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况

“中国现代文学（1919—1949）”与两千年来的古代文学相比，有其自身的特质和属性。

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发生“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转型，它使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其影响的巨大和深远史无前例。直到今日，这一转型还在进行之中。从根本上讲，中国社会制度与思想文化的转型源自中国大陆内部变革的需要，是中国历史演进之必然。两千年来大一统的帝王统治已经不能应对源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化和帝国主义列强扩张的全球格局。因此，晚清以来从民间社会到朝廷权力核心都产生了变革的要求。而“西方的冲击”，包括列强军事经济上的“环伺”威逼和文化思想上的“西学东渐”，则从外部刺激和推动了这种源自内部自身的变革和转型。

在上述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中国文学在实现自身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与再生的同时，作为承载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一翼，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中国文学从早期“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到五四时期语言文字的全面改良和刷新，逐步建立起以俗语方言和口语为基础的现代汉语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现代性诉求为中心的审美表现系统。“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在启蒙与救亡，即追求现代人的个性解放和民族国家的强盛，尤其是从感情上维系中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通过审美教育潜移默化地改革人心和塑造新国民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能，并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现代道德价值观念的重构做出了重要贡献。由此，中国现代文学也形成自身特有的“政治性”，或者如学者所言，形成了第三世界文学“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注]的独特现象。

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社会主义运动从无到有的发展，现代文学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再到无产阶级文学的出现乃至“延安文学”的诞生，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在通过文学来呼唤革命和解放、追求社会主义目标和国际主义理想的同时，形成了影响深远而强有力的左翼文学传统。这个左翼传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甚至是主线）。而内含着这个左翼传统的整个现代文学，则又是中国志士仁人在社会层面实践天翻地覆的革命和改造，从而形成的“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以《中国新文学大系》（1936）的编撰为代表的对于“五四”以来之新文学的经典化历史叙述，但“中国现代文学”真正成为一个学科，其建立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更多的大学教师开始加入到这个学科建设当中，出现了以王瑶、刘授松等一代学人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史写作。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成立，1954年文学研究所创立现代文学研究室，集中一批专业人员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由此，形成了以大学为教学基地、以研究所为主体的学科研究体系。

然而我们注意到，上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其与“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的直接关联，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虽曾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和阐发，但对它们作为精神资源的丰富性及其当代价值的开掘，仍力有未逮。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被纳入到大学教育体系之中，从而被制度化，并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历次政治风云中受到党派意识形态和庸俗社会学的制约与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形成了单一线性的革命史叙述和阶级分析的认识方法。结果，中国现代文学以“民族寓言”形式内涵其中的丰富的政治性和审美功能上的特殊性，不仅没能得到深刻的理解和有效的阐发，反而受到了一定的遮蔽。学科发展也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出现了曲折和停滞。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和多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获得了巨大而长足的发展。比较文学、思想史和文化研究、文本分析等新视野新方法的引进，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单一线性的研究视野和学科格局，中国现代文学与19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和本国社会思想文化转型的深刻关联以及其自身的审美特征等，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其中，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与西方文学的联系（主要是影响关系）以及其现代性品格，在近三十年来学术大发展中得到了普遍的关注。相对而言，对于中国左翼文学传统包括其经验和教训的研究，一个时期里出现了被忽视和冷落的趋向。与此相关联，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特性，即以“民族寓言”形式折射出强烈的政治性，或者其与一百年来在追求现代性变革中形成的“中国经验”之深刻的关联，也有被忽视和淡忘的倾向。

