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经济学界也开始了拓展其研究视野和方法范式的“理论改革开放”的进程。显而易见的是,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和东欧已经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开始了各种程度的变革尝试,它们的改革经验和成果自然地率先成为中国理论界研究、学习和反思的主要对象。

对于中国经济理论界而言,对苏联东欧改革经验的借鉴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发展转变历程。其一是对于苏联东欧作为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中国理论界的考察视角发生了从“追随者”逐渐向“中立者”乃至“领先者”的转变。这主要由于苏联东欧的改革实践没有表现出可持续性,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联和东欧剧变近乎宣告其改革实践的破产,而与之相比较,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表现出更强的韧性。当然,这个转变过程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期并不是特别明显。其二是中国经济学界在对苏联东欧改革的借鉴之中,经历了从对具体经济政策、经济理论和思想的研究到扩大理论视野和确立新的研究范式的一般化过程。考虑实证方法的初步引入以及制度研究的兴起,对苏联东欧改革的借鉴在很大程度上可谓开启了从中国经济学的“苏联范式”向现代经济学范式转型。

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于苏联东欧改革的借鉴和认识大致也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早期决策层与理论界对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考察研究以及交流,主要是对各种改革实践模式的经验学习和研究借鉴。其二则是以布鲁斯、锡克和科尔奈等人为代表的东欧经济学家思想和理论的系统引入,包括相关学者与中国学界的交流访问、著作的引入等。这是对市场社会主义及改革相关一般理论的系统借鉴。从思想史和理论意义上,这第二部分内容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对苏联东欧改革的考察

一 对外考察热潮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处于酝酿时期,决策层意识到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利用外部资源来加快自己的发展,“把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自己的起点”[※注]。由此中国决策层和理论界逐步展开了对外学习考察的热潮,而考察的对象“既包括苏联、东欧,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注]。学习考察的内容也逐渐从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这样相对表层的因素而逐渐深入到对经济体制层面的探索。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从决策层、各管理部门到企业界乃至理论界都展开了对外考察学习的热潮。根据萧冬连的总结,其中重要的经济学家组成的考察团包括1979年薛暮桥与马洪率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计委联合组成中国工商管理考察团访问美国；袁宝华为团长,邓力群、孙尚清等参加的国家经委代表团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访问美国；于光远、刘国光、黄海、陈国焱等在匈牙利进行经济体制考察；1980年国家经委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瑞士、奥地利等；许涤新为团长的11 人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国；等等。[※注]

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南斯拉夫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已经相继对苏联模式有了不同程度的突破,甚至苏联也对其经济体制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改革。苏联东欧的改革实践较为有代表性的有50年代的南斯拉夫铁托、波兰哥穆尔卡等改革,60年代匈牙利的卡达尔、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等也提出了改革方案,甚至苏联也出现“利别尔曼建议”和短暂的“柯西金改革”。苏联东欧也形成了一些较为有影响的改革模式理论,如波兰布鲁斯的“导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捷克斯洛伐克锡克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匈牙利科尔奈的“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南斯拉夫卡德尔的“社会所有制与工人自治模式”等,这些改革模式具有的共性特点是放松计划对经济与企业的控制,引入市场机制。[※注]

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经济体制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具有天然的相似性,中国经济改革学习的目光投向苏联东欧顺理成章。1979年6月27日,姚依林在经济理论和财经政策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特别强调要详细了解苏联、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的改革情况和经验教训。[※注] 如吴敬琏所指出：“同一类型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也存在各自的特点,尤其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改革探索,成为中国学习借鉴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派出大量考察团对匈牙利、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访问,一时间中国社会科学界都在大谈和介绍‘东欧模式’”[※注]。

