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在地域范围上指西亚和北非地区，[※注]中东研究属于区域和国别研究范畴，研究该西亚北非地区及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文化和对外关系等。因此，中东研究是多学科、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集合体，具有多类型的学科属性和特征。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中东研究多侧重于中西交通史以及语言、文化、宗教、哲学等方面，[※注]“基本上处于既无专门从事研究的机构，也无专业的研究队伍，只有少数学者、专家坚持在这个领域探讨、研究”[※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中东研究开始向组织化、规范化和学科化发展，中东研究伴随着时代变化而波动起伏，经历了初创时的短暂“繁荣”，“文化大革命”时的曲折停滞，改革开放以来的恢复发展，进而呈现蓬勃发展的几个阶段，逐步形成了中东区域研究和国别研究全面推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举的新态势。70年来，中国的中东研究成就斐然，不仅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队伍逐步壮大，而且在学术创新和学科体系建设上取得了重要突破，学科属性逐渐增强，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学者视角和话语表达方式的“中东观”。与此同时，中国中东研究的不平衡性问题较为明显，原创性仍显不足，研究范式有待突破，中国的中东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尚在形成之中。

第一节 中国的中东研究述要

一 中国中东研究的缘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席卷亚洲和非洲，一批又一批国家挣脱殖民主义枷锁，相继建立了民族独立国家，开始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新中国的建立，鼓舞着亚非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与之共同形成了冲击殖民主义体系的强大阵营，亚非新兴独立的国家，成为新中国摆脱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封锁，实现外交突破的可依托的战略力量，也因此逐渐跃入中国外交战略的视野。

万隆会议不仅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里程碑，也是新中国与中东国家交往的重要起点。此前，新中国与中东地区几乎没有实际交往。万隆会议后，新中国先后与埃及、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等国建交，不仅成功地突破了美国等西方大国对新中国的外交围困，而且开启了新中国与中东国家日趋频繁的交往史，并在客观上加大了对中东地区和中东国家研究的需求。中国的中东研究范围逐渐由历史、语言、文化、哲学、宗教等领域发展到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领域；研究力量开始从自发、分散状态向组织化、机制化的方向发展；研究的目标更加明确，就是要服务于新中国的对外交往的需要，并对时局作出判断，包括亚非各国民族解放运动是如何兴起的，帝国主义亚非地区是如何统治的，独立后亚非国家的道路选择，等等。在此背景下，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相继成立了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例如，1956年成立国际关系研究所下设西亚非洲组，主要研究当代中东的政治、对外关系、社会状况、经济发展等。1959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筹建亚非研究所，内设西亚北非组，开始系统的中东问题研究。这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研究中东的两个机构。

二 中国中东研究的沿革和特征

探讨中国中东研究沿革的主要依据是重大历史事件，它们是划分不同时期研究进程的重要标志。

（一）中国中东研究的初创和短暂繁荣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文化大革命”爆发（1966年）是中国中东研究的初创和奠基阶段。其中，万隆会议为中国的中东研究注入了动力。此后，伴随着相关研究机构的建立，中国的中东研究在短短几年间初显活力，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批兼具介绍性和研究性的著作相继问世。例如，罗科编著的《高举反殖民主义旗帜的埃及》（湖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索因编著的《谈苏伊士运河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方德昭、杨剑安的《苏伊士运河与苏伊士运河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宓贤弼编著的《帝国主义与苏伊士运河》（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朱原编著的《在民族独立高潮中的阿拉伯国家》（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张景隆的《中东问题讲话》（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马家骏等编著的《阿拉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1945—1958》（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的《全力支持伊拉克和黎巴嫩人民的正义斗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的《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的阿拉伯各族人民》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的《坚决制止美英侵略行动支援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等。同时，为了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中东国家，一系列普及性读物、工具书、资料汇编相继出版。其中，世界知识出版社曾推出中东诸国志、历史小丛书、《世界知识年鉴》（1958年）和《中东问题文件汇编1945—1958》（1958年）等。

初创时期的中东研究在介绍中东地区或中东国家情况的基础上，服务于国家外交事业的需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外交先后面临着打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封锁、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霸权主义的主要任务。毛泽东主席在1962—1963年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世界划分后，中东国家成为中国实现外交突破的“第一个中间地带”的组成部分。[※注]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和需要，1961年7月4日，亚非研究所正式成立，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联部共管。它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而建立的。是年4月27日，毛主席在杭州会见非洲外宾时讲道：“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注]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关怀和支持下，在北京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亚非学会。学会理事包括了中东问题专家和学者。与此同时，中国亚非学会和亚非研究所合办刊物《亚非译丛》，介绍国外学者对亚非地区的研究状况和重要成果，推动了起步阶段的中国中东研究。据统计，当时成立的专门研究外国的机构近10个，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有200多人（包括研究中东的专家和学者）[※注]。这一现状远远不能满足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1963年毛主席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指示，先后成立了包括西亚非洲所在内的14个研究所。与此同时，在高校建立了9个研究所，其中包括亚洲的4个所。

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适应对外交流和外交事业需要，在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等开设小语种课程，为培养研究人才和外交人才奠定了基础。

随着中东研究的起步和机构设立，中国的中东研究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一方面，中东研究的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集中展现了中东国家的反殖、反帝斗争；研究成果面向大众，立足于介绍中东国家基本情况，具有普及性和通俗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受物质条件和学者认知水平的局限，这一时期中东研究刚刚起步，观察和探讨的深度有限，也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二）中国中东研究的停滞和转向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初创中的中东研究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中东研究的“繁荣”之势旋即衰微。“文化大革命”后期，随着中美关系获得改善，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毛主席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更加强调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中国迎来与“第三世界”国家建交的新高潮，其中包括中国与中东国家建交的第二次高潮。[※注]与此同时，中东国家收回石油权益的斗争如火如荼，特别是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和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动用石油武器，震动世界，引起世界各国对中东问题的高度关注，中东研究遂在国际范围逐渐形成高潮。

然而，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中东问题的研究仍难以启动。一是相关研究机构或解散或停止运转，学术研究因敏感度而少有人问津，原创性研究工作无法开展，逐渐转向“译介活动”。因此，这一时期国内学者有关中东问题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屈指可数，仅有纳忠先生的《埃及近现代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问世。中国中东研究被迫转向“译介活动”，翻译出版一批国外有关中东历史和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从1972年起，国内14家出版社联合翻译出版了一套国别史，含亚非国家99种；从1974年起，国内又有17家出版社联合翻译出版了一套国别地理，含亚非国家26种。这批翻译成果的原著来源广泛，作者来自西方国家、原苏联东欧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文种包括英语、俄语、法语、阿拉伯语等。[※注]这批著作为“文化大革命”后中国中东研究工作的恢复，了解中东国家以及不同国家学者的学术思想提供了便利，准备了一批比较系统的学术资料。

（三）中国中东研究的复苏和初步发展

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是中国中东研究回归正常学术探索和初步发展阶段。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中东研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学术探索逐渐步入正常轨道。学术研究逐步规范化和专业化，并开始启动中东问题基础研究和学科建设。

第一，从研究机构设置来看，一批中东研究机构相继恢复，诸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同时陆续创建了一些中东研究机构如上海外国语学院中东研究所与宁夏社会科学院中东伊斯兰研究所，初步形成了中国中东研究的重要阵地群。

第二，创办了专业学术期刊。20世纪80年代先后创办多种有关中东研究的专业学术期刊，诸如《西亚非洲》、《阿拉伯世界》、《亚非问题研究》（北京大学，集刊）、《南亚研究》（云南大学，集刊）、《西亚非洲问题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问题资料》（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中东研究》（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中东学术期刊的创办不仅是传播中东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更重要的是引导中东学术研究向着规范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推进中东研究水平的提高。

第三，中东研究专业团体的成立和学术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1982年7月中国中东学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了成立大会和学术讨论会，出席成立大会的代表有100多人，来自全国42个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外事部门的中东问题专家、学者。在中国中东学会的指导和推动下，有关中东研究的学术研讨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各种学术团体之间的横向联系逐步加强，推动了全国不同学科之间以及中东研究领域不同方向的学术交流。与此同时，与研究对象国以及西方等中东研究的学术联系也开始逐步建立起来，为中东研究走向世界开辟了渠道。

第四，中东领域专业人才培养逐步走上正规化渠道。一方面，许多国内高校恢复或增设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希伯来语等中东国家语种的专业课程；另一方面，开始探索硕士和博士学位等高层次专业研究人才培养，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以及北京、西安、上海、昆明、重庆、南京等重点高校招收有关中东方向硕士研究生。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北京外国语学院纳忠教授、西北大学彭树智教授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龚方震教授率先招收博士研究生，培养高端研究人才。正规化的多层次专业语言人才和专业研究人才培养，为中东研究人才队伍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中国中东研究的全面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多种因素促动下，中东研究的“热度”前所未有，推动着中东研究向专业性迈进，中国的中东研究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一方面，随着1990年和1992年先后同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建交，中国实现了同所有中东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区域全覆盖”，开始了双边和多边交往的新时期。另一方面，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以及苏联的解体，中东地区的巨大变化吸引着世界的注意力，也引起了中国政界、学界和商界的关注，这种驱动力推动着中国的中东研究者思考中东国家发展道路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与此同时，中东在中国对外开放、经济发展以及安全维护等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国内逐渐形成了“中东研究热”。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国内学术界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东热”。此后，第二次“中东热”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第三次“中东热”是2010年年底爆发的中东变局。由此形成了中国中东研究呈现全面繁荣的局面。

