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启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国民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其财务管理理论和实践也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并在7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章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企业财务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的梳理。需要说明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财务管理的边界和内涵尚未达成完全统一的观点。传统的财务管理教材中通常将财务管理概括为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和利润分配管理四大部分。本章认为，传统教材所界定的财务管理是一个狭义概念，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还应该考虑战略财务管理和财务风险管理。一方面，狭义的财务管理范畴无法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快速反应。战略财务管理是财务管理与战略管理的有机结合，其相比于传统财务管理而言具有全局性、外向性和长期性等特点。另一方面，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经营管理模式上逐渐由传统的资产经营为主转变为以财务为导向的资本经营。经营环境快速变化、业务日趋复杂以及规模和管理层级的增加，都使得企业发展中面临的财务风险不断加大。如何有效防范企业财务风险，将财务风险降至最低，一直是我国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企业财务管理实践乃至整个企业管理实践的重心之一。因此，本章界定的财务管理范畴包括战略财务管理、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利润分配管理和财务风险管理六大部分。

本章以时间为顺序，以经济发展特征为脉络，从新中国成立70年企业财务管理实践与理论发展的主要阶段、财务管理文献计量分析、财务管理理论三个维度，概述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企业财务管理的发展经验，以探寻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发展规律，并对未来的趋势进行展望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财务管理实践与理论部分，主要回顾了国民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企业管理特征、财务管理实践特点及其研究发展；财务管理文献计量分析以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有关财务管理的文献资料作为数据统计源，从学术趋势、关键词分析、研究机构分析三方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财务管理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比较。财务管理理论部分则从国外财务管理理论引入、新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的探索和创新、财务管理理论的未来发展三部分阶梯式展现我国财务理论的发展脉络。本章最后提出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财务管理发展变革的几点启示及对未来发展的展望。

第一节 基本发展历程

一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财务管理（1949—1978年）

（一）计划经济下的企业管理特征

从新中国成立到开启改革开放的30年历史阶段中，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经历了“两收两放”的政策调整，企业财务管理体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与财政体制下初步建立。这一时期的经济特征主要体现为企业无主体资格，经营目标为完成国家计划，企业筹资、购销由有关主管部门统一管理。

1.企业缺乏主体资格

计划经济体制下，资金由国家负责划拨，投资方向和项目也由国家决定，企业盈亏由国家承担等，因此，企业与国家（特别是国家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是一种典型的上、下级关系，国家是企业当然的所有者和支配者，企业无主体资格，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组织并不存在（胡文君，2001）。

2.企业以完成国家计划为经营目标

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资源严格按照国家计划进行配置，企业作为国家的附属物，生产资料的供给依靠国家计划分配，人员的安排由国家来调配，资金的供应由国家划拨，生产按计划实施，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也就是说，企业按照国家下达的计划组织生产，并按国家计划向消费者提供产品。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销售计划，是企业的主要任务和经营目标。

3.企业筹资及购销由国家统一管理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经营资金来自国家整体计划分配，企业生产产品所需的原材料均由国家统一进行调配，生产产品的数量、种类、质量标准等均按国家计划执行，产品的最终销售也必须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企业只需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运用国家下达的资金定额。企业是行政主管部门的“生产车间”，其主要活动是按计划进行生产（袁杰，2007）。

（二）以成本管理为主的财务管理实践

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只对其内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进行控制和分析，不需考虑外部环境的状况和变化，如消费者的需求、资金市场利率变化、投资风险及控制、企业市场份额、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竞争对手情况等。这种封闭性使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单一，目标要求低，只需要运用国家下达的资金定额，完成主管部门下达的生产任务。在“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企业唯一能够控制的是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核算及资金监督。因此，这一时期的企业财务实践主要是按国家财务制度的要求来核算、监督资金、费用开支，并按规定缴纳税金、上交利润等。

1.制度建立及清产核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经济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统一，企业财务管理的工作任务是迅速建立一套同经济管理体制相适应的财务管理体制和各种规章制度，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清产核资，核定了企业固定资产拥有量和流动资金定额，制定了统一的会计制度和成本核算办法。

2.流动资金及四项费用管理

“一五”时期，企业财务管理规定了成本开支范围（柳标，1979）；实行了全国统一的税法、税制、国营企业利润和折旧费的交纳办法，把国营企业的利润和折旧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建立了基本建设投资、流动资金和四项费用（技术组织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劳动保护措施费和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等资金供应渠道和拨款办法。“大跃进”时期，企业所需的流动资金，由财政、银行分口供应改为银行统一供应、统一管理，实行流动资金全部有偿占用，全额信贷，采用小型技术措施贷款办法，固定资产变价收入全部留给企业使用。三年调整时期，为了加强财政、金融管理，1961年停止执行全额信贷办法，恢复了“四项费用”拨款和流动资金财政、银行分口供应的办法。从1967年起，实行折旧费下放，废止“四项费用”拨款制度。

3.利润留成、上交与企业奖励基金制度

“一五”时期，实行了企业奖励基金制度和超计划利润分成制度。当时，有些财务制度是比较注意按劳分配、权责结合的。例如，企业奖励基金直接同利润挂钩，完成计划部分少提，超计划部分多提，未完成计划的不提。对主管部门实行超计划利润留成，对职工按照工作质量和数量，实行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等。“大跃进”时期，对企业和主管部门实行利润留成制度，使企业用于发展生产和职工集体福利的资金，随着利润的增长而增长。企业奖励基金并入职工福利基金，从1969年起，将按工资总额3%提取的企业奖励基金同按工资总额8%提取的医药补助费和福利补助费合并，统称为职工福利基金，按工资总额11%提取。由于大批企业发生亏损和盈利企业的利润大幅度下降，不再具备实行利润留成的条件，1962年又停止实行利润留成制度，同时恢复了企业奖励基金由财政、银行分口供应的办法。

4.班组核算

班组经济核算制借鉴了苏联的先进经验。这项经验的基本特点，是把具备相同生产条件的各个班组组织起来，运用货币计量形式，每天核算、公布和比赛与班组工作直接有关的主要指标的完成情况及其成本后果，使工人在一天工作完毕后，立即知道自己和其他班组执行国家计划的结果，进而比较总结出彼此的经验与缺点，以便相互学习，即时改进工作。实行群众性的班组核算，遍及全国各地，创造了许多工人参加管理、参加核算的好形式（常裕如，1958），主要代表为以鞍钢集团为首的炼钢企业，随后推广至各个工业企业。

（三）以财务核算、监督为主的财务管理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企业财务管理发展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密切相关。企业无主体资格，财务管理权限极小，相关管理制度只是财政管理制度在企业的延伸。企业以完成国家计划为目标，与国家之间的分配关系始终难以完全理顺，企业财务管理收益分配制度并不成熟，而企业也不承担独立经营所必需的相关财务责任，资金供应及保障责任、资产高效利用责任等均由国家承担，企业需要关注的主要是政府下达的工资总额、成本费用、资金总量、利润总额等几项考核指标（郭复初，2015）。严格来讲，这一时期微观企业层面的财务管理工作属于会计核算与监督范畴（胡文龙，2018）。因此，这一阶段的财务管理研究以财务核算、监督为主，主要围绕国营企业进行经济核算制，建立企业财务管理体系及其管理内容与方法而展开。也有一些关于财务范围及地位、财务与经济核算关系的研究与探讨（张泽元，1963；葛致达，1960；邢宗江，1964；黄菊波，1996）。

二 改革开放初期的财务管理（1979—1993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充分、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扩大地方及企业的财政财务权力为起点，将财政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从根本上打破原有经济体制的束缚，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经济体制。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前，我国处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管理体制的发展阶段，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这一阶段，进一步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商品经济有了全面发展，除商品市场发展以外，相应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交易市场逐步发展起来，资本市场（如证券交易所等）先后建立，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阶段，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欧阳文彬等，1989）。

（一）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初期的企业管理特征

1.企业逐步活跃

随着财政体制改革、对企业的“放权让利”，一部分资源配置权及财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同时由既定的配置资源权而产生的相应利益也随之让给地方和企业层面。此外，大到公司财务小至田间地头，全面实行承包责任制，企业的灵活性和员工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这一时期有计划地将原本过于集中的权力下放给企业，促使企业积极性迅速提升，在相对独立的范围内，企业自主决定经营范围、销售渠道及策略等方方面面，整体活跃起来。

2.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

为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放权让利的改革阶段，通过实行“企业基金”“利润留成”“以税代利”等办法以期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改变利润分配体制，提出税制改革，企业需向国家缴纳税收，纳税后的利润由企业自主分配，换言之，企业以税收的形式向国家缴纳部分利润。但从整体来看，企业利润主体部分自行分配，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积极性，企业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逐步实现以利润为导向的管理发展模式。

3.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一体

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管理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生产、销售、流动资金等依旧受到国家管控，国家不仅拥有国营企业的所有权，还通过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经贸委等行政部门对企业行使财务管理、经营管控等。

（二）以利润分配为主的财务管理实践

1.企业基金

企业基金为企业自主控制部分，提取的方式分为两种：一是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从利润中提取企业基金，这是大多数企业采取的形式；二是试行分别按计划利润和超计划利润的一定比例提取企业基金，这种方式只对一些客观条件优越的企业有利。由于企业利润的影响因素复杂，各企业间的利润额也悬殊较大，因此各企业均根据自身优势选取企业基金提取方式。如四川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全厂共有职工5032人，1978年利润总额为9796万元，以5%计提，留归企业支配的企业基金为485万元，人均964元；而宁江机床厂有职工2414人，1978年利润总额为446万元，按5%计提，留归企业支配的企业基金只有22.3万元，人均92元，仅为泸州天然气化工厂人均数的1/10（鲁兆等，1979）。