进入21世纪以来，以西方为唯一标准检讨中国文学现代性及其与西方关系的研究趋向开始受到质疑，而在市场经济大发展和新一轮社会转型背景下，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反思左翼文学传统，深入阐发中国现代文学所反映出的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即重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性”，则开始重新得到关注。与此同时，文献史料的开掘、基础研究的拓展、实证分析的回归、文本细读的深化等，已经成为本学科研究的大方向。可以说，如今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多元视野下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二　学科前沿动态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更出现了一些新的态势和动向。仅就最近三年情况而言，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热点前沿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对“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术概念进行重新思考和辨析，包括“民国文学史”全新概念的提出，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鸣。从学科发展的历史沿革来观察，这种反思和问题的提出实属必然。众所周知，我们对于20世纪以来文学发展历史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化和扩展的过程。从1949年以前的“五四新文学”到1949年以后的“现代文学”再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20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等，每一次新的概念的提出都意味着人们对于本学科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或者随着思想解放和意识形态的转变，单一的认识历史的方法论视野得到了某种克服，从而形成了学科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增长点。近年来，针对“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相关概念，曾有多位学者提出质疑和新的阐发。其中，两个思考路径值得关注。一种是在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地位和启蒙主义价值观的前提下，调整学科研究的重点，通过对新领域的开掘，以激发以往阐述方法的活力。南京大学的丁帆教授，便是这种思考的倡导者。

丁帆指出，现代文学（1919—1949）研究领域经过几代学者的开掘，已经成为一个“贫矿”，问题突出表现在研究者对同类材料的反复阐释和对边缘史料过于琐细的发掘两个方面。如果从建立“大文学史”的向度上来考虑，我们需要重新调整研究重点。1949—1979年这一时段，大量资料亟须抢救整理，大量理论问题需要解决，因此整个学科队伍的研究重心应该向这个“富矿”的领域转移。这里所说的“大文学史”指“五四”至今的百年文学历程，而之所以要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是因为“五四以降，中国文学在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切革命性问题（包括改革问题）……可以用一种区别于20世纪以前古代文学的治学观念与方法的新语码系统进行现代性的统一阐释”。同时，丁帆强调启蒙主义价值观应该成为文学史恒定的价值原则。[※注]上述观点在2009—2010年度获得了较多青年学人的响应。

另一种是以朱寿桐主编的《汉语新文学通史》为代表的、以新的命名方式从根本上取代“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思考路径。朱寿桐认为，“汉语新文学”这一概念可以用来整合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三个部分。所谓“汉语新文学”实际是五四新文学的另一种表述，尤其强调了作为媒介手段的“汉语”的意义，淡化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命名中所包含的国别因素。这自然容易适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外来殖民主义带来的地域复杂性，但历史叙述中主词的中性化也可能有抹消历史脉络中的政治要素的危险，而中国多民族多文字语言的写作现实却无法在这个阐释架构中得到有效的呈现。上述两种思考，分别从历史时间上和文学的语言要素方面对学科提出了质疑，这无疑丰富了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但也呈现了新思考的局限。

也是在2009年前后，对“中国现代文学”概念提出更为严峻挑战的是“民国文学史”新概念的浮出地表。这不仅与两岸关系的缓和及其对民国历史有了重新认识相关，更与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即将到来从而激发起人们对过往历史的再想象直接关联。已有学者指出，“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21世纪初期，2009年开始在抗战文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并在2011年前后扩展到整个现代文学领域，受到众多核心刊物的关注，而对这一概念的理论维度的清理与整合仍然在不断深入[※注]。王学东的论文《“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注]在一定程度上对“民国文学”思考加以拓展和丰富。论文提出，“民国文学”这一概念最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于“民国文学”观照到“中国现代文学”所无法触及的“文学本身”以及对文学史的还原：还原“民国生态”，还原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内部的多重“张力”。