第一，中东研究机构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在不断增加或扩大，中东研究的物质基础条件得到有效改善。2000年12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被教育部批准建立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此后，在宁夏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建立了阿拉伯研究中心；在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建立了中东学院、区域和国别研究院。与此同时，一批国别研究中心也陆续在高校相继建立。2019年4月9日，中国非洲研究院宣布成立，习近平主席发来贺信。在机构建设的同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等中央政府部门，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和大专院校，纷纷以发布重点或重大课题、创办研究机构和建立研究基地等多种方式，支持中东问题研究，使中国的中东研究事业发展的物质条件得到改善，中东研究出现生机勃勃的局面。

第二，中东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伴随着国内中东研究硕士、博士培养基地有序建立和扩展，中东研究领域人才培养呈现普及化和专业化。与此同时，中东专业领域留学生交换，访问学者交流逐渐普遍化、常态化。中国中东研究人才队伍规模随之扩大。

第三，中东研究的学术期刊、网络信息化以及学术资源数据库建设等成为推动学术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平台。在前述《西亚非洲》《阿拉伯世界研究》等期刊基础上，近年来又创办了多份集刊，如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中东研究》（《中东问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土耳其研究》、北京大学的《北大中东研究》以及上海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战略研究院的《新丝路学刊》等。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东研究的外文期刊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2007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创办英文期刊《中东伊斯兰研究》[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AJMEIS）]，在国际中东学界引起了重视。

与此同时，许多单位建立起英文网站，对于扩大中国中东研究界的国际影响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还有以新媒体平台方式传播中东研究信息、成果的网站、微信公众号等。

第四，国内和国际学术交流全面推进。从国家层面看，外交部先后于2000年和2004年成立了“中非合作论坛”和“中阿合作论坛”，定期举办高端学术研讨活动，成为国际知名品牌，推动学术交流融合发展。中国亚非学会和中国中东学会已成为全国中东研究领域的权威论坛，每年举办重要学术研讨会，迄今已召开7次亚非学会全国代表大会和8次中东学会全国代表大会。从国际层面看，1995年10月，中、日、韩三国的中东学会联合组建了亚洲中东学会。此后每两年召开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第十二届亚洲中东学会联合会“中东向何处去？”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9月在北京举行。各种研讨会及相关机制的形成，推动着中东学术事业的繁荣。

第五，学术研究进一步专业化，学术成果更加丰富，中东学科体系建设被提上日程。随着尝试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到强调中东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中东研究努力形成“中国特色”和“中国视角”，打造中国的“中东学”。

三 中国中东研究的成就和特色

理论创新、学科建设、人才构成状况和研究水平是衡量中国中东研究的重要标志。纵观70年来中国的中东研究，在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学术成就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中东研究学科属性逐步增强，并呈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整体推进、全面繁荣的态势，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中东研究。

（一）理论创新迈出了重要步伐，学术探索展现了中国学者的“中东观”

70年来，中国中东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积极探索中东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民族国家建构、现代化进程以及国家发展道路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一方面，编纂整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西亚非洲》[※注]。另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东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展现了一定程度的理论自觉，提出了具有中国学者研究标识的“文明交往论”[※注]思想。经过多年研究和积累，完成并发表学术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西亚非洲国家发展道路研究》，推动了中东研究的理论探索进程。

多年来，中国中东研究专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条件来揭示海湾地区君主制以及部落家族统治长期存在的原因及其作用；[※注]从人类文明交往的广阔背景上审视和解读中东国家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探寻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线和适合度，推进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注]从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分析中东国家发展的国际环境；[※注]从人类政治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探索中东国家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提出中东国家正处于“过渡政治阶段”；[※注]从石油级差地租理论分析中东国家食租型经济特质；[※注]从国家建构视角分析中东民族国家建立道路及其深远影响；[※注]从中东政教关系复杂多变的现象中，总结并提出衡量宗教激进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分水岭的三个标志：宗教与国家是否分离、宗教与司法是否分离、宗教与教育是否分离；[※注]从检验政治制度是否合理、合法的标准，分析当前君主制在中东国家存在的原因。[※注]从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上分析中东不同民族主义形态与伊斯兰教关系的共性和个性特征；[※注]从民主与伊斯兰教、与社会经济发展、与权威主义、与外部因素等关系上，揭示中东国家民主实践方式及途径应当是：自主性、渐进性和本土化，应当处理好民主、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注]等等。与此同时，中国学者还从学理上批判西方流行的“文明冲突论”和“伊斯兰恐惧症”，揭示西方在中东推行“民主改造”和“新干涉主义”的实质，等等。这些“中国视角”构成了中国学者的“中东观”，并受到国际学术界关注，有的观点在中东国家引起了共鸣。

（二）学科建设粗具规模，学科属性不断增强，应用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70年来，中国中东研究的学科建设跨出了实质性步伐，一些较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相继问世，得到国内学术界的认可，也得到了国外同行的关注。主要表现在，第一，系统开展基础研究，为中东学科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这些成果主要包括《中东手册》《西亚北非百科全书》《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犹太百科全书》《中东问题100年》《中东风云人物》以及涵盖中东诸国《列国志》系列工程[※注]，都是中东研究的重要的工具书。第二，逐步建立了中东历史研究学科体系。从《阿拉伯国家简史》《阿拉伯通史》《中东史》《20世纪中东史》以及13卷本《中东国家通史》（包括《阿富汗卷》《沙特阿拉伯卷》《以色列卷》《伊拉克卷》《也门卷》《巴勒斯坦卷》《叙利亚和黎巴嫩卷》《伊朗卷》《土耳其卷》《埃及卷》《海湾五国（科威特、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卷》《约旦卷》和《塞浦路斯卷》等）以及即将完成的8卷本《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各种体例的中东史研究著作——通史、国别史、断代史、专题史、人物传记、史料编纂等，门类繁多，渐成体系。第三，专题研究深入推进，亮点增多。在关于中东战争、伊斯兰复兴运动、和平进程、海湾危机、能源安全、中东大变局、中东秩序、恐怖主义和极端思潮等专题研究上取得重要进展，产生了一系列研究重要成果。其中，近5年来出版了4部有关库尔德研究学术专著，大大推进了该专题的研究深度。一些成果还翻译成外文出版，得到国外同行的认可。第四，应用研究渐成亮点，形成了系列性、连续性研究成果。这些包括《中东非洲发展报告》《中东发展报告》《中东地区发展报告》《阿拉伯发展报告》《阿拉伯蓝皮书》以及国别报告系列——《以色列蓝皮书》《土耳其蓝皮书》《伊朗蓝皮书》《叙利亚蓝皮书》，等等，为国家决策以及企业开拓市场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

（三）研究主体逐步扩大，专业队伍壮大，人才素质整体水平不断提升

70年来，全国有关中东问题的研究单位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寥寥数家发展到50余家。根据中国中东学会2018年7月的统计，全国研究中东问题的研究机构已经发展到52家，其中包括官方研究机构6家，高校常设研究机构8家，教育部备案的国别和地区研究培育基地、国别和地区研究中心17家，高校自主成立的研究中心21家。从事中东研究的单位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中央媒体（新华社等）、高等院校、军队机构，以及中国驻中东国家的各个使领馆。

在中东研究队伍构成上，既有学者群体，又有资深外交官，还有专业媒体、涉外企业家，形成了研究主体多元化和老中青结合等特点。仅据中国中东学会统计，注册会员人数已从2011年的332人增加到2018年的422人，新入会的会员大多数是近年来走上中东研究工作岗位的青年学者。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东研究逐步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从世界史、语言类一级学科以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专业本科教育到中东专业硕士、博士再到博士后，新的人才培养机制正源源不断地输送中东研究高端人才。经过专业训练的专门人才已成为中东研究的主体，人才素质不断提升，人才队伍不断扩大，专业化、复合型人才快速成长。

（四）学术传播渠道逐步扩大，学术合作方式多样化，形成了多层次协同机制

一方面，学术共同体建设发挥了重要影响。在中国中东学会和中国亚非学会的推动下，国内学术交流活跃，并形成了各学术机构之间多种形式的合作和协同机制。同时，中东学术交流与合作还得到中国外交领域机构的协助和支持，这成为中国中东研究的亮点。一些资深外交官离任后纷纷加入了中东研究的行列，不仅著书立说、发表论著，而且积极推动中东学术交流与合作。

另一方面，国际学术交流逐渐走向机制化、常态化，并通过联合或轮流举办中东问题国际研讨会，扩大学术视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学者在国际中东学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推动了中东研究的学术传播。与此同时，多种形式的合作研究在国际学术界逐渐启动，并取得一定进展；面向全球发行的中国中东研究英文期刊和外文集刊等平台，加快了中国学术“走出去”步伐，推动着中国中东研究走向世界。

