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适应市场化改革的实践需要而在理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一个热门课题。这门新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理论进行概括,对其转变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对推进转变的有效政策进行梳理,同时,以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理论、实践和政策为依据,参照国际转型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对同一个国家纵向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和不同国家横向制度变迁的教训的比较,弄清不同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具体特征,研究转型的起点在哪儿? 弄清不同国家采取了什么样的转型策略、路径,研究转型的路子该怎么走? 弄清不同国家最终将能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 这门新兴的理论经济学研究涵盖了转型国家从哪儿来? 到哪儿去? 路径又是什么? 这一系列最基本的转型和发展的理论、实践以及政策实施等问题。

第一节 转型经济研究的主要对象

一 经济转型的起点：转型的缘由和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反思

从总体上讲,没有经济效益,或者说低效率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是引发中国包括原社会主义国家放弃它而转向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层原因。就中国的特殊国情来说,缘起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自上而下推进的“人民公社”促使生产关系的盲目变革、“大跃进”促使生产力盲目冒进,直至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经济拖入“崩溃”的边缘,这是促使中国人民大胆改变旧体制的强大推动力。

中国从1949—1978年实行集权计划经济的30年间,虽然有过成功,但也发生过全国性的经济大波动。从统计数据上看,在那30年间,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不慢。但由于我们的经济结构畸形,重重轻轻；统计体系计算的是全部新增产品,导致重复计算。因此,人们实际的感受和宣传口径大相径庭,老百姓切身感到：搞了30年社会主义,但日常经济生活仍然很贫穷。邓小平坦诚地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注]“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注]他还说：“现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我们的国民收入名列倒数二十几名,算贫穷的国家之一。……社会主义有优越性根本表现就是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注]邓小平的这些判断,实事求是地表达了老百姓的实际感受,“60后”“50后”“40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几代人,日常生活中最难忘记的事情就是饥饿、票证!

低效率的集权计划经济,从根本上说,缘于对若干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的误解,真正弄清这些问题,始终牵制着转型的起步和进程。

一是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

清醒认识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制定经济、社会和政治政策的依据。毛泽东在1940年曾提出过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在1953年后,他却提出了另外一套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要加快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过不久即宣布：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我国已基本建立。尽管党的八大明确提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主要任务,但不久毛泽东却认为：右翼势力包括知识界,企图要推翻共产党。因此,从1957年5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部署了“反右”斗争,号召在思想战线上“不断革命”。从那以后,毛泽东不断发动变革生产关系的政治运动,名曰加快向共产主义过渡,但从1959年后半年开始,中国却被拖入了空前的大饥荒。1962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此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党内寻找斗争对象,使中国社会长期处在激烈的动荡中,国民经济几乎陷入崩溃,丢掉了20多年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党清理了“左”的错误倾向,对毛泽东的社会发展理论进行了反思,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注] 党的十三大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完成的主要经济任务,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由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就成为这个历史阶段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当今,又把保证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纳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在任务,这就使经济发展有了新的科学观做保证。[※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毛泽东“左”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纠偏,准确定位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明确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这就彻底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搞“穷过渡”的社会发展思想。

二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我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经济发展水平又很不平衡,在这样一个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土上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实现许多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产生的初期,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引发了极其尖锐的社会矛盾。《资本论》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揭露的基础上,预见到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是一个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全社会所有的无阶级社会。他把这个社会称作共产主义社会,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得出的结论,只限于西欧各国[※注],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也都没有任何实践。列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从实施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持探索的态度。但是,自从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后,以集权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却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在全球推行,我们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也照搬了苏联模式。邓小平1985年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注] 我们在充分占有学术资料的基础上,认真研究老祖宗的思想,社会主义的确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不同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具体国家的地域、民族特色,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以和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相区别,他还特别说明：“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注]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是对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彻底否定,澄清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认识。

三是市场经济是否是“异己”的魔鬼?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属性长期困扰着理论界。从已有的经典文献看,马克思从来也没有使用过“计划经济”的概念。在他谈到未来社会时,通常使用的概念大都是“有计划”“有意识”“自觉的”等。恩格斯曾把“有计划的组织”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来看待,他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注] 但他也没有使用过“计划经济”的概念。19世纪末,随着垄断在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出现,恩格斯改变了过去的观点,说：“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末,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注] 最早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并作为社会制度来对待的是列宁,但他并未由此而僵化。[※注] 但是,斯大林却始终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我国的理论经济学,长期受制于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模式,以此控制了中国经济思想界整整30年,学界凡是讲市场经济及与此相联系的观点,都受到了批判甚至政治处罚。邓小平1979年11月26日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注]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和修正,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

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 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是不是“异己”的魔鬼? 计划经济的失败使我们痛感需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这三个问题,是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最为基本的理论问题。

二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理论在转型实践中确立

市场经济的存在,其实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这几百年间,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国家,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始终取决于如何理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18世纪中期,取消封建壁垒,增加国民财富,是产业资本家的主要任务,英国亚当·斯密在18世纪70年代写的《国富论》中,首次论述了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奠定了自由市场经济所必要的思想资料。但到20世纪20年代,经过完全自由市场发展的英国经济,却开始出现萧条,严重的失业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30年代,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系统地批评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采纳了凯恩斯的政策建议,其中美国“罗斯福新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亚当·斯密和凯恩斯两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奠定了两类市场经济理论的不同框架。在这以后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基本上都是从这两类理论框架中繁衍出来而又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起作用,比如：20世纪中期以美国萨缪尔逊和汉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以英国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等,是从重视政府作用方面发展了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再比如：19世纪末以英国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等,在新时期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思想,特别是货币主义学派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有广泛影响,甚至渗透进了转型期国家的决策思想。另外,还有德国的弗莱堡学派,美国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等,都从如何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出发,形成了现代经济学的不同流派,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背景下,也出现了不同的现代市场经济模式。

