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况

（一）学科历史沿革

历史语法与词汇学是汉语研究中比较年轻的学科。20世纪40年代以来，吕叔湘、王力、蒋礼鸿、太田辰夫等老一辈学者做了许多极具开创性的研究。1977年，为了加强唐五代以后汉语的研究，经吕叔湘先生提议，语言研究所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人员由原现代汉语研究室的刘坚、范方莲，古代汉语研究室的周定一、杨耐思、廖珣英、蓝立蓂、钟兆华等组成，周定一任室主任。此后，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张惠英、张渭毅、吴福祥、赵长才、祖生利、李明、杨永龙、陈丹丹等陆续加入。周定一、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相继担任室主任。

近代汉语研究室成立后，在吕叔湘先生的指导下，学者们积极开展了对唐五代以后汉语历史演变的研究，80年代、90年代在近代汉语语法、词汇、语音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刘坚、钟兆华、廖珣英、蓝立蓂、白维国等人对近代汉语白话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刘坚、江蓝生、曹广顺、吴福祥等人的近代汉语虚词、句法的研究，周定一、白维国、江蓝生、张惠英、曹广顺等人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和辞书编纂，杨耐思等人的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等，确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在国内乃至国际近代汉语研究领域的领跑地位，成为推动近代汉语学科兴起和走向成熟的一支中坚力量。

2002年起，近代汉语研究室更名为历史语言学研究二室。2003年9月，以历史语言学研究二室为依托，建立了院“历史语法与词汇学”重点学科，学科负责人为江蓝生和曹广顺研究员，成员包括姚振武、吴福祥、杨永龙、赵长才、祖生利、陈丽、李明等。21世纪以来，学科继续保持在近代汉语研究领域的整体优势，在语法研究方面的优势尤为突出。近年来学科大力倡导的语法化、词汇化和语言接触研究，已经成为现阶段汉语史研究领域的热点。学科开展了多项重要课题的研究，如汉语断代语法史研究、中古译经语法研究、语法化理论和实证研究、汉语史中语言接触问题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同汉语方言接触现状研究、近代汉语词源研究、空间词语和关系名词及言说义动词等的语义演变研究、《近代汉语大词典》的编纂等，目前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出版《〈祖堂集〉语法研究》、《敦煌变文12种语法研究》、《〈朱子语类辑略〉语法研究》、《〈刘知远诸宫调〉语法研究》、《〈元典章·刑部〉语法研究》等系列断代专书语法研究著作，以及《近代汉语探源》、《近代汉语研究新论》、《中古汉语语法史研究》、《〈晏子春秋〉词类研究》、《语法化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朱子语类〉完成体研究》、《汉语史论稿》、《元代汉语语法研究》等多部专著，合作编写了《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主编《汉语史上的语言接触问题》、《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一—五）》、《汉语时体的历时研究》等论文集，同时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学术论文。

2012年历史语法与词汇学科的“汉语语法史研究”项目获准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明确了未来五年学科研究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将有力地推进学科研究，进一步巩固学科在相关研究领域的优势，引领学科发展的方向和潮流。

21世纪以来，学科先后完成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院重大、重点课题。目前学科承担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语语言接触史研究”（曹广顺主持）、重点项目“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汉语同阿尔泰语接触的历时和共时研究”（祖生利主持）、一般项目“侗台语中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的变异”（吴福祥主持）以及中法合作研究项目“语言接触、语言演变以及汉语类型学：历史和共时的角度”（贝罗贝、曹广顺主持）等多项课题。

（二）学科队伍建设

语言所“历史语法与词汇学”重点学科以历史语言学研究二室（原近代汉语研究室）为依托。目前学科主要成员共十人，包括院学部委员一人，研究员六人，副研究员两人，助理研究员一人，其中博士生导师四人，硕士生导师两人。

学科带头人江蓝生和曹广顺研究员是著名汉语史学家，国内汉语史研究领域领军性的人物。学科其他成员也多为各自研究领域里有重要影响或有所建树的学者，研究成果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学科带头人和主要成员都有长期在海外进修、学习或合作研究的经历，经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国际同行联系十分密切，对国外相关研究的现状相当了解。学科队伍稳定，成员年龄结构合理，能够保证学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持续、稳定地发展。

