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80年代，伴随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发展，“亚太崛起”与“东亚奇迹”的说法应运而生，围绕亚太发展模式和经验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同时亚太研究的理论体系逐渐成熟。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打断了学术界的这种热情，人们转而开始反思亚洲模式背后的问题。

一 亚太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重建经济，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紧随其后，迅速改变了昔日旧貌，跃居亚洲“四小龙”，吸引了全球目光。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盟国家经济也迅速崛起，成为亚太崛起的又一重要力量。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中国经济的蓬勃兴起亦给予了亚太地区经济极大的推动力。20世纪80年代，亚太地区出众的经济活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引起了国内学界的热烈关注，由此催生了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亚太学科研究成果。其中，在整个“东亚奇迹”研究中，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发挥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以20世纪80年代对亚洲“四小龙”的研究为基础，亚太研究学科开始进一步走向系统研究。尽管这一阶段专门的亚太研究机构比较有限，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福建社会科学院东亚研究所（后更名为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研究所）等机构的学者集中以亚太地区特别是“四小龙”为研究对象，对“四小龙”发展状况、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开启了学界关于亚太经济崛起和发展模式的初步讨论和研究，该时期的亚太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一定数量的相关专著和学术论文。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间，亚洲“四小龙”以高速经济增长受到学界关注，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1965—1984年之间，亚洲“四小龙”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约为8%左右，出口贸易年平均增长率在10%以上，大大快于西方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注]然而，回顾战后初期，“四小龙”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可谓一片衰败景象：生产萎缩商品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严重，大多数人民生活在贫困边缘。而经济起飞后，“四小龙”经济却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初级落后的农业社会或转口贸易港，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从依靠美国援助，成为有能力向外输出资本的国家和地区；由低收入上升到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从高失业率达到全民就业；从恶性通货膨胀进步为经济快速而稳定成长的国家和地区；从进口替代迈向出口扩展的国家和地区。[※注]

那么，亚洲“四小龙”经济为何会“起飞”？学者从内外部两方面对“四小龙”经济起飞的“奇迹”进行了剖析。首先，从内部原因来看，亚洲“四小龙”特殊的环境和条件、政府扬长避短的战略选择及“四小龙”政府实施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是其经济成功的关键所在。[※注]其次，从外部原因看来，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和西方国家的支持在“四小龙”的起飞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技术的应用大大扩大了国际市场，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史上少见的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而政局相对稳定、拥有素质较高的廉价劳动力和比较完善的社会基础设施的亚洲“四小龙”自然成为资本市场的宠儿。中国台湾和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支持和扶植是分不开的。[※注]

除了从整体上或个体上讨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及成功经验，亚太研究学界还对亚洲“四小龙”代表的经济模式和发展战略进行了初步探讨。通过对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结构调整、农业现代化途径、工业化道路、对外贸易及国际竞争力、利用外资模式等问题进行系统的比较，比较准确地把握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相同基础和不同条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以及工业化成功的共同经验和个别经验。[※注]在探讨“四小龙”崛起经验的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对以“四小龙”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的探讨。外向型经济可分为两种形态，一类是初级产品出口形态，另一类则为以“四小龙”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注意到“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与隐患：即对国际垄断资本的依赖性过大；经济发展无法摆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经济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不同阶层贫富差别扩大、社会矛盾加深。[※注]

亚洲“四小龙”的成就，唤起了全球对亚太地区的重视，也引起了东南亚国家竞相角逐成为“新小龙”，亚太研究学界对此预测较为一致，亚洲“新小龙”可能会出现在东盟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首先面向广大的亚太地区。亚太研究学者认为有必要以亚洲“四小龙”为鉴，结合20世纪80年代亚太地区整体崛起的背景探讨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特别是要认识中国与亚太经济体经济竞争与互补关系。[※注]