1949—1979年,中国学界在非常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艰难的探索。20世纪50年代中期,孙冶方根据计划经济的弊端,认为,价值规律是价值存在和运动的规律,它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都不能取消的自然规律。社会主义经济作为社会化生产,同样也存在着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机制。他在“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的总题目下,特别强调了价值的决定作用,价值规律能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强调等价交换作用,价值规律能督促企业搞好经济核算。只要按生产价格交换,依据资金利润率,核算活劳动耗费和核算物化劳动即资金占用效果,就能实现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的作用。孙冶方以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对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注]

同一时期,顾准也提出了市场调节论。他认为,价值规律对计划经济同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价值规律不仅调节着消费资料的生产和流通,而且调节着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流通。价值规律对社会生产的调节作用是通过经济核算进行的,有一个重要办法是使劳动者的物质报酬与企业盈亏发生程度密切的联系；使价格也成为调节生产的重要的工具。[※注] 孙冶方的价值规律内因论、顾准的市场调节论,触动了集权计划经济的痛处。他们也因此而遭到了不公正的处置。20世纪60年代初期,学界也讨论过“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但那不过是在经济发生困难的时候,仅仅是利用价值规律而已。到“文化大革命”时,对市场经济的批判达到了顶峰,说：价值规律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商品交换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温床、土壤等,因而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加以限制。

面对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1979年前后,许多经济学家反思了在商品货币市场问题上的观点,提出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孙冶方再次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有关国家经济工作的综合部门还组织重新学习了孙冶方过去曾被批判过的观点,比如：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等。薛暮桥提出,要利用市场搞活流通,为长途贩运平反。李先念公开提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口号。虽然这个时候,邓小平也讲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对经济理论界和决策部门的影响还不是很大,因为当时党内外所能接受的思想是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前提下,采取某些市场调节的办法,来增加社会主义经济的灵活性,以满足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1980年9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提出的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生产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薛暮桥对其解释说：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并存的商品经济,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从而解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该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这个时期,四川搞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安徽搞了“包产到户”的试点。这两类改革,为充分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打开了大门,也拉开了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序幕。但在党的十二大报告起草的过程中,胡乔木组织并批转了林涧青、袁木等五位同志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尖锐批评了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属性、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观点。由于这封信的导向,1982—1983年,一些主要的报刊发表了不少批评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属性、强调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观点的文章,薛暮桥也因为说过“计划调节大部分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的话而在一次会议上不得不做了检讨。1984年9月,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写信说：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条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沿用。还说：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这个意见得到了邓小平、陈云等人的支持。[※注]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邓小平对此称赞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还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注] 经济理论界也突破仅仅在消费品市场意义上理解市场,强调要发展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这就使市场由消费品的买卖概念转变为市场能够配置资源的科学范畴。在1987年2月6日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同中央的几位领导人有针对性地谈到了计划和市场的问题,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我们以前是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以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党的十三大报告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论断。按照这个思想,还特别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党的十三大后,经济理论界空前活跃。马洪撰文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传统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改革建立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种用宏观管理的市场来配置资源的经济,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叫作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这对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注] 于光远撰文说：市场经济的计划,应该有更好地适应市场情况的特性,应该有更大的灵活性。我们应该抛弃那种以固定的不允许有伸缩性为目标的计划模式。[※注] 薛暮桥提出,要研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过去认为前者是社会主义,后者是资本主义,这种理解是不利于深化改革的。他主张不要再提“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市场调节”三块论了。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不能混淆的两种本质,他认为,尚待讨论,苏联不说商品经济而说市场经济,我们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苏联说有控制的市场经济,他认为本质相同,都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都要保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注]吴敬琏撰文说：新古典经济学剖析了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说明它如何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而有效地配置资源,市场被确认为商品经济的运行枢纽,从此,商品经济也通称为市场经济。所谓的市场经济,就是指在这种经济中资源的配置是由市场导向的。所以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是从经济的运行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上立论的。[※注]张卓元也认为：商品生产就是为市场而生产,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注]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家坚持独立思考,对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相当充分的理论依据。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一些政治家、理论家利用市场化改革出现的暂时困难,对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改革路线以及经济理论界有关市场经济的讨论发动了一场倒算。他们说：改革开放是引进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那时,对市场化改革提出批评的文章几乎一边倒,由此造成了新的思想混乱。意识形态上的倒退使市场化改革停滞不前。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去南方,直接面对群众,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发表了令人耳目一清的谈话。邓小平“南方谈话”,对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针锋相对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 邓小平的讲话,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1992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上,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又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界的不少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我国改革的实际进程,特别是邓小平对我国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深入思考,而发表的一系列观点,建议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论述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应该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目标明确规定为建立市场机制即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以行政命令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样才能更加鲜明而又准确地表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也才能为制定我国跨世纪的经济发展纲领奠定理论基础。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为在20世纪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绘制了一幅灿烂的蓝图。

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在我国经济学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不少经济学家为此而付出了血的代价。现在回过头看看经济学理论界所走过的道路,我们无不深深地感到遗憾：在一个时期,经济学家独立思考的社会环境太狭窄了! 如果没有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划时代的理论判断,经济学界就此理论问题的争论将可能依然在摸索中。

