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70年
二 中苏关系缓和与正常化阶段的苏联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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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与苏联的特殊关系，新中国对苏联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重视的。新中国的苏联问题研究，既受中苏关系变化的影响，也受苏联及俄罗斯国内对苏联问题研究的影响。苏联的民族政策是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苏联解体后，学者们根据新公布的材料，对苏联民族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苏联的联邦制、列宁和斯大林的分歧、苏联在民族地区的“本土化”政策、对少数民族的迁移、赫鲁晓夫时期的民族政策、民族文化自治理论等都有了新的认识。而且这一时期的著作不同程度上都使用了一些新的材料，研究的问题很具体，基本实现了苏联问题研究在史实方面的创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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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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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 苏联问题 经济政策 苏联 学术界 社会主义 富农 共产主义 战时共产主义 民族政策 经济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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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苏关系缓和与正常化阶段的苏联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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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苏联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苏联问题真正走向学术研究的开始。这个时期是中国改革开放起步时期，苏联问题的研究就是要回答改革开放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同时，也是对以前过于政治化研究的反思期。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上是要从学术上解放思想，冲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固定框架，对苏联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和重新研究。推出了一批有关苏联问题的各类基础性成果，[※注]出版了一些工具书和重要资料[※注]。
这一时期的苏联问题的研究要为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提供借鉴，论证改革开放的合理性，无论是选题还是内容都与以前有很大不同。政治研究主要集中在十月革命、战时共产主义、列宁思想、斯大林体制、布哈林思想、赫鲁晓夫改革等问题上。十月革命问题是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十月革命的物质前提是否具备问题、十月革命是普遍规律还是俄国特殊性的产物、十月革命与二月革命的关系、十月革命与苏联模式关系等问题，学术界都有观点争鸣。[※注]
关于国内战争时期推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功过问题，当时在中国学术界也争议很大。一部分学者对“战时共产主义”基本持完全否定的态度，重点强调了其负面影响。另一部分学者则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持肯定态度。除了上述两种对立的观点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具有双重性的观点。[※注]
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尤其是列宁晚年的思想也是当时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研究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人较多。学者们普遍认为，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即使作为导师的列宁，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在实践中列宁不断否定已被证明不符合俄国具体情况的理论，同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提出新观点，经过不断摸索和反复实践，终于认识到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关键在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注]有专家对所谓的“列宁遗嘱”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列宁最后文章和书信都是为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做的准备，是要极力促成自己的建议在他生前实现。这些文件是列宁最后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注]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知识分子政策、国家所有制思想以及社会主义自治思想。[※注]
对斯大林的研究，更多的是将目光放在了斯大林模式上。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是俄国历史传统和社会条件的产物，是对俄国历史上特有的经济发展战略的继承。[※注]也有学者分析了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特征，强调了对旧体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注]
赫鲁晓夫改革也备受苏联问题专家关注。学者们对赫鲁晓夫时期的各种问题展开了探讨。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普遍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不论在揭露和分析批判上都有重要的明显的失当之处，但这一切不应认为是报告的主要方面。秘密报告并非纯属突然袭击，而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秘密报告是苏联20世纪50年代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根据这个时期国内有关赫鲁晓夫的文章及讨论可以看出，学者们在赫鲁晓夫的评价问题上分歧不大，他们普遍认为，赫鲁晓夫是个矛盾的历史人物，他在苏联历史上、在国际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时代。同时学者们也承认他的改革并没有完全冲破斯大林模式，仍是传统体制框架内的改革，改革的失败多于成功。[※注]
苏联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问题也备受中国学界关注。当时不仅有这方面的资料出版，也发表了大量从各个角度论述苏联民族政策的研究成果。[※注]此外，这一时期学者们对苏共党建、苏联干部制度及苏联国家机关和管理机关等问题也有了一些介绍。[※注]
这一时期的有关经济的研究重点在新经济政策、农业集体化、农民和农业问题、赫鲁晓夫时期的工业改组问题、苏联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等问题上。
在对新经济政策的总体评价上，学者们分歧不大，他们普遍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农民的、小生产的俄国奔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通过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点，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政策。新经济政策思想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是在实践中不断纠正错误、不断完善的。新经济政策是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新发展，并不仅仅是由余粮征集制到粮食税的转变。[※注]
在中国改革的大背景下，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对农村产生的影响成了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更多的学者将目光放在了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农村出现的富农的阶级属性问题上。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实现土地法令的过程中，基本上已经消灭了富农。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富农，实际上是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富裕起来的农民，由于对富农划分标准的模糊性造成了政策的偏差，对农业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研究者普遍认为当时农村的租佃雇佣关系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关系。但不同学者在提法上略有不同。[※注]还有学者专门探讨了新经济政策推行过程中出现的“耐普曼”问题，认为把“耐普曼”看成新生资产阶级是不恰当的，承认了“耐普曼”在活跃苏维埃经济中的作用。[※注]新经济政策初期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苏维埃政府的私营工商业政策、苏维埃俄国的租让政策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注]在新经济政策结束的时间问题上，当时我国学术界存在着分歧。[※注]
农业集体化运动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也是当时改革背景下中国苏联问题专家关注的重点课题。学者们认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发生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当时诸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适应高速发展的工业的要求而产生的。它虽然有着一些严重缺点，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又是不可避免的。[※注]也有学者就“全盘集体化”和“农业集体化”两者的关系及全盘集体化运动的期限问题进行了阐述。[※注]
赫鲁晓夫时期的工业改组、苏联奖金制度、苏联国民经济中的浪费现象、苏共党的建设及领导干部的培训、苏联最高权力机关及最高行政管理机关的演变、经济政策及经济体制等问题，这个时期也有很多研究。[※注]
苏联外交问题也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一些学者从宏观角度对苏联的全球扩张、苏联的霸权及苏联外交的性质进行了分析探讨。[※注]关于中苏关系，也有很多成果。关于苏联头两次对华宣言的内容和文本问题，学者的研究更加深入。[※注]学者对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评价也出现了变化，认为不应全面肯定。[※注]赫鲁晓夫时期的外交战略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注]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中苏关系，也有学者开始涉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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