（三）重要研究成果

20世纪40年代，吕叔湘先生发表《释您，俺，咱，喒，附论们字》（1940）、《论底、地之辨兼及底字的由来》（1943）等系列论文，开创了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这一崭新的领域。

80年代，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江蓝生补，1984）一书堪称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典范之作，被誉为“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里程碑”（梅祖麟语），对后来的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特别是虚词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刘坚《近代汉语读本》（1985）是第一部比较全面地介绍近代汉语白话资料的著作，已成为治近代汉语必读的入门书。在此基础上，他与北京大学蒋绍愚主编的三卷本《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1990、宋代· 1992、元明·1995）为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1988）则是中古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部“了不起的著作”（郭在贻语）。

90年代，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近代汉语虚词研究》（1992）代表了当时近代汉语虚词研究的最高水平。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1995）首次对近代汉语助词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演变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描写、分析，探讨了汉语助词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奠定了汉语时体助词历时研究的基础。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1996）是较早的一部近代汉语专书语法研究著作，对敦煌变文的语法系统进行了全面描写和细致分析，并作了共时和历时比较。江蓝生、曹广顺《唐五代语言词典》（1997）是一部“既注重学术性，又兼顾实用性的令人耳目一新”（张永言、董志翘语）的高水平的断代汉语词典。

80—90年代，学科成员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前沿性的学术论文，如刘坚《试论“和”字的发展，附论“共”字和“连”字》（1989）、江蓝生《说“麽”与“们”同源》（1995）、《汉语使役与被动兼用探源》（1999）、《处所词的领格用法与结构助词“底”的由来》（1999）、曹广顺《魏晋南北朝到宋代的“动+将”结构》（1990）、吴福祥《从“VP-neg”式反复问句的分化谈语气词“麽”的产生》（1997）等。刘坚、曹广顺、吴福祥《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1995）、江蓝生《助词“似的”的语法意义及其来源》（1992）、《从语言渗透看汉语比拟式的发展》（1999）是汉语史研究领域较早涉及语法化问题和语言接触问题的重要文章。

21世纪前10年，学科研究的重点集中于语法化和语言接触问题两大方面。重要成果如江蓝生《近代汉语探源》（2000）、《近代汉语研究新论》（2008）、曹广顺《中古汉语法史研究》（与遇笑容合著，2006）、吴福祥《汉语语法化研究》（2005）、《语法论丛》（2009）、杨永龙《汉语史论稿》（2009）、祖生利《元代汉语语法研究》（与李崇兴、丁勇合著，2009）等著作中收录的相关论文，如江蓝生《时间词“时”和“後”的语法化》（2002）、《跨层非短语结构“的话”的词汇化》（2004）、《“VP的好”句式的两个来源——兼谈结构的语法化》（2005）、《句式省缩与相关的逆语法化倾向——以“S+把+你这NP”和“S+V+补语标记”为例》（与杨永龙合著，2006）、《概念叠加与构式整合——肯定否定不对称的解释》（2008），曹广顺《中古译经中的处置式》（与遇笑容合著，2000）、《重叠与归一——汉语语法历史发展中的一种特殊形式》（2004）、《再谈中古译经与中古汉语语法史研究》（与遇笑容合著，2007）、《元白话特殊语言现象再研究》（与陈丹丹合著，2009），吴福祥《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2003）、《汉语语法化演变的几个类型学特征》（2005）、《关于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2007）、《南方语言正反问句的来源》（2008）、《南方民族语言关系小句结构式语序的演变和变异——基于接触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分析》（2009），杨永龙《句尾语气词“吗”的语法化过程》（2003）、《从稳紧义形容词到持续体助词》（2005），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中助词的特殊用法》（2002）、《元代的蒙式汉语及其时体范畴的表达——以直译体文献研究为中心》（2007）、《试论元代的“汉儿言语”》（2009），以及赵长才《结构助词“得”的来源与“V得C”述补结构的形成》（2002）、《中古汉译佛经中的后置词“所”和“边”》（2009），李明《汉语表必要的情态词的两条主观化路线》（2003）、《从言语到言语行为》（2004）、《从“容、许、保”等动词看一类情态词的形成》（2008）等。

