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是当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一门显学，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和丰硕成果：一是随着现实国际关系的演进、中国自身需求的多元化以及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日本研究的内涵日趋全面、综合、立体，推动学科建设向纵深发展。二是研究范式更加丰富完善，开始注重理论分析和方法论应用，方法论创新、创新性释析的特征趋于明显，长期以来对理论规范和方法论介入重视不足的状况有所改观。三是越来越注重将日本以及中日关系置于国际格局变动、中国战略全局之中加以定位和分析，战略性、前瞻性研究日趋活跃。四是研究主体自身出现重要变化，学科队伍结构趋向合理与高阶化，部分学者尝试脱离“即事研究”的传统套路，侧重基础性、理论性研究，高质量研究成果随之增多。

中国的日本研究带有鲜明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围绕70年学科历史的分期，尽管各个学科领域之间存在细微差别，但总体上均分为探索起步期、恢复振兴期、深化发展期三个大的阶段。这样的阶段性发展与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及外部世界一系列重大事件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密切相关，其中包括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日邦交正常化及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冷战结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等。概括而言，70年来影响日本研究发展进程的因素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中日关系本身（力量对比、关系态势、互动模式等），以及对其构成直接影响的两国国内政治、对外战略政策，包括经济全球化、美国等第三方国际行为主体因素在内的外部环境的变化。二是中国自身发展与安全需求的增长与深化。三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作为广泛涉及政治学、外交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领域的国别研究，日本研究直接受益于相关学科的发展和进步。

第一节 日本政治研究70年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日本政治领域持续出现了诸多举世瞩目的重大变化：在政治思想上，从保守与革新的长期对峙，到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再到整个社会心态日趋总体保守化；在政党体制及政局演变上，从中选举区制到小选举区比例选区并行制，经历了一党优势、多党重组、“疑似两大政党制”，再到一党独大；而在政体改革及央地关系上，又有围绕集权与放权、公平与效率的反复博弈过程，先后经历了“官僚主导”“政高党低”“党高政低”等阶段，直至近年来日趋明显的“首相官邸集权”政治现象。

70年来，日本政治的状态及变化，对其国家发展走向及中日关系持续产生着重要影响，因此受到了中国学界的不断关注。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就，但也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瓶颈和挑战。不断提升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的质量，加深对日本政治演变规律、发展趋向及其对外影响的跟踪和分析，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科的重要课题和任务。

一 70年来日本政治研究的概况

将70年来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可以发现几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可分为：起步摸索期（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奠基展开期（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早期）、发展繁荣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日本追随美国的反共路线，对中国长时间采取敌视态度，导致两国间往来不畅。通过两国老一辈政治家的努力，历经坎坷终于在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为服务于这一大政方针，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开始起步。早期的日本政治研究是较为零散的，研究的选题与方向也缺乏系统性、学理性，文章的写作目的多为配合外交需要，基本上以带介绍性质的时评类文章为主。

第二个阶段，随着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路线的确定，在举国上下“求知识于世界”热情高涨、中日两国“蜜月期”带来的政界学界乃至民间交流恢复并全方位发展、社会科学体系和学术期刊系统重建等多重有利因素影响下，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茁壮成长起来。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出现了专业性的对日研究机构和人员，以1981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为代表，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纷纷成立日本研究机构；二是对日本政治的介绍性文章从数量到质量都有明显提升，促进了中国学界对日本政治的整体把握；三是学界开始使用专业理论分析日本政治现象的开拓性成果，进一步促进了日本政治研究的理论化水平提升。

第三个阶段，冷战结束、“五五年体制”崩溃之后，日本政局跌宕起伏，政权也几易其手，直至今日形成了自民党安倍政权独大、长期执政的局面，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现象吸引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兴趣。另外，随着我国综合实力日益增强，国内日本政治研究的人员规模日趋壮大，对外交往越发频繁，研究的关注点、视野、深度等指标稳步提高，学术成果进一步呈现理论化、体系化、国际化特点，未来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二 70年来日本政治研究的基本内容

70年来中国日本政治研究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主题：第一，对日本政治体制及“日本模式”的研究与评价；第二，日本政治思潮日趋保守化、右倾化问题；第三，对日本政党政治和政党体制的研究；第四，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以下就依据这几大类领域，对70年来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的主题和代表性观点做一概观。

（一）对日本政治体制及“日本模式”的研究与评价

中国学术界能够有条件广泛接触日本政治，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当时的日本国势蒸蒸日上，因此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者一开始对日本政治体制及发展模式多不吝赞誉之辞，认为日本在政党参政、政府运作、决策施策等诸领域形成了独特的“日本模式”，有力推动了经济高速发展。[※注] 然而，随着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日本开始陷入经济长期低迷状态，政治也持续动荡，研究者也转而对日本政治进行反思，并开始关注日本体制改革。总体而言，目前日本政治学界对日本政治的评价日趋客观，认为其确实存在着一定缺陷，但在国家治理、政府决策、行政施策等方面仍值得我们借鉴。[※注] 在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宏观转型的背景下，日本政治中的诸构成要素，例如选民与政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决策过程中的政官关系等子课题，成了新的关注热点。近些年的突出贡献是对日本“首相官邸政治”的解读和趋势研判，学者们认为冷战后日本通过一系列改革，政治权力逐渐向首相集中，为安倍晋三内阁超长期执政奠定了基础。

（二）日本政治思潮日趋保守化、右倾化问题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日本政治思潮尤其是右倾化和总体保守化通过对国家政策的规范作用，会给中国及中日关系带来较为严重的不利影响。因而，中国的日本研究学者对日本的这种政治动向一直给予了高度关注，对日本右倾化和保守化的背景及成因、定义及特征、表现及走向、对修宪等国家大计的影响等展开了诸多探讨。[※注]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日本政坛的保守化、右倾化现象，主要由历史清算不彻底、美国有意纵容、左翼力量衰微、民族主义泛滥、对华博弈加剧、国民对未来缺乏信心等多重因素叠加合力所导致，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

（三）对日本政党政治和政党体制的研究

日本的政党体制及其运作是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体系中得到较快发展的一个领域。研究力量主要围绕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探讨其长期执政和“一党优位”现象的原因，认为尽管通过数次改革，但自民党在政党格局、选举制度、政坛生态等领域展现出更为明显的适应性，营造出有利于自身执政的环境。[※注] 在此基础上，对民主党、公明党、日本共产党等单一政党的探讨也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注]

（四）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

中国的日本学界对日本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联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广义和总体上考察日本内政（决策）与外交的关系，认为日本始终谋求成为“正常国家”，是中日关系多年来始终不稳的主要诱因；二是围绕特别个案进行的一种案例分析型的剖析和考察，如学界在对2010年以后钓鱼岛局势激化的考察中，就指出当时执政的民主党缺乏经验、在野的自民党搅局也是重要因素，这一领域目前发展很快，值得期待。[※注]

三 70年来日本政治研究的特征及学科评估

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日本政治研究的成果已具备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形成了较为鲜明的特色，但也面临着亟待应对的挑战。

（一）日本政治研究的特征

其一，研究成果日趋繁盛，研究领域逐步扩大。70年来，日本政治研究中相对偏重于应用与时政研究的格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平衡。在进入21世纪以来，基础研究日趋占据重要的地位和分量，例如在对于日本政治体制、政党政治、政治思想及政治文化、内政与对外关系的研究中，厚重的学术成果陆续出版，在多方面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空白。应用与时政研究则更不必说，历来就是日本政治研究的传统和重头，除了带有时评性质的文章外，关于日本体制改革进程、政党内部态势及走向、政局演变新动向、政治右倾化及其相关影响的论著层出不穷，在保证数量的同时，细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其二，理论探索及概念创新具有突破。经过多年的积累，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学界在理论构建、概念生成方面，力图开始有所作为、有所突破，以早日掌握学术话语权，并希图发挥解释现实的作用。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就日本政党转型及体制提出了自创的定义和概念，例如本质上属于“准一党优位制”的“1996年体制”，以及自民党强势主导政坛的“2005年体制”等。

