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国际、国内顶级学术期刊，对2020年国际投资学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归纳。纳入综述的英文论文37篇，分别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PE）、《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QJE）、《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RES）以及《国际经济学》（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IE）等顶级英文期刊。纳入综述的中文论文56篇，分别发表于《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等顶级中文期刊。二者合计93篇。

根据国际投资学的理论框架，本文按照研究议题将文献分为国际投资的影响因素、投资模式选择、投资区位选择、投资效益、国际治理等五部分，各部分又包含若干子议题。国外和国内文献的议题分布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国际投资的驱动及影响因素、投资收益尤其是国际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是国内外均普遍关注的议题；相比国内学者，国外学者更关注投资的国际治理问题；次级议题上，国内学者更关注要素成本、国内制度、技术等因素对国际投资的吸引作用，体现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吸引外资的关注；此外，国内学者也更加关注投资对母国的影响，体现出中国对实施“走出去”战略，通过对外投资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关注。

一、关于国际投资驱动及影响因素

2020年国外学者对国际投资驱动及影响因素的讨论集中在贸易、金融、知识产权、不确定性等方面。国内学者对影响企业对外投资动因的探讨，主要针对企业运营成本相关的各类因素，如以工资和人力资本为代表的人力成本因素，以土地价格和房价为代表的土地成本因素，以及技术因素等。

（一）贸易

贸易和投资的关系，是世界经济学领域中历史较为悠久的话题，研究已经较为成熟，本年度国外学者研究，分别在研究视角（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和研究样本上有所创新。

研究视角创新。Carril-Caccia & Pavlova（2020）[※注]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出发，对贸易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划分。作者认为关于贸易和投资关系的研究之所以仍然没有统一结论，是由于对贸易这一变量的衡量较为粗糙，因此作者同时将增加值、最终品和中间品的进出口、国家异质性、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和程度等因素纳入考量，采取投资引力模型来分析贸易和跨国并购的关系，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度并没有推动跨国并购，反而可能损害了发达国家之间的并购。实证研究的结果还强调了贸易政策与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吸引外资能力的影响渠道：自由贸易协定似乎只能够促进发达国家之间的并购，因此有必要推动更加全面的贸易协定；最终品出口目的国的多元化会促进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并购，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的国家更容易获得并购项目，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会促进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并购。

研究样本创新。随着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历史学的融合，学者开始以历史数据为样本研究普遍的经济学规律。Kalemli-Özcan et al.（2020）[※注]研究了奥斯曼帝国1859-1913年各行省贸易与投资的关系。由于贸易和FDI具有非常复杂的双向互动，很难识别贸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FDI，需要采取科学的方法进行因果推断。作者巧妙地利用了奥斯曼帝国的贸易法律以及历史上的降税和贸易、投资数据，以自然实验的方法进行因果推断。根据奥斯曼帝国的法律，一省只有超额的产出才能用于出口，而各地降税的差异外生决定了用于出口的超额产出，以此作为工具变量，就可以识别出贸易对FDI的单向影响。作者的研究表明，降税每提高1个标准差，能够导致贸易增长5%，进而引致资本流动增长3%。该文证明了贸易和投资具有互补关系。

两篇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原因在于Carril-Caccia & Pavlova（2020）的贸易测度更加细化，且包含的样本量较多，不同国家的异质性较强，这也意味着国家的贸易特征和政策对并购的影响取决于东道国和母国的发展水平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国内学者则主要关注贸易影响投资的作用渠道。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可能经由融资约束或生产率的渠道影响对外投资决策。若企业母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强度高，则出口带来的高额收益一方面直接缓解了母国企业的融资约束，另一方面降低了经济不确定性对母国企业投资的负面影响，从而吸引投资。因此，基于中国的研究发现，各国家或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强度越高，当地企业的投资水平也越高（刘京军等，2020[※注]）。出口网络的大小还可能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需的生产率“门限”，进而影响投资效率。出口网络对生产率“门限”的影响具有正反双重效应，因而理论上出口网络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而中国数据表明，出口网络扩大对工业上市企业的绿地投资以及跨国并购行为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李捷瑜等，2020[※注]）。

（二）金融

国内外学者主要聚焦于东道国或母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对国际投资的作用，强调金融市场与其他因素的互动。

Hu et al.（2020）[※注]采取工具变量的方式对金融发展与跨国并购的关系进行因果推断，他们以中国新设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研究证明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公司跨国并购的数量和频率，对于主要使用现金作为交易方式的并购，效果更加强劲。随后文章识别了东道国与母国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发现二者具有正向的交互作用。作者还检验了东道国和母国制度因素的影响，以“一带一路”倡议衡量东道国对中国的政治开放程度，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促进跨国并购，央企及其下属公司在选择目标国时，政治导向多于市场导向。最后文章证明，省份的政治不确定性越低，金融发展对跨国并购的促进作用越强。文章的政策含义在于，可以采取提高本地金融发展水平、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等措施，以促进跨国并购。吕朝凤、毛霞（2020）[※注]研究了城市商业银行扩张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对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商业银行的成立显著促进了城市FDI的流入，城商行资金规模的扩张而非经营规模的扩张对FDI有明显促进作用。城商行的设立提升了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而影响FDI的区位分布。

以往研究往往只聚焦于单方面金融市场对国际投资流动的影响，Donaubauer et al.（2020）[※注]同时考虑了东道国和母国的金融市场，以及二者之间的交互关系。作者认为东道国和母国的金融发展同时影响了FDI，并且二者具有替代关系。为验证上述假说，作者将东道国与母国的金融发展指数，以及二者的交互项带入传统的投资引力模型，结果表明，东道国和母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均可以显著提高双边FDI，当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时，东道国和母国金融发展对FDI的影响是相互替代的。其政策含义在于，对发展中国家东道国而言，母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助于促进FDI，但本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效应可能会被削弱，不及政策制定者的预期。

此外，国内学者还比较关注汇率这一国际金融的重要因素，聚焦于汇率波动对投资的影响。汇率波动的增加将为投资收益带来不确定性，从而抑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陈琳等（2020）[※注]发现，企业对外投资受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投资行业、投资地区、投资方式的差异而具有异质性。而不同类型的投资方式对不同期限汇率波动的敏感度不同，双边FDI对长期汇率波动更敏感（王伟等，2020[※注]）。因此，企业可以采用前期的套期保值行为，有效规避汇率风险，弱化汇率波动对企业对外投资的抑制作用（陈琳等，2020）。

