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与社会发展学科前沿研究报告
（十一）性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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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与社会发展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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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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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在下面择其重要的理论观点与方法、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和总结，并且在最后一部分介绍国外家庭与性别领域的前沿研究。针对徐安琪的研究结果,孙云晓等人的研究以大量研究结果为基础，论证了男孩危机绝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伪命题” ，而是一个不容质疑的客观事实，认为男孩在学业、体质、心理和社会适应等方面面临发展危机。她们把家庭看作是通过家务劳动和子女照料的规定来生产和演练性别的场所，在夫妻间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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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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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 独生子女 影响 女性 家庭暴力 男性 家庭政策 生育 家庭结构 变迁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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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性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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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依然是这几年性别研究的一个主题，主要集中于男女平等的现状、男女平等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测量男女平等。徐安琪对上海和兰州城乡2200 个样本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被访者的家庭性别角色态度不仅与一些欧美和亚洲国家的平等趋向不同，反而呈现刻板化态势。研究者从宏观的社会、历史缘由分析，指出这主要是经济、社会转型期妇女的全员就业、连续就业减少、就业难度增加的延伸；社会竞争激烈和工作压力增大也成为男外女内传统分工回潮的推力；学界对计划经济时期“男女都一样”批评的矫枉过正也具误导作用；大众传媒对性别角色定型化模式的复制和传播更是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控制着受众。文化规范论对性别角色态度具有最为重要的影响，敌意的性别歧视如贬损女性工作能力和效率者更易合理化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善意的偏见即首肯两性间的浪漫关系，以及夫妻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中依赖、互补性较强的被访者，也有更大的概率赞成性别分工定型化。[※注]
社会网络具有性别偏好，导致男女求职结果的性别分化，并部分地解释了职业的性别隔离问题。童梅分析了2009年中国8 大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发现在职者的社会网络具有性别同质化倾向，女性和男性更多地与同性亲朋交往。但并非所有的社会网络都会导致女性进入女性职业，是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导致了女性职业性别隔离。使用强关系成功求职的女性往往进入性别隔离的女性职业；使用弱关系成功求职的女性能摆脱职业性别隔离趋向，进入中性职业或男性职业，因为强关系中充斥着同质性信息，且更多与家庭和亲情有关；而弱关系中充斥着大量的异质性信息，较少与家庭和亲情相关。[※注]
妇女难以获得独立的住房权，是男女不平等的另外一个表现。妇女独立的住房权在中国包含在较空泛的男女平等财产权和婚姻家庭权的立法和政策之中，并与婚姻和职业收入紧密相连。然而，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妇女的独立住房需求在现实中常被忽视，尤其是对于妇女中的边缘弱势群体。郭慧敏在文中尝试对女性的住房权进行结构主义分析尝试，重点关注在空间资源分配上公共和私人父权制的合谋，使“从夫居”的男性中心主义在房屋实践中对女性造成的法律和政策中住房权的空洞化。但在项目政策推进时，却是以附加式取向，在廉租房政策受益者中“加上”单亲女性。这些住房法律政策上普遍的性别盲点，对一部分边缘贫困妇女群体在住房权上造成多重空间挤压和排斥。[※注]
受传统文化习俗、我国目前社会养老机构不健全等因素影响，我国多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仍主要依靠家庭成员提供。研究表明，在老年人家庭照料中存在较为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化趋势显著。这对于已逐渐走出家庭的现代女性来说，面临着强烈的角色冲突和较大的照料压力。家庭照料的女性化趋势对妇女的社会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审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同时，应关注到人口老龄化与妇女地位的关系。[※注]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父权制理论或者资源理论，都强调经济因素对于女性家庭地位的重要影响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但是陈锋发现，闲适在家并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的农村妇女，却获得支配性的家庭地位，比如在家中握有经济大权，姻亲的关系网重于宗亲，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近于消失。农村女性的婚姻自主权、离婚自主权都大幅上升，男性及村庄对于女性婚外情的容忍性也大大增加。陈锋提出了“依附性支配”的概念作为当前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一种解释框架，认为这种机制是在既有的婚姻市场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下，通过村庄的经济分化与夫妻情感需求增强两种机制的作用下形成的。但是，农村妇女这种“依附性支配”的家庭地位，难以在妇女的社会地位中得到类似的表现。[※注]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为提高妇女地位、追求性别平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诸如号召妇女走出家庭，走上工作岗位，争取经济上的独立，并且普及教育，为男女两性提供相等的教育机会等。但是，这些努力是否能够真正促进男女平等的实现受到了很多质疑。[※注]张志永的研究回应了这种质疑。他发现虽然“大跃进”时期，在男女平等口号的感召下，农村妇女普遍参加了社会劳动，但是由于国家主导权力的越位和妇女权利的缺失，倡导女性参与劳动实际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发掘人力资源，弥补劳动力缺口等原因，而没有顾及妇女的主体性、妇女权利的保障和自身意识的觉醒，导致人们对于男女平等的误读，没有意识到男女平等是权利、机会和义务的平等而不只是形式的平等，使妇女在广泛地获得社会活动自由的同时承受着社会和家庭的双重负担，没有真正实现男女平等。[※注]
由于中国普遍存在的对男孩的性别偏好，研究者采用所生育小孩的性别作为妇女家庭地位和议价能力的新指标，并利用该指标估计了妇女地位提高对于家庭资源分配以及营养和健康后果的影响。研究者发现第一胎性别对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有重要作用。生育男孩的妇女在营养和健康方面获得了议价能力。当妇女的家庭地位随着生育男孩而提高后，家庭中食物支出份额会增加，该妇女营养摄入增加，而她的身体健康状况会变好。该结果在农村比较显著，在城镇则不然。[※注]
如何能够更有效地测量男女两性的地位和权力是研究者一直在反思的问题。徐安琪认为对亲密伴侣权力的测量不能够基于单一理论，而是应该基于一个多元的、系统的综合模型，因此她在研究中选取了诸如资源指标、婚姻依赖和满足指标、文化规范指标、权力实施过程指标、对性别平等满意度指标等多个指标来共同测量亲密伴侣权力。徐安琪发现家庭权力模式的地域差异较大，社区的文化和亚文化对于夫妻权力模式仍有较大的解释力。而家庭中性别平等并不是取决于伴侣承担对半的家务和拥有相同的权力，也不是取决于妻子承担相对的家务量和所拥有的相对权力，家务分担公平感和个人在家庭中的绝对自主权才是预测家庭中性别平等的较好指标，因为妇女家庭地位提高并不是以男性家庭权力降低为代价的。[※注]
2.男孩和女孩
由于对于教育的重视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对于男孩和女孩的教育是研究者们关注的另外一个重点，但是这个领域的研究刚刚起步。徐安琪针对目前社会上流行的中国男孩“陷入全面危机”，需要被“拯救”的专家观点和传媒误导，对有关男孩危机的论述等观点提出质疑，并以相关研究成果和统计资料说明“男孩危机”并非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警言，而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伪命题。[※注]
针对徐安琪的研究结果，孙云晓等人的研究以大量研究结果为基础，论证了男孩危机绝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伪命题”，而是一个不容质疑的客观事实，认为男孩在学业、体质、心理和社会适应等方面面临发展危机。男孩和女孩都是应试教育的受害者，但应试教育与男孩天性背道而驰，对男孩更不利。父亲对男孩性别角色的发展非常重要，中国父教缺失严重。性别差异先天存在，需要因性施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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