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家庭与性别研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是国内家庭与性别研究无法比拟的。国内外研究者关注的主题有类似的地方，如离婚、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等领域；但是侧重点和关注重点都有所不同，如国外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同居和同性伴侣在内的亲密关系、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平衡、父母身份和家庭对于儿童的影响等。同时，海外的研究者更加关注家庭与性别研究的方法维度，开始思考如何在数据分析之外更多地运用质性研究来推动家庭与性别研究，讨论在研究方法上有什么创新，在方法上和国内研究相比更为深入。由于篇幅和时间的限制，本文在这个部分主要是回顾国外研究者较为关注而国内相关领域研究比较薄弱的主题，主要的资料都来自美国著名的家庭研究杂志《婚姻与家庭杂志》（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时间跨度是进入21世纪之后。

1.婚姻研究[※注]

国外近些年有关婚姻的研究主要都是围绕着结婚率的下降和婚姻的去制度化，因为各国都在经历着结婚率不断下降，而离婚率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有关婚姻研究的广度和范围也是空前的，关注的主题包括心理因素、子女抚养、身体和心理健康、生物过程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等。婚姻的复杂性在研究中得到了重视，结构的重要性逐步偏移了研究的中心位置，新的探索领域在不断呈现，特别是婚姻多样性和婚姻力量。

进入21世纪之后，国外的婚姻研究对于婚姻冲突之类消极婚姻过程的研究兴趣依然在持续，但是开始更为关注情境对于婚姻过程所起的作用，比如情境对于婚姻冲突的调节作用，亲密伴侣暴力发生的情境，以及婚姻过程与健康相关关系中情境的作用。人口及其相关主题在婚姻研究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婚姻教育、婚姻多样性、不忠、婚姻中的精神生活等，因为公共政策需要相关研究推动不同情境下的婚姻关系保持稳定。换句话说，国外婚姻研究越来越重视对婚姻和家庭中现实问题的回应。

离婚一直是国外有关婚姻研究的重点。除了对离婚人口进行统计和对离婚率进行测算，研究者主要关注可以预测离婚的人口、经济和关系因素，运用基因分析、固定效应模型或者离婚前后儿童幸福的纵向比较等方法来探讨离婚对于儿童的影响，分析离婚对于男性和女性是危机还是长期压力以及影响成年人对于离婚适应的变量，如何对于离婚儿童和成年人进行干预等。离婚研究和以前相比范围更广，涉及的主题更多，研究方法也更为精密，结构方程模型、生长曲线分析、倾向得分分析、时间序列和截面的合并分析等都已经在离婚研究中得以应用。[※注]

2.家庭暴力[※注]

近些年来，国外家庭暴力研究更加深入和细化，不同家庭暴力类型的研究得到了专门的关注，包括性暴力、肢体暴力、情感暴力、故意忽视和经济控制等。研究者在过去几年格外关注几个方面：不同家庭暴力之间的关系；施暴/受暴经历与当事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不平等位置关系；家庭暴力和其他家庭研究领域之间的关系等。

国外近些年有关家庭暴力的原因和结果显示，关于儿童虐待和亲密关系暴力的研究显示，不同暴力类型的结合带来的是对受害者更多的负面后果，受害者最后的境遇取决于个人生命历程和所经历的特殊伤害。不同暴力类型可能会导致不一样的危险系数和后果。研究者在研究中尝试把性别、种族、阶层的结构理论应用到儿童虐待和亲密关系暴力的研究中，研究者也开始注意到受害者和受虐者性格组合对于家庭暴力的影响。家庭暴力还被作为一个自变量，来探讨它和其他家庭研究领域之间的关系。

3.家庭健康研究[※注]

家庭是影响健康的重要社会因素之一，因为家庭为其成员提供的经济、社会与心理支持，而这些资源都是家庭成员健康的重要保障。在过去几年中，国外研究者对健康的影响取决于家庭结构、家庭经历、具体的家庭情境和背景、家庭变动的时间点、变动前家庭关系质量，以及家庭变动整个过程当事人的社会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状况。

国外有关家庭健康的研究结果还说明改善人际关系可以增进人的健康程度，政府也因此把更多的公共项目放在培植良好的婚姻家庭内部关系上，包括父母培训计划、冲突应对技巧、善意沟通和交流、健康的行为习惯以及精打细算的理财计划等，目的是促进和谐、健康的婚姻家庭关系，并由此促进家庭成员和儿童的健康。

