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科发展概况

跨学科研究是百年来世界史研究的一大趋势，这一趋势近年进一步加强。从19世纪开始，历史学的专业化不断推进，出现了研究领域狭窄、细碎，历史学同其他学科隔绝等现象。为了矫正这些现象，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学术界就强调跨学科的历史研究。

在德国，世纪之交跨学科意识的关键表现是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的研究工作；在法国是亨利·贝尔（Henri Berr，1863—1954）奠基的史学综合运动；在美国是詹姆斯·哈维·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领导的向“新史学”进军活动。兰普雷希特使用了“文化史”作为他研究历史的综合方法的一个标签。他的研究以传统的历史学、经济学、艺术史和心理学——尤其是威廉·冯德（Wilhelm Wundt）和西奥多·利普斯（Theodor Lipps）的心理学为基础。兰普雷希特在德国并没有留下持久的遗产，但是他的思想在美国影响很大，激起了在一战前夕盛行一时的所谓“新史学”。

在法国，世纪之交出现跨学科史学理论的高潮。其领导者亨利·贝尔（Henri Berr）是一位哲学家，热心倡导跨学科合作研究。贝尔1900年创办了《史学综合评论》。他把“史学综合”计划描述成“在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更大合作的基本诉求”。贝尔的《综合评论》成为在各个领域——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和历史学——讨论新理论和新研究方法的国际论坛。由《综合评论》激起的跨学科的势头促成了著名的法国史学理论“年鉴学派”的诞生。由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1929年《经济社会史年鉴》的共同创办人）领导的“年鉴学派”运动，认为历史学必须广泛地对其他学科——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成果和方法开放，反对把历史学分成很多“专业领域”（经济史、观念史等），每一个专业领域都关门闭户的做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1955年以后，跨学科研究成为更多历史学家自觉的选择。注重跨学科知识结合的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在西德已经很有影响，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两个德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后，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东、西德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不断增加。今天西德的跨学科前沿的方法论是韦伯的社会学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混合物。在美国，寻求史学变革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稳步地推进历史学同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的结合。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就已经有史学家富有成效地把历史学和数量经济学结合起来了。一些史学家将弗洛伊德和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运用于历史学，由此创造了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心理史学”。法国在史学的跨学科定量研究有显著的发展。在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的历史人口统计学新领域，成就也是显著的。社会史研究领域也因为采用跨学科方法而大大拓展。[※注]

我国于1985年召开“交叉科学大会”，“交叉科学（或学科）”一词在科学界广为传播。早期，人们对交叉科学和跨学科基本不加区分。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学者开始用“跨学科”一词代替“交叉科学”。

我国史学领域应该说很早就出现了跨学科研究因素。比如，我国世界史研究公认的开山之作魏源的《海国图志》，就是熔史学与地理学于一炉的。后来，由于历史学家都高度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所以，史学研究直到今天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运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人类学、考古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20世纪80年代开始，持续了十几年的关于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延续时间长短，资本主义发展迟早原因的史学探讨，就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跨越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很普遍，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用经济结构来解释封建社会在中国长期延续的原因，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这种解释跨越了历史学和经济学。

下面将要详细介绍的世界环境史、大历史研究，在国际上和在我国都方兴未艾。在史学领域，我们研究所明确地设立了一个跨学科研究学科。此外，中山大学成立了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但总体上，国内世界史的跨学科研究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派，更没有影响很大的成果。

二　学科前沿动态

（一）国内部分

世界史旨在研究人类历史的整体演进，而广义的人类历史包括一切事物的历史。因此，世界史研究需要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历史与其他学科的交融与互渗也就不可避免。提倡世界史的跨学科研究不仅是世界史这门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现实的需要。因为，在全球化日益加强的今天，各门学科很难不借鉴其他学科而孤立发展，世界史学科若要保持其活力和创造性，就必须有意识地进行跨学科研究，这样才能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创见。当前，国内世界史研究中的跨学科现象十分普遍，尤其表现在以下几个领域。

