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汉语研究室在古汉语语法研究领域的水平居国内外领先地位。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老研究员陆续退休，新研究者相继调入，古汉语研究室的人员配置、知识结构也逐渐多元化，形成了语法、训诂、音韵、古文字即古文献多元发展的格局。

古汉语研究室是语言所历史悠久、在学界影响很大的一个研究室。1959年，语言研究所组建汉语史研究组，由陆志韦担任组长，主要任务是对古代汉语语法作专题研究。此后，王显、王克仲、董琨、姚振武相继担任古汉语室主任。

在古汉语研究室的历史上，先后有不少学者为古汉语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陆志韦作为古汉语研究室的创始人，为古汉语研究的发展呕心沥血，功绩卓著。《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二）体现了1949年前后陆志韦对汉语音韵学的贡献，影响十分深远。郑奠的《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与麦梅翘合著）、《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与谭全基合著，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几乎成为本学科的案头必备参考书。

古汉语研究室的其他成员积极投身于古代汉语语法研究，其成果形成了古代汉语研究室以古汉语语法研究见长的特色。如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西周金文语法研究》等，何乐士《左传虚词研究》、《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等，王克仲《古汉语词类活用》、《助语辞集注》等，王海棻《马氏文通读本》（与吕叔湘合著）、《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等，这些著作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是我国研究甲骨文语法的第一部专著。

古汉语研究室曾先后编纂了三部《古汉语研究论文集》（北京出版社1982年、1984年、1987年版），汇集了古汉语室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现学术带头人姚振武的《现代汉语的“N的V”与上古汉语的“N之V”（上下）》和《先秦汉语受事主语句系统》两文获得了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二等奖。孟蓬生的专著《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及《上博竹书（四）闲诂》分别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第七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董琨、姚振武先后主持院重大项目“简帛文献语言研究”，该项目结项等级为优秀，并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正式出版。

古汉语语法研究方面，古汉语研究室目前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人员老化，这个历史上的优势学科已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

训诂学方面，一是人力不足。出土文献和简帛文献语言研究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上古汉语各学科研究的重点内容，需要学者更深的专业素养和更长时间的专业积累，在人心浮躁的当代，相比而言少有人问津。二是影响力不足。目前为止，虽然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论文，但还没有能够写成有足够影响力的专著。不过，孟蓬生、王志平现在发表的单篇论文有可能在今后几年内整理成专著发表。三是理论探索欠缺。今后应适当加强理论探索。

汉语文字学与出土文献学研究方面，本学科人员的学术研究仍然受制于古文字与出土文献领域的资料封锁，未能亲手接触第一手材料，以致只能在有关书籍出版后开展研究，对学术研究的效率及质量有一定影响。目前看来，在这方面可能难以取得新的进展。在学术观点方面，本学科科研人员与目前的学术主流也有一定分歧，本学科人员的一些学术观点仍然未能获得学术界公认。对于有关学术争鸣，恐怕仍然有待于将来实践检验，目前只能求同存异，自成一家之言。

二　学科前沿动态

本时期的古汉语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各种新的思路和观点不断出现。

（一）古汉语语法研究

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思想是重点探索的一个话题。

姚小平确信先秦时已有语言思想，并认为，先秦语言思想属于中国学术的原生态，尚未掺入舶来因素，故尤其值得今人探索。他的《先秦语言思想三题》（《语言研究》2011年第1期），讨论了三个问题：（1）为什么可以说先秦已经有语言思想？（2）先秦语言思想的大致脉络是怎样的？（3）为何这种思想值得今人研究？作者指出，考察先秦语言思想的发展线索，关键在解读原典、考释文本，进而探明文本之间的牵连以及思想者之间的联系。为此，判定文本、作品、著者的相对年代似较确定其绝对年代更为要紧。又因其遥远朦胧，认识难度大于中古、近古，而更能引研究者入胜。

