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社会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能绕开的必经发展阶段。这一重要目标具有动态探索的特点。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确立了21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把这看作实现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又做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部署。从政策与实践的角度对这一理论的梳理,能更明确地理解中国发展的演进道路。

第一节 中国的发展与政策制定

2002—2012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舞台,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我国已经实现了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由此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并提出了经济发展、民主与法制、文化基础、可持续发展能力四个方面的一系列具体目标。

小康社会的概念早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就已出现,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其中第二步的目标为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也继续强调了这一要求,但党的十六大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要求提升到战略层面,其高度、深度、广度都比之前小康社会的要求有所增加,比以往更侧重于“全面”。在党的十六大之后,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研究、指标体系研究以及政策分析层出不穷。

党根据中国新发展形势在十八大报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要求中,提出“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从总体上反映经济发展程度的核心指标。党的十六大提出“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党的十七大根据当时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将这一指标修改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发展指标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完成了两级跳,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到党的十七大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而党的十八大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2020年比201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这是全面小康的核心物质指标升级,是中国居民收入的倍增计划,贴近了中国发展的现实和民生的需要,实现这个目标是切合中国发展的实际的。

收入倍增、全面覆盖城乡的小康生活,核心是克服城乡差距。2006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指出,加快农村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这一政策引发了学界对于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研究热潮。

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在党的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增强发展协调性、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文化建设、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建设生态文明五个方面的新要求,相对于党的十六大确立的目标而言更加具体、全面,并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这一要求。党的十七大后,学界也开始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进行研究。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并根据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提出了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这一决定使学界对于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研究热度只增不减。

2012年,党的十八大在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提出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友好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五个方面的要求,并提出了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扶持力度等具体措施。

第二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探索

在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后,学界的研究首先从理论研究、指标体系研究等方面入手,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进一步扩充,学界的研究范围也逐渐扩大,其中,对农村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研究尤其多见,也有人口问题、生态文明建设、循环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相关方面的拓展研究。

一 理论研究

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研究热出现在党的十六大之后的2002年至2005年之间,主要包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溯源、政策分析、路径研究等。

一是理论溯源。学界对小康社会思想是如何形成的进行了研究,认为小康这一概念最早由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提出,出自其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路（卫兴华,2002；李君如,2002；丁俊萍、李华,2005),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已经出现；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其中第二步,到本世纪末（20世纪来),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将实现小康社会正式确定为战略目标,“奔小康”也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学界认为,小康社会思想的内容是一步步发展、扩充的。党的十五大对“小康生活”的内容进行了丰富,提出“在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充实精神生活,美化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向更加宽裕的小康生活迈进”,进一步将“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等加入小康概念中；党的十六大极大地丰富了“小康社会”的概念内容,提出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高水平小康社会”。卫兴华（2002)指出,所谓“全面建设”,既包括要改变现有小康状况的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局面,还包括小康内容的拓宽。

二是政策分析。对于如何理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当时所已经实现的小康水平,学界也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党的十六大指出的我国当时所实现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和不平衡的小康”,其中低水平是指我国的社会生产还比较落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还在逐步缓解中；不全面是指还有几千万人处在低水平和不巩固的温饱状况；不平衡是指不同地区、不同城镇的收入和生活状况差别很大。张卓元2002年发表在《经济学动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心任务》一文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题是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心任务是基本完成工业化,初步实现城市化,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状态。厉以宁（2002)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以发展先进生产力作为物质基础,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也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是路径研究。学界研究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路径,有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前瞻性的观点,为下一步的政策走向提供了一定参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心任务是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状态,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陈锡文2002年在《经济研究》发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在农村》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在农村,在总体达到小康的背后,主要是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实际上离小康水平仍有相当的差距,这成为学界的共识。厉以宁（2002)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首先应当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在人均收入水平普遍上升的同时,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胡伯项、张斌（2008)探讨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模式,提出了系统优化模式、协调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模式、内生增长模式四个发展模式。