（三）知识产权

公司边界理论是理解跨国投资动因的重要理论工具，这也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所有权优势”相一致，关于跨国公司的边界理论，普遍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强调通过一体化防止知识扩散，一种强调关系专用性资产的影响。Kukharskyy（2020）[※注]将这两种理论统一在一个新的模型框架之中，研究表明，生产过程中的知识密集度会增加一体化的吸引力，附属公司物质资本密集度会减少一体化的吸引力，进而预测附属公司所在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会影响知识密集度对公司边界的影响。作者的实证研究表明，母公司无形资产密集度显著提高了其在附属公司的所有权占比，而附属公司所在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会对这一关系产生负向影响。附属子公司物质资本的密集度降低了母公司所有权份额。其政策含义为，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降低国外公司所有权份额，需要充分考虑知识产权保护的代价。

（四）要素成本

随着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吸引外资的因素也随之变化。基于这一背景，国内学者非常重视要素成本变化对吸引外资的影响，主要讨论了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两个因素。

人工成本的增加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特定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马双、赖漫桐（2020）[※注]基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化开展研究，发现人工成本的提升将降低已有FDI企业的FDI进入深度，且对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企业的实收FDI影响更大。郭娟娟等（2020）[※注]发现房价上涨将导致劳动力成本提升，从而对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土地成本的上涨同样将显著抑制外商投资，且土地成本方面预算约束更紧的企业受影响越大。对此，为规避土地价格上涨引致的高成本，外资企业倾向采取合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冯志艳、黄玖立，2020[※注]）。

（五）技术因素

企业所拥有的生产与服务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可能帮助企业积累更多的市场优势，从而得以进行对外投资。企业技术前沿化水平的提升，可以通过促进信息等资源的流动，帮助企业更好地开拓海外市场，对企业的绿地投资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孙浦阳等，2020[※注]）。这种技术水平的进步，有助于将外资“引进来”、使之服务于本国企业“走出去”进程。吉生保等（2020）[※注]发现，外资研发嵌入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其中技术创新表现发挥重要作用。技术进步越偏向资本，市场创新绩效就越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六）国内制度

以营商环境为代表的制度环境变化，会对对外投资产生复合型的影响。将制度环境与税负相结合，刘小川、高蒙蒙（2020）[※注]认为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减弱税收负担对FDI流动的负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市场规模更大的高收入国家更加显著。刘军、王长春（2020）[※注]认为东道国营商环境的优化，将促进东道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转而降低外资企业市场寻求型投资的动机，而增加其进行效率寻求型投资的动机。相关结论仅存在于独资企业、工业和母国为低收入国家的外资企业。

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受到生产率门限的限制，简化行政审批（曾守桢、余官胜，2020[※注]）和适度的产业政策支持（洪俊杰、张宸妍，2020[※注]）从直接降低投资成本和间接给予企业支持两个维度，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门限，从而引导企业改变国际化方式，并提升本国社会福利水平。陆建明等（2020）[※注]发现，投资壁垒强度的提升，将减少母公司对外投资机会，减少从事海外投资的母公司数量，而参与投资的母公司的规模出现提升。在此背景下，低壁垒行业母公司向高壁垒行业的跨界投资是跨行业投资的主要方式。

（七）不确定性

投资风险显然是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也已经得到充分研究，但关于风险的测度往往集中在宏观层面，Cezar et al.（2020）[※注]则研究了微观不确定性对跨国并购的影响。作者首先分两步计算微观层面的不确定性：第一步建立关于企业回报的计量模型，并求出残差，残差可以理解为不可测度的基本面因素对企业回报的影响；第二步求该残差的波动以代表不确定性。随后作者检验了不确定性对FDI的影响，结果表明，微观不确定性对法国企业FDI具有直接的短期影响，该影响在企业之间具有异质性，母公司绩效较差时，影响更加显著。从政策角度看，稳定的经济环境有助于促进FDI。

此外，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影响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郑淑芳等（2020）[※注]发现，FDI和OFDI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在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渠道之一，而OFDI同时还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价值链嵌入程度的重要渠道。

（八）其他经济因素

除以上因素外，其他同企业经营与投资过程相关的经济因素，同样会对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产生影响。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的改进，将显著促进经济落后地区吸引FDI。韦朕韬、孙晋云（2020）[※注]运用中西部地区高铁开通的数据，发现高铁开通确实可以通过加快要素流动来促进中西部地区吸引FDI。具体而言，高铁的开通对于原经济基础较为薄弱（西部地区）、具有一定市场规模（大城市）的地区，其积极作用更加显著。

企业的所有制属性和政治关联可能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胡大猛等（2020）[※注]发现，政企关联与企业对外投资显著负相关，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企关联较强企业的国内投资对其对外投资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经验越丰富、东道国与母国制度相似性越高，政企关联与对外投资之间的负效应越弱。臧成伟、蒋殿春（2020）[※注]同样认为，国内外竞争优势格局间的差异或引起国有企业海外并购倾向不足。具有较高外部政策偏倚（市场化程度较低和国有经济比重较高）和较高内部政治资源（高管具有政治背景）的企业，对海外并购的厌恶程度更高，从而证明政策偏倚是解释国有企业“走出去”难的关键。

产业整体发展状况可能引发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以规避其本国国内市场的限制。高奇正等（2020）[※注]认为，转型国家会因农业生产率增长迟缓、农业劳动力不足和农业资源禀赋限制等因素而面临农产品短缺，此时相关经济体有推动对外投资以获得农业资源的动机。

二、关于投资模式选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的国际分工和国际扩张方式日益涌现，目前国外学界对投资模式的研究，已经不仅局限于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进入模式的选择，本年度学界主要关注了投资在全球价值链位置上整合的选择，以及国家资本全球扩张的模式选择上。

Choi（2020）[※注]从融资约束的角度出发，考察了企业在价值链不同位置上进行整合的选择问题，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往往假设完美的金融市场，作者则将融资约束引入了经典的全球价值链模型，结果表明，当需求弹性相对于投入品替代弹性较高时，跨国公司更有可能整合金融发展薄弱国家的下游企业；当需求弹性相对于投入替代性较低时，跨国公司更有可能整合金融发展薄弱国家的上游企业。该研究对企业选择整合策略具有指导意义。

