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始自20世纪60年代初，经过几代学者持续不懈的努力，实现了以译介外国学者的著作和文献为主向综合研究为主的转变，逐步形成理论研究与对策性研究并重，基础研究和学术研究并重，国别研究与综合研究并重的局面。中国拉美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研究的深度不断加强，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学科体系日益完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关系得到全方位的提升，拉美研究事业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机遇和条件。当前，中国的拉美研究处于历史上最有利时期。但中国的拉美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和缺陷，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尽快适应迅速发展的中拉关系的需要。

第一节 中国拉美研究的成长与主要成就

一 拉美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拉美研究的起步

从1961年拉丁美洲研究所正式建立到1969年被撤销，是中国拉美研究的初创和起步阶段。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和任何拉美国家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双方仅保留着数量有限的民间交往。交流层次和规模都十分有限，中拉间缺乏了解，甚至有很多误解。这一时期中国的拉美研究基本是空白。20世纪50年代，拉美民族民主运动不断发展，拉美形势发展引起中国和世界普遍关注。50年代末，《人民日报》等中国官方主流报刊开始刊发一些介绍拉美国家基本国情信息、拉美民族民主运动发展、拉美人民反对独裁专制统治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后来有不少成为中国拉美研究的第一批学者。

在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的鼓舞下，拉美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独裁政权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进一步高涨。拉美形势的发展变化，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注。为加强对拉美地区的了解，中国领导人及时做出建立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决定。1961年拉丁美洲研究所（以下简称“拉美所”）正式成立，初期实行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双重领导，中联部负责业务领导，政治思想工作和日常行政事务则由学部负责。1964年9月拉美所隶属关系发生变更，由中联部统一领导。拉美所的建立开启了中国拉美研究的发展历程。

拉美所成立之初，主要偏重介绍拉美国家的一般国情和政治经济基础知识。这一时期是中国拉美研究资料收集和积累的重要时期。由于条件所限，对拉美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对外国资料文献的翻译和译介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综合研究工作很薄弱，以时事与政论分析为主。特别是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拉美研究带有浓厚意识形态特色，对许多问题的分析带有批判的特征。拉美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为了适应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如：拉美民族民主运动、对帝国主义及其拉美政策的批判，声援古巴革命以及拉美国家国情和地区组织的介绍。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一些高等院校，如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开始开设拉美历史课程，开始了培养拉美研究人才的工作。

当时，拉丁美洲研究所是中国唯一的拉美研究机构，其主要工作内容是及时完成中联部和中宣部等中央机构交办的课题和任务，很大的精力放在收集资料、国外重要文献的编译、资料收集整理，以及基础研究工作方面。成果形式主要是内部报告、内部资料，成果多刊登在内部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成果并不多。尽管当时拉美研究面临许多局限，但这一时期的工作为后来中国拉美研究的深化打下了坚实基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特别是1969年拉美所被撤销，拉美研究工作也基本中断。

（二）拉美研究学科的发展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断的中国拉美研究工作逐渐得以恢复。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是中国拉美研究不断恢复、发展和深化的时期，也是拉美研究学科体系不断发展、成熟和壮大起来的时期。拉丁美洲研究所的恢复、《拉丁美洲研究》杂志创办以及中国拉美学会等全国性学会的建立，为拉美研究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拉关系经历高潮期。为了适应对外工作的迫切需要，经中央批准，1977年拉丁美洲研究所正式恢复并从1981年1月起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该所自1979年起出版《拉丁美洲丛刊》（双月刊），1986年起改名为《拉丁美洲研究》。这是新中国第一份和迄今唯一一份国内外公开发行、专门发表拉美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

这一时期，许多高校重新开始设立有关拉美的课程，并招收拉美研究和拉美史研究方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随着研究力量的壮大，为了通过协调配合，整合国内研究资源，提高研究水平，拉美学界相继建立了三个与拉美研究相关的全国性学会组织。1979年12月，正式成立“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该机构成员以高等院校师生、研究机构学者为主。1984年“中国拉丁美洲学会”成立，旨在团结和联合全国从事拉美问题研究、教学和开展对拉工作的机构和人士，促进我国对拉美问题的研究。该机构成员涵盖学术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党政机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于1979年牵头成立“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成员以从事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教学和拉美文学研究的高校教师为主体。

这一时期，中国拉美研究的内容发生一些新变化：由译介为主逐渐向研究为主转变；意识形态宣传特色不断消退，学术性研究的特点明显增强，理论性和综合性研究的特色明显增多；拉美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展，研究深度不断加强。

（三）中国的拉美研究进入新阶段

20世纪80—90年代以后，中国的拉美研究进入新阶段，主要体现在：第一，出现新的拉美研究机构。在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成立了专门从事拉美研究的部门。如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室（后改名为拉丁美洲研究所）。前者主要进行拉美历史的研究，后者主要对拉美形势进行跟踪研究。第二，学科体系更加完备。在全国各个研究机构，拉美研究涵盖政治、经济、历史、国际关系和社会文化，拉美研究学科体系更加完备，推动了对拉美国家社会、人口、民族、宗教等问题的研究。第三，编辑出版了一大批拉美工具书、教材和较有影响力的著作，如《拉丁美洲历史词典》《拉丁美洲史稿》《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美国和拉美国家关系史》《当代拉美政治思潮》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政治》等，为学科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跨入21世纪后的拉美研究

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和拉美国家的政治、经贸、科技、文化关系取得了全方位的提升，为拉美研究工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拉美研究既注重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又注重对策性研究；既注重基础性研究，又注重具有前沿性学术性问题研究，特别注重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借鉴意义的拉美重大问题的研究。在此背景下，拉美研究取得重要突破，成果涵盖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社会文化等多学科多领域；研究水平有明显提升，出版了一批在国内外学界有一定影响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对外学术交流的力度也得到明显加强，同北美、欧洲、拉美、亚洲等地区拉美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水平不断提高。

三 拉美研究的主要成就

（一）研究机构粗具规模

21世纪以来，中国陆续建立多家拉美研究专门机构，这些机构成为拉美研究的主体力量。当前，拉美研究机构大体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专门的学术或研究机构，以学术或政策研究为主要任务，兼具人才培养、知识传播、社会服务和智库研究的职能。这类机构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等为主要代表。二是高等院校中设立的拉美研究机构。如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安徽大学、对外经贸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西南科技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湖北大学、上海大学、河北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暨南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等高校设立的拉美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或区域国别研究中心。这些中心通常兼具教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等多项职能。三是政府机构中负责拉美事务的附属机构，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与加勒比研究所，以及商务部下属的相关部门等。

拉美研究机构数量迅速增加，使拉美研究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随着21世纪以来中拉关系全面提升、“一带一路”倡议与拉美发展战略对接、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目标的提出，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和高校对拉美研究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当前，中国的拉美研究机构（研究所或中心）数量已有约50家，许多机构是最近建立的。这些拉美研究机构的建立，使中国出现前所未有的“拉美热”。

（二）初步建立起较完备的学科体系

随着全国拉美研究机构的纷纷建立，拉美研究学科体系更加完备。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是全国最大的拉美研究机构，其研究水平基本可以代表全国拉美研究的水平。该所学科体系最为完备，设有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社会文化等研究室，几乎涵盖了除拉美历史、拉美文学之外所有学科。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北京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美洲研究院、湖北大学拉美研究院等则在拉美历史研究方面实力雄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在拉美现实问题研究方面成绩突出。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等院校则在拉美文学和文化方面占据优势。拉美研究学科体系更加完备，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深度不断加强，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国别研究与综合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