首先，对世界史跨学科研究的理论思考。王旭东从跨学科的视角对世界史亦即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作了深刻思考：世界史学科发展至21世纪的今天，实际已经升华到这样一个阶段，即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大尺度宏观研究，可以具有一种崭新的全球视野。这种全球视野，不仅强调人类历史的有机整体性，更加强调人类同其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性和互动性。这便要求史学工作者在整体史意义上就某些基本或重要的问题（比如，社会时空在历史进程中的压缩问题，信息的客观存在及其同历史学主客体的关系问题，人类和环境的互动问题，全球史中的广义全球化演进的基本特点和规律问题，等等）给予跨学科的理论思考和新探索。[※注]

张顺洪指出，跨学科研究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大趋势。他认为，客观事物自身都是以一个整体存在的，但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时往往从各自不同角度、从某个局部着手，在科研当中体现为微观研究的形式。但是，如果只考察某个事物，而忽视相关事物，就很难认清该事物的全貌。为突破这种认识上的局限，就需要开展跨学科研究，打破学科之间人为的框架和樊篱，更好地从整体上来认识事物全貌，更好地把握事物的存在状况和发展变化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态和规律。[※注]

汪志斌对历史学的跨学科方法作了初步的阐释性梳理，他认为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旨在研究具体的历史对象时吸收、借鉴相关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获取新的视角，拓展新的思路，以开阔视野，深化理解，促进历史重构与历史阐释的深入发展。广义的跨学科研究是一个系统化的结构，这个结构大致可以分为学科自身方法、学科间方法和跨学科方法三个层面。历史学的跨学科方法属于学科方法范围，是现代历史学的重要方法，也是历史学自身历史结构的必然。[※注]

郑群从西方史学史的学科角度指出，历史学若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拓宽跨学科的视野并关注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同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具有更多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将历史划分为一个个侧面进行考察，从而形成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精神史等相互联系的专题史，每一专题史除了使用历史学共同的理论和方法外，也可以参照相对应的各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如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社会理论、文化理论、心理学理论等。[※注]

其次，环境史研究。方万鹏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探讨了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路径。环境史学是以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互动关系为目的的新史学，从治史理念到研究内容，再到研究方法，均不啻为世纪之交中国史学研究范式的一次重大革新；同时，环境史学的兴起为自然科学方法名正言顺地进入史学研究提供了可能。当然，环境史毕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还是有所限制的。[※注]

刘向阳着重探讨了环境政治史的合法性问题。他认为，环境政治史是环境史的一个次分支领域，甚至可以发展为其内部的独立研究门类。那么，这种理论建构是否能够成立呢？这就是环境政治史的合法性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判断一个研究门类成立的标准，即它的出现是否具备自身渊源、现实需要和学科自觉。以此标准考量环境政治史的研究，可以从史学演进脉络中发现它的深厚来源，从认识、分析和解决当下环境困境的角度探寻其强烈的现实需要，从终极目标追求的视野体察其高度的学科自觉。这三方面的论证就可以充分阐释其理论建构的合法性。[※注]

城市环境史是环境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在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城市环境史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学术现象。毛达对这些现象作了归纳和分析。[※注]

鉴于全球气候变化开始困扰国际社会以致威胁人类生存，如何解决这一非传统安全问题，便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与亟待解决的问题。王黎认为，各国间的谅解与互信，特别是在战略上的合作，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治理、能源的合理使用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由于传统的国家利益观念的影响，国际社会能否达成共识，将是治理气候变化这一潜在威胁的关键。历史上，危机常常可以转化为机遇。那么，国际社会能否抓住这一机遇，对来自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进行认真的思考与治理，这将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注]

最后，大历史研究。“大历史”（Big History）是近年在西方兴起的一个世界史研究新领域，它强调从长时段和大范围上研究上迄宇宙诞生下至当今时代的人类和非人类的历史，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开放的体系。由于大历史注重人类、生物界与自然界的相互联系，因此它强调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致力于史学研究与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气候学、考古学、人类学、环境研究等学科的结合。

国内学者对大历史的研究首先表现在对西方大历史理论与方法的引介上，比如对大历史创始人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大历史观念的介绍，对西方大历史发展的最新趋势的总结等。另有学者对大历史与世界史的区别作了分析。

对于大历史，国内学者也结合中国的史学传统和研究现状，分析了大历史在中国受到忽视的原因。他们认为，首先，大历史并没有将历史这门学问统合起来，也就是说，自然史与人类史依然是分离的。其次，自然史在传统上仍由自然科学家来研究，大历史的一些观念只是作为大众科学而被阐述。再次，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世界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与人类社会相关的重大问题和现实问题，而不是与宇宙相关的诸种问题。而且，多数中国历史学家缺乏对大历史的必要了解。

