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迅猛崛起与美国的霸权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之争重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多样性的反思预示着世界体系的脆弱与变革。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哪些影响，社会主义是否最终解决方案，东西方学者积极探讨并给予了回答。2014—2015年，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美元霸权与国际不平等、世界资本主义多样性、全球资本主义多重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等五个方面展开，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交织在一起，研究视角不断丰富与扩大。在此对2014—2015年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行综述，为保持客观性尽量选取原文，其中有些观点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国际层面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派（李滨，2015）。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既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从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尚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在西方学术界也不占主导地位。时代赋予我们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使命，包括构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

作为一门学科，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必须有清晰的基本范畴和逻辑关系，才能形成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视角。国际劳动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概念，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外扩张造成、超越国家界限而形成的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反过来国际贸易的发展又深化了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相互推动，使资本主义国际生产方式得以确立。没有国际劳动和国际分工，就不会有国际生产关系，也谈不到国际交换和分配关系，更不会有以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条件下，产生了国际价值，导致世界货币流动，形成了各国货币的汇率。国际信用体系在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同时，又会引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到一定程度必然发展为总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而战争是解决危机、转移危机的途径之一。周期性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全面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克服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也就是说，国际劳动和国际分工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世界市场、国际价值、世界货币、国际贸易、世界经济危机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而世界战争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最终结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逻辑线索。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应研究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性和两极分化，研究国际金融领域的投机性和掠夺性，以及资本主义世界总危机。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有助于对世界宏观运行、整体结构、内部关联和发展趋势给予科学而全面的回答，从而更好地为实现“中国梦”服务。[※注]

也有学者认为，以世界范围内具体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探讨各个历史阶段国际生产的不同特征，分析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带来的影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逻辑。正由于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当时既存的政治环境与政治因素对国际生产过程的反作用。这种在国际层面对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的分析关键在于结合具体的生产方式及其所处的政治环境。李滨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来具体展示这一研究逻辑在各个经济分支领域如生产、交换、金融与分配领域的应用，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来演示这一逻辑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各主要分支领域如跨国生产、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发展中的应用。[※注]

经典著作研究是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当今世界，虽然全球生产分工形式、生产垄断组织的形式发生变化，帝国主义的权力机制和统治形式也发生一定的变化，但帝国主义时代的大背景没有变。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处于一般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把生产、垄断问题作为帝国主义研究的理论基石和逻辑起点，并以此对时代问题、社会主义运动问题展开讨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深入分析当今时代问题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对这些问题作科学分析，有助于我们客观清醒地观察世界，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对内、对外政策。[※注]有学者对希法亭的垄断模型的基本参数及其政治应用进行回顾，描绘了其在现代文献中复活的历史相似性，认为源自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希法亭模型基本上与马克思的经济学无关，却在很大程度上与垄断和寡头垄断的新古典主义理论有关。这种理论上的联系在分析框架上抛弃了劳动价值理论，认为任何资本主义积累过程都存在着崩溃（萧条）的可能性。在希法亭看来，部门间的不均衡增长是经济危机的原因，在金融资本统治的条件下，这一矛盾将得到解决，资本主义将走向有组织的阶段。以同样的方式，金融部门及其相关的公司经济部门之间的不均衡增长被当代的异端文献认为是当前危机的原因。以这种思路，通过国家调节就可以解决危机问题，因为资本的金融化被孤立地理解为利润驱动增长的内在矛盾。[※注]

2014—2015年，《罗莎·卢森堡全集》由著名的左翼出版集团（Verso Books）出版。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主题为政治经济学，包括卢森堡对资本雇佣劳动的全球化、帝国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一些最重要的论述。除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波兰的产业发展》有了新译本，第一卷还包括她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产业化发展的描述及其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分析。[※注]第二卷包含卢森堡关于资本积累的新译本，涉及帝国主义的经济理论和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两部作品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全球化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注]

二 美元霸权与国际不平等问题

当今世界，美元霸权与国际不平等交换是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如何在金融资本与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维护国家金融主权，保卫经济安全，日益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课题。而国际不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议题，却一直被基于现实主义研究的世界经济学界有意、无意地忽视。[※注]直到舶来品《21世纪资本论》传入，国际不平等问题才引发学术界普遍关注。

围绕美元霸权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认知，但都存在不足之处。李俊久引入“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用以揭示美元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霸权。美元霸权的结构属性不仅包括霸权表现的结构性，更意指霸权来源的结构性，即美元霸权主要源于美国塑造安全结构、生产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和知识结构的能力。基于这一认识，中国有必要立足于结构性权力的视角，对人民币的崛起战略作出更系统和更全面的规划，重点是提升中国在生产、贸易、金融和知识四种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注]李国平、周宏也认为，金融资本与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不仅已经影响到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而且已经从多方面影响到主权国家的金融主权，进而影响到主权国家的金融安全与经济安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一方面，需要对金融与经济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为实现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同发达国家相比，在金融发展水平、金融体系的健全性、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等方面，中国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金融全球化将可能损害中国的金融主权。[※注]有学者从马克思国际货币职能视角分析并指出，国际货币的四大职能对外汇储备的货币结构和规模大小具有决定性作用。其中，国际价值尺度决定了外汇储备必须是一种国际货币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结构，价值尺度二重化是不稳定的货币形式；国际购买手段、国际支付手段以及财富的国际转移手段则决定了一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量，即适度外汇储备规模。我国存在超额外汇储备，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随着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增加和影响范围增大，除需要的外汇储备之外适量持有一部分超额外汇储备资产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超额的外汇储备会引发货币发行主控权受到严重冲击，国际净资产大幅贬损和国内通胀等问题。所以，应该减少外汇储备数量，回归到适度外汇储备规模。[※注]