（三）出版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拉美学界产出一大批享有重要影响力的工具书和学术著作。其中《拉丁美洲历史词典》《拉丁美洲百科全书》《拉丁美洲政党简史》等工具书为学科建设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政治研究方面，出版了《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究》《拉美国家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研究》《古巴社会主义研究》《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问题研究》《拉美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治理》《拉丁美洲现代思潮》《拉丁美洲发展问题论纲》《拉美国家的法治与政治》等著作。在经济研究方面，出版了《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21世纪拉美经济发展大趋势》《拉美经济模式研究》《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中等收入陷阱：来自拉丁美洲的案例研究》《拉美劳动力流动与就业研究》《“资源诅咒”与拉美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全球金融危机：挑战与选择》《阿根廷的危机回顾与思考》《新自由主义兴起与衰落（1973—2003）》《劳尔·普雷维什经济思想研究》等一大批学术专著。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出版了《半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美国和拉美关系史》《现代化战略选择与国际关系：拉美经验研究》《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拉美国际关系史纲》《走向开放的地区主义——拉丁美洲一体化研究》《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战后美国对拉美的干涉》《中国和拉丁美洲加勒比国家关系史》《中国与拉丁美洲：未来10年的经贸合作》《转型中的机遇：中拉合作前景的多视角分析》《独立以来拉美外交思想史》《巴西崛起与世界格局》等专著。在社会研究方面，出版了《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拉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社会冲突：拉美国家的经验》《拉美国家的民族问题》《住房政策：拉丁美洲城市化的教训》等专著。在拉美文化研究方面，出版了《全球化、民族主义与拉丁美洲思想文化》《拉丁美洲文明》《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拉丁美洲文化与现代化》等作品。

四 拉美研究新趋势与新挑战

当前，中国的拉美研究拥有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出现一些新趋势，但也面临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

（一）中国拉美研究的新趋势

拉美研究的新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拉美研究的方法和范式发生重要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前，拉美研究水平相对较低，研究人员的许多精力放在翻译和译介工作上。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一方面，许多外国拉美研究的文献（包括学术著作、小说及其他文学作品）继续被翻译成中文引入中国。另一方面，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也发生重要变化，越来越多地从翻译外国人的著作转向专业研究工作。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的合作研究也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著作和作品开始被翻译成西班牙文或英文出版，逐渐被拉美国家学术界所了解和认识。

第二是拉美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研究领域趋于多元化。除了传统研究领域外（经济、政治、社会、国际关系、文化和文学、历史），一些新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人类学、法学、建筑学、宗教、环境等，拉美研究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展。在这些新领域涌现了一批学者，发表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著作、论文和调研报告。

第三是后备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与拉美研究相关联，中国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教学近年来获得迅速扩展。到2019年，全国开设西班牙语专业的高校已超过百所，有30多所高校开设葡萄牙语课程。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教学的扩展，为拉美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研究人员和外语人才储备，使其更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二）中国拉美研究的新挑战

当前，拉美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需进一步加强拉美研究队伍的建设。在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对拉美感兴趣，有志于从事拉美研究的人不断增多的情况下，拉美研究的队伍建设亟须加强。许多刚开始从事拉美研究的青年学者，多是大学的青年教师。他们学历层次高，能够熟练掌握外语，知识面宽，视野开阔，但缺乏专业知识背景，理论能力相对不足，亟须补齐短板。

第二，拉美研究机构的质量亟待提升。近年来中国拉美研究机构的数量迅速增加，但质量参差不齐。许多新建立的拉美研究中心（所）运行不够有效，研究经费缺乏保障，特别是缺乏可以有效开展研究的专业研究人员，有的机构甚至并无专职研究人员。

第三，对外交流需要取得新的突破。尽管拉美学界对外交往的规模、力度都有所扩展，但学术走出去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发掘。总体来讲，引进来的著作和作品较多，走出去的著作和作品虽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数量还不够多、质量还不够高、规模还不够大、影响还不够广。有些研究成果在从中文翻译成外文时译文质量不高，影响了对外交流的效果。

第二节 拉美政治研究

一 拉美政治研究学科的创建

中国拉美政治研究学科建设始于1961年拉美所的建立，其背景是基于我国外交工作的需要，并主要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当时拉美政治学科处于基础研究建设阶段，在初创阶段以译介为主。受制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政治形势，这一时期拉美政治研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色，关注的重点问题包括拉美地区的民族民主运动、对拉美地区性组织的介绍以及拉美国家国内政治情况、阶级关系等，基本属于政治层面的研究。

二 改革开放后拉美政治研究的发展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各项建设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并出现快速发展的势头。与此同时，拉美国家进入大众政治时代。这一时期的拉美研究也出现新的发展，由译介为主逐渐向研究为主转变，研究的深度不断加强。

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拉美政治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拉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拉美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潮、拉美的民主化进程和拉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等方面。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拉美政治理论和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及其他思潮在拉美的传播与发展、[※注]基督教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拉美的地位和作用、[※注]泛美主义和泛拉美主义的联系与区别。此外，学者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美的政治制度，[※注]并对拉美的民主化进程进行国别分析。[※注]在政治改革方面，学者们主要分析了拉美国家政治改革的原因、方式与类型、改革的内容以及改革的成效。[※注]

三 21世纪拉美政治研究的转型与主要成果

20世纪末到21世纪以来，拉美研究进入学术与对策研究并重的发展阶段。主要研究课题包括：拉美国家政府和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经验、古巴共产党的执政与建设经验等，除出版大量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外，还出版了《拉美国家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研究》《古巴社会主义研究》《拉美政党简史》等一批专著。同时，学界还特别重视拉美政治发展新变化和新趋势，关注拉美政治发展的热点问题，拉美国家左派政治力量发展变化，以及拉美国家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巩固、社会民主主义、崛起的左派政党、衰落的传统政党、反全球化运动、“第三条道路”理论等，发表了大量成果。此外，对拉美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潮的最新发展、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和莫拉莱斯的印第安社会主义思想、拉美国家反腐败的经验教训、政府的治理能力、治理制度、公民社会等对拉美社会和政治发展具有影响深远的各种问题进行了研究，学科主要采用案例研究和比较历史两种定性研究方法。

（一）拉美政治思潮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成为研究重点。学者们认为社会主义在拉美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本土性特点。学者们一方面梳理了拉美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派社会主义及各种民族社会主义流派在拉美的共存和发展，[※注]另一方面重点研究了以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为代表的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注]有学者认为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是更加强调本土特色、替代色彩和地区合作的社会主义，[※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不成熟，[※注]执政党更迭势必给“21 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前景带来不确定性。[※注]

（二）拉美政治发展研究

拉美国家独立以来，其政治发展经历三个由乱到治的循环过程。[※注]进入21世纪后，拉美国家的民主体制已经具有更高的适应性和内生性，但仍存在很多脆弱性和一些根深蒂固的积弊。[※注]对此，学者们不仅深入探讨了现代化和民主化的相关理论，而且结合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海地、巴拉圭等国的实践进行案例分析。[※注]

在政府职能方面，有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政府作用的变迁既是其社会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要求，也是国际政治形势和经济思潮变化的结果。[※注]还有学者指出现代化进程是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只靠市场经济规律而没有政府干预势必造成无序和失控，政府职能只能强化而不能弱化。[※注]

学者们对拉美政治发展的总体评价是：一方面，政治进程继续保持平稳有序的基本趋势，一些左翼政府的执政地位进一步稳固，民主政治体制依然表现出脆弱性；另一方面，右翼力量的影响明显回升，左右争夺加剧，政策多变的风险增加，政治发展出现一些新动向[※注]。