大历史不仅是一个史学研究领域，在历史教学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朱卫斌比较了西方大历史教学与中国世界史教学的差异。他指出，大历史作为一个新的教学研究领域在西方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大历史课程。大历史试图以统一的跨学科方法了解宇宙、地球、生命与人文的历史，它与传统的世界史虽然都关注人类史，但在结构、内容、方法上大异其趣。大历史因而在教学目的、内容框架、方法、资料等方面给世界史课程的教学带来了不少的启示与挑战。大历史课程在西方高校受到学生欢迎，不仅仅是因为其内容生动有趣，也在于它满足了人们对于未知世界包括人类自身历史命运的好奇心。中国的世界史教学应当借鉴西方大历史教学的特点和长处，积极反思并寻求变革之道。[※注]

（二）国外部分

近年来的国外世界史跨学科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史、历史记忆和大历史的研究上。

环境史研究人类与自然、人与生态之关系，跨学科方法因而成为必然。比如，德国研究联合会资助的“人类与环境变化”项目，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等多个学科。德国教育与研究部资助的“社会生态研究”项目，涉及社会学、经济学、文化科学等学科。在美国，环境政治史的出现，则昭示了环境研究与政治学的结合，进而将单纯的环境问题上升到因环境问题而衍生的各种社会政治关系上。

历史记忆或记忆史的研究兴起于法国，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主编的大型丛书《记忆的场所》使这一研究开始享有国际声誉。该丛书从集体记忆和民族记忆的角度重写了法国的历史，参与编写的学者除了历史学家外，还有来自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受法国的影响，德国、美国和以色列的一些学者开始将这种方法应用到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研究中来，重点考察了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在犹太人民族记忆中的影响及其象征意义。记忆史因其所开辟的新的历史研究路径，如将记忆纳入历史研究领域、通过记忆去再现历史等，在西方史学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和产生了一批重要的著作，至今仍是西方史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

大历史虽然兴起的时间不长，但近年来引起了国外世界史学界的高度关注。2010年8月，“国际大历史学会”在美国成立；2011年3月，比尔·盖茨资助下的“大历史计划”（Big History Project）正式启动。前者表明，大历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经开始登堂入室，后者则显示了其在中学及大学教学上的志向与抱负。2011年7月7—10日，由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协办的“美国历史学会第20届年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大会。大会在多场分组会议和圆桌会议上，都重点讨论了大历史的概念、理论和研究实践。2012年4月27—29日，亚洲世界历史学家学会（The Asian Association of World Historians，AAWH）第二次大会在韩国首尔梨花女子大学（Ewha Womans University）召开。大历史的创始人大卫·克里斯蒂安，大历史的重要研究者克雷格·本杰明（Craig Benjamin）、辛西娅·布朗（Cynthia Stokes Brown）等人悉数到会，就大历史的理论与方法、大历史的研究领域以及大历史的教学实践展开讨论。2012年10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史跨学科研究室举办了“全球化与大历史”学术研讨会。参会人员围绕大历史、全球化和全球史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此次会议也体现了明显的跨学科特点，学者探讨的问题不仅涉及历史学，还涵盖社会学、信息学和民族人类学。不同专业领域学者之间的交流，不仅能够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对于开拓新视野、发现新问题也很有助益。

（三）国内外学科前沿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代表作

1.国内部分

环境史一直是近年来史学工作者关注的热点和研究的重点。国内环境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包茂红、梅雪芹、徐再荣、高国荣等人。

包茂红的专著《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第一次按国家和地区分章来叙述世界环境史兴起的原因、发展的历程、主要学术观点和流派、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第一次采用口述史学的方法让世界最著名的环境史学家就自己的环境史研究实践和国际环境史学的发展发表真知灼见。[※注]

梅雪芹的《环境史研究叙论》是一部内容全面，主题丰富的环境史研究专著。作者探讨了20世纪晚期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的转变，环境史兴起的学术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环境史研究，世界史视野下的环境史研究，从水利、霍乱等看环境史的主题，环境史著作中的历史批判思想等。不仅如此，作者还将中国的环境史研究与西方的环境史研究进行了对比。[※注]

