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回顾的主要是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亚太的研究。随着中国崛起势头加速，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在不断深化和拓展，这种深化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中国学者比较自信地使用中国的概念来研究亚太问题，例如2010年以后周边研究的兴起是典型案例。从情感上和认知上讲，中国崛起造就的亚太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一 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研究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新一轮国际格局调整背景下，中国学术界重新燃起了研究“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热情。在多数中国学者看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进一步壮大中国的实力，这对于平衡美国的影响力至关重要。但在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上，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一种观点将经济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看重心东移的问题，虽然世界的权力和利益中心仍在西方，但是世界经济重心却正在回归亚洲，由此导致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注]有学者认为，全球战略重心明显向亚洲倾斜，主要有三个标志：东亚兴起为世界三大经济中心之一、亚洲区域一体化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和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注]有的则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分析，即再度强调增长的重心开始从发达经济体转向新兴经济体。[※注]也有学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最初10年间，世界经济重心从北大西洋西岸转移到了亚太地区，并且进一步强调世界经济重心的若干标志：经济奇迹不断、贸易和投资市场不断扩大、巨额外汇储备、抵御金融风险能力较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区等。[※注]

但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的局面。在一段时间内，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全球经济事务中仍占据主导地位。但在中期里，由于相对经济实力的大变化、国际分工的转型与调整、世界经济治理结构的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注]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但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并未根本改变。[※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东亚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呈现出不同的经济复苏态势，东亚大幅度增加了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但还不足以证明东亚经济与发达国家脱钩。[※注]

从上述两个方面的观点来看，关键还是如何相对完整地界定“世界经济重心”的标准。例如，在讨论新兴经济体时，尽管我们从统计上可以把很多非西方国家算出一个数据，用以显示发达国家控制力的下降，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发展中国家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力量或力量中心，不可能像一个强国那样成为一极，因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只是进一步造成国际经济力量的分散。[※注]由此可见，在加总以国家为单元的各经济体时，还要考虑各个国家集团的凝聚力。正是基于这一关键问题的挑战，有学者则提出，拥有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是全球经济重心最重要的特征。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亚洲持续增长仍然依赖于外部世界，无法在短期内形成足够的消费需求，亚洲建立区域统一市场的前景不明朗，亚洲绝大多数国家也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在金融业发展上无法脱离以美元为中心的体制。至少在2021年之前，亚洲经济还难以成为全球经济的重心。[※注]

因此，就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研究而言，从最初的贸易额占比、经济总量占比、经济增速等指标，逐渐增加了消费能力、区域合作水平以及规则制定能力，而后者尤其体现在控制资金流动的能力上。从现状来看，后一类学者的分析和预测更加符合事实的发展，这意味着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并未完全发生。人们需要加以研究的是，构成“世界经济重心”的各项指标的权重以及变迁的先后顺序。但对于国际格局的变化，目前我们仍然缺乏一个理论上的统一解释。[※注]

二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围绕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演进，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定程度上是带着反思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眼光，将分析的重点放置在货币与金融合作的发展前景上。主流观点是亚洲金融危机改变了亚洲政府对区域金融合作的消极态度。东亚各国于2000年5月提出了《清迈倡议》，极大地鼓励了各方参与货币和金融合作的热情。但是，亚洲面临着不小的难题：各国间缺乏相互信任，各国在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亚洲金融合作缺乏“领头人”。[※注]东亚区域金融货币合作的短期内容和目标主要是建立地区最后贷款人和紧急援助机制，中期内容是发展亚洲债券市场，长期内容则是区域汇率合作。[※注]与上述主要基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区域合作理论不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亚洲区域合作的看法呼应了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力。这些学者认为，自20世纪 80年代到20世纪末，自由主义的国际机制论、现实主义理论、社会建构主义等均影响东亚或者亚太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注]

第二阶段的研究集中到了多种亚洲区域合作模式带来的挑战。一种观点是，亚洲区域合作不同路径的竞争包含亚洲与非亚洲的利益争夺，以及中日之间关于主导权的竞争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美国出面试图将东亚纳入亚太的范围内，而后者则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建构区域合作引发的。结果，中日两国都不得不重视东盟的作用。[※注]显然，从理论归属来看，这种观点属于现实主义区域合作理论范畴。另一种观点采取类似的分析方法强调，由于中日的相互竞争，特别是彼此进行“一票否决结构”的思路，导致以东亚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一体化难以深化。[※注]有人则将东亚这种相互竞争的FTA现象称为“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注]