对国际不平等的解释主要有六种：

一是《21世纪资本论》[※注]所持的资本视角。该书主要观点如下：第一，关注19世纪以来全球人口的变化趋势和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认为人均产出的增速达到峰值的时间会晚于人口的变化，人口增速会跌至零，甚至出现负增长，但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不会降到零。从长时段来看，21世纪的资本构成与19世纪大相迥异，但资本收益率却旗鼓相当，大致在4% ～5%。结论是：r＞g，即资本收益率（r）将会超过经济增长率（g）。资本得到越来越多，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第二，运用资本/收入之比，即资本（财富）与国民收入的比例佐证“库兹涅茨曲线”，证明资本带来的收入会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富人的手里。从19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贫富分化呈U型曲线，70年代后有所加剧。如果继续现在的趋势，21世纪将会和19世纪一样：巨大的贫富落差，尖锐的社会矛盾，红旗到处飘扬，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战争。第三，为了改变21世纪贫富分化的趋势，主张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征收累进税。皮凯蒂并不主张建设人人平等的空想世界，也不是要回到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甚至不认为政府的规模会出现较大的扩张，但是皮凯蒂认为，政府亟需强化其社会职能，为了维护民主政治的稳定，必须遏制财富过度地集中到少数富人手里。这是避免出现社会动荡的最佳方案。此后，丹尼尔·柯亨主编《不平等加剧的经济学》收录了包括皮凯蒂在内诸多经济学家关于不平等问题研究的论文，对不断上升的不平等程度进行力学分析，包括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如技术或统计参数的变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或有后果，对该问题做出了理论和实证的贡献。[※注]

二是全球劳动力结构的视角。这一视角对全球范围劳动力被迫转移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新全球结构对工人阶级劳动和生活水平的冲击及产生的社会经济问题。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统治政策、国家和地区内部加剧的不平等、严重的劳动力不稳定和剥削现象、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等方面的分析，得出劳动力被迫转移已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的结论，并提出通过社会组织和运动的统一以遏制对工人阶级不利因素的思路。劳动力视角与资本视角相呼应，构成马克思主义国际不平等问题的分析框架。

三是全球价值链视角。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多以分工和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对提高生产效率的意义，但回避甚至故意掩盖了由此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马克思对这一研究传统进行了批判，深刻揭示了国际分工的剥削本质，并以“资本家的手”取代了“看不见的手”。按照马克思的研究思路，在“资本家的手”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经由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转变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关系。全球价值链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精心打造的经济霸权体系。从国际分工到不平等交换，全球价值链视角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对国际经济秩序和贫富差异最为有力的分析工具之一。

四是经济民主视角。国际全球化与发展中心总裁安德烈斯·索里马诺的著作《经济精英、危机和民主分析》也献给了同一主题，即关注社会各基层的分化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该书描述了企业家和企业技术阶层的崛起，反映了中产阶级的内部分裂，以及工人如何被边缘化。通过回顾从9世纪到现在历史上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事件，在分析各种相关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性、全球社会运动和移民问题基础上，作者提出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民主进行改造。[※注]

五是政治正义视角。西方左翼学者认为，以往工人阶级斗争的焦点在于收入分配，应重新审视正义的“分配范式”。班廷的研究也表明，所有的民主国家都面临全球化的压力，包括技术变革、新的家庭形式和市场收入的不平等。日益扩大的不平等表明再分配政治的衰落，而再分配的衰落是由全球经济压力、意识形态和政党制度的变化等导致的。[※注]

六是对贫困概念的解读视角。面对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当今世界，如何理解贫困成为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问题。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来认识贫困的话将会产生诸多问题，渡边雅男和谭晓军通过揭示传统意义上对贫困概念的误解以及用社会科学的视角重新定义贫困概念，对现代意义上的贫困概念进行阐述。这不是一般的哲学视角，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因为作者认为人们的经济地位与马克思提出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以此解读贫困产生的原因。[※注]

上述六种对国际不平等的解读中，资本的视角在最近两年占据风头。其实，无论对贫富分化的分析，还是对不平等的解决方案，皮凯蒂理论引起的赞成与反对几乎同样多。2015年，学术界持续对《21世纪资本论》进行讨论。与该书刚刚出版时迎来诸多赞美之词不同，各种批判的声音纷至沓来。史蒂芬·普列斯曼认为，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特性，不同的增长率、收入和财富可以发生在任何类型的经济系统。[※注]美国学者满奎指出，皮凯蒂揭示的 r＞g是“资本主义的矛盾”，这将导致一个“无尽的不平等的螺旋”，同时他的资本全球新税制也不可行。[※注]在中国，《21世纪资本论》引起部分认同，但也遭受到许多批评。丁为民把集中反映皮凯蒂研究成果的若干曲线称为皮凯蒂曲线，说明了该曲线和相关理论对揭露资本主义条件下两极分化的趋势、原因和后果的意义；批评了皮凯蒂理论和政策建议的缺陷，分析了其形成原因；利用现代成果为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理论进行了辩护。[※注]把《21世纪资本论》视为《资本论》续篇的观点是错误的，它忽视了两者在理论立场、研究取向、中心问题和核心范畴等方面的原则性区别，混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界限。高估《21世纪资本论》应对不平等方案的观点是偏颇的，忽视所有制的决定性作用，迷信用税收和福利国家模式解决分配不公，是舍本求末。不过，应该肯定《21世纪资本论》对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注]当前处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危机阶段，资本主义进入大转折时期，社会对不平等问题持续地高度关注，社会民主主义也跟随民意，开始高度重视不平等问题。《21世纪资本论》很好地回应了这些趋势，而全球社会和社会民主主义也很好地利用了该书提供的论证推进本来很热的对不平等问题的讨论，因此该书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该书提出的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案不足以应对当前时代的危机，因此它的影响将逐渐衰落，而新的类似的理论探索著作将继续涌现。[※注]

从资本到劳动力结构，再到全球价值链，从经济民主到政治正义，再到哲学反思，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际不平等问题给出了分析和解释，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关注弱势群体，关注边缘国家，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应有之义。