二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除了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活力之外，亚太地区内部不断增长的经济联系和一体化进程也吸引了全球的关注。这种联系和一体化依托于两种机制：其一，是亚太各国间的贸易、投资和其他形式的联系。其二，是地区间的合作组织和机制得到发展和加强，[※注]这两种机制也就是所谓市场一体化和制度一体化的区别。可以说，中国亚太研究的关注点也逐渐从主要关心亚太地区的增长，逐渐拓展到亚太地区的经贸联系和一体化进程研究。与此同时，中国的亚太研究也逐渐更加规范，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政策研究中心（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经合组织与东亚合作中心）、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等专业机构的出现强化了中国亚太研究的力量。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的亚太研究学术成果数量有相当幅度的提高，特别是亚太区域一体化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大量出现，使得亚太研究的专业性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伴随着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等经济体的经济起飞和发展，有学者认为亚太区域经济也将出现多个经济圈或多极，与之相适应，亚太经济合作也将在多层次展开，亚太各国或地区在重点发展与本区域内各国或地区的双边或多边合作的同时，还会优先发展与经济圈内部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并逐步发展区域一体化型亚太经济合作。[※注]1989年以来，随着东欧剧变，亚太地区的政治安全形势亦随之改变，这为亚太区域合作奠定了基调。随着美苏军事对抗的缓和、柬埔寨与朝鲜半岛局势趋缓以及苏日关系的进一步改善，经济因素将会逐渐取代军事安全因素成为影响各国今后在亚太地位和作用的主导因素，亚太经济合作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注]除了国际形势新发展变化带来的影响之外，学者亦从亚太地区自身发展特征的角度探讨了影响亚太经济合作的因素，认为推动亚太区域合作的主要因素在于：首先，持续高速的地区经济增长为亚太区域合作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其次，亚太地区巨大的市场容量和潜力引起相互需求的增加，这是区域合作的基础保证；最后，经济资源的互补性和区域分工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为亚太经济合作提供了生产基础。[※注]

该时期，在诸多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构想和实践中，以1989年11月在澳大利亚提议并成立起来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最为重要。1993年召开的西雅图非正式首脑会议是APEC的重大转折点，APEC从部长级会议升格到经济体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自此APEC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以APEC为重点的亚太区域合作研究成为这一时期亚太研究的重点，国内亚太研究学界出版了数部相关专著，并连续发表了为数众多的相关学术论文。

APEC的成立绝非偶然，这一亚太经济合作机制的成立源于长期以来日本构建亚太经济合作圈的想法。然而亚洲国家对日本的警惕导致APEC倡议最终由澳大利亚出面筹建。当然，澳大利亚与日本一样热衷于推动亚太合作，这是因为该时期欧、美两个带有排他性的经济集团威胁到澳大利亚大宗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出口，因此澳大利亚希望与日本一道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事实上，1993年西雅图会议之后，APEC才在真正意义上开始运转。学界对APEC建设机制向何处发展、应如何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APEC只是一个政府间的协商合作组织，不同于区域经济集团组织。APEC的活动是建立在“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任何方案或动议都必须经过成员的一致同意。归根到底，APEC成员对于该机制的发展模式始终存在争论：即制度化发展模式还是非制度化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争论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各成员对规则主导权的争夺。长期以来，日本希望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经济集团，故日、澳最初酝酿建立APEC时将美国和加拿大排除在外。最终美、加的加盟把美日亚太经济主导权之争也带进APEC。[※注]与此同时，美国要求扩大“亚太地区”的外延，而中国认为APEC只能是环太平洋沿岸的国家，马来西亚则提议一个不包括美国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反对美国利用和操纵APEC，关键在于不少国家对由美国来领导的亚太经济合作存有疑虑，担心APEC变成大国推行经济和政治霸权的工具，因而不赞成把APEC建成一个机制化的经济集团，也不愿承担有关的具有约束性的义务。[※注]具体到APEC发展思路，则有以下三种模式，即“单边行动为主”模式、“两条腿走路”模式和贸易集团模式。“单边行动为主”和“两条腿走路”模式具有一定的共同性，都是建立在现实的和实用主义的基础上的，体现了“协商一致、主动自愿和渐进发展”的原则，并为绝大多数成员所接受。[※注]

APEC自成立以来得到迅速发展，组织规模快速扩大，在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上也有较快的发展。[※注]然而，随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鉴于APEC在应对危机方面无能为力，人们对该机制的发展前景格外担心，APEC究竟如何发展、向何处发展、能否继续发展，学者对包括APEC运行方式和其在金融危机后的职能等问题展开了探讨。

三 大国的亚太战略研究

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崛起令世界瞩目，一时间世界中心将东移至亚太地区的舆论鹊起，引发21世纪是“亚太世纪”“亚太时代”的学术讨论。这种讨论不仅引起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关注，而且也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采取参与亚太的行动。此时，亚太研究学界对大国的亚太战略研究给予了及时关注，中国知网显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20世纪末，大国的亚太战略成为亚太研究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和关键词，相关学术论文达到数百篇。

美国的亚太战略由里根政府时期便进入探索和酝酿阶段。里根执政时提出了“重返亚太”的战略，在加强军事实力的同时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1989年布什政府执政后，首先出访亚洲，充分表明了美国“继续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而存在的决心”。同年，美国国务卿贝克在纽约的亚洲协会发表讲话，提出了“未来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构想。然而，在布什政府执政初期，由于强大的军事对手苏联依然存在，布什政府对亚太战略的调整十分审慎。[※注]