四 中国中东研究存在的问题

中东研究是多学科、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集合体，具有多类型学科属性和特征，由此展现了中东研究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中国中东研究在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仍存在许多突出的问题，制约中东研究的深入推进和全面发展。

（一）学科发展不平衡问题

70年来，热点问题既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中东研究的“导向标”，吸引了研究者注意力和选择取向，形成了追踪和研究热点问题的“扎堆效应”。然而，中东热点问题催生的“中东热”往往不能持久，也难以转化为“学科热”。相反，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东研究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中东研究学科“冷热不均”的局面。

中东学科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存在不平衡问题，偏重于热点问题的对策研究，但又缺乏对热点的历史透视感，难以洞悉或揭示其缘由；二是学科布局差异悬殊，学科“短板”突出，偏重中东历史、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与中东关系）、经济问题等研究，但是对中东社会、法律研究最为薄弱，有关中东社会结构、社会问题、部落社会、法律制度等受关注度低，成果寥寥；三是国别研究不平衡，重视地区大国，忽视对小国研究，造成小国国别专家稀缺；四是地区研究的碎片化问题突出，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凡此种种制约着中东学科体系的形成。

（二）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创新不够，制约着学术体系建设

中东研究涉及多学科专业理论和方法，目前中东研究专业理论创新不够，存在着“重时局概述，轻学理分析”“重热点跟踪，轻理论建构”的实际状况。一是忽视或不重视学科专业理论建构，致使中东研究难以融入一级和二级学科体系。二是研究范式未能超越西方有关概念、术语及理论的局限，仍存在照搬或套用西方概念或研究范式观察和解析中东问题，难以准确揭示中东国家发展道路，难以形成高质量的原创性成果。三是研究视野狭窄，专业化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尤其是缺乏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视角，从而限制了以中国学者视角进行观点、思想和理论的提炼。四是研究方法单一，实地调研少，定量研究少，真正运用第一手资料开展创新研究的成果仍然有限。

（三）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不够，学术“走出去”渠道仍然有限

多语种专业人才队伍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中东研究的深度和高度。中东研究的对象国国情复杂，语言文化差异较大，涉及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希伯来语、普什图语等多种语言。同时，中东地区长期以来又是大国角逐的舞台，大国对中东的影响也让研究者需要熟悉英语、法国、俄语、德语等。但是，目前既精通对象国语言或多语种，且有扎实专业基础的复合型人才匮乏，尤其是缺少“国别通”人才。多语种研究人才的培养远远跟不上实际需要。因此，具有复合型知识结构、熟练掌握外语，特别是同时掌握英语和中东当地语言，具备独立的国际学术交流能力的学者较少，既限制了学术研究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也制约了中东研究“走出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话语权建设。

70年来，在学界的共同努力下，中东研究取得显著成就，在国际体系转型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需求达到新高度，中东国家“向东看”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形成了新的需求，为中东研究注入了强大动力。中东地区热点问题频发，既关涉着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和安全维护，又是中国坚持和维护国际正义、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从大国外交迈向强国外交的实践舞台。因此，多种因素推动了学术研究的“中东热”，进入新时代，中国中东研究可谓任重道远，应以“三个体系”建设为指引，以理论和方法创新为突破口，推动中东研究的全面发展，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中东学。

第二节 中东政治研究

中国中东政治研究有着很强的时代烙印。改革开放前，中东政治研究议题多聚焦民族解放运动，主要涉及民族国家建立的道路和政治人物等研究，揭示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演变及其影响。这一时期，中东政治研究附属于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史的范畴，研究者的兴趣多集中于该地区的革命运动上。其中，“文化大革命”时期中东政治研究具有相当的敏感性，研究者多数转向翻译和介绍国外学者的著作。

改革开放以来，在研究领域方面，已由原来仅限于中东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研究，扩展到政治主体研究（国家、政府、制度、公民、阶层或政党或利益集团）、政治行为研究（政治权力）、政治统治（管理）、政治参与（选举行为与投票）、政治发展研究（政治变革、政治稳定、政治民主化）和政治价值研究（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思潮、政治文化）等多个层次，使得政治研究的内涵大大丰富。在研究取向上，中国学者对于中东政治研究主题选择重视政治制度、政治合法性、政教关系、军政关系、族群关系、政治民主化、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美国对中东国家的民主改造、中东政治剧变、政治转型等重大问题的探讨。

一 关于中东政治现代化问题研究

中东政治现代化、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关系一直是中东政治研究的主要议题，它从深层揭示了中东政治发展道路诸问题。

彭树智的《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王铁铮卷主编的《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概述了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论述了土耳其、埃及、伊朗、以色列、伊斯兰、摩洛哥等国的现代化历程。哈全安的《中东政治现代化研究》、王林聪的《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7年版）从中东历史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上探究中东国家民主化道路的独特性，分析了中东国家民主实践的前景。王联的《中东政治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围绕阿拉伯、伊斯兰、冲突、革命和石油这五个核心概念，全面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60余年来中东各国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变迁，重点探讨了中东地区的民族与国家、宗教与社会、政府与政治、战争与和平以及经济与发展等领域，同时也讨论了西方大国对本地区的影响，以及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等。王泰、陈小迁的《追寻政治可持续发展之路：中东现代威权政治与民主化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从长时段的角度考察中东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层面的运动轨迹，剖析威权政治的历史根源和民主化的社会动因。刘中民的《中东政治专题研究》（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通过伊斯兰复兴与中东政治、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中东热点问题与专题研究，深入挖掘中东动荡的复杂历史与现实根源，把握中东沧桑巨变的历史脉络与走向。陈万里等的《二战后中东伊斯兰国家发展道路案例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选择了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伊朗与土耳其，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埃及、沙特、伊拉克与利比亚，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伊斯兰国家在发展道路的方向抉择、政策实施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历史发展进程。哈全安的《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以埃及、伊朗和土耳其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在梳理伊斯兰世界政治传统的基础上，以埃及、伊朗和土耳其作为个案，以世纪之交作为重点，分析中东现代化进程中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消长，阐释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特定历史内涵，进而考察中东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演变轨迹和发展方向。

二 关于中东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东政治研究从政局分析逐渐向政治体制、政治思潮等议题推进。刘竞、安维华主编的《现代海湾国家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现代海湾国家政治体制的专著，它从海湾国家政治体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宗教在海湾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当代海湾国家政治体制的特性等方面对海湾国家政治体制进行了综合性的理论探讨。王彤主编的《当代中东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剖析了当代中东政治制度各种具体形态的历史渊源、形成背景和演变进程。刘中民与郭强的《伊斯兰哈里发制度：从传统理想到现实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分析了在伊斯兰教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哈里发制度经历了从早期政治实践及其理想化到中世纪的历史倒退，再到近现代重建“哈里发国家”的诉求与实践以及2014年ISIS重建所谓“哈里发国家”的历史逆动。

在政党制度研究方面，李艳枝的《中东政党政治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是首部系统研究中东政党的重要成果，从世俗政党政治和宗教政党政治两个层面解读20世纪以来现代中东诸国政党政治的演变历程，从政党的组织形式、思想纲领和政治实践，分析中东诸国政治转型与政党政治变迁的逻辑关系。朱传忠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从“保守民主”“修正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民主开放”“战略纵深主义”四个方面研究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理念与执政实践。王彦敏的《以色列政党政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则从历史传统、地缘环境、移民社会、经济变迁和宗教文化等诸多层面入手，系统梳理和探究以色列政党政治的发展演变及特征。与此同时，陆瑾的《伊朗政党与政党政治发展现状及趋势》，李竞强的《试论民主转型时期突尼斯的政党制度》，哈全安的《土耳其共和国政党政治的演变》都是从国别视角研究政党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

三 中东政治思潮研究

王京烈主编的《当代中东政治思潮》（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从理论层面对中东政治思潮的源流、政治思潮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并论及对阿拉伯国家产生深远影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凯末尔主义、伊斯兰复兴主义等中东地区的主要政治思潮。韩志斌等的《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通过民族主义、国家构建、现代化、城镇化和地区安全复合体等理论视角，对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李福泉的《从边缘到中心：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选择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问题，解析黎巴嫩什叶派为什么能够实现从政治边缘到中心的转变这一核心问题。