三 世界资本主义多样性

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建立在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和效果评估上，有助于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和曲折性。在此之前，曾长期存在某种资本主义阶段论，该理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社会阶段论和人类学阶段论的影响。据此，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经历了商业、工业和金融等三个进化阶段。埃玉普·欧兹维伦等人对进化论和多样性两种理论进行研究，认为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通过给效率加上很高的权重，倾向于将所讨论的类型排序，而这种排序在某些情况下会暗含低效率类型将朝着高效率类型发展之意。这就意味着，构成某种资本主义类型的若干要素实际上有可能与某个特定进化过程中的若干相继阶段相匹配。[※注]也有学者提出不同于多样性理论的分析方法，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具有生命力，在于它可以通过主体驱动的渐进式变革解决制度性瓶颈问题。米歇尔·马斯特罗尼就构建了一种探讨主体对制度体系的影响以及行为的政治或社会动机的分析方法，该方法偏离了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所描述的那些国家类型，而是区分了决定性制度和工具性制度，分析了各个制度层面所特有的变革在难易程度与速度方面的差异，以及各制度层面的变革如何共同影响制度体系的演变。通过这种方式区分不同的制度，为解释行为主体和制度之间的互动及其可能带来的变革提供一种更为灵活的方法。[※注]

欧洲是资本主义多样性表现最为充分的地区。近年来，欧洲学者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日益深入，并将矛头指向欧盟，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欧盟大一统的基础，蕴含着欧洲变革的呼声。有学者指出，以往欧盟过分强调统一性，忽略了多样性，这可能是欧元区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艾丹·里根认为，欧洲对欧元区财政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应对举措正导致欧洲国家的民主危机。该危机暴露了多层级政治组织内国家与超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使欧洲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产生了新的政治分裂。这一困境在直接或间接地从“三驾马车”（即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受非市场化经济资助项目的国家中显得尤为严重。由于汇率调节政策缺位，爱尔兰和南欧国家必须实行内部贬值，进而把调整包袱全都推给财政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各国政府，无论由何种党派执政，都必须遵守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外部指令，使其福利国家自由化、削减公共开支和实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正是对不同资本主义类型面临的不同经济问题实施“一刀切”的调整方案导致欧元区危机。通过对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五国进行比较分析，作者得出结论：此次危机是由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在制度和宏观经济方面固有的不对称性造成的，正在欧洲民主国家内引发空前的选举波动以及合法性危机。[※注]安克·哈瑟尔也对南欧四个遭遇了严重主权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的制度基础予以关注，并用资本主义多样性文献中的基本观点来说明协调市场经济与混合市场经济在制度设立方面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可以解释为以下两个特点的结合：第一，共同货币区的制度框架，它为本地区内存在广泛异质性的经济体设立了共同利率；第二，加入欧元区的两种经济体，即协调市场经济和混合市场经济拥有的具体的制度基础。理解这两个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不仅有助于解释为何南欧国家更易遭受爆发性公共债务的影响，而且可以解释政策制定者在过去两年欧元区危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为何坚持选择紧缩政策而非债务重组。[※注]维维恩·A.施密特从资本主义多样性学派的观点出发，提出并阐释了第三种资本主义类型，即国家影响型市场经济，并以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三国的影响型市场经济体为例，从历时和现时的角度梳理了这三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的演变过程。他认为，尽管一系列政治经济特征是以作为资本主义主要推动力的国家为中心而存在的，但国家影响型市场经济却截然不同。这不仅取决于政治经济环境，也取决于政策、政体和政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国政府通过新自由主义改革削弱了其干预能力，这些改革影响了它们对经济危机作出的应对。[※注]就连西欧各国也是如此，它们于经济高涨时期确立的社会福利制度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出现危机。福利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经济增长乏力。高福利制度使西欧国家陷入两难困境：欲缓解财政压力，需改革福利制度，但改革遭到民众反对，引发社会对抗和政治危机；要维持社会稳定，需放弃改革，而维持高福利制度，又导致国家财政危机。尽管如此，改革福利制度是必然的发展趋向。改革的基本轨迹，将是由“浅”入“深”的渐进过程，改改停停的曲折过程，以“局部调整”为主要形式的漫长过程。[※注]

拉丁美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也具有多样性。墨西哥、智利、巴西和阿根廷这四个拉美国家曾在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经历过相似的发展轨迹，但之后就分道扬镳了。这表明，人们或许可以把以“进口替代”为主导的内向型工业化时期的拉美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论，但如今则已无法在这块陆地上找到一种独一无二的发展模式。拉美资本主义与发达国家一样有着多种模式，尽管这些模式尚未定型。[※注]也有学者对此并不认同。马蒂亚斯·艾本瑙认为，研究者将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研究方法的应用范围扩大到了拉丁美洲，试图对国家间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持续存在作出解释，但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分析，而这就意味着它无法提供克服这些不平等的政治策略。通过深入剖析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方法的理论内核以及新的“层级化市场经济”的理想模型，指明了这种方法在分析方面的三个主要缺陷：从功能主义出发的企业中心主义、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作为基础的非历史主义，并在结论部分提出了另一种考察国家间不平等的视角。[※注]

四 全球资本主义多重危机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又加剧了这一危机，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普遍的经济萧条，影响到其制度信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资本主义多重危机的分析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研究视阈，重新成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热点问题。

（一）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反思从单一国家拓展到全球，并预警新一轮资本市场泡沫或已形成

首先，经济危机频频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密切相关。20世纪后半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发达国家推进的全面金融自由化促成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大卫·科兹认为，目前的经济危机不仅仅是金融恐慌的后果，而且是新自由主义，或者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导致了这波异常严重的经济衰退。因此，持续的停滞不能通过单独的政策措施来解决，它需要重大的体制改革。目前的紧缩政策是为了加深和维护新自由资本主义，不可能带来一个稳定的经济扩张时期。科兹提出了几种可能的经济结构调整方向，认为重大的经济变化可能2015年年底就会到来。[※注]全球化已经导致世界级跨国公司竞相成为各自领域的主导性垄断者。这种竞争性斗争是由跨国资本家阶级而不是由政府支持的国家级成员实施的，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特征的变化。创造一个无缝连接的金融和生产的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追寻市场、资源和劳动力的内在结构性要求。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每个国家按各自的条件和步调融入生产和积累的全球框架。这一计划充满着紧张和竞争，但其共同目标是创造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统一体系。[※注]