三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进程

随着经济理论的清理归真,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由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转型的第一阶段,重点是农村,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初步总结了中国农村走过的曲折道路,支持来自实践的经验,使完善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普遍发展；与此同时,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农民从提价中获益颇丰。这些改革措施,使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业获得了迅速发展,主要农产品从长期短缺达到了基本自给,初步解决了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是这一阶段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新事物,它不仅开辟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新来源,而且安排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三项改革措施,闯出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新路子。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转型的重点转移至城市,主要关注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一方面沉积和经营着大量的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又提供着国家所需的财政收入,但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不能使二者协调,投入与产出不匹配。因此,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但那时国有企业的改革,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突出了“包”,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以调整利润分配为主线,相继实行了生产经营责任制、利改税和承包制；与企业改革相配套,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上,实施“分灶吃饭”。相比之下,价格体制改革则由以调为主适时转入以放为主,逐步放开了生活消费品价格,而在一个时期内,对生产资料价格仍实行了“双轨”价格,这对生产固然有刺激作用,但也给某些不法分子提供了“腐败”的条件。[※注]

1992年党的十四大总结了改革经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了大体描述,要力求通过价格信号对企业的销售、供应和生产进行导向,在公开平等的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把稀缺的经济和自然资源配置到社会最需要的行业中去；要国家通过经济政策、经济法规以及各类经济参数对市场进行调节,补充市场的缺陷。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它包括：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实际上,就经济的一般运行来说,正如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注] 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完全可以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和管理方向。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使国家集权控制全社会经济运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笔者在1997年出版的《转型期中国经济关系研究》对此曾做过这样的归纳与总结：一是国家不再对企业经营承担无限责任,企业也不能继续吃国家的“大锅饭”,国有企业已逐步成为法人实体。二是个人对社会成果的分配,已不再是抽象的劳动支出,而必须是社会必要劳动,不仅个人劳动以社会标准衡量,各种生产要素也有偿参与社会价值的创造、实现和分配,政府以各种政策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并逐步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三是农村和城市都以工业化为目标,农村不再是城市工业化资金积累的来源,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发展城乡商品关系。四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统一的国家政权组织内,一级政府,一级事务,有独立的财政收支权限,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税并法制化。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类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注]

与世界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相比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还处在探索中。实际上在我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之前,国际上就有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如何走向市场经济进行过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大论战中,奥斯卡·兰格就提出了“竞争的社会主义”模式,南斯拉夫提出的“个人自治的社会主义”,都对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有过很大的影响。在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中,他们为了达到财富更公平地分配和社会平等的目标,也主张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他们特别注重对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要求建立社会福利国家。这对我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还是提供了某些可借鉴的思想资料。[※注] 1994年,笔者曾参加了马洪主编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撰写,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成功”的市场经济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三种模式。美国：消费者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注重消费者利益,国家通过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采购来扩大市场,通过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发生影响。法国和日本：行政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依靠经济计划、产业政策对市场运行进行协调。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通过经济计划协调市场的同时,注重社会公正,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还有北欧的一些国家,如瑞典等。[※注]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中,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的过程,是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指导思想中逐渐淡出的过程。中国经历了近40年的市场化改革,党的十九大对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判断,指出：中国不再贫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还指出,市场仍然要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是一个崭新的经济理论思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逐步成熟的表现。

四 经济转型的研究方法：体制变迁的纵向和横向比较

转型经济的研究,涉及马克思生产关系的变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以及如何评价新古典经济学等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理论,但最直接的是有关比较经济学的理论。

首先,传统意义上的比较经济学,通常是将世界上现有的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而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不复存在,作为以“主义”比较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比较经济学面临新的挑战,以“主义”为基本研究方法的比较经济学是否还会存在成为首要问题。其次,传统意义上的比较经济学,虽然也研究经济体制,但基本上是横向对几个体制进行静态比较,而没有纵向地对一个体制的变迁进行过动态的比较研究。所以,以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为案例,说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各种经济问题,纵向进行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即转型经济学研究,可以说是比较经济学的新分支。布茨卡林《过渡经济学》（1995年)、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1998年)[※注]、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1999年)[※注]、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2002年)[※注] 等著作对这些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做了理论总结。中国学者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注],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理论探索；林毅夫等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注],在与俄罗斯的比较研究中,用“奇迹”概述中国改革的成果；张仁德等撰写的《中外经济转轨度比较研究》、景维民主编的《转型经济学》等著作,都相当娴熟地运用了比较经济学的最新成果研究中国的经济转型。

对“转型”和“改革”的含义,一般都是指从传统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理论和实践。但在国际学术界,对两者的含义却有不同的理解,波兰经济学家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指出：“转型”是一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意味着引进全新的制度安排；而“改革”是在原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做一些改进,但并不发生制度的根本改变。中国学界对“转型”与“改革”并未做出很严格的区别,但中国的“转型”,就其内涵来说,的确与俄罗斯的“转型”不同：俄罗斯的“转型”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在国家政体上由共产党的一党执政转向多党的议会制；二是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一层又包括两个阶段,一个是叶利钦时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另一个是普京时期的可调控的市场经济或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但在中国的“转型”,一是指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市场经济或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指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向现代的工业国。因此,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是我国“转型”的主要含义。

第二节 经济转型研究或比较研究的主要领域

一 对向市场经济转型策略的比较研究即转型的路径选择

在一个时期比较流行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经济增长为标杆,对俄罗斯“休克”（激进)模式与中国“摸着石头过河”（渐进)模式进行比较褒贬。

