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况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不仅宣告了海峡两岸解冻的开始，也酝酿了一门新兴的学科：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从原来侧重于对外宣传的介绍性状态，逐渐转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日益重要的一支学术力量。它最初由北京、福建、广东、上海等地区的科研机构和高校学者自发研讨，至80年代初始有全国性的学术性会议和研究会，至90年代以来，经学界的努力，已在全国逐渐形成多元发展的研究格局，从“港澳台文学”、“海外华文文学”至“华人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等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一领域的日见开拓，趋于成熟。这一领域借了改革开放的东风得以蓬勃发展，30多年来留下的足迹深浅不一，但其走向世界的趋势，清晰可见。迄今为止，出版了不少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独具特色的文学史著作、工具书和研究专著，形成老中青三代的研究梯队，培养出一批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专业研究人才。从1982年在广州举办首届“台港文学学术研讨会”，到2012年在福州举行“第17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门正在成长中的学科经由文学和学术交流而改善了两岸关系，建立了精神文化桥梁，团结了海外华人华侨，发挥了文学以外的重要作用，在国内外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在北京地区关于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机构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起步较早，影响也较广。

该研究室原名“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室”，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其研究人员早在80年代初即已出版了最早的台湾文学选集，如张葆莘编辑的《台湾作家作品选》四卷，最早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1年11月初版，选编了自日据时期至80年代的台湾地区作家的代表作品，是国内最早的台湾文学选集之一。张葆莘也是较早接待海外华文作家聂华苓的人士之一，他写于1979年2月24日（11月修改）的《聂华苓二三事》大概是中国大陆文坛最早介绍这位1978年首次返回大陆访问的“海外华人作家”的文章。此文与聂华苓的《爱国奖券》一起发表于《上海文学》1979年第3期，后来附在聂华苓小说集《台湾轶事》之末，聂氏这篇作品原是“海外作家在国内刊登的第一篇小说。为此，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都向海外发了消息”。可见，《爱国奖券》在上海的出现，被当作具有“破冰”意义的“事件”。张葆莘的文章还提及一事：聂华苓与安格尔一起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邀请大陆作家毕朔望和萧乾到爱荷华，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旅美中国作家一起在“中国周末”讨论会研讨“中国文学创作的前途”，时间是1979年9月。而11年前，“国际写作计划”也曾邀请陈映真，陈映真临行被捕。陈被捕后，聂华苓和安格尔曾尽力营救，这些“轶事”，可能也是张葆莘最早在中国大陆披露的。文章说，《台湾轶事》的结集出版，“对我们生活在大陆的读者来说，会使我们更加思念生活在台湾的骨肉同胞”。这些话，现在听起来似乎有些陌生，但那时却情真意切。两岸的文学交流乃是经由民间，借助聂华苓在美国爱荷华的“国际写作中心”，绕过了台湾海峡，由文学家们建立起来的，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成了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见证者之一。

作为国家最高的文学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1989 年3月7日正式组建并成立“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室”，由杨匡汉任主任，古继堂任副主任，研究人员包括赵园、王保生、陈素琰、王淑秧、安兴本、黎湘萍、汤学智、蔡田明、胡小伟等。1993年科研机构调整，港台室改制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均以兼职方式参与，由文学所前所长张炯兼任中心主任，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杨匡汉兼任常务副主任。1998年文学所班子调整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由张炯、杨匡汉担任主任，黎湘萍主持中心的常务工作。2004年3月，文学所重建“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由黎湘萍担任主任。目前该中心和研究室的研究人员有杨匡汉、袁良骏、王保生、黎湘萍、赵稀方、李兆忠、张重岗、李娜、陶庆梅和李晨等。

该研究室围绕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近现代中国文学经验的特殊性，并将研究范围延伸拓展到海外华人的文学与文化诸问题（包括文学、艺术、媒体、族群等议题），以及亚洲内部（尤其是东北亚和东南亚儒教圈内）的文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室自成立以来，特别重视理论研究和史料整理等基础研究，加强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在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生态变迁、海外华人的离散问题等诸多方面，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研究室同人共同承担完成了院重点课题“台湾文学史料编纂与研究”。研究室成立至今，先后参与策划和承办了“全球化·多元对话·马华文学研讨会暨赠书仪式”（2004）、“东亚现代文学中的战争与历史记忆”（2005）、“身份与书写：战后台湾文学”（2006）、“近代公共媒体与澳港台文学经验”（2010）、“白先勇的文学与文化实践暨两岸艺文合作研讨会”（2012）等国际学术研讨会。

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成立近20年来，以集体项目为先导，鼓励有专长的个人著述。先后完成的集体著述有：《台湾文学大系》（十卷）、《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杨匡汉主持）、《台湾地区文学透视》（台港室编辑）、《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杨匡汉主持）、《台湾文学史料编纂与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黎湘萍主持）等；个人著述有：《台湾新诗发展史》（古继堂）、《香港小说史》（袁良骏）、《台湾的忧郁》（黎湘萍）、《文学台湾》（黎湘萍）、《小说香港》（赵稀方）、《海峡两岸小说论评》（王淑秧）、《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杨匡汉）、《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李兆忠）等。加上研究人员撰写的其他论文和评论，近30年来该中心的科研成果总量已近千万字。目前该中心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有：《海外华文文学学术史》、《四城记——北京、上海、台北和香港的文化关联》、《易代之际士人流动研究》和《留学生文学史》等。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积极参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迄今共十七届的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中心研究人员均参加并发表前沿性研究报告。中心参与策划和组织了在京举办的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1997），编辑出版了论文集《走向21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在2002年批准成立的国家一级社团——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领导机构中，中心负责人张炯任名誉会长，杨匡汉任监事长，黎湘萍任副会长，赵稀方任学会所属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加强本中心与外界的学术联系，中心研究人员应邀赴美、英、俄、加、德、荷、日、韩、新、马、泰、印尼诸国及中国台港澳地区进行访问与讲学。杨匡汉、黎湘萍提倡的“学术填海”理念，获得了海内外诸多学者的认同。

近3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和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的学者著述颇丰，兹介绍如下：

较早出版的是作品和言论选集。张葆莘编《台湾作家小说选集》（四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1月版，应该是大陆最早的台湾文学作品选本。该书选收了1926—1981年半个多世纪有代表性的台湾中篇和短篇小说，力求较系统地反映台湾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概貌。另有楼肇明编《八十年代台湾散文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2月版；汤学智、杨匡汉编《台港暨海外学界论中国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