其次，全球化是资本扩张的内在动力决定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是三个彼此不同又相互联系的过程，共同推动了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目前全球金融利益主导着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从弹性劳动机制的角度分析，经济变化带来的风险最终将由劳动者承担。政府一方面放松金融管制，另一方面却通过弹性劳动机制加强对劳动力的管制。弹性劳动机制使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流入金融部门，如果没有弹性劳动机制，全球金融及其运行网络就无法维持。全球金融资本主义试图借助全球化和金融化发展壮大，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过程中，必然衍生全球危机。因此，当务之急是寻求一种有利于劳动者的劳动制度，以对抗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注]这场危机并非资本主义新发展的产物，即并非金融资本全球化并占据资本主义经济主导地位的产物，而是一次仍然符合马克思理论的盈利能力危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最终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尤其是其谋求利润的生产。大衰退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未来全球经济将经历另一次衰退。[※注]有人认为，通过劳动力向“服务”部门的转移，通过金融和信息技术，后工业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可以无限地“增长”下去。邓肯·弗利从古典主义—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以及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视角审视这个问题。依据古典地租理论，利息、金融服务费、投机交易利润、知识产权版税等多种资本主义经济收入实际上也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也来自对生产性劳动的剥削，也是被各方通过不同名义的产权占为己有。得益于网络的外部性，基于网络及其他信息技术的“商业模式”迅猛发展，赚得盆丰钵满，但这些“商业模式”只是体现了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并不意味着新的价值生产方式的诞生。国民收入核算习惯于将虚拟产品与其他无法按照市场标准核算的产出归为一类，如专业服务、商业服务、金融、教育、医疗保健行业、政府的产出，这种核算方式误导了大众，扭曲了大众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生产和经济增长问题的认识。只有充分理解“价值通过消耗生产性劳动而产生”和“剩余价值来自对生产性劳动的剥削”等观点，才能正确地看待后工业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增长、分配、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等问题。[※注]

最后，对新一轮资本市场泡沫和国际金融战争提出预警。朱安东认为，在世界经济尚未完全从上一轮危机中复苏，大量人群还生活在危机的阴影中时，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泡沫又已初步成型。发达国家缩减财政支出，尤其是福利支出是经济停滞的直接原因，其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资本市场的泡沫，并危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稳定。金融垄断资本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逐步掌控了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并在危机爆发后通过政府及时“救市”挽救了自己并更加壮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政策空间将越来越小，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将更加尖锐，停滞、危机和动荡将可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常态，金融资本主义可能将难以持续。[※注]《全球资本主义与危机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则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对金融危机，尤其是2007—2008年危机进行解析，从而提供了一个以经验为基础的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相互转换的视角。[※注]如果想要更深入地挖掘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传统与研究方法，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或许能提供一些参考。[※注]

（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与反思

资本主义的起源与转型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戴维森（Neil Davidson）、波斯特（Charlie Post）、巴纳吉（Jairus Banaji）和赫勒（Henry Heller）等人关于资本主义起源与转型的新著得到极大关注，因为对转型的不同分析将引导转型国家通往历史和社会进程的不同路径，这就涉及用什么特性来定义资本主义。[※注]露西亚·普拉德拉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当代全球政治经济的本质和当前危机的意义进行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著作。[※注]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批判与反思。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对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理论进行批评，认为不存在任何划时代的创新或其他拉动经济的外在因素，其结果必然是经济停滞，包括资本在世界积累的停滞。[※注]欧尼斯特·司克瑞庞蒂认为，帝国主义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全球帝国主义”阶段。此时，民族国家框架变得松散，资本在全球自由地追逐利润，跨国公司试图摧毁一切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在深入研究全球帝国主义的内部工作原理，解释为何它不同于过去形式的帝国主义，如何改变全球的工资分布，以及跨国公司的强力意志之后，他认为全球帝国主义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没有一定的结果，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当经济危机使得政府的经济政策越来越趋于专制的时候，民主和人道的世界的愿景最终落实在股权上。[※注]

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危机首先转向全球化虚拟金融危机；而后，这种虚拟金融危机又进一步转向空间危机；现在，空间危机经过逐渐深化后则转向制度危机。这充分说明了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千方百计通过全球化方式不断在转嫁危机，以期实现资本主义在时间中延伸、在空间中拓展的目标，但是这种延伸和拓展的结果却引发了更复杂、更深刻、更难以治愈的多重危机。多重危机的同时爆发不仅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还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运行模式的根本缺陷。[※注]资本的私人属性决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决定了资本主义无法找到解决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办法。资本主义体系危机正在持续加剧，在目前阶段又表现出新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第二阶段的特征、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破产、战争可能性的激增以及世界范围人民抵抗运动的高涨。[※注]随着人类社会逐渐步入后工业时代，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主要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伴随全球化向世界各国蔓延。如果说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家是靠掠夺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压榨附属国的廉价人力资源而致富，今天他们则往往是打着“保护生态”的旗号来推行生态霸权主义。我们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性，分析生态危机的本质与根源，理性探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解决发展中人与自然的矛盾。[※注]萨米尔·阿明将法西斯主义在政治舞台上的复辟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联系起来，认为法西斯主义并非某种反对议会制选举民主之不确定性的专制警察政体，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在特定情况下面临挑战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回应。在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两大基本特征和四大表现形式之后，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已在西方、东方和南方复辟，而且这种复辟是与普遍化、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的扩散联系在一起的。四面楚歌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体系与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暗中勾结需要引起我们最大的警惕。[※注]在批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基础上，德勒克提出后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别无选择，只能通往一个让我们感到危机四伏的世界，而是有多重选择的。从凯恩斯到乔治·索罗斯和约瑟夫·斯蒂格里茨，从托马斯·皮凯蒂和阿玛蒂亚·森，乃至更激进的瑙米·柯雷恩，马克思主义者大卫·哈维，无政府主义者和天文学家托尼·尼格里和米歇尔·哈特，都提出了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在德勒克看来，生态社会主义替代导致猖獗的气候变化、精英统治和金融混乱的资本主义，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注]对于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的表现和宏观经济的事件，日本政治经济协会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市场乐观主义的视角。它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分析当代世界次贷危机，解释了次贷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特定阶段，并是结构性的，必将摧毁现有的资本积累制度。[※注]