斯蒂格利茨的《改革向何处去? ——论十年转轨》的文章对中国与俄罗斯转型按“渐进”和“激进”以及其结果作了对比,着重分析了俄罗斯“激进”失败的原因是对“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概念理解错误”,特别是在采纳经济学家建议的政治程序即决策上出现了错误。他虽然赞扬中国改革“渐进”的成绩,但对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是否能最终成功,也有自己的判断。[※注] 通常我们将其归结为后凯恩斯学派。

波兰经济学家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的《从休克到治疗》,从另一个角度对“激进”和“渐进”的选择作了分析,他认为,如果政治改革进程不是很深入,那么经济发展是有限的。从长时段看,制度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以一个时期经济增长的快慢来判断转型策略选择的得失,并不科学。就“激进”和“渐进”的选择而言,主要发生在三个领域：（1)经济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方面,要看货币和金融的稳定程度。如果转型前经济的控制程度很高,初期出现了金融不稳定,实行“激进”的方式可以达到经济自由化的目的。（2)结构改革和制度变革方面,包括民营化、公司治理结构,则必须采用“渐进”的方法,因为这项改革所需要的时间长、花费的财政和社会成本高。（3)产业的微观结构重组方面,要注入新的投资、要关闭旧工厂、要对劳动力重新进行调配和再培训、要提高行业的竞争能力、要吸收流动资本等,这些改革措施都需要时间,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采取“激进”的方法。不能简单地在“渐进”和“激进”这两种方法上做出转型的选择。他明确地提出：在对中国和俄罗斯“转型”的比较研究中,不要太看重一时经济是增长还是衰退并对此进行褒贬。[※注] 通常我们将他的观点归结为新政治经济学派。

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俄罗斯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以经济增长还是衰退为标准而对中国与俄罗斯的转型进行褒贬的争论销声匿迹了。

二 对市场微观基础的建设：产权配置和企业制度建设

打破国有资产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对国有资产重新配置,是由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首要任务。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20世纪70年代末由“扩权让利”逐步推开的。但那时所实施的具体措施,比如：恢复奖金制度、超计划利润分成、计划外产品生产和销售等,主要还都着眼于利润如何分配。分配办法主要有利润留成、盈亏包干、以利代税、自负盈亏等。为了稳定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1983年上半年实行“利改税”,但由于企业之间在价格、资产占用、资源使用等方面的级差收入未能得到调节,“利改税”的实际效果不仅单方面加重了企业负担,还加剧了企业间的苦乐不均,实施一年就销声匿迹了。“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在80年代中期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并于1987年年初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一项措施,基本原则是：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歉收自补,以合同形式划分国家和企业的权责利,保证国家财政基数不减少,调动企业增收。但这项措施仅实施了一年,它的弊病就渐渐显露了出来,一些企业追求收入最大化,短期行为急剧膨胀,完成承包基数的企业,奖金侵蚀利润,而亏损的企业却仍然与政府有关部门讨价,要求调整基数,从而损害了国家财政收入。总之,8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总思路,基本上局限在如何调整国家和企业对利润的分配上。

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企业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紧迫。通过集资,聚集社会闲散资金,吸收内部职工入股,这对发展中的企业来说,是最简便易行的一种办法。这样,一种古老的财产组织形式即股份制,在市场化改革中慢慢萌生。当然,股份制的出现,还有另外两个直接的经济原因,一是随着承包制的完善,企业自有资金的量逐步扩大,为企业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负盈亏乃至形成法人实体提供了稳定的财源；二是在企业之间相互以产品为龙头,冲破不同所有制界限,相互参股、融资,再加上技术、物资、劳动力相互渗透,不同企业逐渐演变为股东。这种混合的财产组织形式即股份公司,作为新型企业制度在党的十四大以后得到了很大发展。组建各类股份公司,作为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主要形式而被确立了起来。因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思路有了质的变化,它由过去利润怎样合理分配转向了资本怎样有效经营。就深层理论来说,影响实践变化的经济理论主要有两点：一是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的理论,诸如“利改税”“承包制”,还有“租赁制”等,在特定时期,“两权分离”是向集权管理体制为企业讨还某些经营自主权的思想武器,有利于发挥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企业活力。二是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分离的理论。这个理论有利于政企分开、转换经营机制,让企业摆脱对行政机关的依赖,国家解除对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那些大量的多元股东公司,对建立新机制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分离,是使资本有效经营的重要理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两种权利基本上还都处于残缺不全的状况。就出资者所有权来说,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者职能,但由什么机构来具体行使出资者的所有权职能,非常不明确。政府部门谁都可以管企业,但谁也都不对企业经营后果负责任,这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体制因素。而就企业法人财产权来说,国家财政自“拨改贷”后,企业发展的资金被迫全部依赖银行贷款。作为国有企业,国家财政却欠拨、欠补、欠退,相当数量大中型国有企业,一方面按市场经济原则运作；另一方面却承担着国家政策性业务,这是造成国有企业负债过重的体制原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其实质来讲,就是要对两种残缺的权利进行修补。比如：对改制企业,首先要界定产权,明确投资主体,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让所有者代表进入企业,通过企业内的决策、监督、执行等机构,形成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相互协调和相互制衡的机制,享受出资权益,并保证国有资产的增值。改制企业都进行过“增资减债”的工作,其中包括：将企业实际上缴的所得税、城建税等返还一定比例给企业,作为国家资本金；将地方财政借款、欠缴的能源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集中的折旧和地方“拨改贷”转为国家资本金；提高企业折旧率并将税后一部分利润留给企业,增加国家资本金。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抑制了原有行政隶属关系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