古继堂的研究，在80年代有一定的代表性。《台湾新诗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该书概述了台湾新诗自1924年起至20世纪70年代末六十余年来的发展概况，对重要的新诗思潮、流派、社团以及代表作品作了阐述和分析。正文分上中下三篇：分别为台湾新诗的诞生和成长期、台湾新诗的西化期、台湾新诗的回归期。《台湾小说发展史》，春风文艺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11月版。全书分十编，采用以史带人的体例，叙述了20世纪台湾小说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思潮、论争、流派等。《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叙写了台湾新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台湾文艺研究者的文学理论批评实践。另外，他还有《台湾青年诗人论》、《静听那心底的旋律——台湾文学论》、《台湾女诗人十四家》、《评说三毛》、《柏杨传》等著述，并主编有《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新诗大辞典》。

文学所世界华文文学中心编《台湾地区文学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共分八章，内容包括：台湾文艺思潮辨析、台湾现代小说的表现艺术、台湾环保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海峡两岸寻根文学比较等。

袁良骏著有《白先勇小说艺术论》、《香港小说史》、《白先勇论》和《香港小说流派史》等。《白先勇小说艺术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这是中国大陆研究白先勇较系统、较完整的开创性专著。该书抓住白先勇小说的艺术美特色，注重从台湾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西欧文学四个不同角度审视白先勇的创作，并注意到了其中的遗民性、开放性、抗争性和哲理性等特征。《香港小说史》，海天出版社1999年3月版，勾勒了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香港小说的发展脉络。《白先勇论》，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从多个角度论述了白先勇小说的悲剧倾向、现代特色、语言风格与文艺思想。《香港小说流派史》，2008年1月版，讨论了香港小说的风格与流派，包括社会写实派小说、新移民作家群、浪漫主义、现代派等现象。

杨匡汉主编，集体撰写的《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海峡两岸文学比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以宏观的视角，对海峡两岸现当代文学进行了多向度的比较研究。全书分十一章，以两岸文学为观照对象，或论二者之“缘”，或论“分流与迭合”，或论“母题及其变奏”，或论“乡土与寻根”，或论“现代主义”，由文学事实出发，以美学分析为中心，旁及历史、文化和政治，构建出一幅相对完整的画面。杨匡汉主编《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论述了由中华文化孕育的台湾文学从历史到现代的发展状况，以及台湾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和贡献。杨匡汉另著有《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该书从文学中母题的意义与价值、双重边缘性与母性的声音、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文化母题、母题的艺术变奏四个方面切入，结合母题的概念特征，对中国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作了新的理论阐释，打破长期以来各抱一段文学、各守一种文体的惯常研究状态，是跨学科跨文类研究的一次实践。饶芃子、杨匡汉主编《海外华文文学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介绍了海外华文文学存在、发展的过程，探索这一文学领域作为一个学科的必要性和意义，展现其与本土汉语文学的联系和区别。

张炯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论述，与其中国文学研究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先是与邓绍基、樊骏一起主编了《中华文学通史》（十卷），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编写。后又主编了《中华文学发展史》（三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2月版，该套书是为了向广大文学爱好者和大中学生推广中国文学史知识而编纂的，故而试图涵盖从先秦到当代的中华各民族各地区（包括台港澳地区）的文学，涵盖神话、碑铭、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各种文体理论批评，尽可能介绍历代主要的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运动和文学发展状况，对文学的艺术形式和语言的创造性发展作细致的分析。在编写中，撰写者注意到了先秦历史遗存，包括简牍的新发掘和新发现，对我国文化的多种源头做了新的介绍，对文学史的若干悬案提出新的看法；也努力吸收我国文学史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的成果，尽可能填补以往研究不够的若干空白或薄弱环节，如辽金文学和台港澳文学等。张炯的著述结集为《张炯文存》（十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其中第三、第四卷是文学史论，分为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新时期文学格局、文学史探讨、古代与近代作家作品论、现代文学史论、当代文学史论、文学研究史论七部分，收录了张炯关于文学史论的文章，展现了其文学史论思想。第五、第六卷是文学史，对新中国文学史进行了梳理，主要内容包括：总论、现代文学奠基者的新绩、中坚力量的进取、受难者归来的吟说、知青部落的崛起、新形式与新生代的探索、军事文学的发展、乡土风情的展现、都市文学的蓬勃发展、女性文学的强旺等十五编。

王淑秧著有《海峡两岸小说论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通过对大陆与台港小说的比较，分析了大陆和台港及海外华人的小说特色。

赵园著有《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和《论小说十家》等。《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淡化学科的边界与方法的分歧，讨论了明清易代之际的士大夫和遗民现象。该书分上下两编，共八章，是一本见解独到的思想文化史论著。《论小说十家》，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初版，三联书店2011年修订版，是文学研究中极见功力的作家论，论析了郁达夫、老舍、吴组缃、张天翼、沈从文、路翎、骆宾基、端木蕻良、萧红、张爱玲等现代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家。作者将思想史研究、历史与社会批判及文体分析融为一体，通过敏锐的感受，深入到作家的精神世界内部，使每一个作家论都体现出对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强烈关注。

黎湘萍著有《台湾的忧郁》、《文学台湾》等著作，并参与了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台港澳文学部分的撰写。《台湾的忧郁》，三联书店1994年10月初版，台湾人间出版社2003年12月再版。该书在解读陈映真的过程中凸显出强烈的问题意识，作者贴近研究对象，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视野中进行了深度的人文读解。在此书的《后记》中，作者说陈映真吸引了自己的，非其辉煌声名，而是其人所处之境的不可重复的个人性，是他在台湾乃至中国大陆的尴尬处境和孤独感。由此，整部著作为这一“台湾岛上负伤累累的忧郁的心灵”所笼罩，而弥漫着生存于台湾、以独有方式经历了20世纪台湾历史的乌托邦主义者的孤独。《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3月初版，2010年4月修订版。该书采取个案研究方式，梳理和探讨了台湾文学史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从文学母题的角度研究两岸知识者的精神联系；由日据时代的小说探究“现代性”问题；从“战后”上海和台北文化论述的相关性，阐释台湾问题之因由、发展及其对于台湾文化想象的深刻影响；由台湾乡土小说的表现方式，考察边缘地区进入现代消费社会后的困境；从新生代的文学创作，论述“后现代”写作的意义；从台湾知识者关于“语言美学”的理论建构中，讨论其中所蕴含的“新遗民”情结和美学拯救意义。