气候是全球治理的大问题。西方经济学界对气候变化的原因、进程和影响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并给出了各自的应对方案。其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气候变化是温室气体排放外部性的结果，并提出以市场化和地球工程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方案。其非正统经济学者则认为，气候变化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的系统性结果，主流方案无法根本解决气候问题。西方非正统经济学者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将气候变化归因于资本积累的扩大，认为新自由主义下市场化的气候治理，将增加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矛盾。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谢富胜等重建气候变化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决定了其治理需要全球范围的行动。生成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马克思式”大众运动，通过联合主张可持续发展的资本集团参与现有的全球气候治理运动，是实现大众气候治理的可能途径。[※注]

（三）资本主义走向的阶级分析

“资本内在否定性”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表达，也是《资本论》的方法论，它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动力学，是研究以“资本—劳动”为轴心的社会生成的分析框架。该框架表明：跨国资本和跨国生产重塑了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形成了跨国阶级，改造了民族国家，组建起跨国国家机器，带来了社会动员、政治认同的广泛变化和更为深重的社会不平等；当前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本质上是跨国资本扩张的内在要求，是资本精英组建新的积累结构的尝试，真正的全球治理必须从改造资本—劳动关系、重建大众阶层社会权力出发，否则就只是又一次的社会反向运动。[※注]渡边雅男、谭晓军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探讨全球化的形成，以当代反全球化运动中产生的理论分析全球化的本质。他们认为，全球化的本质与两个原理密切相关：一个是以阶级社会为媒介形成的资本主义的体制原理，另一个是以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机制为媒介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的国际原理，并指出当今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霸权。相对于引发不平等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世界将会对抗性地产生出谋求平等的另一种全球化，这是历史的必然，社会科学研究者肩负亟待解决诸多全球化课题的重任。[※注]全球化在突破时空障碍、促使资源流动的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更广阔的空间中自我溢出、重新布局的过程，阶级关系从国家层面逐渐转变到国际层面，整个世界日益分裂成跨国资本家阶级与全球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远未在这个时代中消失，它只是在更为宏观的场域中，在更为普遍的生产方式的自我掩盖下，以更为隐匿、更为复杂的方式进行而已。在中国日益融入世界历史的今天，任何对阶级斗争漠不关心的思想和观念不仅是错误的，更是危险的，这使得如何以全球化的视野重新审视阶级斗争成为现时代的重大问题。[※注]

分析资本主义变革离不开阶级视角。有学者通过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生产要素之间的剩余分配验证了资本主义的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即从福特主义到金融主导的积累规律。工人工资份额下降是由于资本家阶级在新自由主义范式下成功地实现了跨国阶级统治，而这改变了工会的环境，使其权力资源越来越呈现出无效性。[※注]美国和欧洲的工会发展状况实证了这一观点。经过近30年政治和经济的倒退，尤其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以来，美国劳工运动面临着可能最为严重的危机。美国工会奉行“官僚工联主义”，依赖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以及由此产生的联盟与亲资本主义民主，使产生于30年代后期的劳资关系法得以执行。在资本主义侵略攻势下，美国劳工机构在谈判中连连让步，以寻求更大的“合作”与管理，并放弃通过常规申诉确保合同执行。[※注]有人寄希望于在美国内部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反资本主义阵营，包括工薪阶层的非洲裔、拉丁裔、亚裔、太平洋岛居民和土著居民，也包括街头小贩、日工和性工作者等非正式工人，还包括劳动妇女、年轻人、同性恋、变性人和有组织的白人工人，以及失业工人和被监禁的人，他们是阶级斗争扩大和锐化的基础。[※注]劳工组织在欧盟层面最重要的跨国工会“欧洲工会联合会”（ETUC）在2008年之后也面临危机。“欧洲工会联合会”大体上是在欧盟“新自由主义妥协”的思想和物质权利结构影响下开展活动的，在思想和行动上对欧盟存在着较大的依赖。工会虽然希望建立一种新的欧洲社会模式，但却并不质疑欧洲的新自由主义一体化方案，也不挑战其社会经济基础，因而严重限制了其斗争的成效。[※注]

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新型社会主义理论、发展道路和模式。虽然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但总的来说，在中特理论指导下中国崛起势不可当，与西方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两个体系综合实力此消彼长、动态博弈，推动全球生产关系和治理模式逐步变革。面对国际经济、社会重重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世界摆脱危机。

（一）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与出路

勿使中国落入“分工陷阱”和“斯蒂格利茨怪圈”。王勇、范从来认为，当前流行的“货币超发说”基于古典货币理论，本质上将货币职能仅归结为流通手段，因此得出M2大于GDP就存在货币超发的片面结论。基于马克思内生货币观，即货币系统是反映商品价值关系的体系，流通手段量决定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的平均速度，中国并不存在“货币超发”。马克思从商品交换中分析货币起源，并将货币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而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货币论也必然随之变化。用第一、第二产业占中国GDP比重较大，从而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C投入，导致低估第三产业欠发达的中国对货币的实际需求，可以解释造成M2/GDP数值偏高的假象，而美国恰好相反。因此，中美M2/GDP的差异不在货币层面，而是产业结构异质的体现。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呈现出“去工业化”与“虚拟化”的新特点，中国容易落入“分工陷阱”，形成下游产业链锁定；外汇头寸增长造成的货币被动发行路径依然存在，而加工贸易的顺差导致的增发货币留在国内，利润则流向跨国母公司所在地；中国面临顺差导致外汇储备扩张和资产生产能力不足的双重压力，投资—储蓄缺口下积聚了大量流动性资金，从而使中国陷入“斯蒂格利茨怪圈”。为应对可能陷入的一条始于产业、显于货币的危机链，中国应优化实体经济结构、增加优质金融资产供给、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注]