二 指标体系研究

党的十六大之前,国家层面和学术界都有对小康社会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的研究。国家统计局会同国家计委和农业部制定了《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全国农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全国城镇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其中,《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包括经济水平、物质生活、人口素质、精神生活和生活环境五类共16项指标,城镇、农村标准在此基础上有所增减,但基本思路保持不变。学界较为有影响力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提出的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包括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分配结构、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六个方面共60条标准。党的十六大之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的研究有了多样化、扩大化、细致化的发展。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的专门化研究

在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学界对指标体系的研究基本在国家统计局的标准上,结合国际上通用的标准和对十六大报告的理解,对现有指标体系进行扩充、完善。部分学者参考了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的现代化十项指标,如朱庆芳（2002)设定了社会结构、经济与科教发展、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和环保、法制及治安六个方面共28项指标,相对于国家统计局的指标增加了社会发展、知识化和科技创新、生活质量和环保、法制等方面的指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将英格尔斯的现代化十项指标加上基尼系数、社会保障覆盖率、国家信息化综合指数和国家资源环境安全指数四个指标作为评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指标体系,形成了“10+4”式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也有学者参考了1998年的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UNDAF),从经济发展、文教与卫生发展、社会发展三个方面设立了包含26 项指标的测度体系（贺铿,2003)。任建智（2004)根据党的十六大报告,认为小康社会测度体系应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国民素质、可持续发展四个子系统。陈友华（2004)设立了包括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社会结构、社会公平四个方面共十个指标的测度体系。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评估和局部化研究

2003年起,国家统计局着手研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2005年曾出台相关征求意见稿,2008年,国家统计局正式印发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方案,最终方案中的指标体系由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民主法制、文化教育、资源环境六个方面23项指标组成。在2005年之后,学界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研究有所减少,并且多与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评估相结合,辅以评估方法的创新,或将研究范围限定在农村或城镇,针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本身的专门化研究不多,并且在涉及数据的评估研究中,由于民主法制的相关指标难以获取,此类研究对这一方面有所欠缺。

宋林飞（2010)利用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社会发展、社会结构、生态环境五大类共36个指标构建中国小康社会指标体系,评估了全国各地全面小康的实现程度。王青、张峁（2010)从经济发展、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口素质、生活环境与社会保障五个方面构建城镇小康生活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我国1981—2007年的小康进程趋势。

针对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及进程评估的研究较多。李东坡、孙文生（2005)建立了包括收入分配、生活水平、人口素质、生活环境四个方面13项指标的农村小康社会评价体系,并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考察了各地区农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情况。蒋远胜等（2005)先拟定候选评价指标体系,进而筛选出一个包含16项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定义农村全面小康指数（ROXI)和农村人类发展指数（RHDI),对我国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行了综合评价。张春光（2006)设立了由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生活质量、生态环境五个子系统组成的包括22 项个体指标的评价体系。

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指标体系研究

根据党的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有诸多方面的内在要求。学界通过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解析,对其相关的社会公共需求、生态文明、人口等指标要求进行了研究。

李军鹏（2002)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是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相关指标涉及城镇化、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环境、科技和文化、人民权利七个方面。常克艺、王祥荣（2003)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括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由此从评估城市复合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角度出发,构建了以活力、组织、恢复力三方面构成的全面小康社会下生态型城市指标体系。邵凡、谭克俭（2007)认为,人口发展指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的基础性指标,包括人口数量、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三方面共12项指标。

三 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研究

2006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引发了学界对于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研究热潮；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这使得对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研究热度进一步增加。

在2006年党中央明确指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重难点之前,学界已经注意到了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难点和重点在于农村（陈锡文,2002；潘盛洲,2003),“三农”问题是我国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重大任务（张雷声,2005),城乡二元结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障碍（刘奇葆,2003),陈锡文（2002)还指出当时农村发展中的突出矛盾是农民增收困难,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加快农村小康建设步伐的当务之急。张卓元（2002)认为,中国只有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状态,使成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才能使农民的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才能实现全面的小康,这也是学界的共识。

对于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问题也有研究。如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环节（何鲁丽,2005),政府应处理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农民增收与繁荣农村经济、就地转移与异地转移三种关系,对农民培训要与产业发展要求相结合,对进城务工农民要与城市就业人员一视同仁（万宝瑞,2004)。农村还存在严重的贫困问题,农村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极差,呈现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区域贫困与阶层贫困并存等特征,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快城市化进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改变投资结构（白玉红,2007)。