赵稀方著有《小说香港》、《后殖民理论》和《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等著作。《小说香港》，三联书店2003年版。该书从小说出发，试图在历史建构的意义上辨析复杂多变的香港文化身份，同时从都市出发建立叙述香港文学的视角。《后殖民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10月版，梳理了西方后殖民思想的概况和进展。作者认为，西方的反殖民思想与殖民历史一样久远。早期西方反殖思想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人道主义的道德批判，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经济批判。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既继承又超越了上述人道主义道德批判和自由主义经济批判两种欧洲思想传统。在经济上，马克思、恩格斯一反亚当·斯密等人认为殖民主义不能使宗主国受益的说法，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年11月版。《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从翻译文学的角度，勾画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流变的路线图。全书分六卷，分别为近代卷、五四时期卷、三四十年代·英法美卷、三四十年代·俄苏卷、十七年及文革卷、新时期卷。

李兆忠著有《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暧昧的日本人》等。《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解读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重量级的文化人，通过对他们的异域留学生涯的分析，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真实的历史图景。作者认为，传统的中国好比是驴，近代的西方好比是马，驴马杂交之后，产下现代中国这头骡；现代中国文化从此变成一种非驴非马、亦驴亦马的“骡子文化”。中国现代的“骡子文化”是一种不自然的、主体性欠缺的文化，它摇摆多变，缺乏定力，在外部世界的影响刺激下，每每陷于非理性的狂奔。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文化语境至少经历了六次剧烈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骡子文化”尴尬的背后，凸显的是无所适从的焦虑。《暧昧的日本人》，九州出版社2010年11月版。有人把该书称为继黄遵宪、戴季陶之后又一部中国学人撰写的日本文化论力作。作者以亲身经历解读日本，融敏锐的感性与深邃的理性为一体，发人所未发，所持论点独树一帜、立意新颖，笔触直抵日本人文化心理的深层。

张重岗关注东亚近现代知识人的区域流动、中国文化在现代情境中的内在转化等议题，著有《心性诗学的再生：徐复观与现代知识人的文艺对话》、《章太炎与日据早期的台湾》和《现代新儒家传》（合著）等。另发表论文《南洋的位置——以中国南下文人为切入点》（《“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陈映真与彼岸的“革命”》（《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2008年1月号）、《“心的文学”之归位——徐复观与钱穆文艺思想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2010年）、《在流放中救赎——聂华苓对文学的诠释》（《香港文学》2010年6月号）等。近期的研究方向是近现代台湾的内部和外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史。

陶庆梅以“中西文化碰撞中的现代剧场”为研究方向，该项研究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戏剧艺术的发展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二是与当代剧场艺术发展紧密相关的文化产业以及文化体制的理论建设。2002年，完成台湾著名戏剧导演赖声川的剧场传记《刹那中——赖声川的剧场艺术》（第一作者，台湾时报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以翔实的材料与独特的理论视角提供了台湾近20年剧场艺术的完整记录，为研究剧场艺术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了一个实例。又发表《体验赖声川戏剧》（《视界》第5期）、《导演金敏基和他的〈地铁一号线〉》（《视界》第7辑）、《作为社会论坛的戏剧》（《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等论文。2003年年底参与策划“台港小剧场戏剧展演”，后参与多部民间戏剧的策划与推广工作，支持当代青年戏剧与民间戏剧的发展。

李娜目前致力于“战后”台湾文学与社会研究、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亚洲文化论坛”，策划主持有关台湾文学与社会研究的活动；在台湾参与“少数民族部落工作队”，撰写台湾少数民族与台湾社会问题的系列报告，参与策划台湾少数民族音乐专辑制作。专著和论文有《舞鹤创作与现代台湾》、《台湾的二二八文学》、《出草：一个猎头习俗的文学社会学旅程》等。

李晨目前致力于台湾纪录片研究、台湾当代小说及影像研究。发表有《中国新文学作家视野中的台湾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3期）、《从“伊甸”到“风尘”——朱天文创作的文学地景转变》（《台湾作家的地理书写与文学体验——2006年青年文学会议论文集》2007年3月）、《纪录台湾——“解严”以来台湾纪录片的美学发展与社会议题（1987—2007）》（《华文文学》2009年第2期）等论文。

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策划、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在推动学术交流、知识进步方面有所贡献。1997年11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在北京主办了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该次研讨会把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华文文学集结到中国本土，展示了跨世纪之交弘扬中华文化整体性的雄心。围绕“世界华文文学的综合研究”的总主题，会议讨论了“世界华文文学的综合观察”、“汉语思维、地域推移与母体变奏”、“华文文学中的女性书写”、“华文文学的都市性与现代性”、“华文文学的文化学思考”、“华文文学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和“海外华文文学论坛”等相关议题。

2006年11月，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在庐山组织了“身份与书写：战后台湾文学”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后结集为《事件与翻译：东亚视野中的台湾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该书所收论文展现了近年来两岸学界有关“战后”台湾文学研究的前沿性成果，具有世界视野与两岸对话的品格。研究者跨越代际的学术对话，体现了该专业领域的积累与前景。其中所蕴含的问题意识——众声喧哗的书写的世界，是否有其内在的伦理——至今仍有进一步追问的意义。

2010年4月，为了推动对东亚近代媒体和中国澳门、香港、台湾等旧殖民地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澳门大学人文和社会学院与澳门基金会在澳门举办了“近代公共媒体与澳门、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经验”国际学术研讨会。该次会议讨论了中国内部近现代文学/文化的形成、传播和影响等问题，试图以中国澳门、香港、台湾等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为契机，展开对东亚文学/文化现代性的思考。会议讨论了“殖民主义与近代媒体的源流”、“近代媒体与澳港台地区公共领域的建构”、“媒体与澳港台等旧殖民地区域文化的关系”、“媒体与近代殖民地文学史”、“澳港台地区文学经验与近代汉语新文学史的重构”等议题。

2012年11月，为了探索全球化条件下两岸和平发展与文化创意合作的前景，并研讨白先勇文学写作与文化实践的丰富意义及其对华人文学文化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北京主办了“白先勇的文学写作与文化实践：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就以下议题进行了交流与研讨：白先勇的小说美学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白先勇的历史书写与20世纪中国文化、社会变迁；白先勇的文学评论与美学教育观；白先勇文学的传播与改编；白先勇的文化实践：白先勇自90年代以来以昆曲为核心的复兴中国文化的理念、传统美学教育和实践；白先勇的文化创意与行销策略研究等。这次研讨会在中国大陆及海外获得了良好的声誉。