有关家庭健康的研究还深入探讨了家庭关系是如何影响当事人生理健康的。研究者发现亲密关系带给健康的种种好处在不同的亲密关系结构中是有差异的，婚姻对于健康的影响还取决于婚姻的整个过程及其中的交流情况，婚姻关系对健康的影响既有负面的（比如各种冲突）又有正面的（比如彼此的爱护和照顾），有时候负面影响更为显著。

4.老年人的家庭生活[※注]

国外研究者对于老年人家庭生活的研究主要关注老年人情感的复杂性、结构的多样性、角色的交互作用和照顾模式的多样性。研究者发现家庭内部代际之间的依赖性和不公平交换造成代际之间的“矛盾心理”和“矛盾行为”，离婚、复婚和再婚家庭导致了老年人家庭结构的变化和复杂性的增加，嵌入在家庭关系网络中并且承担不同责任的家庭成员影响着老年人对于婚姻的满意度，不同政治经济体制下家庭内部代际之间交换和支持是有区别的。

关于老年人家庭研究已经突破了传统的中层理论框架，对理论的修正和新的理论视野的使用极大丰富了这个领域的研究，比如代际关系从“休戚与共”的研究范式转向“矛盾心理”的研究方式。互惠性交换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代际间的时间、物质和情感的传递，但是随着老年家庭结构和形式越来越复杂，研究者开始考虑这一理论的解释力度。诸如女权主义理论、阶级理论和种族理论等中层理论都开始运用到有关老年人的家庭生活研究。

高级统计技术的发展和成熟进一步推动了有关老年人的家庭生活研究。已经有研究者使用多层级分析模型来探讨老年人家庭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孝道规范中的区别，结构方程和层级模型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高级统计分析技术解答了诸如老年人家庭变迁等很多过去无法解答的问题。为获得大规模全国样本数据的持续调查的开展也同样加强了，但是国外这个领域的研究还是更多偏重于量化研究。

5.家庭政策[※注]

国外家庭政策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近些年来，国外有关家庭政策的研究得到了不断的推进。研究者对家庭政策的定义虽然一直在争论，但是也逐步形成了一些共识：家庭政策不仅被看作是一种目的，同时还应该是评价其他政策的标尺或者达成其他政策的手段。家庭政策的内容应该涉及家庭生产、经济支持、子女教育和家庭照顾。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应该以家庭整体作为单位等。但是，研究者对于家庭的定义又发生了争论，比如以前所谓的单亲家庭，其实另外一方父母也愿意参与儿童抚育工作，那么是否还能够叫单亲家庭。同行夫妻是否能够构成一个家庭等。

国外研究者发现虽然现在有关家庭研究大量涌现，公共财政对家庭研究的倾斜力度不断加大，社会科学对与家庭有关政策的研究也日渐增多，但是这些家庭政策研究却没有被决策者和公众所熟知或者接纳，研究者倡导要把家庭政策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和社会政策的分支，认识到家庭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他们认为家庭政策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是对国家未来的投资，因为儿童和青年是国家未来的劳动力和公民，他们都能够从家庭政策中获益匪浅。还有一些研究者在反思如何把好的研究成果变成好的决策成果。

6.把性别纳入家庭研究[※注]

女性主义研究者给家庭研究带来的巨大挑战就是把性别分析和性别视角纳入家庭研究之中。她们把家庭看作是通过家务劳动和子女照料的规定来生产和演练性别的场所，在夫妻间的家务劳动分工上，关注的是比丈夫赚钱更多的妻子是否会通过做更多的家务作为自我性别认同的补偿性表现。她们关注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女性所面临的工作和家庭平衡问题。这些研究能够把家庭的性别关系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不平等联系起来。女性主义研究者还关注家庭内部利益冲突，家庭与文化、经济和政治变迁之间的关系。

如何将宏观层面变迁的结构化叙事与家庭和家庭政治中对个体和集体能动性的考量结合在一起，是过去这些年性别分析所面对的挑战。这种性别分析把家庭看作一种互动性的制度，它同政治、经济和公民社会整合在一起，并且缠绕在以种族、性、民族、残疾和年龄为基础的不平等关系之中。性别分析尝试整合微观、中观和宏观的这种做法，是在过去这些年中性别理论研究对于家庭研究的主要贡献，也是推动家庭研究发展的一个方向。

性别视角，也称性别关系理论，拒绝把性别看作是一种静态的规范或理念，而是将它定义为展现着权力不平等的社会关系，通过个体、组织和社会实践再生产出来。性别理论经过成长和发展之后，不再把家庭看作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而是性别关系在其中被建构、再生产和变迁的诸多制度之一。性别视角将政治理解为针对交错权力关系的持续不断的多层次抗争，而家庭之中不平等性别权力关系之间的抗争也是性别政治的一个层次。

