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况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行整理研究的学科，包括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辑佚学、辨伪学、注疏学等。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历史非常悠久的学科，自孔子整理六经，便已奠定了文献学的一些基本方法。2000多年来，中国历代学科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学著作。进入20世纪以后，这门古老的学科有了新发展，敦煌吐鲁番文献、居延汉简等出土文献的发现与公布扩大了文献的研究对象，陈垣《校勘学释例》、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等著作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文献学理论，学界开始重视文献学史的研究。1959年，北京大学设立古典文献学专业，文献学开始进入高校学科体系。王欣夫《文献学讲义》、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等教材的陆续出版，完善了文献学的理论建设。21世纪以来，出土文献研究、域外汉籍研究、古籍电子化等成为文献学研究中的热点。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队伍以高校教师为主，尤其是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领导下的各高校古籍所是文献学研究的中坚力量。部分科研院所及少量社会人士也参与到文献学研究中来。

目前中国古典文献学在文献整理和文献考证方面优势明显，每年大量古籍整理著作的问世即是这一优势的体现。但目前该学科的问题也有不少，首先，文献学的理论体系仍不完善，学科界限不明确；其次，古籍整理出版数量虽多，但质量良莠不齐，真正高质量的古籍整理著作不多；再次，古籍整理重复劳动的现象很多。

二　学科前沿动态

（一）中国古典文献学近三年研究热点及代表作品

本文主要从出土文献，域外汉籍，大型文献整理，版本目录学、辑佚学及文献学理论研究，传世文献及特种文献研究，名物学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出土文献

近三年来，大量出土文献如《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岳麓书院藏秦简》、《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陆续刊布，极大地刺激了出土文献研究界，《中国史研究》、《文物》、《史学史研究》等重要刊物都辟专号讨论相关问题。

除新公布文献研究之外，还有不少学者继续旧材料的整理研究。周晓陆《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中华书局2010年版），共收20世纪出土玺印6000余枚，该书以谱录和分域目录合一的形式全面介绍玺印的出土地点、质地、尺寸、形制、年代、印文等各方面内容，是继甲骨文、金文、陶文、简牍合集之后又一部反映地下出土资料的重要考古文献合集。

在敦煌文献研究方面，杏雨书屋藏敦煌文献的陆续刊布引起了学者的关注，这方面的文章有陈涛《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目录与〈李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之比较》（《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2期）、刘永明《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道教及相关文献研读札记》（《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3期）、金少华《跋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本〈算经〉残卷》（《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4期）、许建平《杏雨书屋藏玄应〈一切经音义〉残卷校释》（《敦煌研究》2011年第5期）、蔡渊迪《杏雨书屋藏敦煌舞谱卷子校录并研究》（《敦煌研究》2012年第1期）等。

《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的重新发现和出版在敦煌学界和佛教学界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旅博本《坛经》上留存有唐代的句读和分段，对《坛经》的解读有重要意义，王振芬《旅博本〈坛经〉的再发现及其学术价值》（《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二卷）系统地揭示了旅博本《坛经》的学术价值。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已于2011年全部出齐，方广錩、吴芳思主编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也陆续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都将大大方便敦煌文献研究。

近几年，张涌泉发表了一些对敦煌写本文献特征进行系统研究的论文，《敦煌文献的写本特征》（《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1期）一文从大量敦煌文献中总结出分卷不定、符号不定、内容不定、用字不定、文多疏误五个特征。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还有《说“卜煞”》（《文献》2010年第4期）、《敦煌写本省代号研究》（《敦煌研究》2011年第1期）、《敦煌文献习见词句省书例释》［《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古代写本钩乙号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古书双行注文抄刻齐整化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二卷）、《敦煌文献定名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2期）等。另外，黄威《敦煌文献首、尾题初探》（《文献》2010年第4期）也就敦煌文献首尾题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敦煌文献研究史是近些年来新兴起的热点，三年来这方面的文章有张惠明《1898至1909年俄国考察队在吐鲁番的两次考察概述》（《敦煌研究》2010年第1期）、李并成《百年来敦煌地理文献及历史地理的研究》（《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2期）、王冀青《胡适与翟理斯关于〈敦煌录〉的讨论》（《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2期）、周常林《罗振玉与学部藏敦煌文献》（《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4期）等。