张福贵在《从“现代文学”到“民国文学”——再谈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注]一文中提出，“民国文学”是一个时间概念，而非意义概念。它没有价值取向，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性，不限定任何的意义评价，只是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时空边界。而这种以时间命名的中性特质，并不妨碍文学史研究和评价的倾向性。这似乎与上面提到的打通现代与当代文学史界限的思考有所重合。陈国恩《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注]也提出要把“民国文学”中的“民国”看成是一个时间框架，以破除“现代文学”所隐含的进化论观念。但他指出，“民国”并非单纯的时间概念，毕竟它从起点上所获得的历史规定性给它后来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一点不能不注意。而李怡在《文化机制的发掘——我们怎样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意义》[※注]一文中，对“民国文学”这一概念给予高度评价。在他看来，民国文学不仅是时间概念，同样也属于意义概念，“民国文学史”之所以有出现的必要，并不是它可以通过排除主观思想倾向来容纳一切，而是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文学的新规范。丁帆在《新旧文学的分水岭》、《给新文学史重新断代的理由》[※注]诸文中主张将“晚清文学”或“近代文学”归于“清代文学”，而把1912年至今的新文学分别归于“民国文学”和“共和国文学”，其观点亦甚为简洁明快。目前，有关“民国文学”的概念讨论仍在继续，其背后更为深远的政治意识形态（民国史观与革命史观）较量，还有待学者进一步有效地揭示和阐发。

第二，辛亥革命百年等大型历史纪念活动，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进一步反思。2011年，中国学术界迎来了辛亥革命百年，各地各界举行了规模不等的各种纪念活动。我们已知，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国民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是以辛亥革命为起源而由孙中山乃至后来的国民党所执掌并以军政、训政、宪政为阶段性目标的建国过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逐渐成为国家意志的代表，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到成立新中国的时候。而国共两党自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以来所形成的时而矛盾抗争时而联手合作的局面，其政党政治的结构异常复杂。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与上述复杂的现代政党政治，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艰难建构过程息息相关。而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不仅勾起了国人对百年共和之梦的回想，也重新认识了历史的复杂性和期间文学的复杂性。2011年前后，现代文学研究界便出现了不少探讨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论文。

李怡在《辛亥革命与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注]中提出，中国文学在结束自己的古典机制，逐渐形成“民国机制”的过程中，有两个时间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二是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前者奠定了文学发展的新国家体制的基础，后者酝酿了坚实的文化结构与精神空间。而辛亥革命的“民国”理想之于新文化创造有重大意义。刘勇在《五四新文学视野下的辛亥革命》[※注]中将辛亥革命作为新文学的起点，看重的是历史的逻辑关系，而强调将“五四”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更看重的是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化。他认为，“辛亥”与“晚清”在文学史上地位同样尴尬。晚清的尴尬在于历史的“结构性”问题，辛亥的尴尬在于其性质的“不清晰”。而它们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尴尬地位，其实都对“五四”的过度关注相关。

秦弓的论文《现代文学中的辛亥革命》[※注]则对辛亥革命的相关文本进行切实地整理和分析。他认为以往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中忽略辛亥革命题材，与现代文学史的画地为牢有关。如果以大文学观来考察就会发现大批表现辛亥革命的作品，从中可以发掘出现代文学对辛亥革命的多重映像。这种细致的研究无疑从文本的层面拓展了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文学复杂关系的理解。我们还注意到，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热潮过去之后，依然有对“新文学”历史内涵加以深入讨论的论文出现，可见历史纪念活动的深远影响。刘纳的《新文学何以为“新”——兼谈新文学的开端》[※注]，便是在相同议题上，从更为长远的视角出发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将现代文学的时间上限不断向前推进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并重新论证了“五四起源”说的科学性。文章指出，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种有理由被冠以“新”的文学——这曾是学界的共识，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成为规范的学科命名。“新文学”所指明晰，而“现代文学”的命名包含可究诘的歧义。如果我们仅以“现代性”为厘定中国现代文学发端的标尺，会导致随着现代性认识的不断上溯到晚清而新文学的开端也不断前移的现象。刘纳明确提出新文学之所以称为“新”，首先在于其语言之新。新式白话是新文学一望而知的标志，以此标志考察新文学其开端显而易见是在1918年。可以说，对于“现代性”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有效性问题，近年来学界从各个层面多有反思，但像刘纳这样，简洁明确又有力地将其面纱剥离出来的文章还不多见。