（四）优势与不足

自1977年近代汉语研究室成立起，在吕叔湘先生指导下，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语言所历史语法与词汇学科逐渐形成了规模和群体优势，确立起了在全国乃至国际汉语史学界的领先地位，是公认的海内外最强大的汉语历史语法和词汇研究群体之一，在推动学科兴起、发展、成熟和引导学科研究走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着研究室成员的新老交替，学科继续保持着整体优势，在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方面的优势尤为突出。“历史语法与词汇学”重点学科建立后，优化了学科的结构和资源配置，进一步强化了学科在汉语语法史研究方面的优势。目前，学科的中古译经语法研究、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语法化和语义演变研究、语言接触研究等在国内占据领先地位。

学科通过定期主办全国性的“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1982年起，已举办15届），以及“语法化问题讨论会”（2001年起，已举办6届）、“汉语史中的语言接触问题研讨会”（2005年起，已举办5届）等专题研讨会等形式，引领和推动了学科的发展。并通过与北京大学、台湾“中研院”轮流主办“海峡两岸汉语语法史研讨会”（2000年起，已举办7届），邀请欧美国家及中国港台地区学者来所访问、讲学等形式，密切了与海外同行的学术联系，扩大了学科在海外的学术影响。

2008年起，学科编辑出版了历史语言学研究的专门刊物——《历史语言学研究》（每年一辑，已出版五辑），不仅为本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吸引国内外学者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同时也增强了学科在本领域内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当前，学科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相对于历史语法研究力量的雄厚，历史词汇、语义方面的研究力量比较薄弱，亟待引进一至两名这方面的人才，以弥补学科布局上的不均衡。此外，在历史语法研究方面，传统的上古汉语语法研究优势不太明显，今后需加大这方面的研究队伍建设，形成自己的上古汉语语法研究特色。

二　学科前沿动态

2010—2012年三年间，汉语历史语法与词汇学研究发展迅速，发表了大量论著，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均较以前有较大提高。既有对具体语言事实的挖掘和分析，也有对规律的探索，理论性和全局性的思考明显增强。对出土文献等新材料的研究和利用日益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借鉴西方语言学的新近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历史语法、语义问题，研究视野更加开阔，视角更为多样。

（一）汉语历史语法研究

1.上古和中古汉语语法研究

2010—2012年，上古和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显著特点是：成果丰富，论著质量和总体研究水平较以往有较大提高；研究领域和对象不断扩大；出土文献和汉译佛经材料愈益受到重视；理论探讨的风气渐趋浓厚，类型学、语法化、语义地图等新的理论方法越来越多地运用到上古、中古汉语语法研究中；学术争鸣和学术批评更加活跃，围绕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形成多种观点彼此激烈交锋的讨论热潮，为学科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气。

词类研究。实词研究方面，沈家煊《关于先秦汉语名词和动词的区分》（《中国语言学报》第15期，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对先秦汉语名词和动词这两个最为重要的词类，从新的视角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分析。刘道锋《〈史记〉动词系统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和李艳红《〈汉书〉单音节形容词同义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分别对《史记》的动词系统和《汉书》中单音节形容词同义关系做了考察。林晓恒《中古汉语方位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则对中古时期的汉语方位词系统进行了深入探讨。张赪《类型学视野的汉语名量词演变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从类型学视野切入，讨论了汉语量词系统的发展和汉语分类词范畴的确立，系统描写了各个时期汉语量词的发展情况。虚词研究方面，李明晓《战国楚简语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张显成主编《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简帛虚词研究专题》（第4辑，巴蜀书社2010年版）、张玉金《出土战国文献虚词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都是以出土文献为对象，对其中的虚词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专著。高婉瑜《汉语常用假设连词演变研究——兼论虚词假借说》（台湾学生书局2011年版）从历时演变的角度对汉语假设连词的发展进行了探讨。其他一些重要的论文，有朱庆之《上古汉语“吾”“予/余”等第一人称代词在口语中消失的时代》（《中国语文》2012年第3期）、谷峰《上古汉语“诚”“果”语气副词用法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语文》2011年第3期）、王继红和陈前瑞《副词“方”多种时体用法的关系》（《中国语文》2012年第6期）、杨荣祥《“两度陈述”标记：论上古汉语“而”的基本功能》（《历史语言学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赵长才《中古汉语选择连词“为”的来源及演变过程》（《中国语文》2011年第3期）、《“宁可”在中古译经中的助动词用法及其发展》（《历史语言学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李佐丰《上古汉语的“也”和句子分析》（《历史语言学研究》第4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张玉金《出土战国文献中的语气词“乎”》（《语文研究》2010年第2期）、《出土战国文献中的语气词“矣”》（《语言科学》2010年第5期）、梁银峰《古汉语的标补词“夫”初探》（《古汉语研究》2011年第2期）、董秀芳的《上古汉语议论语篇的结构特点：兼论联系语篇结构分析虚词的功能》（《中国语文》2012年第4期）等。

