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组织的非洲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今已经走过近70年的岁月，有必要从学术发展史的视角，对中国非洲研究的学术发展脉络和学科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和评估，以便总结经验、厘清问题、探究和明辨今后的发展方向。本章在结构上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第一节）叙事以时序为纵轴，围绕中国非洲研究的历史沿革这一主脉展开，内容涉及中国非洲研究各阶段的基本情况、主要特征、传承关系。第二部分（第二节至第五节）聚焦中国非洲研究的学科发展情况，内容涵盖相关学科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主题、主要成果、学科人物、重要观点等。本章试图通过宏观与微观、纵向梳理及横向相结合的叙事方式，勾勒出中国非洲研究的学术发展历程和学科发展脉络的轮廓，以使读者对中国非洲研究的发生、发展历程，学科发展脉络，成绩与缺失等情况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第一节 中国非洲研究述要

历经近70年的艰难跋涉和三代学人的辛勤耕耘，中国的非洲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渐强的发展历程。目前在科研队伍和人员素质，学科建设与科研教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以及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均取得长足进展，并且保持勃勃向上的发展势头，但同时亦应清醒地意识到，其现状并非尽如人意。

一 中国非洲研究的缘起

新中国的非洲研究，可谓白手起家，[※注] 且受需求驱动，这在早期研究机构[※注]的孕生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新中国成立伊始便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国际处境孤立。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高涨，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相继挣脱殖民枷锁赢得独立，为了加强中国与新生的非洲国家的联系，亟须了解非洲的基本情况；另外，中苏关系的恶化使中国外交处于“两面开弓”的窘境，亟须打开外交局面。正是在这一时空背景下，中国非洲研究的帷幕徐徐开启。1956年11月，根据中央批复外交部党组提交的报告，成立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前身），其内设机构“西亚非洲研究组”（4人）开始涉猎非洲问题研究。

为了加强对非洲研究，1959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组成亚非研究所“建所筹备小组”。亚非研究所自筹建之日起便同步开展科研工作，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西亚非洲研究组”便是在此过程中并入筹建中的亚非研究所。1961年4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会见非洲外宾时讲道：“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注] 为落实毛泽东主席的讲话精神，7月4日，处于筹建中的亚非研究所（隶属于中联部）应运而生。自此正式开启了中国对非洲问题“有组织的”研究。

1963年冬，周恩来总理在出访亚非14国前夕，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专门商讨国际问题研究工作，会后，由中央外事工作小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根据毛泽东主席对该报告的批复精神，[※注] 1964年1月，国家编制委员会同意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拆分为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并对两所进行扩编。同年10月，中国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正式挂牌，编制88人，吴学谦、张铁生任副所长（所长空缺）。同样为落实《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精神，北京大学以东语系和国政系为依托于1964年4月成立亚非研究所，由季羡林教授出任所长，编制20多人；南京大学在1964年7月以地理系为依托设立非洲经济地理研究室，由苏世荣教授任主任。[※注] 这三家机构成为中国首批从事非洲研究的科研队伍，“三家店”的局面一直维系到20世纪70年代末。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大学的非洲研究除了亚非研究所外，历史系的亚非史教研室还有一部分教师从事非洲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注] 至此，中国非洲研究队伍从无到有，并纳入正规建制；研究工作也从以往的零星探讨，发展为有组织的相对系统的学术研究。

二 中国非洲研究的发展脉络

站在学术发展史的角度，中国的非洲研究伴随着国际环境、国内时局、非洲形势，特别是中国对非洲需求的变化而起伏，大致经历了起步、沉寂、复苏、发展四个阶段，从中既可看到中国对非洲研究演化的历史脉络，亦可看到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中国非洲研究的起步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中国非洲研究的起步和奠基阶段。虽然首批专门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是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陆续成立的，但中国有组织的非洲研究则始于50年代中期。1956年国际关系研究所成立后，其内设机构“西亚非洲研究组”便开始从事非洲问题的调研工作，直至于1960年并入筹建中的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

科研机构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的非洲研究走上机制化轨道。首批成立的三家研究机构由于职责、功能和规模不同，其在学科布局或研究领域的取向上亦各有侧重。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以非洲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为主，同时兼顾非洲历史和社会问题研究，研究所初始阶段的任务主要是为国家对非工作决策提供政策咨询。北京大学的非洲研究大致分为历史与现实两部分，前者由历史系亚非史教研室承担，后者主要由亚非研究所承担。南京大学则专注于非洲经济地理研究，并侧重于非洲区域经济发展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基础研究。这种依托各自优势而形成的“自然分工”，也为日后这三家机构确立各自在国内非洲研究中的学科优势地位奠定了基础。

鉴于中国发展与非洲国家关系，首先不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而更多的是基于政治或外交需求，因而，这一时期的科研工作主要围绕非洲地区和国家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展开动态性的专题调研，其中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非洲国家的基本情况、大国与非洲关系及大国在非洲关系等主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这一时期的科研成果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论文及公开或内部出版的著作，但这类成果不多，著作只有12种，其中1962—1966年间陆续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非洲手册》丛书（包括概况部分1本和列国志部分7本）是“我国非洲学的奠基之作”。[※注]另一类是研究报告和内部资料，这类成果为数众多，几乎与我国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非洲重大问题在这类成果中均有所反映，涉及非洲政治、外交、经济，以及人物、事件等。这些成果部分刊载在内部刊物上，更多的是直接报送职能部门，因此并不为人所知。

由于科研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职能部门提供咨询服务，因此对非洲现实问题研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非洲研究的重中之重。此外，由于受到科研条件的限制，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非洲研究尚无明确的学科发展规划，涉及的研究领域也比较狭窄，研究工作多系基础研究或动态性的跟踪研究、专题研究和对策研究，以介绍非洲情况为主，总体水平不高，在理论性、系统性等方面均有欠缺，学术规范更无从谈起。但是，站在中国非洲研究学术发展史的视角，这一时期的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奠定了中国非洲研究的基础，使中国的非洲研究有了传承关系，同时也为日后的深度研究做了有益的铺垫。

（二）中国非洲研究的沉寂

“文化大革命”动乱使中国的非洲研究陷入低谷，好在科研工作只是停滞了几年，并未贯穿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从1971年起，基于外交工作的需要，科研工作开始得以部分恢复。但由于尚处“文化大革命”期间，科研工作难以真正全面开展，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的非洲研究才逐步走上正轨。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非洲研究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它使科研工作的连续性被打断，资料工作的系统性被破坏，尤为严重的是人才培养被迫中断，致使科研人员出现断层，凡此种种均迟滞了中国的非洲研究。这一时期值得称道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刊载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相继复刊的内部刊物上的有关非洲的时政分析和专题调研文章；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学者有关非洲研究的著述。值得庆幸的是，国内非洲研究原有的科研队伍仍基本得以保留。

（三）中国非洲研究的复苏

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是中国非洲研究的平稳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工作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是在建章立制、积蓄力量，在中国非洲研究学术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科研工作的正规化、专业化建设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非洲研究事业发展的主要内容。具体体现在，科研任务逐步由以往的“行政主导”朝着科研规划的方向过渡；学科建设提上日程，学科发展从以往的“自然分布”转化为有意识的布局；学术期刊的复刊或创办使研究成果从内部“运作”转为公开发表，不仅研究成果的质量上了一个台阶，学术规范亦愈加受到重视；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1979年成立）和中国非洲历史研究会（1980年成立）等全国性学术社团的成立密切了学者之间的横向联系并使国内学术交流趋于活跃；对外学术交流渐有起色，改变了过去闭门造车的封闭状态。