Babic et al.（2020）[※注]聚焦于国有跨国资本的国际化模式，认为现有研究通常采用案例导向的视角，并未对跨国国家投资的兴起及其对21世纪资本主义国家权力转变的后果进行系统、大规模的数据分析。为弥补这一缺陷，他们采取迄今为止最大的跨国国家资本数据集（BvD企业投资数据），基于加权所有权关系进行网络分析，总结了各国国有资本扩张的基本模式。该文的政策启示在于，可以通过对动因与形式的分析，寻找不同国家资本进行跨国投资的基本立场，以寻找合理的应对措施。

中文文献对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讨论，主要从融资约束等视角研究影响企业采用绿地投资或海外并购投资策略的因素。另有研究着重关注跨国并购，按照企业并购标的分类标准讨论影响企业跨国并购决策的因素。

企业融资约束的下降或令其更偏好选择跨国并购。蒋冠宏、曾靓（2020）[※注]测算后发现，融资约束降低1%，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概率将增加2.51%；在不同投资动机下，融资约束的影响有所差异，在商贸服务和生产型投资动机下，融资约束低的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概率更大，而技术研发动机下，融资约束则不影响投资模式选择。

就企业的跨国并购决策而言，刘亮等（2020）[※注]将企业跨国并购标的划分为资源拓展、产品加工和技术服务三种不同类别，发现企业不同标的的并购所看重的要素具有差异。资源拓展类并购更加注重国内市场规模与居民有效支出；产品加工类并购则重视内部资金管理与外部资本运作协同；而技术服务类并购则强调融资的难易程度、投资者未来预期及企业未来成长的潜在价值。

三、关于投资区位选择

国内外学者均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基于多重驱动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

地理因素对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得到更加细致和科学的研究。Chen & Lin（2020）[※注]检验了航空、轮船、铁路三种运输成本的影响，作者首先计算了三种运输成本对FDI的距离弹性，分析其变化规律，随后采取相应的工具变量，识别出三种运输成本降低对FDI分布的影响，最后核算了地理连通性增加对FDI的总影响，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网络效应。结果表明，交通成本的降低有助于拉平国际投资的空间分布，贡献了2000-2017跨境投资增长的27%，“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网络溢出效应进一步提升了参与国跨境投资的3%和非参与国跨境投资的1%。因此应继续通过增强连通性促进国际投资。

除地理因素之外，其他“距离”因素也得到了综合的考量。Ren & Yang（2020）[※注]同时考虑了地理、文化和制度三种“距离”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会抑制中国的OFDI，经济距离和信息距离会促进中国的OFDI，作者的实证研究则表明，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信息距离与OFDI正相关，制度距离与OFDI负相关，文化距离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中国企业为获取自然资源，可以克服地理距离，如远离中国的阿联酋、沙特，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此外，为寻求自然资源，中国也可以克服文化差异的影响，随着各国文化日益趋同，文化距离对OFDI没有产生显著影响。政策启示为，自然资源充裕的国家制度质量较差，中国政府应该加强业务体系共建，缩小制度差异；中国应该迅速提升信息化水平和经济水平以促进对外投资；企业应该选择与本国制度最相似的国家进行投资；企业对外投资的成功率和投资效率与双边制度因素具有密切的联系。

在各种“距离”中，文化距离是2020年关注的一大焦点，学者们着重研究了文化机构对投资的促进作用。Liu et al.（2020）[※注]研究了孔子学院对中国跨国并购的影响，采取 1992-2016年中国对64个“一带一路”国家跨国并购的数据，研究表明，开办孔子学院显著提高了中国企业在当地跨国并购的成功率，此外，BIT（双边投资协定）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孔子学院对并购的促进作用在与中国签署BIT的国家更加显著，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更显著。Demir & Im（2020）[※注]则综合研究了中国、法国等8个国家的文化中心，进而可以比较不同国家文化中心的功能差异。研究表明，文化中心总体而言对双边贸易和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具体的结果取决于模型和变量的设定，最为稳健的结论是，文化机构对产品出口和FDI流出具有稳健的促进作用。当东道国为发达国家时，文化机构的效应更强。对政策的启示在于，文化机构可以作为软实力，促进本国产品和资本进入国外市场。孔子学院的设立应着眼于与中国有双边投资条约或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

国内学者也关注了政治距离、文化距离对投资成功率的影响。刘敏等（2020）[※注]发现，双边政治关系拉近能够显著提高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建立孔子学院等拉近政治和文化距离的做法对提升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具有积极作用。

四、关于投资效益

国际投资收益可以有多种划分方式，从主体上可分为国家（宏观）、企业（微观）等主体的收益，从流动方向上可分为流入方和流出方的收益。根据本年度学界的研究分布，本文将投资收益分为如下类别：东道国的投资效益、母国的投资效益、企业层面的投资效益、并购后企业管理对投资效益的影响。

（一）东道国的投资效益

2020年度该话题的研究范围较广，涵盖了东道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国家能力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就业、收入分配、社会治安等方面。

1.对国家能力提升的影响

Kannen（2020）[※注]采用更加细分的行业层面数据来研究FDI对国家能力的影响，作者以经济复杂度指数（ECI）为核心被解释变量，相比于GDP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ECI能够更加准确的衡量国家能力，且能够减少内生性问题。作者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研究FDI对国家能力的影响，关键解释变量分别为三大产业的FDI。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只有第三产业的FDI能够带来东道国能力的提升，第一、二产业的FDI没有显著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的FDI能够提升国家能力。其政策启示为，为提升国家能力，一国应扩大吸引第三产业的FDI，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

2.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FDI与产业结构的关系长期被学界忽视，少数研究采用国家层面的数据研究长期的产业转型，Mühlen & Escobar（2020）[※注]采取了墨西哥地区层面数据研究短期的产业转型，以生产率水平与跨部门就业份额变化的内积作为产业调整被解释变量，采取墨西哥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作者证明FDI对墨西哥产业调整的影响是生产促进型的，但具有4年的时滞，进一步的研究表明，FDI的正面影响主要来自于对制造业的投资，FDI促进产业调整的影响机制在于带动中低技能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部门的再配置。其政策启示为，为促进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需要鼓励FDI流入，尤其是制造业的FDI。

Chen et al.（2020）[※注]则研究了不同来源国的FDI对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者首先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模型来分析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升级的不同影响。然后进行实证研究，将OFDI引入研究产业升级的Chenery标准结构模型，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对各个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其产业升级。第二，中国对不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不同的效应：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从而促进产业升级，而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则推动了中国稀缺的生产要素向新兴产业集聚，进而带动中国产业升级。第三，该影响也因地区而异，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逆向技术溢出促进区域产业升级，在中国东部地区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不显著；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边际产业转移促进区域产业升级，中部地区最为显著，西部次之，东部再次。其政策含义为，应该继续推动向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求型投资和向发展中国家的效率寻求型投资，不同地区差异巨大，应该根据各省的实际需求选择投资水平。