其三，研究方法趋于多样。这表现为日本政治研究在如下两大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第一是较为成熟地将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论进一步运用于日本政治研究，成为推动日本政治研究发展进步的基本手段；第二是正逐步尝试引入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历史学、计量学、社会心理学、博弈论等社会科学发展的前沿理论和成果，力求对战后尤其是冷战后的日本政治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研究，以期能够开辟相关研究的新天地和新路径，形成日本研究的中国特色。

（二）学科体系的评估

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就，并有数量不菲的研究成果问世。这些成果为学界和决策部门加深对日本政治和政局变动的理解、正确判断日本政治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日本政治研究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发展瓶颈和问题挑战。

第一，存在专业研究力量不足、后继乏人的问题。在70年当中，在较高水平刊物上发表的日本政治类论文仅占全部论文的不足10%。虽然学界从事日本政治外交研究的人员数量众多，但细分之下即可发现，大部分人平素都在从事热点议题的跟踪和分析，真正专注于日本内政问题的研究者数量是少之又少。这一现状与日本政治学科的地位并不相符，也无法满足中日关系发展的现实需求。

第二，在研究方法论和路径上仍面临着规范和创新的问题。跨学科的日本研究有助于从更加广阔的视角准确地把握日本，将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虽然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总体来看，学界在研究方法上仍习惯于采用较为单一的政治学方法，甚至有时候对这种政治学方法的运用本身尚有不足。长期拘泥于此，对中国日本政治学界形成独有的分析、解释体系和结论是不利的。

第三，日本政治研究在选题上仍有改进空间。学界对于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日本政治动向和政策调整比较敏感，跟踪也较及时，但对有些看似关系不十分密切的领域和部分，乃至全局把握、总体研究和基础整理等工作则深入得并不充分。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学者，要以正确的选题意识、专业立场和深入研究来为外界提供准确无误的学术成果。

第二节 日本经济研究70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对日本经济的认知和研究历程，不仅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轨迹，也映衬出中国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以及中日经贸关系的演变过程。

一 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经济研究

（一）概况与特点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日本正在重建遭受战争破坏的经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日本实现经济高速增长，1968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在此期间，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往来从“以民促官”到实现邦交正常化。1952—1958年，中日先后签署了四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之后因“长崎国旗事件”导致民间贸易一度中断。1962年，廖承志与高碕达之助以民间形式在北京签署《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即LT贸易），推动了双边贸易发展，也助推了中日关系改善。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次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设立商务处。1974年年初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访华，中日签署《中日贸易协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大学和人民日报国际部进行有关日本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教学、研究或报道工作，其中涉及日本经济社会内容。进入20世纪6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吉林、河北等地方的院校成立专业的日本研究机构，出现一批从事日本经济研究的学者，以“日本”命名的学术刊物也相继问世。

（二）主要选题

由于中日间以民间交往为主，且当时中国尚未对外开放，对日本的了解和认知限于译文资料、日本经济相关信息、经贸形势简析等。相关文章主要涉及日本经济状况、动向及朝鲜战争对日本经济的影响等。如谢曜的《美国控制下的日本经济及其对外贸易危机》一文，介绍战后美国占领下的日本经济及日本对外贸易恶化、企业界的忧虑等状况。[※注]

日本对华贸易、对东南亚的经济扩张也成为当时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如杨湛林的《恢复和发展中日贸易是日本经济的出路》一文，指出日本是一个经济上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战前日本将中国作为主要贸易对象，进口大豆、盐、煤等粮食和原料，战后处于美国控制下的日本，恢复和发展中日贸易的要求更为迫切。[※注]庄涛的《日本经济和东南亚市场》一文，从日本经济基本情况入手，对日本与缅甸、菲律宾之间签署的赔偿协定及其对东南亚市场的扩张进行了论述和分析。[※注]

二 改革开放后的日本经济研究

（一）概况与特点

能源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后，积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大国地位日益巩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希望引入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借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日本经济研究热随之兴起，成立于1978年的全国日本经济学会日趋活跃。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院校相继成立日本研究机构，经济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形成集中于京津冀、上海、吉林、辽宁并零散遍布全国各地的格局。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1987年编写的《中国的日本研究》，到1984年年末中国从事日本问题研究的人员约1130人，其中经济相关人员约占1/5。

中日关系顺利发展，为两国经济学界间的交往提供了有利条件。1981年，中日共同举办“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议”，小宫隆太郎、大来佐武郎、下河边淳、馆龙一郎、金森久雄等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来华访问，进行学术交流。1982年中日建交十周年之际，中日两国专家共同编写出版了《现代日本经济事典》，该工具书被称为了解日本经济的入门之作。

在此期间，学界侧重于正面评价日本经济，积极吸取其经验，不断推进相关研究，成果内容扩展到各个领域，学科体系逐步形成。

（二）主要选题

1.日本经济形势及战后经济发展状况

学界在追踪日本经济发展、宏观政策动向的同时，全面梳理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变化，代表作品如金明善《现代日本经济问题》（1983年）、王章耀《战后日本经济概述》（1984年）、池元吉和张贤淳《日本经济》（1989年）、余昺雕《日本经济论》（1989年）等相继出版。

2.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与经验探析

中国与日本同为东亚国家，尤其注重借鉴日本的经验。学界从政府宏观调控、金融财政体制、产业政策、对外贸易和投资、企业经营管理、中小企业、科技教育以及民主化改革、美国因素等角度，探析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奥秘”，出现了任文侠、李玉潭的专著《日本中小企业与经济振兴》（1987年），以及《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与国家干预》《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论纲》《论战后日本产业政策的调节对象及调节机制》《论日本企业的活力及其源泉》等论文。

3.日美经贸摩擦、海外投资等热点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美经贸摩擦频现，从纺织品扩大到钢铁、彩电、汽车、半导体等领域，并延伸至汇率、科技、制度等方面。学界认识到，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对国际经贸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日美贸易摩擦的演化超出了贸易范畴。有学者撰文指出，美国国会通过的对日报复提案前所未有，日美贸易摩擦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日美贸易摩擦升级、“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的背景下，日本企业向海外大举扩张，尤其对美投资急剧增长，向亚洲等地区大规模转移制造业生产，出现《日本的投资与亚洲的崛起》（1991年）等著作。

4.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及前景

随着中日经贸关系的长足发展，学者们重点关注中日贸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华日元贷款等问题，发表了《日本的经济结构调整与中日经济合作》《关于积极而有效地利用低息日元贷款的建议》《中日长期贸易协议的回顾与展望》《中日贸易的问题和前景》以及《日本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及其经营》等论文。

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些重大合作研究课题及相关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组织全国九家主要日本研究机构联合编写“战后日本丛书”（1988年），在九部书中，八部以经济为主题，包括任文侠和吕有晨主编《日本的宏观经济管理》、金明善主编《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战后日本产业政策》、孙执中主编《战后日本财政》、盛继勤主编《战后日本国民经济基础结构》、郑励志和陈建安主编《战后日本对外贸易》、金泰相和张赤宸主编《战后日本垄断资本》、王琥生和赵军山主编《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统计》。当时日本经济研究所受重视程度之高由此可见一斑。这种状况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战后日本丛书”成为中国日本经济研究较早，且较具体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对了解战后日本经济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三 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经济研究

（一）概况与特点

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同期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保持快速增长。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中日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中日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引发两国关系在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等领域的调整。

在上述形势下，中国的日本学界对政治、外交领域的关注度上升，日本经济研究的地位相对下降。但随着新现象、新问题不断出现，日本经济研究进一步向纵深扩展，而且研究方法和视角趋于多样。学者们运用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以及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地区和世界的框架中研究日本经济问题。另外，随着形势的复杂化及网络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研究成果大量增加，研究内容更加全面客观，在借鉴日本经验的同时，也注重研究日本经济发展中累积的弊病、泡沫经济的产生、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经济长期低迷的制度性因素、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以及金融监管、企业经营体制的弊端等，日本经济学科体系日益走向成熟。

（二）主要选题

1.日本经济形势与宏观经济政策

（1）20世纪90年代日本金融危机与金融大改革。随着泡沫经济崩溃、“银行不倒”神话破灭，日本出现金融危机，暴露出之前金融体制改革的不彻底性及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桥本龙太郎内阁启动了以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大改革。