二　学科前沿动态

2010年以来的台港澳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在文学史的深度拓展、文学格局的再思考、报章及公共空间研究、作家作品文体研究、文学史与思想史的结合等方面，均有一定收获。从所发表的成果看，文学史的拓展思考、两岸的连带比较、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及地域性的华文文学研究，占有较大比重。如何在文学史研究中融入思想史、社会史的内涵，以台港澳的文学/文化为方法和契机，进一步面对近现代乃至当下中国、东亚和世界的问题，仍是本学科激发内在活力、有待充分展开的途径。

2010年我们在澳门成功地举办“近代公共媒体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邀请了中国港澳台和国外学者参与，这些专家学者对我们提出的重要的学术议题，均有比较深入的研析，所发表的论文以及在会议上的讨论，扩大了研究的视野，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我们集体编辑出版的《事件与翻译》论文集也在201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2006年以来我们尝试进行跨界研究和多元对话的重要成果之一。

2010年，在国际性的学术交流活动中，我们的青年科研骨干得到了锻炼，获得了丰富的经验。本研究室人员陶庆梅副研究员完成了赴美访学一年的工作，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期间，积极参与学术活动，并作了很有分量的学术报告；李晨博士充分利用了到荷兰莱顿大学做短期访学的时间，深度采访了荷兰的东亚研究特别是台湾研究专家，广泛了解、收集荷兰统治台湾时期的原始资料，为将来进一步研究这个领域，并与荷兰同行进行交流和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张重岗副研究员活跃于两岸的学界，在参加暨南大学的博士生论坛中，他发表的论文获得高度评价；两度应邀赴台湾参加学术研讨会和访学，以其较为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颇具新意的论文，与对岸同行有良性的互动，对于国内学界用力不足的台湾地区清代时期的文学，亦有新的思考；李娜副研究员以其对弱势族群的深度关怀和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专业研究，往返于两岸之间，在社会活动和学术研究之间，寻找恰且的切入点，表达其社会关怀，其研究已获得学界的重视。这支科研队伍的热情、严谨和专业精神，是通过对学术研究内蕴的现实关怀、对学科建设的不苟且、不浮夸和慢功细活表现出来的。

这支年轻的研究队伍，各以自己的方式，致力于研究室的整体学术建设，通过开展各种学术活动，逐步建立视野宽广的学术平台。研究室把有限的经费都用于与学术有关的学术活动，如支持出国访学者购买或复印与研究课题有关的第一手资料、图书，定期开展常态的读书会活动，为读书会提供必要的图书援助；邀请海内外著名学者、专家到文学所来演讲、交流等；支持研究人员参加社会调查、国情调研等。

2011年，在文学史研究的拓展方面，黎湘萍、黄万华等学者作了独到的思考。黎湘萍在台湾中兴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中心客座期间，应邀在台湾文学与跨国文化研究所的研究课上作了《寻找台湾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的学术演讲；并在该所于暑假举办的研习营作了《翻译与知识生产：从利马窦到马礼逊》的演讲。这两次学术演讲，主旨在于打破目前的台湾文学史框架，把因为文学观念的变异、语言载体的不同、工作环境和身份的差异而被文学史所摒除的作家作品纳入我们的视野。这对扩大台湾文学史的书写范畴而同时又不使之失焦，是必要而有意义的。而关于“翻译”与“知识生产”的关系，实际上是明末清初以来一个十分重要的知识现象，它已然对中国的传统知识谱系产生了冲击和影响。重新理解从利马窦到马礼逊等传教士在传播知识的方式上的发展流变，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变革也是非常重要的。黄万华更多关注的是“战后”初期文学转型的问题。他在《跨越1949：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一体性和丰富差异性》（《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5期）、《去殖民性进程中的战后初期台湾文学》（《台湾研究集刊》2011年第1期）、《跨越1949：在“常识”中展开的香港体验和想象》［《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中认为，把1949年前后中国大陆由解放区文学“扩展”为共和国文学的历史进程、国统区文学“萎缩”至台湾、香港接纳现代文学各种传统结合在一起考察，能推动我们对跨越1949年的文学转型的内容及其实质的深入思考；1945 年8月—1950年3月是“战后”台湾文学重建的重要开启时期，其去殖民性的进程在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框架中，由台湾本省作家和大陆来台作家在台湾文学传统和中国新文学传统的艰难延续中展开，并提供了“战后”中国左翼文学的在野形态；“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文坛坚持了文学的常识性立场，以文学常识的力量保存、发展了文学自身，由此与内地“工农兵文艺”和台湾“战斗文艺”分手，进入香港体验和想象中的本地化进程。而推动本地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是“战后”香港家园意识的生长。陈国恩在《“汉语新文学”的功能优势及研究方法》（《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1期）中认为，新移民文学由于作者的外籍身份，不能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而本来用来容纳新移民文学的华文文学概念，由于排除了大陆的华文文学，也暴露了逻辑上的缺陷。“汉语新文学”可以解决上述问题，而且有助于推进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对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的文学格局及其所引发问题的再思考，是很多学者关心的话题。新出版的《汉语新文学通史》（广东人民出版社）全书近百万字，以“汉语新文学”的概念，对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一百年历史进行了学术上的总结。古远清在《台港文学的特殊经验与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中认为，台湾文学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地图上占据重要地位，在参与建构祖国文学中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香港文学从1949年起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是一个寻找香港文化身份的过程，也是“南来”与“本土”从对峙逐步走向融洽的过程。丁帆在《“民国文学风范”的再思考》（《文艺争鸣》2011年第13期）中讨论了两岸过去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正统地位的争夺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政治壁垒被打破的状况。王文艳在《两岸文学对话与论争三十年概述》（《名作欣赏》2011年第5期）中，描述了两岸近30年来文学对话与论争的概况，试图借此反省内地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历程，以深化学科的自省意识。黄一在《“异”审美视野中的香港文学》［《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中认为，“异”审美常常发生于不同民族、国度的人、事、物的接触相处中，香港社会开放性、包容性和封闭性、排斥性构成的社会张力，使香港文学的“异”审美视野独异而丰富。香港文学中的异族形象突破了单一意识形态性或乌托邦的表达，而香港本土作家笔下的异族形象比外来香港作家所写同类形象更多“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亲和感。香港文学最丰富地表达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日常感受，中国香港作家与西方文化之间复杂的心理距离反映出香港人对于西方这一“非一”存在的认知，而香港意识正形成于香港人这一“他者视域”的言说及其超越中。香港叙事常有“越界”的流动性，不同文化空间穿插、交织，作家摆脱了以往时间性的叙事模式，更关注空间性叙事，由此呈现出“异”审美在“自我”超越中的多元魅力。王韬《从澳门文学看希里斯·米勒的“危机”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1年第1期）认为，从经济全球化的维度来说，一些国际性的港口城市自然要比内陆城市在重商主义的行动和效用至上的感知上领先得多。文学本身的特性注定与澳门的效用至上理念是不合作的，“文学危机论”就澳门而言倒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希里斯·米勒的深切忧虑实际上是指向与文学相关的职业。厘清这一点，就可以看清这种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危机论”，实际上是对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的西方文学传统职业意识的解构，因为就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而言，明晰的文学职业意识是根本不存在的。“文学危机论”一词对于作家而言，其含义则更应该是“文学信仰的危机”。朱崇科在《论华文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架构的内在楔入》（《华文文学》2011年第2期）中认为，很多时候区域华文文学不仅是对大陆文学的补偿和鉴照，而且同时也可能是对自我的另一种丰富，如果缺乏这种比较文学意识，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残缺的自我，也是对自我超越追求的一种故步自封。