四 关于中东政治剧变和中东转型问题的研究

中东剧变是21世纪中东政治发展中的重大分水岭，它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王锁劳的《有关北非中东剧变的几个问题》（《外交评论》2011年第2期）分析了有关北非中东剧变的若干主要问题，即剧变的性质与特点、剧变背后领导人换代与家族腐败、阿拉伯“民主例外论”与阿拉伯威权主义的关系、土耳其模式是否适用于阿拉伯国家以及美国中东政策等。牛新春在《中东乱局的性质、趋势和影响》（《和平与发展》2013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中东乱局的本质特征是一次内生性的、民生、民主政治革命，当然外部势力利用和介入了这一事件，但这并不能改变事件本身的性质。黄民兴的《再论中东剧变的背景、发展阶段和主要特点》（《史学集刊》2016年第3期）指出中东剧变是阿拉伯国家内部长期隐藏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它们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民主化、人口结构、公民社会、全球化时代、外交政策、信息化时代、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宣传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整体性等方面。田文林的《“民主化”为何不能拯救中东？》（《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认为民主药方与中东地区面临的问题之间存在巨大错位，“民主化”不仅难以实现彻底变革的诉求，反而会使其偏离变革方向。刘中民的《一位中国学者眼中的中东变局：2011—2017》（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分析中东国家转型之难、中东地区危机之深、恐怖主义反弹之猛，在此背景下探讨转型中的中国中东外交。余建华主编的《中东变局研究（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从一个较长的时段在深层次上考察中东变局，揭示了其发生时错综复杂的内外缘由、不同类型的演进路径及扑朔迷离的前景走向，这场由“阿拉伯之春”变为“阿拉伯之冬”的中东变局迄今仍在持续，并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中东地区国家的内外政治。曾向红等的《社会运动理论视角下的中东变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则从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出发，对“阿拉伯之春”发生的动机、过程、动力、机制、所引发的外部干预、其产生的国际影响等问题进行分析。

五 关于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研究

毕健康的《埃及政治现代化和政治稳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是系统研究现代埃及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关系的著作。王泰的《埃及的政治发展与民主化进程研究：1952—2014年》（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从文明交往的视角出发，考察国家、社会和政治伊斯兰在威权主义的构建与转型及政治民主化问题上的历史演进，探究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本质，分析它们对于埃及民主化的作用。敏敬主编的《当代中东改革：沙特、土耳其、埃及、摩洛哥》（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是一部介绍当代中东地区政治改革的学术著作，选择并探讨了沙特、土耳其、埃及、摩洛哥改革历程、成就和问题。王新刚等的《现代叙利亚国家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论述了现代叙利亚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直至21世纪初政治发展、社会变迁与外交变革，具体考察了现代叙利亚历史生成背景和体制变更原因，剖析了复兴党理论根源及特征、阿萨德威权及其治下的国家与社会、巴沙尔弱威权政治与国家以及2011年陷入危机的原因与过程。王霏的《叙利亚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论述了叙利亚名称与“（大）叙利亚”认同的起源与演变，叙利亚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三个历史阶段，即法国委任统治阶段（1920—1946年）、独立的探索阶段（1946—1963年）及复兴党统治阶段（1963年至今），进而分析了叙利亚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特点。

六 关于中东政治人物研究

政治精英在中东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是政治强人和“政治常青树”构成了国际政治独特的风景线。关于中东政治领袖的研究也是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对象。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编《中东风云人物》（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介绍了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活跃在中东政坛的28位名人的生平经历、政治主张、个人爱好、奇闻逸事及其影响。赵增泉、林明扬、郑耀群的《白色君主巴列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评析了一代国王巴列维的经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的《阿拉伯新生代政治家》（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较为详细地介绍了12个阿拉伯国家19位年轻一代政治家的情况，为人们了解这些国家的现实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时延春的《中东枭雄——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王京烈的《阿拉法特——头上顶着国土的总统》、杨曼苏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雷雨的《拉宾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叶卫平的《巴解之父——阿拉法特》（中国广播出版社1998年版）、苏克的《一代枭雄——萨达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李爽的《海湾强人——萨达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李光斌的《萨达特：中东和平进程的先行者》（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肖月的《中东和平进程的领袖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王灵桂、李绍先的《中东怪杰》（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黄民兴的《佩雷斯：中东和平进程的推动者》（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刘顺的《铁腕恺撒：我眼中的沙龙》（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付春柱的《以色列王——沙龙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李学军的《沙漠枭雄萨达姆》（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等都是展现有关中东政治人物的成果，兼顾学术性和通俗性。[※注]与此同时，还翻译了一批有关中东政治人物的传记，这里就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70年来，中国中东政治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注重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同时吸收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在研究范式上注重“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应用，据此开展对中东国家政治问题进行综合解析，并提出了许多学术创见，例如，中东现代权威主义具有双重性，世俗主义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阶段，等等。在研究主题的选择、学术水平及其规范性的提高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从纵向发展看，我国中东政治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可谓成果丰硕，创新不断，呈现较为繁荣的局面。但是，从横向比较看，中国中东政治研究仍有许多不足，尚未形成成熟的学科体系和学科理论。重视宏观研究，轻视微观研究。重视地区大国研究，轻视小国研究。热衷于热点跟踪研究，疏于对影响政治发展的基本问题进行系统和全方位的探索。在有关热点问题的研究上，原创性仍显不足，对诸如政治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机构、政治文化、政治腐败等方面涉猎较少。

第三节 中东经济研究

中国中东经济研究起步较晚。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与中东国家经济联系的增多，中东经济研究渐提上日程。中东经济研究议题从初期的中东能源、贸易和金融、经济资源、经济发展战略、国别经济状况逐渐扩展到中东经济现代化、经济发展道路、经济政策、产业结构、对外经济关系等。近年来，中东经济研究更加细化，涉及金融、货币、能源、水资源、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再工业化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等更加广泛的领域。

一 关于中东经济现代化研究

张俊彦主编的《中东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和《变化中的中东经济：现状与前景》堪称中东经济研究的姊妹篇，上篇集中于国别研究，下篇是专题研究。它从20世纪80年代经济形势、各国经济政策的调整、中东石油经济、中东国家非石油工业、农业、财政金融、对外贸易、国际收支、影响中东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社会因素等方面，全面阐述了中东经济问题。[※注]另外，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编《亚非问题研究第12辑：中东国家经济问题专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对中东国家经济发展进行分析。

在中东经济现代化探索方面，冯璐璐的《中东经济现代化的现实与理论探讨：全球化的视角》（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分析了中东经济现代化模式及其国际交往的影响因素，包括分裂性因素——技术，限定性因素——石油与国家干预，决定性因素——民族主义，开放性因素——战争，内在性因素——伊斯兰教，对中东国家经济现代化作纵向和横向对比研究，并选择以色列、海湾六国和土耳其经济现代化等进行国别分析。[※注]杨光主编的《西亚非洲经济问题研究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述了西亚非洲可持续发展问题、中东经济发展问题、西亚非洲的人口控制与可持续发展、海湾国家的石油美元投资模式、中东地区的贸易投资前景、非洲农业发展战略等。下篇分析了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经济关系、贸易保护主义对中非贸易发展的影响、中非经贸合作区发展现状与前景、南南合作框架下的中国对非援助、中国与非洲利用外资的经济发展效应比较等。

二 关于中东经济史研究

中东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史，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车效梅的《中东伊斯兰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和《中东中世纪城市的产生、发展和嬗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王三义的《工业文明的挑战与中东近代经济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中东近代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东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基础、“西化”改革对中东经济的影响、工业文明对中东经济的整体冲击、革新时期中东经济的新特点、中东传统经济近代转型的动力与条件、传统经济模式改造的难度、经济转型中的中东经济区域一体化、中东与西欧经济转型比较研究等问题。该书从多层面分析了影响近代中东经济的主次动因、内外动因、可变与不变动因。[※注]

三 关于中东市场研究

杨光主编的《中东市场指南》（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中东国家贸易市场和投资环境的专著。这方面的成果还包括丁明仁编著《对中东地区贸易指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安维华主编《中东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赵国忠主编《世界各国商务指南·中东非洲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刘军和沈一强主编《中东市场开发实战》（中国海关出版社2009年版）等。

四 关于能源和金融研究

能源问题是中国中东经济研究中的热点。《第三世界石油斗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程远行的《海湾地区的石油斗争》（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江红的《八十年代国际石油风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等，这些都是中国有关中东石油问题研究的早期重要著作。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学者开始注意中东的石油资源对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在国际政治与经济中的作用。马秀卿主编的《石油·发展·挑战——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东经济》（石油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全方位、多角度地介绍和分析了中东石油的世界地位、中东石油工业的兴起与现状及其对中东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作用和影响。安维华、钱雪梅的《海湾石油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以海湾石油为中心和立足点，将海湾石油视为一个变量，探讨它的变化对世界经济安全、国际石油市场、地区国民经济发展、海湾政治和社会变革的相关性影响。中国学者还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研究中东石油问题，如吴磊的《中国石油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和钱学文等的《中东、里海油气与中国能源安全战略》（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值得关注的是吴磊在《世界石油新版图与中东石油》（《西亚非洲》2012年第6期）中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石油新版图似乎正在悄然改变，新的世界石油版图的轮廓正在出现，其中心不是中东，而是西半球。中东产油国的实力和重要性将走上下坡路，但是，中东石油的权力核心地位仍然难以撼动。

刘冬的《石油卡特尔的行为逻辑：欧佩克石油政策及其对国际油价的影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将地缘政治因素纳入产业卡特尔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对欧佩克的油价影响力做出分析，国际油价的频繁波动和不断攀升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欧佩克也对国际油价产生影响。

姜英梅的《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阿拉伯国家为研究对象，以中东金融体系演变为切入点，以新制度金融理论为基础，分析地缘政治、石油美元、伊斯兰教、商业文化环境和金融全球化对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的影响，并以主权财富基金作为案例研究，就如何建立完善的金融制度环境、确立中东金融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