高国荣探讨了环境史在欧洲的兴起、发展及其特点。他认为，环境史研究虽然晚至20世纪80年代才在欧洲出现，但成绩斐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历史地理学、法国年鉴学派、汤因比的有关著作，为环境史在欧洲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养分。环境史研究在欧洲的顺利发展，与欧洲学者的努力，尤其是《环境与历史》杂志的创办，欧洲环境史学会的成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总体上看，和美国相比，欧洲的环境史研究具有更多的跨学科研究的特色和全球史的视野，而且从一开始就重视城市环境问题。环境史研究在欧洲的发展参差不齐，西欧和北欧比较发达，而东欧和南欧相对落后。[※注]

在大历史方面，国内最早系统介绍大历史的是重庆师范大学的刘耀辉。他重点分析了大历史创始人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观念，并对大历史的概念、大历史与世界史的区别、大历史遭到的反对意见以及大历史的功用作出了梳理和分析。[※注]之后，刘耀辉又撰文对西方其他大历史学者，如荷兰学者弗雷德·斯皮尔（Fred Spier）、美国学者克雷格·本杰明的大历史观念进行了介绍，并对大历史的跨学科特性作了阐释，认为大历史是对传统世界史的一种补充。此外，刘耀辉还指出，大历史满足了人们的精神、心灵和社会需求，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自我。大历史为历史学科带来的这些新观念和模式，不仅拓宽了历史研究的时空范围，而且促使我们提出新的问题，或者重新认识和思考原有的一些问题。[※注]

国内另一位对大历史进行研究的学者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孙岳。他邀请大卫·克里斯蒂安、弗雷德·斯皮尔、阿科普·拿撒勒（Akop P. Nazaretyan，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等人，以对话的方式，就大历史的来龙去脉和主旨内核，以及它的作用和未来作了简单介绍。[※注]

难能可贵的是，孙岳从一个中国学者的立场，对大历史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孙岳强调，作为20世纪末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新的史学流派，大历史目前尚在建构之中。它试图从宇宙大爆炸讲起，以多个尺度考量宇宙、地球和人类的历史演进，努力整合人类的知识，尤其是弥合史学叙述中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久已分离的残损局面，在当今人类知识细碎化的形势下，大历史的跨学科努力显得弥足珍贵。大历史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注更是不可多得，它有助于青年一代认清自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但大历史显然是从超越人类的角度审视人类的，其核心概念如“能量流”“复杂性”“金凤花原理”“集体知识”等虽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但直接用于界说人类社会的起伏变故，人内心中涌动的情感和信仰等问题便显得天真和乏力。大历史的贡献恐怕更多是重新激发人类对历史的宏观思索和多重想象。[※注]

2.国外部分

在国外的环境史研究上，J.唐纳德·休斯（J. Donald Hughes）和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是两位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2005年，“卡特里娜”和“丽塔”两大飓风侵袭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成为美国历史上造成损失最大的灾难之一。这一貌似自然灾害的危害事件，其实孕育于新奥尔良的长期发展之中。一部新奥尔良发展史，既是人类利用土地、河流、森林、海洋等自然实体并与自然环境搏斗以建立城市、发展航运和工商业的历史，也是这些自然实体及其哺育的众多生命不断受侵蚀以致戕害的历史。这既是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环境灾难史。J.唐纳德·休斯教授以“卡特里娜”飓风危害事件为中心，考察了新奥尔良的环境灾难史，在方法和意义上为此类研究树立了典范，值得总结和深思。但在体现环境灾难史研究的共性的同时，他的这一个案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也需要注意并尽量避免。[※注]

克罗斯比是美国知名的全球史学家和环境史学家，他的著作《哥伦布交流》《生态帝国主义》和《病菌、种子和动物》等，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理解欧洲的兴起及其扩张，并试图构建起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历史研究的脚本。这一脚本的基本内涵包括：将人当作一个生物体来理解；关注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从全球生态系统来理解欧洲的扩张；借用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克罗斯比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其治史思路与方法值得借鉴。[※注]