如何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应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潘盛洲,2003),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力、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的同时,要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张卓元,2002)。只有农业实行以工业化为本质的产业化经营,农村城市化走城镇化道路,农民收入增长,才能保证农村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张雷声,2005)。资源丰富的美国实行的大农业模式、资源缺乏的日本实行的高效农业模式,以及韩国实行的新村运动模式,对我国农村建设和实现全面小康也有着重要的启示（邓德胜等,2007)。

四 拓展研究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循环经济

2003年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曾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逐步使生态步入良性循环。因此,学界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循环经济的理念相结合进行了研究。

循环经济的概念是国际上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是一种具有整合意义的新发展方式,是对18世纪工业化运动开始的以经济、社会、环境三维分裂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模式的根本性变革（诸大建,2003)。循环经济的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要求按照生态规律组织整个生产、消费和废物处理过程,我国也曾展开循环经济的实践探索,如在企业层面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在工业集中区建立由共生企业群组成的生态工业园区、在城市和省区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工作等（解振华,2003)。循环经济是目前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面临的环境污染、资源危机、生态安全等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最佳模式,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到实现（王成新等,2003)。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生态文明

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增加了增强发展协调性、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文化建设、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建设生态文明五个方面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要求,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全面战略部署。党的十七大后,学界也开始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进行研究。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高级形态,既是理想的境界,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其内涵主要包括生态意识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行为文明三个方面（宋光华等,2009)。党的十八大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阐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地位,将其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并列入“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二是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三是指明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路径（刘晓明,2012)。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并立足我国国情,正确引导消费结构升级,形成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城乡建设模式和消费模式（宋光华等,2009)。还应依靠科技加强对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健全和完善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和政策,并加强监督管理体制,控制人口数量,加强生态环境教育（侯瑞华,2009)。

3.其他方面的拓展研究

翟振武（2003)认为,全面解决人口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重要基础之一,他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应及时支付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未付成本”,包括独生子女夭折家庭的社会保障问题、计划生育家庭的养老问题、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带来的婚姻挤压问题等,这几乎前瞻性地预测了后来我国出现的广受关注的突出性社会问题。

郑杭生、李迎生（2003)指出,为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需要,国家和社会应对弱势人群给予高度的关注和支持,以往的社会政策着眼于对弱势群体成员基本物质生活的补偿,而缺乏如何消除社会排斥、促进社会整合以帮助他们最终摆脱困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在理念、目标、内容、方法及实施模式等方面都应及时转型。

李美云（2003)认为,第三产业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尽可能地扩大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实现比较充分的社会就业,对缓解日趋严重的就业问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极重要的意义。李强（2003)认为,我国建设小康社会中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一是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总体特征差异性极大,二是贫富分化差距上升,财产的集中化程度比较高,城乡分化和区域分化问题突出,低收入群体与主体社会脱节,应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建立覆盖面更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应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第三节 全面建设小康的成就和实践中的挑战

一 全面建设小康的成就

1.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增长

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是考察一国经济增长速率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指标。2003年至2012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年均GDP增长率在10%以上。如表29—1 所示,2003年至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一直在10%以上,并且逐年攀升,2007年GDP增长率为14.2%,达到峰值；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之后中国GDP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依然在10%左右,直至2012年下滑至7.9%,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期。

GDP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如表1所示,2003年至2012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40%上下,可以说,这一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工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率在2003年至2012年同样增长迅速,每年增长 1.3% 左右,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2.6%。工业化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城市化使得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迅速被吸纳,共同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2.居民收入—财富的倍增

居民收入—财富成倍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后,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全面提升。如表29—2所示,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来看,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均得到了成倍的增长,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2002年的3.2倍,农村居民家庭均纯收入增长更快,约为3.3倍。我国一直是高储蓄率国家,相应来说城乡居民储蓄比收入增长更快,2012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约为2002年的4.6倍。

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还体现在恩格尔系数的逐年降低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时,我国的城镇/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7.7%和46.2%,根据联合国划分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40%—50%为小康水平,这符合“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论断。2002年至2012年,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实施,我国城镇/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降低至36.2%和39.3%,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城乡差距也大大缩小。