这一时期，国内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有所增加。1978年成立的湘潭大学非洲问题研究室（1998年更名为非洲法研究所）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国内成立的首家非洲问题研究机构。此后，相继成立的研究机构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西亚非洲室（1980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非洲史研究室（1985年）、徐州师范学院亚非史研究室（1987年成立，1993年更名为亚非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1994年）、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1998年）和云南大学亚非研究中心（1998年）等。虽然成立了多家新的研究机构，但由于原有的三家科研机构，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1998年更名）和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1992年更名）编制的萎缩，实际上，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科研队伍并未明显壮大。

随着科研机构的增加，这一时期国内非洲研究所涉及的学科有所拓展，除了以往的非洲政治、非洲国际关系、非洲历史和非洲地理研究之外，陆续向非洲经济、民族、法学、军事（安全）等学科拓展。“三家店”依然是国内非洲研究的主力军：西亚非洲研究所自1981年从中联部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建制后，随着办所方针和任务的调整，科研工作的重心逐步从侧重基础研究（特别是国别研究）和形势调研，向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并重的方向过渡，并侧重于非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问题研究，同时兼顾民族、宗教问题；北京大学的非洲研究依然由历史与现实两部分构成，不过，相较于亚非研究所的非洲现实问题研究，历史系的非洲史研究更有声色；南京大学依然专注于非洲经济地理研究。在新成立的科研机构中，湘潭大学在非洲法研究上在国内可谓一枝独秀；上海师范大学侧重于非洲历史和经济研究；云南大学关注非洲民族、文化问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专注于非洲国际关系和安全问题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侧重于非洲热点问题研究。

这一时期中国的非洲研究已涵盖社会科学一半以上的学科，涉及的领域和主题更为广泛，其中非洲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学科的成果尤为丰厚，学术水准也较高。就学术著作而言，有些著述堪称我国非洲研究相关学科门类的奠基之作。不过，客观地讲，这一时期国内的非洲研究基本上维系着一种不温不火的局面。原因之一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头20年，中国的外交重点转向发达国家，目的是获取国家发展急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随后，中国国际问题的研究对象特别是科研力量的“地域”分布上也向发达地区和国家倾斜。

（四）中国非洲研究的蓬勃发展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后，中国的非洲研究渐入佳境；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2009年论坛第四届部长宣布的“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项目”为促进国内对非研究搭建了全新的平台。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中国快速发展所激发的对非洲需求的增加，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落地，中国的非洲问题研究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至今仍保持着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较之以往，这一时期中国非洲研究的诸多要素都在优化，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科研队伍不断壮大，科研人员的综合素质明显提高，并涌现出一批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从而使中国非洲研究的整体水平获得了较大的提升。其二，学科布局大为拓展，各个科研机构结合自身的条件和优势，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学科优势或研究特色，目前中国的非洲研究已涵盖人文和社会科学2/3的学科；其三，国别研究全面铺开，“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加快实施及教育部启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计划，有力地推动了学界对非洲的国别研究，目前非洲主要国家均被覆盖；其四，科研条件大为改善，突出体现在，国内学术活动日趋活跃，国际学术交流愈加频繁，许多中国学者开始深入非洲进行实地考察；其五，科研成果大幅增加，陆续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发表的学术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并且在基础理论与应用对策研究方面均取得丰硕的成果，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葛佶主编的《简明非洲百科全书》（2000年）和赵国忠主编的《简明西亚北非百科全书》（2000年）被国家新闻出版署确定为“八五”和“九五”期间重点选题和出版项目，是我国首次编纂出版的全面、系统阐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西亚北非各个领域、各个国家历史与现状的大型工具书；由杨光和温伯友主持的《非洲列国志》项目是我国非洲学界在“十五”至“十二五”期间的学科基础研究课题，目前已经出版33本，是目前国内最全面、系统的非洲国别研究著述。上述两套大型工具书的编撰和出版对推动非洲研究和学科建设意义重大。

促成这一时期中国非洲研究蓬勃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是国家需求使然，确切地说，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所激发的对非洲需要的变化。一方面，中国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中国在非洲利益的快速拓展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各方对非洲研究的需求激增；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跃升为第二大经济体和“走进非洲”步伐的提速，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备受西方大国的关注甚至非议，使得中国在“大国与非洲关系”和“大国在非洲关系”两个层面所要应对的问题越来越多，亟须学界做出反应。简而言之，国内各方对非洲研究需求的旺盛，导致了国家投入的增加，后者又产生了供给的溢出效应。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需求的增加和服务对象的多元化，中国的非洲研究呈现出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可以说，时下的中国非洲问题研究，已不单单是一种专门的学问，而且肩负起了既服务于政府、社会，同时又满足“大众消费”的功能。

这一时期中国非洲研究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主题虽愈加广泛，但其主脉是清晰的，研究主题和学术前沿主要是围绕着非洲经济、非洲国际关系特别是中非关系展开的。原因在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及中国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在非洲的关系。随后，中非关系研究成为中国非洲研究的“时代主题”和学术前沿，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20年，这方面的科研成果也是最丰硕的。

三 中国非洲研究的学科分布

注重现实问题研究，甚或“研以致用”可谓是中国非洲研究的传统和特点，这在中国非洲研究早期的学科分布以及学科发展中亦有所反映。概言之，中国非洲研究的学科布局是从政治、国际关系、历史和地理等学科入手的，这是由中国非洲研究诞生的“时空”环境和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决定，此后，随着中国对非洲需求的变化和在非洲利益的拓展，逐步向其他学科拓展。

（一）中国非洲研究的学科分布

中国非洲研究学科门类的拓展是伴随着中国对非洲需求的增加及科研队伍的壮大而逐步实现的。国内非洲研究队伍的扩充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自改革开放后就不曾中断过，只是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速率比较温和：从20世纪60年代的3家，增至20世纪80年代的7家，继而20世纪末增至10家。中国非洲研究的科研队伍大规模扩充则是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之后，中非关系的迅猛发展促生了中国学界的“非洲热”，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则又加快了这一进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从事非洲的科研机构已达56个。

科研队伍的壮大主要源于以下几种路径：其一，一些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程度不同地加强了非洲研究的人员配置，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等；其二，依托原有机构，通过“更名”“扩编”或转化为实体单位等方式，不断充实研究力量，如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等；其三，在教育部实施“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计划过程中新成立或组建的研究机构，如济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等。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非洲研究的生力军主要来自高校系统，它们通过多种途径源源不断地为国内的非洲研究队伍注入新鲜血液。中国从事非洲研究的科研队伍的壮大，特别是专业学术人才的加盟，使得中国非洲研究的学科门类不断拓展，同时也为一些有条件的科研机构进行学科布局和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经过近70年的不懈努力，国内非洲研究已涵盖了人文和社会科学2/3以上的学科门类，只是各个学科起步时间的早晚、涉猎程度的深浅不一而已。从时序上说，运用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非洲问题起步最早，学者队伍也最庞大；继而，中国非洲研究的学科门类逐步拓展到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法学、语言学、教育学、文学、艺术、军事学（安全）等学科；有关非洲哲学、美学、新闻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则起步较晚，其中有些学科是进入21世纪后才开始有所涉猎；还有些学科，如伦理学、心理学等尚未涉猎。

