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况

（一）学科历史沿革

句法语义研究是语言所历史最悠久的学科。语言所成立之初设立三个研究小组，其中的第一组“现代汉语组”就是句法语义学科的前身，最初的研究任务是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此后这个组一直在吕叔湘的带领下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后，语言研究所设八个研究室，“现代汉语研究室”是其中之一，2001年更名为“句法语义研究室”。

语言所历史上的六位学部委员中有四位直接领导过这个学科的研究，他们是：丁声树、吕叔湘、陆志韦、沈家煊。语言所曾于1959年、1973年先后两次正式提出编写系统的《现代汉语语法》的计划，这一目标迄今尚未实现，原因在于汉语语法研究在理论建设和事实挖掘两方面基础都十分薄弱，尤其是长期以来在广泛吸收跨语言研究成果基础上探讨汉语语法自身特点的努力举步维艰。这种局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了重大转变。本学科学者在“把汉语放到世界语言变异范围内考察”这个观念上取得共识，从认知、功能、语用和形式角度对汉语语法做了全面的探究，并借鉴语言类型学和语法化理论从跨语言、跨方言和跨时代的视角来观察汉语事实的共性和特性、动态与静态，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其中，认知语法对汉语句式问题的集中探讨、对语言主观性和主观化问题的关注、关于汉语“糅合”造句方式的论证、“行、知、言”三个认知域观念在语法分析中的应用，尤其是关于汉语词类与句法成分的阐释，使汉语句法语义中的一些传统难题得到了全新的认识；功能语法用动态的眼光深入考察了近现代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语法事实，成为国内语法研究导向性学派；语言类型学建立了普适于不同方言、语言的语法调查和研究的操作平台和数据库，近年来许多汉语语法中的传统课题在类型学的视野中得到了重新认识；形式句法对汉语的语法范畴的系统性价值做了严谨的逻辑论证。以上几个方向的汉语句法语义研究，是现代句法语义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本学科成员在这些方面的学术主张和研究成果，都是紧扣国际学术前沿，具有明确的创新意识和国际意识，在国内句法语义研究领域是明显领先的。

（二）学科队伍建设

句法语义研究自2002年起成为院重点学科，十年来取得的成绩世所公认。其中，院学部委员沈家煊是汉语认知语法和语用学的开拓者，也是语言类型学和语法化研究的首倡者，近年来他提出的汉语词类新理论影响深远，成为本学科未来若干年语法理论创新的基石；学术带头人刘丹青、方梅、张伯江和张国宪作为学术中坚，成果的创新性一直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学术骨干王灿龙、杨国文和项开喜的研究也得到国内学界的好评；青年学者刘探宙和完权的研究成果颇具新意，备受瞩目。良好的梯队建设是本学科稳健发展的基础。

（三）重要研究成果

20世纪50年代最重要的成果是丁声树主持编写的、刊于1952—1953年的《语法讲话》，这部书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1953—1955年，在吕叔湘的主持下进行“汉语语法体系和术语的研究”。1953—1954年，《中国语文》、《语文学习》等杂志开展了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吕叔湘《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中国语文》1954年9月、10月号）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总结。1957年开始，现代汉语组集中进行句型和动词的研究，由吕叔湘和陆志韦主持。1959年3月号的《中国语文》刊登了署名“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小组”的文章，题为《语法研究上要求加强合作》，文章提出了作者认为当时还没能很好地得到解决的53个研究课题，分为九个大类列出。陆志韦指导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其中的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问题做专题研究。60年代语法研究在吕叔湘带领下开展工作，系统性地研究汉语句子的组织形式，用“句段结构”对汉语语法尝试做全面描写（范继淹《汉语句段结构》，《中国语文》1985年第1期），可惜这项工作因“文革”而中止。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专题研究有：吕叔湘《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中国语文》1962年第11期），《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中国语文》1963年第1期）；范继淹《动词和趋向性后置成分的结构分析》（《中国语文》1963年第2期）；李临定《带“得”字的补语句》（《中国语文》1963年第5期）；范方莲《存在句》（《中国语文》1963年第5期）。