五 关于伊斯兰经济研究

伊斯兰经济观是伊斯兰教关于社会经济问题的理论和观点的统称，它涉及许多复杂的方面，其渊源包括《古兰经》、圣训、早期阿拉伯哈里发国家的历史经验和伊斯兰学者经济著作中的表述等，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伊斯兰经济制度。张永庆主编的《伊斯兰教与经济研究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是第一本全面论述伊斯兰教与经济发展的论文集。刘天明的《伊斯兰经济思想》是研究伊斯兰经济的代表作，梳理了从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到20世纪末的伊斯兰经济思想，介绍了伊斯兰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和不同派别，分析了伊斯兰二元社会与二元价值取向的特征：一方面是氏族制社会的基本结构仍然保存，强调伦理道德、集体主义、公平、公正、平均等；另一方面氏族制正在瓦解，私有财产、私有观念正在蔓延、发展，贫富分化正在加剧，形成社会等级。[※注]王正伟的《伊斯兰经济制度论纲》（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从伊斯兰制度的角度研究信仰伊斯兰教群体的经济问题，即它研究的不是一般的社会化的个人，而是具有伊斯兰教信仰的社会学的个体。[※注]

六 关于中东与中国“一带一路”的研究

吴磊在《构建“新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东关系发展的新内涵》（《西亚非洲》2014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赋予21世纪的中国—中东关系新的生命力，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中东关系的战略内涵。金忠杰主编的《“一带一路”沿线中东地区金融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编者精心挑选了中国研究中东地区金融理论并发表在各类学术期刊上的优秀论文。潜旭明的《“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与中东的能源合作》（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介绍了国际能源分布以及中东能源概况，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与中东能源合作的主要机制，并重点论析了“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与海合会的能源合作。这方面的重要成果还有杨光主编、王林聪副主编的《中东发展报告：“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姜英梅在《中东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合作前景》（《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2期）一文中分析中东国家基础设施发展很不均衡。中东很多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起步或加速阶段，这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基础设施领域互联互通和互利共赢提供了重要契机。魏敏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问题研究》（《国际经济合作》2017年第12期）中梳理了中国与中东基础设施领域的主要合作模式，分析当前中国拓展中东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根据中东国家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和特点，提出中国企业未来拓展中东市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提升市场占有率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中国中东经济研究从无到有，取得了重要进展，初步形成了中东经济研究的学科雏形。无论从地区层面，还是国别层面，都有一批重要成果问世，中国中东经济研究对中东国家经济发展类型和发展方式的比较研究，深化了对发展理论的认识。同时，中国中东经济研究具有研以致用的特点，许多研究报告、经济和市场风险评估对于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务实合作，特别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与此同时，中国中东研究仍存在许多问题，诸如对中东经济发展道路和发展问题探讨得不够深入，未能从经济学理论上揭示中东经济深层次问题；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对中东地区宏观经济形势及走向的分析，缺少有关“中东经济史”和“中东国家经济史”等有分量学术著作；在研究领域方面，重视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工程承包、贸易等研究，缺乏对中东工业化发展问题、财政和货币政策等精细化研究；另外，对伊斯兰金融、伊斯兰银行等关注度较低。在研究人才队伍建设上，国内中东经济研究专业硕士和博士招生规模有限，经济学知识结构的高层次研究人才匮乏，极大地限制了中东经济研究迈向高水平和高层次方向。

第四节 中东国际关系研究

中东国际关系研究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色，与国际格局和时代变化紧密相关。改革开放前，中国中东关系研究关注于中东民族解放运动及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以及第三世界的崛起等。从20世纪70年代第四次中东战争到90年代海湾危机，对中东研究的关注聚焦于中东地区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侧重于分析美苏争霸下的中东地区局势。

冷战后，中东地区国际关系更加复杂，中国中东国际关系研究主要关注中东地区格局的变化，大国与中东之间的关系。近年来，研究聚焦于中东秩序的重塑、中东国际格局演变、不同国际关系行为体尤其是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中国和中东关系以及中国在中东的利益等。

一 关于中东国际关系史研究

刘竞主编的《苏联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论述了彼得一世时起到20世纪80年代初近300年沙俄与苏联和中东国家的关系史，分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角逐的历史事实。张士智、郑慧杰编的《美国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中东积极参与、竞争及其对中东政策演变的历史进程。《苏联中东关系史》和《美国中东关系史》可称为中国中东国际关系研究的奠基之作。这方面成果还有左文华、肖宪主编的《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和何志龙的《中东历史与国际关系》（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其中，李春放的《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刘月琴的《冷战后海湾地区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和唐宝才的《冷战后大国与海湾》（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是国内研究海湾地区国际关系的代表作。

二 关于大国与中东关系研究

第一，大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政策及其演变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汪波的《中东与大国关系》（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和余国庆的《大国中东战略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比较分析大国在中东的博弈及其复杂关系。孙德刚的《冷战后欧美大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则对冷战后美、英、法、俄四国在中东军事基地的部署、类型、功能及投射力进行研究。

第二，美国与中东关系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高祖贵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和《全球大变局下的中东与美国》（时事出版社2017年版）分别论述了冷战后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世界格局变动过程中美国政府对中东政策的调整及影响。赵伟明主编的《中东与美国》系列专著（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分为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研究、伊朗与美国关系研究以及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研究四部专著，分析了美国与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关系发展演变的进程。赵克仁的《美国与中东和平进程》（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范鸿达的《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分析了1941—1979年的伊美关系发展史，揭示了当今两国对峙的历史根源。郭威的《美国在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从教育交流、艺术交流、倡议互动和大众传播等方面评析美国在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外交实践。

第三，欧洲、日本等大国与中东关系研究有所推进。余国庆的《欧盟与中东关系：政治与安全视野下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系统梳理欧洲与中东关系的演变及其特征，从政治和安全两大视角分析欧洲诸国对中东的政策及问题，在中东问题上的利益与竞争。王三义的《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主要分析大英帝国在中东殖民体系的建立与瓦解。陈天社等的《当代埃及与大国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考察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三个时期埃及与美国、苏联（俄罗斯）、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中国等大国关系的演变。李凡的《战后日本对中东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分析日本与中东的关系及其政策演变。钮松等的《当代东亚与中东关系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考察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和东盟东亚地区五大主要力量的中东外交政策。

三 关于中东国家间关系研究

中东国家间关系是中东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者们讨论的主要内容。陈建民的《埃及与中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冀开运的《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论述了在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中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总结归纳了伊朗与伊斯兰国家与组织关系的各种类型。赵广成的《霍梅尼外交思想的渊源和理论体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分析霍梅尼外交思想体系以及伊斯兰革命输出政策，革命主义外交和大国志向导致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紧张。王光远的《沙特与伊朗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18年版）介绍了1979—2016年沙伊关系变化的几个阶段，即对抗与冲突（1979—1990年）、缓和与停滞（1990—2005年）、分歧与对立（2005—2010年）、恶化与断交（2011—2016年）等，并分析了影响两国关系变化的内外部因素。陈天社的《阿拉伯世界与巴勒斯坦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从历史角度系统阐述了阿拉伯世界与巴勒斯坦问题产生与演变的关系，阐述了阿拉伯国家与巴勒斯坦主要派别的关系，分析阿拉伯国家在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同时又有对自身利益的不同考量。

四 关于中国与中东关系研究

中国与中东关系研究既包括了中国与中东关系史，又包括中国对中东政策研究及建议等。江淳、郭应德的《中阿关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和肖宪的《当代中国—中东关系》（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版）是中国与中东关系史的代表作。前者介绍了汉代至清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往关系，后者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考察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发展的脉络和走向，以十年为期，划分为当代中国与中东关系演变的六个不同的阶段。

在中国对中东国家政策或中国的中东战略等方面有许多重要研究成果。李红杰的《国家利益与中国的中东政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以国家利益为主线，对新中国成立后、冷战时期及冷战后的中国对中东政策作了梳理、分析。李意的《海湾安全局势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探讨伊拉克战争后海湾安全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安全产生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供参考。朱威烈在《试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战略性关系》一文中认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始终具有战略意蕴，相互理解与尊重的政治关系始终是双边关系的主流。刘中民、范鹏等的《中国热点外交的理论与案例研究：以中东热点问题为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注]对热点外交的内涵、类型、影响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通过分析中国对巴勒斯坦问题、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中东变局等中东热点问题的外交政策，进而评价中国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类型、机制和实践。孙德刚等的《冷战后中国参与中东地区治理的理论与案例研究》[※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分析新时期中国参与中东地区治理的动因（海外利益、安全威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改善国家形象）、机制（国内机制、地区机制和全球机制）和类型（深度塑造型、主动参与型、有限介入型和相对超脱型）等，中国如何更好地实现体制和机制创新、提升中国的议题设置能力和参与中东地区治理的深度等，并对中东地区治理进行前瞻性研究。

与此同时，李伟建、刘中民、牛新春、唐志超、吴冰冰、王猛等学者发表论文，对新时期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以及中国的中东战略进行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注]有的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在中东“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注]。

