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经济学研究70年.全2册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前经济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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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经济学研究70年.全2册 \ 第三部分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期（1977—1991年）经济学致力于研究引入市场机制搞活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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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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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人主张生产关系走到生产力前面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观点,严北溟批评道, “有一种肤浅的看法,把主要矛盾简单地理解为‘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前面’ ,这种看法就可能使我们对生产关系滋生一种‘万事大吉’的情绪” , “就会给我们在实践上带来危害” 。而平心则另辟蹊径,对生产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当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上存在“把生产关系绝对化,把生产力简单化,认为生产力始终要依赖生产关系才能增长,生产力不能有任何相对独立的运动” [ ※注]的错误。尽管如此, “文化大革命”前的相关研究仍然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并为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启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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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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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 生产力 生产力发展 经济成分 经济基础 经济规律 社会性质 王学文 杨献珍 发展阶段 大跃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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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前经济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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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理论界怀着极大的热情,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进行过热烈的探讨。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术研究经常受制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导致很多重要问题的研究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而无法深入进行。尽管如此,当时一些学者的真知灼见,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闪耀着智慧之光。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内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大讨论,其实质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的探讨。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尚未充分展开,再加上当时“崇苏”氛围的影响,学者们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应用斯大林的有关论述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因而突破传统理论体系的新观点并不多。但即便如此,也有一些学者针对中国的现实国情,发表了不同于主流观点的独立见解。曾经在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中论证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王学文,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有着独到的认识。他认为,过渡时期既然存在多种经济成分,每种经济成分就都应该有其本身的基本经济规律或“主要经济规律”。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就是决定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与一切主要过程的基本经济法则。因为这将会抹杀当时中国社会的过渡性质,看不到当时现实存在的多种经济成分。[※注] 他的观点实际上是表明,基于中国的独特国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多种所有制应当是同时并存和共同发展的。
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也持相似的见解。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中,认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并非局限于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还应当包括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经济成分共同形成了综合的经济基础。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与王学文的观点异曲同工,同样表达了现阶段中国应当实现多种经济成分相互兼容、共同发展的思想。[※注]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内经济学界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范文澜认为,不同民族面临不同的特殊条件,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即便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是一个普遍规律,但其具体表现形式上也会是复杂而曲折的,因而不能将它作为一个简单公式来套用。[※注] 对于一些人主张生产关系走到生产力前面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观点,严北溟批评道,“有一种肤浅的看法,把主要矛盾简单地理解为‘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前面’,这种看法就可能使我们对生产关系滋生一种‘万事大吉’的情绪”,“就会给我们在实践上带来危害”。即使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不一定必然推动生产力发展,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特点也表现在生产关系某些环节的缺陷,使它未能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注] 在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理论界对“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所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反思。有的学者剖析了生产关系“大跃进”的后果,认为“人们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水平去改变生产关系。如果人为地过早地改变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阶段,那么这种生产关系就会起来反对生产力的发展,破坏生产力”。[※注] 而平心则另辟蹊径,对生产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当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上存在“把生产关系绝对化,把生产力简单化,认为生产力始终要依赖生产关系才能增长,生产力不能有任何相对独立的运动”[※注]的错误。不难看出,平心的观点已经开始触及当时脱离国情、脱离社会发展阶段的“左”倾路线的实质了。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关系讨论的背后,反映了部分经济学家对于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缓慢和生产关系过于超前的忧虑,虽然他们的观点只能通过抽象的理论分析委婉地表达出来,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种理论探索也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局限和各种政治运动的不断冲击,经济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阶段的研究难以深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更是使得相关的学术研究完全中断。尽管如此,“文化大革命”前的相关研究仍然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并为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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