姚振武的《人类语言的起源与古代汉语的语言学意义》（《语文研究》2010年第1期）结合最新的古人类学研究成果，重新探讨了人类语言的起源问题，认为，人类最初的语言可能是一种只有本体名词和相应的实义动词的语言，而古代汉语是一种较为接近人类语言初期状态的语言，它的基本语法形式与人类的基本思维形式是高度一致的。相对于迄今为止建立在以印欧语为主要事实基础的、以“分析”为主要特点的语法学，似可建立一种以古代汉语为主要事实基础、以“综合”为主要特点的语法学。“分析”与“综合”这两方面的结合，也许才能成就一部比较全面的、科学的普通语法。这是在重大问题上具有创新性的观点，已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上古第一人称代词问题也是本时期的一个焦点。朱庆之《上古汉语“吾”“予/余”等第一人称代词在口语中消失的时代》（《中国语文》2012年第3期）指出，在上古时期，汉语有不止一个的第一人称代词在同时使用。后来，这些代词除了“我”，其余都退出了口语。这是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一个重要变化。然而，这个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一些学者曾作过粗略的推测，却一直没有认真的后续性研究。朱文尝试用语料库的资料和统计学的方法进行这一研究。研究仔细对比了本土文献和翻译佛经，发现在翻译佛经中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变化最晚在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已经结束。

朱红《春秋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称数问题研究》（《语文研究》2012年第3期）一文，以《仪礼》、《诗经·国风》、《国语》、《左传》为语料，分别探讨了春秋早期、春秋中期和春秋末期第一人称代词的称数情况，并得出结论：春秋早期和中期，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主体为“我”；春秋末期，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主体为“我”和“吾”。春秋汉语第一人称代词“我”、“吾”、“余（予）”都可兼表单复数语义，称数含义的理解对语境的依赖程度较殷商和西周汉语加大。春秋末期汉语中首次出现了借助名词辅助说明复数语义的“吾侪”这一形式。文章认为，这种新的复数表达形式是中古以后复数词缀产生的前提，在汉语称数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本时期另一个取得重要进展的是上古汉语量词研究，包括名量词和动量词。

名量词方面，姚振武《上古汉语个体量词和“数+量+名”结构的发展以及相关问题》（《中国语言学》第2辑，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一文，考察了上古汉语个体量词和“数+量+名”结构的产生和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文章认为，“（动）+名1+数+名2”中“名2”的位置是汉语名词量词化的开始。个体量词在殷商时期已有雏形存在。“数+量+名”结构在殷商时期已有迹象，在西周时期形成，东周以后完全成熟。在语义相同或相通基础上，不同的句法结构在语用平面的兼容性，是“数+量+名”结构产生的原因。文章还讨论了其他与汉语个体量词以及“数+量+名”结构的产生有关的观点。

姚振武《上古汉语名量词称量特征初探》（见徐丹主编《量与复数的研究——中国境内语言的跨时空考察》，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一文尝试结合地域性，大致考察上古汉语个体量词和集体量词的称量特征。文章认为，从地域性看，不同地域在名量词的使用上既呈现了明显的统一性，同时又有各自的地域特点。从称量特征看，又有三方面值得注意。一是不同的物品用同一个量词来称量；二是不同的量词可以称量同一种物品；三是同类的量词虽称量同类的物品，但各自对物品的选择似存在差异，不可简单互换。该文所做的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作者期待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文章观点能不断得到深化、补充，或者修正。

李佐丰《上古汉语的名量词》（见徐丹主编《量与复数的研究——中国境内语言的跨时空考察》，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一文认为，上古汉语的量词是前黏着的虚词，主要表示事体的计量单位或类别，经常附加在数词之后构成数量短语。数量短语跟定中短语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短语，定中短语是体词性短语，数量短语是修饰性的谓词性短语。上古量词可以分为两类：人工量词和天然量词。上古使用个体量词，是上古汉语的句法、语义特点造成的。

孟繁杰、李如龙的《量词“张”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中国语文》2010年第5期）则是对单个量词的具体考察。文章认为，“张”本义为“拉开弓”，动词，引申为“张开”，并由这一引申义虚化为量词，用于称量“可张开的事物”，具有较强的动作义，这一用法在先秦就已出现，至魏晋南北朝时有所发展。唐代“张”开始用于称量具有“平面义”特征的事物，这是量词“张”用法的转折，唐以后“张”的“平面义”越来越明显，“动作义”越来越微弱，到现代汉语中“张”已成为典型的“二维平面”量词。