2.实行利润留成制度

企业按照国家规定比例参与利润分配，用以建立生产发展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利润留成比例核定的内容包括与生产发展有关的新产品试制费、科研经费和职工技术培训费；包括与职工物质利益有关的职工集体福利和奖金支出。按照这些支出在一定时期内占企业同期利润总额的百分比，参照实际情况分别核定留成比例。

3.基本折旧基金提成

1967年以前，企业提取的折旧基金全部上缴财政，更新改造所需的资金由国家统一拨付。1978年，基本折旧基金1/2上交，1/2留归企业。1983年调整为将折旧额的75%留给企业，后来又调整为全部折旧都留归企业。例如，重庆蓄电池厂花了280万元改造铅粉、胶壳、汽车把板、蓄电池装配4条自动生产线，一年就可增加利润150万元，两年就可以收回投资。

4.利改税

1983年，国家实行第一步利改税，采取的是以税代利、税利并存，即企业上缴55%的所得税，剩余部分由国家和企业分成。1984年，在全国国营企业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将利税并存改为以税代利，税后利润留给企业。

（三）以财务控制、考核为主的财务管理研究

在承包责任制下，企业对利润的分配权力越来越大，利改税等相关制度充分调动了企业积极性，企业也逐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此基础上，企业意识到财务管理的重要性，将利润获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财务控制与考核的激励机制。

1.以财务控制与考核为主

刘本祥（1980）提出财会工作人员必须加强财务管理，把资金管活，用最少的钱做最多的买卖，充分发挥国家资金在企业中的作用；不断降低商品流通费用，努力减少商品损耗，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逐步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每个商业企业都能科学地、有秩序地进行各种经济活动。为切实管好资金，在推行承包制和利改税、税利分流的条件下，加强企业内部财务目标控制，利用财务杠杆引导企业自觉约束短期行为，适应国家宏观调控的要求，实现利润最大化，有必要在企业内部建立和完善财务机制。“所谓企业财务机制，是主要由资金、成本和利润等相互联结的价值范畴所构成的财务活动体系，是企业价值运动的自动调节系统”（郭复初，1986）。这一理论为企业内部财务调控组织体系、指标体系、方法体系的建立指明了方向，也为国家宏观调控并引导企业微观活动找到了连接点。

2.国家对企业的财务控制

随着利润留成制和承包制的推行，国家逐步给予企业自主权，同时通过财务法规等规章制度，对企事业单位的经济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加强财务控制对保证企事业单位经济行为合理化，保证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正确处理具有重要意义。根据马克思关于国家同时具有所有者权力与政治权力“两种权力”的理论，学术界提出了国家以所有者权力所进行的本金投入收益活动即为国家财务活动，认为“国家财务是国有本金的投入与收益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经济关系”（柴进等，1987）。国家作为本金所有者，与其他本金所有者一样，应追求国有本金的保全与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并构建独立的国家财务管理体系进行国有本金的管理、监督和营运。国家以政治权力所进行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活动则为国家财政活动，按照“政企分开”的要求，国家财政活动与国家财务活动必须分别管理，不能再由财政来统一管理国家财务（郭复初，1994）。

3.财务核算与监督深化

姜永林（1980）提出加强财务监督对于企业以及国有资本的重要性，提出财务人员不仅要加强经济核算，还要认真履行财务监督的职责。固定资产清算、国有资产清算等财务核算是企业理清财务实力、加强财务监督的基础。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的财务管理（1994—2014年）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发布，标志着我国进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进一步明确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初步建立，国有企业普遍实行了股份制改造，股权分置改革顺利完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宏观与微观财务管理体制改革和财务制度建设取得很大进展。同时，国内外理财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生态环境恶化、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的财务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管理

1.企业拥有独立自主权

党的十四大不仅确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指出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着眼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产权制度改革。公司生产经营权回归，财权下放，真正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

2.股份制企业出现

国有企业与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建立母子公司体制，组建成为大型企业集团。股份经济的发展大大提高了资本的社会化程度，实现了资本的社会流动，并提出了对股份公司资本筹集、运用和分配的经济效益进行社会评价的要求。与此同时，当公司走上股份制的道路以后，客观上在外部就形成了庞大而多元的经济关系集团，企业与各方面的财务关系已不像以往那样“单纯”，而具有了复杂性，企业只有具备相当高的理财技巧，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状况，才能使资金获得应有的流动性、竞争性和增值性（冯巧根，1993）。

3.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

企业通过公司化改造，出现了股份制、集团化，企业需要专业的经营者综合市场环境及知识储备决策运营企业。经营者需履行出资者的委托受托责任，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出资者逐步建立针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

（二）以企业整合为主的财务管理实践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财务管理在推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加速市场经济发展方面的战略作用和地位日益突显。企业资金的筹集和投放、资金的运用与周转、资金的耗费和补偿、资金的收回与分配，以及财务关系的调节与各方利益的调和等，构成了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内容。而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计划、财务控制、财务分析、评价和考核等构成了企业财务管理的主要环节。

1.统一核算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财务管理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股份制公司林立，财务部门通过统一核算、分级管理的方式，实现及时准确通报各部门销售、费用和利润，正确核算各业务部门的责任目标，财务管理实践不断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财务管理创新性做法，如“三项管理和六个环节”，三项管理是指事前、事中与事后管理，六个环节指事前的预测和计划环节、事中的核算与控制环节、事后的检查与分析环节；也出现了一些财务管理优秀的企业，如浙江省糖烟酒公司、中国水电七局等（项瑞华，1999；李金元等，2000）。

2.比率分析辅助财务预测与决策

国有大中型企业财务分析和评价指标按照筹资决策分析、投资决策分析、财务状况分析三个方面开展。比如，镇海炼油化工股份公司以最佳效益为中心、以市场为向导，模拟市场运行，将目标利润与企业考核挂钩，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并将其详细分解为156项，同时要求每一季度、每月开展不同程度的成本、销售等经济活动分析，严格管控企业的经营发展（浙江省总会计师工作研究会课题组，1998）。

3.内部银行

内部银行具有融资、调剂、分配资金等作用。为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将有限的资金整合起来，发挥规模优势，一些企业、供销社纷纷建立内部银行。如江苏建湖县供销总社的内部银行于1993年5月建立，由社管会领导、企业法人代表任行长，实施存贷分开，有偿计息。对于股份制集团公司而言，总公司对子公司赋予相应的经营权利，但在基金使用、对外投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留利分配等方面采取总公司“统管”的内部银行做法（王世俊等，1993）。也有很多其他企业采用了类似的做法，如温州新世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林冬萍，1999）、浙江省糖烟酒公司、中国水电七局等（李金元等，2000）。

（三）以财务预测、决策为主的财务管理研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了适应“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型经济运行机制，企业不仅仅是依靠低成本大销量、闷头苦干来获取利润，而是综合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及客户需求，基于自身的资产状态、产品生产销售情况等进行财务预测及决策。因此，我国财务学者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在总结实践经验和西方财务管理研究发展的基础上开展财务预测与决策的研究，继续深化探讨财务管理在企业中的地位、财务管理的目标等问题。

1.财务预测是财务决策的基础

陈家华（1989）认为财务预测的基本原理是“因果关系论”与“相似论”的统一，是以企业资金运动规律为指南，对未来时期企业资金的筹集等进行合理预测。财务预测是企业为避免市场调节效应的缺陷带来的危害而必须重视的一项行为。准确的财务预测是财务决策和财务计划的依据，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是在前一个财务管理循环基础上进行的，运用已取得的规律性的认识指导未来。它既是两个循环的联结点，又是计划和决策的必要前提。

2.财务决策是企业的关键

随着企业自主权的不断扩大，财务管理中需要决策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如资金筹集的决策、投资项目的决策、投资规模的决策等。王又庄（1993）认为要抓好企业的经营管理，必须首先抓好财务决策，有了科学的财务决策，就能正确地编制财务计划，使企业的资金运动和财务关系能更好地在事前进行控制和规划。财务分析和评价作为财务管理的一个环节，就是企业自我的财务诊断，是提供报表使用者做出科学决策的依据。企业的大部分经营决策都涉及资金和盈利问题，这些经营决策都将集中反映于财务决策，财务决策对其他经营决策还具有指导和促进的作用。

3.财务管理的地位和目标

随着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推行，企业内部管理由过去以生产管理为中心逐渐转向以财务管理为中心，有些学者提出了“财务中心论”（梁华，1993；张佑才，1995；王庆成，1996）。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建立，财务管理目标引起学者的热烈讨论，主要集中于提出股东权益最大化理论、企业价值最大化理论及利益相关者利益均衡化理论（何清波，1993；李心合，1999；袁振兴，2004；王黎，2010；汤谷良，2000）。除上述理论外，这一时期还对财务假设、财务主体、财务制度设计等理论进行研究。随着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政策，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两权分离逐步深化，财务管理从所有者财务扩展到不同财务主体财务（干胜道，1995；汤谷良，1997；谢志华，2012）。

四 新时代的财务管理探索（2015年至今）

（一）新时代企业管理的特征

2015年5月19日，我国立足于国际产业变革的大趋势，正式发布《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坚持“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实现“制造强国”的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中国不断创新，自主发展、开放合作，经济发展打开了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斗的结果，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进入新时代，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创新能力都有了很大提升；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中国企业所面对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社会、中国企业在谋求进一步发展进程中所要攻克的难题与过去也有很大的不同；另外，新时代也是新技术塑造的时代，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在改变企业生存环境的同时，也赋能包括财务管理在内的企业各方面管理。

