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五”计划的实施

1951年2月，中财委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开始试编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7月30日，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交的中共中央制订的“一五”计划。而早在1953年就已经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年也是大规模工业化展开的关键一年。

“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注]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围绕上述基本任务，“一五”计划提出了12项具体任务。

根据以上任务，“一五”计划编制了各项主要指标。其中，工业方面新建和改建的限额以上施工单位共694个，加上农林水利、运输邮电、文教卫生等，全部限额以上施工单位达1600个。此外，还有限额以下施工单位6000多个。

从基本建设投资的区域布局来看，为了改变原有工业布局的畸形状况，“一五”计划一方面合理地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强调东北工业基地改建，694个限额以上的工业基本建设项目中，有222个放在了东北和沿海地区；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加强内地工业基础的建设。除工业建设项目外，国家在农业、运输和邮电、商业和对外贸易、教育、人民生活等诸方面都做了详细的计划。“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和上述各项主要指标实现以后，中国国民经济的面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3%；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9%；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是从1953年至1980年的5个五年计划中增长最快、效益最好的时期。与同期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据麦迪森计算，1950—1973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9%，其中苏联和东欧国家年均增长5.7%，非洲国家年均增长4.5%，拉丁美洲国家年均增长5.2%，亚洲国家和地区（不包括日本）年均增长5.2%。[※注]美国学者费正清评价说：“从经济增长的数字看，‘一五’计划相当成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9%（按不变价格计算），农业产出和工业产出每年分别以3.8%和18.7%的速度递增。由于人口年增长率为2.4%，而人均产出增长率为6.5%，这就意味着每隔11年国民收入就可翻一番。与20世纪前半叶中国经济的增长格局相比——当时产出增长速度仅和人口增长相当（二者年增长率均为1%左右）——‘一五’计划具有决定性的加速作用。就是同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新独立的，人均年增长率为2.5%左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经验也是成功的。例如印度，也是大陆型的农业经济国，最初的经济状况和中国相似，但它在50年代的人均产出增长率还不到2%。”[※注]

“一五”计划期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积累了不少经验，不仅为国家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而且为以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 “156项”建设

“一五”计划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基本任务是：第一，建立和扩建电力工业、煤矿工业和石油工业；建立和扩建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飞机的机器制造工业。第二，相应地建设纺织工业和其他轻工业，建设为农业服务的中小型工业企业。第三，随着国民经济的高涨，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邮电业，主要是铁路的建设，同时发展内河和海上运输，扩大公路、民用航空和邮电事业的建设。第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地扩展公私合营企业。

根据“一五”计划的安排，用于各产业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为427.4亿元，占总支出的55.8%。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的重点在工业和运输邮电部门，两项合计为330.6亿元，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77.4%。而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和机械工业部合计投资202.1亿元，占75.9%。根据计划要求，5年内工业方面重点建设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项目。中央重点围绕限额以上的694项工业项目和苏联援建的156项建设工程进行。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五年计划草案的说明，“一五”时期限额以上工业建设单位共694项。在新建的455个项目中，苏联设计的为123个；改建的220个项目中，苏联设计的为22个；恢复的19个项目均为国内设计。

“156项”建设工程是指1950年到1955年期间，当时的苏联政府答应帮助中国建设的一批工业项目。“一五”计划以“156项”为核心展开，起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贯穿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56项”建设工程实际施工的为150项，其中在“一五”计划期间开工的有146项。工业建设项目的特点是在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能源工业等方面引进比较先进的技术，填补中国的工业空白，奠定基础工业发展的基础。“156项”也着眼于改善区域经济分布的不平衡状况，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从“156项”产业构成的选择来看，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国防工业44项、冶金工业20项、能源工业52项、机械工业24项、化学工业和轻工业共10项。从地区布局来看，能源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分布是比较均衡的，照顾到内地发展的需要。从行业来看，涵盖冶金工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煤炭工业、建材工业、纺织工业等。在交通运输方面，新建铁路33条，恢复铁路3条，新建、修复铁路干线、复线、支线和企业专用线约1万公里，宝成、鹰厦铁路建成通车。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北京至广州铁路全线贯通。民用航空在此期间也获得迅速发展。

三 “三线建设”与工业布局的调整

1964—1980年，中国实施了规模宏大的基本建设战略——“三线建设”。“三线”，是指20世纪60年代依据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防战线位置，从沿边沿海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的三条线。一线包括沿海和边疆地区；三线包括四川、贵州、陕西、甘肃、湖南、湖北等内地地区，其中西南、西北地区（川、贵、陕、甘）俗称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的腹地俗称小三线；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三线建设”主要是指三线和二线地区的建设，还包括一线企业的迁移。“三线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投入2050余亿元资金和几百万人力，建设了几千个项目。“三线建设”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空前绝后。“三线建设”是中国政府均衡发展区域经济的尝试，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它对国民经济结构和产业区域布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线建设”的指导思想与建设目的是备战。“三线建设”决策是以备战为核心的“三五”计划的体现。中共中央之所以将“备战”作为“三五”计划的中心，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周边国际环境恶化，笼罩着战争阴云。[※注]在四面受敌的局势下，中国的经济地理布局存在软肋。1964年5月，中共中央讨论“三五”计划设想时，毛泽东认为，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1964年8月17日、20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做好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三线建设”战略决策最终形成。

