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前沿研究报告
激辩“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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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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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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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实现了经济的最快复苏以及在2010年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外就掀起了讨论“中国模式”的热潮，这一讨论主要集中在2010 — 2012年，并延续至今。随着我们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国内外关于“中国梦”和“中国改革”的舆论和探讨都陡然增加。这也从客观上推进了我们对于“中国梦”和中国新一轮改革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研究。要走出这一转型陷阱，就要“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 ， “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 ，要“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凝聚改革的共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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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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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 中国模式 改革 中国改革 美国梦 学者 中国道路 发展模式 三中全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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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辩“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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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模式，首先涉及的就是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国内外政界、学界对此问题看法不一。有人认为“中国模式”存在，也有人认为中国模式不存在，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提法不准确，应该用“中国道路”更合适。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在2011年7月4日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注]也有个别外国学者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虽然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但并不看好中国模式，认为“就经济而言，中国这种建立在出口之上的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注]。而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模式已经形成、客观存在，因此应该明确提出并加以研究。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张维为在《社会观察》和《北京日报》上分别撰文称，“中国走在自己的路上，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注]。“中国在过去 30年里，完成了一场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避免了两次国际金融海啸。任何一个国家，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如果做到其中一项，就很了不起了，但我们都做到了。就此一点，我们就可以自信地、大胆地肯定中国模式。”[※注]还有部分专家、学者从中国的发展现状以及“中国模式”可能的国际影响出发，建议用“中国案例”或“中国道路”来代替“中国模式”。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就指出，中国模式“如果是指30年来或60年来，特别是30年来我们改革开放的理念、思想、实践和实践结果的总括，那我认为叫做‘中国案例’更正确，因为‘模式’一词有示范或样本的含义”[※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认为，“‘中国模式’的提法一是给人有完成式和不再发展的凝固之感；二是有加强、推广和扩张之嫌；三是我们经济已高速发展30余年，但仍有1.2亿贫困人口，其发展的方式亟待转变，也很难说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发展模式，并且这一发展方式是从我国国情出发而采取的举措，其他发展国家可以借鉴，但很难‘复制’。因此，我们认为提‘中国道路’为宜”[※注]。
基于对中国模式存在的肯定回答，一些学者进一步对于中国模式的内涵和特征做了界定和分析。福山认为，“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包含了一些政治、经济的元素。首先当然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没有多党制民主、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法治”；“第二个特征就是中国的出口导向性经济”；“最后一个特征也为亚洲的许多快速发展国家所共有，那就是较为欠缺的社会安全网络”。[※注]可见，福山对中国模式更多地持一种消极的和批判的态度。2011年10月16日，前西班牙驻华使馆商务参赞恩里克·凡胡尔在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普遍性与独特性》的文章，在文中，他总结出中国模式的五个组成要素，“首先是国家资本主义”；“其次是改革政策的渐进性”；“第三，中国模式是对外开放、对贸易和投资开放，以及对融入国际经济开放的模式”；“第四点也是最具争议、最难分析和评价的特点之一，那就是政治专制”；最后，“就是中国面对各种形势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这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之一”。[※注]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特征的概括角度也不尽相同，个别地方与国外学者的观点有交叉，但是更大的差异表现为话语表达方式的不同。张维为概括出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一是实践理性，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是强势政府，强势政府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三是稳定优先，中国比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四是民生为大，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为政府工作的首要目标；五是顺序差异，也就是比较正确的改革顺序；六是渐进改革，通过渐进改革和不断试错的方法，就减少了出大问题的概率；七是混合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八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注]
关于中国模式的国际意义，国内外的观点分歧较大。国外倾向于把中国模式的国际影响放大，认为它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借鉴意义，甚至对发达国家也有参考价值，有的则将这种意义引向反面，认为中国模式对西方模式构成了严重挑战甚至威胁。“华盛顿共识”一词的原创者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在他2012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北京共识”正在损害“华盛顿共识”。2013年3月21日，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刊登了美国外交学会研究员乔舒亚·柯兰齐克的一篇题为《为什么“中国模式”不会消失》的文章，文章称，“就在西方国家领导人、决策者和记者质疑自己的制度是否已经失败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却开始更明确地推广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许多方面，它们的制度构成了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崛起以来，对民主资本主义的最为严峻的挑战。”[※注]也有部分外国学者和政要比较乐观、积极的评价中国模式的国际意义。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就认为，“中国模式代表了世界发展模式的未来潮流”。“中国模式将在21世纪迸发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成功，使中国模式的影响在全球范围日益彰显，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吸引力，推动了世界发展模式多样化”[※注]。国内大部分学者在中国模式的国际意义问题上的看法都相对冷静、谨慎。胡钧就指出，我们绝不是要去向别国推广什么“模式”。我们不会接受西方对自己事务的干扰，也不会对别国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研究“中国模式”只是要科学地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提高自己，并丰富现代化的选择路径，为全世界共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注]这代表了大部分国内学者在此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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