中国决策层和理论界对苏联东欧改革的考察研究,包括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苏联等,范围较广泛,但关注的重点较为集中在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家的经济改革上。这三个国家被认为较为典型地代表了“市场派”“计划派”和“中间派”的三种改革基本取向。[※注] 1980年薄一波在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到,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目前基本上有三种模式：一种是苏联模式,就是中央集权制；一种是南斯拉夫模式,就是地方分权、企业自主型；一种是匈牙利模式,介乎前两者之间,是1956年以后从苏联模式演变的”,他特别指出“就是苏联也早已不是50年代初那个样子了”,因此“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体制,可能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注] 这大致代表了当时决策层对于苏联东欧改革的基本认识和加强对苏联东欧改革考察的决心。

二 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改革的考察

从思想解放的角度来看,对南斯拉夫改革的考察和学习于中国理论界和决策层有着特别的意义。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实行的企业“劳动者自治”“社会所有制”“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一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参照模式。如雷颐所指出的,“南共理论对当时中国的意义却不容低估”,南斯拉夫改革的“最大意义,就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公有制’或曰‘全民所有制’的分析、解构、解魅”,这甚至“成为中国改革理论的逻辑起点”。[※注]

1977年8月铁托访华,中南两国关系升温。1978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和中联部副部长乔石为副团长的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全面考察其政治、经济制度。考察团报告中指出“南斯拉夫不失其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其为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党”,“我们过去跟着苏联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对的”。[※注] 这样的意见让中国决策层和经济理论界在对社会主义模式多样性的认识上迈进了一大步。出于改革探索起步阶段的谨慎,这一时期中国对于东欧的出访和考察较为着重的是一种扩展视野和比较分析。以当时视角来看,南斯拉夫的改革属于较为激进型的,而罗马尼亚的改革模式则较为保守。因而此阶段的考察较多地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行联合对比考察。

1978年11月至1979年1月,宦乡、孙冶方等人组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进行考察访问。考察团与两国各级政府的经济主管部门及主要负责人、经济学家、科研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进行了广泛接触。通过调査研究,考察团对两国在解决以农业为基础问题上的努力、不断完善企业管理体制、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重视经济研究和经济管理干部的培养四个方面的工作表示赞同,但对两国在经济发展中高积累、高消费、高速度的做法持保留态度。经过考察比较,中国考察团总结出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两国在探求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上有明显的区别,南斯拉夫比较倾向于强调自治,而罗马尼亚比较重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在考察之中,注意到“在南经济学界,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长期来是一个争论得很激烈的问题”[※注]。结合对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观察和思考,考察团敏锐地意识到类似“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又如何理解在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这样的问题在中国改革中的现实性和重要性。考察报告指出,“这就是意味着在计划控制下的商品交换,也意味着为消费而生产,生产者要为消费者服务的观点,就是我们所说的以销（市场)定产,而不是以产定销”[※注]。这显然已经表达了某种初步的市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设想。当然,由于“过去在我国经济学界一向是把‘计划’和‘市场’作为两个对立的概念来提的,认为‘市场’就是意味着无计划和自发势力,一谈到‘市场’就联想到‘自由’市场”,因此考察报告并未明确表达出市场地位或者市场与计划的关系,而是相对含混地指出“只要我们把供、产、销的问题合理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注]。

从理论层面来看,同样也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对于经济理论界的思想解放的借鉴。考察报告特别指出“南经济研究工作开展得是相当生动活泼的。我们在访问过程中所遇到的经济学家,都是自由地各抒己见,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他们发表自己的著作,维护自己的观点。南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生动活泼的局面,是因为南领导人认为这些不同意见反映了经济生活的复杂性,是有好处的,是允许的,因此对这种争论不是横加干预,而是鼓励”[※注]。考察报告的意见显然也与改革决策层的思想解放思路具有一致性。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之中,经济理论界能够成为一支重要改革驱动力,与这种强调容纳不同意见,鼓励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倾向是分不开的。