除了进行备战外，“三线建设”战略也考虑了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格局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70%的工业分布在东北和东南沿海一带，西南、西北内地工业基础薄弱，交通极不发达，经济水平落后。“三线建设”的直接动机是战备需要，同时也是建设内地经济的长远要求。1964年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提出转入三线、二线建设的战略方针，制定了一线的重要工厂、学校、机关向三线迁移的重大措施，确定了“靠山、分散、隐蔽”的三线选址原则。“三线建设”初期规划建设的主要项目有：四川、云南交界的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成都至昆明的成昆铁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甘肃的航空工业基地、酒泉钢铁厂等。

从上马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三线建设”进展比较顺利。从1964年开始，东部沿海地区大量的工厂、工人、干部、资金、设备等涌向了中西部地区，在1965年前后形成了“三线建设”的第一次高潮。以甘肃省为例，1965年，陆续从上海、沈阳、吉林、哈尔滨、天津、大连、北京等省市搬迁工厂20个、大专院校2个、科学研究单位11个，分别迁入兰州、天水、山丹、酒泉、永昌、民勤、白银等地，共计投资5000多万元，迁入职工、教师1万多人，设备约9000台。[※注]在西北、西南的“三线建设”中，新建、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有300余项。其中，钢铁工业项目14项，有色金属工业项目18项，石油工业项目2项，化学工业项目14项，化肥工业项目10项，森林工业11项，建材工业项目10项，纺织工业项目12项，轻工业项目8项，铁道工程项目26项，交通工程项目11项，民航工程项目2项，水利工程项目2项。

1969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地区“三线建设”委员会，负责组织本省执行中央批准的“三线建设”工程，统一指挥施工力量、设备材料、物资运输等。随后，又成立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要任务之一是采取各种措施，加快“三线建设”进度。1969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成都军区、四川省革委会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报告，要求把国防工业、科研的重点项目迅速搞上去。1970年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强调重点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当年全国计划的一半以上投资和项目都是“三线建设”。“三线建设”重新全面铺开，于1969—1971年掀起了第二次建设高潮。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期，随着中美、中苏关系逐步缓和，“三线建设”基本上不再投入新的项目，进入了搞好续建和配套工程的后期阶段。

“三线建设”的意义是：（1）“三线建设”初步改变了中国的工业布局，使原来比较落后的西南、西北等地区，在短时期内初步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2）“三线建设”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城市的发展。“三线建设”推动了一批工业城市的壮大。钢城攀枝花、煤都六盘水、汽车城十堰、镍都金昌等一批新兴的“明星”工业城市迅速成长，绵阳、德阳、自贡、都匀、凯里、宝鸡、汉中、天水城市等从原来的普通县城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重工业城市。（3）“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均衡布局的尝试。“三线建设”以区域间的平衡发展为目标，建设重心放在基础薄弱但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内陆地区，使内地资源得到较为充分的开发和利用。[※注]这种工业发展“大推进”方式，初步改变了近代以来畸形的生产力布局，缩小了东西部区域间的差距。“三线建设”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为内地以后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当然“三线建设”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过长，超出了当时国家的财力。不少项目缺乏前期论证，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匆忙动工，建设进程过快、过急，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一些现代化工业企业远离城市，按“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建设在山沟里，工厂过于分散，难以发挥工业集聚的效应。三线企业建设成本更高，国家增加1元的国民收入，在东部平均要投入3元，而在西部平均就要投入7—8元，建设周期比东部要长1/4至1/5。[※注]不少三线企业形成了区域经济中的“孤岛”，没有发挥支持地方经济的作用。“三线建设”对东部工业升级与城市发展存在抑制效应，直接制约了东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四 “四三方案”与技术引进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紧张后，毛泽东曾考虑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引进先进技术设备。1972年1月，根据周恩来指示，李先念听取了余秋里召集国家计委及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后的汇报，决定抓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急于出口的有利时机，针对国内需要，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1月22日，李先念向周恩来报送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中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2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2月5日，经周恩来批示呈报，毛泽东立即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注]随后，周恩来等人以此为突破口，将对外引进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5月5日，冶金部建议从国外进口1.7米大型钢板轧机，这是国内钢铁工业长期以来急需的设备，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使试制工作停止。这时，国家计委根据李先念批示，正式提出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8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予以批准。11月7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

在1972年引进一系列项目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上，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是继20世纪50年代的156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