在记忆史研究上，两位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学者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和阿龙·康菲诺（Alon Confino）堪称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阿兰·梅吉尔在《记忆与历史理解》中分析了记忆与历史的关系。一方面，记忆远不是历史的原材料，记忆是当下的主体所建构的过去的影像。因而，记忆在定义上是主体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和前后矛盾的。另一方面，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有义务成为客观的、统一的、有规则的和合理的。然而，历史不能完全如此，因为在已知的背后总有不可理解的残余，总有无法消除的主体性的参与。[※注]阿龙·康菲诺在《记忆研究的方法问题》中指出，方法问题是记忆研究的关键。记忆研究的方法问题大致有三类：从记忆材料中抽取意义，把记忆当作历史实在的一个基础，记忆的多重层次。[※注]2011年，阿龙·康菲诺教授推出了记忆史领域的新作《基本的过去：作为历史理解的大屠杀》一书，该书将记忆史放在历史理解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对记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记忆研究的局限性及其与传统史料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其论述领域涉及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和民族学，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点。[※注]

在大历史方面，大卫·克里斯蒂安、弗雷德·斯皮尔、辛西娅·布朗等人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2004年，克里斯蒂安在《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中率先提出了“大历史”这一概念，倡导研究上迄宇宙诞生下至当今时代的包括宇宙史、自然史和人类史在内的全部历史。大历史随即在西方史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也引起了众多历史学家的热切关注。[※注]2010年，克里斯蒂安在《历史与理论》上又发表《普遍史的回归》一文，进一步指出了大历史的重要性，并预言“大历史”的复兴或“普遍史”的回归指日可待。[※注]

另一位大历史学者弗莱德·斯皮尔于2010年出版了专著《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这本书主要探讨的是大历史的研究对象、大历史的研究方法以及大历史对于人类的意义。该书具有很强的理论色彩，提出了“能量流”“金凤花理论”等重要概念。该书的结论是，大历史能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类在不远的未来所面对的重大挑战。[※注]辛西娅·布朗出版于2012年的著作《大历史：从大爆炸到现在》可以看作一部大历史的简史，作者将大历史的进程分为八个阶段，它们分别是：宇宙的起源、恒星和银河系的起源、恒星的死亡、太阳系与地球的形成、生命的演进、人类的出现、农业的形成、工业革命与矿物燃料的使用。[※注]

由于当前的大历史研究只聚焦于宇宙史、自然史和人类史的整合，其研究理念和方法对于史学研究的其他领域是否具有借鉴意义似乎并不清楚。但是，最近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开始有意识地将大历史的观念引入史学研究的其他领域。2012年9月，美国思想史学者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发表题为《什么是大观念？》的文章，强调大历史观念对于思想史这类研究细微问题的研究领域有着积极意义。阿米蒂奇认为，历史研究中大尺度的重要性应当引起研究者的重新关注，在史学著述的许多领域中，大尺度的确正在回归，望远镜而不是显微镜应当成为历史研究的工具。[※注]我们相信，随着大历史研究的深入和其影响的进一步扩大，大历史的观念必然会超越其最初的研究框架，对整个历史学产生重要影响。

三　学科建设状况

世界历史所跨学科研究室人员是国内世界史跨学科研究的主要队伍之一，是一支很有发展潜力的队伍。目前学科成员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以专题研究为主要研究形式。

三年来，我学科从无到有，经历了显著的发展和变化。三年来主持或参与的课题项目共4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1项，院重大课题1项，院重点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1项。

2012年我学科有两人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其他学科成员全部参与到该创新项目的研究中。