“文革”期间学术研究一度中止。70年代中期，语言研究所逐渐恢复研究工作，现代汉语组在吕叔湘带领下编写《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这也成为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现代汉语研究室”推出的第一项重要的集体研究成果。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是基于数十年理论思考的心血之作。这两部作品，在事实描写和理论探讨方面垂范于世，代表了当时国内语法研究最高水平。80年代现代汉语研究室的研究重点之一是句型和动词。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现代汉语室编《句型和动词》（语文出版社1987年版），李临定《现代汉语句型》（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动词用法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郑怀德、孟庆海《形容词用法词典》（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语法理论方面的成果有《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86年版），杨成凯《汉语语法理论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高潮是功能主义方法的成功运用，代表作是陈平、廖秋忠和沈家煊的研究，成果汇集在《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廖秋忠文集》（廖秋忠，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和《不对称和标记论》（沈家煊，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这几本书里。最近的十几年来，句法语义学科处于蓬勃发展时期，认知语法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对汉语句式问题的集中探讨、对语言主观性和主观化问题的关注、关于汉语“糅合”造句方式的论证、“行、知、言”三个认知域观念在语法分析中的应用，尤其是关于汉语词类与句法成分的阐释，使汉语句法语义中的一些传统难题得到了全新的认识。这方面的成果集中反映在《认知与汉语语法研究》（沈家煊，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和《语法六讲》（沈家煊，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功能语法成果集中于《汉语功能语法研究》（张伯江、方梅，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现代汉语语法的功能、语用、认知研究》（沈家煊主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现代汉语形容词功能与认知研究》（张国宪，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从施受关系到句式语义》（张伯江，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四）优势与问题

句法语义学科的整体优势是，集中了目前国内从事汉语认知语法研究、功能语法研究等方向的优秀人才，在形式句法、语言类型学、语法化理论等方向上，学术带头人的水平也属国内一流。在队伍建设上，梯队层次合理，具有良好的可持续发展趋势。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研究室整体实力还嫌单薄，难以开展较大规模的集体性研究工作。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现代汉语用法研究，也由于人手问题而困难重重。虽然引进人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用人方式如果能再多样化一些，让我们能够灵活而合理地聘用外单位研究人员，则可以部分地解决问题。

二　学科前沿动态

（一）词类问题的理论总结与拓展

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词类观奠定了汉语词类的理论基础。朱先生语法理论最重要的学术遗产是什么，其词类理论中最值得继承并发展的是什么，成为近年来尤其是近三年汉语语法学者讨论的焦点。

朱德熙先生最重要的语法观点，一是认为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二是指出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一致。沈家煊据此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汉语名词和动词是一种包含关系的结论。在《朱德熙先生最重要的学术遗产》（《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中，沈家煊对包含模式与朱先生词类理论的一贯性作了深刻阐述。与此同时，郭锐《朱德熙先生的汉语词类研究》（《汉语学习》2011年第5期）则不赞同包含模式，他认为包含模式与旧有的名物化论没有实质区别。郭锐不承认汉语动词形容词可以做主宾语是普遍现象，同时更强调名动词、名形词与一般动词形容词的差别。对此，沈家煊认为，增加不必要的层次，不仅违背了朱先生对句法概括简明性的追求，也会导致最终背离朱先生的整个理论体系。朱先生关于汉语动词充当主宾语的时候没有发生“名词化”过程和汉语动词入句做谓语时没有发生从非限定形式变为限定形式的“熔解”过程的观点，是一百年来我们在不断摆脱印欧语的研究框架、寻找汉语自身特点的攀登路上达到的新境界；而进一步提出汉语名词入句做主宾语时没有发生“指称化”过程的看法，则更全面地反映了汉语的词类事实。

沈家煊进而从更为广泛的视角全面论证了词类包含模式。《“名动词”的反思》（《世界汉语教学》2012年第1期）分析了朱德熙的“名动词”类别存在的两个理论难题，指出“名动词”和英语的“V-ing形式”并不是对当的同类现象，提出两条解决问题的对策：1.确立汉语“名动包含”的模式；2.首先用单音双音来区分动性强弱不同的动词。《关于先秦汉语名词和动词的区分》（《中国语言学报》第15期）则把这个理论模型用于回答古代汉语问题。《怎样对比才有说服力》（《现代外语》2012年第1期）使用英汉名动对比材料，论证了跟印欧语“名动分立”不同，汉语的动词是包含在名词里的一个次类，叫“动态名词”。从这个意义上讲，汉语是一种重视名词的语言。汉语“名动包含”的模式为人类语言词类系统的循环演变提供不可或缺的一个支点。《名词和动词：汉语、汤加语、拉丁语》（《现代中国语研究》第14期）进一步使用了更多的汉外对比材料，把名动包含模式和型例分合的词类理论结合在一起。《从“标记颠倒”看韵律和语法的相似关系》和《“零句”和“流水句”》则分别从韵律和话题句的角度来论证名动包含模式（详见后文）。

