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经济建设70年
三 “三线建设”与工业布局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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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经济建设70年 \ 上篇 中国经济“站起来”（1949—19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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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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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中财委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开始试编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基本建设投资的区域布局来看，为了改变原有工业布局的畸形状况， “一五”计划一方面合理地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强调东北工业基地改建， 694个限额以上的工业基本建设项目中，有222个放在了东北和沿海地区。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中国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以极快的速度，从一个一穷二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的工业国家，实现了整个国家的初级工业化，这是一个极为伟大的、前无古人的成就，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极为罕见、没有先例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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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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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 工业基地 工业基础 工业化 限额 苏联 国家计委 基本建设投资 四三方案 中国经济 中共中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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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线建设”与工业布局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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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1980年，中国实施了规模宏大的基本建设战略——“三线建设”。“三线”，是指20世纪60年代依据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防战线位置，从沿边沿海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的三条线。一线包括沿海和边疆地区；三线包括四川、贵州、陕西、甘肃、湖南、湖北等内地地区，其中西南、西北地区（川、贵、陕、甘）俗称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的腹地俗称小三线；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三线建设”主要是指三线和二线地区的建设，还包括一线企业的迁移。“三线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投入2050余亿元资金和几百万人力，建设了几千个项目。“三线建设”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空前绝后。“三线建设”是中国政府均衡发展区域经济的尝试，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它对国民经济结构和产业区域布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线建设”的指导思想与建设目的是备战。“三线建设”决策是以备战为核心的“三五”计划的体现。中共中央之所以将“备战”作为“三五”计划的中心，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周边国际环境恶化，笼罩着战争阴云。[※注]在四面受敌的局势下，中国的经济地理布局存在软肋。1964年5月，中共中央讨论“三五”计划设想时，毛泽东认为，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1964年8月17日、20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做好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三线建设”战略决策最终形成。
除了进行备战外，“三线建设”战略也考虑了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格局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70%的工业分布在东北和东南沿海一带，西南、西北内地工业基础薄弱，交通极不发达，经济水平落后。“三线建设”的直接动机是战备需要，同时也是建设内地经济的长远要求。1964年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提出转入三线、二线建设的战略方针，制定了一线的重要工厂、学校、机关向三线迁移的重大措施，确定了“靠山、分散、隐蔽”的三线选址原则。“三线建设”初期规划建设的主要项目有：四川、云南交界的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成都至昆明的成昆铁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甘肃的航空工业基地、酒泉钢铁厂等。
从上马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三线建设”进展比较顺利。从1964年开始，东部沿海地区大量的工厂、工人、干部、资金、设备等涌向了中西部地区，在1965年前后形成了“三线建设”的第一次高潮。以甘肃省为例，1965年，陆续从上海、沈阳、吉林、哈尔滨、天津、大连、北京等省市搬迁工厂20个、大专院校2个、科学研究单位11个，分别迁入兰州、天水、山丹、酒泉、永昌、民勤、白银等地，共计投资5000多万元，迁入职工、教师1万多人，设备约9000台。[※注]在西北、西南的“三线建设”中，新建、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有300余项。其中，钢铁工业项目14项，有色金属工业项目18项，石油工业项目2项，化学工业项目14项，化肥工业项目10项，森林工业11项，建材工业项目10项，纺织工业项目12项，轻工业项目8项，铁道工程项目26项，交通工程项目11项，民航工程项目2项，水利工程项目2项。
1969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地区“三线建设”委员会，负责组织本省执行中央批准的“三线建设”工程，统一指挥施工力量、设备材料、物资运输等。随后，又成立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要任务之一是采取各种措施，加快“三线建设”进度。1969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成都军区、四川省革委会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报告，要求把国防工业、科研的重点项目迅速搞上去。1970年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强调重点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当年全国计划的一半以上投资和项目都是“三线建设”。“三线建设”重新全面铺开，于1969—1971年掀起了第二次建设高潮。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期，随着中美、中苏关系逐步缓和，“三线建设”基本上不再投入新的项目，进入了搞好续建和配套工程的后期阶段。
“三线建设”的意义是：（1）“三线建设”初步改变了中国的工业布局，使原来比较落后的西南、西北等地区，在短时期内初步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2）“三线建设”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城市的发展。“三线建设”推动了一批工业城市的壮大。钢城攀枝花、煤都六盘水、汽车城十堰、镍都金昌等一批新兴的“明星”工业城市迅速成长，绵阳、德阳、自贡、都匀、凯里、宝鸡、汉中、天水城市等从原来的普通县城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重工业城市。（3）“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均衡布局的尝试。“三线建设”以区域间的平衡发展为目标，建设重心放在基础薄弱但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内陆地区，使内地资源得到较为充分的开发和利用。[※注]这种工业发展“大推进”方式，初步改变了近代以来畸形的生产力布局，缩小了东西部区域间的差距。“三线建设”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为内地以后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当然“三线建设”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过长，超出了当时国家的财力。不少项目缺乏前期论证，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匆忙动工，建设进程过快、过急，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一些现代化工业企业远离城市，按“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建设在山沟里，工厂过于分散，难以发挥工业集聚的效应。三线企业建设成本更高，国家增加1元的国民收入，在东部平均要投入3元，而在西部平均就要投入7—8元，建设周期比东部要长1/4至1/5。[※注]不少三线企业形成了区域经济中的“孤岛”，没有发挥支持地方经济的作用。“三线建设”对东部工业升级与城市发展存在抑制效应，直接制约了东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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