动量词方面，殷国光、南北《上古汉语动量范畴的表达》（见徐丹主编《量与复数的研究——中国境内语言的跨时空考察》，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从动量表达的角度对上古汉语的动量范畴进行靠察，是较有创新性的。文章认为，上古汉语动量范畴的表达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用数词直接表达，这是最基本的表达方式；二是用数量短语表达，这是汉代产生的，在上古汉语中处于萌芽状态。上古时期数词直接表达动量有四种形式。该文从语义表达、句法层面、出现的语体三个角度，分别考察了上述四式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文章还对汉代的动量词进行了考察，并对早期动量词均出现在动词之后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关于汉语动量词的产生时代，历来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唐代等几种不同的意见。本时期一系列文章的看法大体趋于一致，即汉语动量词产生于西汉时期。杨剑桥《汉语动量词不产生于先秦说》（《语言研究》2009年第2期）认为，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动量词产生于先秦时代。但其例证全都不能成立，从出土文献看，动量词应当产生于西汉时代。魏兆惠、冷月《“动量词出现于先秦”说质疑兼论两汉时期的动量词》（《长江学术》2012年第2期）也认为，关于动量词的出现时间，前人所举先秦的例证多可商榷。有确凿的文献证明，西汉时期已经有了动量词，两汉时期的动量词数量共计已有十几个之多。

金桂桃《汉语动量词的产生》（《江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则就汉语动量词的产生的条件及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汉语中大多数动量词产生于“动+数”式，少数动量词产生于“数+动”式；能够进入前一种格式并发展成为动量词的词，在语义上必须与需要计量的动词紧密相关：包括近义关系、概括动作过程或表示动作行为结果等；后一种格式中的动词发展成为动量词的必要条件是：它与另一动词同时受一个数词修饰（即“数+V1V2”），且该句义主要由动词V2承担。汉语动量词产生的动因是受名量表示法的影响。文章最后还对动量词为什么首先产生于“动+数”式，且为什么大多数动量词都产生于这一表示法等相关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考。

本时期，关于上古汉语“而”的一组文章也很有新意。杨荣祥的《“两度陈述”标记：论上古汉语“而”的基本功能》（《历史语言学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编辑部编，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认为，上古汉语高频虚词“而”的基本功能是标志“两度陈述”，即“而”所连接的一定是两个陈述性成分，这两个陈述性成分可以分为两个分句，一个分句自然构成一项陈述；也可以合并在一个句子里，“而”连接的两个陈述性成分构成一个复杂的述谓性结构，这个复杂的述谓性结构包含两项陈述。以往研究认为“而”具有多种功能的说法是不可取的。“而”所连接的成分从词类属性看，不一定都是动词、形容词或主谓结构，还可以是名词性成分或所谓“介宾结构”，但这些名词性成分或所谓“介宾结构”都必定具有“陈述性”。“而”不连接“状语”和“中心语”，所谓“状语+而+中心语”，实际上也是“而”连接两项陈述，是一个连谓结构。汉语的虚词都应该有其最基本的功能，正确认识一个虚词，就是要准确认识它的基本功能。“而”的基本功能就是连接两项陈述。傅书灵则认为，古汉语“名而动”是“话题性主语+名+而+动”结构省去话题性主语之后，“名”向“动”贴近而形成的一种结构形式。起初“名而动”中的“名”主要是指人名词，随后扩展到专有名词、指物名词以及代词。“名而动”结构定型以后，人们可以在一般主谓结构中插入“而”构成“名而动”，就像在主谓结构中插入“则”、“之”构成“名则动”、“名之动”一样。“名而动”是简单的主谓陈述，是古汉语特有的一种逆情陈述结构（傅书灵《关于古汉语“名而动”的一点思考》，《中国语文》2010年第5期）。