对敦煌文献校释、考辨依然是敦煌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自《敦煌经部文献合集》2008年出版后，张涌泉、窦怀永主编的《敦煌小说合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出版。另外，“敦煌史部文献合集”、“敦煌子部文献合集”也正在进行中，将于近年出版。郝春文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预计有三十卷，目前已出版九卷。此类文章有魏迎春、刘全波《敦煌写本类书S.7004〈楼观宫阙篇〉校注考释》（《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1期）、胡垚《敦煌本〈法华义记〉考辨》（《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1期）、李小荣《〈佛说续命经〉研究》（《敦煌研究》2010年第5期）、许建平《英俄所藏敦煌写卷〈毛诗音〉的文献价值》（《文献》2011年第3期）、刘波《普林斯顿大学藏吐鲁番文书唐写本经义策残卷之整理与研究》（《文献》2011年第3期）、蔡渊迪《俄藏残本索靖〈月仪帖〉之缀合及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二卷）、徐畅《莫高窟北区石窟所出刻本〈资治通鉴〉残片考订》、张新朋《敦煌诗赋残片拾遗》（以上见《敦煌研究》2011年第5期）、郝春文《〈六十甲子纳音〉及同类文书的释文、说明和校记》（《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4期）等。

敦煌文献叙录、编目方面有黄亮文《法、俄藏敦煌书仪相关写卷叙录》（《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2期）、朱大星《敦煌诸子文献分类刍议》（《敦煌研究》2011年第2期）等。

敦煌吐鲁番文献语言文字研究方面，张涌泉《敦煌文献俗语词研究的材料和方法》（《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指出了敦煌文献中俗语词的主要来源材料，并提出了敦煌文献俗语词考释的具体方法。郜同麟《敦煌文献释词与词汇溯源》（《敦煌研究》2010年第2期）、《敦煌文献语词与汉语史研究》（《敦煌学辑刊》2012年第4期）指出，在考释敦煌文献词语时应注意词语的历时性考察，做好词汇溯源工作。另外又有不少相关专著出版，如黑维强《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献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王启涛《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巴蜀书社2012年版）等。

2008年，《新获吐鲁番文献》（中华书局）公布，为此，荣新江等主编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研究相关问题。

近年来，《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的陆续公布，方便了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杜建录、史金波《西夏社会文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分为上下编，上编介绍了西夏社会文书的概况，并对西夏榷场文书、借贷文书、验伤单、报功状、户籍文书等一系统文书做了考释与研究，下编对西夏社会汉文文书进行释读，并与文献图片对照。相关的研究文章，有史金波《黑水城出土西夏卖地契研究》（《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杨富学、樊丽沙《黑水城文献的多民族性征》（《敦煌研究》2012年第2期），孙继民《俄藏黑水城金代文献的数量、构成及其价值》（《敦煌研究》2012年第2期）等。另外，《西夏研究》、《西夏学》中也有大量文章研究相关问题。

域外汉籍

马德里自治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编《西班牙图书馆馆藏中国古籍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收录了西班牙九大图书馆所收藏的两百多种中国古籍，详细著录了各书的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册数、行款、版框高广、牌记、刻工、写工、原书序跋、内容提要、版本考订、批校题跋、收藏概况、钤印等情况，为海外汉籍的调查与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

《越南汉文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海内外有关越南汉文小说最为全面的读本，对海内外汉文学者了解、研究越南历史上所受汉文化影响及对汉语的应用极有帮助，该书是《域外汉文小说大系》的一部分，该《大系》还将包括朝鲜、日本和传教士的汉文小说。《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出版第二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影印了一大批流传域外的中土佚书和海外的汉文文献。