此外，我学科成员还发表了一批学术专著和论文。李春放在《全球国际体系的演进》中借鉴了贝塔朗菲、沃勒斯坦、布赞、利特尔、布罗代尔和汤因比等国际学术大师的理论成果和历史叙述经验，并根据该课题的具体情况加以创造性的综合运用，从而形成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国际关系史和全球史的叙述体系。姜南在论文《法德两国与共同农业政策的制订》中阐述了法德两国在共同农业政策的制订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原因，认为从共同农业政策的制订过程中可以看出，共同农业政策之争实质上是民族国家利益之争，法德从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出发，无论是坚持还是妥协，都是希望通过农业政策来实现各自民族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张旭鹏在《自我认同与他者想象：欧洲观念的文化政治》中指出，“欧洲观念”（the idea of Europe）是欧洲人对欧洲这一特定地理空间和文化政治实体所具有的实在的或想象的特征的认知。它既包括对“什么是欧洲？”的思考与回答，也包括对“欧洲应当是什么？”的反思与建构。欧洲观念有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自我认同”，即欧洲共有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其二是“他者想象”，即欧洲通过与非欧洲的对比去凸显自我的文化价值。只有从“自我认同”和“他者想象”两个层面去把握“欧洲观念”，我们才能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其丰富且复杂的内涵。在《战争与和平之间：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观念”》中，张旭鹏指出，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观念”是民族意识与欧洲意识相互交织的产物。在民族意识的作用下，一些“欧洲观念”的提出在本质上是为了满足民族利益，如瑙曼的实现德国大民族意志的“中欧”思想，马萨利克的保障欧洲弱小民族利益的“新欧洲”观等。不过，超越民族与国家意识的欧洲联合构想依然是“欧洲观念”的主要表现形式。从库登霍夫的“泛欧洲运动”到白里安的欧洲联合计划，欧洲主义者始终坚信联合与统一才是保证欧洲和平、杜绝一切战争和实现各民族利益的真正出路。在他们的努力下，“欧洲观念”终于在现实政治领域得到初步实施，并直接导致战后欧洲一体化运动的发展。张旭鹏在《史学的个体化与记忆研究的兴起》中还考察了记忆研究在历史学中兴起的原因。张旭鹏认为，史学的个体化是记忆研究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的史学的个体化是指，史学研究应当成为摆脱了学科建制的史学家个体的行为，而史学家研究的对象应当是过去之个体的经验与感受。记忆研究在史学中的兴起表明，历史与记忆之间的确存在一个中间地带，超个体的历史（学科化的历史）与个体的历史（记忆）在其中可以实现相互的转化。如果我们承认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对于历史性质的认识就会发生变化，历史与记忆也就不会纠结于客观与主观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之内。记忆在历史话语中的存在让我们可以断言：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建构。张旭鹏的《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史学》分析了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史学的关系。张旭鹏指出，受后殖民主义影响，一种被称作“后殖民史学”的研究方法在近二十年来的欧美和非西方史学界兴起，对西方历史知识体系的合理性提出强烈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启蒙运动时期所形成的历史主义进行批判，反对理性的和进步的历史观；第二，对历史发展的总体性作出否认，强调历史差异和多样化的历史表现方式；第三，对西方历史话语中的权力关系提出拷问，质疑其客观性与合理性。在各种后殖民史学的方法与理论中，以一些印度历史学家为主体的“庶民研究”学派最能体现后殖民史学的特点，且具有更为广泛的影响。该学派在批判西方史学和反思非西方史学的基础上构建一种书写非西方历史的新模式。国春雷在研究综述《对“罗斯受洗”时间的争论》中逐一介绍并探究了学术界关于“罗斯受洗”时间的三种主流观点，即988年说、989年说、990年说，认为988年说属于孤证，只有一则古罗斯史料证实，说服力不够；990年说看似科学，实质是在989年说基础上的推演，说服力也不是很强；只有989年说得到了古罗斯、拜占庭和阿拉伯史料的相互佐证，最具说服力。国春雷在《基辅罗斯—拜占庭赫尔松之战新论》中对基辅罗斯—拜占庭赫尔松之战的原因与进程作出新的解释。10世纪末，基辅罗斯王公弗拉基米尔一面应拜占庭皇帝瓦西里二世之请镇压小亚细亚叛乱，一面出兵攻占了拜占庭黑海北岸重镇赫尔松。瓦西里二世迅速剿灭叛军后，弗拉基米尔利用罗斯援军掣肘拜占庭、扩大罗斯人在黑海北岸的势力范围、观望时局以便进一步渔利的企图落空，进退维谷中只得退而求其次，以攻打君士坦丁堡威胁拜占庭皇帝并强娶其妹妹安娜公主。基辅王公在拜占庭皇帝的强烈要求下接受基督教洗礼，随即撤离赫尔松返回基辅举行“罗斯受洗”。国春雷在论文《蒙古入侵期间罗斯东正教会拒绝与天主教会合并的原因》中认为，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国家乘蒙古人入侵基辅罗斯之机，企图合并罗斯东正教会。由于教皇无意于反蒙援罗、十字军对罗斯西部领土的侵犯、蒙古人对天主教国家与东正教国家的不同政策、尼西亚东正教会对基辅罗斯的宣传与影响，罗斯人最终拒绝了教皇的教会合并请求。国春雷在论文《基辅罗斯外交浅析》中认为，基辅罗斯（882—1240）外交受空间因素和东正教影响，形成被动性、扩张性和复杂性的特征。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决定着基辅罗斯的外交宗旨。当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相对稳定时，基辅罗斯外交旨在维护和平；反之，其外交宗旨或委曲求全，或以战争转化国内危机。基辅罗斯在各个方向的外交概况为：东方威胁、威胁南方、西方较量、善待北方。