本时期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还有：孙良明《谈高诱“注”解说受事主语句的表达功能、解释能力和先秦汉语受事主语句系统及古代汉语被动式的形成——兼质疑“（N）为（N）V”式指称说》（《汉语史学报》第9辑，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孙锡信《汉语趋向补语的形成过程》（《汉语史学报》第10辑，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法国国家科学院东亚语言研究所罗端《甲骨文和上古汉语文献中名词前“有”表复数的形式》（见徐丹主编《量与复数的研究——中国境内语言的跨时空考察》，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龚波《从假设句的否定形式看甲骨文中的“勿”、“弜”与“不”、“弗”之别》（《中国语文》2010年第2期）；大西克也《古汉语“来”类动词词汇使役句和句法使役句的语义差异》（郭锡良、鲁国尧主编《中国语言学》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刘子瑜《被动式带补语的历时发展——以“被”字句为例》（郭锡良、鲁国尧主编《中国语言学》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苏颖《古汉语名词作状语现象的衰微》（《语文研究》2011年第4期）；徐丹、贝罗贝《西汉初期的概数表达》（《历史语言学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编辑部编，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潘秋平《上古汉语双及物结构再探》（《历史语言学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编辑部编，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李小军《语气词“已”“而已”的形成、发展及有关问题》（《汉语史学报》第9辑，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龙国富《从“以/将”的语义演变看汉语处置式的语法化链》（同上）；等等。

本时期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国际合作迈出了新的步伐，其标志是《量与复数的研究——中国境内语言的跨时空考察》（商务印书馆）一书的出版。此书是法国学者徐丹主持的法国研究部项目（ANR-06-BLAN-0259）的具体成果。参加项目的学者来自法国、中国、美国、挪威、意大利以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曾于2009年7月5日在法国巴黎召开了“量与复数”国际研讨会。书中主要收录了包括社科院语言所姚振武在内的十多位中国学者的论文。该书围绕“量与复数”问题展开跨语言、跨时空考察，先从宏观的语言环境观察汉语，再从历时的角度了解汉语的演变，最后探讨现代汉语里所见到的现象。正如蒋绍愚所言，此书“各篇论文的作者都是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多姿多彩，美不胜收”，“有不少创新之处”，“会对汉语及东亚语言的研究起良好的推动作用”。

三年中，社科院语言所古汉语室主办了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古代汉语学术研讨会，这是一个以研究古汉语语法为主的有影响的全国性会议，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社科院语言所古汉语室是其常设主办者。

（二）训诂学研究

2010—2012年度的训诂学研究，主要包括应用训诂学和理论训诂学两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应用训诂学。应用训诂学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以中国古代文献语言为研究对象，以解释古代文献语义为中心任务，以因形求义、因声求义、以义求义（平行互证或比较互证）为主要方法的一门成熟的应用科学。一切以中国古代文献语言为研究对象和数据源的学科，如古文字学、汉语史、辞书学、文学、史学、哲学等都必须运用训诂学的资源和方法，这是应用训诂学顽强生命力的体现。但从另一方面看，应用训诂学又是理论训诂学发展的基础。王宁近些年一直致力发展语言学领域的训诂学，主张借鉴国外语言学的理念、方法和精神，把属于传统的训诂学改造为现代语言学意义的汉语词汇语义学。这应该是训诂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而出土文献尤为热点。出土文献训诂研究则以战国秦汉简帛的字词考释为重点，主要成果为出土文献的整理校释的专著和考释个别字词的单篇论文。传世文献训诂既有以传统研究方法为主的训诂专书的研究和断代词汇研究，也有以语义场理论为指导，以义素分析法为主要方法对专书词汇书语义系统做共时研究或对特定语义场（概念场）的历时研究。

2010—2012年度，应用训诂学有一批出土文献整理发表，立即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辑（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二辑（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三辑（中西书局2012年版）。《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和（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围绕这些新出土文献召开了一些研讨会。如：“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18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孟蓬生、王志平参加会议并发表了论文；“中国文字学会第六届学术年会”；“《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国际学术研讨会”，孟蓬生、王志平参加了会议，并分别提交了论文；“岳麓书院藏秦简（叁）国际学术研读会”；“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19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语言所主办的“出土文献与汉语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学论坛）”，姚振武、孟蓬生、王志平、张洁出席并提交论文。