（二）主要科研机构的学科取向

目前国内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科研队伍形成了党政军系统、高校系统、社科院系统等遍布全国主要省份的分布格局。这些研究机构属性不同，职能不一，规模不等，它们根据自身的学科优势、学术渊源或科研条件，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学科布局、专业方向或研究特色。从各个科研机构的自我定位、科研规划和科研成果来看，其学科取向或研究领域各有侧重：有些涵盖多个学科，有些侧重于某一学科，有些则专注于某一领域，还有些甚至主攻某个专题或国别。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那些成立较早的科研机构，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化，其学科布局、研究领域也有所调整。此外，由于科研机构的属性及其学术传统的惯性，国内非洲研究在学科分布上形成了以社科院和党政军系统的科研机构为主研究非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安全问题，以院校系统的研究机构为主研究非洲民族、历史、地理、教育问题的格局。即便同样是研究非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民族等问题，党政军系统侧重于应用对策研究；高校系统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社科院系统则是基于基础研究的应用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学科布局自1981年以来经过7个“科研发展五年规划”的实施已趋于合理，在非洲研究二级学科之下，依托研究室构建了非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民族、宗教、军事（安全）和法学等多个三级学科，但研究重点是当代非洲政治、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并以基础研究为依托，就事关中非关系发展的紧迫而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应用研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国防大学非洲安全研究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侧重于从战略或政策层面研究非洲政治、国际关系特别是安全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非洲研究部和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等机构主要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学科或角度研究当代非洲的重大或热点问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西亚及非洲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和中非发展基金研究部侧重于非洲经济、中非经贸关系问题研究，同时也关注非洲发展问题和重大热点问题。

高校系统的非洲研究机构多为非实体研究中心，即便是实体性研究机构，由于受到人员编制的制约，有条件进行学科布局、学科建设的科研机构不多。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2007年成立，其前身是成立于2003年的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教育研究中心）是高校系统规模最大的实体性非洲研究机构，其学科布局涉及非洲政治、经济、教育、民族、宗教、人类学等，并以当代非洲发展问题和中非发展合作为主攻方向。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有非洲历史研究的传统，近年来关注更多的是非洲国际关系、文化、教育等问题。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以非洲经济地理研究起家，目前侧重于非洲发展研究，涵盖非洲农业、人口、环境、区域经济等。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在以往非洲历史、中非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聚焦非洲经济史研究。湘潭大学非洲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2005年成立，其前身是非洲法研究所）则依然专注于非洲法研究。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2007年更名）在以往非洲文化、生态研究的基础上向非洲国际关系、安全问题拓展。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2011年更名）侧重于非洲历史、国际关系、教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中东非洲研究中心、外交学院非洲研究中心（2009年成立）、国际关系学院非洲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外语学院非洲研究中心侧重于非洲国际关系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西亚非洲研究中心（2008年成立）主要从事非洲语言、文学研究。浙江师范大学中非国际商学院（2010年成立）侧重于非洲经济研究。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主要从发展学的视角专注于发展合作和农业合作研究。南京农业大学非洲农业研究中心（200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非洲传媒研究中心（2012年成立）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则一如其称谓，分别专司非洲农业、传媒、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此外，还有一些高校的非实体性研究机构则侧重于某一领域、专题或国别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国的非洲研究所涉及的学科门类愈加广泛。不过，由于受到国际环境、非洲形势，特别是中国对非洲需求变化的影响，中国非洲研究的学术前沿、研究领域或研究主题时常处于动态变换之中，反映在学科分布上，则仍以非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研究为主。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基于维护中国在非洲利益的需要，非洲法律、安全、舆论环境及中非人文合作越来越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

四 中国非洲研究的成就与缺失

历经近70年的艰难跋涉和三代学人辛勤耕耘，中国的非洲研究在诸多方面均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也还存在明显的差距或不足。

（一）中国非洲研究取得的成就

经过近7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非洲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渐强的发展过程，目前在科研队伍、人员素质、学科建设、科研条件、科研成果等方面均取得长足进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非洲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教育部启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计划，国内从事非洲研究的科研机构更是出现井喷式的增长，从趋势上看，这一增长势头依然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随着拥有学术专长的生力军源源不断的加盟，及相关科研机构学科布局、学科建设的拓展和推进，中国的非洲研究所涵盖的学科门类越来越广泛，从而为日后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第三，科研人员的综合素质明显优化，拥有博士学位和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的数量越来越多，并涌现出一批学术功底扎实的中青年科研骨干，使中国非洲研究的后续发展充满希望。

第四，随着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频繁与深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越来越开阔，研究视角、路径和方法趋于多样化，这无疑有助于中国非洲研究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促使国内非洲研究的学术前沿与国际接轨。

第五，随着中国非洲研究的科研环境和条件的改善，中非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在愈加频密的同时向着更高层级的学术合作发展，即逐步从过去以研讨会或学术报告或讲座等形式为主单纯的学术切磋，提升到由中非双方学者组成联合团队共同开展合作研究。

第六，中国非洲研究的整体水平不断提升，不仅科研成果的数量逐年递增，尤为重要的是陆续推出一批学术积淀深厚、在学界反响颇大的学术精品，其中的一些学术成果系学科奠基之作，还有一些成果填补国内研究的空白。

第七，对策研究及智库建设成效卓著，具体反映在向党和政府决策部门报送内部报告的投稿量，特别是约稿量、采用率、反馈率、批示率均有程度不同的提升，还有一些研究报告或咨询报告受到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和商界的褒奖或好评。

（二）中国非洲研究面临的问题

中国的非洲研究虽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其现状亦非尽如人意，甚至还面临一些比较严峻的困难和挑战，其中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力量严重不足。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专职从事非洲研究的科研人员只有百余人，即便加上兼职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人员，乐观地估计也只有300多人。研究力量不足是国内非洲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问题，只是近年来各方需求的不断加大，使得这个老问题更加凸显。原因在于，非洲研究涉及的分支学科、研究领域、研究专题十分广泛，且涵盖54个国家。因此，现有的科研力量与形势、任务严重不相匹配，难免顾此失彼。国内现有的研究力量原本不足，而科研人员在学科分布上的不均衡性，更加剧了捉襟见肘的窘态，其突出表现是，过去20年特别是近10年，中非关系研究占据了过多的科研力量和学术资源。

第二，学科分布与发展失衡。由于国内学科布局缺乏统筹协调，加之有些科研机构或学者个人的学科定位模糊或多变，使得我国非洲研究的学科发展不均衡问题愈加凸显。这种不平衡不仅反映在各学科之间，也反映在某一学科的内部（子学科或分支学科）；不仅反映在国内非洲研究的整体分布上，也反映在一些学术机构内部的学科布局上。由于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目前，中国非洲研究的科研力量主要集中于非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法律、教育等学科，而其他学科的科研力量则相对薄弱，还有一些学科尚无人触及。学科发展失衡突出表现在，中国的非洲研究在过去20年对中非关系关注多了，对非洲本身研究少了；一些学者热衷于赶时髦，导致以往的优势学科衰落，同质化研究普遍。

第三，基础理论研究滞后。基础理论研究滞后于应用对策研究是国内非洲研究的老问题，只是近年来这个问题尤为凸显。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非洲热”的兴起和各方需求的加大，各种委托课题或临时性交办任务越来越多，导致许多在研的基础课题受到冲击，拖期现象严重；另一方面，一些科研机构和学者个人片面追求数量，而高质量的成果却凤毛麟角，应用对策研究也日渐肤浅化。