（2）地区和国际金融危机下的日本经济走势。外部环境也是导致日本经济难以走出长期低迷的因素之一。20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经济基本保持低增长，甚至出现过两次连续两年负增长的情况：亚洲金融危机后的1998年和1999年，日本实际GDP下降1.1%和0.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当年日本实际GDP下降1.1%，2009年下降5.4%。

（3）“安倍经济学”及其效果。2012年年底二度担任首相的安倍晋三推出“安倍经济学”，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加快推进结构改革，以摆脱通缩和经济低迷，应对少子老龄化的严峻形势。上述问题引发中国学界热议和探讨，出现了《金融危机下的日本金融政策：困境与挑战》（2010年）等著作。张淑英的《日本人口老龄化与社保制度改革》一文，反映了日本经济社会面临的老龄化、政府债务等重大课题。[※注]

2.日本泡沫经济及经济长期低迷

《日本泡沫经济新论》（2001年）一书认为，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也与经济政策失误有关，其影响表现为银行倒闭、金融危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住专”问题是认识日本泡沫经济影响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实证分析。反映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发展、改革状况的著作有《冷战后的日本经济》（1998年）、《日本的规制改革》（2003年）、《挣脱萧条：1990—2006年的日本经济》（2006年）、《激变中的日本经济》（2008年）、《苦涩的日本：从“赶超”时代到“后赶超”时代》（2012年）、《战后日本财产税改革及其效应》（2015年）、《日本平成时期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研究》（2016年）等。

3.日本核电政策及能源战略调整

随着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美国页岩革命取得成功、国际油价频繁波动以及新能源开发提速，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发生变化。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及福岛核事故的突发，引发日本等国家重新审视核电安全问题，调整相关政策和能源战略。冯昭奎《能源安全与科技发展：以日本为案例》（2015年）一书，对日本核电技术发展、安全问题、福岛核事故的主要教训及日本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进行了解析。

4.日本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及对外经贸战略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迈出实质性步伐。自由贸易协定（FTA）成为很多国家区域化政策的主要内容。21世纪初，日本开始制定和实施FTA战略，参与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日本成为唯一同时参与TPP、中日韩FTA、RCEP等几个大型FTA的国家。张蕴岭《日本的亚太与东亚区域经济战略解析》一文认为，战后日本先后推行积极的亚太经济战略和东亚区域经济战略。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加强对东亚的投入，面对中国崛起和进取性的对外经济战略，日本将参与TPP作为在亚太地区和东亚地区取得主动性、引领性地位的重要战略。特朗普宣布退出TPP和实行“美国优先”政策，使日本利益受到损害。

5.中日经贸关系发展与波折

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后，中日经贸关系迎来了大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日经贸合作内容扩展和升级，投资从单向转为双向，中国企业对日投资日趋活跃，能源环保、旅游等成为新亮点。

2012年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恶化，加之中国经济减速、成本上涨等经济因素，中日贸易、日本对华投资下降。2017年以来，随着中日关系改善，经贸关系回暖，金融、能源环保、应对人口老龄化、电子商务等成为新时期中日经贸合作的增长点，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成为一大热点。张季风主编的《日本经济蓝皮书》每年度对中日经贸关系问题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解析。

第三节 日本外交研究70年

回顾70年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史，中国学界对日本外交的研究进步迅速，研究的水准逐年提高，研究成果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效。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历程表现为起步、成熟和发展三大纵向阶段，研究内容及方式体现为动态描述、事态分析、政策解析、应用研究和理论探索等渐进发展，70年来不断走向成熟完善。

一 冷战时期日本外交研究的探索及起步阶段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处于冷战时期的中国学者对于日本外交的研究，是在两极格局的大背景下，集中关注日本民众的“正义斗争”、日美同盟及其危害性等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日本外交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日关系的重点研究内容集中于借鉴、学习和引进日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中日两国的文化和体育交流也是关注重点。而且，有关日本外交及中日关系的资料归纳的文章比学术性文章更符合当时特定的历史时代需要。一些经历了新中国成立的国际问题专家学者以1934年创刊的《世界知识》杂志为主要平台，撰写了具有战略性和指导性的文章，也为冷战后期深入研究日本外交及中日关系打下了扎实基础。

（一）关注日本民众的“正义斗争”的文章符合时代特点

王芸生在《世界知识》1950年第1期发表了《争取日本人民的解放——纪念“七七”十三周年》的纪念文章并在《世界知识》1952年第36期发表了题为《声援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的文章。之后，黄季方在《世界知识》1956年第5期发表了《日本人民要求执行独立外交政策》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很有代表性。黄季方在文中指出：日本应坚决摆脱美国的干涉和控制，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首先是恢复日本同它的两大邻国——中国和苏联的正常关系。[※注]

（二）涉及日美同盟及其危害性等方面的研究文章，表明中国的日本问题学者对于东亚安全环境的高度关注

譬如，梦敬在《世界知识》1958年第23期发表了《日美修改“安全条约”的阴谋》；许琪在《国际问题研究》1959年第5期发表了《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与核武装的斗争》；吴明西在《法学研究》1959年第3期发表了《日美“安全条约”及阴谋中的改订都是非法的》；张廷铮在《国际问题研究》1962年第1期发表了《日美勾结侵略亚洲》。这些文章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于日美同盟对东亚和平发展的危害性的深刻认识。

（三）对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高度期待

郭沫若在《世界知识》1954年第22期发表的《怎样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答“世界知识”记者问》中指出：“因为美国在奴役日本民族，日本国家还没有得到独立，美国竭力阻碍中日关系的恢复正常。”[※注] 梅汝璈在《世界知识》1955年第18期发表的《扫除改善中日关系的障碍》一文中指出：“虽然由于两国人民的努力，中日贸易和其他方面关系的改进”，“但是由于许多人为的障碍，特别是外来的障碍，这些关系现在正遭遇着暗礁”。其中指明了冷战格局对于中日关系的影响。[※注] 随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王芸生在《世界历史》1978年第1期发表《中日关系新的历史时期》，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若缔结，将对国际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四）探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并涉及日本全方位对外关系及国际战略走向等相关内容

季崇威、武超在《世界政治与经济参考》1983年第4期发表的《日本经营“政治大国”的动向》中指出，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统治集团一直把“从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作为其对外战略的基本方针。在1985年《日本问题》创刊号上，马洪在首页撰文《加强日本研究，促进学术交流》，指出：“随着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和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我国的日本研究工作也得到了迅速的开展”。[※注] 1987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15周年，宦乡、张香山、孙平化、肖向前等专家均撰文指出，“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及“光华寮裁判”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就此，何方在《世界知识》1987年第13期发表《记取历史教训 发展中日友好——纪念“芦沟桥事件”50周年》，强调“中日友好还是两国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重要条件”。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中日本问题研究队伍迅速成长，并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学术价值的学术成果，无论在资料还是在观点方面，都充分反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对外关系的特质与走向。

二 冷战后日本外交研究的成熟阶段

冷战结束对日本的国际战略产生很大影响，促使日本的对外关系进行重新定位。中国的日本问题研究者对日本外交的探讨也大致围绕日本外交战略调整及政策实践而展开。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与研究中日关系相比，对日本亚太外交、日美关系、朝鲜外交、西欧外交和日本外交转型的学术研究略显薄弱。

（一）加强了有关日本外交战略及政策的研究

针对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对外战略的调整及外交实践，中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日本的对外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学术探讨。例如，姚文礼在《简论冷战期间日本对外政策调整》中认为，“日本外交目标更加明确，紧紧围绕走向‘政治大国’这一中心展开活动，外交由低姿态转变为高姿态，外交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注] 林晓光在《日本政府的环境外交》中指出：“日本政府谋求作为‘国际国家’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解决并力争发挥主导作用，注重外交战略的综合性、多层次性、全方位性。”[※注]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对外战略的调整，中国学者对日本外交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学术文章涉及日本对亚太外交、联合国外交、日本安全战略等相关内容。