除FDI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传统机制之外，现有研究认为，外资进入能够通过促进企业间资源再配置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来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改善和城市产业升级（李平、卢霄，2020[※注]；毛其淋、方森辉，2020[※注]；黄漓江、李长英，2020[※注]）。FDI对中国企业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民营企业获益更多，合资企业、非港澳台资外资企业的积极作用更为突出（李平、卢霄，2020；阎虹戎、刘灿雷，2020[※注]；韩嫣、武拉平，2020[※注]）。但关于制度因素和要素密集度对FDI作用的影响存在争议，阎虹戎、刘灿雷（2020）发现资本密集度和市场化程度均较低的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过程因FDI投入获益更多，而毛其淋、方森辉（2020）发现在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地区，外资进入自由化越倾向于促进本土企业生产率提升；李平、卢霄（2020）发现资本密集型企业及大规模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显著。

另有研究重点关注FDI对东道国创新的影响。相关研究发现，整体而言，FDI对东道国的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但该促进作用往往具有滞后性（张杰等，2020[※注]），呈现出先抑制再促进创新的规律（曾国安、马宇佳，2020[※注]）。同时，外资进入对东道国企业创新促进作用的质量需要讨论，诸竹君等（2020）[※注]认为，外资进入对内资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为“重数量、轻质量和高效率”，内资企业的创新质量下降。FDI对企业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同样具有异质性，行业与前沿技术差距较小，或者技术引进双方创新差距处于中等分布状态时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诸竹君等，2020；张杰等，2020）。

3.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东道国吸收FDI的重要目的在于创造税收和就业岗位，然而考虑到FDI技术和不同类别劳动力的互补性，其对就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Sun（2020）[※注]研究了非中性技术的跨国生产对东道国劳动力的影响，作者首先建立量化模型，模型中技术资本具有互补性，更先进的技术需要更多的资本；企业在国际化之前可以内生的选择不同要素密集度的技术，资本充足的国家倾向于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作者采取1996-2001年37个国家的数据对量化模型进行校准和模拟，发现跨国生产成本的降低解释了1996-2011年劳动份额减少的56%，证明了国外附属机构产出占比和东道国劳动份额的负向关系。其政策含义为，FDI会减少本国劳动力就业，应充分考虑其社会成本。

FDI还可能对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造成影响，张晓磊等（2020）[※注]发现外资进入强度上升显著推高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一方面推高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人均工资，另一方面拉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人均产值。

国内学者还关注FDI对人员流动的影响，就人员流动效应而言，黄漓江、李长英（2020）发现FDI的人员流动效应显著增大了中国同美国间的技术差距，而韩嫣、武拉平（2020）则在我国农业企业样本中发现FDI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人员流动效应；毛其淋、方森辉（2020）发现就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是外资进入自由化促进制造业整体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

4.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收入分配也是国际投资领域的传统话题，但鲜有文献以城市视角出发，研究城市内部的收入分配问题。为弥补这一缺陷，Johansson & Liu（2020）[※注]以中国加入WTO之后的投资自由化为自然实验，以加入WTO之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各产业政策变化的加权平均衡量投资自由化，采用2005年339个城市的数据，分析投资自由化对城市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投资自由化显著提高了城市收入的不平等，进一步采用企业层面数据分析表明，其原因在于FDI一方面提高了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另一方面具有工资效应，即外资企业具有更高的平均工资和工资溢价。最后，FDI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的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均产生了正向的工资溢价，但对技术工人的影响更高。其政策启示为，FDI虽然拉大了收入差距，但同时也提高了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

5.对社会治安的影响

Kibria et al.（2020）[※注]研究了FDI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民间暴力的影响，在同类文献中首次使用竞争一般均衡理论来研究暴力风险，对暴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做出贡献。作者首先使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研究FDI对暴力的影响，模型包含两个生产部门和一个安全部门，两个生产部门分别密集地使用技术工人和非技术人，安全部门也使用非技术工人，但工资水平与技术工人相当。当国家为技术工人密集型时，FDI的流入会提升技术密集部门的生产率与工资，从而也提升了安全部门的工资，推动安全部门扩张，国家的暴利冲突减少；相反，当国家为非技术工人密集型时，非技术工人从安全部门流出，国家的暴利程度增加。作者以燃料资源部门作为技术工人部门，以非燃料资源部门作为非技术工人部门，采取动态面板模型验证上述结果，结果表明，当国家的燃料资源充裕时，FDI的流入减少了当地的暴利冲突，而当国家的非燃料资源充裕时，FDI增加当地暴利的可能性增加了。其政策含义为，部分燃料资源充足的非洲国家可以通过鼓励FDI流入其石油和天然气部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暴利。

（二）母国的投资效益

相比于对东道国的影响，国外学者关于国际投资对母国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聚焦于FDI和OFDI对贸易升级的影响。

Bajgar & Javorcik（2020）[※注]选取罗马尼亚为研究样本，研究该中等收入国家在加入欧盟时外资的涌入如何影响贸易升级，是否具有行业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上游行业的FDI可以促进罗马尼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下游行业和本行业的FDI也有正向影响，但并不稳健。其政策含义为，为促进贸易升级，应重点鼓励外资企业进入上游行业，。

Zhang & Chen（2020）[※注]则研究了OFDI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该文章是同类型中首个关于OFDI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利用流向东盟的IFDI和OFDI作为流向中国上述指标的工具变量，文章实证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出口复杂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出口复杂度没有显著影响。然而，在将完整样本划分为不同区域后，对外直接投资对沿海发达地区的出口复杂度有积极而显著的影响，而在欠发达的内陆地区则没有观察到这种影响。使用面板门限模型进一步研究发现，只有当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力资本和本国研发强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对外直接投资才能促进出口复杂度。因此，加速经济发展和提高吸收能力可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复杂度的贡献。其政策启示为，中国可以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和深化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升级，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促进出口成熟。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升级效应绝不是自动的，应着眼于提高当地经济的吸收能力。

国内学者的研究，则主要基于经济效率和绿色发展两类话题展开，并对OFDI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展示。