张伯伟《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解》（分载于《文献》2010年第4期，2011年第1期）著录了数十种朝鲜时代女性之汉诗文集，并一一为之解题。严绍璗《汉籍的东传与文化的对话》（《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将中日间汉籍的传递与文化的对话分为四个时期，并分别描述了各个时期的基本情况及汉籍东传和文化交流的特点。张伯伟《今日东亚研究之问题、材料和方法》（《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对域外汉籍研究的问题、材料和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者认为对域外汉籍的研究不应迷失于材料之中，不能仅仅重视文献的收集整理，还应重视提出和分析问题，对域外汉籍的研究还应回归东亚，以东亚文化圈为参照，更深入地理解汉文化，并提供一幅更方便理解当今世界的图像。周振鹤《和刻本汉籍与准汉籍的文化史意义》（《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厘清了和刻汉籍与准汉籍的基本概念及类型，并指出它们是中土汉籍的重要补充，具有重要的版本校勘价值，并对研究日本的学术史、思想史和文化史有重大意义。陈捷《姚文栋在日本的访书活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考察了姚文栋在日本期间搜求研究中日两国古代文献的事迹，并对他向国内介绍日藏汉籍、出版《经籍访古志》的史实进行了考索。傅德华《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为1910—1945年8月35年间日本在朝鲜编纂和出版的汉籍文献编排了一个详细的目录。金程序主编的《和刻本中国古逸丛刊》（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收录了110种和刻的稀见汉文典籍，并逐书撰写解题。

大型文献整理

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编纂的《清文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收入了清代1800余人的15000余篇文章，施以新式标点，结集出版。

由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编选的《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从存世的清人诗文集中精选出4000余种在清代政治、经济、学术、文学、艺术等方面具有相当影响的作者的个人诗文集，挑选最佳版本，影印出版，为清史、清代文学及清代学术研究提供了方便查询的资料。

以《永乐北藏》为底本的《佛藏》（上海书店出版社、黄山书社2011年版）出版，在文献、史料和学术方面都有很大的价值。《清经解三编》（齐鲁书社2011年版）出版，该套丛书补充了部分《清经解》、《续清经解》因主客观因素未能收入的清代经解著作，对清代经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

另外，北京大学的“儒藏”、华东师范大学的“子藏”、山东大学的“子海”、浙江大学的“礼藏”等都在进行之中，并陆续出版了一些著作。

但应指出的是，这些大型文献整理项目，质量良莠不齐，且有重复整理的情况。

版本目录学、辑佚学及文献学理论研究

《中国古籍总目》（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全部出版。该书是现存中国汉文古籍的总目录，全面地反映了中国主要图书馆及部分海外图书馆所存中国汉文古籍的品种、版本及收藏现状。该书以古代至民国初抄写、刻印、排印、影印的汉文书籍为收录范围，采用四部分类法，分为经、史、子、集、丛书五部。《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1月版）为上海图书馆珍藏的60件宋本善本藏书的图录，对版本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又有几种重要的版本目录学材料公布。《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出版，对《四库全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有重要意义。王国维《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稿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出版，该书著录了民国藏书家蒋汝藻所藏宋元旧本、稿抄本及部分重要明人文集，其考订、编纂方面也给后人以启迪。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丛书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出版，对目录学及丛书的研究有很大帮助。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中华书局2010年版）将明末以来主要人物的年谱网罗殆尽，并分别评介，一一指出其特点，辨明其失误。来新夏《书目答问汇补》（中华书局2011年版）将清末至当代20余位学者关于《书目答问》的成果汇集在一起，这不仅为人们使用《书目答问》提供了方便，对版本学的研究也大有裨益。另外，曾贻芬、崔文印《古籍校勘说略》（巴蜀书社2011年版）收录了作者进行古籍校勘的心得，对古籍校勘实践有指导意义。孙文泱增订的《增订书目答问补正》（中华书局2011年版）在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的基础上增加了1931年以来的古籍整理新成果，甚便初学者。首都图书馆编撰的《首都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为首图所藏的6000多部古籍善本编排了一个详细的版本目录。

杨军《明代翻刻宋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论述了明代翻刻宋本的出版社状况、历代著录和现存情况，以及明代翻刻宋本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顾志兴《杭州藏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论述了杭州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学校与书院藏书、佛寺道观藏书的历史，并总结了杭州私人藏书特点与杭州藏书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陈德弟《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系统考述了先秦至隋唐五代400余位藏书家的生平和藏书活动。

版本目录学的相关文章有：程苏东《杨炯〈盈川集〉版本源流考》（《文献》2010年第2期）、余欣《〈大唐西域记〉古密致本述略稿》（《文献》2010年第4期）、王宝平《黄遵宪〈日本国志〉清季流传考》（《文献》2010年第4期）等。