三 对匈牙利改革的考察

匈牙利的改革,由于其在“计划”与“市场”方面的相对折中和综合取向而更受中国理论界青睐。南斯拉夫作为计划经济改革的先行者,率先成为中国考察研究的对象,但其市场化倾向较为强烈,并且放弃国家所有制和国家计划,实行自治制度,这对于初期改革开放的中国而言是难以接受和效仿的。而罗马尼亚的改革则较为保守,显得改革力度不够。与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国家相比较,匈牙利将计划和市场结合得比较好,改革较为稳妥而且深入,因此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视的对象。1979年7月国务院财经委召开的经济问题调査研究工作座谈会上,体制改革小组负责人房维中指出要特别对匈牙利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系统的调査研究后才能提出全面体制改革方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理论界启动了对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考察。

1979年年末,于光远、刘国光、苏绍智、黄海、陈国焱等在匈牙利进行经济体制考察,与匈牙利经济学家和经济界人士进行了会谈。回国后,于光远等在不同场合详细地介绍了匈牙利的改革情况及其新经济体制特点,并将他们对匈牙利的考察和研究结集成书出版,产生了较大影响。匈牙利自1968年开始实行“新经济体制”,根据刘国光等的总结[※注],其特点在于,首先是对中央计划的放松,“在计划制度方面,取消了中央下达指令性计划的办法,改由企业自己制定计划”,把大部分的经济决定权转入企业职权范围内,以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国家的计划管理主要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而是通过经济手段来影响企业,使其活动按国家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计划所规定的方向发展。其次是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充分运用商品货币关系”,“用贸易制度代替由中央统一调配生产资料的制度和官方分配产品的办法”。这样给商品关系和市场作用以广阔的活动空间,让各类企业展开竞争。最后,在组织制度方面,宏观经济过程的管理牢固地掌握在国家的中央机构手中,微观过程的管理则保持在经营机构一级。一方面,把相当一部分经济决定权下放到企业,使领导机构的工作可以简化；另一方面,在国家对国民经济管理方面,在比较高级的领导机构之间进行合理的分工和适当的改组,并对经济问题的决定权实行某种程度的集中。

考察之后中国理论界总结比较匈牙利体制与南斯拉夫体制,认为它们存在两个重大区别。第一,匈牙利强调同时发展两种公有制经济,即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而南斯拉夫强调必须把国有制经济改为社会所有制经济。第二,匈牙利认为,实行市场经济,不是倒退到私有制经济,废弃国家计划,而是改变了国家计划的形式。南斯拉夫则早先就放弃了国家计划,实行了较完全的市场经济。[※注]

此后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进一步受到中国理论界的重视,并且双方交流不断深入。1983年5月至6月国家体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组织对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考察。[※注] 1983年10月至11月,以“匈牙利经济改革之父”匈牙利党中央委员、科学院经济所顾问涅尔什·雷热为团长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代表团应邀回访,并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考察与交流。中国方面对匈牙利代表团的来访高度重视,国家体改委、经委、计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十多个部门向代表团介绍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并安排代表团到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常州和深圳等城市进行考察和座谈。访华期间,涅尔什·雷热和霍尔瓦特·拉约什等参加了改革的专题报告和座谈,并发表了对中国改革的咨询意见,在中国理论界激起了较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讨论。[※注]

对匈牙利、南斯拉夫的考察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了给1987年、1988年制定改革方案提供借鉴,国家体改委认为有必要对匈牙利、南斯拉夫再做一次综合考察,时间从1986年5月初到6月上旬,以高尚全为团长,包括陈一谘、王小强、李峻、张少杰等中青年学者的考察团对两国再次展开了深入考察。考察重点是两国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的摩擦、矛盾、问题、发展趋势和解决问题的方向。考察报告总结了多方面的认识[※注],提出值得借鉴的经验包括：实行多元化工资管理制度,给企业以选择权；金融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加强法制；加强市场组织、协调和市场监督；在改革中承认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差别；党政企分工；重视对改革的宣传；等等。针对当时中国改革面临的如价格改革等迫切问题,考察报告强调：“市场的形成是相当长期的过程”,“要避免将改革本身理想化”。[※注]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理论界对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考察较为充分而且系统,这里有对外考察交流经验积累的因素,也有理论界对于改革的问题和理论思考研究深入的原因。特别是1979年以于光远、刘国光为代表的对匈牙利经济体制的考察,既有对改革现实问题和经验的研究总结,也有对改革和经济体制一般理论的思考,为之后的对外考察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匈牙利改革的考察就具体政策建议作用而言,对决策层的影响也很大,匈牙利改革经验常常成为经济体制改革讨论的话题,一些具体的政策成为中国体制改革的重要参考。如于光远等在考察报告中提出的匈牙利设立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召集各方面力量研究和制定改革方案的办法,很快为中国改革所仿效。1980年中国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1982年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专门研究、协调和指导经济体制改革。