随着冷战结束与苏联解体，亚太地区战略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这种新形势，布什政府开始修正其对亚太地区的经济战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二是在贸易上更强调互惠原则。美国建立亚太合作新机制的设想与以往以美国经济为轴心的亚太经济模式不同，新战略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美国参与的亚太经济合作，确保美国能在亚太继续发挥影响。[※注]克林顿总统上任后，继承和延续了前政府的战略思想，正式提出了“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为实施这一战略构想，克林顿发出在美国西雅图召开APEC成员国非正式首脑会议的倡议。[※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亚太战略已基本成形，将亚太地区置于美国全球战略生死攸关的重要地位，全方位、强力度参与亚太事务，是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基本特征。名为参与，实为扩张；名为接触，实为遏制；名为合作，实为控制，这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本质。[※注]

亚太研究学界对于美国调整亚太战略的意图和影响给予了较高的关注，美国的亚太战略首先是为了重振经济。其次是遏制日本，防止东亚地区形成一个排斥美国的贸易集团。[※注]最后，还有助于抗衡欧洲。作为全球霸主，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必定对亚太形势造成巨大的影响：一方面，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也会刺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另一方面，美国强化亚太地区的投入，将加剧亚太地区争夺主导权的斗争，使亚太各力量中心间的关系更加复杂。[※注]

除了美国的亚太战略外，日本的亚太战略亦是亚太研究高度关注的内容。事实上，战后日本的亚太经济战略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其总体战略思路的酝酿与成熟，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逐步探索和明朗的过程。首先，日本亚太经济战略的目标日益明确，即从“协调者”到“组织者”，再到“领导者”，逐步确立日本在东亚地区甚至亚太地区的经济领导地位，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势力范围或区域。其次，把“环太平洋联合设想”作为长远目标，把组建“东亚经济圈”作为中期目标，而把建立该地区的“局部经济圈”作为近期目标。再次，日本实现其亚太经济战略的步骤基本上是循着先易后难、先近后远、先小后大这一战略顺序。最后，日本对亚太经济战略构想采取了比较客观和现实的态度，主张亚太经济合作应遵循“开放的地区主义”和“渐进主义”原则。[※注]日本政府和各官厅在内政外交上推进的各种政策也有所变化，具体体现在：（1）经济合作的姿态和着眼点由前段的不突出日本、强调以东盟为主导转向积极发挥日本的政治、文化作用。与姿态改变相适应，长期着眼点也转向了通过扩大进口和开展经济合作，帮助圈内各国（地区）减轻对美国的依赖。（2）在新阶段，日本的经济合作活动开始呈现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特点。除政府和政治家们的活动外，政府各部门、学术机构、民间企业的活动也十分活跃，贸易、投资、技术转移在民间活动的带动下，迅速扩大。（3）在合作的形式方面，日本提出了多种方案，亚洲“四小龙”成为第一位的合作对象，合作内容上转向以开放市场、促进直接投资、推进国际性水平分工的发展为主。[※注]

与日本亚太战略调整几近同时，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这个太平洋大国便开始重视发展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且以亚太国家自居。进入20世纪90年代面向21世纪之际，澳大利亚进一步将其政治、经济以及对外关系各个方面全面地由欧洲转向亚太地区。[※注]1993年基廷总理上台后，积极全面地推动亚太战略，使其成为澳大利亚政府的基本国策。首先，外交重点转向亚太，澳大利亚长期把澳美联盟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石，澳大利亚仍重视澳美关系，但侧重于把美国视为亚太新秩序、亚太经济合作和亚太安全机制中必不可缺的重点核心国家之一；其次，加快亚太经济一体化；再次，加强与亚太国家的政治和安全合作；最后，进一步加强与亚太国家的文化交流。[※注]在区域合作方面，澳大利亚政府特别制定了一系列以APEC为中心的地区经济战略，例如积极促进APEC向组织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在推动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问题上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为实施《茂物宣言》率先提出行动纲领以保证APEC顺利发展。此外，澳大利亚积极推进其与亚太国家和地区的次区域经济战略，主要集中于两方面的建设：澳大利亚—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以及澳新—东盟自由贸易区。[※注]