除研讨会之外，出土文献训诂方面也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楚地出土战国简册研究丛书”共十册，是国家“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是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中《战国楚简地名辑证》（吴良宝著）；《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曹建国著），《战国楚竹书〈周易〉研究》（陈仁仁著），《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虞万里著），《新出楚简研读》（陈伟著），《楚简文字研究》（萧毅著），《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丁四新著），《新蔡葛陵楚简初探》（宋华强著），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编《古代简牍保护与整理研究》（中西书局2012年版），台湾学者苏建洲《楚文字论集》（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裘锡圭学术文集（1—6）》（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都有大量涉及字词的考释，是一批值得关注的成果。陈斯鹏著《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是第一部全面深入进行汉语断代分域语料字词关系研究的学术专著，有不少创获。

还有一批对先前出土文献进行重新整理的校释类和纂集类成果。陈伟主编《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武汉大学出版社）取得了大量重要的进展。此外这方面比较重要的成果有张显成、周群丽《尹湾汉墓简牍校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刘信芳《楚简帛通假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萧圣中《曾侯乙墓竹简释文补正暨车马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朱晓雪《包山楚墓文书简、卜筮祭寿简集释及相关问题研究》（吉林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徐在国《楚帛书诂林》（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出土文献的材料多可以跟传世文献对读，用来解决传世文献的疑难问题。黄灵庚《楚辞与简帛文献》（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运用战国楚地出土的简帛文献、秦汉简帛文献以及战国时期楚帛画、楚文物等新材料，对传世《楚辞》十七卷作品，从文字、文学、文化、宗教、历史等方面进行全面研讨，为新时期《楚辞》研究开拓新途径。

在传世文献研究方面也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如：“中国训诂学研究会2010年学术年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语言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传统语言学研讨会”；由西南交通大学主办的“海峡两岸2011年文献与方言研究学术研讨会”等。

在传世文献训诂方面也出版了一些重要著作。华学诚《扬雄〈方言〉校释论稿》（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对历代校注，包括成书或未成书的条校条释，进行了逐一考察和全面研究，采用“总分总”相结合的结构，首次系统地构建了《方言》研究史。《〈方言〉与扬雄词汇学》、《〈扬雄集〉词汇研究》、《〈法言〉〈扬雄集〉词类研究》、《两汉方言词研究》在穷尽材料的基础上，通过重点作家作品考察两汉方言词面貌及其与通语的对应关系。萧旭《群书校补（全四册）》（广陵书社2011年版）汇集了作者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主要是敦煌文献）的校正和考释，其中有不少精辟的见解。

关于理论训诂学。学者比较注重借鉴语义场理论和义素分析法发展汉语的词汇语义学理论。较有创见和影响的是王宁的两篇论文和杨琳的一本专著。王宁《谈训诂学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认为：训诂学有三个不同的发展方向：一是作为文献学工具学科的应用训诂学，二是进入语言学领域的训诂学，三是向解释学发展的训诂学。这是由训诂材料的综合性决定的，无须把多元的角度对立起来。但她本人近些年一直致力发展语言学领域的训诂学，主张借鉴国外语言学的理念、方法和精神，把属于传统的训诂学改造为现代语言学意义的汉语词汇语义学。王宁《训诂学对义素分析法的证明与应用》［《历史语言学研究》（第5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对当前“义素”概念的两种解释作了分辨，运用古代训诂材料中的“义素结构式”和汉语双音构词中的“义素析出”现象对义素的实体性加以证明，对“义素仅仅是理论上的假设现象”的说法提出了批评。杨琳《训诂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是应用训诂学的理论总结。该书将训诂方法分为静态训诂方法和动态训诂方法两类，共总结出12种训诂方法，较之传统训诂学分类为细，有利于初学者理解和掌握一些基本的训诂学知识和适用的训诂学技巧。

（三）汉语文字学与出土文献学研究

2010—2012年度是古文字学以及出土文献成果丰硕的一个时期。

这几年，公布了一些重要资料，其中最重要的首推李学勤主编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贰）（叁）（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还有马承源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九）（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些资料相继出版，为古文字学特别是楚文字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具有重要的意义。

学术界颇为关注的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藏秦汉竹书，这几年也逐步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朱凤瀚等于《文物》2011年第6期、2012年第6期分别概括简介了北京大学所藏西汉竹书、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等的有关情况，对于研究秦汉简书文字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最早推出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也已正式出版，学者可以借此一睹现今篇章结构最为完整的出土《老子》古本。