（三）拉美左派研究

学者们普遍认为左派政党分激进和温和两类。21世纪以来，拉美左派趋向温和化，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持批判态度，主张通过社会改革实现更大的社会公正，反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要求建立更为平等与合理的国际秩序，是当今拉美左派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注]。学者们分析了巴西、乌拉圭、委内瑞拉、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古巴等国的左派执政情况，[※注]并对左派做出整体评价。他们认为拉美左翼深化和完善民主的努力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激进左翼政权加强总统个人集权的行为和强硬的执政风格，弱化了政治多元性。[※注]未来拉美政治格局的前景有两种较大的可能性：一种是政治和经济上全面右转，另一种是政治上左派执政但经济上向右调整政策。[※注]

（四）拉美国家政治制度研究

学者们系统分析了拉美政治制度本身的发展演变，深入探讨了拉美政治制度的独特传统、历史渊源和主要特征，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样性”，有“不同的类型和模式”。[※注]在民主政治建立、发展和巩固进程中，拉美国家的政治制度趋于成熟和完善，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趋于成熟，政府制度趋于稳定，制度形式由单一趋于多元，制度建设更加符合本国国情。[※注]不少学者对巴西、墨西哥等拉美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个案分析，对这些国家政治制度的形成、基本特点、主要运行机制等进行了研究。[※注]还有学者对总统制、议会制度、立法制度、司法制度、选举制度等进行专题研究，分析各项制度的整体特征、改革历程以及对政治进程的影响，比较拉美与美国政治制度的差异。[※注]

（五）拉美国家的政党和政党政治研究

21世纪以后拉美国家的政党正在经受信任度低迷带来的重大考验。[※注]在政党执政经验和制度建设方面，学者们分析执政党现状及其执政环境和条件的变化，选取一些主要政党作为案例研究的对象。这样既可以客观认识各国和各党之间的差异，也可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政党执政提供可资借鉴的具体素材。[※注]

（六）拉美国家可治理性研究

21世纪初，可治理性以及可治理性危机日益成为拉美政治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学界主要探讨拉美国家可治理性问题形成的原因，在可治理性方面面临的困难，为增强可治理性所采取的措施、经验和教训。[※注]学者们认为包括经济社会相对不发达和危机频发、政府执政能力弱、腐败严重、体制缺陷等，是拉美可治理性问题的重要根源，可治理性问题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政治民主化、腐败与腐败治理具有相关性。学者们选取拉美主要国家作为案例，具体分析其可治理性问题。在拉美国家预防和克服可治理性问题的基本经验方面，学者们认为主要有降低政治和体制脆弱性，提高体制效率；减少社会发展脆弱性，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推进民众对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参与进程，增强民众对体制的信任和信心；加强合作，预防和消除外部安全隐患和脆弱性等。[※注]

四 拉美政治研究的前景

拉美政治学科发展五十余载，完成了由译介为主向研究为主、由基础性研究为主向理论性和综合性研究为主的转变，实现了重大理论问题研究与对策性研究并重、基础性研究和学术性研究并重、国别研究与综合研究并重的局面。当前，拉美政治研究呈现领域不断扩展、深度不断加强、队伍不断扩大的局面。

拉美政治学科发展的历程体现出该学科的发展趋势是研究对象从宏观层面逐渐向微观层面转移。即从整个拉美地区转向区域性组织、国家层面。主要包括政治制度、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分配、政策决策机制等，非政府组织也被纳入研究视野。这也体现了拉美政治学科的发展是一个逐步细化和专业化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拉美政治研究既注重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又注重对策性研究，既注重基础性研究，又注重具有前沿性学术性问题研究，特别注重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借鉴意义的拉美重大问题的研究。

同时，拉美政治研究愈加国际化，更加科学地认识、评价与借鉴西方学者对拉美的研究成果。国内拉美政治研究起步晚、基础薄弱，大量学术资源来自欧美国家。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拉美政治学界一方面介绍与运用欧美国家的学术资源，开阔了学术视野。另一方面，注重从中国视角、本国需求出发研究拉美问题。此外，政治学科研究者积极加强与国外学者的交流并进行实地调研，曾赴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等国学术访问并参加学术会议，加强与拉美重要智库和科研机构的学术交流，推动双边学术合作的机制化。

第三节 拉美经济研究

一 拉美经济研究的演变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拉美国家同样经历了经济发展模式由内向型向外向型的转变，双方同属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具有相似性，这促使中国学者日益深入和广泛关注拉美，试图从拉美的发展中寻求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在对拉美关注度不断上升的过程中，中国的拉美经济研究呈现出一些明显的趋势性变化。在文献数量上，中国改革开放后以拉美整体及各国经济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和论文数量都在快速增长；这与中国放宽视野、学习借鉴他国经验的开放精神密不可分。在研究视角上，随着中拉合作水平上升，拉美经济研究趋于细化，研究关切逐渐由宏观经济概况介绍转向宏观、中观和微观分析并举，对拉美具体经济问题的介绍和专题研究趋于上升。在研究方法方面，伴随经济学与拉美区域研究的深度结合，拉美经济研究在传统的描述性分析之外，出现越来越多的量化分析。在研究立场方面，与中国逐步深入全球化相一致，拉美经济研究由域外视角分析转为拉美区域关怀和中拉互动影响分析，中国因素在拉美经济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拉经济的互补性和互鉴性所受关注不断增加。

二 不同时期的拉美经济研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中国的拉美经济研究的发展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本节以时间为线索，采取文献计量学方法，[※注]对1950—2019年间已发表的4966篇[※注]拉美经济研究文献进行共词分析，[※注]总结各阶段的研究特征，并通过绘制知识网络图[※注]来直观识别不同阶段本学科的研究热点和趋势。

（一）1950—1980年的拉美经济研究

这一阶段是中国拉美经济研究的萌芽期，专业研究机构尚未成立，相关研究数量有限且主题相对分散。整体而言，该阶段拉美经济研究适应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需要，与中国对拉美以“政治认同”为先的核心利益一致，而拉美自身的发展则并非中国学者的关注重点。

图7—1对本阶段的知识网络进行了描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掠夺、拉美、美国、墨西哥、古巴和帝国主义七大节点具有中心度优势，在知识网络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同时，美国和拉美、古巴和经济、掠夺和拉美、墨西哥和经济等关键词组联系紧密。

由此可以得出判断，本阶段研究呈现三大突出特点：一是研究的时代性突出。多数文献讨论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掠夺、美国与拉美国家经济关系以及拉美国家寻求经济独立。二是研究与中国在拉美发展关系的需求相一致。1960年古巴成为西半球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引发了学者们对古巴的研究热潮。1970—1974年间，智利、秘鲁、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巴西等9国相继与中国建交，[※注]出现了对新建交国的零星研究。三是少数前瞻性研究开始以国际热点为基础，关注其拉美效应。较为典型的是1973年和1978年两次石油危机促使中国学者关注墨西哥石油。

（二）1980—2000年的拉美经济研究

本阶段是拉美经济研究的成长期，以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的成立为标志，国内出现了以拉美经济为考察对象的专业研究机构，相关文献数量大幅增长。该阶段的拉美经济研究开始转向对区域自身发展的跟踪性分析，并重点关注中拉发展经验互鉴，显现了突出的问题导向特色。

图7—2对本阶段的知识网络进行了描述，可以发现，拉美、经济、墨西哥、巴西、发展、影响和金融危机七大节点具有较大优势，且在知识网络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同时，墨西哥、金融危机、经济和启示，拉美、经济和发展，巴西和经济等关键词组联系相对紧密。