在此方案基础上，政府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14亿元。到1982年，26个项目全部投产。其中投资额在10亿元以上的有：武钢1.7米轧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辽阳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油化工总厂等。这些项目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一批大型石油化工项目的引进和建设，既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工业现代化建设、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从技术方面看，“四三方案”引进项目的主体基本上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技术革新的主要发展方向，如大力发展石油化工和合成材料，设备的大型化、自动化和使用计算机对生产进行动态控制等。从而使有关行业在原料路线和生产领域、生产单系列能力和效率以及生产、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的精确度等方面都出现了结构性与技术性的变化。同时，引进项目的投产，对上、下游的相关行业、生产配套企业以及设计、施工、科研、设备制造等工作也起到了一定的技术推动作用；对同类产品企业也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效应。“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三方案”成套设备项目绝大多数没有按合同规定的日期交接验收。据对24个规定在1979年年底以前交接验收的成套设备项目（以企业为单位）考察，只有14个在1979年年底前完成了考核验收，这24个项目的57个引进合同中，只有11个合同是按规定进度进行交接验收或推迟时间不超过3个月。在这24个项目中，拖期验收达1年以上的有10个，其中有些项目长达3年之久。[※注]

尽管如此，与国内建设项目比较，“四三方案”成套设备工程的建设工期仍然短得多。如20个已经投产和正在试生产的项目，平均建设工期为3年零8个月，最长的不过5年。而国内建设项目在极左错误的影响下，由于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和资金、物资留有缺口，从进入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以后，全国大中型项目建设周期平均为11年半。又如引进的13套大化肥工程，平均建设周期为3年4个月，而1971年以来投产的19个中型氮肥厂平均建设工期为5年零10个月。[※注]另外，尽管“四三方案”强调坚持“独立自主”方针、“学习与独创相结合、当前与长远相结合”原则，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然把技术引进的重点放在了进口生产能力方面，忽视了基础设计、产品设计、工艺技术以及设备制造技术等软件引进。

五 20世纪70年代末大规模技术引进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经济建设成为政府的重点工作。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希望通过大量引进外国的技术设备，在短期内实现国家工业的现代化。

1977年11月24日，全国计划会议形成了《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国务院对1975年拟定的《十年规划纲要》进行修订，1978年2月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为了实现生产的高指标，《十年规划纲要》相应拟定了基本建设的庞大计划：在工业方面，新建和续建20个大项目，其中主要有30个大电站、8个大型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基地、10个大化纤厂、10个大石油化工厂、10个大化肥厂，以及新建、续建6条铁路干线，改造9条老干线，重点建设秦皇岛、连云港、上海、天津、黄浦5个港口。这个庞大的建设计划，显然仅靠国内的资金和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从1977年开始，根据以往中国技术引进的经验，特别是“四三方案”的经验，将目光转向了大规模技术引进和大规模使用外资。

首先是加快国外设备技术的引进。1977年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本来是此后8年的任务，所需外汇为65亿美元，国内配套工程的基建投资为400亿美元。而在1978年国务院再次强调要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1978年7月上旬，国家计委初步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计划，其中400亿美元准备向外国借款。1978年3月国家计委下达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中央批准各部门的总额为85.6亿美元。7月份以后，经过层层加码，大幅提高了引进国技术设备的规模。1978年就确定从日本、美国和联邦德国等国家引进以钢铁、石油化工、化纤、化肥等主要内容的22个大中型项目，引进总额为78亿美元。仅1978年12月的最后10天就签订了以化工项目为主的31亿美元的协议，而这22个项目仍然集中在重化工业领域。

1978年引进的这些项目，是一批中国经济建设中急需的特大型项目，引进的技术和成套设备也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这批项目建成后都成为中国的大型骨干企业，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六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从“一五”计划开始，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工业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最突出的标志，是新中国接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建设了以“156项”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在这些骨干项目的带动下，工业体系快速建立起来。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后，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在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奠定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1949—1978年，中国先后兴建了一系列工业项目，围绕这些项目形成了以鞍山钢铁公司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加强了沿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在华北和西北新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新中国种类齐全、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发达的科技体系由此得以建立。得益于这些工业基础，中国也成功地进行了“两弹一星”的发射，震惊了世界。到1978年，中国共有工业企业348400家，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83700家，占比为24%，工业总产值3289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77.6%。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1132.26亿元，其中国有企业上缴利税962.42亿元（上缴利润571.99亿元，上缴税收390.43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85%。从此，中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为此后几十年来的经济建设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工业化的基础。

总体来看，1949—1978年的工业发展速度还是不错的。1949—1952年，工业总产值由140亿元增加到343亿元，同比增长1.45倍，年均增长34.8%。“一五”期间，中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9.8%。1958—1962年平均每年增长2.7%。1961年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发展进行三年的综合治理，工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1963—1965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1.4%，比“二五”期间高18.7个百分点。1966—1976年，中国工业发展仍然保持了快速的增长，在艰难曲折仍旧有年均9.5%的增长率，从1966年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65年的52.02%上升到1978年的61.89%，尽管经历了十年的曲折，但是中国工业化水平仍然不断提高，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受益于苏联工业化技术扩散的红利，中国工业技术虽然有了一定的进步，发展速度较快，但离当时的世界水平仍然存在巨大差距。1950—1977年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为11.2%，仅次于日本的12.4%，远高于美国、苏联、德国、英国等世界强国。虽然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结构的严重失调、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巨大落差，但经过了20年的艰苦奋斗，到70年代初，中国初步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中国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以极快的速度，从一个一穷二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的工业国家，实现了整个国家的初级工业化，这是一个极为伟大的、前无古人的成就，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极为罕见、没有先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