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母国经济效率的提升，相关提升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改善出口状况。王培志、孙利平（2020）[※注]发现，中国OFDI通过促进出口实际值的提升来改善出口效率，且对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的OFDI具有更优的促进效应。徐国祥、张正（2020）[※注]发现OFDI对出口增加值有正向作用，且相关作用与我国和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差异直接相关。第二，促进相关产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关于服务业的研究表明，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将带动TFP增长0.301%，且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东部服务业收益更加明显（陈启斐、吴金龙，2020[※注]）。第三，提升产能利用率。关于工业企业的研究表明，OFDI主要通过提升生产侧产业利用率以促进整体产能利用率水平的提升，且投资到发展中国家的OFDI具有更明显的积极效果（杨振兵、严兵，2020[※注]）。李天籽、谢沐芳（2020）[※注]发现OFDI持续显著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且处于市场获取、效率获取和技术获取目标的OFDI会产生更显著的正向影响。第四，优化市场运行机制，改善市场竞争状况。如安磊、沈悦（2020）[※注]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持有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尹斯斯等（2020）[※注]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使得母国市场竞争强度出现提升，从而改善本国贸易福利。

OFDI可以通过技术逆向溢出、产业转移等渠道，促进母国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张建、李占风（2020）[※注]验证了OFDI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在中国的存在性，且发现OFDI对GTFP（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和影响渠道具有异质性：OFDI对GTFP的积极效应在东部地区更加显著；在环境规制门槛约束下，OFDI对GTFP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在制度环境门槛约束下，OFDI与GTFP之间呈U型关系，只有制度环境水平达到一定的门槛值，OFDI才能显著地促进GTFP的增长。欧阳艳艳等（2020）[※注]发现，企业的对外投资将通过整合上下游资源、逆向技术溢出、高污染产业转移等方式，减少本地空气污染以及本地向外地的污染溢出水平。

（三）企业层面的投资效益

2020年国内外学者均关注国际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国外学者额外关注国际投资对出口的影响，国内学者还关注国际投资对企业经营效率提升的影响。

Gorodnichenko et al.（2020）[※注]研究了FDI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相比以往文献的创新性在于，作者同时检验了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的溢出效应，并且以直接的创新行为代替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生产率具有严重的噪声和内生性问题），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往学界结论的混乱。研究结果表明，FDI和贸易可以促进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创新，且来自发达国家的FDI影响更加显著。然而采取投入产出关联变量研究行业层面的溢出效应时，作者发现溢出效应很小，FDI的促进作用只存在于直接和国外企业发生关系的企业之中，而不能溢出到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其政策启示为，当地政府应该要求跨国公司有显著的本地构成，例如一定比例的增加值或投入品必须为本地的。

Howell et al.（2020）[※注]则研究了OFDI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作者首次在企业和专利层面研究跨国并购对中国国内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区分了并购的异质性。研究表明跨国并购可以对企业研发的努力产生显著的即时和长期的影响，但对研发绩效的影响，结论较为混乱，同时跨国并购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OECD国家的并购、垂直并购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并购更容易带来正向的影响。研究证明中国企业对国外市场缺乏了解，并购成本较高，在利用并购获得的国外知识时存在技术障碍。其政策启示为，“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并购优势资源，但企业利用跨国并购提高创新能力的实践却不尽如人意。

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不确定的区位性差异，张文菲、金祥义（2020）[※注]发现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创新获益更高；张文菲等（2020）[※注]则发现东部地区企业的创新提升更为显著。企业的吸收能力对其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高吸收能力的企业可以通过快速技术寻求型投资以提升创新能力，而对低吸收能力的企业而言，较低的投资速度或为更合适的选择（李笑、华桂宏，2020[※注]）。就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而言，刘娟等（2020）[※注]发现OFDI在当期显著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且相关效应具有延续性和异质性。

国外学者额外关注了国际投资对企业出口的影响。Ha et al.（2020）[※注]以越南为对象研究了FDI对出口的影响，以往对越南企业的研究往往采取横截面数据，作者则采用了面板数据，此外，作者在该领域首次研究了服务业的溢出效应。为验证FDI溢出效应对越南企业出口的影响，文章采取Heckman两阶段模型消除出口的自选择效应，计量结果表明，FDI的对出口通过后向关联产生的溢出效应为正，通过前向关联产生的溢出效应为负，而水平关联的溢出效应则不显著。其政策含义为，为发挥外资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应该鼓励下游跨国公司的进入，限制上游跨国公司的进入。

部分中文文献着重关注对外投资行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往往能够促进其创新能力的提升。此类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推动企业提升管理效率、生产效率等渠道实现（陈经伟、姜能鹏，2020[※注]）。而且相关影响关于企业所有制属性、企业所处位置、资本密集程度存在异质性，民营企业往往能够在创新能力或资本配置效率上获得更大提升（张文菲、金祥义，2020；张文菲等，2020；刘娟等，2020）。

（四）并购后企业管理对投资效应的影响

对新兴经济体企业发起的跨国并购而言，由于并购发起者和被并购企业间的经济、文化、管理制度等维度的差异，并购后的公司治理问题对跨国并购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国内有管理学领域的学者对此加以研究。

在并购后的合法化战略方面，魏江等（2020）[※注]发现，新兴经济体发起跨国并购的来源国劣势具有产品和制度两项维度。本研究基于案例归纳发现，当企业具有产品维的来源国劣势时，其倾向于采用组织制度设计、资源协同和声誉重构等合法性修复战略；当企业具有制度维的来源国劣势时，其倾向于采用制度遵从、组织制度设计、资源协同等合法性获取战略。当面临产品维和制度维双重劣势时，新兴经济体企业综合运用制度遵从、组织制度设计、资源协同、声誉重构等合法性获取和合法性修复战略，重点强调沟通协调这一合法性维持战略来应对。

在并购后的组织整合制度方面，程聪（2020）[※注]发现，并购完成后的组织整合制度逻辑变革过程中涌现出了结构混合逻辑、交互混合逻辑以及“结构+交互”混合逻辑3种逻辑决策形态。不同逻辑决策形态中逻辑决策紧密度，以及业务单元与组织管控之间的跨层次影响机制存在差异。

在并购后的组织管理层面，杨勃、许晖（2020）[※注]发现并购后组织身份管理模式选择与组织身份落差与强度间的匹配关系：高强度身份逆差与“单一隔离型”模式匹配，低强度身份逆差与“双元联邦型”模式匹配，身份顺差与“统一吸收型”模式匹配，且此类匹配关系具有普适性；不同身份管理模式在话语建构、业务运营、权力关系、象征行为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后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可能与中国的人力资本相关。丁一兵、刘紫薇（2020）[※注]发现中国人力资本的流动对相关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有倒U型的促进作用，且管理类人才流动的积极影响大于技术类人才流动。文化距离的增加、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将强化人才流动以及其正向的生产率效应。