五 关于中东战争与和平研究

1.关于中东地区战争研究

中东地区战乱不断，冲突频仍。关于中东战争的研究，李国兴、陈和丰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以战争为主线，并从政治、经济、民族、宗教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相互竞争等方面分析了各次战争的原因及影响。田钟编的《战后中东四次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解力夫编著的《中东战争实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段钢的《“世界岛”上六日血战：第三次中东战争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肖显社的《喋血赎罪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李成钢的《大漠硝烟：第三次中东战争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苏继谦的《大漠残垣：中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于江欣的《烽火十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都是中东战争史研究的成果。

1991年海湾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同样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刘靖华的《海湾风云纪实：石油危机与美伊冲突》（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解力夫编著的《海湾战争实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从不同视角对海湾战争进行了剖析。殷罡主编的《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等对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进行了全面梳理。朱和海的《中东，为水而战：插图本2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指出水问题不仅制约着经济发展，而且影响着社会进步。在共有地表水和地下水流域，沿岸国对水权益的争夺同该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边界纠纷、领土争端和教派分歧等紧紧纠缠在一起，变成了非传统安全因素，甚至威胁着政治稳定。

2.关于中东和平进程研究

如何结束战争，推进和平建设一直是中东研究领域的重大课题。随着冷战的结束，中东和平进程展现新契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渐涌现出来。这方面代表作主要有徐向群、宫少明主编的《中东和谈史：1913—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王新刚、王立红的《中东和平进程》（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集中探讨了中东问题的历史起源，冷战时期中东问题的曲折发展，冷战后中东和平进程的艰难启动、全面突破与继续发展以及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因素、发展前景等诸多问题。

3.关于战后重建问题研究

与此同时，战后重建问题近年来备受学术界的重视。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刘月琴的《伊拉克战争和战后重建问题》、汪波的《美国中东战略下的伊拉克战争与重建》《阿富汗后冲突时期的稳定与重建》和王金岩的《利比亚战后政治重建诸问题探究》等。其中，汪波的《美国中东战略下的伊拉克战争与重建》（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探讨了伊拉克战后政治重建的自由主义理论缺陷和在实践中遇到的挫折，并分析了伊拉克战争对地区关系的影响。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课题组的《阿富汗后冲突时期的稳定与重建》（时事出版社2015年版）分析影响阿富汗稳定与重建的内外部因素，探讨阿富汗重建中经济现状、国际援助和安全态势评估及其制约因素，并对中国推动阿富汗稳定和重建的作用进行评价。

六 关于中东格局和中东秩序研究

中东格局和中东秩序变动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关注点。赵国忠主编的《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结合历史与现状，多层次、多视角、全方位地剖析了1991年海湾战争后影响中东格局嬗变的各种内外因素，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中东格局演变的有重要价值的著作。

中东变局以来，中东秩序剧烈变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李伟建在《从中东变局透视国际秩序的演变》中提出转变中的国际秩序以及世界权力结构的变化趋势，也对未来中东地区秩序重构及各国政治及社会转型产生重要影响。[※注]金良祥的《21世纪初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及应对》一文认为进入21世纪后，美国主导中东事务的能力下降，地区大国借机扩大其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可望形成相互竞争和牵制的地区力量格局；逊尼派与什叶派矛盾仍在持续，宗教地缘冲突将成为该地区政治的重要特点。唐志超在《失序的时代与中东权力新格局》中指出，动荡的中东呈现出大国竞争新常态，且正在孕育着新的地区格局。美国独步天下的局面正在被逐步打破，“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开启大幕，中东正由单极向多极化加速演进。[※注]王林聪在《叙利亚危机与中东秩序重塑》中指出，叙利亚危机引发了中东地缘政治关系的重构，并加速了中东秩序的“两极化”态势，成为21世纪中东国际关系变化的分水岭。[※注]刘中民的《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传统理念、当代体现及现实困境》从伊斯兰传统政治理念出发，论述了伊斯兰国际体系观的内容及其现实困境，力求相对客观地理解伊斯兰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并认为伊斯兰世界的民族国家建构深受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矛盾的困扰，传统伊斯兰文化的真主主权观念，被当代伊斯兰主义发展成为反对国家主权的“伊斯兰国家”理论，并诉诸实行伊斯兰教法、重建政教合一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实践，导致伊斯兰国家宗教与世俗的矛盾冲突并破坏国家政治稳定，同时也加剧了伊斯兰国家与现行国际体系的矛盾。伊斯兰与现行国际体系关系的调整是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因素。[※注]刘中民的《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认为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伊斯兰因素不仅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中东国际关系的分化组合和中东政治格局的演变和重组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中东伊斯兰国家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西方的关系产生了强劲的冲击，进而影响和渗透到整个国际政治当中。

七 关于中东安全问题研究

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是中东安全及其治理的新议题。邓红英的《困境与出路：中东地区安全问题研究》是国内探讨中东安全问题的首部专题作品，系统研究了伊朗核危机及中东核扩散等安全热点问题，提出中东安全困境的出路在于放弃绝对安全观念，构建互信，形成地区认同感，建立地区合作安全机制并最终形成地区安全共同体。[※注]杨光主编的《中东发展报告No.16（2013—2014）：盘点中东安全》是以中东安全问题为专题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探讨，并分别论述了民族和部族问题、宗教和教派问题、边界领土争端、核扩散问题、恐怖主义问题、能源安全问题、金融安全问题、水资源安全问题、难民问题等，以及这些问题对中东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影响。[※注]其中，王林聪在《中东安全形势分析》中认为中东安全问题复杂多变，具有复合型特征。[※注]王林聪在《中东安全问题及其治理》中指出在全球安全体系中，中东地区是最为突出的“短板”，提出应廓清中东安全的概念，明确中东安全的主体是推动中东安全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解决中东安全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新安全观为核心理念，以自主安全建设为依托，摆脱“安全靠大国，发展靠能源”的双重依赖，推进多层次安全合作。[※注]

综上所述，70年来，中国中东国际关系研究，无论是学科建设和学术探索，还是人才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例如中东国际关系的外部性特征，揭示西方对中东的“选择性干预”和新干涉主义的实质，分析并研判中东局势和中东秩序的演变。在求真务实的基础上，倡导研以致用，为中国的中东政策贡献智慧和建言。与此同时，中国中东国际关系研究仍存在许多问题：其一，研究方法单一、实地调研少、定量分析少，大量借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概念和研究方式观察和解析中东国际关系。其二，复合型专业人才匮乏，特别是精通对象国语言的专业人才少，制约着系统开展中东国家对外政策的跟踪研究，其三，专业理论和方法创新少，原创性成果有限。因此，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和借鉴（而不是生搬硬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依然任重道远。

第五节 中东民族和宗教研究

一 中东民族问题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积极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此背景下，起初研究主要关注中东民族解放运动。一是以民族独立运动为主线，绝大多数研究成果反映中东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变化等。从1951年章震骅编著的《伊朗人民的反帝斗争》、司明的《关于中近东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58年第9期）和铁生的《关于“犹太复国主义”》（《世界知识》1953年第1期）到1978年北京大学亚非所发行的《埃及人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研究主题基本上围绕着革命斗争而展开。二是注重定性分析，强调阶级斗争观点，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于中东国家争取独立斗争中的工、农运动予以高度评价，相反，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则不切实际地苛求之，注重揭露其阶级本质。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民族主义在中东地区逐渐走向衰微，但是我国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探讨却更加深入，从分析中东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衰、民族主义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关系，到探讨中东民族国家的建构，等等。近年来，跨界民族和少数族群问题也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一）关于民族运动和民族主义研究

阿拉伯民族主义一直是国内学界探讨的重点。杨灏城、王彤等学者关注阿拉伯民族主义缘何难以成功，[※注]赵克仁分析了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和国家民族主义兴起。[※注]陈德成的《全球化与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在梳理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历史轨迹的基础上，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转型、新特征及未来发展趋势。刘中民的《民族与宗教的互动：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指出，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内在矛盾表现为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国家主权与真主主权、世俗化与伊斯兰化的矛盾，这不仅对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也是影响阿拉伯世界分化组合的重要因素。此外，昝涛的《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系统考察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特别是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史观”建构的过程，支持了建构民族主义的观点。潘光主编《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详述了犹太民族从古到今复兴的全过程，并指出犹太民族复兴的内因是民族凝聚力，外因包括反犹主义、列强争斗和国际环境的变迁等。

巴勒斯坦民族运动作为中东一支最具特色，并对地区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民族解放运动，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姚惠娜、黄民兴等学者对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将该运动划分了五个阶段，并总结了其特点，并考察了巴勒斯坦的民间社会、高等教育等问题。[※注]

（二）关于民族争端研究

民族冲突是中东民族问题研究的热点，首部系统论述该问题的著作当推杨灏城、朱克柔主编的《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该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使用翔实的史料，详细分析了阿拉伯民族统一问题、库尔德民族问题、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塞浦路斯的土希两族矛盾等中东地区的重要民族冲突问题。在中东民族冲突的相关研究中，尤以阿以冲突的研究为最多。