句式和句型研究。代表性成果有余霭芹《语法的纵横研究：甲骨文、古代文献与方言里的“有”》（《中国语言学集刊》第4卷第2期，中华书局2011年版）、大西克也《从“领有”到“空间存在”——上古汉语“有”字句的发展过程》（《历史语言学研究》第4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以及石慧敏《汉语动结式的整合与历时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潘秋平《上古汉语双及物结构再探》（《历史语言学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和《从语义地图看上古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历史语言学研究》第4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赵长才《也谈中古译经中“取”字处置式的来源——兼论“打头破”、“啄雌鸽杀”格式的形成》（载遇笑容、曹广顺、祖生利编《汉语史中的语言接触问题研究》，语文出版社2010年版）、松江崇《古汉语疑问宾语词序变化机制研究》（日本好文出版社2010年版）、杨荣祥《上古汉语连动共宾结构的衰落》（《中国语言学》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

2.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2010—2012年，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重点仍集中在虚词或特定词类的研究和重要句式的研究两个方面。特点是，不少成果在注重描写的同时，更加注重对语法演变机制和动因的探讨，同时注意语法演变的时间、地域和社会人文等因素；在注重句法探索的同时，更加注重语义研究。

虚词研究方面，副词的研究仍受到关注，如雷冬平、胡丽珍《时间副词“正在”的形成再探》（《中国语文》2010年第1期）、胡静书《揣测情态副词“恐怕”的形成》（《汉语史学报》第11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张秀松《语气副词“到底”的历史形成》（《古汉语研究》2012年第1期）、董秀芳《“未X”式副词的委婉用法及其由来》（《语言科学》2012年第9期）等。连词的研究一向比较薄弱，近年来的一些成果对此有所弥补，如席嘉《近代汉语连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是第一部较为全面地分析近代汉语连词的专著。其他虚词研究论著还有田春来《〈祖堂集〉介词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版）、盛益民《论指示词“许”及其来源》（《语言科学》2012年第3期）等。

句式和结构研究方面，被动句、处置式、动补结构、比较句、判断句、疑问句等仍然受到较多关注。重要论著有蒋绍愚《受事主语句的发展与使役句到被动句的演变》（《汉语史学报》第11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朴乡兰《汉语“教/叫”字句从使役到被动的演变》（《语言科学》2011年第11期）和《“处所类”把字句的演变》（《语言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5期）、张赪《汉语语序的历史发展》（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董守志《东汉—元明否定判断句演变之研究》（《古汉语研究》2011年第1期）、傅惠钧《略论近代汉语“VnegVP”正反问》（《语言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5期）等。其他句式和句型研究，如梅祖麟《近代汉语“打—V”的形成过程与产生年代》（《历史语言学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江蓝生《“好容易”与“好不容易”》（《历史语言学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崔应贤《汉语动词重叠的历史考察》（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俞理明和吕建军《“王冕死了父亲”句的历史考察》（《中国语文》2011年第1期）、崔山佳《“V在了N”等格式历时考察》（《中国语言学报》第15期，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等。

此外，还有一些近代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成果，如贾燕子《从〈荔镜记〉看明代泉州方言的处置式》（《汉语史学报》第11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等。