资本经营的有效性,除采取改制的办法推动出资者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分离外,还有一项就是产权的流动和重组。对于市场经济机制来说,存量产权重组和流动,是提高资本有效经营的条件。但实践中,企业兼并和收购还存在很多难点,比如：出资者所有权或法人财产权没有到位,缺乏交易主体,并购很难进行；国有资产难折价；富余人员难安排。另外,僵化意识形态的干扰,也使并购进程步履困难。

就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措施来说,对照中国与其他转型国家,比如俄罗斯有关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文件,无论是实行股份制改造而对国有财产所有权进行转移,还是实行租赁而对财产经营权进行让渡,大体上都差不多。但从实施的绩效来看,相去甚远。问题的症结,主要发生在国有产权重新配置的目标确定上,俄罗斯国有产权重新配置的目的是扶植新的财产所有者；中国则是为了调整国有资产的布局,打破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垄断,改造国有资产的管理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从结果来看,中国、俄罗斯都在配置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这对转型来说,应该是殊途同归。

对俄罗斯改革方案的设计者来说,不是不懂与民营化相联系的放开价格、清理资产负债表、创建资本市场、建立法律框架以及确保契约和竞争等市场运行中的常识,他们所担心的首要问题是：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会拖延民营化的实际进展,甚至导致反复,造成集权经济制度和极权政治制度的死灰复燃。所以,在他们看来,民营化的实现速度要比如何实现民营化更为重要,从而主张必须快速进行民营化,能多快就多快! 谁是民营化最初的所有者,这一点并不重要,“市场”会很快把资产重新分配到能够有效利用资产的新的所有者手中,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而这股力量,将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他们会更积极地进一步推进更为广泛更为彻底的转型计划。

俄罗斯国有企业民营化,提供了不少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一是如何建立严格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据统计,俄罗斯职工所拥有的公司股票比世界上任何国家职工所拥有的都要多,但他们的权利却很小。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完全掌握在董事长、经理的手里。董事长、经理继续保持着集权计划经济下的思维方式。企业资金不足,就靠削减生产、解雇职工,靠政府的补贴、贷款和拖欠债务来继续生存。这样的“公司”只能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实质内容并没有什么变化。这说明：建立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确定符合国情的多元股权结构,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二是如何让一部分国有资产“有序退出”?

俄罗斯在国有资产产权重新配置中,一些国有资产“无序退出”,造成了经济上的混乱,同时引发了社会各阶层尖锐的利益矛盾。我们国家吸取了这个教训。提出了“有进有退”的基本思路,对“有序退出”做出比较周密的部署。第一,规定了国有经济“退出”的领域；第二,在实施“退出”中,必须听取职工意见,规范操作,注重实效；第三,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依法扩大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第四,特别强调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政府在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中的重要作用。

国有经济的改革任重道远。如果国有企业不思进一步改革,甚至蜕变为官办、官营的垄断经济,那将会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新的麻烦!

党的十九大后,国有企业的改革有了新的举措。国有企业改革在引入民资、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还通过并购、重组的举措,实现国有资源的重新组合和国资产业布局的优化。实践证明,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会使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发生改变；但有些国有企业,为了做大而进行“合并”,却掩盖了国有企业面临的真正需要解决的体制转化问题,从长远看,不利于国有企业经营体制的转化和管理效率的提升。

发展非国有经济,为打破国有经济垄断状况创造外部的竞争环境,这是较俄罗斯培育市场经济微观基础比较成功的一条经验。改革开放40多年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虽然有过波折甚至是风险,但从总体上看,还是逐步地得到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证。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新闻中心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首场记者会,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介绍,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有2726.3万家,个体工商户6579.3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对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有个“5、6、7、8、9”的说法,即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科技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所以,民营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 对市场宏观调控机制的建设：政府职能转变

中国、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完全不同的路子! 俄罗斯有关政府职能改革的立足点是建立在将原有国家政体、国体推倒重建的思路上。

俄罗斯一些思想家认为：俄罗斯文化不具备能使经济增长和保障世界福利标准的潜力,因此要用猛烈的措施,不惜一切代价,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消除俄罗斯的文化和传统。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阿法纳西耶夫说：“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 它有三大支柱：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的,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注]因此,俄罗斯转型的定位在一开始就很明确：“一定要把原来的那个国家机器搞散架”,将原有的国家政体、国体彻底摧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体制和政府机构。

俄罗斯思想家还认为：大政府便意味着无效率；小政府意味着高效率。所以转型后一定要建立一个小政府。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1993年提出：中央计划官僚机构一旦退出原位,市场马上就会繁盛起来。在转型过程中,要扭转经济萎缩、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其最简捷的路径是采取各种措施,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以建立一个小政府。叶利钦政府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无所作为,就是由此产生的。

而中国与此完全不同,政府职能在转型中经历了由管理向服务的巨大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是依法行政。政府职能转变既是经济转型的关键,又是推进政治体制转型的起点。传统管理模式下政府履行职能的基本方式是行政审批制度。审批范围广、环节多、效率低；审批几乎不受法律的制约,审批的自由裁定权很大。市场准入的前置审批,给人力资源的进入和流动设置了重重障碍,大大削弱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行政不负责任的审批,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浪费,政府也因此承担了对社会的无限责任,并由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也为“寻租”、官员以权谋私等腐败提供了温床。因此,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重新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审批制度,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只有政府职能得到了转变,建立了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新体制,才能谈得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政策、收入政策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调控。与革命时期相关联的政府职能,本能地要行使经济的集权管理；但与建设时期相关联的政府,理所应当行使公共服务职能。