阿以（巴以）争端持续大半个世纪，其焦点是领土问题以及如何全面维护巴勒斯坦人民权益问题，因此，巴勒斯坦问题被视为中东地区争端的根源性问题。因此，研究巴以冲突一直是中东学术领域的热点，尽管目前巴以问题存在边缘化趋势，但是，巴以问题的持续性将影响其他问题。五次中东战争实际上是阿以之间的全面较量，因此，阿以争端具有多重属性，既是民族争端，又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博弈。殷罡主编的《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详细研究了阿以冲突及其政治解决的基本情况，巴勒斯坦问题的主要议题等。此外，李平民的《英国的分而治之与阿—以冲突的根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根源，在大量利用中外文资料的基础上，揭示了英国的分而治之政策对阿以冲突产生的深远影响。

（三）关于库尔德问题研究

冷战结束之后，中东少数族群问题持续升温，学界对此研究颇多。其中，国内学者对库尔德民族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唐志超、汪波、敏敬和李秉忠分别出版专著，对库尔德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国库尔德问题的来龙去脉，库尔德问题的症结和出路进行了系统研究。[※注]唐志超的《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剖析中东库尔德问题的著作，以库尔德问题百年发展演变为线索，尝试回答了“库尔德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世纪难题。作者通过大量史料，梳理了库尔德问题的历史发展过程，评析了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国的库尔德问题，并对主要国际行为体（美国、俄罗斯、欧盟、中国、以色列以及阿盟）的库尔德政策进行了逐一研究。李秉忠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由系统走向具体，专注于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该书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视角，以库尔德问题为主线，采用历史学、民族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库尔德问题与土耳其内政外交的彼此作用和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民族与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如民族与国家边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民主化与民族主义等，深化了学术界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

（四）中东其他少数族群研究

近年来，国内中东少数族群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研究涉及的少数族群的种类在增加。韩志斌和梁娟娟考察了伊拉克雅兹迪族人的生成与演变。[※注]尹婧梳理了土耳其切尔克斯人社会地位的演变。[※注]李海鹏考察了黎巴嫩德鲁兹派的政治参与。[※注]段九州从庇护主义的视角考察科普特人与政府的关系，而陈天社和彭超则系统研究了穆巴拉克时期的科普人生存状况。[※注]第二，相关研究的问题意识在增强。以少数族裔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为例，张燕军认为，中东国家的少数族群在早期民族国家构建中作用重要，但随后逐渐被边缘化。[※注]然而，一些研究表明，少数族群在某些国家也能与主体民族相处融洽。王宇认为，以色列的德鲁兹社团与犹太人的关系经历了友善—志愿合作—血盟三个阶段，以色列政府对其实行平等政策。[※注]

二 中东宗教研究

中东地区宗教多样，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琐罗亚斯德教等，其中，伊斯兰教是该地区影响最大的宗教。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中东宗教研究既包括从宗教学角度对伊斯兰教本身的研究，又包括对中东伊斯兰世界和伊斯兰问题的研究，后者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议题集中于伊斯兰复兴运动、宗教极端主义以及如何去极端化等。改革开放前，中国对中东宗教研究成果寥寥。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斯兰问题研究成为我国中东问题研究中的新热点。[※注]1988年，以中国学者在北京举办了一个“伊斯兰复兴”专题研讨会（出版了由刘竞主编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论集》，内部刊印，1989年）为标志，拉开了中国学者研究当代伊斯兰问题的序幕。其后，以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思潮为主题，从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等角度予以解析。21世纪以来，围绕着政教关系、教俗关系以及打着宗教旗号的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问题展开了学术研究和争鸣。

中东宗教研究专题

1.关于伊斯兰复兴运动和宗教激进主义研究

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肖宪的《传统的回归——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秉民主编的《近代伊斯兰思潮》（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张铭的《现代化视野中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秦惠彬主编的《伊斯兰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东方晓的《伊斯兰与冷战后的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吴云贵、周燮藩的《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和蔡佳禾的《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这些研究集中分析了伊斯兰复兴运动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尤其是对伊朗伊斯兰革命研究——包括伊斯兰革命的原因、对伊朗革命的评价、对霍梅尼思想的研究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宗教激进主义（也有人称为“伊斯兰主义”）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重要议题。许多学者认为，宗教激进主义实际上是在伊斯兰旗帜下的政治反对派，即政治伊斯兰，其矛头既指向所在国政府，又指向西方，并主张通过暴力途径改变现状。

近十年来，国内中东宗教研究一方面继续在伊斯兰复兴运动问题上深耕。李艳枝认为，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历史远因是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对现代化的探索是其主要动力，教俗力量的激烈角逐是其核心特征，现代经济模式是其经济保障。[※注]一些学者探讨不同国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如埃及、沙特、也门、巴勒斯坦、土耳其等。[※注]

2.关于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研究

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也是我国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彭树智主编的《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和杨灏城、朱克柔主编的《宗教与世俗：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后者提出了衡量宗教激进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分水岭的三个标志：即宗教与国家是否分离、宗教与司法是否分离、宗教与教育是否分离。同时，刘靖华、东方晓的《现代政治与伊斯兰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曲洪的《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哈全安的《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以埃及、伊朗和土耳其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及刘中民的《挑战与回应——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评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都深入分析了伊斯兰教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许多学者还探索诸如伊朗模式[※注]和土耳其模式[※注]，比较评价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政治生活中伊斯兰教的作用。

3.关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研究

伊斯兰世界发生的种种现象，都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伊斯兰的色彩。20世纪末，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整体的退潮，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化，少数人开始走向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从而改变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热点。面对这一新的现实挑战，我国从事伊斯兰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的来说，我们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研究还很薄弱。樊立勤的《打开和平之门：平息恐怖主义与中东态势》（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王逸舟主编的《恐怖主义溯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张金平的《中东恐怖主义的历史演进》（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陈敏华的《冷战后中东极端组织行动研究——社会学视角》（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均是该专题研究的代表文献。钱学文的《中东恐怖主义研究》，研究中东恐怖主义问题的方方面面，分析了中东恐怖主义的扩散、蔓延与全球影响。[※注]

4.关于教派问题研究

中东地区教派矛盾高度政治化的问题引起学者们的反思。王宇洁通过对什叶派和逊尼派关系的历史考察，指出神学差异并不能完全解释现实政治的问题。[※注]李福泉通过系统研究中东地区的什叶派政治问题，指出教派之争的背后是国家和民族之争。[※注]

综上所述，70年来，中东民族和宗教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方面，研究议题不断扩展，在民族问题研究中，经历了从最初的民族解放运动，到后来从政治、运动、价值观等层面系统探讨民族主义问题的发展以及民族国家建构；在宗教研究议题上，从伊斯兰主义思潮、运动到教派问题，更加重视宗教与现代化的关系、政教关系和教俗关系的研究。与此同时，中东民族宗教研究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一是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过多关注阿拉伯国家，而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民族主义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少数族群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二是田野调研和研究有待加强，特别是基于田野调查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尚不多见，事实上，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深入研究离不开田野调查；三是对民族的构建、民族和宗教与国家构建、民族和宗教与现代性等学术问题的理论研究深度仍然不够。

第六节 中东社会和文化研究

一 中东社会研究

改革开放前，中国学术界对中东社会变化的研究较少。改革开放后，随着石油财富积累，一些中东富油国社会面貌发生了重要变化，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并开始探讨中东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问题。彭树智在《20世纪中东史》里专章介绍了百年来中东社会的变化。王林聪在《中东社会变迁中的伊斯兰主义》[※注]中简要分析了中东从传统社会变迁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渡。进入21世纪以来，中东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引起了我国学者的重视，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朱威烈教授主持承担的2001年教育部重大研究课题——“当代中东国家社会与文化”最终出版了系列丛书，包括当代埃及、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阿曼、约旦、叙利亚、以色列、也门、伊朗社会与文化十个分册，对于国内中东社会和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杨光、温伯友主编的《当代西亚非洲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中东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著作。该书案例涵盖了以色列、海湾国家、土耳其、伊朗、埃及等中东主要的国家和地区，分析它们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背景、制度结构和具体项目。[※注]王联的《中东政治和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是系统介绍中东政治和社会的著作，该书围绕阿拉伯、伊斯兰、冲突、革命和石油这五个核心概念，全面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60余年来中东各国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变迁，重点探讨了中东地区的民族与国家、宗教与社会、政府与政治、战争与和平以及经济与发展等领域。马丽蓉的《中东国家的清真寺社会功能研究》（时事出版社2011年版）研究和剖析中东国家清真寺的社会功能，旨在对伊斯兰文明核心价值观、全球化中穆斯林现实境遇和利益诉求、国际热点问题等作深度解读。

（一）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研究

社会转型、社会分层、中产阶级以及非政府组织都是中东社会研究的主要议题。陈德成的《中东社会转型发展论》是国内最早探讨中东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作者提出了中东社会存在“转型与发展相交织，二元性、过渡性、不平衡性”以及鲜明的伊斯兰色彩等特点。[※注]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是近年新的研究亮点。戴晓琦的《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以埃及为例》（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中东社会分层问题的著作。该书从社会学与历史学两个维度考察了埃及200年来社会分层及其流动的特征与变化机制、社会结构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考察了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各主要阶级的变化特征、发展轨迹。毕健康、陈勇从教育发展、劳工移民、社会结构等视角深度分析了埃及的社会流动问题，并指出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是造成埃及发展困境的重要原因。[※注]