整体而言，本阶段拉美经济研究具有三大特点。一是以拉美地区热点为研究对象。以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为起点，拉美国家相继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图7—2显示本阶段有较多文献分析债务问题，部分研究还持续关注了1994年和1999年墨西哥和巴西相继出现的金融动荡以及拉美国家实施的经济改革。同时，伴随着对拉美债务、工业化和通货膨胀等问题的反思，研究开始分析拉美发展模式。二是以热点事件国家为国别分析对象。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拉美经济研究集中于墨西哥和巴西两国。墨西哥议题在重点关注金融危机之外，开始分析其发展模式、工业发展、利用外资等问题。特别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该协议对墨西哥经济贸易发展的影响也成为研究热点之一。巴西议题则有两大重点关注：其一是金融动荡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中国的启示；其二是巴西农业问题及中巴合作潜力。三是以拉美经验和中拉比较作为研究出发点。不同于上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国文献对美国在拉美经济中作用的关注度下降，但中拉比较研究增多。如图7—2中“连线”所示，与“中国”相关的文献均与拉美经济“不稳定”带来的经验启示相关。同时，中国学者对古巴的研究相对减少，但其重要程度与阿根廷、智利、秘鲁、委内瑞拉相近，研究中的国别多样性提升。另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催生一批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的比较研究。

（三）21世纪以来的拉美经济研究

这一阶段是中国拉美经济研究的繁荣期，专业研究力量得到加强，相关文献数量显著增加，且关注主题更加多样化。本阶段的研究除了持续跟踪拉美经济发展外，还着重分析中拉合作，整体呈现多维度且理论与应用并重的趋势。

图7—3对本阶段的知识网络进行了描述，从中可以发现，拉美、中国、经济、启示和发展五大节点具有较大优势，在知识网络中有较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同时，拉美和中国、拉美和发展、拉美和启示等词组联系比较紧密。

总体来看，本阶段的研究呈现三大趋势：一是中国因素成为拉美经济研究的重点。一方面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国内学者尝试吸取域外经验与教训，不仅分析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等可比国家的历史进展，考察了债务危机前后拉美的金融开放性和金融合作等问题，还对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和经济改革等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另一方面，伴随中拉合作全面开展，国内学者开始更多关注拉美市场的营商环境，侧重对中资企业的拉美业务提出建议。二是拉美的国别研究集中度下降。与上一时期相同，拉美经济的国别研究仍重点考察墨西哥和巴西等代表性国家，但阿根廷和智利得到更多的关注，其中，阿根廷金融危机引发了国内学界思考，而智利道路的探索也成为考量的热点之一。因此，本阶段表现出拉美国别研究的集中度下降，除了地区性大国外，中等规模国家和中美洲、加勒比等小规模经济体也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三是拉美发展模式成为持续性热点关注。学者们将目光聚焦到发展模式，对结构主义、依附论、新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经济发展理论进行评价和思考。另外，21世纪以来仍有部分学者对东亚与拉美发展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主题从经济危机扩大到价值链合作等新兴问题。

三 拉美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

基于上文知识网络图，中国学者对拉美经济问题关注的重点包括以下方面：对拉美经济发展模式的评价；对拉美典型国家经济危机及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21世纪以来的中拉经贸合作。由于经济模式研究和“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本章第六节有专题论述，在此只论及拉美经济危机研究和中拉经贸合作研究。

（一）拉美经济危机研究

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相继爆发债务危机，而后续国际和双边救援计划非但没有消除危机根源，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日后的金融动荡。自90年代中期以来，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相继爆发金融动荡，学界大量研究分析了其成因、特征、影响及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学者认为拉美外债剧增由内外因共同作用：内因是指导思想、发展战略和具体经济政策的缺陷；外因则是西方世界通过反通货膨胀政策、保护主义政策、强迫降低石油价格等转嫁经济危机。[※注]

债务危机严重的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受到中国学者的特别关注。中国学者研究认为，墨西哥金融危机是改革过程中长期矛盾的集中爆发，其根源是对外资管理引导的缺失、汇率制度的僵化和社会问题等。巴西金融动荡一方面是源自其内部经济的脆弱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全球初级产品价格下滑、“热钱”外逃[※注]以及前期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动荡。阿根廷经济危机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长期实行货币局制度、财政赤字庞大、外债沉重以及政党杯葛是主要诱因[※注]。

中国学者认为，拉美金融动荡的教训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1）外资的引进和运用要适度且有效，应谨慎开放金融市场，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与管理；（2）应控制外债规模，保持适当外汇储备；（3）应抑制通货膨胀，促进出口增长；（4）应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维持政局稳定等。

（二）中拉经贸合作

在1949年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拉经贸合作进展缓慢，而进入21世纪后，双方合作步入快车道。与此相适应，中拉经贸问题研究在21世纪以前数量有限，且主要讨论合作现状和前景；21世纪以后则呈现多元化态势，着重分析了中拉合作现状、前景及发展趋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拉合作等。

学界普遍认为，中拉经贸合作可分为起步、成长和快速发展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60—70年代中国与拉美国家陆续建交，80年代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但拉美国家处于“失去的十年”，在此十年间中拉双边贸易额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2%，年均17.3亿美元。[※注]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拉贸易进入快速增长时期，至2000年中拉贸易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中国入世以后双方贸易额更以年均40%的速度增长。同时，拉美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第二大地区。第三阶段，随着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双方对金融合作的需求“水到渠成”，中拉经贸合作已经由最初以贸易为主导，向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三大引擎共同驱动转型。[※注]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拉美经济增长乏力形势下，中拉经贸关系能否持续以及如何转型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就中拉合作潜力而言，有学者提出，拉美地区面临增速缓慢、竞争力不足、贸易不平衡和金融约束等问题，但仍具有多样性和较大潜力。就中拉合作挑战而言，学界认为，中国开始由出口导向型模式向国内消费模式转型，[※注]对传统中拉经贸关系提出挑战。一方面拉美高度依赖原材料出口，另一方面中资企业“走出去”却因拉美保护主义和政策等频频碰壁。同时，学者们认为，中拉需要构建更具可持续性的伙伴关系，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双方最终能够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第四节 拉美国际关系研究

一 拉美国际关系发展历程

由于中国与拉美国家建交相对较晚，拉美国际关系作为单独学科起步也比较晚，而是在相当长时间内作为拉美政治学科的一部分。从发展来看，对拉美国际关系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既表现出不同时期国际形势的特点，也能反映中国和拉美国家关系的发展脉络。

（一）20世纪60年代

这一阶段为初始阶段，1960年，新中国与古巴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首次与拉美国家建交直接推动了中国对拉美地区的研究。在当时国际环境下，争取与更多的拉美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展反帝、反霸斗争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因此，早期拉美国际关系研究更多聚焦在对外关系层面。在起步阶段，由于获取拉美资料的渠道非常有限，资料搜集和编译成为研究工作的主要内容。

（二）20世纪70—80年代

在这一阶段，中国与拉美国家出现两次“建交高潮”，使得拉美国际关系研究进入一个“活跃期”，研究数量明显增加，研究维度和深度均大大优于前一阶段。从研究内容来看，涉及拉美对外政策及外交理论、拉美外交史、拉美地区组织、拉美地区争端、拉美与域外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拉美领海及边界问题等。从研究对象国来看，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古巴占了较大比重，这也体现了当时这些国家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优先合作伙伴。