警惕跨国公司对我产业控制。当代西方跨国公司由大型跨国生产性企业、跨国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企业等组成，它是资本开拓全球市场的产物和载体，也是经济全球化下西方发达国家维护金融霸权的重要工具。这些巨型公司对他国的国家经济主权产生了巨大冲击。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三大产业中的许多行业被当代西方跨国公司及其代表的金融资本所渗透和控制，国家经济主权受到较大影响。在全面深化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积极应对全球范围内新殖民主义扩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注]

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使中国金融风险加大。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过大，增长过快，结构不合理，收益率不断降低，因此面临着税务风险、财政危机性风险、政治风险、汇率风险以及沦为经济殖民地的风险等多种风险。中国必须从国家竞争战略、国家经济安全和民族利益维护的角度，高度重视当前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所面临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中国必须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多渠道降低美债规模，优化美债投资结构，以期防范和缓解持有美国国债的各种风险。[※注]

结构性减速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新矛盾与新挑战。新常态所展示的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迈上经济发展新台阶的美好愿景亟须正确地引领，这包括打造创新驱动引擎，在调整结构中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构筑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向生态环境改善中求增长以及实现包容性增长。[※注][※注]采集22个中国主要贸易伙伴1984—2012年的数据，利用System GMM方法剖析“中国制造”对全球经济“大稳健”时期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规模、实际有效汇率、石油价格、固定资本投资等变量显著扩大了全球经济波动，但是“中国制造”显著抑制了各国产出增长率波动，显著降低了发达国家物价水平的波动，有助于全球经济增长维系在“高水平、低波动”区制。全球价值链下的“中国制造”是一个长期变量。中国应利用全球价值链重组，进一步提升和发展加工制造业，拓展国际市场空间；面对发达国家不合理的贸易制裁，有选择地使用“镜像策略”，选取对方同一行业或者相似企业进行相应的反制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协调，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构建全球价值链时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注]

国际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导致中国现代化面临深层困境：既必须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又会被国际垄断资本边缘化而陷入低水平“中等收入陷阱”。走出这一困境要求当代中国必须走新型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该道路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过公有制计划经济建构立国之本；第二个阶段则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出场，以我为主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而兼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包容与引导民营资本共同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两个阶段一脉相承，前者为后者建立了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后者是前者的必然发展。[※注]

（二）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

发展中大国经济形态的演进，大体上会经历以下阶段：在发展之初，更多地通过与世界，尤其是世界强权的隔离，甚至是封闭自己来保护自我；在实力强大后，会逐渐开放本国经济，甚至推行开放经济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形态经历了内向型经济、封闭型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等几种类型的演变。从经济发展与经济形态的关系来看，自由、公平的开放型经济应该是一国发展追求的更高目标。中国应该采取“近期大力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远期积极推进自由、公平贸易”的两步走战略，发展开放型经济。操之过急，有可能会欲速则不达；而缩手缩脚，更有可能会错失发展良机。[※注]总结开放38年的历史经验，可以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至2000年加入WTO，特点是局部突破，以开放促改革。以2000年加入WTO为标志，对外开放进入第二阶段。现在，中国需要建立“开放自信”，重回世界大国。[※注]

随着分割式生产的兴起，垂直型的要素分工逐渐成为主流，明显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分工网络的深度和广度。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承接离岸外包所直接耗费的生产性劳动及背后的广义复杂劳动并未得到足够的价值补偿，而且其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动态提升也会受到抑制。因而，中国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时，应当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的对外产能合作机遇，实现各部门的有序开放和协同升级。[※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立意高远，构思恢宏，运作睿智，其中贯彻着一系列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经济理念创新。在经济活动起点、经济机制、运作方式、运作规则和运作结果等方面，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国际经济学都存在明显的理念差异。60多年来，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习近平提出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等新理念都贯彻着中华传统文化理念。从中国角度看，“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构想实现了三大突破。要落实这一战略构想，应重视五个方面举措的付之于行。[※注]有学者认为小多边主义是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一个特点，而中小多边主义就是指多边机构无法在其成员国间达成一致时，在小的国家聚集组内或多边机构以外解决问题。它在近年的经济外交中有着显著地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都是很好的例子。金融小多边主义不是全新的，它包括各种次全球金融合作计划，如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G20）。它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中也并非新产物，但过去一年中参与金融小多边主义的速度在加快。一些人欢迎这种策略，但其他人则认为它破坏了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中国政府的目的是刺激全球多边主义机构改革，为成员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同时直接提高中国的经济政治地位。中国领导层并不寻求推翻现有的多边框架，但如果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总是被迫到现有多边体系外去满足需求，那它们的行动可能会削弱全球金融治理的多边机构。[※注]

对中国崛起的评估有不同看法。西恩·斯塔斯认为，全球经济力量正在向东方和南方转移，这个公认的结论或许需要重新评估。当人们强调西方统治的结束和一个新的霸权处于崛起的边缘，特别是中国重返世界舞台被看作预示着“亚洲世纪”的曙光时，往往被赋予了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再平衡含义，然而这个故事是一种误导，首先是因为它极大地夸大了作为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力量的美国的衰落，其次所谓的“新兴市场”的兴起在2011年左右达到高峰，却不会改变其商品出口到西方国家的路径依赖（与中国的部分除外）。中国的崛起虽然强势，但与当年日本的崛起相比，中国企业并没有取得在各个领域的世界领导者地位。全球经济力量的任何调查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世界领先的跨国公司仍在美国。[※注]

（三）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影响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是对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准确判断，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发展的新篇章。[※注]中国的发展成就引发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反思性研究。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在政治领导核心、平稳转轨进程和经济增长要素三个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体现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共产党的政治领导、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等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真正超越资本主义，需要在社会公正、政府廉洁、可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注]对于西方学者的观点，我们要加以辩证地分析。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比较成功地破解了后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遇到的一系列历史性难题。西方学者认为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后发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实现现代化？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后发型国家率先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才能形成防止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内在机制，确保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道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这些重大问题作出了初步回答，并继续进行着更深入的探讨。[※注]