如何使中国的非洲研究既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又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无疑是值得学界深思的问题。无论情况如何变化，中国的非洲研究必须要以研究非洲本身的问题为根本。中国非洲研究的前途在于深耕基础理论研究，如果基础理论研究“立不住”，那么，应用对策研究难能“用得上”。

第二节 非洲政治研究

中国对非洲政治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它是伴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勃兴而起步的。就研究内容和学术成果的时序而言，中国非洲政治研究的发展脉络基本上是围绕着非洲国家政治发展或政治变迁的时代主题展开的，其大致序列是：非洲民主独立运动，非洲社会主义，非洲政党制度，非洲军政权，非洲民族国家建构，非洲政治民主化等。可以说，中国非洲政治研究的阶段性主题与非洲国家政治发展或政治变迁的时代内容基本上是相吻合的。

一 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研究

中国非洲研究初兴之时适逢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渐入高潮。中国早期关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类：一是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的概况类图书，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编的《非洲手册》（概况部分），该书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发展、特点、民族主义政党和思潮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二是以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为主题的时事读物，其中包括《从黑夜走向黎明的非洲》《热火朝天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和《走向独立自由的非洲》等；三是在《历史研究》《学术论坛》和《历史教学》等刊物上发表的少量学术论文。[※注]

改革开放之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仍是中国非洲政治研究的主题之一，但其重要性开始降低。20世纪80年代，唐同明、张忠民、陈潜和高晋元等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历程、道路和特点等问题进行了总结。[※注]1993年出版的由吴秉真和高晋元主编的《非洲民族独立简史》是国内第一本全面论述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著作，该书系统梳理非洲独立运动的历史进程，重点阐述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非洲国家争取独立斗争的情况，既有理论分析也有案例研究，可谓是中国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研究的集大成者。该书出版之后，国内学术界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研究基本告一段落。

二 非洲社会主义研究

非洲社会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也是许多非洲国家所选择的一种社会制度，非洲大陆曾有近一半的国家宣称“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学界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沈永林的《关于“非洲社会主义”》一文为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篇关于非洲社会主义的学术成果。此后，张甍、唐大盾、郁景祖、李安山和南文渊等先后就非洲社会主义由来、发展、理论和实践等主题发表学术论文。[※注]

中国研究非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成果，当属唐大盾等的《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1988年）和唐大盾、徐济明、陈公元主编的《非洲社会主义新论》（1994年），这两本书可谓中国非洲社会主义研究的奠基之作。[※注]《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将非洲社会主义分为阿拉伯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四大流派，并对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等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行了探讨与分析，该书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非洲社会主义新论》一书编写时正值非洲社会主义遭遇挫折和失败之际，因此，该书较为全面、客观地分析了非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使中国的非洲社会主义问题研究有所深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非洲社会主义研究日渐式微，为数不多的学术论文主要对非洲社会进行了反思，代表性成果包括李爱华和卢少军的《非洲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成功》，杨显生的《关于非洲社会主义的历史透视与反思》，以及马汉智和杨宝荣的《非洲社会主义运动与当代非洲的道路选择》等文章。

三 非洲政党与政党制度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在50个独立的非洲国家中有37个国家实行一党制，一党制由此成为非洲政党与政党制度研究最早的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主编的《非洲概况》为最早涉及这一问题的学术著作，该书在论述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政治发展中专门对一党制在非洲盛行的原因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在学术论文方面，陆庭恩剖析了非洲国家实行一党制的原因，汤平山则探讨了非洲国家实行多党制和一党制的经验。[※注]

非洲政党与政党制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重大进展，由陆庭恩和刘静在1997年出版的《非洲民族主义政党与政治制度》一书，不但全面分析了非洲国家独立后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变迁，而且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对“民主化”浪潮下的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及政治制度进行解析。

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对非洲政党与政党制度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入，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王洪一的《非洲政党政治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和钟伟云的《非洲的政党政治：回顾与反思》。近年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和《当代世界》两本杂志发表了许多关于非洲政党政治的文章，已成为国内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注]

四 非洲政治领袖研究

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和独立后的政治发展进程中，非洲各国的领导人，尤其是第一代领导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学者便对非洲政治领袖及其政治思想展开研究，还出版了两本关于非洲政治人物的著作，分别为陈公元等著的《非洲风云人物》和杨立华著的《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这一时期，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和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等三位领导人的政治思想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对非洲政治领袖的研究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其中尤以对“新南非”首任总统曼德拉生平及思想的研究最为突出，先后出版了《曼德拉——南非民族团结之父》《黑人骄子曼德拉》《南非斗士曼德拉》和《曼德拉》等著作。此外，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和南非总统姆贝基等新一代领导人也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注]2000年之后，陆庭恩等主编的《影响历史进程的非洲领袖》一书对非洲独立以来具有代表性的23位政治领袖进行了评述。[※注]

五 非洲政治民主化研究

冷战终结后勃兴的政治民主化浪潮是非洲国家独立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变革。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界对非洲政治民主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产生的原因、进程、前景等方面。

关于非洲政治民主化的原因，高晋元在《多党民主化在非洲的发展》一文中认为外因，即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的影响和西方的压力是主因；向非在《黑非洲“多党民主”剖析》一文中则指出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非洲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其中尤以经济没有搞好为根本因素。关于非洲政治民主化的前景则有崔青莲的《西方的多党民主模式不适合黑非洲的现实》，陆庭恩的《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不适合非洲》和徐济明的《非洲政治民主化趋势不可逆转》。

进入21世纪后，学者们更加侧重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研究政治民主化问题。张怀印、姚桂梅、张宏明和张春等分析了政治民主化对非洲国家政治、经济、内政、外交，乃至族群冲突的影响；[※注]李保平、郭佳、李文刚、马正义和陈尧等分析了文化、宗教、民族和非政府组织等因素在非洲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注]殷悦、孙红和沈晓雷等则分析了非洲民主化进程中的“第三任期”现象。[※注]

纵观该主题近30年来的研究成果，有三部著作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它们是徐济明、谈世中主编的《当代非洲政治变革》；张宏明的《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和贺文萍的《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研究》。

六 军人干政及地区安全研究

非洲国家独立后地区冲突不断、军人涉政频仍、军事政变频发，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出现过军政权，上述问题遂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吴期扬对这一问题研究较早且成果颇丰，先后发表了《非洲国家军事政变的政治社会背景》和《试论非洲军政权的起因及其历史作用》等分量较重的学术论文。贺文萍的《非洲军事政变：老问题引发新关注》一文则研究了冷战后非洲的军事政变问题。

非洲的地区冲突问题一直受到关注。葛佶等的《南部非洲动乱的根源》为早期非洲地区冲突问题研究的重要著作。邹恒甫与郝睿主编的《非洲冲突研究》对非洲国家冲突的根源及如何进行冲突后重建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解读。詹世明分析了“自然资源诅咒”与非洲冲突之间的关系。[※注]王洪一和黎文涛是最近几年关注非洲冲突与安全问题较多的学者。[※注]

非洲的恐怖主义组织、索马里海盗和几内亚湾海盗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王涛围绕乌干达“圣灵抵抗军”、索马里青年党和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等发表了大量著述。[※注]李文刚和李维建从不同的视角对“博科圣地”进行了解读。[※注]王竞超、刘子玮和曹峰毓则对索马里海盗和几内亚湾海盗问题进行了跟踪研究，其中王竞超的《国际公共产品视阈下的索马里海盗治理问题》一文颇具启发意义。[※注]