这或许又预示了未来学科发展的新动向：“现代文学”其实并非一个可以任意扩张其外延和内涵的对象，它原本具有自身内在的规定性。如果反思和质疑跨出学科的边界，就会适得其反。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规定性，更有效地解释其内在的历史边界、更深入地考察其内涵的结构性意义，或许将成为未来新的讨论议题和论争焦点。

第三，翻译问题的重提和中国现代文学与外来关系之比较研究的深化。

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与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化和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密不可分。因此，翻译问题也就成为一个历久犹新的话题。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多注重文学与本土中国革命的历史联系，相对而言，它与西方与世界的广泛联系关注不够。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确定和“走向世界”意识的加强以及文学现代性问题成为重要议题，学术界迎来了一个甚至有些过度关心“翻译问题”的热潮。通过翻译问题的研讨，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与外部特别是西方、日本的关系问题，得到了极大的关注。但是，这一时期的翻译问题讨论更多的是集中在作为语言转译中介的技术性层面，还没有深入到“翻译政治”的高度。而近年来重新提出的“翻译问题”则在广义的文化转向层面得到了深入的讨论，形成了新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前沿提议。2011年11月，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召开的“翻译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就是这一趋向的明显标志。该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和鲁迅博物馆联合举办，有来自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6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他们就翻译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功能，翻译与现代文化现象，包括现代文体的建立与发展，翻译文学中的改写与融通文体，以及翻译现象的研究方法等，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学者们已经普遍将研究视角转移到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方面，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以及新传统的建构提出了新问题、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这表明，如今的翻译问题研究已经远远超越了20世纪80年代限于技术层面的讨论。而研讨会论文集在2012年的出版，无疑是这一讨论热潮和成果的集中展示。[※注]

正如该次研讨会综述者指出的那样，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血缘关系，在研讨会上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关注。学者们不仅强调要将翻译文学纳入现当代文学中来，使之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领域，而且对翻译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有了进一步理解。对译入语文化语境中所发生的改写、意义传递、接受影响等本土经验和事实的考察，促进了翻译研究由传统的以原文本为中心，向本土文化生成性考察的转变。[※注]这些议题的提出，在20年前的那场翻译问题研究中，是不曾出现的。

除了该次研讨会之外，还有陆建德的长文《海潮大声起木铎——再谈林纾的译述与渐进思想》[※注]值得一提。论文试图解释林纾的译述以及改良思想与甲午后变法、革命运动之间的深刻联系。文章认为，林纾不仅是沟通中外的翻译家，还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对本国文化传统有反省意识的捍卫者。他的捍卫传统在于通过域外小说认识到了殖民国家善于利用别国内部矛盾，巧妙拨弄以达到控制的目的。他的“西学”细腻具体，非一般醉心抽象名词的新派人物所能比拟。其在清末民初时代自然有着重要的存在价值。这篇论文从翻译政治的全新视角出发，矫正了历来人们将林纾视为单纯保守派的成见。

而赵稀方的《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注]一书，则把视野深入拓展到历史文化领域，追溯到晚清，并结合当代翻译研究的理论成果和后殖民理论中的“理论旅行”、“再疆域化”等概念，对代表性的近代经典翻译案例进行透彻分析，考察了文化与翻译之间的互动关系。该书的问世，实现了翻译在文化研究领域的新突破。作为当代翻译研究领域最富生机的学术流派，“文化学派”引入中国亦已有年，但这一学术路径在国内的应用仍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方面，关注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学者对中国本土文学不甚熟悉，导致其研究仍停留在翻译理论层面，难以具体而深入地研究、阐释翻译在中国文化场域之中发生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翻译研究对外国语水平和理论基础要求较高，中文专业学者对此领域涉足尚少。而该书在理论应用方面不落窠臼，将对文献的研究置于优先的地位。同时，在近现代历史背景之下，广泛地研究文学和文化现象，所论涉及宗教、科学、政治、文学等方面的内容，颇多首开先河之论。