四 对苏联、民主德国等国的改革考察

罗马尼亚、民主德国、苏联等国家的经济改革在市场化方面相对保守,但中国决策层和理论界以一种包容并蓄的态度,认识到对苏联经济体制的研究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应绕过的环节,苏联、民主德国等相对滞后的改革模式仍然有学习研究的参考意义。

1981年12月,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和经济研究中心召开了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比较座谈会,对苏联东欧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1982年2月至4月,刘国光、柳随年、郑力等对苏联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考察。考察组与苏联国家计委、建委和一些综合性部委的研究所等单位的经济官员和经济学家进行了座谈,并参观访问了工农业、建筑业、商业和物资供应等基层单位,与中国驻苏机构人员进行了座谈和讨论。考察组认为,苏联经济体制根本性变化不大。在经济决策权的结构上仍然坚持高度集中的管理原则；在经济机制的运转上仍然坚持计划管理是整个经济运转的中心环节；在经济管理的组织结构上仍然实行以部门原则为主、按行政层次管理经济的办法；在所有制结构上仍然坚持国有和集体两种公有制,农村和城市基本不存在个体经济,更没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苏联改革的进展主要体现于逐步发挥地方的作用,改进计划工作,加强计划管理,提高计划工作水平和质量,在下达指令性计划的同时也注意利用经济杠杆刺激管理层和基层企业、劳动者的积极性等方面。[※注]

1983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考察团奔赴民主德国,重点对民主德国经济管理体制的理论与实践、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等做了为期四周的考察。民主德国总体上坚持集中型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坚持指令性计划,在计划和市场关系上也基本固守传统的观点,因此考察报告根据民主德国集中型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特点,重点强调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以及将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结合起来等问题。[※注]

对于苏联等国家经济改革的考察还有王积业、罗元铮、赵人伟等1985年对苏联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考察,等等。[※注] 总体而言,中国对苏联、民主德国的考察涉及的理论问题较少,而侧重于对具体问题和当时经济体制改革重点措施的考察。苏联、民主德国等国改革的基础在于承认社会主义计划的多样性,但着重于强化和完善计划的作用,同时发挥经济杠杆的刺激作用。相比较而言,对苏联等相对保守的改革模式的考察产生的影响不如对南斯拉夫、匈牙利经济改革的考察。

第二节 苏联东欧改革思想和理论的引入

一 市场社会主义与兰格模式

如果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对于苏联东欧改革实践的考察和学习还带有试探性的谨慎,考察关注重点更多的在于解决问题的实践性和实用性,那么之后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于苏联东欧改革的借鉴则进入较为系统地引入相关理论家的思想和理论阶段,从而在改革理论系统化方面深入了一步。

正如吴敬琏所指出的,“最先对社会主义关于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设想的可行性作出严密经济学论证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注]。这里所说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除了帕累托、巴罗尼等先驱人物之外,主要指的就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兰格作为“市场社会主义”和“兰格模式”的代表人物,以一种理论上为西方正统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相对能够接受的方式关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参与了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

用西方左翼经济学家的视角来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问题在于“资源配置问题”。一方面,如塞利格曼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价格还是起了一些配置作用的,例如将劳动力配置到各个不同的行业当中”,然而“价格体系并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吹捧的那样运作良好,利润也绝不是社会效用的衡量手段”；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资源配置方法与此不同,而且更有效率”,不幸的是,“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议,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个关键问题究竟应该怎样得到解决”[※注]。

