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旧模式下经济建设的徘徊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央及各级政府开始大力恢复生产，恢复经济管理秩序。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召开了农业、计划、铁路、基建、工业、财贸、煤炭、电力、运输、粮食等经济主管部门的工作会议，部署各行业的生产计划，大力整顿交通运输、基本建设、冶金行业，收到初步的成效。1978年4月20日，中央发布了加快工业发展的“工业三十条”，企业生产经营各项制度基本得到恢复。经过近两年的整顿，经济建设也出现了好转的势头。

与1976年相比，1977年、1978年的经济建设虽然有明显的提高，但都属于恢复性增长。而且，经济建设方式没有脱离传统经济体制的窠臼，仍然是政府行政主导的、计划性的投资驱动性的经济发展，显著特征是试图沿用传统的“大跃进”模式，大规模扩大投资，依赖借贷外国资金，大规模引进国外设备，推动经济建设。

1977年年初，政府开始酝酿扩大建设规模。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社论，宣称“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评论员文章，要求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争时间，抢速度，大大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197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将建设速度问题提高到更高的政治高度，指出“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制定的经济建设目标超越了中国的国情国力。1977年11月24日至12月11日，全国计划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国家计委提出，1981—1985年，工业方面要建成120个大项目，其中包括30个大电站、8个大型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10个大型钢铁基地、9个大型有色金属基地、10个大型化纤厂、10个大型石油化工厂、13个大型化肥厂，新建和续建6条铁路干线，改造9条旧干线，重点建成秦皇岛、连云港、上海、天津、黄埔5个港口。1985年，粮食生产要达到8000亿斤，钢铁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原油要达到2.5亿吨。1978年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汇报要点。[※注]

实现这些经济建设高指标，中国当时的建设资金、物资远远不足。

为了筹集建设资金，政府采取的第一个办法是继续提高积累率。1976年的积累率为30.9%，已经很高了，1977年又提高到32.3%,1978年再猛增到36.5%。[※注]政府采取的第二个办法是扩大引进外国资金和设备。1978年，引进项目签约58亿美元，相当于1950年到1977年28年间中国引进累计完成金额65亿美元的89.2%。[※注]

事实证明这种旧的经济建设模式不可持续。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新上项目过多，超出了当时国家财力、物力的限度。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过多，又超出了中国外汇支付能力和国内的配套能力。继续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扩大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造成经济结构的失调。积累率过高，加剧了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原先想要的高速度发展没有实现，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在其他方面，也仍然沿用老的做法。如，在农业方面，继续推行“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运动，要求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穷过渡”。在工业方面，计划在1977年内全国要建成1/3以上的大庆式企业，等等。

但是，旧的经济建设模式已经没有出路了。

二 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带来的机遇

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了以“经济滞胀”为特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二次世界性经济危机。

20世纪60年代末，意大利、英国较早出现了物价大幅度上涨与经济停滞长期并存的现象。70年代后，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深陷经济滞胀，物价大幅度上涨，而经济增长率普遍降低。原料危机、石油危机、国际货币危机、传统工业危机、国际债务危机等多种危机又接踵而至。

西方国家的这次经济滞胀，固然受到货币供应量加速增长、信用规模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双松”的决定性影响，但新兴产业迅速发展，传统工业日益衰落，更是重要的成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新兴工业蓬勃发展。电子、化学和宇航工业在制造业中的地位蒸蒸日上，产品日新月异。在美国，1966年到1970年宇航业的产品更新率为49%，电子业的为26%，化学工业的为20%。适应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大量涌现的需求，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商业、金融业、交通电讯、信息咨询、社会服务等第三产业迅速发展起来。1950年到1970年，第三产业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重大幅上升，美国从55.1%上升为64.7%，联邦德国从39.6%上升为45%，英国从46.5%上升为54.5%。钢铁、造船、食品、纺织等传统工业却日趋衰落，劳动生产率下降，设备大量闲置，出口萎缩，利润降低，产量减少，大量工人失业。[※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到了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经济持续调整增长后，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产能过剩。战后初期美国加工工业设备的利用率高达95.5%,20世纪60年代下降到85.3%,70年代又降到79.5%。英国1966—1977年加工工业设备利用率仅为44.4%。其他国家设备利用率也逐渐下降到80%左右。[※注]发达国家的过剩产能需要向外输出。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为中国对外开放创造了良机。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密集型产业急剧衰退，迫切需要向外转移。中国拥有极其充裕的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具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巨大优势，完全可以承接从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产业。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日益受到滞胀煎熬，迫切需要向外输出资本与技术。中国长期资本短缺，技术落后，国外资本与先进技术也正是中国急切需要的。

1978年5月时任副总理谷牧率领代表团考察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五国，回国后向中共中央领导汇报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发达国家向外投资、转移产业、销售商品的愿望，建议引进外资，加快经济发展，得到叶剑英、聂荣臻等人的肯定。[※注]

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群众对旧的道路和僵化的经济体制越来越不满，社会各界要求解放思想的呼声越来越高。

“文化大革命”延续下来的“左”倾错误思想一直束缚着人们。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观点被人们概括为“两个凡是”论。“两个凡是”论成为中国思想道路上的拦路虎，受到邓小平等领导人及有识之士的抵制。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论，一下打破了思想理论界极其沉闷的状态，全国各界迅速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理论上打倒“两个凡是”论，为思想解放和实践探索活动扫清了障碍。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前，经济理论界已开始讨论经济建设基本理论问题。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组织撰写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经济理论界的讨论进一步深化。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力群组织撰写的《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为自己服务。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撰写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强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必要性，明确提出要推广合同制、发展专业公司、加强银行作用、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这些理论争鸣，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的指导方针。

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口号，重新恢复和确认了中共八大对主要矛盾的正确估计，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完成了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全会决定调整国民经济，认为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经济工作不是急于组织新的跃进，而应认真地切实做好综合平衡。全会强调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重申必须尊重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保留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要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可以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等形式。全会指出，必须坚决反对对人民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有步骤地改善人民生活。

全会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全会认为，在经济建设中要恢复和坚持长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还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提出了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的改革思路。

全会提出了对外开放政策，指出应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校正了中国经济巨轮的航向，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