建立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政府职能转变中的一个新问题。政府的存在是为了纠正市场的失灵,为社会提供市场所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同时制定公平的规则,加强监督,确保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决定性作用。在经济活动中,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公正执法和提供公共品的服务,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发展的成本和风险；维护社会公正和公共安全,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利,保护生态环境。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政府不是统治社会,而是要服务社会,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因此,应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并建立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加快公共服务的立法、建立信息公开制度,用市场经济的理念构建新型政府职能。

四 对市场安全网的建设：社会保障体系

凡实行转型,都必须对原有的国有经济垄断布局进行调整和结构改革,都必须对原来的收入分配平均主义制度进行调整,都必须使产业、金融、财政等方面的宏观调控逐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而这一切都会引起社会经济利益的新矛盾,从而引发一些社会问题甚至社会动荡,诸如通货膨胀（紧缩)的压力、失业和再就业、城市退休和养老、农村养老和保险、文化教育医疗、地下经济等城乡社会诸多问题的威胁。如何实现社会的健康转型? 这不仅需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同时,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并重构新的社会安全网,由具有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和社会救助功能的正规和非正规部门或组织构成社会保护伞,维护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公平。

由于国情和转型策略的选择不同,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及其带来的社会震荡也有显著的差异。就一般而言,转型期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化、管理机构精简,企业停产甚至破产,成为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这使得过去以企业或机构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失去了根基。另外,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养老金,一般都由公共财政负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大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人均寿命也在延长,这使公共财政的压力越来越大,社会保障的赤字变成了中央财政的赤字。在转型过程中,如果缺乏经济增长作后盾,税收制度不健全,中央财政状况就更加恶化,常规的社会保障项目也就成了无源之水,这使得原来社会保障水平低但却还算比较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遭到了破坏。俄罗斯经济严重衰退和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原来的社会保障体系遭到了完全的破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规避市场转型风险的安全网和有序推进转型的保障。[※注]

转型期间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主要应该在社会保障筹资方式、财务管理、运行监督制度等方面寻找新的思路,将集权计划经济下的企业保障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保障。俄罗斯似乎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教训。而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保障体系却包含着更加复杂的难题,整个保障体系面临着更加沉重的财务压力。我国的社会保障的水平较俄罗斯低,转型前期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逐年下降,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与其他方面,如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等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集权计划经济时代存在着城镇职工保护过度和乡村人口保护不足的差别,过去在企业保障下的工人,曾经获得过“从摇篮到坟墓”式的全方位生活保障及福利待遇。突然的失业不仅使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中断,家庭生活状况迅速下滑,过去的社会保障也都丢失了。因此,在城镇社会保障危机引发的社会矛盾远比乡村尖锐,失业者直接面对的就是政府,城市大规模的失业难免引发集中的社会冲突或社会动荡。困扰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资金严重不足,加上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保障任务十分繁重。转型期,我国逐渐实行了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制度,按规定,个人按工资的8%缴费并建立个人账户,企业或雇主按工资的20%缴费并建立统筹账户。但实际上,现在退休的人,很多过去就没有缴过养老金,当时是企业开支养老金。现在,这些人也要领养老金,但个人账户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养老金,统筹账户也不足,国家占用个人账户资金支付已退休人员养老金,出现了个人养老金空账的问题。如何解决个人养老金空账? 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新问题,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在集权计划经济的低工资下,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所积累的养老金,曾经被政府用作不断扩大生产的投资,它已经物化在了现有的国有资产之中,那些在旧制度下没有养老金个人账户积累的退休职工,有向政府索取其养老退休金的权益。这项权益实质上就是政府背负的隐性养老保险债务。将一部分国有资产变现为社会保障资金,实际上是将国有企业职工在国有资产中的一份劳动积累返还给他们。但还没有找到返还的有效途径和机制。从总体上看,后转型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健全,1978—2018年,国家财政收入从1123.3亿元直超18万亿元,达到183352亿元,但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却相当滞后,人们被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中国经济虽然在高速增长,但穷人却没有相应地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与经济转型同步,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化。中国经济转型的起点是着眼于经济发展,忽视了与市场相关的制度立法的严肃性,给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受贿提供了可乘之机,官员的权力向资本转化；中国经济转型注重经济的增长速度,忽视了社会政策的有效性,贫富差距扩大,中国已属于当今世界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之一。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曾经主张：让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但那时,他似乎没有预见到劳动致富后的剩余资金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致富的速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会快速扩大。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困难。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注] 邓小平晚年所思考的问题,是很实在的,而这正是社会各个阶层所深深忧虑的问题。诸多社会问题的累积,威胁着社会安全网的有效性。与此相适应,关于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引起学界的关注,社会学家孙立平提出了“权利失衡”“利益博弈”“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等概念与观点,体现了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注]

五 在对外开放中加快转型：“倒逼”功能

中国从2001年年底正式加入WTO以来,按照最惠国待遇和自由贸易原则,以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先进管理方法相结合,使国内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一方面,推动了国内产品和服务的出口,以此将一些长线产品和落后产业转移了出去；另一方面,增加了先进技术、外资的进口,借此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升国内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和优化,提供了数千万个新的就业岗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8年6月28日发布《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指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全面加强中国同多边贸易规则的对接,既巩固了改革开放取得的进步,又使中国经济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从2009年起,中国由2001年的世界第六大出口国跃居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货物贸易进口额年均增长13.5%,高出全球平均水平6.9个百分点,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国；中国的经济规模,先后超过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201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30%。