还有学者对非洲的安全机制和安全治理问题进行了探讨。莫翔认为非洲的安全机制是一种集体安全和多边安全的机制，具有开放性和多边参与的特征，[※注]王学军则指出非洲当前已形成包括全球体系、非洲大陆、非洲次地区、非洲国家、非洲公民社会等层次的多层安全治理体系。[※注]此外，肖莹莹和袁正清还对非洲新的安全领域——网络安全的治理问题进行了探讨。[※注]

七 非洲民族国家建设研究

由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形成的特殊性，使得非洲国家政治发展始终同时面临民主政治建设和民族国家建设的双重任务。中国学者从民族、宗教、语言、文化等多个学科或多个视角对非洲民族国家建设问题进行了探讨。

宏观或综合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张宏明的《部族主义因素对黑非洲民族国家建设的影响》，刘鸿武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民族国家统一构建进程》，刘鸿武、方伟的《国家主权、思想自立与发展权利——试论当代非洲国家建构的障碍及前景》，李文刚的《浅析伊斯兰教对非洲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张永宏的《非洲：本土知识在国家建构进程中的作用》，艾俊树和黄德凯的《非洲本土视域下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特征和路径》等。

国别研究成果有潘华琼的《试论图阿雷格人与马里危机——兼论马里的民族国家建构问题》，黄慧的《阿尔及利亚卡比尔人问题探析》，孙晓萌《试析豪萨语与尼日利亚国家民族建构》以及和阳利的《论斯瓦西里语的非洲民族国家建构作用》等。

中国的非洲政治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近年来，较之非洲经济、非洲国际关系研究、非洲政治研究有所弱化，突出体现在对非洲政治民主化问题的研究缺乏连续性，对非洲政治文化等问题的研究尚待展开等。

第三节 非洲经济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便开始关注非洲经济问题，但截至20世纪70年代，主要工作是翻译、摘编和整理非洲经济文献资料。中国学界对非洲经济问题的学术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就研究成果分布而言，主要是围绕非洲发展模式、非洲经济形势、非洲农业、非洲能矿业、非洲工业和制造业、非洲金融等主题展开的。

一 非洲发展模式研究

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对非洲国家的发展模式进行分析、评估。陈宗德、张甍、唐宇华、谈世中、朱重贵、吴兆契、明非、唐大盾、王建、夏吉生等也对非洲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和评估。同时期，非洲的国有化和私有化问题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汪勤梅、张史贤、朱重贵、陈宗德等就此问题阐述了各自的观点。陈宗德、吴兆契主编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1987年）对各种战略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注]我国学界的基本结论是：非洲国家实行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存在诸多问题，效果不理想。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对非洲经济结构调整方案进行系统性研究，同时也关注非洲国家提出的非洲自主发展方案。吴兆契对西方提出的结构性调整方案、非洲自发提出的结构调整计划等的背景、思路和执行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和分析。[※注]张同铸主编的《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不仅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全面梳理，也提出了中国学者对非洲未来发展战略的选择方案，引起了学术争鸣。中国学者普遍认为，西方提出的结构调整方案在许多方面并不适合非洲的实际情况。其中，李继东的《迟发展效应与黑非洲现代化的延误》、唐宇华的《非洲国家不同时期的发展理论与模式》、钟伟云的《非洲国家经济结构的改革和调整》、谈世中的《误区之一：“非资本主义道路”》等都是颇具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李继东的《现代化的延误——对独立后“非洲病”的初步分析》（1997年）、谈世中主编的《反思与发展：非洲经济调整与可持续性》（1998年）和舒运国的《失败的改革——20世纪末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结构调整评述》（2004年）等学术专著，集中体现了中国学界对西方提出的结构调整方案的研究和反思。

自20世纪末至今，非洲国家根据自身特点实施的经济转型引起了我国学者的高度关注。朱重贵、吴兆契均指出，自主改革方案的实施成为非洲经济渐出低谷，进而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注]但也有学者阐述不同的观点，如李智彪认为，非洲现行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基本上仍是过去经济结构调整计划的延续或翻版。[※注]舒运国的《试析20世纪非洲经济的两次转型》和张忠祥的《当前非洲经济转型的特点》均提出了非洲“经济转型”的概念及“自主发展”的重要性。可以看出，非洲国家已经进入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发展战略的时期，随之，中国对非洲发展模式的研究也相应地进入观察、分析和评估期。

二 非洲经济形势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十分关注非洲经济形势的发展。陈宗德的《非洲国家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问题》、计德容的《八十年代初期非洲的经济发展形势》、唐宇华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初析》、马简文的《非洲经济现状及其发展前景》、杨显亚的《非洲的经济现状和发展趋势》等文章，不仅对非洲的总体经济形势及石油、农业、制造业、贸易、政府预算、债务等方面的发展情况进行详细分析，也对非洲国家产生各种经济问题的内因及当时的国际经济环境等因素进行了分析。这一时期，非洲经济形势研究的代表作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非洲经济》（2卷本，1987年）和《北非五国经济》（1987年），这套丛书具有资料翔实、结构完整、分析透彻等特点。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每年都有专家学者对非洲当年及前后一段时期的经济形势进行系统分析和研判。其中，谈世中、傅政罗、汪勤梅、贺文萍、姚桂梅、苏泽玉、夏吉生等发表了一批关于非洲经济热点问题研究的学术论文。此外，姚桂梅、陆庭恩、李智彪等撰文就亚洲金融危机、“9·11”事件等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评估。

进入21世纪，我国学界对非洲经济形势的研究趋于“机制化”。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组织编撰的《非洲发展报告》（2011年以前为《中东非洲发展报告》）每年都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评估、预判非洲经济形势和市场走势。此外，近年来，由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组织编撰的《非洲地区发展报告》每年也有多篇文章聚焦了非洲经济热点问题。由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组织编撰的《非洲经济发展报告》则专门聚焦非洲经济问题研究，且每年的主题或专题均有所侧重。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对非洲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投入了较大的精力。20世纪80年代，陈才林、谈世中、殷尘、陈立、舒展等围绕此问题发表了系列论文。进入20世纪90年代，陈宗德、唐宇华、李安华、夏吉生、舒运国等站在历史延续性的视角，结合当时非洲的情况，进一步对非洲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围绕着非洲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开始出现其中，李智彪指出，和平红利、消费需求、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通信领域改革、外部资金、南南合作等成为非洲经济增长动力。[※注]朴英姬认为，经济多样性程度较高和制度环境较好的非资源型国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速。[※注]梁益坚的专著《比较优势动态化与非洲经济发展》研究非洲比较优势变化的原因和趋势，探索非洲经济发展的道路和增长要素升级的路径。[※注]

三 非洲专业经济部门研究

（一）非洲农业研究

20世纪80年代，曾尊固、孟庆栽、吴能远、朱美荣、徐兴龙、陈宗德、刘月明等重点关注了非洲农业的发展情况及政策调整的趋势和原因。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学者对非洲农业研究大致分为三个层面：其一是继续深入进行非洲农业发展形势和政策研究。其二是开展对部分非洲国家农业情况的国别研究。2000年由农业部、外交部、外经贸部组织编著了5卷本“非洲农业开发投资指南丛书”，对 53个非洲国家农业基本情况进行了系统介绍。其三是对具体农业产业和技术的研究。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我国对非洲农业研究由以往的注重从非洲大陆或国家层面的宏观研究，转入以小农家庭农业为主的微观研究；学者也不再“闭门造车”，而是深入非洲的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注]随着中非农业合作的深入开展，我国对非洲的农业研究也将进一步深入和细化。