借助报章研究来进行文学方法论、文人社群、公共空间等议题的思考，是颜敏、江宝钗、廖斌等学者所关注的领域。颜敏在《传媒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发生、发展及转型》（《理论与创作》2011年第4期）中提出，传媒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生产的思维方式、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同时，传媒要素的增加还将使我们对文学活动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存在态势的认识发生根本性变化。江宝钗在《论台湾传统文人社群“行动力”的兴微与变迁——以台湾文社暨〈台湾文艺丛志〉为观察核心》（《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中，提出一个特殊的台湾文学史现象：“台湾文社”发行其机关刊物《台湾文艺丛志》，起于1919年1月1日，止于1924年 11月15日，1919年刚好是五四运动发轫的时点，当大陆已渐进于宣示与文言书写决裂的边缘，追求“言文一致”，台湾的知识分子却在寻求以文言提高大众教育，并发展公共性的可能。作者由此追问：《丛志》的出刊是否代表了某一种较大陆迟到的现代性？她论证说明《丛志》作为第一个由台湾人提出“鼓吹文明”诉求的汉文杂志，它的出刊本身即为现代性追求的一部分。但《丛志》何以主张语言之使用为文言、文体为传统散文的沟通载体，背离了言文一致的现代性道路呢？作者追迹《丛志》与殖民现代性的关系、语言载体与国民教育之关系，以及鼓吹文明此一任务如何自《丛志》向《民报》出版系列转移的过程，展示《丛志》以文言汉文追求现代性正是向殖民帝国展开的抵抗；而其所以未能成功，则是殖民现代性所竞争、压抑的结果。廖斌在研究《文讯》杂志的几篇论文《〈文讯〉杂志的文学传播实践与学科理论建设》［《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心灵窗口与“公共空间”：论〈文讯〉的“编辑室报告”栏目》（《大连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文学与文化的轮回：论改版前后〈文讯〉的编辑立场和办刊方向》［《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等文章中认为，文学杂志的传播与文学生产同源同质；《文讯》的“编辑室报告”既是言情的窗口，又是载道的园地；《文讯》站在民间立场，为文学发声、为文化建言，扮演了文学守卫者、文化建设者的角色；它的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越出文学文化本位，呈现“干预政事”和建立媒介“文化领导权”的特点，在台湾文坛构建了准“文化公共空间”。侯桂新在《南来与本土——简论香港〈文艺青年〉（1940—1941）》［《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中阐明，香港《文艺青年》半月刊由南来文艺青年创办，以香港本地文艺青年为主要读者对象。办刊过程中坚持三点目标：做成文艺战线的尖兵；做成文艺青年学习及战斗的园地；团结广大的文艺青年群。许立秋在《从〈素叶文学〉的前期小说看殖民政策的影响》（《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中认为，1980年创刊的《素叶文学》杂志坚持文学的严肃性和文学性，再现了香港人由于中英谈判而显得相对复杂的心情、香港经济腾飞后香港人追求的生活方式以及严肃文学在香港的尴尬处境。香港被殖民统治的历史让作家们在描写香港的时候无法视而不见，隐隐在文章中透露出殖民统治的“后遗症”。

文学如何面对现代化和传统习俗的问题，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李立平在《“防卫的现代化”——论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的反现代化叙事》（《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1年第1期）中认为，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在台湾实行所谓的“现代化”，一批拥有现代知识的作家却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了“反现代化”的倾向，以反现代化的叙事模式在物质、制度、文化等层面上以“防卫的现代化”对抗日本的“殖民现代化”，这一反现代化的“共名”叙事使得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呈现出“现代性”、“民族性”和“殖民性”纠葛在一起的别样景观。李娜在《“出草”：一个猎头习俗的文学社会学旅程》（《台湾研究集刊》2011年第2期）中分析，“出草”猎人头，是一种消逝了的先民习俗，并非台湾少数民族独有，但对“出草”的书写，却是台湾近代以来活生生的文化载体。“出草”在“战后”台湾文学中被呈现的面容，或诉说了几百年间少数民族的生存抗争历史；或寄托着知识者缘少数族群问题进行的社会批判与反省；或在当代意识形态与文化消费的背景下成为某些主流论述的注脚。李诠林在《台湾原住民作家的现代诗写作智慧》［《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中讨论了少数民族作家面对现代的问题：台湾少数民族作家的现代诗写作在继承和吸收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经验的同时，也逐渐开始关注自身的少数族裔身份，在诗作中注意突出民族特色与地域风情，表达对于自身民族生存状况的焦虑与争取政治权利的追求，成为当下台湾少数民族诗人们的共同创作倾向。除此之外，人生终极关怀等自我意识的萌发与成长、回归原生态民族身份与融入现代都市生活的悖论企盼，以及将现代派诗歌技巧渗入传统民谣的文体创新等也显示了他们独特的现代诗写作智慧。