第三阶段的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了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以及美国主导的“泛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关系”（TPP）。对此有学者强调，与其他区域贸易协定相比，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突出特征是合作机制的多元化，并且这种特征短期内不会消失，而是将长期与现行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并存。[※注]将丝绸之路定位于经济外交，则意味着中国政府深度介入了地区经济合作，这与自由主义强调完全由市场力量推动地区一体化有很大不同。正是由于美国重返亚洲，试图竞争地区合作主导权，导致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基于地区优先原则构建区域合作制度的地区主义衰落。[※注]现有的地区经济伙伴关系（RCEP）不过是中国对地区多边合作框架的一种过渡性选择。[※注]

与RCEP不同，“一带一路”被学者们认为可以缓解新一轮由美国主导的区域合作一体化进程对亚欧非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因为“一带一路”具有显著的向内陆发展洼地倾斜的色彩，将通过重构中国的经济地理而改变经济增长的辐射面。[※注]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注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此推进亚洲区域经济增长，这与传统上以产业关联为主导构建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也不同于世界多数地区以市场制度建设为主的路径。[※注]也有学者强调，与区域合作的欧洲路径相比，亚洲当前的特色是互联互通，因而立足于亚洲当前经验的总结，应该把“互联互通”上升到理论层面，并作为亚洲区域合作理论的内核。[※注]进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是以发展为导向，这与传统的以规则为导向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有本质区别，后者一般会设立准入门槛，界定成员国的权利与义务以及时间表，还有明确争端机制等，而“一带一路”则围绕发展做文章，首先推动建设互联互通，并且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战略沟通和政策对接的原则。[※注]

三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影响

对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的研究，构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心。主流的看法是，“亚太再平衡”加剧地区动荡，发展前景黯淡。[※注]亚太再平衡本身面临着三种失衡：亚太、欧洲与中东的地区失衡；亚太地区内部的诸多失衡；对华关系失衡，因而“被迫调整或迟滞在所难免”。[※注]

对于奥巴马亚洲政策的历史地位，一种观点认为，1972年以来中美关系存在三次质变，分别是1972—1991年、1991—2011年以及2011年迄今。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预示中美关系发生“质变”，从传统的双边议题导向型关系，转向了在东亚地区相互竞争地缘战略、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影响力的关系。[※注]另有学者将奥巴马的亚洲政策类型概括为“雁形安全模式”，即从过去以双边同盟为主的轴毂模式，转向调整这种双边关系的不同层级，而且在同盟的基础上，增加了伙伴关系的内容，并将范围扩大到印度洋区域。[※注]值得强调的是，与其用美国政府出台的政策名字命名美国的亚洲政策，用富有中国特色或者亚洲地区特色的语言重新理解美国的政策更能揭示出美国亚洲政策、全球战略以及对华政策三者的关系。

对于美国新一轮政策调整对亚太地区秩序的巨大冲击，学者之间也有一定的分歧。在中国学术界，影响力较大的一种意见是，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正在形成经济上依赖于中国、安全上依赖于美国的二元格局。[※注]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着力打造跨太平洋体系，以塑造新的亚太地区秩序，该秩序以美国主导的共同体秩序为核心，并带有大国协调秩序和两极秩序的元素。[※注]与上述观点不同，另一种观点是，“中国是亚太地区权力和财富格局中的‘后来者’，不可能只是凭借经济影响力的扩大就取代美国的影响力，更无法短期内扭转战略竞争的被动态势和在地区安全结构中依然所处的从属性位置”。[※注]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吸引了很多年轻学者的关注，通过对这一重大战略的研究，一批“80后”年轻学者迅速展现出广阔的视野和把握美国战略变化的能力。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学者掀起了同盟研究的热潮。与20世纪90年代对同盟理论的研究侧重于理论追踪不同，新一轮同盟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注]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年轻学者也赞同老一辈学者的观察，即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效力是有限度的，特别是美国国内的约束，因而呈现收缩特性。[※注]尽管他们都用20世纪80年代保罗·肯尼迪在《大国兴衰》一书中提出的“过度扩张”分析美国新一轮战略调整面临的约束，但同时也都认识到美国国内的严峻挑战。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年轻一代学者的关注点正在不断深入美国社会的内部。