（二）非洲能源矿产研究

20世纪80年代，董文娟、姜忠尽、魏茂等发表的学术论文，对非洲石油产业基本情况及其与全球能源市场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关注到西方石油公司对非洲的投资，以及非洲国家石油政策等问题，姚桂梅、娄承、孙巧成等学者的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判。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产油国数量和石油产量的快速增加、全球对非洲能源产业的关注以及非洲能源产业的投资环境和政策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安维华、刘桂玲、于鹏、梁明、关增淼、郭建宇等学者分析了不同时期非洲石油产业的发展情况；汪巍、刘曙光、张春宇等学者重点研究了非洲石油产业的国际因素；[※注]张永蓬、周术情、张昌兵、穆献中、王涛等学者对非洲石油产业及贸易的收益、政策、环境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中国学者对矿产经济的公开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对非洲矿产资源和矿业发展情况进行梳理。[※注]二是对非洲矿产资源开发投资环境进行研究。

（三）非洲工业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主要围绕非洲国家实施“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注]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非洲工业发展过程中，也伴生了一些困难和问题，中国学者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注]也有中国学者从非洲的民族资本、比较优势和发展战略等角度审视其工业化进程。罗建国系统阐述了非洲民族资本的发展演化进程。[※注]林毅夫指出，有正确的政策，非洲也可以成为现代制造业的中心。[※注]舒云国认为，进入21世纪，非洲国家启动了非洲大陆的“再工业化”进程。朴英姬提出，非洲国家应在全球化的经济运行规则和分工体系中实现经济转型和经济赶超。[※注]

（四）非洲金融研究

在非洲金融业发展方面，苏泽玉、李智彪、陈宗德、国娇、李志辉、张小峰、曾维莲、黄梅波等学者对非洲金融业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系统研究。[※注]在非洲债务研究方面，姚嘉、陈旻辉、杨宝荣等学者分别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不同时期的债务问题进行了研究。[※注]在非洲货币研究方面，张延良、祝小兵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非洲货币合作机制进行了论述和梳理。[※注]在金融危机对非洲的影响方面，陆庭恩、舒运国、张春宇、姚桂梅、戴严等学者分别对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非洲国家的影响进行了综合分析。[※注]

目前，正值非洲经济转型深入推进、中非合作加快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期，我国应加快推进非洲经济学的科学建设，通过强化模式研究夯实理论基础，加强经济形势分析和热点问题研究的机制化平台建设，建立多学科交叉的专题和行业研究网络等措施，将我国对非洲经济的研究推到新的高度。

第四节 非洲国际关系研究

非洲国际关系涵盖非洲与外部世界关系，外部世界与非洲关系及非洲国家间关系三个层面的内容，但中国对上述三部分内容研究的起始时间是不同的，用力也并不均衡。比较而言，中国学者更多关注域外国家与非洲之间的关系，其中又以大国与非洲关系特别是中非关系居多。中国的非洲国际关系研究虽然主要聚焦非洲与大国关系，但不同时期的内容又有所侧重。冷战时期更多地关注非洲与原宗主国法国、英国等的关系，美国、苏联在非洲的争夺及其对非洲的影响；冷战终结后的研究主题是大国对非洲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政治变革的态度；进入21世纪，随着非洲与新兴国家关系的热络特别是中国在非洲活动的激增，学界在将视线投入非洲与大国关系的同时，也更加关注大国在非洲关系问题，而中非关系及中国与其他大国在非洲关系问题则成为重中之重。

一 非洲与大国关系研究

中国对非洲国际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最初是由翻译或编译外国学者相关著述起步的，进入20世纪60年代才真正开展学术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大致分为三类：其一是以欧洲前宗主国掠夺非洲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如《关于殖民主义者贩卖黑人的若干史实》等[※注]；其二是服务于政府决策的学术资料，如《非洲手册（概况部分）》（第三章和第五章）、《苏彝士运河问题文件选辑》等；其三是发表在《人民日报》《大公报》等载体上的评论文章。[※注]上述研究成果所涉及的研究主题虽然很窄，也不系统，但它拉开了中国非洲国际关系研究的帷幕，为中国学者日后深入研究非洲国际问题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90年代，鉴于欧美是影响非洲地区局势发展的主要外部力量，中国学者由此持续关注大国与非关系。中国学者一方面追溯历史，探究了欧洲列强的殖民侵略对非洲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杨人楩、张文淳、陆庭恩、郑家馨等学者从国际关系史角度对比、分析了英、法、德、比等列强在非洲殖民统治时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政策取向、特点及治理方式的异同性，揭露欧洲殖民列强与非洲国家间的矛盾与斗争。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非洲国家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阶段，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与非经济关系渐入中国学者的视阈，吴兆契、汪勤梅、夏吉生、张宏明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围绕世界格局变化对非经济关系影响以及苏非（或俄非）、美非、法非、英非、日非等大国对非经济合作的学术论文，拓展了大国与非关系研究视阈。[※注]

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的战略地位上升，日本、印度、韩国等国也加大对非洲的关注和投入力度。由此，中国学者在继续追踪研究美、法、英等国对非政策的调整变化的同时，也将日本、印度、韩国等国与非洲关系纳入研究视野。这一时期开始有大国与非洲关系研究的学术专著问世。[※注]梁根成在《美国与非洲》一书中评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对非洲政策，这是国内首部系统研究美国对非洲政策的学术专著。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国与非洲经济合作议题热度上升。《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与非洲经贸合作研究》一书全面评析了7个发达国家和5个新兴国家与非洲的经济合作关系，内容涉及经济政策、合作领域和成效评估等。[※注]

二 非洲对外关系研究

由于非洲在国际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学者以非洲为主体研究其对外关系的著述较少，议题集中在非洲为维护民族权益与其利益攸关域外大国的矛盾与斗争。代表性研究成果系陆庭恩的《非洲与帝国主义（一九一四—一九三九）》，这是中国首部研究非洲与帝国主义关系的专著。该书运用历史分析法，提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对非洲的经济掠夺加速了非洲各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孕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注]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非洲国家联合自强、谋求发展的主张和实践，中国学者探究非洲对外关系的学术成果增多，议题包括：一是思考非洲在国际政治或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国际学界对非发展悲观论不同，中国学者不仅正视非洲大陆在新世界格局的边缘化态势，而且还看到了非洲复兴思潮的内源动力与其在世界资源市场的巨大潜力，认为非洲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注]中国学者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国际合作是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向，特别是在反恐、气候变化等新的国际安全议题方面均需要非洲国家的通力合作。

二是探讨非洲参与全球性事务所持态度与立场。在联合国“增常”问题上，中国学者就非洲国家缘何成为日本等国欲争夺席位国家的角逐对象，非洲国家对于“增常”问题上有何利益诉求，共同立场是什么，非洲国家能否争得席位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注]非洲国家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立场也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注]此外，中国学者还就非洲国家与国际组织合作在非洲实施反恐维稳行动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非洲世纪的到来？非洲自主权与中非合作研究》《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困境》等著述，既指出非洲国家寻求安全治理自主性的利益诉求，又分析了其依附欧洲、美国、联合国等外部力量的现实困境。[※注]

三是研判非洲国家外交政策与政治精英的外交思想。除了《列国志》非洲国别卷分别简介了相关国家的外交政策外，中国学界开始探究埃及、南非、尼日利亚等非洲地区大国对外关系问题，如陈天社的《埃及对外关系研究（1970—2000）》、方伟的《新南非对外关系研究》、杨广生的《尼日利亚对外关系研究》等著作，系统分析了相关国家对外关系的发展历史、影响因素与政策内容。