1.企业商业模式持续变革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对企业商业模式的影响日益显著，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进行精细化的数据挖掘，实时把握差异化的客户需求，根据用户不同的兴趣和需求推出不同的产品或服务，持续改进用户体验。这种商业模式不以财务资本投入为关键驱动因素，而是靠技术创新、系统建设、品牌运作、服务提升、流程再造等无形资本的能力。

2.智能制造改变企业生产组织模式

制造的自动化、智能化将改变企业的生产方式，改变竞争优势塑造的传统基础。基于物联网和智能制造系统，设备本身可以自动优化工序设计，摆脱了对劳动力成本的依赖，也改变了企业的成本结构。低成本、高效率的互联互通使企业更有可能与多个关联方一起，构建复杂的生态系统，在行业边界越来越趋于模糊的同时，企业的边界也不断被打破。

3.财务与业务的深度融合

万物互联使企业获得决策信息的成本更低、速度更快、针对性更强，企业可以得到海量、多样、精准的信息，比如客户、供应商的身份信息，相关交易数据，外界环境变化，行业前景等。企业内部尤其是大型集团企业内部的各级子公司和分公司、各个部门和业务单元因长期独立运作而形成的“信息孤岛”被打破，财务与业务之间的边界也不断被重塑，财务与业务的深度融合既是技术推动的结果，也是企业增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二）以价值创造为主的财务管理实践

现代企业最主要的经营管理目标就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新时代财务管理的核心任务不再是简单的成本管控或确保资金安全。企业财务管理就是一种价值管理，通过对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价值分析与管理控制来推进价值创造，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李扣庆（2016）提出，在快速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社会中，以大数据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成为推动会计行业发展的重要推力，以大数据为代表的诸多技术领域的变革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幅度重塑会计行业。围绕价值创造，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制造等技术的运用催生了新时代丰富多彩的财务管理实践。

1.财务共享

财务共享管理以共享中心为平台、总账系统为基础、成本系统为核心，创新财务管理模式，打造跨法人工作平台，打通业务与财务各环节管理链条，实现财务数据共享和穿透，为生产经营决策提供依据和增值服务。比如，香港国际机场项目财务共享中心依托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集团”）直管项目财务共享中心，不单独在香港地区架设独立服务器，而作为中交集团财务共享中心的一个分中心。香港国际机场共享中心由四家参建主体单位构成，包括总经理部和三家集团二级子公司，实现跨法人单位的财务共享中心。项目财务共享中心按业务类别划分岗位职责，打破财务核算法人单位界限（欧伟辉等，2019）。中国电信在各省级省会城市构建财务共享服务平台（FSSC），通过平台的网络连接将各地市分公司和运营商的财务数据进行统一收集，并由平台终端服务器进行处理。对于共享服务平台的组织定位，中国电信为省级分公司提供了两套模式：其一，将之定位于省级分公司的内设机构，并由财务部门直接管理；其二，将之定位于省级分公司直属机构。财务共享流程分为云采集、云处理、云产品三个层级（马贵兰，2015）。在财务共享中心建设提高核算工作效率的同时，信息流的再造也部分驱动了业务流程的再造，数据的高效率流动也为深度的数据挖掘和管理会计的运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划小核算单元，实现精益化财务管理

划小企业业务单元，继而将大组织划分为若干小单元，统一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责、权、利”关系。将收入、成本、投资、利润等财务数据细分至最小单元，实现最小单元独立量化安排与核算。划小核算单元是协助大型企业集团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重要方法，通过“划小”注入发展动力，从小单元出发全面推进“精益化财务管理”，实现以最小的投入与消耗，创造出尽可能多价值的目标。以FSSL公司为例，其以最小核算单位——业务部为基础，实施“三下两上”的程序，通过对客户订货需求量的预算回顾，结合企业的生产能力水平，通过预算执行、控制、回顾、预测，以月为单位以精准数据量化指标为监测依据，滚动预测企业每月度的产品生产量，实现生产预算精细化，使企业目标制定可靠、可信、可行，从而实现每年25%的增长比率。

3.“一个全面、三个集中”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借助财务共享管理和金融控股运营两个平台提供技术手段和数据分析支持构建了一个有目标、有布局、有支撑、有手段并持续创新的财务管理体系，可总结为“一个全面、三个集中”。对各类业务实施“集团总部—专业分公司—地区公司”的三级全面预算管理体制，会计一级集中核算，不同的下属公司设置不同的责任中心；司库管理体系，下放资金自主权，实现资金集中管理；根据年度资金预算，确定融资方案，借助公司综合信用，统一对外融资，采取“统一借入、统一偿还”的债务集中管理方案。通过金融控股运营平台和财务共享平台，全面实施财务管理新体系，进一步重塑、优化财务和业务流程，实现财务和业务流程的融合贯通，推动财务延伸到企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助力集团公司财务管理由价值核算向价值创造转型（闫华红等，2018）。

（三）以财务共享、业财融合为主的财务管理研究

在“大数据+智能制造”的背景下，企业逐步颠覆传统经营模式。企业财务管理的基础工作将被“网络+机器”取代，在企业价值创造的目标推动下，财务管理将集中于最具价值的财务预测、财务分析、运营优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充分利用，将有效地实现财务与业务融合，最终实现财务管理的价值。

1.大数据+智能制造推动财务管理创新与转型

大数据，正在重新定义我们的工作、生活和业务，重新定义资产的价值，重新定义竞争优势（李扣庆，2018）；大数据，改变了财务管理的传统理念和内涵（汤谷良，2015），也对财务数据处理和应用提出了更高要求，财务管理须充分利用大数据实现财务共享，有效实现企业财务管理和业务工作决策的全面融合，推动财务管理创新与转型（殷起宏，2015）。企业要想利用大数据的优势提升竞争力，必须构建数据库：利用现代化、数字化手段，建立统一的信息系统，统一数据统计标准和口径，及时更新，建立共享数据库，搭建信息沟通平台，制定数据共享机制，适度开放数据共享接口，确保在企业内部实现数据实时流转、持续共享（王竞春，2019）。企业财务决策离不开各种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它需要财务业务数据的有机融合。基于云会计平台，在抽取、转换、加载与企业财务决策相关的各种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类型的财务和非财务数据之后，通过大数据技术和手段分析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并挖掘出数据背后蕴含的巨大价值，可以为企业科学合理的财务决策提供支撑（程平等，2015）。财务共享这种新型财务管理模式不仅可以强化财务内部控制，而且可以成为优化组织结构、提升流程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的最佳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财务领域的最大变革之一（卫菁华，2019）。

2.通过业财融合推动企业价值创造

业财融合，一方面，可以通过财务向业务前端进行延伸，打通会计与业务、会计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界限，实现信息的集成与实时控制（张庆龙，2017）。另一方面，财务与业务融合要关注业务链条中的不增值环节和节点，并利用信息化与智能化消除会计核算流程的不增值部分。在此基础上形成“三分财务”的概念，即将财务职能细分为共享财务、业务财务和战略财务，在强化财务监督职能的同时，要求财务人员不断深入业务、服务业务，发挥财务价值引导、价值保障、价值反映、价值评价功能，激发财务管理的价值创造能力，实现财务为企业增加价值的目标（朱建芳，2019）。财务管理与业务管理的水平提升对企业经营绩效日益重要，企业必须将财务管理与业务管理融合，建立有效的财务共享平台，才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实现企业价值（刘慕勤，2019）。

第二节 文献计量分析

一 文献计量的一般说明

（一）文献计量方法简介

文献计量学是指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定量地分析一切知识载体的交叉科学。它是集数学、统计学、文献学为一体，注重量化的综合性知识体系。其计量对象主要是：文献量（各种出版物，尤以期刊论文和引文居多）、作者数（个人集体或团体）、词汇数（各种文献标识，其中以叙词居多）。文献计量学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其输出务必是“量”。

近些年来，文献计量方法在各领域的学术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王满等（2019）对于改革开放40年中国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就利用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可视化统计分析和文献阅读分析等方法。

（二）超星发现简介

本章的文献计量分析以超星发现系统提供的文献资料作为主要数据统计源。超星发现系超星公司旗下网站，其以近十亿海量元数据为基础，利用数据仓储、资源整合、知识挖掘、数据分析、文献计量学模型等相关技术，较好地解决了复杂异构数据库群的集成整合、完整高效、精准、统一的学术资源搜索，进而通过分面聚类、引文分析、知识关联分析等实现高价值学术文献发现、纵横结合的深度知识挖掘、可视化的全方位知识关联。

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财务管理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一）范围界定与样本选择

对财务管理研究的发展进行回顾，首先需要明确界定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范围及其涵盖的主题。由于学术界对于财务管理尚无统一的界定，本章采用“公司财务管理”或“企业财务管理”作为主题进行文献检索，时间限定为1949—1978年，最终得到相关数据121条，其中，图书9种，期刊论文90篇，报纸报道6篇，年鉴7条，法律法规8条，信息资讯1条。

（二）基于描述性统计的财务管理发展回顾

1.学术趋势分析

图11—1列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图书、期刊、报纸三种类型文献的发文量统计。从中可以看出，对于企业财务管理的研究和探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引发了一定的关注；各类文献在1959年达到了峰值（涉及图书1种、期刊论文17篇、报纸报道3篇），这是因为当时正处于“大跃进”期间，教育、文化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此后几年，各类文献数量呈下降趋势，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都降为0。