以兰格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正是着力于解决此基本理论问题。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基本上将“计划”与“市场”视为对立。如皮尔森所总结的,“对于大多数传统主义者来说,市场产生的地方就是社会主义终止的地方”,“这毫无疑问是对计划和市场之间关系的占支配地位的理解,然而在实践中,二者却从来不曾这样泾渭分明”[※注]。市场社会主义正是代表着这种来自实践观察和理论思考,同时也是夹缝之中生长的“弱小的、有时并不明显的理论传统,它十分明确地尝试要建立一种从整体上来说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模式”,而这种市场社会主义肇端可以“追溯到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的著作,以及一些与其观点类似的其他理论家的著作”。[※注]“兰格模式”的核心逻辑在于,中央计划经济可以依据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使用“试错法”等方法找到一般均衡价格,从而实现对市场的模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从经济理论和思想的演进视角来看,“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社会主义”相关理论是理论思想史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对经济学的西方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阵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欧国家的一些改革就曾经直接地受到兰格模式的影响,而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相关思想和理论的借鉴则是通过对东欧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间接引入。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苏东经济学家频繁受邀访华,首位来访者是南斯拉夫经济学家马克西莫维奇（Maksimovich)”,“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访问活动莫过于前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Ota Sik)”。[※注] 到80年代中期,早已蜚声海外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也来到中国访问,掀起了中国理论界的“科尔奈热”。皮尔森在总结“新市场社会主义”时指出：“许多著名的市场社会主义倡导者都是东欧的经济学家”,“包括波兰的布鲁斯,匈牙利的科尔奈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注] 中国经济理论界在改革开放初期甚至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研究布鲁斯、奥塔·锡克和科尔奈等的改革理论热潮,他们所引入的“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软预算约束”“短缺经济学”“影子价格”等术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理论界讨论的常见主题词,这绝非偶然。

二 布鲁斯

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e)是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布鲁斯实际上沿着兰格的基本思路区分了“经济模式”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变了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矛盾对立的传统思想,进而提出了计划调节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分权模式。

布鲁斯认为区分“经济制度”有三个主要标准：“1.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2.由它们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3.由它们产生的产品分配的原则。”[※注] 如果实行生产资料公有,人们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结成彼此合作的关系,个人参与分配的产品份额由劳动决定,那么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与之相反,便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无论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都可以而且必然采取不同的模式。

布鲁斯将社会主义经济决策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类是“根本性的宏观经济决策,它们通常应当由中央一级直接作出”；第二类是“在收入已定的情况下关于个人消费结构的决策,关于职业选择和劳动岗位的决策,它们通常应当是分散的并通过市场来实现的”；第三类是“其他的决策”。[※注] 在此基础上,布鲁斯考察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践,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分为前面所提到的四种类型：（1)“军事共产主义”模式,该模式三个层次的决策都是集中化。（2)集权模式,第一、第二层次决策集中化,第三层次决策在原则上分散化。（3)引入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其中第二、第三层次决策分散化。（4)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三个层次决策均分散化。按照布鲁斯的划分,“苏联模式”就是“集权模式”的典型,而他倡导的是第三类,即“分权模式”。

早在1979年7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刘国光就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的座谈会上介绍了布鲁斯的相关理论和思想[※注],另一位副所长董辅礽则于英国学术访问交流时与布鲁斯就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特别交流,并邀请布鲁斯来华讲学。[※注] 1979年年底,布鲁斯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讲授其经济模式理论,并就中国改革的问题与中国经济学者展开讨论。经济所学者赵人伟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提出了诸多代表性问题,如“社会主义模式”“计划与市场”“企业自主权”,等等。与布鲁斯的讨论主要论点随后被赵人伟整理并报送中央主要机构以及各学术单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注] 布鲁斯以流亡者的身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宦乡等人会谈交流改革意见,并受到了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的接见,这充分展现了改革初期的思想解放。