四　学科发展前景

我们的长远目标是把本室建设成为“三个基地”：发现和回答世界历史中影响重大的问题的研究基地，从史学的角度回答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基地，具有国内一流跨学科研究人才和成果的研究基地。

我们的基本思路是：

（1）人才培养

要点是着力培养本室成员跨学科研究素质。通过五个字来实现目标：看、听、说、写、行。

看：看书籍、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信息。

听：听本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学术报告、时事报告。所内全所性的和各室的报告；本室请外面的人来作报告；室建设经费中要专门有报告费用。本所就有很多可以讲的人，光请他们来讲文学艺术、国学精华、人生感悟等，就可以安排多次。所外和院外也有大量的学术报告，可以有选择地去听。

说：一是随时的、经常的相互交流、议论，本室要养成少说闲话，多谈论学术、议论时事的风气。二是正式的学术讨论。只要没有其他工作，返所日室里要尽量安排各种讨论。我们讨论的题目要多种多样，除了世界历史研究外，还可以讨论其他问题，比如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人生感悟、新闻时事等。三是以电子邮件、电话和其他方式同室外、所外、院外、境外人员的交流。要养成多交学术朋友的习惯。

写：鼓励多动笔，写杂感、随笔、读书笔记、一般文章，以至诗歌散文。写作就是丰富感情、激发灵感、活跃思想的过程。多写就一定能够逼迫自己勤于思考，勤于学习。

行：就是行万里路。了解国情，到国内和国外多走多看，培养对祖国和人类的深厚感情，发现重大的现实问题，激发学术灵感。

要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使这五个字形成我们学科的光荣传统，融化进每个人的血液中。坚持五年、十年，必然会有显著效果。

（2）课题选择

跨学科研究，必须在课题研究实践中探索、前进。没有实践是不行的。那么，怎样才是实事求是、科学合理的实践呢？我们的设想是：

首先，用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增加我们现有课题的跨学科元素。因为未来几年每人都有未完成的课题，必须完成。比如，姜南的欧洲一体化研究，国春雷的拜占庭与古罗斯关系研究，张旭鹏的西方史学理论和欧洲文化史研究，何风的波兰史和东欧国家史研究，李文明的东西交流史研究，等等。

其次，各人按照跨学科研究的定义和标准，提出本人新的中期、长期研究领域或者课题。课题必须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或者现实价值。对这些课题，要请有关专家进行认真的、细致的审核、评论，并且提出修改意见，室内要深入讨论。课题确立以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目的是更加符合跨学科研究性质。

最后，经过几年研究，并且本室也已经形成跨学科研究的初步传统后，探索进行集体课题研究。集体课题可以是本室的，可以是本室牵头所内其他室人员参加的，可以是本室牵头所内其他室人员和所外人员参加的；可以是大型课题，也可以是中小型课题。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3）环境建设

跨学科研究是一棵幼苗，是否能够成长为参天大树，关键在于是否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首先是学术环境。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遵纪守法的前提下，营造自由、宽容、活跃、大气、严谨、创新的学术氛围。

其次是人际关系环境。营造友爱、团结、真诚、坦率的环境。室里要经常组织集体活动，比如参观游览活动、学术调研活动等，以增强凝聚力。同事有困难彼此要进行力所能及的帮助。

最后，制度环境。在遵守国家法规政策和院、所规章制度的前提下，制定室规章制度，内容涉及课题经费、学科经费管理，课题进度和质量管理，年度考核，室负责人的责任等。制度环境的关键在于公平公正、科学合理、公开透明。

（世界历史研究所　姜南　张旭鹏　何风　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