近年来，台港作家在大陆形成出版热潮，张大春、齐邦媛、西西、朱天心、唐诺等人为内地读者所熟知。学术界也持续关注作家、作品和文体的研究，这方面的文章有陈茗《只剩贞心堪自许 海天终古碧茫茫——道光年间金门林树梅的海岛记忆》（《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武继平《郁达夫访台史实考订》（《东岳论丛》2011年第3期）、张羽《殖民地台湾文学史研究的当代趋向——以周金波的文学叙事与文化认同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朱双一《陈映真在鲁迅现实主义批判传统于台湾传承中的作用》（《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陈思和与罗兴萍《试论陈映真的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传统》（《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杨青《裸露的根——白先勇〈台北人〉中的“大陆情结”》（《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曹惠民《梁锡华散文风格新解》（《平顶山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黄一《文学立场的坚守和艺术实验的艰难——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发的台湾鲁籍作家创作》（《东岳论丛》2011年第7期）、王勋鸿《台湾新故乡——五六十年代台湾迁台女作家的在地化书写》（《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1期）、郝敬波《后设·互文·迷宫——论台湾当代小说的叙事模式》［《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于晓楠《“寻找”，台湾话剧的一种潜在意识——以〈邮差〉和〈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沙〉为例》（《戏剧之家》2011年第1期）、张剑桦《澳门当代小说发展述略》（《学术界》2011年第4期）等。关于华文文学研究成果的介绍，暂且从略。

三　学科建设状况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室在2011年度的工作，分别有以下几项：一是共同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台湾文学史料编纂与研究”的结项任务；二是室内成员各自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三是学术互访，参加学术会议，以交流研究的思路和成果。

“台湾文学史料编纂与研究”立项于2005年。限于条件，课题组成员克服了许多障碍和困难，往返两岸搜集资料，与同行交流切磋，力图探求最可靠、最原始的一手资料，最大程度地客观呈现历史的面貌。目前，这个课题的成果具体呈现为：1.作为编年史基础的专业“文学年表”，以关于“台湾”的发现和书写为中心，我们编写了一份从三国吴国时代（230年）开始至1945年的文学史大事年表；重点放在晚明以后至1945年台湾光复的时段，试图从中国史的内在脉络中梳理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从而把“文学”置于一个更为复杂、深厚的历史背景之中。这个年表是本课题的成果之一，也是我们未来计划中的《台湾编年史》的准备。2.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以中国传统的诗文分类来甄选作者及其作品，而不是以现代狭义的“文学”概念来划定范围。因此，所选的作者作品，不能完全用古代意义的“文人”或现代意义的“作家”来定位，事实上，晚明的作者都是抗清士人或政治家；而有清一代的作者中，多半是参与台湾府和各县厅的治理的官员和宦游人士，除了政治、经济、法律诸制度的建立，儒学的倡导是他们的主要关心所在。日据时期，不少文学工作者也是社会运动家。为此，我们从晚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至1945年这343年间，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做了一份简明的作者小传和作品提要。“文学年表”和“作者小传”合印一册，供检索参考。3.编纂了台湾文学史料集共五卷十一册。

该课题研究力图在以下问题上有所突破：从台湾文学的实际出发，致力于打通古典与现代、中文与日文（日据时代不少台湾作者使用日文写作）、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区隔，把这些放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加以考察，以第一手的史料来展现上述三方面或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这将突破目前台湾岛内“本省”与“外省”、“台湾”与“大陆”的对立的思想框架，既呈现台湾岛内的中国文学内在的文化、精神脉络（在这一点上“古今”的界限也很模糊），又揭示台湾社会、文化和文学从晚明到近代的演化轨迹和形态变异。

以下简要说明本室研究人员各自的研究状况：

黎湘萍研究员于本年度3—8月在台湾中兴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做客座研究，重点是参与该中心的“环境、科技与伦理”研究计划。个人的研究课题是《城市与山川：台湾自然书写的价值研究》。在客座期间，应邀在台湾文学与跨国文化研究所的研究课上作了《寻找台湾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的学术演讲；并在该所于暑假举办的研习营作了《翻译与知识生产：从利马窦到马礼逊》的演讲。又应邀到暨南大学作了《易代之际知识者的困境》的演讲，到明道大学参加了“隐地与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为此撰写了《台北街头的斯宾诺莎：隐地文学印象》一文）。除此之外，还参加了台湾文学发展基金会、文讯杂志社共同举办的“百年小说学术研讨会”，并对有关乡土文学的问题作了评述；参加了台北紫藤庐举办的“周德伟学术研讨会”、在南投台湾文献馆举办的“台湾五大家族”学术研讨会等。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环境伦理”作为核心概念来梳理“自然书写”的传统、研究其内在价值的思路。这方面形成了一个初步的讲稿，题为《生态美学与新伦理：中国当代文学·美学理论的新趋势》，并于6月27日应邀在台湾大学的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做演讲。还初步拟出了《城市与山川：台湾自然书写的价值研究》书稿的大纲，拟于未来进一步修改、完善，并计划与兴大人社中心、台湾文学与跨国文化研究所在“环境伦理与自然书写”的议题上进行深度合作，举办研讨会。

张重岗参与本室承担的院重大课题“台湾文学史料编纂与研究”近代部分的年表、小传撰写和文稿选编工作。在史料选编的过程中同时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试图采用文学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对“19世纪台湾文人社群的崛起”这一历史现象进行诠释。个人承担的所重点课题《章太炎的台湾之旅与19世纪末东亚的文化空间》，正在紧张进行之中。同时，关注“台湾左翼的谱系及在东亚的流动”的课题。3月，参加哈佛大学东亚系主办的“区域交流与中国文学典范的追寻”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现代文学思想的典范转移：从“人的文学”到“心的文学”》。6月，参加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主办的“东亚脉络里的台湾文学：方法学和比较框架”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文化公共性与台湾文人社群的崛起》。6月，在哈佛大学中国文化工作坊作《19世纪的台湾文人社群》的报告。7月，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两岸文学对谈，发表《如何阅读台湾》的报告。8月，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中华之声节目关于吕正惠先生的访谈。11月，参加文学所现当代组的国情调研工作，在京津冀地区进行文学文化遗产的田野调查。