该理论自2007年提出以来，支持和反对两方面的意见都有。吴长安的《汉语名词—动词交融模式的历史形成》（《中国语文》2012年第1期）支持“名动包容模式”，试图提出汉语名词、动词的“交融模式”，并从其形成的动因入手，指出汉语存在一批表事词，而名词、动词交融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表事词的存在。张伯江的《双音化的名词性效应》（《中国语文》2012年第4期）发现现代汉语有一大批双音节的动词通过语义的“转指”形成了同形的双音节名词，其中有一些还发生了内部结构的“重新分析”。该文分别描写和讨论了这些现象，认为这都是现代汉语共时系统里“名动包含”和“动单名双”这两个基本事实导致的语法效应。周韧的《“N的V”结构就是“N的N”结构》在“名动包容模式”的基础上立论，认为“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在语用范畴上符合向心结构理论，也在句法范畴上符合向心结构理论，整个结构的句法语义中心就是“出版”。通过讨论名词和动词在主宾语和谓语等句法位置上实现组合变化的能力，运用形式句法的描写方法把汉语名词的句法特征表达为“［+N，-V］”，而动词的句法特征则是“［+N，+V］”。

反方意见以詹卫东的《从语言工程看“中心扩展条件”和“并列条件”》（《语言科学》2012年第5期）为代表。该文从树库语料的分析出发，说明语言事实中确实存在违反“中心扩展条件”和“并列条件”的情况，但认为“汉语实词包含模型”并不是一个更简约的理论设计。该文将原因归结为言语使用中的“简约”（或“经济”）原则，并提出“语用省略”假说来加以解释。质疑的要点之一是“沈先生提出的‘动词可以无须加名化标记就构成为指称语’这样的主张，如果翻译成形式文法，就是‘NP→V’（或N→V）这样的规则。而这正是Lyons所谓的‘那不仅是有悖常情的，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的’”。文章从自己的理解出发，认为“沈家煊先生汉语词类包含模式的思想，本质上也就是传统的动词名物化的主张”。语言工程是一个审视词类理论的独特视角。宋柔等的《再从语言工程看汉语词类》［《语言学论丛》（第44辑）］则从一个更为务实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

（二）“的”的句法性质和表义功能

“的”是汉语语法经久不衰的老问题，近年来又掀起一个新热潮，近年有十多篇文章涉及这个题目，其中尤以海外形式学派的华人学者贡献为大。“的”的问题是各种语法理论的试金石，形式句法学者也一直尝试使用各种思路解决这个问题。潘海华、陆烁的《从“他的老师当得好”看句法中重新分析的必要性》（《语言研究》2011年第2期）基于“重新分析”提供了两种新的方法来解释“准/伪定中”结构的生成问题，一是让动词拷贝式的主语和VP1分析为一个小句，另一个是在准焦点结构基础上，让话题和焦点发生“重新分析”，借此证明汉语的一些句式在特定的句法、语义或音韵条件下，存在发生结构重新分析的可能性。

形式语义学也很重视“的”的研究。贺川生、蒋严的《“XP+的”结构的名词性及“的”的语义功能》（《当代语言学》2011年第1期）一文的主旨是：1.从并列结构及真值条件改变等语言事实出发反对“的”字中心说；2.从并列结构出发进一步支持朱德熙关于“XP+的”结构是名词性的结论；3.支持黄师哲提出的“的”是类型转换算子的观点，汉语普通名词只能是指类，其语义类型为e，“的”就是起到转换类型的语义作用。