1992年下半年开始，俄罗斯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加强了对亚太的外交，提出了新的亚太政策（又称为东方政策），[※注] 1993年俄罗斯提出“既看着东方，又看着西方”的“双头鹰”政策，但在外交实践上进展不大。1994年，俄罗斯调整亚太政策的力度加大，俄罗斯外交部把这一年称作“亚洲年”。[※注]俄罗斯亚太战略成为其“全方位”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的亚太战略是原苏联对外战略的继续和发展。学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亚太战略的重点进行了梳理：从“一边倒”到“全方位”，不否认美欧外交的重要性，在重视西方外交的同时，重视并加强对亚太外交。并且在“全方位”外交战略中，认为亚太地区不仅对远东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对整个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战略性重要意义。[※注]俄罗斯不断调整亚太战略，其主要战略意图在于体现俄罗斯的欧亚大国地位，通过取得亚太事务的“参与权”来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和影响；平衡西方外交，通过东方外交来增加与西方抗衡的筹码；希望在周边形成一个“睦邻安全带”，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较好的外部环境。[※注]

四 亚洲金融危机研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东亚奇迹”的终结，亚洲金融危机强烈冲击了亚太经济体的经济，是第一次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金融危机，引起学界的关注。亚洲金融危机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97年7月初至8月中旬为第一阶段，表现为外汇市场的暴跌；第二阶段从1997年8月中旬开始至10月底，此阶段亚太地区经历了股市的暴跌；第三阶段从1998年11月初开始，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纷纷倒闭，[※注]至1999年亚洲经济体的经济出现好转。在此期间，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学术论文和相关研究大量涌现，仅1997—1999年，中国知网显示直接以“亚洲金融危机”为题的论文就达700多篇，亚太研究学科亦在此时得到了更多关注和重要发展。这一时期，学界对亚洲金融危机研究的重点集中于探讨其爆发的原因，而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引发了学界对东亚发展模式的再审视。

金融危机爆发初期，学界从金融体制、产业结构、出口结构和企业制度等角度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行了探讨。一些学者从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出发，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是通过国际性金融深化导入的外部危机，并未完全归咎于东亚国家金融体制本身的不稳健因素。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潜在危机，而东亚国家的重大经济挫折则是这种危机在最薄弱的东亚金融体系中首先爆发出来的牺牲品。[※注]国际游资亦被视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国际游资存在的前提是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促进了国际游资的迅速增长。[※注]国际金融资产在亚洲和全球范围内迅速增长，而亚洲新兴国家经济增长率快、投资收益高，吸引了国际游资大量流入新兴国家的金融市场。但是，亚洲国家在金融深化获益的过程中，往往会忽视金融资产风险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特点。金融国际化意味着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边界的弱化，东亚享有外资红利的同时，也增大了大规模资本逃避和货币替代的风险；金融资产证券化和衍生化意味着国际资本流动性大为加强，东亚既可能迅速、方便地融资；也可能遭遇突然的金融风暴，金融资产风险的高传染性使金融危机更具突发性。最后，国际金融资产风险的释放途径只能是自身的巨大贬损，这决定了目前国际金融体系越来越严重的内在脆弱性。[※注]

这场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学界对于东亚模式的广泛探讨。除了认为产业政策应用不当，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失衡，进而引发亚洲金融危机，[※注]一些学者认为，过分强调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盲目追求经济增长是引发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看似经济高增长、外来投资增加和货币升值的“东亚奇迹”背后，实际上孕育着诸多不利因素。亚洲国家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有赖于西方国家市场的开放和本国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力，一旦过分依赖出口创汇和外国的投资，国家的经济风险就相应增加。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只能是一个中短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国内消费和本土市场的发展才更加重要。[※注]然而，学者也强调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标志着东亚模式的失败，东亚模式的概念是笼统的。危机的发生意味着政府及企业建立密切的、以政府指导为主的发展模式受到了挑战，但东亚模式中仍存在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地方，应该对东亚模式中原来不合理的地方进行调整与修正。[※注]特别是东亚各经济体受到这场危机冲击的严重程度明显不同，这种差异与各国贸易条件恶化和经常账户出现赤字的程度、经济增长对全球资本市场的依赖程度、短期债务对外汇储蓄的比率等现象息息相关。然而，有学者认为，上述现象同经济危机本身一样都是“果”而非“因”，这些现象的不同体现其实是危机前东亚各经济体不同的发展战略选择的结果。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但趋利避害的一个关键是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发展经济。[※注]

