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中国的传播

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不久,根据前者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这两本书很快就译成中文出版发行。当时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家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心里都没有谱,这两本书的出版引起国内各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很快成为主流的理论观点。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了以下一些有很大影响的观点。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具有客观性,人们可以认识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造”或“消灭”它们。

第二,现阶段苏联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这种条件下必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第三,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和发生作用,它在商品流通领域起着调节作用,而在生产领域则只起影响作用,不起调节作用,生产资料脱出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

第四,由于存在两个对立阵营,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存在的是两个既平行又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

第五,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或法则,以下同)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第六,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有效的,而且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计划国民经济时,不运用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

如此等等。

以上几条,可以说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点,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说明。公有制一统天下、排斥市场、限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贬低价值规律的作用、几乎没有什么激励机制、自我封闭等,成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理论的主要特点。由于当时世界上只有苏联有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加上“二战”结束不久斯大林个人威信奇高和个人迷信盛行,所以许多人都把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当成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把它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品,笃信不疑。

在20世纪50年代学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热潮中,经济学界对书中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问题很感兴趣。一是当时中国还处于新民主主义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这种条件下怎样发挥作用,很需要讨论和探索。二是对基本经济规律感到新鲜,此前大家只看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未见过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何表述。所以,从1953年起,中国经济学界开始讨论中国过渡时期基本经济规律问题,含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中国过渡时期如何发挥作用问题,并因有不同意见争论而成为经济学界第一热门话题,大家当时关注的焦点。

第二节 三种主要不同观点

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过渡时期基本经济规律问题的讨论,是从1953年10月《新建设》杂志发表老一辈经济学家王学文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几个经济法则》一文后引起的。1954年《学习》杂志第4期发表苏星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作用问题》一文,对王学文的文章提出不同意见,接着越来越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也参加到这场争论中,持续时间大约三年,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其间正好《经济研究》于1955年4月创刊,《经济研究》从创刊起就陆续刊登这方面的讨论文章,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发表的就是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骆耕漠的《关于我国过渡时期基本经济法则问题》一文。

讨论中有三种主要不同观点。

第一种,以王学文为代表,他认为过渡时期既然存在着多种（五种)经济成分,因此每种经济成分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条件不同,都有着决定支配该种经济成分的主要过程主要方面的主要经济法则。他还具体地分析了各种经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经济法则并做了表述。其中既包含该种经济成分的生产目的,也包含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如个体经济的主要法则是：“用初步提高生产技术的办法,努力发展生产改进生产,来供给自己与市场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法则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剥削无产者与农民手工业者等的办法,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来保证最大的利润。”国营经济的主要法则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注] 他还认为,基本经济法则是一个独立的划时代的社会经济的法则,而我国目前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所以,我们目前的经济条件还不能形成一个基本经济法则。[※注]

第二种,以骆耕漠为代表,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过渡时期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其主要观点是：“我国目前还处于过渡时期,还是一个过渡社会,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划时代的’社会,还不是一个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社会。它基本上包含三种经济：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这三种经济都有它们各自的基本经济规律（王学文同志称为‘主要经济规律’)。由于在这三种经济之中国营经济是最强大的（不仅是指它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而言),它占着支配或主导的地位,因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成为（不是将成为而是已经成为)我国过渡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注] 骆耕漠的这一观点,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支持。

当时著名经济学家王思华、许涤新、王亚南、千家驹等,均持这一主张。如王思华说：“在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掌握了经济命脉,因而随着社会主义成分的不断增长和发展,决定新的生产目的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也就逐渐在国民经济中扩大其作用范围,也就愈来愈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所以决定我国过渡时期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不过目前由于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价值法则与剩余价值法则还有活动的场所。因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作用的范围还受到一定的限制。”[※注]

第三种,以苏星和徐禾为代表,认为既然过渡时期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因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我国过渡时期就同时发生作用。苏星说：“我国过渡时期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因此现在还不能存在一个决定全部社会生产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的基本经济法则。但是在过渡时期由于有了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法则。”“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在我国也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其中包括最适合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这个概念的剩余价值法则,不过这个法则的作用范围已日益受到限制,并且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会逐渐失去效力,退出舞台。”[※注] 徐禾也说：“我国目前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在五种经济成分中,形成过独立的社会形态的只有两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因此,过渡时期同时存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和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注]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林里夫,他认为,“分别决定目前我国的五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和合作经济成分)的只有三种基本经济法则,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小商品生产的基本法则。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半社会主义合作社的生产方式都是过渡性的生产的社会形态,它们没有自己所固有的独立的特殊的基本经济法则,它们只能分别地受着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的基本经济法则的支配”。[※注]

第三节 若干评论

第一,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我国经济学界关于过渡时期基本经济规律问题的讨论,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学界第一次对经济热点问题的讨论,并且在讨论中形成比较鲜明的不同观点,互相指名道姓地展开争鸣,初步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学术讨论开了一个好头。比如,在老一辈经济学家王学文发表文章后,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青年教师苏星发表文章,提出不同意见,而且有来有往,王学文接着写了为自己观点申辩的文章,然后中国人民大学另一青年教师徐禾撰文支持苏星的观点。接着,国内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纷纷跟进,撰写文章提出自己的见解,很快形成讨论的热潮。观点虽然不同,但讨论是心平气和的、平等的、讲道理的,因而树立了比较良好的风气,涌现出一批崭露头角的年轻经济学家。

第二,讨论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参加这次讨论的文章,都能从中国处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出发；从中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半社会主义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国营经济起着主导作用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讨中国过渡时期基本经济规律问题,没有从经典作家那里找现成答案,也没有生搬硬套经典作家既有论述的不良倾向。

第三,讨论中也出现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想法。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我国处于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或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新中国成立之初曾设想这一阶段可能延续十几年。但是不久就出现急于过渡的想法和做法,这反映在对过渡时期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中,主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是我国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规律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得到较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支持,成为主流的观点。现在看来,那时我们过渡的步子有些过快、要求过急,带来不少后遗症。如果过渡的时间长一些,社会主义改造的步子迈得稳一些,可能更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为以后有关问题的讨论打下初步的基础。基本经济规律主要回答的是社会生产的目的问题。这次讨论,为以后的讨论包括20世纪6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研究和讨论,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进入21世纪后关于怎样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的讨论,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和材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后面的几次研讨,是对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关于我国过渡时期基本经济规律问题讨论的继续和深化发展。

（执笔人：张卓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