布鲁斯此后还多次来华访问交流。1982年7月参加了国家体改委以中国物价学会的名义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也被称为“莫干山会议”。1985年来华参加了“巴山轮会议”。1992年参加了由国家体改委和联合国经济部举办的经济机制转换国际研讨会。布鲁斯长期流亡英国并任教于牛津大学,因此也把一些现代经济学的概念介绍到了中国。例如布鲁斯介绍的“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概念,以及“买方市场”在转型时期的重要性,这种理论分析框架很快被中国经济界接受并展开应用分析。[※注]

三 奥塔·锡克

奥塔·锡克（Ota Sik)是积极倡导“集工人管理、市场社会主义和经济计划于一体”的“第三条道路”的主要理论家。[※注] 锡克的改革方案最突出的观念基础是“市场与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强调在改革中应充分重视个人的物质利益这一激励因素,并认为,这是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黏合剂。锡克在其代表作《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1965年)中,以“兰格模式”为基础,更进一步从利益角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的必要性做了深刻的探讨,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模式。锡克认为兰格模式没有触及“社会主义劳动和经济利益的内在矛盾性”[※注] 这个问题的实质。他认为,市场之所以不能被取代不仅是因为在技术上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而且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企业与社会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利益矛盾。没有市场,就不能保证企业有社会所需要的微观生产结构,企业就不能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生产、积极主动地改进质量和生产新产品、最经济地利用生产要素、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和最有效地进行投资等。没有市场,不仅自发的机制将消失,而且计划和监督结构也不可能弄清具体的需求,不可能最有效和最灵活地组织生产,从而也就不可能具体地反映社会利益和保证社会利益的实现。

锡克还从信息出发,论证了市场的必要性。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在信息收集、传输和处理上存在许多困难。由于信息的不完备性,使得人们的每一具体劳动还不具有一般的直接的社会性质,并不能直接成为完全的社会必要劳动,而利用市场,企业掌握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增强,使生产更加符合社会需要,既有利于生产的最优发展,又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解决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又能解决因利益的矛盾而妨碍具体劳动耗费向社会必要劳动的转化的矛盾。由此,锡克又从信息出发,论证了市场的必要性。锡克在《第三条道路》（1972年)中,更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经济发展的宏观平衡的要求,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成为必然。计划经济同利用市场机制并不矛盾,相反,取消了市场机制,就不可能实现微观的平衡,亦不能达到宏观的平衡。

与布鲁斯、科尔奈等人相比,锡克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家,而且“曾任捷克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设计了捷克经济体制改革方案”,“一九六八年四月任捷政府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领导经济改革”[※注],具有丰富的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1981年年初锡克的著作《共产主义政权体系》被中国期刊《苏联东欧问题》介绍到国内,其重点还在于对苏联斯大林的政治体制的批判。[※注] 是年3月锡克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苏州作了七场学术报告,人们对他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注]。锡克向中国政府和学者介绍了价格改革的思想,提出中国的价格改革可以效仿捷克以前的做法,采取“先调后放”的手段,利用投入产出表来计算价格。在此次座谈之后,国务院成立了价格问题研究中心,由薛暮桥、马洪负责,并聘请锡克推荐的捷克专家介绍他们计算“影子价格”的经验。锡克的到访在中国掀起了一阵研究改革理论和实际措施的热潮。[※注] 1982年7月的“莫干山会议”,东欧专家组由布鲁斯带队,锡克虽然没有参会,但他的工作搭档考斯塔（Jiri Kosta)是东欧专家的重要代表。[※注] 锡克一直保持着与中国经济理论界的联系,“1986年,奥塔·锡克教授致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附寄了他题为《社会主义的计划及其发展》的一篇近作”[※注],希望能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所借鉴。1982年,锡克的著作《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第三条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现代工业社会》《共产主义政权体系》等在中国翻译出版,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 科尔奈

科尔奈（János Kornai)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建立在他的“非均衡”或者说“反均衡”分析框架之上。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除了价格信号外,还存在大量的非价格信号,而且非价格信号和非市场控制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以一般均衡理论为依据的兰格模式和布鲁斯模式,不研究非价格信号,从而无法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关系。科尔奈对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贡献是揭示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普遍和长期存在的短缺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使企业预算软化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制度条件。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以“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目标模式。