2.关键词分析

通过对关键词的分析，能够了解某个学术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重点与热点。本章对1949—1978年财务管理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并按其出现的频次进行排序，得到排名在前48名的关键词列表（见表11—1）。

表11—1显示，词频最高的前几个关键词都是与财务管理直接相关的，这里略去不谈。除此以外，词频比较高的关键词包括工业企业、经济核算、流动资金、人民公社、企业管理、成本管理、公私合营等，基本上体现了这段时期的时代特色。从图11—2也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财务管理的研究内容与研究重点。

（三）研究机构分析

通过对相关文献所属的研究机构进行分析，可以厘清相关研究脉络，发现研究方向。从图11—3可以看出，该部分文献所涉及的主要研究机构均为各省市的财政部门，包括四川省财政厅、北京市财政局、安徽省财政厅、青海省财政厅、云南省财政厅等。

三 改革开放以来财务管理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一）样本选择与分布

根据前文分析，这里采用“公司财务管理”或“企业财务管理”作为主题进行文献检索，时间限定为1979—2018年，最终得到相关数据91647条，其中包含图书2435种，期刊论文76424篇，报纸报道998篇等，详细的样本分布如表11—2所示。

（二）财务管理一般问题研究的描述性统计

1.学术趋势分析

（1）图书趋势分析。图11—4列示了改革开放以来财务管理领域的图书出版情况统计。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初期，财务管理方面的图书出版数量不多，1987年开始有比较大幅度的增长，此后的1993年和1997年各达到短期的峰值，这也与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是吻合的；从1999年开始，基本上保持连续增长态势，至2010年创造了历史最高值130种；此后又开始回落，最近几年基本上保持在100种上下。

（2）期刊论文趋势分析。图11—5列示了改革开放以来财务管理领域的期刊论文发表情况统计。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初期，期刊论文发表数量的增长态势比较平稳，从1979年的14篇到1986年第一次突破百篇，用了7年；此后几年基本上稳定在100多篇，直到1992年首次突破200篇；此后几乎每一两年就上一个台阶，直至2003年首次突破1000篇，2006年突破2000篇；2009年以来进入飞速发展阶段，至2018年已经达到9708篇。

（3）学位论文趋势分析。图11—6列示了改革开放以来财务管理领域的学位论文情况统计。从中可以看出：受限于教育发展水平，一直到1988年才开始出现财务管理领域的学位论文，而且数量不多，一直到1996年都保持在每年10篇以内；从1997年开始，财务管理领域的学位论文开始增长，并经历了两个高速增长阶段，一是2004—2006年，二是2011—2014年，其中2014年达到历史峰值；此后几年，财务管理领域的学位论文数量开始下降，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

（4）其他类型文献趋势分析。除了前述几种类型的文献，这里简要分析一下会议论文和报纸的文献数量。如图11—7和图11—8所示，会议论文数量和报纸关注数量都是自1999年开始大幅增长，并基本上维持在较高水平，但不同年度波动比较大，最近几年呈下降趋势。

2.关键词分析

本章对1979—2018年财务管理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并按其出现的频次进行排序，得到排名在前40名的关键词列表（见表11—3）。

表11—3显示，词频最高的前几个关键词都是与财务管理直接相关的，这里略去不谈。除此以外，词频比较高的关键词可以分为几个类别：（1）企业类型，涉及的关键词包括中小企业、现代企业、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电力企业、集团公司、建筑企业、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等。（2）财务管理职能，涉及的关键词包括财务风险、内部控制、资金管理、税收筹划、预算管理、成本控制、财务分析等。比较而言，改革开放以来财务管理研究所关注的要点与改革开放之前有比较大的区别，这也体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成效。

从图11—9也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财务管理的研究内容与研究重点主要有：现代企业、中小企业、企业管理、财务管理目标、财务风险、资金管理、内部控制等。其中，前面三个关键词主要探讨财务管理与企业及企业管理的关联，而后面几个关键词重点探讨财务管理各职能之间的关系。

3.研究机构分析

从图11—10可以看出，该部分文献所涉及的主要研究机构多为财务和会计领域的知名高校，第一梯队包括中国人民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

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财务管理领域的研究机构主要为各省市财政部门，改革开放以来财务管理领域的研究机构主要为高校，可以明显看出两个阶段存在重大差异。

4.其他分析

首先，我们针对期刊论文是否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做了进一步统计，如图11—11所示。在前文所述的76424篇期刊论文中，刊登于中文核心期刊上的为4324篇，占比5.66%；刊登于CSSCI期刊上的为521篇，占比仅0.68%，这表明大部分论文刊登的期刊层次不高。

其次，我们针对文献所属的学科进行了统计（见表11—4），发现93.4%的财务管理文献属于经济学科，这也符合我国对于财务管理的定位。

此外，如表11—5所示，刊登财务管理领域论文最多的期刊依次是《现代经济信息》《财经界》《经营管理者》等。

本部分基于文献计量学的相关方法，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财务管理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比较，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第一，两个阶段的财务管理研究文献有其一脉相承之处，企业层面的资金、成本等方面都是研究的重点。第二，两个阶段的财务管理研究文献差异很大，不论是文献数量、样本分布，还是研究范畴、关键词，都存在显著差异，这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第三，图书、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等各类型文献的发展趋势有其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与财务管理的发展历程紧密相关，也与整个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相关问题值得后续做进一步分析。

第三节 理论发展

中国的财务管理理论来源于中国古代财务管理思想和国外财务管理理论，国外财务管理理论则包括苏联财务管理理论和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两个方面。

一 国外财务管理理论的引入

（一）苏联财务管理理论的引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校逐渐设立了会计系和财政系，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财务管理专业，财务管理仅仅是一门课程而已。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没有自己的财务管理教材，只能引进苏联的财务教材，我国财务理论的主要来源也是苏联的财务教材。

20世纪50年代，苏联创立了社会主义财务学这门学科。同一时期，我国聘请了苏联著名财务学家利·毕尔曼来中国传道授业，这门学科开始传入我国。利·毕尔曼专家使用的教材是他编写的《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财务》，这也是苏联教育部审定和推荐的这门学科的第一部教科书。这套书包括三册，分别是工业财务、农业财务和商业财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业财务这一册。不少利·毕尔曼专家的学生后来成为新中国财务界的中流砥柱，为建设新中国的财务学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50年代，我国对苏联的理论和方法照搬照做。到了60年代前期，我国已经把苏联的理论与方法和我国企业财务活动的实践经验慢慢结合，初步形成了我国的企业财务学体系，代表性著作是1964年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邢宗江等三位同志所著的《工业企业财务》。苏联理论和方法的影响深远，一直到1984年以后，我国出版的著作开始加入一些西方企业财务管理的方法，但是它们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依然是苏联50年代和我国60年代的格局。

应当予以肯定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企业财务学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财务实践经验升华到了理论高度，并且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的企业财务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它也显现出许多缺点，包括内容陈旧，苏联的理论和方法以产品经济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为基础，不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相结合的经济体制的需要，而且它也没有深入分析鉴别西方企业财务管理的很多新观念、新方法、新经验。它也没有从理论上反映企业资金的产权关系、来源渠道、增值分配以及企业同各方面的财务关系是怎样从一元向多元发展的；理论浅显，苏联的理论和方法重实务，轻原理，没有深入探讨企业资金的实质和规律、资金管理的原理和原则，也没有将管理实务上升到本质论，未能形成特有的方法论；结构分散，总论与分论联系不够紧密，同时，也没有把各流动资金和各成本费用的“日常管理”提高到理论上归纳探讨；范围狭窄，苏联的理论和方法没有从宏观和中观的角度讲述企业财务，而仅仅是从微观的角度考虑（曹侠等，1989）。

因此，我国必须在苏联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变化，扬长避短，吐故纳新，逐步建立和充实社会主义财务学的完整体系和科学内容。

（二）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引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我国从计划经济运行机制，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几个改革阶段后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普遍出现了商品、货币、资本、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等市场经济的基本范畴，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劳动市场、产权交易市场也已经发展到和国际市场相联系的阶段，因此财务管理领域迫切需要引进西方的财务理论与方法。

20世纪80年代初，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国的财务学者解放思想，开始大胆引进西方的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对建设我国财务管理学科和加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财务理论与管理方法的有杨树滋（1981）、任琦峰（1981）以及根据伯特兰·N.霍维茨在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讲课录音整理编辑出版的《高级财务》（1983）。杨树滋的《工业企业财务管理》一书介绍了西方财务关于现金流量、净现值等投资决策理论和本量利分析法、利润中心责任制控制方法等内容。任琦峰的《财务管理》一书系统讲述了资金的时间价值与风险价值理论以及应用方法。伯特兰·N.霍维茨教授的《高级财务》一书从分权管理、战略规划、转移价格、资本市场、通货膨胀等角度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财务管理的内容。