（二）重点探讨了冷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国际环境

何方在《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中指出，要讨论中日关系，就必须把它放到世界范围中去，而不能脱离国际环境，孤立地看待中日关系。为了把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阶段，需要增进互相理解，正确处理分歧；要扩大交流，加强合作；要参与国际合作，为世界做贡献。[※注] 上述观点立意高远，战略性很强，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发作用。类似的分析文章还有郑必坚在《日本学刊》1992年第6期发表的《关于中日关系的历史新机遇》，对中日关系进行了深刻思考，提出了两国关系历史新机遇的命题。

冷战结束后，日本保守势力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放弃的“冷战思维”，严重影响着日本的对华政策。对此，何方探讨了日本国际战略调整及中日关系走向。他在1996年3月举行的“21世纪中国与日本”国际研讨会所做主题报告中指出：“由于国际地位的提高和政治倾向保守，日本今后在外交上态度可能趋向强硬，但由于多极化的迅速发展，制约因素很多，因而也不会强硬到哪里去，越是强硬越会孤立，对它是更不利的。”[※注] 这样的观点具有对日战略前瞻性参考价值。

（三）探讨了中日关系相关“政治文件”的重大课题

这一阶段关于中日关系的研究与两国间达成的双边政治文件相关。自1997年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开始，1998年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同年11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这一时期的文章既有对此次访问的评论，又有探讨面向2l世纪中日关系的学术课题。张香山以参加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亲身经历，在《日本学刊》1997年第5期、1998年第1期和第4期先后撰写了《通往中日邦交正常化之路》《中日复交谈判回顾》和《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前后》三篇重要文章，为推动冷战后中日关系健康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的依据和总结。

三 21世纪以来日本外交研究的蓬勃发展

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日本外交战略、中日关系、日美关系等方面。有关中日关系的学术论著，在日本外交研究成果总量中约占四成的比例。由于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进程明显提速，中国学者对日本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势持续关注，尝试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分析其内涵、特点及走向。其中的代表性著作颇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深入探讨中日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一）关于日本对外战略的代表性学术课题

2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李寒梅等著《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选取日本的政治体制、外交战略、行政改革、经济体制以及科技发展战略等方面，系统深入地讨论了整个战后日本的发展道路，并追踪现实的变化，探讨了其未来走向。杨伯江等在《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2期撰写的《当前日本对外战略：成因、手段及前景》一文中认为，进入21世纪，日本追求“政治大国化”对外战略目标的步伐越发坚定，尤其重视对国家资源的深度开发与重新配置，实施战略的手段选择日趋多样化、综合化。

（二）关于日本外交战略的代表性学术观点

刘世龙在《日本学刊》2003年第5期撰写的《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中指出，日本将在美国的引导下进一步军事大国化，走向行使集体自卫权。晋林波在《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4期撰写的《新世纪日本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向》一文中指出，充分关注和研究21世纪日本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向，对促进中日两国间的相互了解、推动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以及优化中国自身的周边安全环境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注重从新视角探讨日本对外战略及取向

首先，一些成果关注日本对外关系的新理念、新态势。如孙承在《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第5期撰写的《日本的东亚共同体设想评析》，吕耀东2010年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中国和平发展与日本外交战略》，杨伯江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1期撰写的《新时代中美日关系：新态势、新课题、新机遇》，等等。其次，部分成果探讨了日本外交战略中的新内涵。如王珊在《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12期撰写的《“反恐”外交与日本的战略》等。最后，一些学术成果从文化视角分析日本的外交政策。如尚会鹏、刘曙琴在《日本学刊》2003年第3期发表的《文化与日本外交》，巴殿君在《日本学刊》2010年第4期发表的《从文化视角透析日本外交政策的战略选择》等。这类学术文章虽数量不多，但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论创新性探索了日本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向，为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学术参考。

综上，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以与中国开展周边外交有紧密联系的日本外交（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安全问题）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这就要求在研究中既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又要重视现实应用及对策研究，将两者充分结合起来，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70年来，中国学者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日本对外关系的比重在逐步提升，思想性、理论性稳步增强。特别是关于中日关系研究的理论建构与反思，也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重点，尝试突出对中日关系的思辨性、前瞻性研究，具有鲜明的理论探索色彩。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出日益重要的影响力，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学者正在将日本对外关系放在国际格局变动中加以动态分析，富于战略性、前瞻性的相关研究将日趋活跃。

第四节 日本安全防卫研究70年

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的日本安全研究可谓进入了快速和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面对日本安全防卫“日新月异”的嬗变形势，在理论创新、知识结构、分析手法和眼界视野上，也面临着自我提升、跟上形势的学术创新使命和学科建设任务。

一 日本安全研究的概况

一个学科的发展往往是“外”与“内”两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里所谓的“外”是指研究队伍和研究条件，而“内”则是指研究对象本身的内涵。上述规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日本安全防卫研究的发展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依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科划分，“日本安全研究”属于三级学科“日本政治外交研究”之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除部分军队院校外，大多数涉猎日本安全研究的学者仍把这一问题置于国际政治的宏观框架下，以至于学科的独立性不强。

1949年，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日本仍处于同盟国的军事占领之下，其在安全领域的独立性尚无从提起，也就谈不上学科体系的建立。对日本安全研究来说，1950年吉田茂政权成立警察预备队、1951年签订《日美安全条约》，及至1954年拥有海、陆、空全军种武装力量的日本自卫队成军，一系列动向使得该学科的研究对象逐渐清晰起来，这背后体现的即是研究对象内涵的变化。也正是在1954年，《世界知识》杂志刊登了江沆的《在“自卫队”名义下加紧扩展的日本陆海空军》[※注]一文。由此可以看出，在国内日本安全研究的新苗诞生伊始，同学科前沿与时俱进的研究特色就已经注入其根干之中。

通览新中国成立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如何突出“中国特色”一直是关乎学科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国内的日本安全研究之所以能在日本学界引起极大的关注，便得益于“中国立场与中国方法”在研究成果中的体现。

日本安全防卫领域的动向，较之于其他的一般政治外交领域，与国际格局和安全形势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大体而言，中国的日本安全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冷战时期（1949年—20世纪80年代）、后冷战时期（20世纪90年代—20世纪末）以及21世纪。这三个阶段划分既是基于研究对象的内在发展，也兼顾了学科在中国的发展状况。

二 日本安全研究的内容

（一）冷战时期：中国“日本安全研究”的萌芽期

冷战时期日本防卫政策的重点非常清晰，即，以依赖美军为主，同时不断小步重整军备，逐步提高自主安全保障能力。当时中国国内对于日本安全的研究也是基于冷战的视角，一方面担心军国主义在日本死灰复燃，另一方面也对日美在冷战中的沆瀣一气保持了高度警惕。当然，有些时候这两种问题意识又是交织在一起的。[※注] 除此之外，对于“日本国内军事基地分布”这样的微观问题，当时的国内学者也已有所讨论。“在美帝国主义加紧建立以冲绳为核心的侵略基地体系的同时，美国自己并指使日本正在把它们的战略重点，从接近苏联的北海道转移到接近中国、朝鲜等国家的九州，使九州成为美国扩大亚洲侵略战争的重要基地之一。”[※注] 这种“以我为主”的问题意识，正是贯穿中国日本安全研究的主线。

恰恰是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日本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重要的发展契机。“1963年冬，周恩来总理在出访亚非14国前夕，曾亲自主持召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如何加强研究外国工作问题。会后，综合讨论结果给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注] 中央关于“加强并新建一批独立的研究机构”的指示迅速被落到实处，包括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在内的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在1964年陆续成立。这批新中国最早的日本问题研究机构，为国际问题研究在改革开放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

改革开放不仅关乎经济领域，在学术研究上同样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改革开放前国内对于日本安全的研究大都从社会科学角度展开，而到了1979年，孙淑琴的《日本更新陆上自卫队反坦克火力装备设想》[※注] 等军事学成果相继发表。虽然这些成果在现在看来仍以介绍为主，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推动了国内“日本安全研究”向跨学科方向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日本安全研究迎来了第二次发展机遇，其标志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成立。日本研究所的成立一方面为创设更为专业化的日本安全研究团队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由该所创办的《日本问题》（后改称《日本学刊》）也为相关成果的发表搭建了平台。