科尔奈将约束企业的类型分为资源约束、需求约束和预算约束三种形式,从纯粹形式和约束类型来看,古典资本主义企业受需求约束更明显,属于需求约束型体制,而传统社会主义企业受资源约束程度更强,属于资源约束型体制。科尔奈独具匠心地提出,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硬性的,而社会主义企业则处于“软预算约束”[※注] 之中。这主要是指资本主义企业独立承担生产管理的风险,承受外部市场竞争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自己决策生产的行为后果,企业对于投入品的需求是优先的。与之相反,传统社会主义企业属于软预算约束类型,企业的商品价格由中央计划机构制订,外部资金投资、税收和信贷制度都是软的,国家提供无偿拨款。

科尔奈指出,在价格信号和非价格信号的双重作用下,价格机制的作用程度取决于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度。在软预算约束条件下,企业的生存并不仅仅取决于销售收入能否补偿成本。既然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不取决于价格,那么企业对价格信号就不敏感,因而也就无法起到充分调节的作用。高度集中体制下软化的企业预算约束,造成社会产品和资源的长期短缺。而短缺是一种非价格信号,不能通过均衡价格来克服。杜绝短缺的途径只能是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切断国家与企业的“父子关系”,引入市场机制,使传统的半货币化的经济向完全货币化的经济体制过渡。

早在1981年,中国学者吴敬琏就于国际会议中接触到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并产生强烈共鸣。此后国内学界开始介绍科尔奈的思想和理论,《短缺经济学》的译稿甚至在1986年正式引入出版之前两年就在学界广为流传。[※注] 1985年科尔奈受邀访问中国,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世界银行举办的国有企业改革会议。

1985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即“巴山轮会议”。这次会议邀请了布鲁斯、科尔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等著名经济学家参加。在这次会议上科尔奈介绍了其改革目标模式的观点。他把宏观经济管理中的经济协调机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行政协调机制,另一种是市场协调机制。在这两种协调机制中,每种类型又有两种具体形态。行政协调分为直接的行政协调（ⅠA)和间接的行政协调（ⅠB)；市场协调分为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A)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B)。科尔奈认为真正有效的改革应当把ⅡB 作为目标模式。[※注] 这次会议在思想的传播上起到的作用尤为深远,参与这次会议的我国中青年一代学者如吴敬琏、赵人伟、张卓元、项怀诚、洪虎、楼继伟、郭树清、高尚全等,都在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科尔奈的思想和理论能够在中国产生巨大的反响,既与中国改革开放对于理论的迫切需求有关,也与科尔奈本人深厚的学术造诣、成体系的理论和方法分不开。在这个时期,“不但中国有科尔奈热,而且国际上也有科尔奈热”[※注]。根据赵人伟的回忆,甚至国外有学者曾经略有不满地评论道：“大陆经济学界有人把科尔奈抬得太高了,和马克思相提并论,科尔奈怎么能和马克思比呢?”[※注] 科尔奈对于中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节 中国理论界对苏联东欧改革的思想借鉴与反思

对于苏联和东欧的经济体制改革经验,有学者认为由于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并不成功,并且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国情差别比较大,因而对于中国改革而言作用不大。如胡鞍钢认为,“实际上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对中国领导人的改革思路所能够提供的信息、经验和理论还是相当有限的”,而且“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和成功很快就超过了这些国家,相对他们而言还是‘先行一步’”[※注]。较为常见的观点则认为苏联东欧的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安志文认为,“中央决策层在把握改革走什么路、走什么方向的问题上,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清楚的,而是根据地方和企业的实践探索,同时注重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逐步明确的”[※注]。文世芳总结认为,“国外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尤其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中曾经走过弯路,这对中国改革引以为鉴,避免重蹈覆辙产生了重要影响”[※注]。刘艳、王涛更为具体地分析了苏联东欧考察对中国改革开放产生的作用,认为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模式多样性的理解”；第二,“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行”；第三,“丰富了中国改革理论的思想资源”；第四,“促进了有中国特色改革道路的形成”。[※注]