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国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建立了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围绕资本市场的筹资、投资、股利分配和国际财务管理活动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现代财务理论的指导，中国学者在引进介绍西方财务理论方面进行了更多的努力。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现代财务理论的有夏乐书（1990）、王化成（1993）、余绪缨（1995）和汤业国（1998）等。夏乐书的《国际财务管理》一书介绍了西方跨国公司国际筹资、投资、结算、外汇资金管理、营运资金管理与纳税管理方面的经典理论。王化成的《现代西方财务管理》一书详细介绍了西方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和现代财务管理方法体系，着重介绍了通货膨胀财务、国际财务和企业破产财务。余绪缨的《企业理财学》一书全面地介绍了以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理论、资本结构理论、股利政策理论和资产评估理论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财务理论。汤业国的《中西方企业财务管理比较研究》一书，从中西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与理财环境等角度，对比分析了中西方财务理论和方法的异同。这些著作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西方财务理论的认知，对我国借鉴西方财务理论有用成果来发展中国财务理论也做出了贡献。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全球化发展迅速，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不断拓展，与此同时财务风险也不断增大，财务管理实践对财务管理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段时间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前沿理论和管理方法的是沈艺峰和沈洪涛（2004）、陆正飞等（2004）与杨淑娥（2008）的著作。沈艺峰和沈洪涛的《公司财务理论主流》一书从新优序融资理论、信号模型、自由现金流量假设与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等方面讲述了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理论和方法。陆正飞等的《当代财务管理主流》一书，从筹资财务理论、内部财务理论、投资财务理论与实务、财务管理专门领域、当代财务管理的综合趋势五个方面详细探讨了我国财务管理怎么应用这些西方的财务理论。杨淑娥主编的《财务管理学研究》是研究生培养的参考书之一，从财务管理基本理论与方法，企业融资决策，公司投资决策，营运资金决策与管理，财务规划、控制与分析，企业财务专题研究六个方面，系统介绍了西方财务理论的基本观点与方法。

这些著作结合中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分析得出的结论对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和加强上市公司财务管理做出了巨大贡献。接着，一大批学者开始翻译西方的主要财务管理教材与著作，这些书的陆续出版使得西方财务中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和方法被中国的财务学者广泛吸收，是我国财务理论的又一主要来源。

二 新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的探索和创新

（一）战略财务管理

战略财务管理早期被Carl M.Sandberg（1987）认为是基于企业战略角度对企业融资过程中财务的使用程度进行整体规划和管理的理论。经过在中国的发展，我国也对战略财务管理形成了更具体的概念。刘凤艳（2013）认为战略财务管理是企业战略在财务管理上的体现，是为实现企业战略目标和加强企业竞争优势，运用财务战略管理的分析工具，确认企业的竞争地位，对财务战略的决策与选择、实施与控制、计量与评价等活动进行全局性、长期性和创造性的谋划过程。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我国形成了初步的战略财务管理理论。

1.战略财务管理内容的探索与创新

Fred R.David（1985）基于企业战略实施的角度分析了财务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筹集所需的资金、进行资本预算、编制预计财务报表、评估业务价值四个方面。经过进一步发展，李兴尧（2011）将西方战略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内容总结为筹资管理、投资管理、分配管理及营运资金管理。

中国对于战略财务管理的研究内容大致与西方一致，但在西方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内容。吴让波（2013）将其分为战略融资管理、战略投资管理、战略营运资本管理、战略财务风险管理与战略全面预算管理五个板块，相对于西方增加了财务风险与全面预算两个部分。

以企业发展战略目标为导向的全面预算管理要求以其战略目标为导向编制长期全面预算，根据未来发展目标，将全面预算层层分解为多个指标，通过分解预算来实现企业战略目标。在进行预算分析时要综合分析企业的经营收支、成本费用、资本性支出、资金等方面，使全面预算除了发挥财务上的作用，还有助于健全企业战略目标管理体系。

战略财务风险管理是企业围绕经营战略，在各个财务管理的环节执行风险管理，促使企业提升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的管理。企业应根据其发展战略与内外部结合评估企业整体可能面临的风险，建立风险管控、预警机制以及重大风险发生后的紧急预案，对相关风险进行实时监控，将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同时，战略风险管理相对于传统财务风险管理来说更注重培养风险管理文化与员工的风险意识，对企业经营每一个环节的风险进行控制。

此外，贺劲松（2010）还提出一些新型的、特殊化的内容，包括企业并购战略管理、公司控股战略管理、成本战略管理等，进一步拓展了战略财务管理的范围。

2.战略财务管理重点的探索与创新

西方国家更为重视企业战略层面的财务管理活动，尤其是资金获取方面的应用。Carl M.Sandberg（1987）等认为财务战略研究的核心是融资决策中的财务杠杆使用度，重点在于考虑经营战略、经营环境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筹集资金。而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认识与西方有所不同，王越（2006）认为战略财务管理的逻辑起点是企业的战略目标，而重点是对现在以及未来企业环境的分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环境分析与供应商、客户等微观环境的分析。相比而言，中国对战略财务管理的重点是基于企业整体的视角，更注重公司整体业务流程与环境的融合，而西方则将财务的其中一环作为研究重点。

3.战略财务管理实施过程的探索与创新

对战略财务管理实施过程的定位是中国战略财务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创新之处，许国艺（2006）提出，战略型财务管理并非仅指方案的形成，还包括实施与评价，在全面分析企业内部情况与外部环境，进行价值链分析、财务分析和全面评价企业财务状况的基础上结合战略目标制定财务战略，制定一系列政策确保财务战略得以贯彻执行，同时要加强对战略的控制，评价企业财务战略与环境的适应性、企业财务战略的有效性、企业财务战略与各利益关系方财务战略的协调性。

4.战略财务管理的研究主体

西方对战略财务管理的研究主要基于单个企业，而中国则将研究主体在单个主体的基础上加以拓展，延伸至企业集团以及国家的战略财务管理。石咏梅（2014）对企业集团实施财务战略管理的意义、主要内容进行分析，并提出改善管理的措施。黄随生（2017）以中广核集团为例，研究了其通过垂直管理和强化管控手段建立的特色战略财务管理体系，分析其如何实现从事后为主向事前为主、从核算为主向经营谋划为主、从现在为主向以未来为主的转变，为战略财务管理在其他企业中的应用提供启示。在国际战略财务管理方面，郭复初（2001）以国有资本为研究对象，对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国有资本优化配置、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等财务战略问题进行了研究。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对战略财务管理的研究在国外战略管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积极创新，拓宽了研究范围、研究视角，并形成了初步的战略财务管理理论。战略财务管理在企业中的应用案例也不断增加，对以后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但是，我国财务管理起步较西方国家来说晚了一些，战略财务管理研究在其中占的比重又较小，因此在整体体系、研究成果等方面都不如西方国家丰富。并且，我国目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于企业财务管理与战略的结合程度尚且不高，只有某些方面发挥了战略财务管理的作用，没有形成全面的战略财务管理理念，而西方国家的体系相比之下更为成熟。面对日新月异的经济环境，对战略财务管理的进一步研究十分重要，应尽快建立相应的战略财务组织体系、管理体系、监督与评价体系，帮助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贴合长期战略规划，实现长期目标。

（二）筹资管理

我国对筹资管理的理论探索虽然起步较晚，但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学者开展了对筹资理论的研究。研究主要分为两条支线：一方面是对西方筹资理论的介绍；另一方面是通过实证案例来验证西方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探索我国企业筹资管理的特点，提出我国特色的筹资管理理论。

1.企业融资行为的探索和创新

关于企业融资行为的研究，中国学者对“优序融资理论”（Myers and Majluf，1984）这一经典的筹资管理理论在中国上市公司的适用性意见不一。大多数学者认可中国上市公司存在股权融资偏好，而非优序融资理论所提出的优先内部融资。陆正飞等（2003）通过对深交所500家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的问卷调查分析，得出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股权融资偏好，他们认为可能与中国资本市场上市管制的制度背景及公司治理中的上市公司业绩考核制度相关。林伟（2006）认为优序融资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是有针对性的，对于大多数失去金融市场融资能力的上市公司来说，内源融资是其资金的主要来源，其次是金融机构借款，最后是股权再融资和债券市场融资。而对于在金融市场上表现良好的企业来说，由于公司决策者是以股价最大化为目标的，因此股权筹资是它们的首选。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了中国市场与西方市场的差异。优序融资理论认为，高收益的公司由于有足够的内部融资资源而导致负债率低，而低收益的公司只能依靠外部融资，且不断积累负债。而这在中国市场上似乎行不通，有学者分析认为，这可能与中国上市资格属于稀缺资源的独特制度政策相关。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上市公司并不存在所谓的“股权融资偏好”。黄伟彬（2006）认为以往的研究未剔除IPO的影响且片面强调在外部融资中股本相对于长期债务的突出地位。李勇（2013）通过分析新上市公司在上市后资产负债率的变化趋势，认为我国上市公司既不存在“股权融资偏好”，也不存在“最优资本结构”，而是在现行不够完善的金融体制下，呈现出“融资饥渴”“偏好融资”的特征。

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偏好并无一致的观点，但纵观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可我国上市公司呈现重股权轻债权的融资偏好。

2.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探索和创新

关于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西方文献中常常提及的因素有公司规模、有形资产比率、成长机会、获利能力（肖泽忠等，2008）。我国学者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影响因素主要有：（1）企业特征因素，如获利能力、企业规模、股票流动性等；（2）行业因素，如行业生命周期、行业集中度等；（3）宏观经济因素，如通货膨胀率、利率变动等；（4）制度因素，如国有产权、市场管制程度等。张铁钢等（2017）从信贷供给侧的角度研究得出，信贷波动、信贷期限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相关，具体来说，信贷波动、中长期信贷规模增长率与其正相关，而短期信贷规模与其存在负相关关系。邱永辉等（2017）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资产规模、资本的可得性、宏观经济形势及行业特征都会对公司的资本结构产生影响。董晓冬（2018）采用趋势分析法，强调了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的趋势呈一致性。