（二）关于城市化研究

车效梅是国内专攻中东城市化问题的学者，她围绕该问题出版了一系列专著，主要有《中东中世纪城市的产生、发展与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和《全球化与中东城市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前者系统论述了自7世纪伊斯兰城市创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中东城市发展历史，包括中东伊斯兰城市的起源和社会功能，近代中东伊斯兰城市现代化的启动和城市现代化等。后者对中东地区18个国家的主要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予以解析。车效梅、续亚彤的《中东城市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重点考察不同时期中东城市民族社团和宗教社团在中东城市的地位和本质；城市民族社团和宗教社团发展与嬗变的轨迹、原因和影响。她的新著《中东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对中东城市化与社会稳定，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社会心理稳定关系进行系统研究。

（三）关于妇女和青年问题研究

伍庆玲的《现代中东妇女问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中东妇女问题的论著，该书主要对埃及、伊朗、沙特、阿富汗、科威特各重要伊斯兰国家妇女问题进行研究，涉及妇女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妇女参与社会生活的情况等。埃及妇女问题是中东国别研究中最多的，其中周华的《埃及女性主义思潮研究》（时事出版社2018年版）对埃及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发展进行了全面回顾、理性分析和客观总结，其提出的“本土化女性主义”发展模式颇有启发意义。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关于中东妇女政治参与、[※注]全球化对中东妇女影响、[※注]妇女社会权利和社会运动的研究[※注]。

虽然学界对中东青年问题的重要性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不多，目前研究主要是围绕青年在阿拉伯剧变中的作用展开的。[※注]

（四）关于人口问题研究

曲洪是较早研究中东人口问题的学者，她指出中东人口爆炸和资源失衡造成“生存危机”。[※注]周意岷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中东人口问题，并指出中东地区形成了以人口增长速度快、青年人口众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为特征的人口结构，这对于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全球治理具有负面效应。因此，人口问题将会成为决定该地区新秩序、实现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注]陈小迁从治理的角度讨论中东人口问题，他认为中东人口治理失范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其解决出路在于控制人口增长，提升人口素质，实现人口文化的现代转向。[※注]

（五）关于部落研究

部落作为前现代中东的主导性社会结构，在现代化进程中并未消亡，甚至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囿于部落资料的难获取性，以往国内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度研究未能展开。王金岩的《利比亚部落问题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中东部落的专著，从历史视角考察利比亚部落的缘起、分布、构成和演变，探究部落在利比亚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作用，进而揭示利比亚部落社会形态演进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此外，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韩志斌所长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落社会通史”也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中东部落问题的研究论文。

二 中东文化研究

中东文化形态多样，就民族文化来讲，可包括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犹太文化和突厥文化等；就宗教文化来分，可包括伊斯兰文化、犹太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等；就社会文化而言，可包括部落文化、庇护文化、青年文化等。目前来看，从整体上探讨中东文化问题的著作并不多见。叶奕良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伊朗、阿富汗文化篇》（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王铁铮主编的《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国家历史演进中各国和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领域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产生的根源，其基本理论和主张、主要内容和特点，各种社会思潮同优选化趋势之间的一系列关系，以及在中东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冀开运主编的《中东国家语言政策与实践研究》（时事出版社2018年版）归纳20世纪中东各国语言政策措施，并探讨语言政策形成的历史根源。他指出，实现民族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平衡，正是中东国家制定语言政策的立意所在。王林聪和刘中民较早论述了中东的伊斯兰政治文化问题，[※注]田文林探讨了中东民族主义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注]蒲瑶研究了中东的部落文化问题。[※注]

（一）关于阿拉伯文化研究

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纳忠的《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注]，系统论述了阿拉伯文化形成的历史基础、原因、成就以及对东西方的重要影响。唐宝才和马瑞瑜的《光辉灿烂的阿拉伯文化》（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孙承熙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纲》（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周烈、蒋传瑛的《阿拉伯语与阿拉伯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是国内较早系统介绍阿拉伯文化的著作。丁俊主编的《阿拉伯人的历史与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是一本有关阿拉伯历史文化方面的综合性普及读物，包括阿拉伯人的起源、各个民族部落的历史传说、民族分合演变、宗教信仰、王朝兴替、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陈万里编的《阿拉伯社会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详细介绍了阿拉伯国家的自然地理、历史发展、政治经济、民族宗教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近年来，国内的阿拉伯文化研究逐渐深化。肖凌的《阿拉伯固有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对阿拉伯固有文化在阿拉伯文化传统中的地位、中世纪的阿拉伯文化成就了举世瞩目的辉煌历史以及“豪侠”“宽容”“乐观”“务实”“调和”各特质与阿拉伯固有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薛庆国从文化视角审视了阿拉伯剧变，并指出阿拉伯思想与文化中存在着诸多严重弊端，这是种种危机的深层原因。[※注]

（二）关于伊斯兰文化研究

马明良的《伊斯兰文化新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蔡伟良的《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丁士仁主编的《伊斯兰文化》（第一至第六辑）是早期中东伊斯兰文化研究的代表性著作。2010年前后，伊斯兰文化研究不断深入。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伊斯兰教文化研究整体不断进步。王家瑛的《伊斯兰文化哲学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介绍了穆尔太齐赖派、阿威罗伊主义、中世纪伊斯兰哲学家等的社会政治思想。国少华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文化语言学视角》（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从文化语言学的视角，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进行研究，对凝结在语言中的文化因素进行描写、分析和阐释。丁俊的《伊斯兰文明的反思与重构：当代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在追溯和考察有关历史背景与理论渊源的基础上，着重梳理和阐释了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的一系列思想主张，简要介绍了该思潮的代表性人物、重要研究机构与学术活动，评析了该思潮的发展态势及其对伊斯兰世界政治改革、社会变革、宗教维新以及文化创新与文明重构的现实意义与影响。二是伊斯兰文化与一些现实问题相结合的研究不断涌现。李伟建的《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国家对外关系》（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从文化视角考察和分析了贯穿当代阿拉伯社会发展进程的若干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演变中的伊斯兰文化因素，及其对阿拉伯国家对外关系以及重大国际问题立场的影响。吴云贵与周燮藩的《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涉及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的各种社会思潮与运动，诸如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现代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宗教激进主义等，是一部史论结合的佳作。刘月琴的《伊斯兰文化与社会现实问题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选择伊斯兰文化作为具有新意的切入点，拓宽了以往中东研究的视野，尤其是在理论上搞清伊斯兰文化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关于犹太文化研究

国内关于犹太文化的研究也产生了诸多有分量的成果。早期的成果包括：朱维之的《希伯莱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朱威烈、金应忠主编的《’90中国犹太学研究总汇》（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徐新、凌既要等主编的《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顾晓鸣的《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之后，犹太文化问题研究不断系统和深入。潘光、陈超男、余建华的《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讨论了犹太文明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犹太文明的现代化进程等内容。刘洪一的《犹太文化要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对犹太文化的流程与结构、犹太人的思想方式与生存机智、文化母本与现实表征、宗教精神与审美文化等重要范畴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冯基华的《犹太文化与以色列社会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以“岛民心态”与“岛民文化”为切入点，展开多元犹太文化对当代以色列社会、政治等诸多领域影响的研究。张倩红、艾仁贵的《犹太文化》（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对犹太文化的整个发展历程与主要分布地域进行理性的思考与全盘的求索，从中探知犹太历史所昭示的精神启迪与犹太文化所蕴含的潜在动力。

（四）文化比较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关注中国与中东文化的比较。林丰民等的《中国文学与阿拉伯文学比较研究》（昆仑出版社2011年版）介绍了《激流三部曲》与《宫间街三部曲》、近现代中国海外文学与阿拉伯旅美文学、近现代中国与阿拉伯翻译文学、《一千零一夜》与中国文学、中阿文学的现代化与西方的影响等内容。吴旻雁的《中庸与调和：儒家和阿拉伯伊斯兰思想的比较研究》（昆仑出版社2015年版）从比较的视角，讨论了儒家和阿拉伯伊斯兰思想中的中庸和调和观念。

综上所述，相较于其他研究领域，中国的中东社会和文化领域的系统研究起步很晚，研究也相对薄弱。然而，近年来，相关研究议题不断扩展，已经囊括了性别、城市、人口、部落、文化等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研究议题。就中东社会研究来讲，研究基础薄弱，关于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组织、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社会问题的研究尚未体系化，青年问题、妇女问题、贫困问题、社会阶层问题的研究也刚刚起步。与此同时，因缺乏社会学基础的中东专业研究人才，社会调查、案例以及微观研究成果稀少。就中东文化研究来讲，相关议题的研究并不均衡。整体上看，既有研究主要关注阿拉伯文化、犹太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研究，但是对于土耳其文化、伊朗文化的研究并不多见，同时缺乏从文化学理论的视角研究中东文化现象，揭示文明形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