独创性理论成果，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的经验教训，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制度条件、物质基础、理论准备和宝贵经验。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系列独创性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正确的思想指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这可以从八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确立总的指导原则。第二，做出中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判断，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明确国情依据和战略目标。第三，创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提供哲学依据和科学方法。第四，制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总方针和总目标，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明确政治方向和基本方针。第五，探求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做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第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思考，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确定思想指南和文化旨要。第七，规定中国外交工作总的方针政策，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第八，坚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提供重要的组织保证。毛泽东在探索中既留下了成功的经验也留下了失误的教训，这两方面都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概括地说：第一，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提高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第三，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第四，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最可靠的保障。第五，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把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第六，一刻也不能忘记和放松党的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巩固和强化全党全国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思想基础。第七，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推进改革开放。第八，把尊重历史规律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结合起来，形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合力。第九，勇于纠正工作失误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第十，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方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捷撰写的《驳〈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丑化》一文，对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关于毛泽东对“伍豪事件”故意不表态，使其“从此成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余生一直笼罩在这一阴影之下，挥之不去，是他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周恩来在治病的问题上，却无法像普通人一样为自己作主，一切要听由毛泽东的摆布”等论述，逐一进行了批驳。李捷阐明，高文谦的书中对毛泽东的丑化“处处可见”，而“近些年来，有人借‘反思’之名任情曲解‘文革’，实在不应该。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多处罔顾历史事实，用个人想象代替客观描述，用断章取义代替理性分析，用成见和情绪化看法代替公允的结论”。“该书是在给读者灌输一种图解历史、演绎历史的观念。”“尽管作者看过不少档案材料，书中引用的史料确也不少，但因为笼罩着这层厚重的潜意识，就使得该书成为一种主观意图主观色彩浓厚、颇为情绪化的宣泄物，从而违背了历史的公正性和客观性。”[※注]由于李捷与高文谦曾一度同事，因此文章很受注意，被许多互联网网站转载，也引起了高文谦本人的注意。应该说，由于高文谦的主观意图在于全盘否定毛，因此其书的主观剪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在中国大陆以外出版的书籍中，把毛泽东描写成残酷无情、专擅权谋的形象的，《晚年周恩来》并不是唯一的一本。由于这些书籍失去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因此在中国大陆以外，也并不乏严厉的批评者。[※注]

毛泽东的私生活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而毛泽东在杨开慧牺牲之前就在井冈山与贺子珍结婚，也是一些人攻击毛泽东的一个重要借口。那么，实际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撰写的《毛泽东与贺子珍联姻源于误信杨开慧已牺牲》一文，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先后请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一些专家”“尽可能查阅了所能查阅的相关资料”、引用较为可信的旁证，对相关事实进行了考证与还原，结论是：“毛泽东与贺子珍联姻源于误信杨开慧已牺牲。”[※注]李慎明的文章有理有据、平实客观，有力地驳斥了那些企图借此非议毛泽东的言论。

上述文章，均以事实为根据，以科学方法论为贯穿，对中共党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中“非毛化”“去毛化”现象，进行了旗帜鲜明地抵制和批判，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在2014年4月12日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毛泽东思想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也一致认为，只有将毛泽东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对于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非毛化”观点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必须进行坚决抵制和旗帜鲜明的批判，不断深化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孙教授在论坛的发言中指出，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领导时期的历史，直接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如果把毛泽东领导时期党的历史说成漆黑一团，如果把毛泽东等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领导人民在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加以否定，那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就会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就会使党和国家在政治上迷失前进的方向。历史和现实的情况都警示我们：正确地认识、把握和宣传党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领导时期党的历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是我们必须做好的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而且是我们应当承担的一种重大的政治责任。[※注]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李佑新教授在论坛的发言中指出，当今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有种种表现形式，其中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虚无化“研究”与“重新评价”。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反驳：第一，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历史细节”并不都是真实的；第二，真实的“历史细节”需要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第三，“历史细节”的真实性不等于真实的历史；第四，正确把握历史的本质与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第五，研究毛泽东应有的价值立场。近现代以来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的历史，只有站在中华民族和人民的立场，才能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才能正确理解和评价毛泽东。反之，站在个人恩怨或西方社会的某种立场，就很容易背离党史研究的客观性。[※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