四 美国的“印太”战略及其影响

特朗普政府并不是首先讨论“印太”的美国政府，如果从“印太”概念的缘起来说，事实上美国的盟友要早于美国政府。众所周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07年第一任期内就提出“印太”概念，用以描述从日本到印度洋构建一个防范中国崛起的国家联盟体系的构想。但是，这个时候中国学者很少分析“印太”的潜在价值。直至2012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印度，并同澳大利亚国防部部长史密斯、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梅农等会谈时，三方频繁使用新概念“印太”后，中国才比较重视这个概念的地缘含义。[※注]中国学者注意到印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战略价值，并强调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已经将印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加强了与印度、澳大利亚的联系。[※注]也有学者认为，澳大利亚、美国、印度等国开始广泛使用新的地缘概念——“印太”，所造成的后果是对中国海洋活动的压力显著增强。[※注]有学者认为，“印太”并非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地理概念的简单相加，而是印度洋和太平洋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发展的产物，反映了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的现实。如同“亚太再平衡”战略一样，中国因素也是“印太”概念崛起的主要动力，中国随着战略利益的延伸也自动成为印太国家。[※注]

虽然奥巴马政府并没有用“印太”概括其亚洲政策，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印太已经成为奥巴马对外政策的新范式，显著扩大了海洋在中美关系以及地区的重要性。随着中国海上力量的崛起，“印太”已经成为美日澳等海洋国家的重点关注对象。美国实施新措施，包括加强在“印太”的海空力量部署，支援盟国与伙伴国的海上能力建设，销售武器和转让技术。[※注]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亚太“轴毂”安全同盟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实现两洋联结。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注]尽管世界经济重心还未完全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但是也有人认为，随着中印的崛起，亚洲本身的地缘政治中心正在经历从东向西的偏移，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印崛起的担忧，尤其是对中国的担忧。[※注]

由于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洋战略，因而中国学者也分外关注该战略对中国南海问题的影响。印太战略的实质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缔造战略支点，并将其塑造成美国霸权下的多极格局。在“印太”战略的引导下，战略支点国家将对南海问题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将加剧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化。[※注]在印太战略推动下，美日印澳四国西太平洋海上合作机制磋商启动，但谁给这四国提供南海常态化的海军基地？四国如何保证长期在南海的海军定期驻扎？费用如何来承担？四国能够同时拨出足够的海军舰只来建立这样的联合巡航机制吗？这些问题还远远没有答案。[※注]

五 中国的周边战略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讨论周边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周边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大体上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学者才逐步明确提出“周边战略”。党的十六大再度明确提出周边是首要这一外交定位，成为推动这种研究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注]从代表性研究文献看，中国周边战略步入繁荣期是在2010年以后。早期的研究性文献被引用率并不高，这意味着并没有形成一个研究集群，也未得到广泛的关注。随着2009年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重新定调中国外交方针和政策，中国学术界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密集的关注度，“周边战略”的使用也越来越频繁，学术界广泛认可这是一个专属性很强的研究专题。

按照中国知网提供的文献被引用和被下载率两个指标，大体上有25篇文献可以代表目前中国学术界研究周边战略的整体水平。在这25篇文献中，2010年以前的只有5篇，80%的代表性文献都是2010年以后发表的。从作者所属机构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最多，入选文献大约为9篇。排在前列的几篇文献，其作者所属的机构有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因此，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重镇都很重视周边研究。从发表的刊物来看，主要是《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外交评论》以及《国际安全研究》，这些刊物也是目前学术界认可的中国领先性国际问题研究刊物，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有关中国周边战略研究的学术地位。从周边战略研究所关注的国别来看，最为突出的特色是讨论中国周边战略的学者多为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而很少有研究俄罗斯、日本乃至于欧盟或者印度的中国学者涉足其间。