五、关于投资制度与国际治理

投资的全球治理是2020年度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强调国际政策的协调；二是聚焦于具体的特点事件，如英国“脱欧”、“一带一路”倡议等；三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始聚焦于投资安全审查、投资协定的文本深度等话题；四是传统议题中聚焦于投资税收制度。

（一）国际政策的协调

该领域研究强调一国投资政策的溢出效应与外部性，考察了其对全球失衡、全球金融稳定、国际福利等因素的影响。

关于全球失衡，以往的研究强调金融摩擦的作用，Li et al.（2020）[※注]则强调了实体经济中贸易和投资摩擦的作用。他们将贸易和FDI的静态引力模型嵌入到具有内生资本积累和国际借贷的动态模型中，建立起包含贸易和FDI的多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中净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国家，其资本回报也将增加，这将支撑其贸易逆差并增强其投资动机。由于这种资本回报效应，国际投资摩擦的变化会影响全球贸易和经常账户的失衡。反事实模拟的结果表明，贸易和FDI成本的下降解释了全球贸易失衡增长的49%和经常账户失衡增长的23%。此外，研究发现2001年后中国贸易和FDI摩擦的变化对全球失衡的影响很小，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全球失衡的主要驱动因素。其政策含义为，旨在将制造业带回美国的政策可能会减少美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并缩小美国的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距，这些政策甚至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需求来改善美国的福利。

Caballero & Simsek（2020）[※注]研究了资本自由流动对全球金融稳定的影响，作者认为，当一国经受外部负面冲击、出现资产抛售时，国外资本撤出，本国资金回流，前者会进一步拉低资产价格，后者会提高资产价格，总体而言，在对称国家的情形下，资本自由化有利于金融稳定，但存在跨国协调问题，由于国外资本的善变，政策制定者倾向于更严格的资本管制。在非对称国家的情形下，资本流动会降低资本接受国的金融稳定性。其政策含义为，即使资本流动总体上有利于金融稳定，也存在国际的协调问题。资本流动可以看作一种公共品，一国对资本的管制损害了他国的利益。

Breinlich et al.（2020）[※注]研究了国内并购政策的外溢效应，对于最优并购决策，以往的研究基于封闭经济，而作者的研究考虑了国际因素，且研究框架更加丰富而通用。作者认为，国内外市场的相对竞争性和贸易成本是两国反垄断机构是否存在利益冲突的充分统计量，除非二者互相抵消，否则冲突一定存在。在协调国家并购政策时，否决权无法解决并购不足的问题。其政策含义为，就全球治理而言，在当前的贸易成本水平下，相比于否决权，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并购协调机构尤为重要。

上述研究共同支持投资政策国际协调的重要性。在学界，关于贸易的全球协调问题得到大量研究，关于投资管制的全球协调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研究。Wiberg（2020）[※注]采取博弈论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作者建立了同时包含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博弈模型，讨论非合作均衡和合作均衡下，最优资本控制的决定问题。在非合作均衡下北方国家的资本管制水平大于合作均衡时。但随着贸易自由化，非合作均衡下南方国家的企业以更快的速度流入北方国家，此时全球总福利大于合作均衡的情形。因此，投资管制的合作均衡并不能促进全球总福利的提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无法调和。这意味着对于投资的全球治理需要更具智慧的制度设计。

（二）英国“脱欧”与国际投资

该类研究主要聚焦于两方面，一是“脱欧”对英国及欧盟国际投资的影响，二是评估“脱欧”通过国际投资渠道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就“脱欧”对英国及欧盟国际投资的影响而言，研究结论有所差异。Breinlich et al.（2020）[※注]采取合成控制的方法研究2019年脱欧投票对FDI的影响，结果表明，2019年的脱欧投票使得英国对其余欧盟国家的FDI增长了17%，英国通过在欧盟其他国家设立子公司的形式来保留欧洲市场；McGrattan & Waddle（2020）[※注]则采用新古典增长模型模拟脱欧对FDI的影响，结果表明，如果英国单方面收紧监管，欧盟的福利会提升；如果欧盟也收紧对英国FDI的监管，英国公司的最佳反应是减少对研发和其他无形资产的投资，并撤回对欧盟的投资子公司。两个研究结果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学者设定了不同情境，且后者新古典增长模型评估脱欧的后果，强调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二者共同的启示在于：“脱欧”使得英国市场的吸引力下降，对投资、生产和福利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究竟选择单方面行动，还是选择与欧盟联合消除各国对彼此FDI设置的跨境壁垒。

Latorre et al.（2020）[※注]估计了“脱欧”所带来的贸易与投资变化对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将FDI的因素纳入模型，FDI壁垒的增加解释了英国和欧盟GDP、福利和工资总体下降的三分之一，因此FDI渠道的影响不容忽视。该研究也设定了“硬脱欧”、“软脱欧”等不同情境，其政策启示在于，“脱欧”对英国的影响大于对欧盟其他国家，“软脱欧”的效果好于“硬脱欧”。

（三）“一带一路”与国际投资

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研究了“一带一路”促进中国企业投资的两个渠道：投资便利化渠道和减缓政治风险渠道。国内学者则主要关注“一带一路”对投资效率、企业创新等因素的影响。

投资便利化方面，Chen et al.（2020）[※注]的研究表明，东道国提供的投资便利化水平每提高1%，一般可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2.173%。以市场规模（GDP）和技术进步率为门限，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四个经济区，不同经济区域的国家对投资便利化和一级指标的敏感程度不同。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市场获取为主，未来以技术升级为主。其政策启示为，“一带一路”倡议应该致力于提高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消除投资壁垒。

减缓政治风险方面，Shao（2020）[※注]的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高层国际政治合作可以显著增加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政治风险显著减少中国投资并增加损失，“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风险减缓机制促进国际投资，旨在降低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政策不确定性和政治风险。进一步考虑中国投资项目的得（失）情况，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在减少投资损失方面的作用有限。其政策启示在于，“一带一路”倡议在管理中国企业的政治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面临各种非贸易壁垒的中国投资者具有降低风险的作用，例如发生政治冲突和政权更迭的政治风险。然而，“一带一路”倡议不能取代一个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潜在能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针对治理不善的国家。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推进双边政策谈判，应有效提高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加强其市场化行为。从长远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进一步促进多国融合与合作。