第四，左翼文学传统、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持续受到重视和拓展。

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中国左翼文学传统的重估以及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探讨，也是一个本学科内外值得注意的现象。这种“重估”现象的出现，自然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社会转型急遽展开，而资本主义固有的危机和问题也在中国有所显现相关。人们因此开始重新关注革命中国的历史经验，对于左翼文学也逐渐建立起一种“理解之同情”的态度。而一些青年学者更从国外的革命中国研究中得到启发，回过头来检讨本国的革命历史，出现如葛飞《戏剧、革命与都市漩涡——1930年代左翼剧运、剧人在上海》（2008）、姚丹《“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2011）等一系列专著，推动了左翼文学研究的新发展。

而201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王风主编的《左翼文学的时代》，则是中日两国学者几年来共同讨论的一个结晶。该书除收录了中国学者的左翼文学研究成果外，对日本“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四十多年来的精神痕迹也有全面的呈现。书里所收论文的作者多为日本“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出于对中国当时否定30年代文学的不满，在弄清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历史真相自觉意识的驱动下，他们确定了探索的学术课题，并先后作出了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成果。这些论文从课题关注、学术视野、立论考量，到史料搜寻、论析方法、运思逻辑，都与中国同行们有诸多不甚相同的新异之处。其中丸山昇的《关于鲁迅的谈话笔记〈几个重要问题〉》和《关于潘汉年·一九三〇年代群像之一》，尾崎文昭的《试论鲁迅“多疑”的思维方式》，佐治俊彦的《文学革命论争和太阳社》，近藤龙哉的《〈文学杂志〉、〈文艺月报〉与左联活动探赜——以北方左联克服“关门主义”的过程为中心》等充分显示了研究者的治学功力与研究特色，其处理复杂疑难问题的方式和能力，值得借鉴。可以说，《左翼文学的时代》论文集的出版代表了近期有关革命文学研究的新动向，也反映了国内外学者对这一课题的共同关注。

以上我们就近三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趋势和前沿走向，做了大略的介绍和阐发。此外，代表近期本学科国内外前沿趋势的主要人物及代表作还有：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王风主编《左翼文学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多元共生体系的新思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赵京华《周氏兄弟与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长堀佑造《鲁迅与托洛茨基》（日本平凡社2011年版）；王晓初《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赵稀方《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文学研究》（台湾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