（二）后冷战时期：中国“日本安全研究”的发展期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学术界对日本安全研究的发展期。首先，这10年间发表的成果远远超出了此前40年的总和。其次，研究者问题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其主要表现就是日本安全研究领域出现的“一小一大”两次高潮期。“一小”是指针对90年代前期自卫队首次正式走出国门、日本军事力量开始发挥国际作用，中国学者显示了一定的关心；“一大”是指针对90年代中后期日本军事安全领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动——防卫政策和力量、日美同盟关系、日中安全关系等的变化，中国学者以比较强烈的关心进行了跟踪、分析和批判，并发表了各级各类的研究成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学者开始更多关注“战略”和“政策”，而不是像之前那样主要分析某些零散的动向。[※注]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安全战略表现出相辅相成的几大动向：第一，更新安全判断，渲染威胁时矛头指向中朝；第二，强化日美同盟，介入地区安全事务，应对“周边事态”并染指中国核心利益；第三，加大安保建设投入，提升自主防卫能力；第四，调整防卫部署和军事态势，谋求“主动安保”并防范中国。因而，到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界诞生了多篇有针对性的文章，其共同见解如下：（1）众多证据表明日本正在加速谋求成为军事大国，或者说在谋求成为政治大国的军力基础和“禁区突破”，军事安全在日本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急速提升；（2）日本已将中国看作事实上的防卫对象和对其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突出反映了日本对华政策中的防范和制约指向。这对未来的中日关系将产生消极影响，也给亚太安全留下不安因素。[※注]

面向21世纪，预判日本政治外交和中日关系的著作和论文集大量问世。这些著书皆含日本安全防卫政策的独立章节，着重揭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清晰特点和趋向——以“政治大国”为目标诉求，推动自主防卫、强化日美同盟、开始介入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显现“防华、制华”倾向等。

（三）21世纪：中国“日本安全研究”的成熟期

经过前两个阶段的积累，借助“中盛日衰”和世界格局调整等国内外各种条件的激发，再加上研究手段的进步（资料公开加速、对外交流扩大、互联网普及、专门研讨会的频繁召开及其成果的公布）、研究人员的队伍壮大和素质提升（普遍掌握外语、留学人员增多、掌握一定的理论和方法论）以及日本安全防卫领域发生了世人关注的重大变化和调整，21世纪头20年中国的日本安全研究持续走热，基础不断夯实。具体表现为：成果数量颇为可观，整体水准提升，体系初步完整。作为知识体系的该学科终于露出了较为齐整的轮廓面目，这应该说是具有时代性意义的变化。总结这20年间的日本安全防卫研究史，可以用纵向和横向两个坐标来进行。

纵向坐标就是前文中提出的“内”，即研究对象自身的发展。“9·11”事件后，日本界定其国家安全保障任务的两大目标是防止和排除威胁直接危及日本、改善国际安全环境使日本免遭威胁；提出的三项针对性防卫措施包括日本自身的努力、与同盟国合作、与国际社会合作。而在实际政策层面上，日本的这些防卫努力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以自主防卫能力的大幅提升和日美同盟的进一步强化为平台，以全新的“主动外向型”战略应对“多样化威胁”，同时积极发挥国际安全作用。

中国学术界在这个时期关心的是两大问题和目标：（1）日本国家军事机器恢复“正常功能”的进展情况（内向正常化）；（2）“松绑”的军事力量利用各种形式走出国门、发挥国际和地区安全作用的动向（外向正常化）。对这两方面合而为一的关注，总体上表现为对日本“军事大国化”及其对中国安全有何影响的观察和分析。这种关注点在20世纪90年代业已部分存在，但在研究的广度、深度及体系完整性方面与21世纪以来所取得的成果是无法比拟的。

而横向的坐标则是“外”，也就是学科发展的环境。这个时期该学科的一个特点是，一部分学者脱离围绕热点和焦点问题进行“即事研究”的传统套路，开始积极开展基础性、理论性和全局性的研究工作。这说明，在研究队伍壮大、前期研究积累的基础上，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学科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向更深更广层次发展的高级阶段，初步形成了“全方位研究”的格局。

三 日本安全研究的基本特征

70年来，随着中日关系以及日本安全防卫领域的变化与发展，中国学者对日本问题的研究也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针对日本安全防卫“日新月异”的紧迫形势，在理论创新、知识结构、分析方法上，也面临着自我提升、跟上形势的艰巨使命和任务。

回首70年来中国学界对日本安全问题研究的轨迹，笔者认为日本安全研究这一学科的进展可以用以下几个特征加以概括。

（1）学科队伍、学术载体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纵向是老中青三代结合，横向是知识结构趋向合理和高阶。同时，包括资料、出版条件等研究平台的完善，为学科发展提供了良好前提。

（2）研究成果涵盖领域和范围广泛而多元。从现有的论文和著作来看，已涉及日本安全防卫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指导思想、安全理念、防卫原则到武器装备，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基本没有留下重大的领域空白。

（3）研究成果具备一定深度，理论性、思辨性和系统性开始加强，方法论不断更新，学术规范化程度也在加强。唯物论、辩证法与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实证研究与统计定量分析，多种研究范式的并存使得日本安全防卫研究的成果百花齐放。

（4）研究的立场和视角鲜明而连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主体意识”强烈。盖因本学科承载的主要课题，就是要研究和回答与中国国家利益和安全保障密切相关的“日本安全防卫的发展状况和走向”。

（5）视角不断拓宽。相关讨论不再局限于中国或中日双边角度，而拓展到从更宽广的亚太—东亚—东北亚—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地区角度，来研究日本的安全问题。这些研究具有横向的、大视角下的多边角度和空间宽度，也更加清晰地揭示了复杂多元的日本安全战略及中日安全关系的演化。

第五节 日本社会研究70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经历了酝酿期、起步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成果数量大幅增长，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已成为中国日本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日本社会研究立足中国社会，有着较强的中国问题意识。对日本社会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日本社会学科的发展，也有助于增进我国民众对日本的了解，为中国的社会转型、社会发展、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一 日本社会研究概况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70年间，日本社会研究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日本社会研究的酝酿期（1949—1978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中日两国处于隔绝状态，两国的学术交流停滞，日本研究近乎空白。有关统计表明，1949—1955年之间，全国编辑出版的介绍日本情况的著作或翻译著作仅有51册。[※注]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双边关系发展较快，促进了中国的对日研究。但直至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尚未真正起步。

第二阶段是日本社会研究的起步期（1978—1989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思想解放，学术气氛空前活跃。全国范围的日本研究升温，各地日本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纷纷成立，《日本问题》（后改名为《日本学刊》）、《日本问题研究》、《日本学》和《日本研究》等学术杂志不断涌现。与此同时，赴日留学热潮的兴起为日本社会研究培养了人才。在此期间，中根千枝的《日本社会》、福武直的《日本社会结构》等日本社会学译著出版，扩大了中国学者的视野，为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研究者对日本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成功经验以及日本环境治理领域取得的成绩有着浓厚兴趣，涌现出不少介绍“日本经验”的文章和论文。但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对日研究更多地承担着普及、传播日本相关知识的任务。日本社会研究多偏重于对日本社会某一方面的一般性介绍或个别问题的分析，学术性明显不足。