李娜本年度主要在哈佛大学进行访学。在访学期间，了解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作为移民社会，族裔问题及其文学创作在美国历史悠久，如今依然包含着突出的时代气息。也因此在文化理论和文学创作上，都有丰富生产。通过旁听课程、讲座、实际的社会观察，李娜了解了美国族裔文学创作，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在此的产生和应用，对于其正在进行的台湾少数民族文学、音乐与社会运动的研究，启发良多。特别是方法上，从少数族裔问题如何与整个社会、历史进程发生关联的角度，探究少数族裔创作的文学与社会意义；完成论文《少数民族报道与〈人间〉杂志的理想主义实践》、《英伸之眼——解严前后台湾人文空间的建构》、《纪念碑之外：〈余生〉的雾社事件》。并且，实际参与了台湾少数民族音乐专辑《百年排湾、风华再现》的制作出版，写作了透过族群音乐重写族群生命史、投射台湾史的《百年排湾——一个头目吟唱的生命史》。2013年暑假，在台湾中部、东部、南部的布农族、卑南族、排湾族部落，进行了部落传统古调、当代音乐、文化、部落经济、宗教生活的调研。继《百年排湾》之后，参与第二张音乐专辑《古调与当代的灵魂对话》的制作。写作了论文《小鬼湖之恋：鲁凯族的婚恋与部落体系的嬗变》、《记录东埔：从〈云雾猎人〉、〈林班〉到〈玉山脚下的歌〉》；报告文学《双乡记一：外省老兵在部落》、《双乡记二：穿越国共历史的原住民老兵》等。并对台湾老知识分子、政治犯、左派革命者陈明忠，进行了约二十次访谈，并进行其回忆录的整理和撰写。暂定名《暗夜行路——跨世代的革命者陈明忠回忆录》。参与《台湾文学史料·日据时代·日文卷》课题工作初步完稿，编选史料分四册，并撰写了导言、编订了大事记。集子的编纂，期求以人录史，知人论世，以展示日据时代台湾日语创作的全貌，为（大陆）研究者提供一个可靠、翔实的史料基础与进入路径。

陶庆梅围绕着中国当代戏剧的命题，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并有作品收入国际学术论文集。2010年年底在日本东京参加国际戏剧家亚洲分会的年会，22日在年会发表演讲The Dialectics Between ExperimentalTheatre and Market Force，23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作《实验戏剧与市场的辩证》的报告。4月，A New Thoughtfulness in ContemporaryChina—Critical Voices in Art and Aesthetics一书，该书由Rutgers University的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2011年9月，赴新加坡参加“Avant-garde theatr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英文论文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Tension Within the System and Its Artists。参与院重点课题“中国文情报告”，撰写报告《戏剧：整体的失衡与创作的进取》。个人完成“剧场运动”的所重点课题。策划、组织多种戏剧讨论会，策划、组织大学生戏剧节、非戏剧节，组织港台和北京的戏剧交流活动。

李晨参加本室承担的院重大课题“台湾文学史料编纂与研究”日据时期年表、新文学部分小传撰写、作品编选的工作。在《华文文学》第4期发表《从纪录片〈跳舞时代〉看台湾日据时期文化现代化的殖民性》。10月，赴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进行学术访问。

在本年度，本研究室邀请接待了多批美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作家来访并作学术讲座。8月，台湾东华大学华文系师生一行24人，应邀来文学所访问。10月，邀请台湾作家蓝博洲先生来访，并作报告《我们为什么不歌唱——兼谈台湾的民众史写作》。10月18日，邀请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奚密教授来访，并作《诗歌何为？——当代台湾诗歌论》的讲座。10月18日，邀请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骆明先生一行6人访问文学所，骆明先生代表新加坡文艺协会向文学所赠送了书籍。11月15日，邀请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张英进教授来访，并作《第三空间的理论与金庸武侠小说》的学术报告。

台港澳研究室注重基本史料的整理工作，希望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建立起关于台港澳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术大厦。这恰恰是大陆这一学科的软肋。在研究方法上，台港澳研究室注重一手资料的占有和学术壁垒的破除，以直面历史和当下所存在的难题。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台港澳室虽然显示出了勃勃生机，各个方面包括人员、资金、接待等的力量仍嫌不足，迫切需要文学所及其他室的帮助，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条件。

2012年，对本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第一，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纳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文学经验与价值研究”项目，对学科的研究视野、方法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上，都有了不同的进展。创新工程“文学经验与价值研究”项目有力地促进了学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该项目重视对传统学科创新机制的探索，以文学研究所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现代文学研究室、比较文学研究室的部分研究人员为主，吸收文学研究所其他研究室一些相关研究人员参加。随着创新项目的逐步展开，在中期的课题推进与延续研究中，还拟吸收包括本院其他研究所及院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参加，并以博士后学术进修等各种形式，适当吸收外地学者参加，组成一个精干的研究团队，凝聚学术力量，扩大社会影响。此外，还将进一步加强对外交流，一方面吸收国外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创新，另一方面也不断扩大我们自己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

以往的现代文学研究，比较重视中国大陆内部的汉族文学的现代转折及相关政治、社会、美学问题，这是必需的，但又是不够的。如果忽视了少数民族现代文学的研究，或缺少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将是不完整的。鸦片战争（1840年）让英帝国主义强占了香港；甲午战争（1895年）使台湾落入日本殖民者之手；而从明末即租借给葡萄牙的澳门，在19世纪80年代后也被迫鹊巢鸠占，为葡萄牙人所抢夺。这些被迫切割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特殊的中国空间，刺激了中国的民族自强和维新变法运动，但它们落入殖民者之手后的文化和文学状况，却未能得到深入的研究。事实上，台港澳地区是研究历史转型期中的中国社会及其文化、文学的现代性的最为活跃的前沿地区，它不仅提供了中国文学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文本，而且提供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文化的重要样板。这一空间的展开，可以梳理出中国文学与文化绵延不断而又富有抵抗性的文脉，对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理解，并维系两岸及香港人民的民族感情，促进和平统一，复兴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中西文化如何从相互冲突，发展为对话、交流和融合，也由此得到有益的启示。

第二，为了探索全球化条件下两岸和平发展与文化创意合作的前景，并研讨白先勇文学写作与文化实践的丰富意义及其对华人文学文化的贡献，我们参与策划了“白先勇的文学与文化实践暨两岸艺文合作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于2012年11月8—1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议题包括：1.白先勇的小说美学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2.白先勇的历史书写与20世纪中国文化、社会变迁；3.白先勇的文学评论与美学教育观；4.白先勇文学的传播与改编：白先勇的文学出版事业与白先勇作品的改编和翻译；5.白先勇的文化实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昆曲为核心的复兴中国文化的理念、传统美学教育和实践；6.白先勇的文化创意与行销策略研究。这些议题拓展了白先勇和台湾文学、文化与历史研究的领域，实践了我们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中提出的跨界研究和对话的理念。

第三，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在中国大陆已经开展30年，本学科对此历程进行了总结、反省。2012年10月27—28日，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在福州举行了第十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成立10周年、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30周年纪念大会。该届学术研讨会的会议主题是“学术史视野中的华文文学”。会议的分议题有：1.海外华文文学的源流与学术轨迹；2.台湾文学的历史经验与前沿话题；3.不同地区华文创作特征的比较研究；4.百年华文文学的经典化问题；5.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的跨界互动；6.华文文学理论批评家的诗学贡献；7.女性华文文学论坛；8.青年学者论坛。作为北京地区的重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整理了《北京地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三十年历程》。