（二）汉语词汇史研究

以往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多侧重于疑难词语的考释，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近年来运用词汇学、语义学等理论探求汉语词汇和语义演变的系统性和规律的论著逐渐增多起来。2010—2012年期间，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

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方一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两部力作。《中古汉语词汇史》首先对中古汉语词汇研究进行了综述，然后分别讨论复音词、单音词、虚词，最后分中古词汇的意义系统、中古成语的发展、中古汉语词汇与外族文化、中古常用词演变、中古汉语词汇的研究方法五方面做专题论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资料宏富，论述全面，也是一部综览性的著作。此外，《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汪维辉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在汉语词汇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重要的文章有蒋绍愚《词汇、语法和认知的表达》（《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4期）、江蓝生《语词探源的路径——以“埋单”为例》（《中国语文》2010年第4期）、汪维辉和秋谷裕幸《汉语“站立”义词的现状与历史》（《中国语文》2010年第4期）、张雁《从物理行为到言语行为：嘱咐类动词的产生》（《中国语文》2012年第1期）、汪维辉和顾军《论词的“误解误用义”》（《语言研究》2012年第3期）、黄树先《来自“出来”的“言”语义探索》（《语言研究》2012年第3期）和《比较词义与文献释读》（《语文研究》2012年第3期）。

其他探讨一类词的语义演变的，有王毅力和徐曼曼《汉语“咬啮”义动词的历时演变及原因》（《语言科学》2011年第2期）、董正存《“完结”义动词表周遍义的演变过程》（《语文研究》2011年第2期）、帅志嵩《“杀”的语义演变过程和动因》（《语言科学》2011年第4期）、尹戴忠和赖积船《“斜视”概念场的历时演变研究》（《古汉语研究》2012年第1期）、徐时仪《〈朱子语类〉知晓概念词语类聚考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等。

专书词汇研究方面，如王云路和徐曼曼《试论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的语言学价值》（《语言研究》2011年第2期）、汪维辉《〈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与〈训世评话〉的词汇差异》（《语言研究》2011年第2期）等。

这期间还发表了大量的具体词语考释的文章，如李申《“虎口”讳语说补证》（《中国语文》2011年第1期）、汪维辉《再说“举似”》（《古汉语研究》2011年第2期）、周志锋《〈越谚〉方俗字词选释》（《中国语文》2011年第5期）、徐时仪《〈朱子语类〉词语考》（《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孟蓬生《“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核诂》（《语文研究》2012年第2期）、陈治文《释“额手”“额手称（相）庆”“以手加额”》（《中国语文》2012年第4期）等。

（三）语法化研究

2010—2012年，汉语语法化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颇有价值的成果。其中，词汇语法化的历时个案研究仍是研究的重点，同时，构式语法化的研究开始受到更多、更深入的关注。此外，共时语法化研究、语法化理论的探索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等方面也都有新的收获。一些学者试图从汉语出发，概括语法化过程中的一些规律，探索语法化过程涉及的句法机制，探求影响语法化的内外部因素。在研究方法上，类型学与语法化的深度结合、形式句法学与语法化的结合，语义图模型与语法化研究的结合成了这三年语法化研究的最大亮点。

词汇或构式语法化的个案研究，重要的文章有吴福祥《东南亚语言“居住”义语素的多功能模式及语法化路径》（《民族语文》2010年第6期）、张国宪和卢建《助词“了”再语法化的路径和后果》（《语言科学》2011年第4期）、江蓝生《汉语连—介词的来源及其语法化的路径和类型》（《中国语文》2012年第4期）、董秀芳《话题标记来源补议》（《古汉语研究》2012年第3期）、玄玥《“见”不是虚化结果补语》（《世界汉语教学》2010年第1期）、王健《苏皖方言中“掉”类词的共时表现与语法化等级》（《语言科学》2010年第2期）、邢向东《陕北神木话的助动词“敢”及其语法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等。

构式语法化研究，代表性成果有李焱、孟繁杰《汉语平比句的语法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张秀松《从世界语言拥有结构的语法化看汉语相关现象》（《中国语文》2011年第1期）、曹秀玲《从主谓结构到话语标记——“我/你V”的语法化及相关问题》（《汉语学习》2010年第5期）等。