第三阶段是日本社会研究的发展期（1989—2019年）。1989年至2019年的30年正好是日本的平成年代。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大背景下，日本的人口、雇佣、婚姻、家庭、养老、育儿、福利、阶层、女性、青少年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和新问题，表现在少子老龄化程度日趋严重，家庭关系日渐疏离，以“终身雇佣制”为代表的日本式雇佣制度发生动摇，非正规就业者人数增长，贫富差距拉大，不结婚、不生孩子的年轻人增多等。这些新变化和新问题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另外，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促使中国学者从日本的经验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此同时，中日两国社会学研究界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为日本社会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政府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日本社会研究的科研经费、科研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实施的“创新工程”中，先后列有“日本老龄化社会应对战略研究”和“日本社会问题与社会治理研究”两个项目，对于促进日本社会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阶段，日本社会研究的队伍进一步壮大，领域不断扩大，论文和专著数量逐渐增多，理论性和学术性逐步加强，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另外，比较的视角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日本的婚姻、家庭、妇女问题依然格外受到关注。人口问题及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日本社会研究领域的新焦点，产生了大量学术成果。《日本社会——结构特性与变迁轨迹》一书运用大量日本社会的研究成果和数据分析了战后日本民主化、产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及特征，阐述了日本人的家庭、职业、社区等主要生活领域的传统特征，分析了日本的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探讨了世纪之交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现代日本社会与社会思潮》一书通过对现代日本社会及思潮演变过程的梳理，探寻了日本社会的变化以及政治走向与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

这一阶段，大量日本社会学著作被翻译出版。如：20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本社会名著译丛”中有《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两部社会学著作。200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系多家出版社与日本笹川和平财团共同发起了“阅读日本书系”项目，至今已翻译介绍了100多种日本图书，涵盖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其中包含多部社会学著作，如《日本的教育不平等》《战后日本社会阶级构造的变迁》《日本老年人的生存困境：来自一线的报告》等。山田昌弘、落合惠美子、三浦展等日本著名社会学家的多部著作被翻译出版，拓宽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对于中国日本社会研究向纵深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 日本社会研究的重点领域

日本社会研究涵盖的领域十分丰富，本文主要选取以下四个重点领域进行综述。

（一）少子老龄化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步伐加快，其负面影响已成为日本社会发展的最大阻碍，甚至被称为日本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国难”。中国学者对日本人口少子老龄化的历史进程、现状、成因、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应对少子老龄化的政策和措施、社区老年服务、居家养老模式、老年人价值发挥等极为关注，学术成果较多。如：《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一书围绕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及老龄化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人口少子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日本为例》一书描述了人口少子老龄化对日本社会保障、产业和消费、城市建设的影响。《日本如何应对超老龄社会》《东亚：人口少子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著作从不同角度对少子老龄化进行了分析和论述。王伟、丁英顺、田香兰、康越等人的多篇论文涉及日本人口结构、人口政策、家庭结构、养老模式、养老护理等问题。中国学者不仅关注到日本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因素，也对其积极的一面进行了研究，如健康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在推动社区发展、环境治理、养老护理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研究

战后日本在地域福利、老年福利、社区福利、儿童福利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走在了亚洲各国的前列。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国民皆保险、国民皆年金”的全民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为应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于2000年开始实施护理[※注]保险制度，都是日本社会研究的热点问题，成果较为丰硕。如：《日本社会保障研究》《日本农村社会保障》《日本老年社会保障制度》《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研究》《战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研究》《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日本社会保障制度》《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战后日本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研究》等著作系统介绍了日本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护理保险制度等，也有不少成果跟踪社会保障制度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护理供给体制改革、地域综合护理体系构建以及社区福利、社会福利人才培养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三）妇女与婚姻家庭问题研究

日本妇女与婚姻家庭问题研究是日本社会研究中起步较早且成果颇丰的领域。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多集中在日本妇女地位的变化以及日本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关系的变化。进入21世纪以后，采用实证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增多，学术性不断增强。产生了《性别视角下的日本妇女问题》《当代日本女性劳动就业研究》《当代日本女性权益问题研究》《日本农村妇女问题研究》等专著。另有大量论文聚焦妇女就业、妇女参政、妇女组织、妇女运动、育儿与工作的平衡政策、婚姻暴力等。[※注]

（四）雇佣制度与就业研究

20世纪50—80年代，日本凭借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制度，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民收入的相对平等。然而，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就业形势严峻，失业率持续上升，非正规就业人数持续增加，由此导致基尼系数上升、贫富差距拉大。进入21世纪，中国学者敏锐地捕捉到雇佣领域发生的变化，开始对日本的终身雇佣制进行反思。《战后日本企业雇佣体制的演变史研究》和《日本企业雇佣制度的历史考察》全面梳理了近代以来日本企业雇佣体制的变化。平力群、邢雪艳等人的论文关注劳务派遣制度和“自由打工族”。有论文探讨了非正规雇用者和失业者比例加大导致的社会不公平，还有论文聚焦收入差距扩大、低收入家庭数量增长等问题。近年来，日本采取各种措施促进老年人的再就业，老年人再就业成为日本社会研究的新热点。

三 日本社会研究的主要特征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日本社会研究，主要呈现以下几点特征。

一是随着研究者经验积累和专业理论素养的不断提升，日本社会研究的学术化特征明显增强，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相当多研究聚焦于日本社会的变化和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如日趋严峻的老龄化现象、年轻人的不婚不育现象、青少年“蛰居”现象、劳动力不足等日本学术界的前沿问题，成为中国学者日益关注并研究的对象。70年间，日本社会研究的学术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出现了一些较有新意的成果。如：周维宏对日本的现代化时序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刘晓峰提出了“平成日本学”的概念；尚会鹏运用心理文化学理论对日本年轻人的个体化现象进行了解读；师艳荣对日本的“蛰居族”和青少年的“无缘化”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二是日本社会研究密切结合中国实际，紧扣时代主题和前沿问题，注重从日本的经验和教训中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例如：日本从“公害大国”成为世界先进的环保国家，其环境治理的成功经验一直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对象。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和核泄漏吸引了中国学者的目光，宋金文、刘轩、周建高等人的论文涉及灾害管理体制、灾害应对、灾后重建等。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不少研究者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研究日本的人口及老龄化对策，在研究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养老方式、养老保险体系、居家护理服务的基础之上，侧重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随着中国城镇化突飞猛进的发展，日本社会治理、城市建设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涉及土地开发、城市规划、垃圾处理、城市交通、社区营造、社区建设等。李国庆的论文探讨了日本社会治理及智慧城市构建，胡澎、俞祖成、马俊达等人的论文探讨了日本非营利组织的产生和发展、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非营利组织的作用等。

三是日本社会研究正在展现出一种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即将日本政治、日本经济与日本社会、日本历史、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如《日本近现代社会史》一书填补了日本社会史研究的空白，《家族文化与传统文化——中日比较研究》与《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是对中日两国家族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两部力作。《中日农村经济组织比较》《中日青年生活观比较》等著作也运用了中日比较的方法。在日本社会福利制度的研究领域，对中国与日本、日本与欧洲、中日韩三国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较多。

客观而言，相比日本史、日本文化、中日关系等领域的研究，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距离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还有一定距离。今后，中日两国社会研究领域的合作和学术交流尚有较大的空间。

第六节 日本文化研究70年

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始终受到中日两国的文化动向以及中日文化关系等历史大背景的深刻影响。根据不同时期日本文化研究所关注的主题，可以将70年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分为如下三个大的阶段。

一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日本文化研究

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在特定的学术生态下，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主要是个别学者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对日本哲学思想所做的一些探讨。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当属朱谦之所著日本哲学思想研究三部曲——《日本的朱子学》（1958年）、《日本哲学史》（1964年）、《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1962年）。其中，《日本的朱子学》和《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因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在当时国内和日本学术界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但后来一直没有再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也出版了一些关于日本哲学史方面的研究著作，主要是概论性的著作，或是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思想情况，或是20世纪的哲学思想，而对日本江户时期（中国的明清时期）的专题研究还不多，更鲜见像此二书这样专门深入研究的著述。为了满足学术界和读者的需求，同时也是为了纪念朱谦之先生，人民出版社将此二书纳入“哲学史家文库”，于2000年12月重新出版发行。《日本的朱子学》和《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虽然间或留有时代的思想痕迹，但观其史料之翔实、梳理之清晰、观点之明确，不啻当今值得敬仰的学术楷模，也可视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哲学思想研究复兴的学术基础。

二 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的日本文化研究

中国真正的日本文化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展开的。面对迅速取得现代化成功的日本，一时间中国国内掀起了日本文化研究热潮。这一时期，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者开始提出并尝试回答这样的问题：日本和中国同为东方国家，而且古代日本一直向中国学习，但到近代为什么日本迅速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却在现代化的征程上落伍了？这与日本文化到底有什么关系？与此相应，日本文化研究主要围绕着日本文化特色、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异同、日本如何吸收外来文化、日本文化与现代化等几个问题展开，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