三 非洲国家间关系研究

中国学者对于非洲国家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专题。一是非洲国家的边界与领土争端问题。基于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利益关系，独立以来非洲部分国家间的边界与领土纠纷不仅困扰着非洲国家间关系，同时也对相关非洲国家的民族国家建设产生负面影响。据此，中国学者采用政治学、民族学、历史学、国际法等多学科研究方法，从宏观和微观视角评析了非洲国家边界与领土纠纷的产生原因、演变过程和解决方案。其中关培凤的专著《非洲边界和领土争端解决模式研究》采用历史学与法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全面梳理了非洲边界和领土争端问题产生的根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路径。

二是非洲国家与其周边邻国关系及地区大国间关系。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著述，除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列国志》非洲国别卷“外交”部分设有“与周边邻国关系”专门章节加以论述之外，还有高晋元的《东非三国关系浅说——坦、肯、乌的合作与矛盾》，郝望的《南部非洲国家与南非间的不平等“伙伴”关系的形成》，李鹏涛的《“静悄悄外交”的困境——评析姆贝其时期南非对津巴布韦政策》和延飞的《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冲突的根源——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联邦始末》等学术论文，重点剖析了相关非洲国家同周边国家间关系的特点、利益汇合点与冲突原因。此外，周玉渊结合非洲大国南非和尼日利亚两国在全非经济总量中此消彼长的变化，分析了两国在非洲地缘政治关系中的“竞合”态势。[※注]

三是非洲一体化组织的内在机制建设及功用。在全非层面的一体化进程，中国学者探究了从泛非主义思潮到非洲统一组织，再到非洲联盟的演化过程。内容涉及非洲一体化缘何兴起，非统或非盟在非洲国家内部或国家间冲突管理、安全建构、经济合作方面有何作为，其在参与国际事务时能否承担共同外交政策之使命等。唐大盾的《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1900—1990）》、舒运国的《泛非主义史1900—2002》、罗建波的《通向复兴之路：非盟与非洲一体化研究》等著述，均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各有侧重的分析。在非洲区域一体化层面，一些学者解析了非洲区域一体化组织的运行机制、成效、困境和发展前景。

四 中非关系研究

中国与非洲关系始终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从历史与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学科，以及合作机制、战略构想、政策措施等不同的层面或视角加以研究。在非洲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内学者有关中非关系研究的著述最丰厚，其主题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非双边关系史研究。中国学者对于中非关系史研究注重系统的资料整理与历史文献考证。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方积根的《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艾周昌的《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以及李安山的《非洲华人华侨社会史资料选辑（1800—2005）》为中国学者进一步研究中非关系提供了扎实的文献资源，而张铁生的《中非交通史初探》（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非关系史著作）、夏鼐的《作为古代中非交通证据的瓷器》、许水璋的《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考论》、沈福伟的《中国与非洲：中非关系二千年》、艾周昌和沐涛合著的《中非关系史》、李新烽的《郑和与非洲》等大量著述以史为据，丰富与推进了中非关系史研究。总体来看，中非关系史研究在20世纪后半叶较为兴盛，进入21世纪后这一专题研究相对弱化。

二是中国对非战略与机制研究。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走进非洲步伐的提速，中国在非海外利益扩大，需要学界厘清中国对非政策的原则、目标、基础条件、实现路径等问题。中国学者应时而需，遂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其中，刘鸿武、罗建波的《中非发展合作理论、战略与政策研究》，杨立华等的《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发展总体战略》，张春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和罗建波的《中非关系与中国的大国责任》等专著，以及张宏明的论文《中国对非洲战略运筹研究》和《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的战略构想》等，对该专题研究较为深入。2000年创立的中非合作论坛是中非双方开展集体对话的重要平台和务实合作的有效机制，因此，论坛也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对象。张忠祥的专著《中非合作论坛研究》，李安山的论文《中非合作论坛的起源——兼谈中国非洲战略的思考》和周玉渊的《中非论坛15年：成就、挑战与展望》，李新烽、吴传华、张春宇的智库报告《新时代中非友好合作：新成就、新机遇、新愿景》等著述，论及了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缘起、演化、特点、成效等。

三是中非合作各领域研究。与中非关系发展进程相一致，中国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明显地加大了对中非关系议题的研究广度、深度，开始从更加具体的合作领域观察中非关系，并且在研究中突出问题意识。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中非合作能源安全战略研究》《中非低碳发展合作战略背景研究》《中非经济外交及其对全球产业链的启示》《中国中央企业走进非洲》《非洲开放式自主发展与“一带一路”中非产能合作》《国际发展合作与非洲——中国与西方援助非洲比较研究》《中国与非洲国家教育合作与交流》《中非人文交流与合作》《中非减贫合作与经验分享》《超越非洲范式：新形势下中国对非传播战略研究》《非洲非政府组织与中非关系》等专著，以及《非洲安全治理困境与中非和平安全合作》等论文[※注]。以上著述涉及资源开发、环境、投资、援助、安全、文化、科技、发展经验分享等诸多领域。

四是中国与其他大国在非洲关系研究。中非关系的主体虽然主要涉及中国与非洲双方，但是在以全球化著称的国际政治时代，随着国际因素特别是“大国因素”的介入，中国在非洲的“利益攸关方”不断增多，中非关系业已超出了中非双方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多边的性质。这方面的研究主题包括中美、中法、中英、中日、中印等在非洲关系，以及涉非三方合作等问题，体现了非洲对外关系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性特点。其中，张宏明在《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的战略构想》一文中，论述了如何妥善处理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在非洲的关系，以维系中非关系与大国在非洲关系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缓解中国“走进非洲”的国际阻力。

经过近70年的不懈努力和探索，在经历了从资料分析到学术研究，从宏大叙事到专题研究的转变与升华之后，中国的非洲国际关系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同时也应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学者在非洲国际关系研究理论与方法创新方面还存在缺憾；此外，对非洲国际关系各个层面研究的用力也还不够均衡，突出体现在对中非关系的探讨过多，对非洲国家间关系的研究偏少。

第五节 非洲民族宗教研究

中国学界对非洲民族宗教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对非洲民族的研究，如同中国的世界民族研究一样，20世纪80年代，学界以情况、问题、理论为主进行了学术积累。90年代以来，对具体国别民族问题的研究成为重点。非洲宗教研究从无到有，正在从单一历史文化研究视角向涵盖宗教学、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过渡。中国的非洲民族宗教研究虽整体看还比较薄弱，但也迎来大发展的重要机遇期。

一 非洲民族研究

非洲国家民族数量众多，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复杂，民族国家一体化进程较为曲折。学界对非洲民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洲民族概念等基本理论以及一些热点问题。

（一）非洲民族概念

在中国学界，还没有哪个概念像“民族”“部族”“部族主义”那样引发长时间的争鸣而至今仍众说纷纭。[※注]有些学者认为，“部族”“部族主义”更适应非洲的现实情况。[※注]20世纪80年代初，牙含章指出，“民族”“部族”之分，在概念上会产生矛盾，在理论上会陷于混乱。[※注]90年代末，李安山指出，“部族”一词因翻译上的错误而含义不清，国际学界已基本摒弃这一概念，非洲人也不喜欢这一带有歧视性的概念，中国学者对此概念的理解与史书中的含义差异极大，因此主张用“族体”或“某某人”“某某族”来称呼非洲人民共同体[※注]，用“地方民族主义”一词代替“部族主义”更为妥当。[※注]