收藏秦简的另外一个重要单位岳麓书院，近年也陆续公布了岳麓秦简的部分内容。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贰）（上海辞书出版社）相继面世，对于研究秦系文字等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甲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刻辞类纂》（线装书局2011年版）、《甲骨拼合续集》（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肆）（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等分别出版和刊登了各地有关单位收藏的甲骨文以及战国与三国吴简牍等，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我们应当感谢这些出土文献的收藏单位，能够及时准确地向学术界提供高质量的整理成果，为学术界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支持。尤其需要表彰的是以李学勤为首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团队，他们以每年一本的速度，优质高效地推出系列整理成果，有力地保障了学术界继续跟进研究。这种急学术界之所急，想学术界之所想，公而无私，勇于奉献的精神值得其他有关收藏单位学习和效仿。

作为本学科重要的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裘锡圭主办的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陈伟主办的简帛网，为相关讨论和深入研究，提供了公开的学术平台，促进了学术繁荣。

以出土文献的收藏、整理和研究为基础，古文字学和出土文献研究呈现出中心开花，多头并进的现象。其中分别以李学勤、裘锡圭、吴振武、曾宪通、陈伟、黄天树、黄德宽为首的各科研团体，成为古文字学和出土文献研究的中坚力量。

2010年10月、2012年10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十八届、第十九届年会相继在北京、上海举行。会前出版了《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辑）》（中华书局2012年版）等专辑。内容涉及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汉简帛等方方面面，论文数量日益众多，学科成员渐趋庞大，成为该学科成熟壮大的标志性事件。此外，如（台湾）“中国文字编辑委员会”主编新《中国文字》、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主编《出土文献研究》、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编《出土文献》、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主编《中国文字研究》、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编《简帛》、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主编《简帛研究》等专业学术刊物，也为古文字学和出土文献研究提供了广泛的学术阵地，为学术研究的繁荣昌盛作出了贡献。

作为古文字学和出土文献研究的代表人物，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的出版成了这一学科的里程碑式作品。

总结2010—2012年古文字学以及出土文献研究的特点，可以说是全面开花，重点结果。徐在国《楚帛书诂林》（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李宗焜《甲骨文字编》（中华书局2012年版）、陈斯鹏《新见金文字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白于蓝《战国秦汉简帛古书通假字汇纂》（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在总结近些年新资料、新研究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更上层楼。对于古文字学的工具书如何及时吸收新材料、新成果、新观点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基础的整理工作永远是最重要的，无论是甲骨缀合还是竹简编连，都仍然有一批学者从事着这些基础工作，如清华简、上博简、北大简、岳麓简、里耶简、花园庄东地甲骨等，都还有不少研究集中于新出土资料的整理与考释，这仍然是本学科的学术热点。但是，古文字学和出土文献研究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也逐步提上了议事日程。2012年11月3—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哲学学部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学研究论坛”——出土文献与汉语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就是一个证明。

随着出土文献资料的日渐丰富以及古文字学自身的迅猛进展，楚文字与秦文字研究（尤其是简帛研究）逐渐占据了古文字研究的前沿，目前已成燎原之势，相当一段时期内还会持续下去。令人瞩目的尤属出土楚简文字，有上下文例可循，有些有传世文本可供对照。这是从孔壁中经、汲冢竹书发现以来千载难逢的机会，李学勤呼吁尽可能快、好、齐备地发表材料，解决一些关键性的字和意义，还请语言学界好好总结通假字的规律等，他的敏锐观察值得我们大家重视。

古汉语室集体编著的《简帛文献语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董琨《汉字发展史话》（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中国汉字源流》（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王志平《简帛拾零——简帛文献语言研究丛稿》（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等研究成果，都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近些年来，本学科的研究方向逐渐从传世文献语法研究转向出土文献综合研究，尤其是在古文字学和简帛研究方面，孟蓬生、王志平等成果丰硕，颇具影响。在古文字学与出土文献研究方向上，王志平承担的院重点课题“出土文献与先秦两汉方言地理”，计划利用出土文献资料研究先秦两汉方音，尤其是其中的特殊音转关系。该课题已于2012年3月正式完成并结项，被评为优秀成果。