（三）20世纪90年代

冷战结束、全球化发展等国际形势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拉美国际关系研究的轨迹，呈现出更具全局性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和关注议题更加多元化，并且产生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研究成果。从研究视野来看，不少研究成果将拉美国际关系置于全球多极化格局的背景下，从拉美外交“多元化”的主要特征展开研究。从领域和议题来看，涉及贸易、人权、环境、移民、一体化等重要议题，也包括拉美与世界各地区之间关系的发展。从成果来看，由洪国起、王晓德合著的《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徐世澄主编的《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洪育沂主编的《拉美国际关系史纲》等成为拉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另外，一批国外学者的拉美国际关系成果在本阶段也被编译出版，拓宽了拉美国际关系研究的思路。总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拉美国际关系研究的快速成长期。

（四）21世纪以来的发展阶段

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深度调整，使得中国与拉美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参与具有更强的重叠性和交叉性，从而形成了中拉合作的多维局面。学术界对拉美国际关系新动向和新特点的关注度大幅提升，关注的议题较上一时期更加广泛，包括诸如金砖合作、全球治理、跨区域和国际多边合作、拉美主要国家的国际战略等新议题，其中，有关中拉关系的研究成果的增长出现了“井喷”的局面。同时，本阶段拉美国际关系研究更具学术规范性，除传统的“中心—外围”结构分析范式外，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和方法被广泛地运用到拉美国际关系的研究中，研究成果的深度和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学科体系更趋全面。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作品有曾昭耀主编的《现代化战略选择与国际关系——拉美经验研究》、王萍的《走向开放的地区主义：拉丁美洲一体化研究》、苏振兴主编的《中拉关系60年：回顾与思考》（上、下）、吴白乙主编的《转型中的机遇：中拉合作前景的多视角分析》、贺双荣主编的《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等。

二 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对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研究重点包括介绍对拉美地区影响较大的几种国际关系理论的相关概念及其在拉美的应用与发展。

冷战结束后，为了适应国内外新形势的需要，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和水平有所提升。其中，美国对拉美地区国家的重要影响是拉美国际关系研究中比较引人关注的主题。中国的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拉美的影响

学界普遍认同拉美地区受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启蒙与影响，但学界对其影响程度的判断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拉美国际关系领域对西方存在“知识依附”，西方传统理论在战后拉美国际关系分析中占据压倒性地位。[※注]有的学者则认为，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对该地区的影响更大，尽管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曾传入并影响过拉美地区，但是，它们所产生的影响从未超过拉美本土理论的影响。[※注]

（二）拉美本土化国际关系理论及其经验

有的学者关注拉美国际关系理论本土化的背景、研究主题、本土化过程及其特点。有的学者则重点关注拉美本土化理论成果，包括依附理论、外围现实主义、新地区主义等，研究其现实与理论背景、概念与特点，考察其理论的实践与发展，并进行评价。其中，对依附理论和外围现实主义的研究较为突出，对拉美新地区主义的研究在进入21世纪后也有增加。

三 拉美国家外交政策及其对外关系研究

中国学界对拉美国家外交政策及其对外关系一直比较关注，并有深入的分析，这些分析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拉美地区对外关系及对外政策的演变与特点

总的看来，拉美地区对外关系及对外政策大体上朝着独立自主和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个体差异，拉美各国在具体的实践与调整上并不均衡和同步，许多研究都表明了这一点。一些学者将拉美对外关系进行分阶段分析，循着不同时期拉美对外关系及对外政策的变化，探讨其特点和原因。有研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至20世纪50年代末，拉美国家的对外政策多屈从于美国，60年代开始提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经过70—80年代的实践与发展后逐渐成熟，在外交上表现出日趋增强的独立自主性与离美倾向，最为关注的问题也由“安全”转为“发展”。

（二）拉美国家的外交政策及其对外关系

学界重点关注拉美主要大国的外交，如巴西、墨西哥、古巴、阿根廷、委内瑞拉等。有的学者注重分析这些国家外交政策的演变与特点，并预测其政策走向。也有学者关注特定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对其进行评介。有的学者则从政治、经贸、思想理论、历史等不同角度考察政策的影响因素。还有学者考察拉美国家的特色战略，如巴西的国际战略、古巴的医疗外交等。也有不少学者关注这些国家的政党政策对外交的影响。同时，学界加大了对其他一些拉美小国的关注，成果数量出现增加，原来“重大国，轻小国”的研究格局有所改善。

（三）拉美与域外大国关系

拉美地区及国家与其他地区大国间的关系及政策也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研究主要涉及拉美与美国、中国、俄罗斯（苏联）、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印度、西班牙等国的关系。其中，对美拉关系和中拉关系的研究较为突出：包括中美与拉美地区关系的整体史研究、不同时期中美与拉美的双边关系及政策研究、中美拉三方关系互动研究。

对于中美与拉美地区关系的整体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两组关系的历史演进及其特点。有学者强调冲突与合作构成了美拉关系的主线。有研究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拉关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规模、低层次交流到大规模、高层次交流推进的过程，呈现出“累积—跨越式”的发展特点，并形成了目前全方位、多层次、宽渠道和官民并举的局面。[※注]

对于不同时期中美与拉美关系及政策研究，主要涉及对中美两国对拉政策的内容、影响因素和实施效果的评介。学者们从政治、经贸、观念、文化、全球化、战略、身份等不同角度考察不同时期的中美与拉美的双边关系及政策。有的研究注重对中美的各项对拉美特色政策。有的研究则偏重分析中美与拉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如美拉方面的移民、毒品、反恐、生态环境等问题，以及中拉方面的美国因素、台湾因素、贸易摩擦、文化差异等问题，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政策建议。

在中美拉三方关系互动的研究中，已有研究多认为中美拉三边关系是存在联动性的。有研究指出，中美拉三方关系中存在着中美和美拉两组结构性矛盾，随着两组矛盾的凸显，中美拉三方关系将更加复杂。

（四）拉美国家间关系与地区一体化

有研究指出，当前拉美各国之间团结合作加强，拉美一体化取得了一些进展。有研究则强调，在看到拉美国家间关系向好的同时，还应看到其关系中存在的矛盾和摩擦。还有学者考察了一体化出现的问题，指出其原因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五）拉美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关系

学界也有许多关于拉美与其他国家及地区关系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拉美与欧洲、亚太、非洲、中东的关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总的来说，这些成果偏重于分析拉美与这些地区及国家关系的历史与发展，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也有研究关注拉美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机制与合作战略。

四 拉美安全问题研究

作为曾经的殖民地大陆，拉美地区的安全研究通常跟霸权与干涉相关，尤其是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武装干涉。此外，学界还重点研究拉美国家之间领土争端及解决机制，研究从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的角度分析拉美国家为解决争端而进行的国际仲裁及执行情况。

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简称马岛战争）作为拉美国家与域外国家发生的重大领土争端，在20世纪80年代就引发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初期研究主要集中于马岛争端的由来、发展及其影响。进入21世纪后，研究视角更为多元，越来越多的学者从阿根廷的视角分析马岛战争的原因，阿根廷政府在战争前后的战略决策失误，以及在主权主张中面临的困境。

毒品和非法移民是非传统安全重点研究领域。早期研究关注拉美的毒品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外交冲突。受地缘政治的影响，拉美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多置于美拉关系的框架下进行研究，有研究提出南北差距是导致非法移民等问题的根本动因。[※注]

五 拉美地区组织研究

中国学者对拉美地区组织的关注与对拉美地区一体化的研究同步。拉美作为最早开始一体化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发展中地区，很早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早期的研究侧重于分析拉美一体化发展进程、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以及发展趋势。彼时活跃的地区组织如安第斯条约组织也是重点研究对象。