1998年是东亚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崛起以来经济形势最为严酷的一年。学者对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走势问题做出了预判，即金融形势趋于缓和与稳定，或者刮起第二轮“金融台风”。亚太研究学界不少学者认为，第一种的可能性更大，而做出这一判断的基本因素是：从内部环境来看，金融危机爆发后，东南亚各国针对存在已久的经济和金融瓶颈，加强了各方面的改革调整，其作用正在逐渐显现。从外部环境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经济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明显增强，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际社会合作得以加强。[※注]幸运的是，自1999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的经济出现出人意料的恢复，学者对这一强劲复苏的直接原因进行了讨论。首先，作为一项反危机措施，政府的巨大开支刺激了经济复苏；其次，地区和国际社会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共同努力对于迅速恢复市场信心起到积极作用。[※注]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之后采取的措施受到了不少批评，认为其加重了贫困和收入不平等。但也有学者则认为，面对东亚经济严重失衡的情况，从总需求管理入手是唯一的在短期能够使经济迅速稳定下来和尽快恢复投资者信心的途径，稳定是一切增长的基础。[※注]尽管1999年情况有所好转，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反复性、日本经济的走势不容乐观、东亚产业结构的调整任重道远、金融体制改革和企业竞争力的恢复艰难等原因，东亚经济的全面复苏仍需要较长的时间。[※注]

五 中国参与亚太区域合作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伴随着亚太地区的经济崛起，中国的亚太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专业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不断增加，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也有了大幅提高，亚太研究正在发展成为一门重要新兴学科。与此同时，从中国利益出发，如何更好地利用亚太地区的崛起势头，加强亚太区域合作为中国崛起服务，成为亚太研究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中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成员，同时亚太地区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最重要的地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及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进一步增强。[※注]

自1991年加入APEC后，中国一直以积极的、负责的和合作的态度参与APEC的活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积极支持和参与以APEC为载体的亚太合作机制，究其原因在于：其一，亚太地区是中国的主要利益所在，亚太地区对中国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至关重要；其二，APEC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这与改革初期中国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安排自己改革和开放的国情相适应。其三，中国希望通过APEC的贸易争端机制来缓解矛盾。其四，中国不仅需要广泛发展与地区之间的关系，也希望能发挥自己的影响。[※注]与此同时，从APEC的发展来看，中国的参与和建设性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首先，中国的加入无疑将推动APEC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其次，中国坚持APEC 的组织非机制化、功能非指令化、方式非条约化、对于缓和APEC发展进程中的矛盾，保证APEC沿着一条现实和可行的道路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最后，中国是加强APEC内经济技术援助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支持者，积极推动了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注]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APEC越来越不受到美国的重视，与此同时，东盟在整个亚洲区域合作的“中心”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东亚合作越来越成为亚太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和载体。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得到了快速和全面的发展。1992年中国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1996年中国正式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次年中国—东盟（“10+1”）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在马来西亚举行，双方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此后，东盟与中日韩“10+3”和“10+1”的领导人会议机制正式建立起来。[※注]在此基础上，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而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通过“早期收获计划”启动，又于1995年、1997年先后签署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自由化协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大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改善，促进了地区合作的开展。[※注]

对于中国和东盟双方来说，合作是双赢的。最直接的影响自然是双方贸易量的增加以及GDP的增长。而从长远看，更有可能产生多赢的结果。东亚地区自“雁行模式”解体之后一直没能形成一种新的有效的地区经济增长机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带动作用将促使东亚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等加快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从而推动整个地区市场的规范化，为东亚地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注]应该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是在东亚合作的大框架下进行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和一体化进程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从而体现中国东盟在推动东亚合作进程中的领导者作用。[※注]

除了加强与东南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也是中国参与亚太区域合作的载体之一。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中日韩三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态度已由消极转化为积极，各个层次和领域的对话机制逐渐建立。从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实力和关联可以看出，中日韩建立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制度框架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条件，而且三国企业界也对该框架表示了兴趣和支持。[※注]尽管中日韩三方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存在一定的竞争，但是仍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建立自由贸易区有利于三国经济合作，[※注]进而促进东北亚经济联合的发展。当然由于三国经济社会体制和发展阶段不同，再加上历史问题的影响，迅速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并不容易。[※注]鉴于此，中日韩三方应该在建立政治互信、解决敏感贸易问题（如贸易壁垒和农产品问题）等方面拿出切实措施，真正推动三方贸易安排的早日实现。[※注]

纵观中国参与亚太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在不断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中国越来越自信了。这种信心不仅体现在中国提出了更多的倡议，也体现在中国接受和参与了更多的地区制度安排。与之相适应，在亚太研究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以中国视角或者中国利益为出发点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在与邻国的关系中处在被动地位。通过提出一些倡议和设想，中国试图使地区秩序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的一些利益和要求在现有秩序中是不容易得到满足的，这使中国试图推动发展与现有制度安排相平行的一些新的制度安排。中国为推动亚太、东亚、中亚以及南亚地区的合作做出了重要努力，是为了创建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提高政治互信，维护地区安全。[※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