企业特征、行业、宏观经济三种因素可以说是对西方文献研究结果的验证和继承，而制度因素是学者将中国特色的制度背景融进理论研究中的一大成果，是对西方研究成果在中国市场上的发展。比如，李威（2012）、孙和福（2012）等认为，国有企业的低效益造成了其内源融资不足，过分依赖银行借款等外部融资的不合理的资本结构，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应重视改善资本结构来降低筹资风险。另外，从财务视角对人力资本进行理论分析也正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新课题。

除上述影响因素外，国内学者还将行为因素，如管理层心理特征融入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张爱民（2016）从高管特质的角度，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得出女性高管的风险规避特质导致公司更偏好内源筹资，减少债务筹资等外部融资偏好。魏哲海（2018）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倾向于债务融资，将心理学与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与企业资本结构结合起来。王聪等（2017）将高新技术企业的智力资本引入资本结构动态模型，发现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有利于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提高资本结构的合理性。

3.筹资风险管理的探索和创新

由于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较弱，大多数中小企业会选择民间融资、银行贷款等筹资方式。因此，在对筹资风险管理的研究成果中，国内学者更侧重对中小企业的筹资风险研究。杨薪燕等（2017）、邹雄智（2018）等众多学者表示，民间融资法律缺失、筹资成本高、中小企业自身经营能力低、筹资渠道不通畅等都是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的筹资风险。

从更普适的研究成果来看，也有不少学者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企业面临的筹资风险。张晓萍（2012）提出如果筹资方式不合理，会给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带来风险，主要表现在筹资成本过高、筹资规模不合理、债务期限配置不合理等方面。刘青等（2015）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可控性、管理层的管理不善、缺乏筹资预测、过度依赖股权筹资都有可能加剧筹资风险，企业应加强风险意识，进行有效的筹资预测，确定最优资本结构。

4.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探索和创新

内源筹资是企业筹资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对于企业的内源筹资的关注相对较少。万良勇（2008）通过研究发现，机会主义内部资本市场将导致上市公司的引致性外部融资需求，而这种过度融资需求最终将损害中小股东以及债权人的权益。邓路等（2009）发现，整体上市的企业集团能较好地利用内部资本市场来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资本配置，非整体上市的企业集团由于存在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股权结构，很难发挥好内部资本市场的效用。张超等（2019）结合目前企业集团建立自己的财务公司这一现象，发现企业集团的财务公司强化了内部资本市场从外部资本市场“抽血”的能力，财务公司和内部资本市场实际上起到的是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杨理强等（2019）在国内学者关于内部资本市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发现集团财务公司通过信贷来降低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对筹资管理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国外较成熟的理论基础上，更多地通过实证研究来验证国外理论在我国企业中的适用性，进而尝试改进理论使其更适合于指导我国企业的筹资管理。

（三）投资管理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发展史表明，以筹资管理为重心的时代先于以投资管理为重心的时代，因此，西方对投资管理理论的研究要稍晚于筹资管理理论的研究。而我国的研究是基于西方成熟的投资理论体系发展的，因此跟筹资管理理论一样，我国的投资管理理论研究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

在对西方理论的研究过程中，也有不少学者结合我国实践提出了我国投资管理理论的发展方向。王化成（2000）认为，无形资产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是未来值得关注的方向。王化成等（2006）认为未来学者在投资管理理论研究中，应该明确公司治理结构特别是股权结构、控制权与投资行为选择的因果关系，借助于行为财务理论探析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1.投资动机的探索和创新

企业的投资动机与其投资决策有直接密切的关系。国际生产折中论中，将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为市场寻求动机、资源寻求动机、效率寻求动机和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大多学者对国内投资的动机没有统一的意见，一般认为出于利润最大化或者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动机，最终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为市场寻求型。周经等（2017）认为，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是基于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的投资动机，以达到双方共赢。黎绍凯等（2018）发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动机主要以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为主。但也有部分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史恩义等（2018）、祁春凌等（2013）发现我国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技术寻求动机，罗伟等（2013）认为是效率寻求型。另外，陈强远等（2018）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企业OFDI的新动机——获得境外企业的生产能力进而通过出口来服务中国市场。

由上述可见，我国学者对于投资动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对于企业在国内投资的研究相对较少。贵燕丽等（2012）发现企业家群体成就动机是战略投资的动机。韩燕等（2017）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并不是出于跟风投资股票，但利用股票投资进行现金管理、平滑利润的动机得到验证。

2.投资决策的探索和创新

企业所选择的投资决策方法是否科学合理、所涉及的风险因素以及非财务因素都会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因素。蒋冠宏等（2017）发现，中国企业在选择OFDI进入策略时会考虑企业自身的优势，转移优势明显的企业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的进入策略，不可转移优势明显的企业偏好“绿地投资”[※注]（Greenfield Investment）的进入策略。黎绍凯等（2018）、刘凯等（2018）认为，东道国的投资风险、资源禀赋、市场环境、制度环境等都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考虑的决策因素。戴金平等（2018）利用面板门限模型分析得出，汇率波动较小时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是有利的，反之会抑制OFDI。

另外，企业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往往也会考虑非财务因素。基于我国的政策制度，很多学者做出了许多创新性且有趣的实证研究。王盛（2018）认为房价上涨会导致企业减少人力资本投资。朱敏等（2019）通过计量分析得出，人才国际化有利于企业的OFDI，体现了智力资本对投资的正面效应。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很多学者开始关注环境投资领域。曹岚等（2014）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环境投资是受到政府、消费者的外部压力而做出的被动投资。郭根龙等（2018）发现，拥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会减少环境投资，而将环境保护纳入官员晋升考核标准后，拥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会增加环境投资。

3.投资效率的探索和创新

企业过度投资、投资不足都属于非效率投资，经研究发现产权性质、企业是否上市、管理层行为及特质，如学历高低、是否持股等因素都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在国内较丰富。范从来等（2002）利用上市公司1995—1999年336次并购事件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公司所处产业的性质（成长性、成熟性、衰退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不同类型并购的绩效。蒋冠宏等（2015）发现，企业的产权性质可能对OFDI的投资绩效并无重大影响，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可能不比其他类型的企业更高。王福胜等（2016）发现财务报告质量越高，越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

近些年来，对管理层行为及特质的研究属于国内学者们研究的热门主题，主要是因为这是与行为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融合研究。谭庆美（2015）的研究得出，任职年限长、学历水平高以及持有本企业股份的管理层，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实施过度投资；但是，外部大股东持股比重越高、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越能有效抑制管理层利用权力实施过度投资的行为。卢馨等（2017）通过研究上市公司高管团队背景，发现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平均任期与投资效率呈正相关关系；高管薪酬激励、晋升激励对高管年龄和投资效率的关系以及高管学历水平和投资效率的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但对高管性别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具有反向调节效应。汪佩霞等（2019）提出，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可以改善非效率投资情况，在非国有企业中结果更为显著。

综上，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中国的资本市场逐渐发展完善，投资管理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我国学者在西方学者的理论基础上对我国企业投资行为进行研究，进而得出我国企业投资行为的特点，形成一些适用于中国市场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但是可能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尚不是很充分，我国学术界对投资管理理论的声音并没有达成高度一致，且研究多集中在几个小领域，所以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当然，从长期来看，市场的发展和变革也必将催生出新的投资理论。

（四）营运资金管理

我国自1993年开始实行与国际接轨的会计制度，正式引入了“营运资金”的概念。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研究仅限于财务领域，专注于营运资金管理的概念、绩效指标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真正开始了对营运资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渠道关系与供应链管理、营运资金需求预测、营运资金管理风险、营运资金管理策略。

1.渠道关系和供应链管理的探索和创新

王竹泉等（2005）将供应链管理、渠道管理、客户关系等现代管理理念结合起来，创建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王竹泉等（2005）以营运资金的重新分类为切入点，即将营运资金分为经营活动营运资金与理财活动营运资金，将研究重心转移至渠道控制上，并建立了以客户为中心的分销渠道，为我国企业营运资金管理做出了新的贡献。罗福凯（2006）从价值链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价值链形成于营运资本在产业链上的流动，可以连接企业上下游与终端顾客，企业的高效率运作能使价值链畅通运行。公司品牌、营销策略、信息技术等无形资产在未来也将属于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的内容。该理论一方面将营运资金管理拓宽至价值链管理，另一方面也因将品牌、技术等无形资产纳入管理体系使营运资金管理理论更为丰富。王竹泉等（2007）梳理了国内外营运资金管理研究，将经营活动营运资金进一步分为营销渠道、生产渠道、采购渠道的营运资金，从而构建了“以渠道管理为基础的营运资金绩效评价体系”，为供应链视角的营运资金管理研究奠定了基础。

2.营运资金需求预测的探索和创新

李光明（2012）研究探讨了实务中常用的营运资金预测办法及调整因素，即采用营运资金单项周转率和营运资金合并周转率的计算方式。朱珺（2012）则对传统的营运资金预测方法提出了质疑。以往的预测方法是对资金总量的预测，不能将企业的资金管理与具体的业务流程结合起来，不利于总体的资金调度与风险防范。因此，该研究提出了基于各个渠道对营运资金进行分别预测，进而对总量进行预测的方法，这有利于帮助企业管理人员了解流动资金的分布状况。柳艺（2013）也是基于渠道对营运资金进行了预测，但其区分了经营活动与短期投资活动，在财务分渠道预测模型的基础上，从业务角度进行了定性评估，提高了营运资金需求预测模型的准确性与实用性。刘玉平等（2014）对使用收益法预测企业价值中营运资金部分的计算方式提出了质疑，其认为应当对营运资金进行重新分类，并且加快我国的营运资金数据平台建设，才能更好地做出资金预测。