近些年来国外研究者对家庭进行性别分析主要关注的是制度和制度领域之间的交互作用（institutions and intersectionality）。制度是由个人和群体通过历时建立的有意义的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形态构成的，家庭就是存在于多种制度领域的社会制度，其间社会过程（生产、再生产和展示）通过性别不平等组织起来，尽管不仅仅是通过这种关系组织起来。制度领域之间的交互作用，指的是所有社会制度内部或者之间诸如种族、阶级、性、性别和年龄等构成的不平等关系的相互作用。所有的家庭都要应对个体的制度领域交互性，因为每个家庭成员都被分派了多种身份。

7.工作与家庭[※注]

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是这些年来国外公共政策研究极为关注的一个主题。工作和家庭研究最初只是关注“工作着的母亲”，这些年来由于欧美经济衰退给个人的家庭和工作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多样化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停滞不前，诸如能够更好地测量时间分配和可以使用追踪数据更为细致地分析工作和家庭之间关系的方法论上的创新，越来越多的学术团体对工作和家庭这个主题感兴趣并建立了相应的研究网络，工作和家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极大的扩展和提高。

工作家庭研究最为关注的主题是性别、时间和劳动分工。国外的相关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分配给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的时间越来越类似，但是性别差异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女性还是在家庭花的时间更多，男性还是在工作场所花的时间更多。但是这种性别模式如何形成的因果分析还是没有什么进展。女性主义者给出的解释是养家糊口代表着男性气质，而操持家务代表着女性气质，因此男性还是不愿意做更多家务。最近关于家庭休闲的研究也显示出两性之间的差异，但是全职工作的女性和家庭主妇之间的差距更大。

工作场所和家庭的多样化，以及对于时间分配的关注，使研究者越来越意识到过多的和缺乏灵活性的工作时间对于家庭生活来说是一个主要问题，因为这样导致工作的父母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家庭生活上。同时，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工作过少也是工作家庭研究应该关注的一个主题。特别是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工作太少瓦解了男性和家庭的联系。有关低收入阶层中母亲就业的研究得出了一些令人惊讶的新发现。和原来认为强迫母亲外出工作会给家庭带来负面影响的看法不同，研究发现母亲就业对于低收入家庭年幼儿童是有益的，但是更多研究者开始关注母亲就业对于青少年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

最近国外有关工作和家庭冲突主观层面的研究，更多地使用生命历程视角去讨论工作和家庭之间干扰的方向。为了理解工作影响家庭和家庭影响工作的机制，研究者更多地运用追踪数据、更加复杂的模型（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社会经济模型、社会人口学研究中的固定效果模型）去判断事件的时间顺序，建构因果的证据链条。还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使用随机试验和半试验性质的方法去研究工作和家庭。同时，大量出现的高品质的质性和量化研究有助于理解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联。对工作家庭进行跨学科研究的也越来越多。对于工作家庭政策研究，显示了对于家庭友好政策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研究者们开始注意到一些对家庭友好政策和工作场所性别平等之间的冲突，开始区分鼓励父母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政策（提供儿童保育设施）和减少新生儿父母工作时间的政策（育儿假延长）。

8.同性恋、双性恋和跨越性别的家庭[※注]

在过去这些年中，国外有关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越性别（LGBT）家庭的研究不断增多，而且数据和研究设计方面都在不断增强。这个领域研究最为突出的进展是对最有计划性的女性同性恋共同母亲家庭内部差异性的研究。LGBT家庭研究不再仅仅关注中产阶级白人同性恋伴侣，开始探讨不同家庭结构和社会阶层中同性恋伴侣家庭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对于同性/异性的两分法和原来被勾勒为过于统一的同性恋家庭画面提出了挑战。尽管很多研究表明同性恋家庭相对更多地分担家务和家长的责任，但是不能够说这些家庭是“无性别的”。

研究者也探讨了男同性恋形成家庭和成为父亲的不同方式，但是很少有涉及他们孩子的研究。关于双性、性流动和跨越性别群体的研究，推动了对于不符合或者拒绝符合某种分类的群体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原来认为只有个体的性认同对于其性行为是最重要的看法值得斟酌。研究者也极为关注对于同性恋家庭儿童的适应性和成就产生影响的社会心理因素，发现女性同性恋伴侣抚养的儿童和异性恋父母抚养的儿童表现得一样好，甚至更好。研究者也逐渐不再惧怕探讨LGBT家庭的冲突，诸如虐待关系，解体比例、伴侣之间不平等关系、儿童性别和性脚本的差异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