对于“一带一路”国家而言，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发展援助（IDA）是两种不同的资金获取方式，Liao et al.（2020）[※注]研究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现对于“一带一路”国家而言，无论是短期、中期还是长期，要素补充形的IDA（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等）可以促进FDI，物质资本形的IDA则可能挤出受援国的FDI。作者通过面板回归研究IDA对FDI的总体影响，结果表明IDA总额对FDI具有显著为负的影响，但制度环境具有显著为正的调节作用，制度环境与IDA的交互作用有助于削弱IDA对FDI的负面影响。其政策含义为，与物质资本形式的IDA相比，要素补充形的IDA更能够促进FDI；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削弱IDA对FDI的“挤出效应”。

“一带一路”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方面，张友棠、杨柳（2020）[※注]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深度、金融效率、金融稳定性、银行系统规模和金融诚信文化对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中国在境外设立金融机构对提升“一带一路”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有促进作用。

“一带一路”对投企业的影响方面，王桂军、张辉（2020）[※注]的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两类渠道促进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投资于沿线非发达国家的企业将因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攀升差”而倒逼进行创新，投资于非沿线发达国家的企业因技术的逆向溢出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同时，该倡议通过对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高质量的OFDI，显著降低当地的失业率，一方面为东道国民众的生活改善带来直接支持，另一方面提升当地民众参与武装叛乱的机会成本，进而促进东道国的政治稳定（王碧珺等，2020）[※注]。由技术溢出对资金和技术强度的需求所决定，政府的研发资助能够对双向跨境投资的技术创新溢出产生积极作用，特别是更好地撬动OFDI技术创新溢出（李勃昕等，2020）[※注]。

（四）投资管制与审查

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加强，各国均加强了对贸易和投资的保护，发达国家尤其重视投资安全审查的制度建设，投资安全审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行保护主义之实，美国的投资安全审查是否有目的地针对中国？针对这一问题，Chen et al.（2020）[※注]研究表明，CFIUS（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审查过程中的不公平待遇和审查失败的投资威慑作用是近期中国母国对美直接投资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作者采用logit模型，被解释变量为失败率，解释变量为是否为中国和是否为特朗普执政时期的交互项。结果表明：首先，中国在美并购大幅下降并不是因为跨境并购市场的趋势变化，而是因为CFIUS审查过程中歧视中国企业。相对于非中国收购公司，中国收购公司向CFIUS提交的受管辖交易的失败率在特朗普总统上任后显著恶化。这种歧视并非因为与中国收购公司的并购交易集中在更受关注的国家安全的领域，而仅仅是因为收购公司的国籍和美国的政权的更迭。其次，CFIUS审查结果对公司未来的并购具有显著的威慑作用，这种影响主要在特朗普政府期间表现出来。这意味着CFIUS的审查结果可能会引起经济主体对跨境并购市场中经济民族主义存在的担忧，从而对企业未来跨境并购决策产生重大经济影响。该项研究提醒我国警惕发达国家基于地缘政治的安全审查。

国内学者也关注资本管制政策对投资决策的影响，靳玉英等（2020）[※注]发现，中国加强资本管制会产生国际基金减持中国证券投资的“直接效应”和增持其他新兴市场证券的“溢出效应”，而后者只存在于债券投资管制之中，在股票投资中并无体现。两类效应的效果同金融危机相关，且“正向溢出效应”在中等偏上收入、汇率稳定、金融市场完善和制度质量高的新兴市场国家增强，在对中国出口依赖性强的国家则减弱。

（五）双边投资协定的影响

Ye（2020）[※注]研究了双边投资协定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劳工权利。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对集体劳动法律没有显著影响，对垂直投资具有吸引力的国家，初始的劳工标准水平较低，双边投资协定更加锁定了这一低标准，导致劳工的不满，东道国政府被迫采取措施削弱工人参与集体行动的能力，以降低劳工骚乱的风险，从而导致劳工实际权益的恶化以及劳动法律与实践之间差距的拉大。在全球化对劳工权利的影响方向上，该文与基于贸易协定的结论相反。其政策含义为，该文支持保留国家对其监管空间的控制，并支持通过纳入保护劳工权利的条款来改革双边投资协定的设计。

（六）国际税收制度

该领域研究强调致力于吸引国际资本的税收竞争。

跨国公司的谈判能力是否可以带来税收优惠？Egger et al.（2020）[※注]采取采取熵平衡匹配的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其基本逻辑在于，规模优势和较低的转移成本使得跨国公司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地方政府在制定最优税收时会倾向于给予跨国公司相对优惠的待遇。作者首先采用一个简单的数理模型论证税前利润、转移成本等因素对最优税收决定的影响，然后采取普通的回归分析给出基本典型事实，最后采取熵平衡匹配的方式估计跨国公司身份对ETR（年度企业利润税与年度税前利润的比率）的影响。传统回归、PSM方法相当于给样本赋予一个统一的权重，而不考虑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分布的差异，熵平衡匹配的方法为每个样本赋予不同的权重，使得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协变量分布距上尽可能相似。经过估计，规模效应和转移威胁分别使得跨国公司的ETR比国内企业低2.52和3.58个百分点。该文有助于理解政府倾向于对跨国公司实施税收优惠的经济学逻辑。

Liu（2020）[※注]研究了英国由全球税制向属地税制的改革对FDI的影响，全球税制对跨国公司的国外收入进行征税，对于税率低于英国的国家按照税率差额进行征收，而属地税制不对跨国公司的国外收入进行征收，因此由全球税制转变为属地税制时，对税率低于英国的国家而言税收降低了，而对税率高于英国的国家则没有影响。作者首先采用一个两期（第0期和第1期）的金融模型来论证税制变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当第1期股期税率降低时，将股息支付推迟至第1期更加有利可提，因此企业会将第0期增加投资。随后作者采取双重差分的方式检验了属地税改革对英国FDI的影响，结果表明，税制改革使得英国对低税率国家的投资提高了15.7个百分点，但是对高税制国家和英国本身没有显著影响，因此不存在投资的再配置现象。其政策含义为，属地税制有助于推动企业“走出去”，国家通过税收竞争争夺投资资源，资本流出国的税制改革会给资本流入国的税率施加下行压力。

六、关于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纳入本综述的93篇论文可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纯经验分析。该类文章仅涉及多元回归、双重差分等计量分析方法，不包含数理模型。该类文章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均属于占比最多的，其中中文文献占比达到66.1%，国外占比达到62.2%