三　学科建设状况

1954年，文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室成立伊始，即以对20世纪初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史的研究为首要任务，兼及当代文学的研究。由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汇集了研究室内外国内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精英，集中呈现了1949年后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迄今仍具有独特的学术史价值。研究室非常重视基础史料的编纂工作，参与了陈荒煤、许觉民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纂辑。随着当代文学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20世纪60年代初，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另成立当代文学研究室。20世纪90年代，原鲁迅研究室并入现代室。从唐弢、陈荒煤、许觉民到樊骏、张大明、袁良骏、赵园，以至杨义等，逐渐形成了三代学术梯队，其学术视野、学术风格和方法或有不同，但始终将现代文学的研究与中国社会的变革结合起来，在重要作家研究、思潮流派、文体、史料等方面各有所长，形成了富有影响力的学术团队和学术传统，其研究成果如樊骏的“老舍研究”，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李杜诗学》，卓如等编《唐弢文集》，袁良骏主编的“鲁迅研究书系”和《香港小说史》，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等在学术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现代文学研究室一直是文学所的重点学科，近些年来又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和充实科研力量，形成了比较合理的学术研究梯队。张中良（2013年年初调离文学所）的《荆棘上的生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小说叙事》（2002）、《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五四时期卷》（2010）等一系列专著，以及最新的研究课题“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和“民国文学”研究等，系统探讨了现代文学中小说的发展和翻译文学的文化转译作用，已然形成了对整个转型期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认识和思考。其已结项的项目课题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国家”问题》（院重点，2007—2010）和《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所重点，2009—2012）。学术带头人赵京华早年曾出版有关周作人的研究专著，近年来则出版了《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2007）、《周氏兄弟与日本》（2011）等著作。他注意对日本学者有关中国现代思想文学研究著作的翻译工作，从东亚和中日近代关系史的视角重新思考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和文学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其已经结项的项目课题是：《周氏兄弟与日本》（院重点，2006—2009），目前正在承担的项目课题为：《鲁迅日本藏书研究》（院重点，2009—2013）。赵稀方的《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2003）、《后殖民理论》（2009）等一系列专著，对现代文学中的翻译问题包括中西方关系、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意义等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形成了系统化的思考；其专著《小说香港》（2003）则是中国香港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而最近出版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和《翻译现代性——从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2012），则开拓了翻译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在本学科中受到了关注。其已结项的项目课题是：《文化视野中的中国翻译文学》（院重点，2009—2012）。刘福春曾负责编辑《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中的大部分史料册集，最近出版的《新诗书刊目录总汇》、《中国新诗编年史》等一系列史料整理和编撰著作，已经在全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自觉继承文学所现代文学研究室自创室以来重视史料建设的优良传统，并在新诗研究领域做出了扎实的贡献。其已结项的项目课题为：《中国新诗书刊总目》（所重点，2007—2010）。萨支山主要从事中国左翼文学研究，包括20世纪四五十年代左翼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同时，他参与主编的三联书店《话题》系列，在国内读书界有广泛影响。其已结项的项目课题为：《左翼文学与文学史叙述》（所重点，2009—2011）。程凯有关大革命时代的思想意识和稍后左翼文学的崛起，以及20世纪50年代易代之际思想文学变化的研究，也成果斐然，并有专著即将出版。同时，他关注鲁迅20世纪20年代转型时期的思想研究。已结项的项目课题为：《1920年代革命文学的思想脉络与历史渊源》（国家社科基金，2007—2010）。段美乔的专著《投岩麝退香——论1946—1948年间平津“新写作”文学思潮》（2008）和系列论文，主要关注20世纪40年代战争与革命时代文学的变迁与发展问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领域，其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在国内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已结项的项目课题为：《平津自由主义文学研究》（所重点，2009—2012）。胡博有关早期新月派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与新月派有关的“定县民众戏剧运动”专题研究也全面展开。这是一个以往学术界很少关注，具有充分创新意义和价值的课题。冷川的研究注重从现代史上的外交事件入手观察现代文学中民族主义意识的形成与变化，近期又展开了有关“中国南海历史文化”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已结项的项目课题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研究》（院青年启动基金，2009—2010）；目前在研的课题为：《外交事件与中国现代文学民族话语的发生研究（1919—1932）》（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11—2013）。吕晴则主要从事延安文学研究。

盘点本所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沿革和目前队伍建设的状况，可以自信地说，我们依然是本学科全国范围内的一支重要的专业研究力量。既有响应学科前沿发展的走向而参与重大问题讨论和发声的能力，又有在某些方面发挥着开拓新领域新话题从而引领学科发展的作用。

四　学科发展前景

适应上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前沿发展的大势，根据文学所现代文学研究队伍的实际，我们提出以下学科发展的总体规划：以“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中国经验”创新工程为主体，构成我们的规划大方向。其中重点研究课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1.加强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研究。尤其注意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与中国经验的形成这一大视野出发，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和属性。学科概念的反思和创新固然重要，但是我们更要追求对现代文学本身的认识深化，以更好地引导未来文学的健康发展。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研究，必须在理论、观念和实际的历史过程之间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对应关系，必须注意到文学形式和内容的综合研究。而鉴于以往学科发展中的偏颇和缺陷，我们的规划要打破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格局，在全新的起点上运用多元的视角和方法重新认识和开掘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蕴含和审美价值，重新理解并重构中国作家书面文学与民间口头文学、大陆与台港澳文学整体互动的复杂形态。同时，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认识和理解与“中国经验”的开掘和重构有机地关联起来，依靠我们重新整合的学术力量推出全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为21世纪中国道德文化价值的重构和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思想资源。