美国学者李艳惠的《从台湾闽南语e看汉语含“的”的名词短语结构》（《东方语言学》2012年总第11期）是一篇颇具价值的论文。该文从台湾闽南语相应之e的声调变化及分布来看闽南语名词短语［XP e YP］的结构，提出闽南语名词短语［XP e YP］其实应该含有两个e，结构是［XP e］［e YP］。由此推论有关汉语［XP的YP］结构应该是［XP的］YP］或［XP［的YP］的争论是可以解决的：两方的看法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因为表面上的一个“的”其实是两个“的”缩减而成。汉语［XP的YP］的结构应该是［XP的］［的YP］。从方言材料出发，引入这一独特的分析方法，使得该文极具启发性。

台湾学者Niina Ning Zhang（张宁）的“De and the Functional Expansion of Classifiers”（《语言暨语言学》2012年第3期）和XuPing Li and Susan Rothstein的“Measure Readings of Mandarin Classifier Phrases”（《语言暨语言学》2012年第4期）从不同视角讨论了“的”是否等同于数量结构中的量词这一论题。留英青年学者麦子茵的《终结性与“（是）……的”焦点结构》（《语言学论丛（44）》）在以往形式学派“的”字句焦点分析文献的基础上引入终结性这一语义概念，试图提出一个更为简洁明了的解释。

从类型学视角出发，戴庆厦、闻静的《汉藏语的“的”字结构》（《汉语学报》2011年第6期）和闻静的《从藏缅语定语助词的演变反观汉语》（《汉语学习》2012年第4期）是一组姐妹篇，提出汉藏语“的”字结构的共性是类型学上的共性。汉语和藏缅语定语助词的发展脉络基本一致，汉语方言间的差异是定语助词语法化过程中“存古化”和“层次化”特征的体现。汉语定语助词处于演变链的最高环节，其隐性特征、广泛的分布以及丰富的语法功能，正是演变链最高环节的特征体现。

完权的《从“词类功能专门化”看“的”和实词的关系》（《语法研究和探索（16）》）从类型学的一种词类观来考察“的”和名动形三类实词的关系。而他的《超越区别与描写之争：“的”的认知入场作用》（《世界汉语教学》2012年第2期）则引入认知语法较新颖的“认知入场”理论，论证“的”使用描写入场策略达成明确指称的目的。

（三）汉语话题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汉语的话题和主语之辨已历时多年，本年度可算是掀起一个小高潮。沈家煊的《“零句”和“流水句”》（《中国语文》2012年第5期）是在其“名动包含模式”的基础之上“读懂赵元任”的一篇杰作。该文从零句说引申出关于主语和谓语的两个重要观点：汉语的主语就是话题，汉语的谓语不宜按名词和动词区分类型。零句说能解释为什么汉语多“流水句”，对零句说理解不透彻是流水句的研究不能深入的原因。该文在零句说的基础上阐述流水句的“并置性”和“指称性”，这两个特性对语法理论中句法递归性和名动分立的普适性提出挑战。王春辉的《也论条件小句是话题》（《当代语言学》2012年第2期）同样也是从赵元任的论述开始，深入检视了类型学和汉语篇章材料，辨析了自Haiman（1978）提出“条件小句是话题”以来的种种疑点。

自建立语言库藏类型学理论框架以来，刘丹青已有多篇论文对此作出阐述。而2012年的《汉语差比句和话题结构的同构性：显赫范畴的扩张力一例》（《语言研究》2012年第4期）则是一个更为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文在语言库藏类型学框架下探讨汉语差比句和话题结构的关系。通过与英语、韩语差比句的比较，指出汉语“比”字差比句具有独特的句法自由和句法限制。这些自由和限制都是话题结构的属性，“比”字差比句和话题句高度同构，前者是后者的一个次类，是话题结构作为显赫范畴扩张的产物。

（四）国外功能语言学派的新发展

2012年秋天，以句法语义学科部分成员和语言研究所其他科研人员组成学术访问团走访了美国加州的三所大学。位于美国加州西海岸的洛杉矶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是美国语言学的重镇，尤其是与语言所学术取向一致的功能—认知语法的优秀学者最集中的地方。通过与美国语言学家和汉语研究者进行广泛的交流，深入了解了美国功能主义语言学的最新进展。