关于日本文化特色及中日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梁策与王家骅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梁策在《日本之谜：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一书中提出，由于日本人生活于复杂的时刻变化的社会结构中，社会需要的多样性使多元结构的价值模式得以成立，使日本人在思想和文化等广泛的领域里采取宽容态度，摄取外来文化，形成了多样性的日本文化。王家骅在《日本儒学的特色与日本文化》一文中，也通过中日儒学的比较研究，提出日本文化的特质是重直观、轻抽象，重感情、轻理智，有用性决定文化选择取向，多元共存等。可以说，承认日本文化有不同于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一种多元共存的文化，是这一时期中国日本文化研究者的共同特征。

此外，崔世广所撰写的《日本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与西欧、中国的比较》《意的文化与情的文化——中日文化的一个比较》《日本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三个周期》等论文，从文化结构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中日宗教观念、社会关系、心理结构等的比较，指出日本文化有其独自的文化原理和精神，是一个有别于中国、西欧的文化类型，并从文化建构和重构的角度研究日本文化史，提出了日本文化周期性演变的观点。尚会鹏所著《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涉及小集团本位、序列意识、义理人情等诸多较具体的论题，从家和宗族非亲属集团、宗教信仰以及性等方面对中日民族性格进行比较，展示了日本社会文化的不同特性。

关于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研究，也是当时的一大热点。王家骅在《幕末日本人西洋观的变迁》一文中，从江户时代的闭关锁国到维新后全面吸收西方文明，追溯了幕末日本人西洋文明观的变化过程，指出：到明治维新前夕，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并出现了一批为实现学习西方的理想而奋斗的政治家，明治维新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发生的。吕万和、罗澍伟的论文《西学在封建末期的中国与日本》，通过对中日西学的传播进行比较指出，1720年以后，康熙实行闭关自守政策，而德川吉宗实行开明政策，使长期中断的西学再次传入并广泛传布日本，对明治维新起了很大作用。武安隆著《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从日本与外界文化接触诸形式、外来文化吸收的层次与方法形态、日本人的对外意识、外来文化吸收的周期性、外来文化大规模吸收的契机、政治权力在外来文化吸收中的地位、知识分子在外来文化吸收中的作用与心态等不同侧面，详细考察了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规律性特点。

关于日本文化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研究，高增杰在《日本近代成功的启示——谈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一书中，提出日本近代文化是同时拥有西洋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二重结构的文化，这种二重结构在近代化过程中既发挥了减轻由外来文化流入引起的冲击、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同时也发挥了将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逐渐从局部推展到整体的传动装置的作用。重视协调的日本传统文化，吸收重视竞争的西方文化，二者结合实现了近代化。日本近代的成功，正是两种文化结合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盛邦和的《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运用严密的理论框架，提出在东亚文化区，历史上以中国为“内核”、日本为“外缘”，但近代以后两国的“核缘”位置发生逆转，从而在理论上阐释了中日两国近代以来走上不同道路的历史文化原因。

叶渭渠在《冲突、并存、融合模式——再论日本的传统与现代化》等论文中，提出日本对待外来文化的模式是“吸收、改造、融合”，强调日本的现代化植根于日本的传统，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才是日本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原因。王家骅在《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一书中，则明确指出了日本现代化的两重性问题。他认为，在日本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成功与失败、发展与牺牲、现代与传统、进步与困境并存，日本现代化的历史充满了二重性，而日本现代化的二重性与日本儒学的二重性有着内在的关联。这表明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者对日本现代化已经不是一味的赞扬，而是开始用更客观的态度来审视。

三 21世纪以来的日本文化研究

进入21 世纪以来，中国的持续高速发展与日本的长期经济低迷形成鲜明对照。这一时期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作为以往学术研究的延续，关于日本文化、日本文化与现代化、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研究继续得到开展，并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代表性著作有赵德宇《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卞崇道《日本哲学与现代化》、李卓《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等。其次，日本文化史的研究受到重视，出现了如王勇《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高增杰《东亚文明撞击：日本文化的历史与特征》、叶渭渠《日本文化史》等研究成果。再次，作为日本文化核心的神道受到关注，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如范景武的《神道文化与思想研究》、王金林《日本神道研究》、王守华等《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深化。

比较而言，21世纪以前的日本文化研究更多侧重于如何借鉴日本的经验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对日本文化的研究方法有所关注和探讨，如高增杰发表了《日本文化研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崔世广发表了《日本文化研究方法论》等。另外，尚会鹏也发表了若干文章，对本尼迪克特、中根千枝、土居健郎、许烺光等人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性介绍，但大多研究成果还是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的。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无论是在研究内容方面，还是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探讨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总体而言，可以概括为如下两大特点。

第一，随着中日两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变化，对日本文化从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两方面进行省思的研究越来越突出。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曾大大增强了日本人的自信，这在学术界的一个反映就是以梅棹忠夫、公文俊平、滨口惠俊等人为代表的日本文明学派学者，不再满足于日本是亚流文化、卫星文明的定位，而是视日本为一独立的文明体系，其研究成果对宣扬“日本文化特殊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国际学界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对“日本文化特殊论”由不加分辨的礼赞转向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注] 但是，直至2010年，中国国内学界发表的文章，却大多还是在争相对“日本人”或者作为日本人“身份”的对象而存在的“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进行礼赞，题名中含有“日本型”“日本式”的文章充斥于各类期刊。自2010年以后，国内学界的日本文化研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者们从昔日对日本文化的一味推崇，变得日趋冷静客观。

另外，纵观整个20世纪的学术发展历史，可以说是非西方社会向西方社会学习的历史，很多非西方学者往往醉心于如何获得西方学术圈的认同，鲜有以自身独创性理论跻身于社会科学界者。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外日本文化研究学者们变得更加注重对跨学科的日本文化研究方法的探讨。许烺光在参考中国经验基础上提出的、经由尚会鹏完善的心理文化学理论，是从事日本文化研究需参照的重要理论方法之一。[※注]

第二，随着中日关系的起伏，从文化深层解读现实问题，增进中日相互理解，也提上了日程。因此，应用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者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当代日本文化，对日本文化现状及各种文化现象的具体分析增多了。如高增杰主编《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等著作，对日本社会思潮的主要表现与特征及其对日本政治及外交的影响做了较深入的探讨。崔世广在合著《再生还是衰落——21世纪日本的抉择》中，从社会思潮、国民意识、价值观念、社会结构四个方面，对当代日本文化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另外，学者们还对日本大众文化、文化战略、文化外交以及历史问题等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成果，回应了中国社会对当代日本文化研究的要求。这表明，日本文化研究越来越贴近现实，并具有了多样性、丰富性的特征。

此外，近年来，对日本文化进行整体性深入研究的成果骤减，迎合赴日观光热、对日本文化现象做碎片化译介的成果增加了。例如，孙秀萍的《风情日本》、徐静波的《日本人的活法》之类著作。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日本研究专业期刊上发表日本文化研究论文数量也越来越少，长此以往必将对整个中国的日本研究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总之，70年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发表了大量的优秀科研成果，为我们认识日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新形势下也面临一些新挑战。今后需要重点加强对日本文化特质、价值体系等的系统深入研究，以助于我们获得对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深入、精准的整体性把握，进而对日本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做出有深厚学理支撑的前瞻性研判。

第七节 中日关系研究70年

在中国对外主要双边关系中，中日关系极具特殊性，是日本研究这一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之显学的核心。中日关系研究涵盖多个相关学科领域——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安全关系、战略关系、文化交流，等等。新中国成立70年来，历经三个阶段的发展，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取得了明显进步和丰硕成果，同时也存在方法论探索与应用等方面的不足和短板。