第二类，同时包含数理模型分析和经验分析的研究。该类型文章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首先通过数理模型推导出待验证假说，随后通过计量工具验证上述假说，如Kibria et al.（2020）首先使用一个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FDI对暴力的影响，并提出具体的研究假说，随后以燃料资源部门作为熟练劳动部门，以非燃料资源部门作为非熟练劳动部门，采取动态面板模型对上述结果进行验。二是首先通过经验分析得出基本结论，然后通过数理模型论述为何会得到上述结论，如Cezar et al.（2020）首先进行经验分析，发现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为了解释这一结论，作者建立了数理模型加以阐释。该类文章在中文论文、英文论文均属于数量第二大的，在中文文献中占26.8%，在英文文献中占18.9%。

第三类，纯数理模型分析。该类研究共1篇，为Wiberg（2020）对投资管制国际协调的研究，作者主要采取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

第四类，量化模拟，指基于数理模型进行参数校准和反事实模拟。该类文章只见于英文文献之中，占比为13.5%，主要为英国“脱欧”效应的估计，由于英国“脱欧”对投资的影响尚未完全发挥效应，无法获取历史数据进行传统的计量分析，只能采取量化模拟的方式。

此外，还包含一些其他的分析方法，既不涉及数理模型，也不涉及经验分析。如在英文文献中，Babic et al.（2020）对国有资本跨境投资类型的分析，仅采取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关于并购之后企业管理的中文文献，多采取案例分析的方式。

从经验分析的具体方法看，结构式的量化估计方法近年来在国际经济学领域兴起，但在国际投资研究中尚未普及。中文文献尚没有采取这种方法的研究，英文文献中也只占到13.5%，且通常仅仅将国际投资和贸易等因素结合起来，作为模型中的诸多因素之一。

普通回归，仍然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在英文文献中与中文文献中占比分别达到43.2%和26.8%。这些研究通常注重对内生性的讨论、稳健性检验、变量的创新等。

普通回归与工具变量相结合的方法，在国内外研究中较为常见。其在中文文献中的占比达到19.6%，在英文文献中占比也达8.1%。普通回归无法避免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直接办法。值得一提的是，中文文献中有大量文献以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或者行业（地区）均值作为其工具变量。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并不满足工具变量的使用条件，仍然将其划分为“普通回归”这一类别。类似的，为解决选择偏差问题，学者通常将普通回归与Heckman两阶段模型相结合，该类文献在中文文献中占比达到5.4%，在英文文献中为2.7%。

在微观计量的因果推断方法上，双重差分的应用最为广泛，在中文文献中占比达26.8%，与普通回归并列第一，在英文文献中也达到了8.1%。其他方法上，合成控制的方法和熵平衡匹配的方法，在英文论文中各有1篇，尚没有中文文论采取除双重差分之外其他方法的研究。

其他计量方法方面，门限回归是国内外研究中应用相对广泛的方法，在中文论文、英文论文中占比分别达到7.1%和5.4%。该类方法在国际投资领域应用广泛，主要是由于国际投资的溢出效应需要一定门限条件才能够充分发挥。此外，还有1篇中文论文采取了空间模型的方法。

投资引力模型，是一种具有学科特色的计量方法，因此本文将其单独列出，然而该类方法在国内外研究中的占比并没有很多，在英文文献和中文文献中分别占8.1%和5.4%。

此外，还有英文论文采用网络分析的方法，中文文献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CA）的方法。另有4篇文献不采取任何经验分析的研究方法。

七、总结

本文按照研究议题将文献分为国际投资的驱动及影响因素、投资模式选择、投资区位选择、投资效益、国际治理等五部分。其中，国际投资的驱动及影响因素、投资收益尤其是对东道国的影响是国内外均普遍关注的议题；相比国内学者，国外学者更关注投资的国际治理问题；次级分类上，国内学者更关注要素成本、国内制度、技术等因素对国际投资的吸引作用，体现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吸引外资的关注程度；此外，国内学者也更加关注投资对母国的影响，体现出中国对实施“走出去”战略，通过对外投资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关注。

关于国际投资的驱动因素，相关文献对贸易的研究在视角与样本上有所创新，对金融的研究肯定了金融深化对投资的促进作用，对知识产权的研究扩展了公司边界理论，对要素成本与技术的研究紧扣中国的时代主题，对国内制度和不确定性的研究强调稳定高效营商环境的重要性。

关于国际投资模式的选择，相关文献注重投资在全球价值链上位置、国家资本的扩张模式、并购标的的选择等新议题。

关于国际投资的区位选择，相关文献强调多重因素驱动的影响，尤其注重研究政治距离、文化距离等因素的影响。

关于国际投资的效益，相关文献对东道国的投资效应从国家能力提升、产业升级、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等方面加以衡量；对母国的影响聚焦于贸易升级、经济效益、绿色发展等议题；对企业的影响聚焦于对企业创新、出口、经营效率等因素。该类研究往往强调国际投资的正向影响需要一定“门限”才能够充分发挥。

关于国际投资的全球治理，学者强调投资政策的全球协调，深入研究了“英国脱欧”、“一带一路”、投资审查制度、双边投资协定、全球税制改革等具体热点问题。

关于国际投资研究的方法，绝大多数文献仅包含经验分析，数理模型相对缺乏，这一点在国内研究领域尤其突出。经验分析的具体方法上，普通回归与双重差分的方法应用较为普遍，稳健性检验中通常包含工具变量的方法，国内对其他因果推断方法的应用相对不足，通过结构式模型进行量化模拟的方法在国外有了一定应用，而在国内尚属空白。

基于签署93篇国际投资学文献，本文为国际投资政策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应注重金融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稳定高效的营商环境对投资的吸引作用，妥善处理劳动力、土地价格上涨对投资的负面影响。

第二，注重双边政治距离、文化距离对投资区位的决定因素。

第三，国际投资对东道国、母国、企业的促进作用需要一定门限，应着力培养整合吸收能力。对于国家和地区，应该提升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建设；对于企业，应加强并购之后的整合管理。

第四，与国际投资有关的准入政策、税收政策、监管政策，以及双边投资协定，应进一步加强国际协调，建设妥善处理国际投资利益冲突的治理机制。

第五，“一带一路”对于中国与沿线国家投资的促进作用已经充分显现，应进一步深化扩展。

第六，逆全球化背景下投资安全审查制度日益严格，且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以及对中国的歧视性色彩，中国在国际投资上的风险问题日益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