3.营运资金财务风险的探索和创新

张英（2007）分析了财务风险与收益的关系，提出应当权衡风险与收益，科学安排投融资战略，进而优化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徐晓玲（2011）从营运资金风险的内涵和类型着手，分析了营运资金管理风险的成因，进而提出了营运资金风险管理策略。营运资金风险包括流动性风险、存货风险、应收账款风险，相应地可以采取严格计划管理现金、加强对存货和应收账款管理的措施以降低风险。王贞洁等（2013）以一家纺织行业的公司为案例对营运资金的财务风险应对策略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低外向型的公司通过较强的供应商调控能力降低了营运资金占用的波动风险，通常会采取激进的营运资金管理策略；高外向型的公司抵御营运资金占用波动风险的能力较弱，通常采取较保守的营运资金管理策略。因此，企业应当根据供应链、融资策略、业务特征的组合合理控制财务风险。王竹泉等（2013）从营运资金需求保障的视角进行了财务风险的研究，构建了企业财务风险评估模型，丰富了企业财务风险评估理论。

4.营运资金管理策略的探索和创新

王新平等（2010）根据资金来源与资金使用的比例关系不同，将营运资金管理策略主要分为三大类，分别是激进型策略、中庸型策略、稳健型策略。通过对3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和方差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偏向中庸激进型的管理策略，其盈利能力与营运资金管理策略存在联系，但与传统理论研究相悖。朱大鹏（2015）将营运资金与利益相关者理论联系起来，界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有顾客、供应商、股东、债权人和员工，研究范围是资本投入、利益相关者分类、价值链，实现主要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共同参与营运资金管理。李鹏飞（2016）主要从投融资策略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营运资金管理策略本质上是投融资策略的组合，发现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策略受行业、产品状况、投融资约束、企业的发展战略选择的影响。雷振华等（2019）则从共生视角出发研究制造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策略，所谓共生视角本质上仍是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共同发展，根据共生要素将营运资金管理模式划分为寄生、偏利共生、互惠共生。通过维护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共生关系，促进各主体持续发展。

（五）利润分配管理

我国关于企业利润分配管理的探索和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了，前期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其利润分配的方式方法、影响因素等，证券市场建立之后研究重点则转向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

1.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探索和创新

从新中国成立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经济体制以计划经济为主。作为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企业在整个国家的生产生活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因此这一时期的企业利润分配管理也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管理，主要探讨国有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实现的利润该如何在国家和企业之间进行分配，这一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到国有企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以及国家的宏观调控等问题（许金柜，2009）。

部分学者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制度演进过程，剖析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赖宝君（2014）认为，现行国企利润分配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利润上缴水平偏低、大量红利回流国企、国企红利分配的民生导向尚未确立等，认为应该扩大国有股本红利收缴范围且提高上缴比例，建立以民生为导向的红利分配模式，从而强化国企利润分配制度的刚性机制。吴晓红（2015）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每个时期的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都有其历史特点。自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和目标明确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因此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也发展到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这意味着，原有的国家、国有企业与全体公民之间的三元利润分配格局将会被打破，完善我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应成为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重要目标。胡梅玲（2018）基于社会分红的理论视角，构建了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框架，通过剖析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分配目标所面临的困境，建议应该进一步推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改革、加快社会保障全员覆盖并设立直接分红账户。

部分研究通过剖析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探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路径，并强调国家或国民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应当享有的投资收益权，该领域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宏观产权制度改革。刘春波等（2008）系统研究了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对于企业自身的影响，并从公平视角提出了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使用方向，如充实社保基金、用于公共事业开支、补充企业国家资本金等。徐文秀（2010）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体制变迁的影响因素，认为国企利润分配是中央政府主导和推动的，既具有强制性，又具有渐进性，国有企业和国家之间在利润分配的问题上呈现反复博弈的状态。储珊珊（2016）认为，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核心问题不仅在于该不该分，而且也涉及如何分以及分给谁，并据此对当前时期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原则、管理模式等问题提出建议。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问题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李燕（2004）认为，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建立起国有企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能够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关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之间的关系，学者们也进行了一些探讨。陈少晖等（2011）以钢铁行业为例，探讨了构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原则、体系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李燕等（2013）认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具有规范管理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功能，应该充分发挥其调节作用，并着重探讨了国有企业利润如何由全民共享、如何实现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共享以及如何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戚聿东等（2015）认为，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分配制度经历了放权让利、分税制及分类上缴三个阶段的调整，然而，现行的分配制度仍然存在预算范围不完整、执行不规范等问题，因此通过创新分配制度，更好地协调国有资本收益在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分配，应成为现阶段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

2.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探索与创新

自中国证券市场成立以来，学界对于企业利润分配的研究重点就开始向上市公司转移，并主要探讨了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在西方关于股利政策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开始引入西方经典理论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发放行为进行研究和探讨，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创新。

一些学者借鉴西方的税差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代理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进行的研究。（1）税差理论。王志强（2004）针对上市公司普遍采取低股利政策的现象，认为税差理论相对于其他理论的解释能力更强。李增福等（2010）以我国税收政策的改革作为研究背景，发现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促进了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行为。（2）信号传递理论。陈晓等（1998）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首次股票股利在公告日前后能够为股东带来超额收益，具有显著的信号传递效应。魏刚等（2001）的调查发现，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股利传递的信号是财务状况良好、现金流充沛，而支付股票股利传递的信号是管理层看好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张桂烨（2019）也得出了类似结论。（3）代理理论。国内学者对代理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两种类型的代理冲突。吕长江等（1999）的研究表明，代理成本削弱了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水平。罗宏等（2008）发现，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股利能够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业绩。许浩然等（2018）发现，强制分红政策整体上会引起负面市场反应，但在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里，市场反应较为正面。（4）生命周期理论。杨汉明（2008）、宋福铁等（2010）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受到了企业所处生命周期的影响。邢天才等（2018）指出，公司越成熟，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因而股利生命周期理论在中国成立。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持续发展，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不再局限于验证西方经典理论，而是越来越多地立足本土情况，探索中国制度背景下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杨书怀（2016）的研究表明，2012年以来实施的一系列“分红新政”取得了显著效果，上市公司向上的公允价值损益调整与现金股利显著正相关。魏志华等（2017）研究了半强制分红政策对有再融资动机的上市公司分红行为的影响，发现该政策显著提高了这类公司的现金分红。廖珂等（2018）认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于上市公司股利形式的选择具有影响，抑制了其发放现金股利的倾向。陈运森等（2019）利用沪港通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探讨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于现金股利水平的影响，发现资本市场开放提升了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潘攀等（2019）探讨了私募股权投资对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发现私募股权投资抑制了股利分配的行为。

（六）财务风险管理

我国财务风险的相关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推动了企业财务风险的研究，成为风险管理理论发展的契机。此后多年，财务风险管理始终是相关机构部门和学者重点关注的领域。

1.财务风险影响因素的探索和创新

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因素复杂，我国学者不断拓宽了这方面的研究，从各个视角展开了深入探索。

公司治理因素对财务风险有一定影响。于富生等（2008）创造性地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以往中西方学者只着重研究治理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而忽视了治理因素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治理结构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其中，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财务风险越大；独董比例、高管持股、董事长总经理两权分离与财务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项研究对上市公司设置合理的治理架构、降低财务风险具有现实意义。彭中文等（2014）引入宏观调控政策，作为研究公司治理与房地产企业财务风险关系的调节变量。研究表明，宏观调控政策越严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次数对企业财务风险的抑制能力就会越强。

企业研发投资程度与财务风险存在一定联系。不同于以往文献关注研发支出对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风险的影响，黄曼行等（2014）探讨了研发投资对企业自身财务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对于财务风险本身较高的企业，研发投资的增加会促使财务风险的提高，对低风险的企业，研发投资增加反而会使得财务风险降低。这项研究为中小企业的创新绩效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企业的合理研发投资进行了理论指导。

大型企业的集团化扩张会促进集团整体财务风险的提高。李焰等（2007）以复星集团为例，研究了集团化扩张对财务风险的影响。近年来，集团大股东利用资本市场制度的不完善，通过内部资本运作等手法侵占公司利益，造成财务风险上升。研究表明，集团层面的规模扩张能缓解企业融资压力，但是从长远来看会导致集团财务杠杆的上升，加大财务风险。此外，文章还将财务风险的研究延伸到了破产风险，分析了复星集团扩张没有影响到持续经营能力的原因，认为复星集团独到的扩张布局是化解破产风险、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这项研究对企业管理财务风险、监管者控制社会整体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财务风险预警的探索和创新

财务风险预警模型的研究是国内财务风险管理理论探索的重要部分。阎达五和张友棠著的《财务预警系统管理研究》（2004）对财务风险的预警进行了系统论述。张鸣、张艳和程涛合著的《企业财务预警研究前沿》（2004）结合我国的财务实践，主要分析财务问题和构建财务模型，包括预警概念、机理、模型、方法等，探讨了财务预警领域的核心问题。

我国文献主要集中在对财务风险预警模型的研究上，通过修正自变量、引入新指标等方法对西方已有的预警模型进行了改进和创新，完善和丰富了财务风险预警的理论研究。

黄岩等（2001）基于我国资本市场，对国内工业类上市公司建立了财务失败预警模型，界定了研究对象的Z值范围。严良等（2019）则基于工业类企业与资源型企业性质的不同，针对资源类企业构建了DE-SVM财务预测模型，并检验得出该模型具有更好的准确性和预测效率，有利于资源类企业对财务风险进行识别。