一 阶段划分与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无邦交的非正常关系状态持续了23年，直到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其间中日关系学术研究成果寥寥。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中日关系研究进入繁荣期。冷战结束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国际格局、世界主要战略力量竞争态势出现重大变化，又推动中日关系研究持续深化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从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前夕的酝酿建构阶段。受美苏冷战格局、中日无邦交及国内政治因素影响，中日关系研究历尽艰难曲折。这一阶段又可细分为前后两部分：1949—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伴随新中国建设的步伐，中日关系研究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日关系研究陷入停滞。

这一时期有关中日关系的学术研究成果很少。以知网数据为例，以“中日关系”作为检索主题，1949—1978年各类文献总共仅有11篇，且多为报刊时评类文章；若以“中日关系”作为关键词检索，则文献数量为“0”。[※注] 从有关中日关系研究成果的参考文献看，被引用较多、成书于1949—1978年的文献主要有《日中友好运动史》[※注]《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1集—第5集）》[※注]《中日友好关系新阶段》[※注]。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献集》[※注]中也有部分关于中日关系的文献。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日关系研究出现少量学术作品，为此后中日关系研究的大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二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的恢复振兴阶段。众多日本研究机构成立或重组，研究成果大量面世。据统计，1978年12月至1993年3月，有计3157部关于日本的著作和译著出版，其中不少涉及中日关系主题。[※注] 在这一阶段，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导致中日关系的国际战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同时中日两国都面临经济社会转型期，对外战略迎来选择窗口期。中日关系告别1978年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后的“黄金十年”，进入形势错综复杂的90年代。中日关系研究在保持经济主题的同时，开始将触角广泛拓展到外交、安全、军事、能源、地缘政治等领域。

三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目前的深化发展阶段。伴随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动以及中国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国际问题研究急需对新形势作出回应、就新问题作出分析，中日关系研究也随之逐步深入诸多专业领域，开始为各学科所普遍关注。这一阶段的中日关系研究不仅成果数量丰硕，而且质量明显提高，政治、外交、安全及战略主题成为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研究对象领域。

二 研究视角与维度

70年来中日关系研究的阶段性发展特征，主要体现在研究的视角与维度、研究的主题与重点、研究的主体与方法三个方面。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关系的研究实现了从单一到多元、从单向到交叉、从平面到多维的重大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研究的初期阶段，研究视角较为狭窄，基本着眼于中日双边关系，往往伴有意识形态及政治对抗意味，政治、外交类文章多限于就事论事。除少量研究涉及中日贸易、文化交流外，研究多配合国际斗争，服务于现实外交需要。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随着双边关系改善以及“文化大革命”走向尾声，中日关系研究得以正式恢复，各类研究机构陆续恢复工作，高校日语教学规模逐步扩大。[※注]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视角高度集中于中日经济关系，带有明显的“学习型”特点。这体现了中国在“实用理性”文化基因的作用下，自近代以来“透过东洋学西洋”的传统思路。[※注] 随着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制定，中国急需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引进资本和先进技术，借鉴日本发展经验、促进中日经济合作遂成为重大、紧迫的核心课题。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进入快车道，彼此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密切，为中日关系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中日关系研究的第三阶段，研究视角更趋多元，学术成果更具体系性。继冷战结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成为当代中日关系史上的又一个重要拐点。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中国最早走出危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日本失去保持了二十几年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进入这一阶段，中国对外战略姿态更趋积极，塑造引领中日关系的主动意识明显上升，中日关系越来越被作为中国战略全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加以研究。同时，伴随着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越来越深入触及秩序、格局、规则等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中日关系研究也随之融入到核心、全局问题的研究之中，“国际秩序中的”“地区格局下的”以及“规则制定中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受到重视。

三 研究主题与重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起步于中日之间历史问题以及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改革开放后迅速聚焦于经济关系，此后又逐步扩大到各个学科领域，总体呈现持续发散、逐步深化、多维立体的发展趋势。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各方面条件所限，历史问题成为中日关系研究的重点，且多数成果产生于1949—1966年，即“文化大革命”之前。涉及的主题主要有甲午战争史、抗日战争史、古代中日交往史等。[※注] 同时，对日本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日本执政党及政府、日本进步势力的发展动向等。另外，有关中日之间的贸易问题、侨民问题、战争赔偿问题、领土纠纷问题、渔业协定问题等也均有所涉及，但总体较为粗浅，缺乏深入系统研究。[※注]

在第二阶段，经济主题占据中日关系研究的主导地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问题》（1985年创刊，1991年更名为《日本学刊》）创刊号所述，“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各国学者竞相研究和探索战后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力图从中找出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注]这一时期的研究广泛涉及日本经济体制、财政金融、产业政策、企业经营模式等，成果数量之多如过江之鲫。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而且，作为中日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研究体现出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跨所合作研究报告所述，“中国有日本这样一个先行者、一个走在我们前面的‘蹚地雷’者，是非常幸运的。无论日本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方面，都能使中国受益匪浅”。[※注]

在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中，政治、外交、安全、战略主题逐步上升。1993年日本执政38年之久的自民党下野，政治进入动荡期，同时外交、安全领域出现大幅调整。从对《日本学刊》所刊载论文的统计看，这一时期日本政治、外交、安全的研究成为表现最活跃、发展最迅速的领域，相关成果比重明显增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日关系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宽，更加注重大、深、远问题的研究，战略主题凸显。这主要表现在：（1）尝试从世界、地区格局视角分析中日双边关系；（2）借助多边关系、美国因素、中美日三边视角深化分析；（3）从国际比较研究的角度分析中日关系。[※注]

四 研究主体与方法

70年来，中国中日关系研究的队伍结构逐步优化。专业从事日本、中日关系研究的学科队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规模上基本保持稳定，而知识结构、年龄结构更趋合理，整体专业素养明显提升。不过，中日关系研究尽管纵向比较在方法论应用上有了很大进步，但与其他国别研究横向比较总体仍显不足，构成制约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弱项和短板。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日关系研究团队以非专业人员为主，主要由旅日、知日、从事涉日工作的人员组成。除郑森禹、张香山、李纯青、周一良、吴廷璆、邹有恒等少数专职学者外，缺乏足够的专业研究者。从研究机构看，1952年中共中央成立对日领导小组，组织开展有关日本政治与政策的研究。1963年中共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央宣传部提出新建14个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同时在高等院校建立9个研究国外的机构，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吉林大学日本研究室、中科院东南亚研究所日本研究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研究部等十余家研究机构由此建立。[※注] 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相关理论教学、普及还未展开，研究多结合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方法进行，缺乏运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成果。

改革开放后，中日关系研究队伍中专业人员比重明显上升。根据1985年的相关统计，中国专业从事日本研究的人员总共为1138人，而在中国问题意识的作用下，其中多数人的研究包含中日关系主题。此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事日本研究的专业人才迅速成长，全国各研究机构培养的人才逐渐崭露头角；许多研究人员通过攻读博士学位提高了专业素养；一些海外学成回国的博士成为日本研究的骨干力量。根据1996年中华日本学会与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实施的联合调查，这一时期日本研究专业人员总数达到1260人。[※注]

冷战结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从事中日关系研究的学科队伍进一步优化。根据2008年中华日本学会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实施的联合调查，中国共有110个日本研究中心或院所，其中多数是综合研究日本的学术机构，大致分成三类：隶属党和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地方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机构；各地高校的研究中心或研究院所。在这些研究机构中，专门从事日本问题研究的人员共有1011名，[※注]其中多数涉及中日关系研究。调查结果还显示，第三类机构人员占比约为70%，第一、二类机构人员各占约10%，新闻出版等传媒系统以及其他类型的研究人员约占10%。[※注]

方法论探索与应用不足仍是制约中日关系研究进一步深化发展的短板。中日关系研究经过长年实践，强化了学科意识，巩固了相关领域理论基础，促进了国别研究与学科研究的相互融合。其间，研究者们始终关注对方法论的探索与运用，尝试“通过运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学科的交叉渗透中来把握事物的关联性，发现新规律或者提出新观点”[※注]。但就学科总体发展水平而言，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研究方法和理论取向比较单一”，“缺乏对人文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借鉴与运用”，跨学科方法“应用的自觉性和有效性不足”，这显示“构建中国的日本研究范式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