“红色全球化”是奥斯卡·桑切斯·斯波尼对冷战时期塑造全球经济的斗争所作的重大重读。他认为，相对自由的世界经济，苏联代表一种平行的社会经济构造。虽然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往往不能左右全球经济格局，但从20世纪30年代起苏联从自给自足逐步扩张，发展出与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相同的“红色全球化”路径。远离世界经济的核心，苏联只有设法成为世界能源供应商以及全球南南合作的重要力量。[※注]过去20年，有关全球化和国家的辩论在进步的自由人士和左翼民族主义者中一直占主导地位。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仅经济，而且政治进程已经全球化。相比之下，左翼的民族主义者把经济和政治过程类意识形态化。两个阵营的问题是，假设资本积累的空间和国家行动的空间之间具有兼容性，这使得它不可能解释国际积累的矛盾，并开发出基于阶级的政治替代品。即使经济进程是国际化的，政府仍然主要是管理一个国家的事务。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家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下没有落入到任何抽象的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陷阱。[※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释放了强大的“正能量”，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主要领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为拉美国家提供了良好的示范效应。[※注]未来，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仍有待突破和超越外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和制度形态。[※注]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战役层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在理论上各国共产党深刻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性质、根源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在实践中它们积极投身到反对垄断资本转嫁经济危机的斗争中，工人运动有新的觉醒；在党的建设上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然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然处于低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要破解战略发展的困局，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必须从解决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做起。[※注]虽然人类走向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运动，但这并非意味着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切客观条件均已成熟，而且客观条件形成的仅仅是社会重建的物质基础，而它未来的发展取决于作为社会经济主体的国家的活力，没有准备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只是主观的或人为的因素。医治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情绪的最好“良药”，是认真研究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实践。[※注]通过论述21世纪三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即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种模式的共同核心原则皆在于平等原则和社群原则。对这两个原则的分析将为我们减少全球社会不公提供契机。新时期社会主义最美好的愿景实质上就在于克服社会主义分配不均、排他性和剥夺行动权三大非正义向度。[※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兴起就是一个例子。穷人们抗议极端的经济不平等，抗议政府的政策和企业控制的经济生活，使他们陷入到贫困状态。华尔街运动的特征是无政府主义，即没有正式的领导（horizontalism），没有明确预期（试图在运动中实践自己所期望的未来社会模式），只是表达了自治、互助和对政府权威的蔑视。虽然“占领华尔街”运动有意避开了传统政治活动的形式，但是它通过影响新闻话语权，为政治改革开辟了空间。[※注]不过，总体来说，美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十分薄弱。很难想象左翼能够挑战公司权力和资本主义霸权，因为那种力量离开选区尚不存在，它必须被创建。现实是：一方面，危机后资本主义的进攻十分猖獗，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没有能力迎接挑战。[※注]

社会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走上质量发展的必然结局。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论”认为，美国步入富裕社会阶段后仍存在贫困问题，尤其是因无法满足公共需求而产生的公共贫困问题，原因在于美国存在着强大的计划体系和弱势的市场体系，两种体系的不平衡发展是美国贫困等现象产生的根源。这就需要在经济上实行“新社会主义”，即由政府通过公有制对计划体系的权力进行限制，对市场体系加以扶持，以此加强对计划体系的抗衡力量，促进两种体系的平衡发展，最终达到满足公共需求、实现公共目标的目的。“新社会主义”是经济学的概念，其实施也有理想化的一面，但对于认识当前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澄清了某些理论问题，并指出了发展道路。邓小平有关新时期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战略思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他的主要贡献是：倡导新时期的国际主义，反对“国际共运中心论”；制定“向前看”的总方针，妥善解决国际共运史上的遗留问题；确立新型政党关系的准则，反对父子党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积极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变革与转型；冷静应对运动的低潮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注]同时，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值得社会主义国家关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获得了新发展，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一支非常有潜力的发展力量，提出了许多颇具价值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主张，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注]

中国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色，是“中国道路”的基本内涵。它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不仅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得以延续和发展，而且创造和丰富了实现现代化的新模式；不仅促进了世界的历史性进步和经济全球化，使历史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而且使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更加坚定；不仅成功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文明，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完善，而且将使人类文明发展前景更加广阔。[※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的，其道路、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不能照搬到其他国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有普遍性的经验，是超出一国范围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思想原则。它本身就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以中国化的形式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其精神实质并不以中国的具体国情为限。中国的实践为历史发展总趋势提供了有力证明，也为前进中的社会主义不断提出新的课题。[※注]