与语法化相关的词汇化研究，重要成果有李宗江《“关键是”的篇章功能及其词汇化倾向》（《语文研究》2011年第2期）、张秀松《短语“到底”向时间副词的词汇化》（《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5期）、李思旭《从词汇化、语法化看话语标记的形成——兼谈话语标记的来源问题》（《世界汉语教学》2012年第3期）等。

语法化理论的探索和方法更新方面，彭睿《临界频率和非临界频率——频率和语法化关系的重新审视》（《中国语文》2011年第1期）、张谊生《试论叠加、强化的方式、类型与后果》（《中国语文》2012年第2期）、丁海燕和张定《汉语形源助动词形成的句法机制》（《古汉语研究》2012年第3期）是探讨语法化理论的重要文章；王继红、陈前瑞《副词“方”多种时体用法的关系》（《中国语文》2012年第6期），沈阳、玄玥《“完结短语”及汉语结果补语的语法化和完成体标记的演变过程》（《汉语学习》2011年第1期），吴福祥《多功能语素与语义图模型》［《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五），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王慧萍、潘秋平的《从语义地图谈“然后”》［《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五），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等是将类型学、形式句法学、语义图模型与汉语语法化研究相结合的代表性成果。

《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五）（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一书汇集了19篇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四）汉语史中语言接触问题研究

2010—2012年，汉语史中语言接触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成果相当丰富。从研究对象看，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古译经语言研究和元白话研究两个方面，其中既有对具体的语言接触现象的发掘和讨论，也有对汉语同他族语言接触的规律的探索。一个新的研究趋势，是借鉴西方接触语言学和语法化的最新理论，并结合西北、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同汉语方言接触的现状来研究汉语史中的语言接触问题，视野更加开阔。

中古译经语言研究。专书研究方面，遇笑容《〈撰集百缘经〉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系统地研究了《撰集百缘经》的语法（主要是句法）系统，揭示了译经中出现的若干特殊语法现象，并通过梵汉对勘，解释了这些特殊语言现象产生的动因、机制。姜南《基于梵汉对勘的〈法华经〉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通过全面细致的梵汉对勘和比较同经异译，厘清译文与原典在语法上的对应关系，讨论了译经特殊语法现象的来源及其对汉语语法发展的可能影响。译经语法研究方面，重要的文章有曹广顺《从中古译经选择问句中连词的使用谈起》（《历史语言学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辛岛静志《早期汉译佛典的语言研究——以支娄迦谶及支谦的译经对比为中心》（《汉语史学报》第10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以及胡敕瑞《汉译佛典中的一类特殊句式：并列成分后置》（《语言科学》2010年第6期）、龙国富《从语言渗透看汉译佛经中的特殊判断句》（遇笑容、曹广顺、祖生利主编《汉语史中的语言接触问题研究》，语文出版社2010年版）、朱冠明《中古佛典与汉语受事主语句的发展——兼谈佛经翻译影响汉语语法的模式》（《中国语文》2011年第2期）、吴娟《〈汉译维摩诘经〉中“云何”的特殊用法》（《中国语文》2011年第1期）、徐朝红《汉译佛经中并列连词“亦”的历时考察及来源再探》（《语文研究》2012年第2期）等。译经词汇研究方面，如汪维辉《〈百喻经〉与〈世说新语〉词汇比较研究（上）》（《汉语史学报》第10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朱庆之《一个梵语词在古汉语中的使用和发展》（《中国语文》2011年第4期）、顾满林、俞理明《东汉佛经词汇新质中的意译词——兼谈汉译佛经用语的性质》（《汉语史学报》第12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等。

元白话研究。这方面主要成果有李崇兴、祖生利《〈元典章·刑部〉语法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陈丹丹《从〈元典章〉和〈经世大典〉的异同看元白话的性质》（《历史语言学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遇笑容《试用对比分析看〈老乞大〉中的特殊语言现象》（《历史语言学研究》第4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张赪《元代语言接触背景下处置式的演变》（《历史语言学研究》第4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和《元代语言接触中的汉语使役句式》（《民族翻译》2012年第2期）、竹越孝《试论新近发现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象院题语〉的语言性质》（《历史语言学研究》第4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赵长才《古本〈老乞大〉的特指问句和是非问句》（《历史语言学研究》第4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船田善之《古本〈老乞大〉中的“兀的”“兀那”“阿的”——兼谈古本〈老乞大〉与蒙文直译体之语言特征及其地位》（《历史语言学研究》第4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其他还有冯赫《元刊杂剧与蒙式汉语文献方位词“上”特殊功能研究》（《古汉语研究》2010年第3期）和《元代蒙式汉语方位词特殊功能形成的内部因素考察》（《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等。