（二）非洲民族基本情况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学者编译了数本有关非洲民族的书，为从事科研、外事、民族、教学工作的人员提供了极大便利。“民族译丛”刊登了大量介绍非洲民族概况的文章。葛公尚是中国非洲民族问题研究的开拓者。葛公尚、于红主编的《世界民族·非洲卷》[※注]不仅对非洲民族总体性做了综述，还对每个非洲国家的民族基本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还有学者从民族学专业视角对非洲一些具体民族做了深入研究[※注]。

（三）非洲民族冲突

对非洲民族冲突的研究成果，可分为概论类和专论类。前者多见于研究世界民族问题或国际政治的著作，[※注]后者以学术论文居多，主要集中在尼日利亚、[※注]卢旺达/布隆迪、[※注]索马里、[※注]坦桑尼亚、[※注]肯尼亚、[※注]埃塞俄比亚、[※注]南非、[※注]苏丹[※注]等国。学者们的主要观点是：其一，非洲民族冲突原因多种多样：历史上的族际对立、殖民遗产的不良影响、国族发育不充分、不正确的民族政策、语言宗教等因素、少数民族边缘化、贫困与资源稀缺、外部势力插手。[※注]其二，非洲民族冲突类型复杂。既有种族冲突，又有主体民族之间的冲突、主体民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少数民族同国家的冲突以及跨界民族冲突等类型。其三，民族问题影响深刻。民族冲突导致非洲族际心理集体失衡，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断，甚至出现发展倒退、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不安、难民问题、人道主义灾难。

二 非洲宗教研究

非洲是笃信宗教的大陆，传统宗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其三大主要宗教。中国学界对非洲传统宗教的研究主要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的，对非洲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研究起步都比较晚。随着中非人文交流日益活跃，学界对非洲宗教的研究也更加深入，跨学科研究渐成主流。

（一）传统宗教

英国学者帕林德的《非洲传统宗教》使中国人对非洲传统宗教有了一个较系统的了解。[※注]宁骚主编的《非洲黑人文化》认为，由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精灵崇拜和首领崇拜构成的传统宗教是非洲黑人固有的、有悠久历史和广泛社会基础的宗教。[※注]周海金认为，现代化背景下，传统宗教在城市正快速失去阵地，但在广大农村依然发挥着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功能。[※注]学界关注的重点是：传统宗教在非洲人信仰体系中的地位、传统宗教的内涵、传统宗教在殖民地时期的变化、传统宗教的社会政治功能等。张宏明认为，非洲传统宗教是动态的，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有较强适应力和创新力。[※注]包茂宏对非洲人的图腾崇拜做了探讨。[※注]李保平认为，祖先崇拜是非洲黑人传统宗教中最典型、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注]张宏明认为，传统宗教的社会政治功能实际上就是宗教对权力的神圣化、权力的一元化和个人化，还包括传统宗教对非洲政治体制的取向、政治现代化的影响。[※注]

（二）非洲伊斯兰教

关于非洲伊斯兰教的整体概况，许多关于伊斯兰教的著作或工具书都有所涉及。[※注]较为深入的国别研究主要集中在塞内加尔、尼日利亚、苏丹、索马里等国。[※注]

其一是非洲伊斯兰教的历史。伊斯兰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史，学者著述颇丰。[※注]《非洲通史·古代卷》详细考察了伊斯兰教文明在非洲的早期历史。[※注] 李维建的《西部非洲伊斯兰教历史研究》[※注]延续了这一传统。非洲伊斯兰教同欧洲殖民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李安山认为，非洲伊斯兰教反抗欧洲殖民入侵的主要表现形式为马赫迪运动，或称马赫迪主义。[※注]李文刚指出，非洲伊斯兰教与欧洲殖民主义也有合作、共处、相互利用的一面，这在法属西非殖民地，如塞内加尔、马里等表现得较为明显。[※注]

其二是伊斯兰教对非洲的影响。学界对此的研究多局限在政治领域。张宏明在论述伊斯兰势力对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时将其分为几个阶段并指出，冷战后，伊斯兰教更多或更主要的是作为社会化了的政治实体，扮演着压力集团的角色。[※注]李文刚认为，在现代非洲民族国家构建中，伊斯兰教大致表现为聚合力和离心力的双重影响，且二者相互依存[※注]。

其三是伊斯兰主义与宗教极端势力。张宏明认为，宗教极端主义正是假民主变革之途在北非迅速膨胀并将触角伸向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注]对宗教极端势力的研究成为近十年来国内非洲伊斯兰教研究的热点：一是对具体组织、恐怖势力的研究，如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索马里“青年党”[※注]，大多从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和民族政治学的角度来探讨，也有从宗教角度进行解读的研究[※注]。二是对宗教极端化思潮，特别是萨拉菲主义的研究。[※注]

（三）非洲基督教

中国学者对非洲基督教的研究比较薄弱，目前尚无专著出版。一些综合性的宗教类著作、工具书为我们提供了非洲基督教传播历史、本土化、非洲基督教与政治以及宗教领袖的一些情况。学界对非洲基督教研究主要是围绕下述主题展开。

其一是基督教在非洲的传播。郭佳认为，基督教自15世纪传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开始，至19世纪上半叶，在非洲的传播初见成效；19世纪中叶开始的殖民探险活动揭开了基督教在非洲大传播、大发展的序幕，使得基督教的影响逐渐遍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部分地区；基督教的非洲化进程进一步促进了其在非洲的传播。[※注]

其二是基督教非洲化问题。雷雨田认为，基督教的非洲化随西方殖民体系兴起而出现，又随殖民制度的崩溃而加强，是非洲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进程，非洲独立教会是其典型标志。[※注]张宏明指出，黑人基督徒为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和捍卫非洲传统文化，即为反抗教会内部的种族歧视和摆脱西方国家教会的控制是基督教非洲化兴起的历史背景。[※注]王忠林认为，非洲宗教反殖民斗争形式主要包括非洲基督教会分立运动和独立非洲教派运动。[※注]

其三是基督教与非洲政治民主化问题。关于非洲教会与政治的关系，张宏明认为，非洲教会与国家关系受到政治与经济、历史与现实、内因与外因等多种因素互动作用的影响。[※注]郭佳分析了基督教会势力在非洲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注]在一些个案研究中，郭佳认为，尽管基督教会不能对刚果（金）的政治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但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其在刚果（金）未来的政治发展中将发挥其他因素所不可比拟的调和及推进作用[※注]。

中国的非洲民族宗教研究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窄到宽的学术之路，几代非洲研究学者付出了不懈努力。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非人文交流为中国的非洲民族宗教研究提供了难得机遇。一批具有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专业背景的中青年学者投身非洲研究，不少学者赴非洲，深入族群村落做实地调研。从趋势上看，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国非洲民族宗教研究应加强跨学科研究力度。与此同时，加强对具体国别重要民族、重点国家民族关系以及多元宗教间关系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非洲学界未来研究的方向。

中国的非洲研究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不断发展壮大，迄今已走过了近70年的岁月。我们从学术发展史的视角，回顾、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非洲研究的发展脉络，目的就是将中国的非洲研究做得更实、做得更深、做得更好。目前中国非洲研究的科研环境特别是科研条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我们没有理由辜负国家的重托和时代的使命。中国的非洲研究不仅有着辉煌的过去，更拥有充满希望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