喻春龙《清代辑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通过钩稽、梳理相关史料，考证出清代有辑佚成果者456人，辑本种类广涉四部，几近万卷。该书对清代辑佚的兴起原因和条件、发展概况、师门传承及成果缺失做了深入研究。做具体辑佚的文章有刘立志《先秦逸诗残句摭释考论》（《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郑杰文《古佚书整理与谶纬辑佚和研究》（《齐鲁学刊》2011年第4期）、赵红卫《山左词人曹贞吉诗词结集及辑佚考略》（《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程杰《宋代杜默生卒、籍贯考及其作品辑佚》（《文学遗产》2012年第4期）等。

文献学理论方面。程章灿《中国古代文献的衍生性及其他》（《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提出文献的“衍生性”的概念，指出了文献的衍生性在中国历史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从而提出了“核心文献”、“外围文献”、“衍生文献”等一系列概念，并倡言建立一个基于文衍生性的文献网络，可以为文献存续提供稳定的架构，并为中国文化历史传统的久远承续提供文献解释与支持。骆伟《古籍联合目录刍议》（《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2期）对我国古籍联合目录的历史做了回顾，并提出了当前联合目录编撰中的难点和问题。赵超《谈中国古代碑刻目录的编集》（《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2期）倡言编集一种完善而详细的中国古代石刻总目，并对总目的编集体例、编集方式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杜泽逊《清人著述总目述例稿》（《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提出了详细的《清人著述总目》的编撰体例。王立清《中文古籍数字化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对中文古籍数字化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探讨。鞠明库《古籍数字化与传统文献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认为古籍数字化更新和丰富了传统文献学的概念和内涵，也对文献学发展提出新的挑战。苏芃《他校时代的降临——e时代汉语古籍校勘学探研》（《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2期）通过一系列校勘实例归纳出，古籍数据库的开发意味着一个他校时代的降临，相关的学术规范也需进一步完善。吴平《论古籍编撰活动中的编辑思想》［《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指出文籍的内容、性质、类别、形式、体例结构无不体现着编撰者的编辑思想。耿相新《中国简帛书籍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使用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互证的方法，还原了简帛书籍生产、传播的过程。

传世文献及特种文献研究

在传世文献方面，杨义的“先秦诸子还原四书”，即《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中华书局2011年版），对清代迄今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从文献学、思想史、文化学等多个方面对先秦诸子进行全面解读，还原了诸子经典的文本与文义，解决了一系列诸子学方面的难题。黄灵庚《楚辞与简帛文献》（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运用战国楚地出土的简帛文献、秦汉简帛文献以及战国时期楚帛画、楚文物等新材料，对传世《楚辞》十七卷作品，从文字、文学、文化、宗教、历史等方面进行全面研讨，为新时期《楚辞》研究开拓了新途径。

传世文献研究的论文较多，比较重要的有：刘跃进《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问题》（《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介绍了《〈文选〉旧注辑存》的编纂情况，并指出通过辑录经典旧注，可以更好地体味经典，为今天的文学经典创造提供借鉴意义。刘志伟《〈文选集注〉成书众说平议》、金少华《〈文选集注〉残卷的来源与编纂体例》（以上见《文学遗产》2012年第4期）对《文选集注》的成书、传播及体例做了研究。陈尚君《〈二十四诗品〉伪书说再证》［《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回应了几种对《二十四诗品》伪书说的质疑，进一步提出了几点《二十四诗品》作伪的痕迹，并指出文献学、历史学在文艺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储泰松、杨军《唐代前期佛典经疏引〈切韵〉考》（《语言研究》2011年第4期）从唐代前期经疏中引用的《切韵》佚文中抉发出《切韵》原书的一些特点，并指出了唐人修订《切韵》的路径和方法。

另外，近年来还出现数篇关于传世文献断代的文章，如丁功谊《论〈诚斋诗话〉成书年代》（《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0期）、宗燕航《从语言角度看今本〈尚书孔传〉的成书年代》（《文史》2011年第1期）、许菊芳《从词汇史的角度看〈燕丹子〉的成书年代——与〈史记·刺客列传〉比较》（《文史》2011年第2期）、王晓鹃《〈古文苑〉成书年代考》（《文史哲》2010年第1期）等。