张友棠等（2011）通过剖析行业环境风险对财务风险的作用机理，将行业宏观因素纳入财务预警风险控制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外部客观环境与企业财务风险之间的逻辑关联。并且，通过构建财务风险预警控制模型，将财务风险预警与财务风险控制有机结合起来。行业环境不确定性和组织调适惰性的耦合作用导致了企业财务风险的产生。

宋彪等（2015）在构建预警模型时引入了大数据指标，检验证明了基于大数据建立起来的预警模型，相比传统的基于非财务指标建立的模型更具有效性。研究采取了网络上与企业相关的正面情绪、中性指标以及负面情绪等大数据指标，通过数据处理量化引入财务风险预警模型，改善了非财务指标普适性不足、存在片面性误导的问题，为利用大数据技术解决财务风险预警难题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

3.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探索和创新

国内积累了一些对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研究的经验，而在国外，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姚雁雁（2010）认为中小企业的财务风险主要包括筹资能力差、资金不足、财务分析能力差、投资失误率较高、营运资金管理水平低。在财务风险评价方面，黄蕴洁等（2009）建立了中小企业模糊层次分析模型，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评价提供了帮助。张金贵等（2014）基于2013年上市公司的样本，利用SPSS构建了基于Logit回归模型的中小企业信贷风险度量模型，为我国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评估提供了科学依据。

我国学者分析了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财务风险点，研究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构建模型的方式为中小企业设计了财务风险分析方法和预警控制体系，为我国中小企业防控财务风险、完善财务风险管理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4.大型集团财务风险管理的探索和创新

随着国内大型集团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组织层级的不断增多，财务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愈加突出。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集团财务风险进行了探索，为实务界提供了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参考。

张继德等（2012）利用规范研究方法，依据系统性、环境分析起点等原则，构建了目标层、管理层和基础层三个层面，管理目标、实施主体、程序方法、保障体系和管理基础五要素在内的新型集团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框架。这项研究突破了以往研究只局限于财务风险程序某一环节的探讨，而是站在了一定高度对企业财务风险管理进行了系统研究，是我国集团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理论研究的一大探索与创新。

吴战篪等（2013）构建了企业集团资金安全预警理论体系，涉及资金预测体系关键预警点监控、跟踪预警、持续优化等流程，实现了一套可以全过程、全方位动态监控集团企业资金安全风险的预警体系，解决了国内外传统财务风险预警只集中在复杂指标预警、研究范围单一局限、仅针对渐进性财务困境的缺陷与问题。

三 财务管理理论的未来发展

我国财务管理研究从20世纪末开始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有一定的成果积累，但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政策的变更完善，以及企业财务行为日渐复杂，我国财务管理理论仍需不断发展与完善，其未来发展可分为四个方面。

（一）构建基于中国经济与政策特点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王化成等（2010）认为，财务管理环境是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财务管理中的一切理论问题都是由此展开的，并在此基础上层层深入，逐步形成合理的逻辑层次关系。财务管理理论只有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才能提高其实用性，发挥出它的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家政策不断完善，社会变革迅速，将会带来许多新问题，因此，在未来的财务管理理论发展中，无论是对国外引入理论的完善，还是国内新兴创新理论的出现，基于环境的研究将会成为一个重要因素。

相应地，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政策等环境变化而产生的社会经济热点将会成为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关注的地方。例如，王化成等（2006）认为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以集团的形式存续，而集团企业的财务管理中存在与普通企业不同的地方，例如控制权问题、内部资本市场问题等，对这些特殊情况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需要加强，以跟上实务的发展；李红霞和魏艳艳（2017）提出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许多企业纷纷转向“互联网+”的业务模式，而这种业务模式带来的新型财务管理以及财务管理信息化也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企业面临的国际财务问题日益增多，企业的业务也日趋复杂，研究已发生的新兴业务对未来企业的提升具有启示作用。

（二）拓展、创新财务管理通用业务理论

王化成（2010）将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分为基础理论、通用业务理论、特殊业务理论和其他理论，其中通用业务是指可普遍适用于所有企业的财务管理理论，主要包括投资、筹资、营运资金、分配管理、盈余管理等。通用业务理论是企业许多财务决策的理论基础，过去也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其中的诸如最优资本结构、营运资金周转、股利政策、盈余管理的监管手段和控制措施等重点、难点依旧需要我们从各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同时，在这高速发展的经济时代，过去的一些通用业务理论已经不能适应企业的经济业务。罗国萍（2014）认为，如今筹资来源与对象更为广泛与复杂，一些新型筹资工具争相涌现；投资项目趋向于多元化，不再局限于有形资产，还拓展到智力资本投资等。因此，投资、筹资、营运资金、盈余分配管理理论在未来还需基于中国经济、市场的变化不断拓展、革新。

（三）基于多学科视角的财务管理理论

在经济情况日益复杂的当下，单纯用财务管理单科的知识来解决这一领域的问题已过于单薄，将财务管理与其他多种学科进行交叉融合将提供更多元、更完整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这会给一些财务问题的解决方法带来新的思路与启示。例如，将财务管理与战略管理融合，有助于财务资源的有效利用，进一步推动企业增强竞争优势，实现长期发展目标；王卫星（2016）提出将财务管理与微观经济学相结合将对资本经营的内容与方式带来创新思路，财务管理与宏观经济学相结合将有助于企业适应宏观经济政策与目标给企业带来的影响等。除此以外，财务管理还可与管理学、会计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相融合，其结果将拓宽财务管理领域，丰富财务管理内容，完善财务管理方法，促进财务管理学科发展，更好地指导财务管理实践。

（四）建立新型财务共享模式理论

王钊等（2016）认为，在大数据的背景下，以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为代表的新型财务管理手段将会被越来越多地利用，企业将搭建统一高效的财务共享平台，用此平台来汇集企业各部门、各业务板块的财务信息，并实行流程再造。在此模式下，财务部门将分为共享财务、业务财务、战略财务三块，并且不再如过去那么独立，而是实现与其他各职能部门的联动，企业部门之间联系更加紧密。财务人员将向三个板块分流，企业对人力资本将树立全新的观念，提高“以人为本”的意识，重视企业的财务人员。这一管理模式现在已在不少企业得到利用，因此对其实践成果的分析与改进途径的研究将会是财务管理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

第四节 结论与启示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企业财务管理实践与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总结出很多规律性的现象，对进一步拓展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也能带来多方面有益的启示。

企业财务管理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经济越发展，越是呼唤高水平的企业财务管理；经济越发展，企业财务管理的平台越大，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需要关注的问题就越多。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依赖于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计划安排，通过行政指令来协调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财务管理只能按计划行事，企业财务管理职能的作用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就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转来说，也不需要财务管理发挥太积极的作用。市场经济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的发展，以及企业自身发展规模、多元化程度和国际化程度的增强，都使得资金流的管理变得越来越复杂，保持资金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其他各种要素之间合理匹配的难度越来越大，财务管理面临的难题越来越多，财务管理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财务管理作为的空间也越来越大。大量财务公司的成立、财务高管重要性的凸显都说明了这一点。

新中国财务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紧密相连。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引进苏联财务管理理论对构建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改革开放则使我国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改革提出了很多新问题，需要新的理论指导；改革也使大量新的理论和方法获得了实践运用的机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量引进苏联财务理论研究中国问题的基础上，开放进程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企业界、学术界与西方同行的交流，逐步缩小乃至拉齐我国财务管理与西方财务管理发展水平的差距。21世纪初期，我国加入WTO，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推进使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继续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中国也成为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来源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力度前所未有，国际化发展中的财务风险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积极回应。

再者，我们发现，技术发展始终是推动财务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因素。技术在改变企业经营管理环境、赋能财务管理的同时，也对财务管理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所有技术的发展，包括生产技术、交通运输技术、通信技术等，都可能会对企业的资金投入、成本水平和竞争优势产生显著影响，从而对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和实践产生一定影响。历史上，流水线生产、工业自动化、流通领域的配送中心建设、第三方物流体系的建设等，无一不对企业的投融资、成本竞争力、业务覆盖领域等产生深远影响。当然，就企业财务管理本身来说，尤其是对过去20年中国企业财务管理实践来说，产生影响最大的还是信息技术。狭义地说，借助于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肇始于会计电算化的整个财务管理信息化、智能化进程不只是改变了企业财务管理的方式，改变了财务管理人员，而且极大地拓展了财务管理的深度和广度。

最后，历史告诉我们，任何理论只有深深扎根于实践，尤其要与本土实践密切结合，汲取本土养分后不断地提炼创新，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70年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无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引进苏联的财务管理理论，还是改革开放后引进西方财务管理理论，都对一定时期内中国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指导中国企业财务管理实践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独特的经济体制、金融体系发展水平以及公司治理、企业文化等，注定了中国企业在财务管理领域面临着很多与其他国家企业共性问题的同时，也必然面临着很多独特的问题，需要中国的财务管理学者们给出自己的答案。基于其他国家的案例所归纳形成的理论也需要通过中国的实践予以检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在引进国外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创新，基于中国实践积极进行创新性研究，是中国企业财务管理研究者和实践者应该始终遵循的重要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他同时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必然要求企业财务管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给予回应。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在重塑企业的同时，也在不断重塑企业的财务管理。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化，在提出很多财务研究新命题的同时，也必将为中外学者有关财务管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中国财务理论研究和财务实践队伍视野与水平的提升，也让我们有理由期待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领域更高水平成果的出现。历经70年发展，展望未来，可以肯定的是，以精彩的中国经济为舞台，在财务管理领域，理论和实务工作者都将会面临很多新的需要攻克的难题，但未来一定是美好的，中国学者和实务工作者一定能够奉献出更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彩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