应当承认，古文字学和出土文献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有不少探讨仍然太过局限于单个的字词考释，一字之释，洋洋万言的情况屡见不鲜。对于古文字学和出土文献研究整体性和规律性的探讨相对少见。聚焦只字片言，忽视整体全篇，不见森林，目无全牛，对于学科的发展和进步尤为不力，这一点值得有识之士清醒和警惕。

此外，我们还要冷静地看到，古文字学和出土文献研究有被新材料裹挟前进的倾向——一个学术热点还未冷却，大家又蜂拥着扑向另一个学术热点。热点转换过于频繁，缺乏沉潜、精进的学术态度。简单的“短平快”论文过多，真正的学术难点反而无人涉及。不少初级研究重复劳动，以致沦为数量竞赛。面对出土文献的炒作热潮，一些学者头脑发热，缺乏冷静，以致某些假货赝品竟然鱼目混珠、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学术园地，令人痛心。在眼球经济时代，如何保持自己内心纯净，拷问着我们每一个研究者的学术良知。

（四）音韵学研究

汉语音韵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三年来随着研究理论的不断更新、新的研究材料的不断发掘、研究手段和方法的不断改进，音韵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三年间共召开了两次全国音韵学会年会。2010年8月，中国音韵学会第十六届年会在山西大学召开，参会学者160余人，会议主题是纪念“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暨高本汉在山西大学执教并调查方言一百周年”。宁继福发表了题为“团结，奉献，为繁荣祖国的音韵学继续前进”的讲话，山西大学成立了“高本汉研究中心”。会议收到论文159篇，与会学者就高本汉研究、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山西方言与其他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与域外汉字音等问题展开讨论。中国音韵学研究会进行了换届选举，乔全生当选为会长，杨军为秘书长，刘广和为学术委员会主任。

2012年8月，厦门大学举行了中国音韵学会第十七届学术年会、汉语音韵学第十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黄典诚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150人与会，递交论文154篇，内容包含黄典诚学术思想、汉语方言、上古音研究、中古音研究、近代音研究五个方面，充分展示了当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最高水平和最新面貌。其中，上古音研究的材料与方法、台湾学者的音韵学与诗词韵律研究以及近代汉语语音文献的新开拓等议题引起较多学者的关注与讨论。

2011年10月，华中科技大学举办了第三届汉语历史音韵学高端论坛，2012年10月13日，温州大学举办了第四届汉语历史音韵学高端论坛，与会代表分别从方言语音、古诗词戏曲的韵律、《中原音韵》的语音、文献材料的汉语史价值、中古音的构拟、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三年来的主要学术成果：上古音研究比较重视对出土文献资料和古文字材料的应用。《秦汉楚方言声韵研究》（杨建元，中华书局2011年版）系统整理了马王堆帛书中的借字与被借字、扬雄《方言》中的楚方言标音字，通过与《诗经》音系、《淮南子》音系的比较，对秦汉时期楚方言的声母、韵部系统作了研究。

《蒋藏本〈唐韵〉研究》（徐朝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通过将蒋藏本《唐韵》与其他韵书的细致比较，以翔实准确的数据，证明了蒋藏本《唐韵》与《切韵》系列韵书有同源关系。《蒋藏本〈唐韵〉研究》旁征博引，胪陈了丰富的文献材料，考察了历史文献中《唐韵》相关资料近百种，借鉴前辈学者的研究方法，对蒋藏本《唐韵》现存州、郡、县名进行更为周密的梳理，得出了与前贤不同的结论，即提出蒋藏本《唐韵》当是开元本。而《倭名类聚抄》、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等书征引的“孙愐”或“唐韵”方是天宝本《唐韵》。该书还对敦煌文献中的若干韵书残卷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音韵学与方言学的结合是近年来音韵学研究的热点，《宋代四川语音研究》（刘晓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提出了两个假说：一是比较了宋代蜀方言和闽方言的语音特征，指出两者存在亲密关系的假说；二是比较了宋代四川方音和现代四川方音，发现两者相似度很低，根据南宋末年战争和移民现象，提出“宋元四川方言历史断层说”。