Elizabeth Traugott教授是国际著名语言学家，是语法化理论中最有建树的代表人物之一，近年来的研究兴趣集中在构式语法与语法历史演变的关系上。她专门为我们作了一次题为“构式的变化和构式化”（Constructional Changes and Constructionalization）的学术报告，全面报告了她在构式与语法变化问题上的最新思考。在报告中，她首先概述了构式语法的一般原则和主要观点，特别强调了认同Goldberg（2006）和Croft（2001）的说法。紧接着着重讨论了构式的变化和构式化问题。她指出，构式的变化指的是构式的某一方面（形式或意义）发生了变化，但不是形式和意义同时变化。构式的变化是语言发展中分离的一小步，不在构式网络中形成一个新的节点，不一定导致构式化。构式化则是通过一系列微小的变化和重新分析后产生新的形式意义的结合体，即构式。经过构式化产生的新构式在构式网络中形成一个新的节点，新的构式处于语法化和词汇化的连续体上，辨别构式化的类型最重要的是它的输出而不是输入。“构式化”是Traugott教授关于语法历史演变的最新思考，她指出，语法构式化的概念比语法化能够涵盖更多的语法事实，从构式角度来研究语言的变化是一条重要路径。她的努力就是试图把不同的研究都统一到构式化理论中。针对访问团成员提出的构式的稳定性与演变的动态性之间的关系问题，Traugott教授反思了她与Hopper教授以往关于语法化理论的合作，提出对Hopper动态浮现语法的一些不同看法。她提出，语法变化中扩展与收缩是同时存在的两种趋势，要结合起来看；同时，语法化和词汇化也要结合起来看。

Sandra Thompson教授是功能主义语言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关于词类话语基础的理论和物性的理论都是语言学界的经典学说，她也是一位高度关注汉语的著名学者，她与李讷教授合著的《汉语语法》一书在国际上有巨大影响。

她应我们的请求，系统地介绍了美国功能语法的新进展。她认为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新的趋势是认知与社会的关系，这也是她本人近些年来研究的兴趣所在。以Langacker为代表的老派认知语言学家也越来越多地关注语言的社会互动性，后者的发展得益于Schegloff等人对会话现象的社会角度研究。以语法的追加现象为例，她阐释了交互增值现象（increment）的重要价值。第二个在近年得到迅猛发展的是语料库语言学，她介绍了该系著名的学者Gries一本名叫“R”的新书，是一种统计学的有效工具。第三个大的趋势是文档语言学（Documentational Linguistics），系里的Mithrun， Geneti都是这方面的名家。以往那种田野工作的成果可以用新的工具保留下来，加以多角度的分析。她还用实例给我们介绍了她近年来结合口语录像进行的语法研究，阐释了录像材料能给语法带来什么。她最近集中在进行一项关于“回应”的研究，大大拓展了传统语法关于回应现象的观察范围，录像材料深化了研究者对日常对话中回应行为的语言学意义的认识。

陶红印教授是洛杉矶加州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学系的中文部主任，在与我们的座谈中系统介绍了他关于汉语话语—语法研究的展望。第一，他阐述了语法作为语用衍生产品的动态语法观，提出在实际运用中考察语法的观点；第二，讨论了语境对语法的制约问题，提出初始语境和派生语境的观点，给目前方兴未艾的语体研究作出了理论的定位；第三，重视语言的社会化过程，社会文化动因对语言的影响不容忽视；第四，扩展的符号观，即把传统的语言符号观拓展到更广的交际符号系统，观察语音、句法、身态等多方面的对应，利用新媒体进行多模态的研究。他特别强调，研究手段的丰富直接导致理论上的更新。这与Thompson教授所强调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从他们的研究团队的每一个个案研究中深刻体会到了新方法的解释力。

通过这次短暂的学术访问，我们切身感受到了美国语言学界思想活跃、方法多样、领域不断拓展、观念不断更新的特点，体会到了这些特点在实际研究中的良好效应，看到了新思想、新观念所带来的扎扎实实的新的成果，也看到了新理论与新手段在汉语研究中广泛的应用前景。