二 实践中的挑战

1.分配机制不完善,差距再次拉大和社会分化的风险

收入分配机制。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指标。如表29—3所示,2003年至2008年,中国基尼系数持续上升,而在2008年达到0.491 高峰后,逐年回落,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4,接近2003年的水平,但这一数字仍然超过国际公认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

基尼系数、城乡收入分配差异、区域平衡近年都在缩小,但很多是靠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实现的,没有完成太多的机制性变革。从中国反贫困来看,其成就不可不谓巨大。但是,按国内标准看仍有8000万人口处在贫困线下,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日收入2美元的更高标准的贫困线计算,则还有2亿多人口生活在这一贫困线下。这些城乡居民,虽然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因收入偏低仍然可能陷入相对贫困状态而难以自拔。除了政府政策调整和救助外,更应通过教育培训、稳定就业、提高收入、降低生活压力等来帮助他们脱困。

城乡一体化机制很不完善。人们无法享受城乡统一的普遍化服务,特别是基本的医疗服务都难以满足。人口流动受到户籍限制仍处于分割状态,行政区划和城乡分割仍难突破。

贫富差距关乎能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影响社会稳定。不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发展动力的需求和投资都会有相应的消极影响,也会使部分经济困难的群体产生严重的心理失衡和被剥夺感,引发他们对社会的抵触情绪。虽然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已经导致种种不满,但在经济蛋糕不断做大的情况下,收入差距尚可容忍。然而,随着经济增长减速,在没有足够的增量可供分配的条件下,弱势群体占有的收入份额会更不稳定,而在资产升值的情况下则加剧了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随着低收入群体被弱化,其不满就会强烈表达出来,一些事情处理得不公平或不透明成为其宣泄负面情绪的突破口,容易引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贫富差距拉大也意味着中产阶级的萎缩。

2.结构性的“短板”问题

主要指在经济社会分配中,仍有多个处于结构扭曲的短板问题,且未得到全面矫正：第一,需求结构中,消费率持续低位,1978—2012年中国的消费率呈下降趋势,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消费率更是低于50%,原因很多,表面原因是投资过快,根本原因是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不快（见表29—4)。

第二,初次分配中劳动者份额低位徘徊。如表29—5 所示,要素初次分配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低位50%上下,2012年为49.53%,初次分配劳动报酬低与非农就业比重低高度相关,农村仍然有大量隐蔽性失业。资本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处于历史上的高位。从1997年的30.59%上升到2000年的34.41%后,一直处于高位,且仍在逐年攀升,直到2008年的39.80%,为近十几年的新高；2008年后资本性收入份额有所下降,但降幅不大,2012年依然处于37.18%的高位。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12.39%缓慢上升至2012年的13.29%。可以看出,即使政府完全将税收用于转移支付,我国的生产税净额份额仍然偏低。

3.人力资本增长放缓

一般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教育实现,并把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测度,Barro和Lee（2010)提供了世界各国人口教育水平的详细数据。把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及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如表29—6所示),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不仅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而且与诸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也存在不小差距。从人均教育年限的增长幅度看,1970—2010年,拉美九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中国分别增长了1.1倍、1.7倍、1.5倍、0.8倍、2.2倍、2.9倍、1.1倍,中国人力资本增幅相对较低。

进一步,若把15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人均GDP进行比较,可以得到更有意义的启示。从Barro和Lee（2013)及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中,抽取各国2010年15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GDP序列,制成散点图（见图29—1),可以看出,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不仅低于大多数人均GDP较高的国家,而且低于很多人均GDP较低的国家。

上述国际比较说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培育这两个对于内生增长至为关键的因素,在中国工业化结构性加速时期的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中的作用是相对不显著的。这种局面如果不能予以调整,就很难抵消经济过快减速风险。

4.和谐发展

青山净水,蓝天白云是全面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成为中国高速发展遗留下来的短板。中华文明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观念。从这个角度,低碳经济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完全可以建立在中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上,以此来推进绿色的生活模式和生产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尽快走上循环、绿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执笔人：张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侯燕磊，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