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广泛收集了古今家谱资料和研究论著，论述了各时期家谱的体例、内容、功能，探索了家谱史的发展线索，对家谱研究和编修家谱有一定借鉴意义。

刘纬毅、诸葛计、高生记、董剑云编《中国方志史》（三晋出版社2010年版）根据地方志编撰特点，以时间为断代，对特定时间段内的不同志书作了详细介绍，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并给予较全面的评价。

顾宏义《宋代方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收录了宋代各路、州、县、镇方志1000余种。该书于各志先列相关书目文献记载，次叙修撰者生平与成书经过及体例、类目、刻印情况，再述传刻流传情况。有记载有误的，还多有详细考辨。

名物学

余欣的《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下编将一些古代的药、菜、珍宝在日常生活、宗教仪轨和东西文化交涉中的瑰丽景致用写实的手法重绘再现，并致力于从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重新思考博物学作为一种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以及在社会、思想和文明史上的意义。杜朝晖《敦煌文献名物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版）对敦煌文献爬梳整理，找出了近600个名物词，并详加考证，作出了准确释义，有些还找到了图像、实物证据。该书除了具体的考证外，还指出了敦煌名物研究的价值，归纳了敦煌文献名物词的特征以及研究敦煌文献名物词的方法。

另外，钱慧真《“名物”考辨》（《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3期）对“名物”这一概念进行了重要审视和界定。黄金贵《初谈名物训诂》（《语言研究》2011年第4期）将名物训诂总结为四条章法，即定物点、训名物、理古训、用多证。杜朝晖《“鹿车”称名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4期）考察了史书经见的“鹿车”一词，认为“鹿车”即“麤车”，指粗鄙简陋之车。叶娇《唐代敦煌民众服饰刍议》（《敦煌研究》2011年第5期）利用《杂集时用要字》和《俗务要名林》两种文献对唐时敦煌一带民众的服饰做了探讨。

（二）中国古典文献学前沿人物及代表作

饶宗颐，香港大学教授，在古文字学、敦煌学、语言学、文学等方面都卓有成就，代表作有《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敦煌曲》、《敦煌琵琶谱》、《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选堂集林》等。

裘锡圭，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在古文字学及先秦两汉文献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曾参与《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墓竹简》、《望山楚简》、《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墓竹简》等简牍帛书的整理、考释。其《文字学概要》一书是文字学的重要入门书。2012年出版的《裘锡圭学术文集》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主要成就。近年来，他又主持了“中华字库”项目，全面收集现存中国文献中的文字字形（含少数民族文字）。

李学勤，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出土文献研究，参与了《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简》、《定县汉简》、《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等文献的整理、注释工作，代表作有《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等。

项楚，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敦煌文献、白话文学方面的研究，代表著作有《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寒山诗注》、《敦煌文学丛考》、《敦煌诗歌导论》、《敦煌歌辞总编匡补》等。

孙钦善，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和古代文学方面的研究，曾主编《全宋文》，现正主持《儒藏》的编纂工作。他撰写的《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国古文献学》是本学科的重要理论著作。

刘跃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古文学文献的研究，代表作有《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中古文学文献学》、《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等，目前正从事《文选》旧注整理的工作。

扬之水（详见下节）。

李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出土文献、先秦文献研究，代表作有《简帛文献与学术源流》、《中国方术考》、《中国方术续考》等。

严绍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和域外汉籍方面的研究。代表作有《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等。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敦煌文献、中古史、中西交流史方面的研究，代表著作有《敦煌学新论》、《鸣沙集》、《辨伪与存真》等。

张涌泉，浙江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敦煌文献研究。代表作有《敦煌变文校注》、《旧学新知》、《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等。他主编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将敦煌文献中的经部文献汇集整理出版，引起了较大反响，现正主持《敦煌史部文献合集》的编纂工作。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文学文献和历史文献研究，代表作有《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等。另外，他关于《二十四诗品》辨伪的一系列文章是辨伪学上的重要文献。

程章灿，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石刻文献和文学文献的研究，代表作有《石学论丛》等。

杜泽逊，山东大学中文教授，主要从事版本目录学研究，代表作有《四库存目标注》，并参与主编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清经解三编》等。其所著的《文献学概要》为本学科的常用教材。