三　学科建设状况

（一）本学科学者的主要学术成果

沈家煊对汉语词类包含模式做了更为深广而坚实的论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汉语内部证据涵盖补语、韵律、句法、认知、理论旨归等视角。《如何解决“补语”问题》梳理“补语问题”现有的解决方案，指出其要害不在它跟complement不一致，而在过分看重名动对立，认定“名词性词语只充当宾语不充当补语”。《从韵律结构看形容词》提出汉语首先区别于大名词和摹状词，前者包括动词和形容词，通过重叠形成后者。《从“标记颠倒”看韵律和语法的相似关系》发现三音节定中结构和述宾结构在与韵律结构相匹配时存在标记颠倒，这是词类包含模式的佐证。《“零句”和“流水句”》在赵元任零句说的基础上阐述流水句的并置性和指称性，对句法递归性和名动分立的普适性提出挑战。《从“演员是个动词”说起》从人对事物和动作的认知差异的角度探索名词和动词的不对称用法，论证词类包含模式的认知基础。《朱德熙先生最重要的学术遗产》意在说明词类包含模式是覆盖而不是推翻朱先生的理论。《“名动词”的反思》指出“名动词”最终导致放弃“汉语动词做主宾语的时候没有转化为名词”的立场，对策是确立汉语名动包含模式并且优先用单音双音来区分动性强弱不同的动词。《关于先秦汉语名词和动词的区分》主张先秦汉语的动词也是“动态名词”。其二，汉语词类包含模式的类型学证据涉及语言事实和方法论诸方面。《名词和动词》通过比较说明汉语词类属于不同于汤加语和拉丁语，是“型例合一、名动包含”语言。《英汉否定词的分合和名动的分合》发现汉语否定词最重要的区分，不是像英语那样注重区分否定名词或动词，而是注重直陈否定还是非直陈否定，以及否定“有”或“是”。《跨语言词类比较的“阿姆斯特丹模型”》指出该词类模型的理论假设“存在没有名词的语言但不存在没有动词的语言”在汉语中遭遇的问题。《怎样对比才有说服力》论证名动包含模式为人类语言词类系统的循环演变提供不可或缺的支点。

刘丹青以语言类型学方法为主要手段研究汉语句法语义问题，并创造性地提出语言库藏类型学理论框架。库藏类型学代表作有三篇：《汉语的若干显赫范畴》以语言库藏类型学为框架，给出了显赫范畴的定义，探讨现代汉语普通话及部分方言中的若干显赫范畴；《汉语差比句和话题结构的同构性》在语言库藏类型学框架下，通过与英语、韩语的比较，指出汉语“比”字差比句具有独特的句法自由和句法限制；《汉语史语法类型特点在现代方言中的存废》梳理了一组不见于普通话但在方言中留存的汉语史特点，更加全面地认识汉语语法类型和语法库藏的历时动态。语言类型学的其他成果还涉及词类、重叠、附缀等多方面。《叹词的本质》提出叹词是代句词，在词类中与代词的性质最接近。《实词的叹词化和叹词的去叹词化》探讨叹词和其他词类之间在语言使用中的流转机制。《原生重叠和次生重叠》指出原生重叠是天然重叠手段，次生重叠则是由句法结构、话语反复等在历史演变中经过重新分析成为重叠形式的。关于重叠，另有“ldeophonic reduplication of content words in Mandarin Chinese”发表于法国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ole。《北京话代词“人”的前附缀化》在附缀理论的基础上，对“人”的附缀化进行描写，指出其语音及句法的特殊性表明它已发生了前附缀化。《河南光山方言来自“里”的多功能虚词“的”》描写了这个附缀性的高频功能词，从跨方言比较的角度指出其来源，并说明“的”的共时语义模型。《“有”字领有句的语义倾向和信息结构》发现该句式具有表好表多的语义倾向，其宾语强烈排斥负面和主观小量定语。《漫谈汉语的类型特点》从形态、词类、句法等方面分析了汉语的类型学特征。《高名凯学术精神的恒久价值与现实意义》从四个方面论述了高先生的学术精神。专著类论文集《名词性短语的类型学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名词性短语句法结构的类型学比较”中20多篇句法类型学论文汇总。