但是,2018年年初,中美贸易发生了严重纠纷,美国以贸易吃亏为借口,以加征关税为筹码,强制性提出要求中国经贸政策进行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包括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停止强制技术转让、限制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改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税制、增加中国购买美国农业、能源和工业产品等。

对美国的霸凌行为应该驳斥,但坦率地讲,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有些问题,也是国内理论界非常关注的问题。

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和补贴长期依赖产业补贴,甚至直接通过出口补贴来促进出口的对外贸易政策,将导致贸易目标错位、贸易条件恶化、通货膨胀加剧、外汇储备潜在风险增加等很多问题。补贴,尽管给出口企业带来了好处,但同时给消费者与政府带来了损失。且补贴并不符合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原则。以光伏产业为例,国家曾对这个行业提供了大量补贴,貌似提高了竞争力,但其利润相当程度上来自补贴。2019年上半年,中国政府取消了补贴,很多光伏企业利润立即下降,甚至企业自身都难以维持。因此,改革原有的补贴政策,实施公平竞争,就“倒逼”我们在企业产权改革上下功夫,提高企业效率!

再比如,中国关税的确过重,据统计,中国的宏观税负在37 %—40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应该具有不同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应该为13 %左右；中下等收入国家应该为20 %左右；中上等收入国家应该为23 %左右；高收入国家应该为30 %左右。就中国税制来说,以流转税（间接税)和所得税（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也不尽合理,间接税占税收总收入的70 %以上,消费、营业、关税等作为间接税的主要税种直接计入商品价格,无疑会提高物价水平,增加消费者的负担。在日常生活中,一件美国品牌的羽绒服,在美国不过百元,但进口到中国销售,消费者需要多付出成倍的货币。因此,学界一直呼吁税制改革,降低间接税的比重。

在对外开放中,坚持国家、民族利益,守住底线,特别是保证金融安全,进一步拓宽改革开放的广度、深度,这有利于中国尽快建立融入国际经济关系的市场机制,按照国际经济规则,“倒逼”中国积极去改革体制深层的痼疾,向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转型。

第三节 转型经济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转型经济研究是否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学科,还处在艰难的探索中,到目前为止,体系、范畴等都没有初步形成。转型经济学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与深化。

一 转型经济研究需要强化对制度建设的研究

进入21世纪,对后转型国家制度建设的关注,成为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这一点在由叶利钦自由市场经济转向普京可调控的市场经济的俄罗斯学界尤为明显。

俄罗斯学者列昂纳德·波里什丘克在《转型经济中的制度需求演进》[※注] 一文中结合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实践,对制度建设作了具体说明：转型初期,获得了经济控制权的金融与工业寡头,并不支持甚至是反对产权保护的制度建设。但是,随着转型的深入,特别是199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主体对于透明、稳定和有效的法律制度的兴趣有所增加,更愿意将其业务从地下经济转向正式部门,更愿意足额支付税金以换取产权的公共保护、法律和秩序。但是,法治建设是一个博弈过程,它涉及政治文化、政府可利用的财政和监督工具以及社会进行政治组织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詹科夫、科莱泽在《新比较经济学》[※注] 一文中说：过分强调转型的速度最终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各国经济转型成就存在巨大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创立的新制度的有效性,而新建的制度,需要在控制无序与专制的危害中做出权衡取舍。新制度的功能,就是要控制无序与专制的危险。严重的无序,会带来社会的巨大损失；但用更大的权力来控制无序,也会产生更强的专制甚至滥用权力。这种思考的角度,对后转型国家新制度的建立,极富启发意义。

吴敬琏一直关注市场运行中的制度建设,他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政府一定要为市场机制提供一个制度平台。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就很难摆脱规则扭曲、秩序混乱、权力干预市场交易等状况。[※注] 笔者在《转型国家不同制度安排和价值取向》[※注] 一文中也指出,近百年的历史以及转型国家的实践教训说明：市场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提高效率的机制,但搞不好,也可能是一个让社会毁灭的机制。就世界范围来说,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良性的；另一种恶性的。我们需要研究到底什么是良性的市场经济?什么是恶性的市场经济? 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形态容易走向良性的市场经济? 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形态容易走向恶性的市场经济? 它的演变过程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 除公司结构、产权结构、市场结构、分配制度、政治制度等因素外,还有一些什么因素? 完善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是要将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为一种良性的市场经济,但对许多别的因素如果考虑不足,制度建设滞后,对行政权力的应用缺乏监督、制衡和责任追究的机制,也不排除会演变成恶性的市场经济。

二 加强对权力、劳动与资本经济关系的研究,树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下资本与劳动和谐的经济新思维

在改革开放前,资本曾经有过“被灭绝”的悲催经历；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被发展”的曲折过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中,资本的存在,私有经济的发展,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全新的理论问题。

早在1953年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毛泽东就认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注]。在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注]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从那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在中国大陆基本上绝种。人们都有过很痛苦的回忆：房前宅后种菜、养鸡,以至摆小摊,都要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而被割掉,承受着被批判、被斗争的灾难。