《中原官话音韵研究》（段亚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以中原官话154个方言点的材料为依据，以中古、近代有关中原官话的音韵文献为历史参照，在历时发展和共时特征的二维平面上对中原官话语音分化、组合的规律进行了探讨。认为自主音变是中原官话语音演变的主要形式，接触演化只是在个别方面起了补充作用。

利用域外语音资料研究近代音的主要有《〈四声通解〉今俗音研究》（孙建元，中华书局2010年版），《四声通解》的“今俗音”反映了当时北方汉语语音系统、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来龙去脉、北京话的形成等问题，该书以《四声通解》今俗音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原音韵》、《洪武正韵》等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对人们了解16世纪的汉语官话音有一定的价值。

《日本汉语音韵学史》（李无未，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日本汉语音韵学史的著作，论述了日本汉语音韵学各个发展时期的特点和历史贡献，分专题对日本汉语音韵学发展的脉络进行了梳理，全面展现了日本汉语音韵学的真实面貌。对日本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汉语音韵学著作进行了介绍和客观评述；也有选择地对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流派和代表人物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其与中国学术的渊源关系及学术差异，也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汉语的历史探讨：庆祝杨耐思先生八十寿诞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是其弟子朋友自发组织，撰写学术论文成集，为著名语言学家杨耐思祝寿。论文内容涉及古代及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等。

《郑张尚芳语言学论文集》（郑张尚芳，中华书局2012年版）收入作者几十年来发表于各个杂志的论文50余篇，涉及方言学、音韵学、民族语言学、语言比较等各方面。特别是在方言学和语言比较上，作者有独到的视角和方法，提出自己的理论和研究结果，对研究中国语言的学者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五）国内外学科前沿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代表作

国内主要代表人物及代表作：

吕叔湘，代表作《吕叔湘文集》。

王力，代表作《王力文集》。

裘锡圭，代表作《裘锡圭学术文集》。

王宁，代表作《训诂学原理》，《训诂与训诂学》。

国外主要代表人物及代表作：

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代表作《威廉·冯·洪堡的语言哲学研究》，《中国古典语法研究》，《中国传统语言与逻辑》。

阿兰·贝罗贝（Alain Peyraube），代表作《汉语历时句法——给予式的演变》，《古汉语虚词词义》（与AndréLévy合作），《上古汉语疑问代词的发展与演变》。

三　学科建设状况

语言研究所古汉语室古汉语语法学水平在国内外处于领先位置。

目前姚振武作为首席研究员正主持并实施院创新工程《上古汉语语法、训诂、音韵、文字及文献的综合研究》，执行研究员有孟蓬生、王志平、张洁。

孟蓬生、王志平两人应邀承担了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秦简帛综合整理与研究”语言学专题的研究任务。

目前主要学术成果：姚振武的专著《上古汉语语法史》，论文《上古汉语动结式的发展及相关研究方法的检讨》（《古汉语研究》2013年第1期）；孟蓬生的论文《副词“颇”的来源及其发展》，《〈莊子·在宥〉“喬詰卓鷙”試解》（《历史语言学研究》第5辑），《〈楚居〉所见楚王名考释二则》（《清华简研究》第一辑，中西书局2013年版）；王志平：论文《〈语丛〉遗秉》（《简帛》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清华简〈皇门〉异文及相关问题》（《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五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清华简〈皇门〉异文与周代的朝仪制度》（《清华简研究》第一辑，中西书局2012年版）；张洁：论文《〈银雀山汉简〉、〈张家山汉简〉与〈马王堆帛书〉通假字声母特征的比较》、《〈银雀山汉简〉、〈张家山汉简〉与〈马王堆帛书〉韵部特征的比较》。

四　学科发展前景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上古汉语语法、训诂、音韵、文字及文献的综合研究》为主要抓手，本学科将在现代语言学理论指导下，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语言为研究资料，运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比较与考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语法学、训诂学、古文字及古文献学、音韵学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力争对上古汉语的认识更为全面深入，促进学界对汉语独特语言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高度关注，促进汉语语法研究者主体意识的振兴。同时积极加强学科建设，吸收或培养优秀青年人才充实学科队伍。

（语言研究所　姚振武　孟蓬生　王志平　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