张伯江的研究以功能语法为特色，重在解决具有宏观价值的语法问题。《汉语限定成分的语用属性》通过对所谓“限定词”共现现象的考察，指出汉语里类似于限定词的语法成分，往往是为语用目的而使用的。《现代汉语形容词做谓语问题》强调汉语这样偏体词性的语言里，形容词在句子平面上做谓语依赖系词性句法标记。《汉语的句法结构和语用结构》论证汉语句法结构的实质是更多地反映了汉语的语用结构。《释汉语“指·量短语”的两种意义》从分析“转成称代”和“直接称代”入手，判定汉语指示词不可能发展为定冠词。《以语法解释为目的的语体研究》论述了语法学与修辞学结合发展的一个方向，指出这种研究关注某种语法特征何以带有明显的语体选择倾向。

张国宪的研究集中于虚词。《“在+处所”状态构式的事件表述和语篇功能》说明两种“在”字句在交际功能上存在着叙述性与描写性的语用分工。《助词“了”再语法化的路径和后果》将“×了”中的“了”视为是一种再语法化现象，考察其演化路径以及再语法化的后果。

方梅以篇章语法和浮现语法为核心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北京话的两种行为指称形式》描写了两种“这”的指称意义和篇章功能，指出改变句法形态来指称行为是篇章驱动。《修辞的转类与语法的转类》关注名词指称意义和事件语义对语用模式沉淀为句法或构词模式的影响。《现代汉语“化”缀的演变及其结构来源》分析共时和历时语料，指出目标结构“×化”从复合词发展为派生结构。《会话结构与连词的浮现义》意在论证言域用法对会话结构的依赖更强，是会话中的浮现义。“The emergence of a definite article in Beijing Mandarin”研究了近指指示词“这”的浮现和演化。

儿童语言习得的形式语法研究以胡建华为代表。《汉语添加算子的习得》提出儿童之所以会在添加算子的理解上表现出滞后性，主要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习得引入语用预设的能力，而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处理复杂的结构。《省略结构的儿童语言获得研究》通过实验解读三种涉及句法和语义的跨模组运算的省略结构，为语法发育论提供了证据。

王灿龙的成果涵盖两个方面：否定和句式。前者的代表作是《试论“不”与“没（有）”语法表现的相对同一性》和《再论“没（有）”与“了”共现的问题》，分别讨论了用“不”或用“没（有）”整个句子的表义基本相同的现象，以及“没（有）”与“了”共现的语法条件。后者的代表作是《新异黏合语的生成机制分析》和《关于“adv+加+V”结构中“adv.加”是否成词的问题》。前者指出新异黏合语从本质上看是复合词语，它是基于隐喻或转喻的认知手段而产生的，并提出“事件转喻”这一新的认知范畴。后者论证了该句法结构中的“加”是动词，语义上没有虚化。

杨国文的研究集中于时态范畴。《“动词+结果补语”和“动词重叠式”的非时态性质》通过说明情状与时态的本质特征和相互关系分析“动词+结果补语”和“动词重叠式”两种语法形式的非时态性质。《汉语的“即行时态”及其与“完成时态”的区别和关联》从时态本质意义和功能的角度论证了汉语即行时态在时态范畴上的独立地位。

项开喜的动词研究富有特色。《使成兼表被动现象的多角度考察》从语言类型学的视野考察汉语的使成式和被动式在概念语义和结构形式上的联系，系统说明“给”字句、“叫/让”字句功能演变的句法条件、机制和动因。《专业领域词汇的动名归类和动名兼类问题》坚持分布原则，提出专业词汇的词性判定问题的原则。

王冬梅以认知语法为理论基础展开了深入的词类研究。《名词动化的类型及特点》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现代汉语中的名词动化现象进行了研究，从认知语法的角度定义名词和动词，对名词动化的现象作全面的描写和归纳，并根据转喻模型对这些现象进行了解释。《词类和句法成分对应的古今差异及成因》从英汉对比和古今对比的角度探讨了词类问题。

刘探宙的《烟台话中不带指示词或数词的量词结构》富有类型学意义，在对烟台话量名结构的详细描写的基础之上，指出烟台话和吴语粤语的这种结构在句法、语义和语用上相区别的特点。