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出现战略性转变，“开放的地区主义”成为重要研究议题。针对拉美一体化与“美洲自由贸易区”倡议两种经济一体化模式的研究成果丰富。20世纪90年代成立的地区组织南方共同市场受到高度关注，学者分别从该组织的成立及影响、发展进程、合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同一时期，也有研究探讨中美洲一体化、加勒比地区一体化、拉美一体化模式及机制的发展变化。

进入21世纪后，域外经济、政治发展和拉美国家政治生态变化引发了拉美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新态势。[※注]国内对拉美出现的三种一体化模式和道路，即美洲一体化、拉美内部一体化和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研究兴趣高涨。这一阶段的研究视角不断拓展，除重点关注太平洋联盟、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南方共同市场等一体化组织外，学者还分别从拉美一体化的驱动因素、拉美国家外交政策视角、拉美地区组织比较，以及中国与拉美一体化等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此外，由于美国的存在及其影响力，考察拉美地区一体化和地区组织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是对美洲国家组织的研究。

六 拉美与全球治理研究

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诸多错综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全球治理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成为全球的焦点议题。中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关注了拉美地区一些较为突出的全球性问题，如环境保护、毒品、贫困化等问题。进入21世纪后研究了联合国改革问题，但相较于其他研究领域，对于拉美与全球治理问题没有形成系统性研究。

2009年二十国集团美国匹兹堡峰会的召开，标志全球治理进入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治”的新阶段，全球治理也进入了一个重新设计、重新建设的改革和调整期。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拉美地区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经验，以及中拉在全球治理中合作的可能性和实现路径。当前研究议题的选择与中国需求相关度比较高，主要关注全球治理机制及其改革，如G20、金砖国家、气候变化、互联网治理等，有研究认为，中拉通过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不仅可以促进中拉共同发展，改善全球治理，而且可以使中拉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取得巨大发展。[※注]除地区研究外，国别研究聚焦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三个地区性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利益诉求和路径选择。

七 中拉关系研究

中拉关系研究是拉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国的中拉关系研究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01年前）：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初的半个世纪里，建立和发展政治关系是中拉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阶段也是中拉双方致力于关系正常化的时期。同期的研究工作以历史梳理为主，并在中拉关系史和华人华侨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沙丁等编写的《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是新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拉关系史的专著。华人华侨史是研究中拉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除李春辉、杨生茂等主编的《美洲华人华侨史》等成果外，台湾中正书局也在同一时期出版了拉美华侨概况系列。

第二阶段（2002—2012年）：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带动中拉关系进入经贸驱动发展阶段的标志性事件。中拉关系的研究视角在这一阶段不断拓展，研究成果超越一般情况性介绍实现纵深发展。除对中拉关系进行总结和对未来发展进行研判外，中国对拉美战略是重要的研究视角。中国学者着重分析中拉在各自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对拉战略的特点、影响中拉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及发展对拉关系的政策建议等。此外，一些驻拉美的前外交官出版回忆录和发表了文章，为中拉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

第三阶段（2015年以来）：2015年1月，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推动中拉关系进入了整体合作和双边合作并行互促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出现“井喷式”增长，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中拉关系研究的主体性特征凸显。有学者提出，中国不仅成为中拉关系“构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在中拉关系的研究上也是主要力量。与国际上出现唱衰、质疑中拉关系的研究不同，中国学者在研究过程中致力于唱响中拉关系，唱好中拉关系。二是中外合作研究增加。江时学与马利马奇（Fortunato Mallimaci）主编的专著La Franja y la Ruta，Iniciativa China de Cooperación con América Latina y Caribe，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中拉合作现状、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中国人民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于2016年出版中外合作成果China and Latin America in Transition。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学者和拉美国家的学者合作出版《中国与拉美：山海不为远》《中国与阿根廷——迈向命运共同体》等学术著作。此外，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对外译介和推介也得到加速开展。三是中国学者对相关研究议题的引领作用增强。中拉命运共同体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拉美、中拉整体合作、中国在拉美软实力研究，包括公共外交、中国在拉美的国家形象等议题成为中拉关系研究热点。

第五节 拉美社会文化研究

一 拉美社会研究

拉美社会研究从起步之时就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一方面，拉美社会研究主要从宏观和中观角度关注拉美国家社会系统或社会结构中出现的问题、冲突和矛盾。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从学科定位上讲，拉美社会研究仍属于国际问题的研究范畴；二是从宏观和中观角度入手，更有助于中国学界加强对拉美社会的全面认识和了解，准确把握拉美社会发展的变化、特征和原因；三是对拉美社会的研究不能仅以“社会”为研究对象，还需要融入经济和政治变迁的大背景，社会研究才更具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受现实条件的制约，研究者主要采取文献研究的方法，定量分析所使用的数据多来自文献资料或官方统计，而社会学研究中通常采用的抽样调查、实地调查、实验研究、访谈等方法并不多见。

（一）拉美社会研究的发展历史

与拉美研究其他领域相比，拉美社会研究起步较晚，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有些初步研究的成果。成果常以介绍性、常识性的文章为主；在一些研究地区和国别经济概况的著作中也有对拉美国家社会发展状况的简要描述。从80年代后期起，与拉美发展进程相关的社会现象和问题逐渐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城市化、贫困化、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等议题陆续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自此，拉美社会研究不再局限于对现状概述和简单分析，开始进入发现问题、寻找根源、探索解决之道的学术研究阶段，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数量有所增加。90年代中后期，随着拉美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推进，中国学者敏锐地观察到经济改革对社会发展的冲击和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成为拉美社会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相关著作相继出版。[※注]进入21世纪之后，拉美社会研究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研究队伍有所扩大，研究议题更加多样，内容更加细化，研究对象也从整体逐步扩展到局部和特殊群体。社会结构、非正规就业、社会政策等议题成为新的关注点，而传统议题继续得到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而在各种议题之下，学者们又尝试着进行更加精细的研究，极大丰富了拉美社会研究的层次和内容。

总体来看，中国学界对于拉美社会问题的认识较为全面、理性和客观，多数学者有关拉美国家社会问题的成因、影响、对策、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互动关系等方面的观点趋同。但是，随着研究逐渐深入以及拉美地区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学者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出现了分歧，并展开积极讨论。例如，2005年前后，有关“拉美化”“拉美病”的命题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近年来，有关民众主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有不同看法和讨论。

（二）拉美社会研究的进展和突破

与其他学科相比，拉美社会研究的历史相对较短，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乏亮点。特别是最近20年中，拉美社会问题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

第一，集体研究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2005年以来，中国拉美社会研究不再是以学者的个体研究为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多次组织对拉美社会问题的集体研究，填补了社会研究在诸多领域的空白。2005—2006年，“拉美国家执政党应对社会矛盾的主要做法”系列论文在《拉丁美洲研究》杂志陆续发表。2009年，学者们围绕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提出的“社会凝聚”这一全新的政策理念，从可治理性、财政、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对拉美国家强化社会凝聚、改善社会融入的有关政策进行了全面梳理和评介，并于2010年出版了学术著作《社会凝聚：拉丁美洲的启示》。[※注]同年，在苏振兴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成果《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注]一书出版。2011年和2014年相继又出版了两部关于拉美城镇化的著作，进一步扩大了对拉美城镇化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同时也为中国城镇化提出可供借鉴的启示。2015年，《拉美国家的能力建设与社会治理》[※注]一书以安全问题为切入点，研究并总结了拉美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第二，地区研究与国别研究并驾齐驱。起初，拉美社会研究主要以整个地区为研究对象，旨在总结拉美地区的普遍规律，在国别研究方面仅涉及巴西等少数大国。但2000年以后，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拉美国家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差异性，国别研究开始得到较大发展，形成了地区研究与国别研究双管齐下的局面。上文提到的集体研究成果中均不乏国别案例研究。而在独立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更愿意从国别入手，从中探寻研究对象国的独特性。