从研究的特点来看，周边战略研究也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对周边环境的研究，即分析每个阶段中国外交面临的外部环境、地区形势以及国际力量对比情况。第二种是辨析和归纳中国周边战略与周边外交的政策理念。第三种是议题导向，根据某个阶段面临的挑战，讨论某一具体议题与中国周边战略的关系。

对外部环境的分析实际上是所有战略研究的必备组成部分。在有关中国周边战略的研究中，学者们格外重视周边环境也在情理之中，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中国学者对周边环境和外部形势的讨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第一，对周边形势的总体看法以及变化方向。相当多的文献采用“大国关系+周边热点问题”的分析模式，而且大国关系通常被简化为中美关系，个别学者在论述周边问题时也会提及俄罗斯、印度、日本，但是我们也发现无论是国家的影响力还是学者的关注点，美国是核心变量。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前身为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编辑出版的系列年度报告《亚太蓝皮书》，以及关于亚太和周边环境的两项系统研究，深化了评估中国周边环境的理论性讨论。[※注]另外，也有研究机构对中国中长期周边安全环境进行了研究，提出“总体稳定”和“局部动荡”的相互作用机制。[※注]极少数学者会采用理论性更强的描述，例如有关东亚二元格局论的概括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注]第二，由于中国学者在分析周边形势和环境时，总是把周边热点问题纳入，那么就很容易出现如何平衡各种热点问题的严重性的难题。在中国国际问题学术界，传统上是按照国别地区进行分类，而学者一旦选定一个区域，通常也就有明确的问题领域。例如，研究东北亚的学者一般最熟悉的热点问题是朝鲜半岛，而研究东南亚的学者最为熟悉的是南海问题。除了个别年轻学者之外，通常研究朝鲜半岛的学者不研究南海问题。因此，对周边环境的看法也就极大地依赖于学者所擅长的领域，学者通常的一个倾向是容易夸大自己所属领域的重要性和严峻性。为了更加客观地进行评估，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是构建一个评估指标体系。[※注]

对周边外交理念和周边外交政策的研究也是中国周边战略研究的重点。从政策角度研究中国周边战略，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定位中国周边。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周边应该成为一个整体，作为中国崛起的战略依托。[※注]有学者则提出，中国的周边政策以及与周边的关系要放在历史转变长进程中加以认识和考察，冷战结束以来，中国通过与周边国家关系正常化，形成紧密的经济关系，这种正向关系进一步推动地区关系的良性发展，以周边为基础的区域观正在回归。[※注]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方的国别地区研究中，地区通常是指语言、文化以及经济联系比较紧密的一个区域，而如从中国周边看，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可以算作一个区域，但作为整体的周边，其内涵则远远超出了地区研究的含义。这些区域的共性是，它们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近些年来有学者提出构建中国周边学，得到了有关部门以及很多学者的支持，尽管这一呼吁仍有争议，但其影响力越来越大。[※注]

以议题作为切入点研究中国周边战略也是一个重要内容。近些年，这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围绕“一带一路”，讨论这一重大倡议与中国周边战略的关系。代表性的观点是，“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实现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大战略，正是在中国外交转型背景下经济外交模式调整的产物，其着眼点在于运用市场和经济资源开拓中国与周边及世界的外交新局面，以缓解周边战略压力和构造地区新秩序。[※注]从地缘战略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将有利于拓展周边地缘环境，起到重塑周边地缘的积极效果。[※注]

随着“印太”取代“亚太”成为美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亚太研究也将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将继续追踪这些大国的亚太政策，也将触碰到更多需要研究的课题。中国领导人提出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一种国际问题的研究议题或者领域，亚太正是中国与国际社会触碰最为密切和深入的地域，国际社会需要中国学者准确把握他们的变化，因而亚太研究仍将蓬勃发展。

但更重要的转换动力来自中国自身，随着中国崛起并冲击到传统的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那么中国学者不仅有必要向地区国家解释中国的政策，也有很大的动力去理解中国实力地位增强的国内政治经济动因。很多原本属于中国国内范畴的概念也将进入亚太研究领域，也就是说基于中国国内经验总结的一些说法，将进入属于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亚太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亚太研究不仅将注入更多周边研究的色彩，也会有大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后形成的新观念和新知识，从而形成某种亚太研究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