崔富章，浙江大学古籍所教授，主要从事版本目录学和楚辞学研究，代表作有《楚辞书录解题》、《四库提要补正》等。

束景南，浙江大学古籍所教授，主要从事理学文献整理研究，代表作有《朱熹佚诗佚文全考》、《阳明佚文辑考编年》等。

张伯伟，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域外汉籍研究，代表作有《东亚汉籍研究论集》、《域外汉籍研究论集》等，并主编有《朝鲜时代书目丛刊》、《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等。

严佐之，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主要从事版本目录学和古籍整理研究，代表作有《古籍版本学概论》、《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

赵生群，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左传》、《史记》方面的研究，代表作有《春秋经传研究》、《史记文献学丛稿》等，并主编《古文献研究集刊》。

赵逵夫，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献研究，代表作有《古典文献论丛》、《先秦文学编年史》等，现正从事“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的编撰工作。

辛德勇，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研究，代表作有《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等。

吴金华，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主要从事古典文献研究，代表作有《三国志校诂》、《世说新语考释》、《古文献研究丛稿》、《三国志丛考》、《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等。

杨应芹，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清代文献研究，主持编纂《戴震全书》，代表作有《稗稿且存》等。

虞万里，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主要从事出土文献、语言文字学研究，代表作有《榆枋斋学术论集》、《榆枋斋学林》等。

郑阿财，台湾南华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敦煌文献研究，代表作有《敦煌蒙书研究》、《敦煌文献与文学》等。

高田时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敦煌文献研究，代表作有《敦煌·民族·语言》等，主编有《草创期的敦煌学》、《转型期的敦煌学》等。

尾琦康，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中世史，尤精汉籍版本学，主要著作有《正史宋元版的研究》、《东洋史概说》等，整理古籍有影印本《北宋版通典》，黄善夫本《史记》、《后汉书》等，并主编《日本古典籍书志词典》等书。

浅野裕一，日本东北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出土文献研究，代表作有《战国楚简研究》等。

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芝加哥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出土文献研究，代表作有《西周史料：铜器铭文》、《孔子之前：中国经典的创造研究》、《温故知新录：商周文化史管见》、《古史异观》、《重写中国古代文献》等。

三　本室情况介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献室成立于2011年，目前有三名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名物学、敦煌学、训诂学，名物学研究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扬之水，主要研究名物学，近三年的成果有专著《奢华之色》一至三卷（中华书局2010—2011年版）、《明式家具之前》（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曾有西风半点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物中看画》（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桑奇三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等，重要的论文有《物中看画：刘贯道〈消夏图〉细读》，（载《翰墨荟萃：细读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

王楠，主要研究海外汉学及敦煌学史，主持中国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法国吉美博物馆所藏伯希和中国档案的整理和研究”，翻译葛乐耐《关于月氏五翖侯地点的新材料》（《西域文史》第七辑）。

郜同麟，主要进行敦煌文献和经学文献研究，发表论文《敦煌文献语词与汉语史研究》（《敦煌学辑刊》2012年第4期），主持所重点项目“《说文》段注经学研究成果辑评”。

四　学科发展前景

展望未来，中国古典文献学就以下几个问题还亟须解决：

1.信息化的进程越来越快，这门古老的学科该如何与信息技术结合？目前学界在古籍电子化方面有一些尝试，但问题较多。今后在古籍编目、文献校勘等方面均可引入信息化技术。我们期待未来能有一部文献学和信息技术结合的理论著作问世。

2.散落各地的大量方志、家谱，以及徽州文书、石仓契约等民间文献，还缺乏系统的整理研究。

3.传统文献研究的转型。文献学研究历史悠久，前期成果丰富，若没有新的方法，在研究中难免陈陈相因，或拾人牙慧。因此，亟须新的理论、方法来带动文献学研究的转型。

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献室来看，目前的研究力量还很分散，三名研究人员分别为三个方向，虽然相互之间不无关联，但尚未能发挥集体优势。曾经考虑多年的计划，即合力撰写一部“古诗文名物图典”这样一部带有研究性质的大型工具书，至今还不能提上日程。因此近期目标只能是各人努力完成承担的课题（国家项目以及自选项目），在此之后，尽早酝酿“古诗文名物图典”的写作，使之成为一个开放性的长期课题，以形成研究特色。

（文学研究所　郜同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