在改革开放后,国内私人资本及外国资本,都在政府的主导和政策扶植下在大陆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中外资本这些非公有制的快速发展,不仅加快了一批新兴产业和行业的发展,支持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拓宽了就业渠道,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对于增强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力,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资本总归是资本,追逐超额利润,是资本的天然属性。而在经济转型期,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弄不好,更会使这种天然属性得以放纵。一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在政府（权力)的主导下运行,资本准入市场的门槛完全由政府（权力)控制,经济增长一旦成为政府决策的主题,那么资本自然而然就会成为政府的宠儿,权力与资本勾结而由此发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就很难避免,比如：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等。二是就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仍然是我国一项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劳动对资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资本不愁找不到新的劳动力,这就很难避免利润侵蚀工资的问题,资本执意压低工资,或者不愿意提高工资,从而使收入差距逐渐拉大。

应该调整权力与资本、劳动的关系,尽快改变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角色,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通过税制改革,强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2018年我国财政收入已达18万亿元,我们应该更多地提出新的政策和制度创新,经济高速增长了,让穷人能通过新的途径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我们需要一个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由具有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和社会救助功能的部门或组织构成社会安全保护伞,维护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公平。

应该建立劳动与资本之间新的经济关系。恩格斯曾经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虽然深邃地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经济关系,但这种分析,抽象了市场竞争、价格,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是很难找到的。如果从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出发,考虑到市场竞争、价格变动的因素,恩格斯认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这个理论在一个时期,曾遭到我国理论界的批评。经济学家孙冶方依据恩格斯的价值理论批评集权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也曾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但在20世纪初,伯恩斯坦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对恩格斯价值理论做了新的解释,他认为：生产费用对价值量的形成无疑起着重要作用,但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实现物品的效用。物品效用即使用价值的实现,与构成市场的各个阶级的购买力有关,也就是说,效用是通过市场有效购买力实现的。产品进入市场成为商品,如果因购买力不足而卖不出去,资本的剩余价值也就不能实现。因此,要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增强社会购买力,提高社会福利,这成为后来欧洲各社会民主党注重社会福利的经济理论基础。

当今我国正在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大变革,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已成为一个客观经济事实。但是,无论是利润侵蚀工资,或者是工资侵蚀利润,都会扭曲企业的发展,伤害劳动者的利益。在当今中国劳动力过剩、就业岗位紧缺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维护劳动者的利益,要实施严格而科学的劳资谈判机制,强化工会的作用,遏制资本的贪婪,保护劳动者利益。资本应该明白,只有提高劳动者的社会购买力,才能使生产领域形成的剩余价值得到实现,资本人格化后的企业家,应该有这样经济理念、伦理价值观。这正是恩格斯关于价值是费用与效用比较的理论中题中应有之义。

构建权力、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和谐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一个全新的理论问题。

三 转型经济学研究需要经济学各流派更深入地融合,社会科学多学科进一步协调,合作攻关

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变革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的结合在转型经济学研究中得到了有益探索,科学地吸取新制度经济学中某些观点,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我们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生产关系变革理论有助于研究不同经济制度的更替；新制度经济学则研究既定经济制度下如何让制度更有效率。

比较经济学在对转型经济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2002年,由吴敬琏主持创建了《比较》杂志,提倡“以比较传递理念、思想和智识”,根据中国经济转型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有选择地介绍转型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和教训,推动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章玉贵在他所著《比较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对比较经济学在中国经济转型实践中的广泛传播作了系统介绍。[※注]

应用演化经济学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进行研究,其对转型经济学研究的深入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德国学者何梦笔用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来研究大国转型,他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存在着巨大的空间（或地区)差异,全国统一的经济转型政策将会引发各地区政治经济不同的反应,而这种反馈差异又将促使各地区逐渐形成不同的转型路径,从而使地方利益逐渐形成并日益强化,正视这个演化过程,才能为政府竞争创造一种能够操作的政策框架。马克思指出,达尔文进化论构成了他们学说的自然历史之基础,技术进步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物种共同演化及其相互转换,这是一种进化论的经济学观点。对此,贾根良在《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注] 一书中对此也作了详细的论证。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科学命题,但是,弄不好,这个科学命题也会被扭曲为“权力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实践中的市场经济,在权力的主导下会变得很坏很恶! 比如：价格改革曾实行过“双轨制”,本意在减少价格改革对社会的震动,但有的掌权者却利用计划内、外产品材料的差价进行“官倒”买卖,掠夺国家财产；（国有)企业改革曾实行过“承包制”,本意在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但有的掌权者却利用承包合同的签订,实施无风险承包,亏了由公家承担,赚了归自己,实际上是给公有资产的流失开辟了新渠道；在公司改制过程中,“空手套白狼”式掠夺共有财产的案例也屡见不鲜；当今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以国家权力的名义,从国家拨款“输血”,垄断社会优势资源,但从垄断经营中获利,高官高薪。[※注]

网络、大数据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社会的高度连通,它使得政府和市场各自作用的方式都在迅速发生着变化,提高了国家管理经济的科学水平,对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项基本职能的积极影响[※注]；同时,企业家通过大数据也提高了对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但是,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其中也还隐含着一些新问题,诸如个人信息保护、商业模式创新、产业安全等。江小涓做出了详细分析,科学技术的发展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它不可能取代社会变革中的制度建设,这是在转型经济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新问题。

转型经济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反映了中国经济学70年间理论思维的巨变。但是,转型经济研究成果对社会变革的解释,基本还停留在对经济发展政策进行解释的层面上,对于社会变革深层的问题,单就经济学而言,可能还显浅薄,因为它还涉及政治、文化、民族、历史、宗教以及科学技术的新发展等全方位的理论问题,需要多学科协同研究,多学科协调,合作攻关。

（执笔人：冒天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