第四，本学科试图对百年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进行学术上的梳理。暨南大学申请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本所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的部分研究人员也参加了这一课题的子课题“海外华文文学学术史”的研究工作。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学术史部分的研究，目前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搜集材料，建立学术史研究的资料库，同时拓展研究的视野和深度；二是本着学术传统和知识增殖的精神，修订、充实和完善研究的大纲目。在课题组成员的努力下，经过五次以上的往复修订，最终形成了海外华文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大体架构。

这一研究架构的指导性思路如下：1.多角度多层次地叙述海外华文文学/学术历程，注重与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的联系，体现跨学科的特点；2.力避线性与片面的思维方式，取博雅、包容的学术姿态，同时注意到学术研究的积极因素和时代局限；3.关注边缘空间的学术史，对长期被忽略的部分予以历史考掘；4.体现“交叉”、“融通”的特点，注意“异”、“混血”文学现象，呈示学术语境中“中国经验”与“世界性”的关联。

对海外华文文学学术史的梳理，大致从三个阶段切入。在不同的阶段，有各自的侧重角度：第一阶段为“二战”之前，讨论华文文学的记忆与再现，较多关注早期华人的生存及其形象。具体探究：中国移民史与华文文学史多元交错的镜像，海外华人精神史、心灵史的历史考掘，华人的早期形象研究，从侨民文学到华人文学，“留日派”与“留欧美派”文学的比较研究。第二阶段为“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讨论“战后”华文文学的处境与历史叙述，较多关注“战后”华文文学的“内史”与“外史”。具体探究：“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与华人的认同问题，东南亚的华文文艺思想讨论，方修等的文学史著述，“战后”美华作家群，“乡愁文学”与台湾留学的一代，保钓运动及其文学研究，作为弱势族裔的美国华人文学汇集。第三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讨论海外华文文学的定位和再出发，较多关注华文文学的主体性定位与华人世界的重新连接。具体探究：文学主体性问题与华人世界的重新连接，本土化与连带感的重构，南洋论述及其文化属性，“华文后殖民文学”问题研究，“经典缺席”与重写文学史，“他者”的文学观察，新移民文学批评的开展，旧金山草根文群的崛起。第三阶段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中国大陆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兴起。这部分单独列章讨论：作为“引桥”的台港文学研究，起步阶段的“前学科”状态，历届学术年会（1—18届）的学术史梳理，学术社团的确认与学术刊物的生长，作为新兴学科的世界华文文学，中国大陆学者的学术贡献。对海外华文文学学术史的研究，有一个特别的途径，即关键词。在这一章中，讨论一些关键词，如华人文学、华裔文学、身份认同、离散/流散、放逐诗学等的缘起和内涵，希望从概念的角度进入学术史，形成理论与历史的有效互动。

第五，本学科的学术研究进展，在文学史的深度拓展、文学格局的再思考、文学研究方法的讨论、传媒及公共空间研究、作家作品文体研究、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交叉研究等方面，均有一定收获。从所发表的成果看，文学史的拓展思考、两岸的连带比较、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及地域性的华文文学研究，占有较大的比重。如何在文学史研究中融入文化史、社会史的内涵，以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为契机，进一步面对近现代中国、东亚和世界的深层问题，仍是本学科激发内在活力、有待充分展开的途径。

四　学科发展前景

台港澳地区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是很有活力的研究团队，目前共有五名在职研究人员，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其中正高职称一人（黎湘萍），副高职称三人（张重岗、陶庆梅、李娜），助研一人（李晨），形成由“50后”、“60后”、“70后”、“80后”构成的研究梯队，这一团队素质优良，有专业精神，有较好的外语水平，具备较好的国际交流能力和经验，是一支在本学科领域重要的科研力量。其中，黎湘萍的文学史和文论研究，李娜的台湾小说研究和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张重岗的台湾新儒学和清代以来台湾传统文学的研究，陶庆梅的台港与东亚地区戏剧文化和社会运动研究，李晨的台湾当代作家作品和影视研究，特别是台湾纪录片的研究，都在国内外独树一帜，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促进两岸文学、文化的对话交流和相互理解，为海峡两岸人民的和平发展运动，作出了专业性的贡献。

相对于台港地区和海外的同类研究，本研究室的研究视野比较宽阔，综合性研究、基础性研究、理论研究比较强，其研究范围包含台港澳暨海外各国家地区的华人文学。2011年完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台湾文学史料编纂与研究”集体项目，是国内首次将晚明郑成功收复台湾以来至1945年台湾光复为止的台湾文学史料系统地加以整理和研究的重要学术工程，它包括明郑时期、清代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八朝的传统诗文、1895年甲午战败后日据时期的传统诗文、中日现代文学资料等，它的编辑出版，将为本学科的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学科的建立，有学科自身目标和任务，也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主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的海疆地区（主要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在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扩张过程中被列强分割、统治的历史和文化问题，尤其是研究这些地区的人民在这一“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社会、政治、文化、文学经验，以及由这些复杂经验所形成的意识形态等问题，为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运动作出贡献。

以往的研究，比较集中在单一的地区、单一的学科，使用单一的方法，例如福建地区比较侧重台湾地区文化、文学的研究，而且重点放在闽台文化的融合上；广东地区比较侧重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的研究；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人留学和移民的大潮涌动，近几年学界开始关注海外华文文学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包括北美、欧洲、亚洲等地，但个案研究仍占据主要位置。历史性的梳理（文学史或文化史）、理论性的深入而深刻的研讨仍不多见。

针对目前该学科的研究现状和局限，我们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发挥优势，加强文学史、文化史的深入、细致、宏观的研究，把史料的编纂、整理、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总体而言，就是在“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这些基础研究上下功夫，同时增加必要的有针对性的现实问题研究（即当代文学）。具体而言，要把澳门、香港、台湾地区作为总体的“海疆文化”做系统研究，把新兴的海外华人文学（包括华文和非华文文学）作为未来逐步拓展的研究领域，加强“跨域”（即跨地区、跨学科）研究的训练，培养专业的青年研究人员，使他们能够专心于这一领域的深度研究，加强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整理、编撰和研究，加强外文的训练（学习拉丁文、葡文、荷兰文等，以掌握澳门地区、香港地区和海外的汉文和非汉文史料，学习日语以掌握日据时期台湾的中日文史料，学习英文以进行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建立团队研究与个人研究相结合的机制，创作条件让青年科研人员走出去，到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从事科研活动，积累国际性的研究经验。

（文学研究所　黎湘萍　张重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