结合西北、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接触的现状研究汉语史中的语言接触问题。代表性的有曹广顺《复数词尾“们”的特殊用法》（龙庄伟、曹广顺、张玉来主编《汉语的历史探讨》，中华书局2011年版）和《西北方言特殊语法现象与汉语史中语言接触引发的语法改变——以“格”范畴为例》（《历史语言学研究》第5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祖生利《古本〈老乞大〉的语言性质》（《历史语言学研究》第4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吴福祥《侗台语差比式的语序类型和历史层次》（《民族语文》2012年第1期）和《试说汉语几种富有特色的句法模式——兼论汉语语法特点的探求》（《语言研究》2012年第1期）、杨永龙《目的构式“VP去”与SOV语序的关联》（《中国语文》2012年第6期）、侯精一《山西、陕西沿黄河地区汉语方言第三人称代词类型特征的地理分布与历史层次》（《中国语文》2012年第4期）等。

此外，还有一些涉及清代满汉语言接触的文章，如林毅《清代满汉双语会话书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刘曼和张美兰《清代著名的满汉双语教材〈清文指要〉（百章）及其价值》（《海外华文教育》2012年第1期）、竹越孝《〈兼汉满洲套话〉における満洲语动词の希求法·终止法语尾と中国语との対応》（《中国语研究》2012年第54号）等。

三　学科发展前景

2012年下半年，历史语法与词汇学科主要研究力量以“汉语语法史研究”项目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按照项目一期计划，未来五年学科将围绕多卷本《汉语语法史》的编撰，重点开展汉语断代语法研究、中古译经语法研究、汉语同阿尔泰语接触的历时研究、汉语同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的现状研究、语法化与汉语句法语义演变研究这五个方面的研究。

断代语法研究方面，将联合海内外研究力量，分时代或专题对不同历史时期汉语语法作出全面、细致的描写和分析，展现各个时期内汉语语法的变化，探讨其变化的规律、机制、原因、背景，揭示语言变化的基本规律。

中古译经语法研究方面，通过对若干部较能反映当时口语的中古译经文献进行全面深入的专书语法研究，系统揭示这一时期译经语言的真实面貌，弥补同时期反映口语的中土文献相对缺乏造成的不足，这是建立详尽、可靠的中古汉语语法史所必须做的。

汉语同阿尔泰语接触的历时研究方面，进一步增进对元白话的系统研究，充分发掘其中的接触语言现象，同时将研究的重点延伸至清代，切实加强对清代满汉语言接触的研究。增强理论意识，积极探索接触影响的机制和规律。

汉语同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现状研究方面，继续开展西北、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同汉语方言接触现状的调查与研究，既可以与历时研究互相补充，以今证古，弥补历史语料的不足；同时在取样语言上填补接触语言学的研究空白，验证、补充和完善接触语言学一般理论。

语法化与汉语句法语义演变研究方面，继续大力推进汉语语法化的个案研究，主要是某些形态句法演变的研究（如体标记、话题标记与焦点标记、名词化标记与关系化标记、系词、比较句、述补结构等）、某些语义演变现象的探讨（如情态词、量词、空间词语和关系名词、言语行为动词、话语/语用标记等）以及某些共时句法语义现象的解释。同时在充分了解和借鉴国外语法化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汉语句法语义演变的事实，探讨语法化的一些基本概念、主张、原则和假说，构建一个比较系统、科学的语法化理论框架。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的逐步展开和创新项目的稳步推进，未来五年，“历史语法与词汇学”重点学科将取得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创新成果，学科整体优势也将更加明显，在推动学科发展、引领学科发展方向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语言研究所　曹广顺　祖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