2.加强对鲁迅及其左翼文学传统的深入研究。随着20世纪的渐渐远去，目前的中国面临着“鲁迅研究”势头减弱的趋势。然而，我并不认为当今时代已不再需要鲁迅。20世纪已然远去了，但那个时代的课题并没有真正消失和完结，因此属于20世纪的鲁迅也依然会继续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关键是我们能否深刻地洞见到当下世界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与鲁迅思想内在的历史性关联。今天，要重新认识和理解鲁迅身上源自革命和现代性悖论的矛盾紧张，以及他面对时代课题所做出的判断与承担，有必要将鲁迅“再政治化”。这里所说的“再政治化”，当然不是要简单回到以往中国那种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对鲁迅施行的庸俗社会学式的政治化，而是站在今天我们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的全新认识基础上，再次将鲁迅的思想和文学放到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语境中，重新发现他与那段历史的血肉联系，从中寻找鲁迅对当今的启示。同时，对于鲁迅所开创的中国左翼文学传统，我们同样要加以深入的思考，并将其与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阐发有意识地结合起来。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特有的“政治性”，即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的独特现象。

3.翻译文学与现代性研究。我们计划强化研究文学翻译与文化理解的相关问题，包括“文学翻译与中西方关系中的现代性和本土化”等具体课题，这些课题将以新的翻译观念打破传统意义上的语言转换的透明性，将汉语译本与外国文学区分开来，着眼于两者之间的转换过程，研究中国历史语境对于翻译的制约、挪用，并将翻译看作形塑中国文化主体身份的重要手段。翻译文学是“跨语际实践”的结果，而其重点应在中国文化场域的部分，从中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经验的生成过程及其特征。我们认为，翻译文学研究乃是本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从这样的大视野出发，必将对诞生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包括其与世界的联系等问题，产生新的认识，从而有效地推动学科未来的发展。

4.加强民族国家建设与现代文学中民族意识问题的研究。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经历了三个递进式的发展过程。从晚清到中华民国的成立是其第一阶段，可以称为构想民族国家的时期。第二阶段则是从1911年中华民国制度安排的初步成功到新中国成立，这是现代文学在获得了民族国家制度建立的保证之后长足发展和曲折演变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阶段也可以称为“民国时期的文学”。第三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如果我们不局限于国共两党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分歧和对立，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依然是1911年制度革命的延续和发展，两者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和总体方向上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当然，共产党一党执掌政权，世界冷战格局和国际共产主义体系的制约，使新制度与源自19世纪欧洲的一般民族国家构架多有区别，这也是事实。但总之，中国现代文学不仅源自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同时也为新的民族国家制度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或者说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理应成为我们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5.加强以文献资料的整理编撰为中心的基础研究建设。现代文学史料工程在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由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列入国家“六五”哲学社会科学的重点项目。此项目分甲、乙、丙三大系列，计划出书200余种。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约有全国百所以上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参加。1982年起系列书籍陆续出版，推动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种种原因，此项工作逐渐停止，计划中的书籍只正式出版80余种。2009年文学研究所与知识产权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中国文学史料全编·现代卷》，重印了已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的大部分史料60余种共80余册，在学界反响很好。我们计划将在以往的工作基础上继续扩大发展，并陆续编写“新诗史料”、“新诗编年史”和“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等。以此进一步深化我们的学科基础建设。

（文学研究所　赵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