完权的研究反映在关于“的”的一系列成果中。《语篇中的“参照体—目标”构式》发现“的”在“参照体—目标”构式中有提高指别度的作用。《超越区别与描写之争》论证“的”字定语的区别性和描写性都是为了认知入场。《指示词定语漂移的篇章认知因素》指出带“的”的内涵定语和由指示词充当的外延定语的位置关系取决于语篇因素。《从“词类功能专门化”看“的”和实词的关系》引入跨语言的词类划分标准讨论“的”。《说“惨败”》描写和解释了不同于“大胜”和“大败”的“惨败”格局。

（二）重要学术活动及影响

2010年6月8日至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句法语义研究室和《中国语文》编辑部主办的“第十六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在香港城市大学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词类问题和焦点量化问题。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上，与会的79位学者分成16个单元对上述议题进行了探讨。沈家煊、石定栩、吴为善、沈阳、陆丙甫、刘丹青、郭锐作了大会报告。正如沈家煊先生在开幕式上所说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年来通过限定议题和会议规模，使得参会者能就相关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从而获得了很大的收获。

2011年8月12日至14日，由句法语义学科主办的第三届“两岸三地现代汉语句法语义研讨会”在语言所举行。这是一次小规模的高层次研讨会，来自语言所，北京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交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理工大学和中文大学等地的句法语义研究著名学者共25人参加了会议，其中本学科老中青三代学者8人参加。这次为期三天的会议集中讨论了现代汉语句法语义前沿问题，议题涉及汉语同义句法结构的辨析、如何对待句法结构的删略、相关句法结构的同构性问题、汉语句法结构的习得问题、汉语词类范畴与句法功能的关系问题、划分汉语词类的原则问题、汉语语义中的认知域问题、焦点与量化问题、时体与情态问题等。会议给予每位讲演者充分的报告时间，每位报告后又有足够的讨论时间，讨论气氛十分活跃，不同观点与事实争辩激烈交锋，问题探讨充分而深入。与会者说，像这样小规模的、给予每篇论文如此充分的演讲时间和讨论时间的会议安排方式，能够让问题完全地展开，报告者和讨论者都从中得到深刻的启发，既开阔了思路又加深了思考，对研究的推进有极大的裨益。

2012年10月13日至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句法语义研究室和《中国语文》编辑部主办的“第十七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汉语的名词（短语）及其相关范畴，汉语虚词问题。会议收到国际国内学界共150多份来稿，经评审有80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宣读、散发了论文，旁听者逾百名。陆丙甫、沈阳、潘海华、张伯江、张谊生、吴为善、蔡维天、徐杰、戴耀晶、方梅、郭锐等先后作了大会报告。会议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促进了国内外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引领了中国语法研究的前进方向。

四　学科发展前景

最近十多年来，句法语义学科队伍总体保持稳定。尤其是2012年在学科原有科研人员的基础上优化组合，组织人力进入院创新工程“汉语句法语义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一年来，各创新项目按计划进展顺利，已经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本学科带头人沈家煊的词类理论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不仅针对现代汉语，也把古代汉语和其他语言的现象纳入研究范围，在学界影响日益扩大。这项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在经过前二十年间努力向语言共性寻求营养的基础上，走上了深入挖掘汉语自身特点的新路。在词类理论这个新的理论引导下，如何构建系统性的汉语语法基石已露端倪；学科带头人刘丹青的语言类型学向汉语方言库藏类型学方向在理论、事实、应用等多方面进一步拓展；功能与认知语法对句法结构的语用功能解释和对名词短语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化；形式句法在儿童句法习得方向取得初步成果。总体来看，各个研究方向均保持国内领先水平。

句法语义学科总体来说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发展态势都十分喜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个案专题研究虽各有深度，但结合汉语语法整体规律的思考尚有欠缺，体系意识尚不太强。具体的问题则在于人才短缺，每个研究方向都有待形成梯次合理的研究团队，大多是学科带头人在做大量的工作，这样的格局制约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各个研究方向之间的交流尚有一定程度的隔阂，有待进一步加强。

随着院创新工程的开展与深化，本学科面临着科研创新机制更新的机遇和挑战，有必要不断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研究环境。着眼于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创新工程这个良好的平台，有针对性地调整学科的发展，在全体学科成员中强化理论思考意识、系统建设意识和汉语特点意识，扎扎实实把汉语语法研究推向前进。

（语言研究所　张伯江　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