六 总结

如果评选2014—2015年哪部作品最具轰动效应，答案无疑应该是《21世纪资本论》。虽然皮凯蒂本人不承认自己的左翼或右翼倾向，甚至说他从未读过《资本论》，但他的解读者无不注意到这两者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一个月内写了四篇书评，盛赞其为“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或将是这个10年最重要的一本书”，并认为该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告诉世人：我们不仅已经踏上了收入水平回归19世纪的道路，而且还正在向“世袭资本主义”回归。[※注]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经济学家曼昆、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泰勒·考恩等则对该书提出批评，归纳大致有三点：一是皮凯蒂的理论没有周全考虑到资本回报率递减的情况，即资本回报率随着投资者积累更多资本而下降，因为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总是会被首先利用（萨默斯，2014）；二是皮凯蒂对不平等问题的归因并非“铁律”，几乎不可能预测哪些生产要素将带来最大的回报，就像李嘉图过于倚重土地“租金”力量一样，皮凯蒂对富人拥有的资本“下注过多”（考恩，2014），不平等现象更多地与特定政策选择有关（萨默斯，2014）；三是皮凯蒂提出的政策建议是“糟糕的行动指南”，征收资本累进税可能影响企业家积极性，压制创新，很难行得通。[※注]美国著名《资本论》研究者大卫·哈维也对该书持保留态度，认为皮凯蒂没有为21世纪的资本提供出有效模型，虽然其数据富有价值，但对不平等和寡头化趋势出现的解释则有着严重缺陷，掩饰了阶级政治的存在，其补救建议即使不是空想的，也是幼稚的。因此，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或者马克思著作的现代版“等价物”。[※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迈克尔·耶茨发表长文，提出皮凯蒂理论进一步证明新古典经济学出现危机，因为后者不能对长期停滞的现实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进行有效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倡导平等的资本主义，但费尔德斯坦和卢卡斯关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研究表明，主流经济学认为不平等是良性的，它可以归结为不同水平的边际生产率和不同的教育与技能。那些高收入者被推定为在人力资本上有更大投资，并具有较低的休闲偏好，而穷人则相反。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适当的公共政策可以帮助减少不平等，但实际上这也可能使经济增长的能力受到损害，因此弄巧成拙。皮凯蒂不仅指出库兹涅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日益平等的假设是错误的，同时证明标准的新古典主义人力资本平等的说法在真实的世界经济中同样是错误的。虽然皮凯蒂给了新古典经济学致命一击，但是他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会生产出财富和收入（资本和劳动之间）间的分歧，也看不到全球南北差距，更不承认帝国主义的现实仍是全球垄断（跨国公司）统治。[※注]何帆指出，这本专业性很强的书之所以引起如此大争议，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社会思潮出现巨大转折。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正处于守势，对资本主义的反思越来越深入。不平等将是21世纪经济学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之一。[※注]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用大量翔实的数据证明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日益加深，为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和其他持类似观点的学者提供了理论上的佐证。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又加剧了这一危机。资本主义世界可能出现“内爆”（萨米尔·阿明语），挽救资本主义的危亡成为国外理论界普遍关心的话题。左翼学者纷纷指出，资本主义多重危机没有偏离马克思所预言的结果，其原因仍然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造成的，重建社会主义是唯一出路。也有一些学者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乃至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任重道远，资本主义仍有生机与活力，注重多样性就是克服危机的一个解决方案。最近这次经济危机余波不断，金融化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改变着经济体系的运行方式，使经济面临债务型通货紧缩及长期萧条的风险，这也使一些学者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制度以及由此引发的负面效应。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早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就已经存在，这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相联系，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以后，危机的可能性才变成了现实性。随着简单商品经济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经济危机的发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导致“间歇性停滞”，使得资本主义面临“停滞—金融化陷阱”，进而引发经济危机，有些学者能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同时并存的“双重危机理论”，只有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有助于抓住危机的根源”，这些观点对于我们分析和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具有参考价值。但是，某些西方学者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并没有认清危机的实质，不从制度上，反而从抽象人性论的角度进行分析，导致“危机背后的价值根源在于个人主义”的结论。对这类观点，我们应当辩证地分析与批判。

从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得知，新兴经济体在崛起，社会主义中国蒸蒸日上，帝国主义的三大矛盾，即它们国内的阶级矛盾、同世界人民的矛盾、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并没有解决，世界的动荡正是各种矛盾深化的表现。当然，从实际状况来看，美国的经济、军事、技术等方面力量还相当强大，主导着经济全球化，还不可能一时走向灭亡。对它们的实力，我们还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是，正如列宁所说：“过程的复杂性和事物的本质被掩盖，可以推迟死亡，但不能逃避死亡。”美国已经从金融帝国的金字塔顶尖上开始下滑，世界货币逐渐出现多样化趋势，就是美国的霸权地位开始松动的明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不会改变。国内阶级分析与跨国阶级分析相互补充，从一国到多国，从局部到世界，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提供了理论支撑。一些学者认为，“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给全球治理带来了希望，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对其他国家构成了威胁。“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对世界产生了什么性质的影响，这不仅仅是一个客观观察与描述的问题，还涉及评价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和价值标准问题。因此，西方学者评价“中国模式”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既有从全球治理、发展模式、国家软实力建设视角等客观层面对其进行肯定的一面，也有从西方国家的政治价值观和维护现存西方国际政治体系的主观层面进行不实批评乃至妄加指责的成分。例如，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发展道路与中国模式是“资本主义的非自然增长的发展道路”和“中国式的自然增长的发展模式”竞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实质上中国与西方的竞争本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和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对我们而言，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初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综合平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处理好中国道路中存在的问题，寻求发展模式的转型，建设一个真正可持续、环保、公平正义的发展模式，是我们今后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方向。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阶级分析的视角不可或缺。虽然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因在于内部的经济基础，但有组织的工人对变革的推动作用不能低估。遗憾的是，目前资本主义世界虽然飘摇，但大金融资本家和工业寡头未受实质打击，劳工力量在壮大，却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挑战资本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自己在经济领域的成功增强了说服力和吸引力，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明了方向，但并非没有丝毫问题。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新的矛盾与挑战，必须打造创新驱动引擎，构筑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同时也要加强风险防范意识。金融资本与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不仅已经影响到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而且已经从多方面影响到主权国家的金融主权，进而影响到主权国家的金融安全与经济安全。从某种角度上讲，超额外汇储备对中国可能是双刃剑。全球价值链下的“中国制造”是一个长期变量。中国应利用全球价值链重组，进一步提升和发展加工制造业，拓展国际市场空间；面对发达国家不合理的贸易制裁，有选择地进行反制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协调，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构建全球价值链时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目前在世界体系中，中美关系仍然表现为“中心—边缘”特征。“一带一路”是党中央在新时期提出的伟大构想，是打破战略封锁、主动对外合作的新举措，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外化，应上升到战略层面来认识其意义。

综上所述，2014—2015年，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现实世界，包括国际不平等和国际金融危机等热点问题，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并提出改造世界的方案，关心劳动人民和边缘群体的疾苦与斗争意向，富有科学性和战斗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比较宽广，方法更加多样，结论更为多元，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宝贵的视角，但是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方法论、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应当全面、理性地看待现阶段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尤其对西方左翼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要加以辩证分析，认识到其创新性和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