第三，研究方法日趋多样。近年来，随着中拉人文交流的不断发展，学者们“走进拉美”的机会越来越多，展开实地调查研究的条件日趋成熟。一方面，这有助于学者深入民间，树立对拉美社会更加客观、理性、直观的印象，另一方面，也为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提供了基础。在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中，有些学者已在尝试通过访谈、抽样调查、问卷调查等方式为自身研究提供第一手的数据和论据支撑，促进了拉美社会问题研究与社会学研究的接轨。

（三）拉美社会研究的局限

首先，研究力量相对薄弱和分散。长期以来，全国长期从事拉美社会研究的学者数量很少，多数研究成果出自其他学科的科研人员。每年全国高校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中，以拉美社会为主题的也寥寥无几。近年来，尽管社会问题受到的关注度有所提升，但总体上有关社会问题的研讨活动比较有限。

其次，中拉比较研究的成果较少。拉美社会研究的最终目的之一是为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尽管不少研究成果在总结拉美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某些启示，但或因有的学者缺乏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或因对中拉差异性认识不足，这些启示常常缺乏足够针对性。对于中国更具借鉴意义的比较研究，目前只在教育和社会保障两个领域开展得较多。

最后，中拉联合研究尚处于摸索阶段。中国与大多数拉美国家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经验交流和互学互鉴十分必要。但由于中拉学者在语言、学术背景、研究方法、写作技巧等方面的差异，目前联合研究还很有限，以社会问题为主题的中拉学术交流和对话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二 拉美文化研究

“文化”是一个比较宽泛和具有相当包容性的概念，本节所论之“拉美文化研究”主要指相对于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等学科而存在的文化学科的研究。尽管文化研究具有基础性意义，但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70年来，中国的拉美文化研究走过了一条边缘、曲折和渐入佳境的发展路径。

（一）拉美文化研究的酝酿

拉美文化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对象之前，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预热”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关注、介绍和翻译拉美文化作品，而且主要是受到政治因素的驱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争取尚未建交的拉美国家的支持，打破资本主义阵营的外交封锁，中国以文化为武器开展民间外交，翻译和介绍了一批政治立场鲜明的文学作品。据统计，1949—1978年，中国共翻译出版拉美文学作品82种，其中1950—1965年出版数量为74种，占这一时期的90%。[※注]这批作品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以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为主要内容，其作者多为拉美左翼知识分子，且多由俄语、英语、法语等其他语种转译，因为直到1952年亚太和平会议后中国才陆续在高校开设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专业。[※注]其后，1960年第一个拉美国家古巴同中国建交，拉美研究才开始在中国启动。但当时拉美研究是从拉美史研究开始的，[※注]其主要领域偏重于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等，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文化研究涉及较少。

（二）拉美文化研究的开拓和坚守

1978年，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拉美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拉美文化也逐渐被纳入研究视野。但此后20多年间，文化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研究力量不足，只有少数学者在持续进行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拉美文化研究逐步摆脱介绍性描述，开始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思考，并逐渐“去政治化”和“去革命化”，转向学术研究。这一时期的拉美文化研究可以归结于三个特点。[※注]第一，开启对拉美文化多元性的探索。刘文龙是这一研究的先锋，其代表作包括论文《拉丁美洲混合文化结构》和专著《墨西哥：文化碰撞的悲喜剧》。第二，中国学界重启现代性的探索，打开了了解拉美思想的大门，特别是对其宗教和解放神学等问题的研究。第三，对拉美现代文学的鉴赏、模仿和学习。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对当代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对该现象的理论研究一时成为热点，比较有代表性是赵德明的《试论二十世纪拉美文学的走向》。

20世纪90年代，拉美文化研究相对更加深入多元，涌现一些典型学者和典型作品。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刘承军（笔名索飒）于1993年出版了《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一书，引起重大反响，至今风靡中国知识界。刘文龙的《拉丁美洲文化概论》和郝名玮、徐世澄合著的《拉丁美洲文明》堪称拉美文化入门经典。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也带动了拉美文学译介的繁荣。据统计，从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间，共有277种图书出版，计有70家出版机构参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云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图书60余种，[※注]该社自1987年起推出“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最后需要特别提及的是，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成立。这是国内第一个拉美文化的专业学术机构，主要任务是研究“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注]；拉美文化研究由此开始有了建制依托。

（三）21世纪的拉美文化研究

进入21世纪后，拉美文化研究更加深刻、丰富，思想性较强。刘承军在这方面仍然表现突出。她为拉美思想史和文化的长期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研究文献，特别是《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和《把我的心染棕：潜入美洲》。徐世澄对拉美思想和文化的研究亦贡献不菲。由他主编的《拉丁美洲现代思潮》是对19世纪以降拉美主要思想的系统性梳理，该书连同由其与郝名玮合著的《拉丁美洲文明》并称“拉美思想文化的入门双璧”。[※注]与此同时，在拉美思想和文化的译介方面也多有译著问世，特别是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墨西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的《帕斯全集》，以及堪称“拉美思想文化之集大成者”的《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十卷：思想、文化和社会》。

随着文化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和中拉关系的飞速发展，21世纪的拉美文化研究更加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不仅专业学术机构产出一系列研究的成果，[※注]高校学者也围绕媒体、认知和人文交流出版了相关著作。[※注]

在文学译介和文学研究方面，2000年至2019年4月，共有480种拉美文学作品出版，占1949年以来出版总量的57%。[※注]所涉作者覆盖拉美20个国家，其中来自阿根廷和巴西等8国的作者占比超过90%。特别说明的是，在过去70年间出版的87部研究拉美文学的图书中，有58部是2000年以后出版的。其中颇有建树的研究当属拉美文学史，尤以郑书九主编的《当代外国文学纪事1980—2000·拉丁美洲卷》和陈众议主编的五卷本《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文学通史》（自2017年起陆续出版）最具代表性。但是，对拉美文学的研究仍为评介性著述较多，研究深度不够，研究领域较窄且多集中于拉美文学流派和文学史。

第六节 拉美若干专题研究

一 拉美现代化问题研究

现代化问题是拉美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学界最为关注的议题。拉美现代化问题研究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深化而起步并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拉美国家现代化问题，其中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理论是研究得较多的议题。学者们从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不同的学科角度出发，力图对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对理论和战略选择的原因进行解读，对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各种因素加以剖析，并将拉美现代化进程与东亚和欧美国家进行比较。这些都极大丰富了现代化研究的内容。具体来讲，中国学界对拉美现代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领域：拉美现代化理论研究、现代化的起始和启动、工业化的动力及进程、发展模式及其国际比较，以及与现代化进程相关的社会转型、政治制度变革、民众主义和矛盾冲突等。[※注]

近40年来中国学者对拉美现代化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突出。

第一，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有关拉美现代化的学术成果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历史研究，或是在现实研究方面，都涌现出一批卓有见地的优秀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包括《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注]《拉丁美洲现代化》[※注]《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注]《世界现代化历程（拉美卷）》[※注]等。

第二，地区和国别研究并重。学界不仅将拉美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现代化进程的普遍规律，而且也十分注重国别的共性与差异性的问题。在国别研究中，学者们最早比较关注的国家是巴西、墨西哥，以后逐步扩大到阿根廷、智利、秘鲁以及中美洲国家。

第三，注重历史分析。中国学者对拉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是以历史为起点的，这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大多数研究比较注重对历史的考察，将拉美现代化进程与其历史的独特性相联系，以客观辩证的态度看待拉美现代化进程。