在理论和方法层面上,苏联东欧改革对中国理论界的更为深远的影响还在于实证范式、制度范式等方面的思想和方法的引入。如林重庚指出,“东欧经济学家们不像中国经济学家们那样脱离国外的经济理论”,因此,“他们可以在中国用现代经济理论的概念和技术来分析中国的经济情况”,“这就把对经济问题的解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注] 章玉贵认为,制度范式特别是制度比较范式的引入,“解放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思想,破除了僵化的社会主义八股模式的迷信,而且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引进中国以后,成为中国改革理论的主要分析方法”[※注]。在实证研究方法方面,“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如何相结合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经济学界的问题之一”,赵人伟认为虽然存在“实证非实证”[※注]的争议,但科尔奈思想和方法的引入无疑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是颇具启发的。

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苏联、东欧改革产生了巨大反差。苏联东欧国家普遍“先是无法突破旧体制的硬壳”,“后是改革失去控制”,而“通过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滑过渡,没有产生社会失控和经济下滑,并且保持了持续高增长的,只有中国”。[※注] 在改革实践方面,中国以“后发者”身份实现了对苏联东欧载国家的“赶超”和“跨越”。然而需要看到,无论是在改革理论或者一般理论层面中国经济学界的进展显然滞后于中国改革的实践。甚至在改革开放三四十年之后,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于一般理论的深入和创新发展甚至仍然不能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欧经济学家布鲁斯、锡克和科尔奈当时的国际影响力相匹敌。这是值得中国经济理论界反思的。正如夏斌在非正式文献之中所指出的,“迄今对形成‘中国奇迹’的理论秘诀是什么?认识并不统一”,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中国改革的总结大多数都是“经验性总结”,而“纯理论性文章”较少。[※注]

从中国经济理论界对苏联东欧的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认识借鉴过程的考察,可以得到某些启示。改革的中国理论落后于中国实践,这首先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务实”倾向有关,即重视“实干”胜过“书本”,重视“实用知识”而轻视“形而上学”的一般逻辑和知识体系。其次,还可能存在作为“落后国家”急于“赶超”的战略导向带来的短期效应与制度性约束。最后,中国经济理论界与决策层的紧密关联,一方面使得中国改革能够得到经济理论直接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可能也造成经济学界的学术独立性不足。这特别地反映在改革初期对于苏联东欧改革的考察阶段,理论界与决策层具有相当的身份重叠,许多参与考察的学者本身也是决策层或者具有相当的决策影响力。这固然有助于经济理论的应用和高效地解决改革的实际问题,但也造成了经济理论界普遍重视现实问题的解决,而轻视甚至忽视一般理论体系和方法创新。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就有顾准、孙冶方等人就“价值理论”“计划与市场”等方面的一般理论创新尝试。1978年宦乡、孙冶方等人组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在同南斯拉夫马克西莫维奇院士等座谈时,南斯拉夫方面“不识庐山真面目”,特别提到,“我们的经济改革有很多地方是从你们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那里学来的,是他的一些思路给了我们启发”[※注]。这个“小插曲”也生动地表明中国经济学界并不是一直在理论研究上就处于跟随者地位的。

苏联东欧改革的实践和理论借鉴对于中国理论界的思想解放,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通过苏联东欧的改革实践经验,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多样性”,打破了此前的如价值、市场与计划等诸多问题讨论禁区,从而中国的经济学者能够积极参与思考解决此类实践和理论问题。其二是诸如布鲁斯、锡克和科尔奈等东欧经济学者的一般性理论和思想的引入,使得中国经济学界认识到即便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基本前提之下,仍然可以有较为一般化和较为完整的创新理论分析框架和视角。如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软预算约束”等。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中国经济学界在一般理论和方法层面的“思想解放”,甚至是“启蒙”。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4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层面的总结和创新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这无疑有待于更深入的反思和总结。

（执笔人：谢志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