第四，研讨活动十分活跃。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围绕拉美现代化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学术讨论。中国拉美学会和中国拉美史研究会都曾多次以“现代化”为主题召开年会，组织专门讨论，并将优秀会议论文结集出版。[※注]各科研机构和高校主办的小规模研讨活动更是不胜枚举。

随着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发展困境和未来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等一些新议题的出现，中国学界有关拉美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和讨论将得到进一步深化。

二 拉美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经济发展模式是拉美现代化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从历史上来看，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模式（1870—1930年）、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1930—1982年）和外向型发展模式（1982年至今）。不同模式的选择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中国学者比较关注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同模式转换的主要动力。研究呈四大特点。

第一，从成果发表时间看，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研究文献数量开始增长，1994—2002年和2003—2015年是两个高峰时期。

第二，从成果形式看，以期刊论文为主，《拉丁美洲研究》《世界经济》《国外社会科学》等是主要刊载平台。但近十多年来，刊载平台呈增多趋势。

第三，从学者所属机构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等一直是拉美发展模式研究的“重镇”。随着21世纪以来区域和国别研究中心纷纷建立，研究力量也呈现多元化分布。

第四，从研究内容看，从集中于拉美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评价向比较研究和多元化视角扩散。

中国学者对拉美发展模式研究的角度，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拉美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的研究，既包含对结构主义、依附论和新结构主义等拉美本土现代化理论的研究，也涵盖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高铦、赵长华、张雷声[※注]等学者对拉美结构主义理论进行了评析。袁兴昌、程同顺、孙来斌、颜鹏飞、张建新、张康之和张桐等对依附论思想进行了研究。新结构主义是在对传统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扬弃基础上发展而来，王赞桔、韩琦、高鸿鹰等进行了详细阐述。而大量对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实践的研究出现在2000年以后，形成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其中包括陈才兴、谢文泽、苏振兴、宋晓平、何秉孟等。

二是对不同发展模式的动因、内容和成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种不同发展模式下的经济政策与改革评价上。代表性专著有《拉美发展模式研究》[※注]《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注]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相关课题组研究了拉美国家发展模式的变革与影响。[※注]对进口替代工业化有系统性研究的学者有苏振兴等。对拉美经济改革研究较多的学者有苏振兴、张森根、吴国平、岳云霞等。

三是对不同地区和国家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江时学是国内较早开展东亚和拉美发展模式比较研究的学者，并且形成专著《拉美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注]将东亚和拉美发展模式进行比较的学者还有陈才兴、陈芝芸、柴瑜等。

四是对不同发展模式下主要拉美国家及其部门发展的研究。这里涉及的主要国家有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而经济部门则涵盖工业、外贸等。鉴于拉美国家在制度条件、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性，不同发展模式对国家之间的影响也不同。

三 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研究

拉美是中等收入经济体最集中的地区，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国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解释陷入原因和总结跨越经验两方面内容。

关于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拉美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在于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忽视了财富分配关系的调整和社会进步目标的关注，结果导致“有增长而无发展”。[※注]有学者认为，拉美“中等收入陷阱”源自政治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结果导致寻租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注]有学者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出发，指出“制度”和“政策”的严重缺失以及过度城镇化等因素都是导致拉美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注]此外，收入分配不均也是拉美国家较为明显的特征，这将加剧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从而使经济增长长期陷入低谷。[※注]

作为拉美地区中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智利成为国内学界重要研究对象，相关研究认为其成功原因有三：其一，自主而稳定的经济政策。智利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健、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增大了汇率弹性，并对贸易部门进行市场化改革，有效增强了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注]其二，践行“社会公正增长”理念。智利通过不断提高公共社会支出规模，尽可能提高减贫效果，加强市场对资源的调节和配置，提高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建立了相对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注]其三，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智利政府对内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创新，对外加大自贸协定谈判力度，全面拓展国际市场，取得良好效果。智利实施的全面对外开放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升产品产业国际竞争力，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驱动力。[※注]

四 拉美民众（粹）主义研究

民众主义，又译“民粹主义”，在英语（Populism）和西班牙语（Populismo）中是同一个词。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民众主义的含义和评价仍然没有达成共识，甚至在民众主义的译名方面也是如此。有学者指出，中国拉美学界通常把俄罗斯和美国的相关思想和实践称为“民粹主义”，而把拉美地区的相关思想和实践叫做“民众主义”，以此表明拉美民众主义与俄罗斯或美国民粹主义有不同含义。[※注]即在拉美研究中，通常译为“民众主义”。在应用于其他地区时，一般译为“民粹主义”[※注]。尽管有学者从俄文原意和俄罗斯民粹主义实践的角度追根溯源，认为即便是俄罗斯的“民粹主义者”都应该改译为“民众主义者”，[※注]但实际上，多数学者仍然使用“民粹主义”译法或将“民众主义”与“民粹主义”并称。

（一）关于民众主义的概念与含义

有学者对民众主义含义的演变进行研究，认为早期现代化理论学者和依附论学者强调民众主义概念的社会经济特征和历史阶段性特征。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界将民众主义界定为一种特定的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的学者将民众主义界定为一种政治策略。应该说，这一修正使得此概念可以用来解释80年代以后拉美政治发展的新现实，因而是有价值的。[※注]

（二）关于民众主义产生的根源、发展阶段与类型

有学者认为，拉美民众主义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和思想根源，与欧美的民粹主义并无直接关联。拉美精英主义的局限性、平等思想的广泛传播、民族主义的觉醒、庇护主义的传统以及崇尚魅力型领袖的社会心理为民众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注]有学者把拉美民众主义分为早期民众主义（20世纪初）、经典民众主义（20世纪30—60年代）和新民众主义（70年代后期以来）三个发展阶段。也有学者将其分为与早期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伴生的“经典民众主义”、诞生于民主化与市场化转型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的民众主义”，以及新时期作为进步主义浪潮重要组成部分的“左翼民众主义”等三种形态。[※注]

（三）关于民众主义的评价

在民众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方面，有的学者认为，拉美民众主义对于“推动拉美民主政治的建设是有贡献的”，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拉美民众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联姻”，是拉美民众主义者“顺应时代潮流的选择”。[※注]有学者将这种“联姻”称作“一种从经典民众主义到衰败的混合型民众主义的周期性反复现象”，认为“民众主义形式与新自由主义内容的折衷和勉强结合正是80年代末期以来拉美民主制度发展的新特点”。[※注]由此可以看出，学界对民众主义促进民主抑或不民主甚至反民主的政治实践存有不同意见。[※注]

在民众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方面，有的学者认为，民众主义较妥善地解决了“经济增长与收益分配的矛盾问题”，因而有利于政治和社会稳定。[※注]还有学者认为，就民众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而言，市场资本主义的倡导者对经典民众主义的看法基本上是负面的，而90年代新民众主义自由派则得到了充分肯定。[※注]还有学者认为，民众主义片面追求“福利赶超”，致使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发展停滞和经济危机，加剧这些国家固有的贫富差距。[※注]民众主义者强调大多数的人利益和诉求，但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或社会条件下，如果政治人物一味迎合民众或者不符合历史潮流的需求，而不管这种迎合是出于善良愿望还是从属于一定的政治动机，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注]

总之，对民众主义在民主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的表现，都有正反两种评价，这也说明民众主义表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众主义实践产生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诸多悖论，拉美民众主义试图以国家干预促进经济发展，最终却造成经济崩溃；试图通过反现存体制来推进民主政治，却进一步加剧体制的脆弱性；试图推进社会公平，最终却加剧社会不满。拉美的经验表明，要消除民众主义的消极后果，必先消除其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根源。[※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