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把探寻国民财富的性质和根源作为自己的核心命题之一,而经济增长理论即是解答国民财富增长与国家兴衰之谜的关键钥匙。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从“贫困陷阱”起步,从一穷二白、短缺经济到物质极其丰富,国计民生实现了突飞猛进的改善,以GDP度量的国家综合实力已跃居世界第二,人均收入顺次跨越了世界银行的“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区间,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正朝着全面实现“小康”和“高收入”阶段迈进。

纵观70年来的中国现代化探索和发展历程,按其增长性质可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是1949—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优先增长。中国政府通过“三反五反”“三大改造”“人民公社”“集体食堂”等一系列经济措施和政治运动,对所有制、经营、建设、户籍、就业、迁徙等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施严格的制度控制,把可以调动的劳动剩余都转移到重工业发展。如此展开的早期现代化,无疑是一种“系统性扭曲”,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实验和试错,其特点之一是缺乏确定性,波动较大。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恢复到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始终处于“政治挂帅”,其后经历大炼钢铁、“大跃进”、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等“大折腾”,1953—1977年国民经济年均增速虽达6.5%,奠定了工业化初步基础,但出现了三个时期的负增长,负增长高达27.3%,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1978年11月改革开放开启,在很大程度上为吃饭问题倒逼,是现实所迫。从农村联产承包开始,由此展开的40多年现代经济增长过程,经历了引进外资,承包制,价格闯关,1992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对外开放“快步走”,宏观经济管理制度大调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下岗分流,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5年汇率升值,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等重大事件。1978—1991年是计划体制下的重工业赶超转向边际改革驱动的全面工业化（经济年增速9.3%),但属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1992—2011年是重化工业化加速阶段（经济年增速高达10.5%),突破“贫困陷阱”,全面实现了工业化“起飞”。2012年后进入深度城市化阶段,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预期2019年城市化率突破60%,2035年将跃迁到70%以上,城市化已经成为“新常态”的主导趋势和核心议题,为了继续实现人均GDP向高收入阶段的飞跃,未来20 多年将再次面临经济体制的调整。

与70年来的经济“大赶超”、结构“大转型”亦步亦趋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范式的“大转向”。以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启动为界,前30年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是“封闭条件下的重工业优先增长范式”,后40年则是“开放条件下的现代经济增长范式”,而其中的最近10年伴随经济增长减速,又更多地表现为“高质量转型”的理论与政策探索。本章试图对此展开回顾与讨论。[※注]

第一节 “赶超模式”大转型与经济增长研究范式之扬弃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经济走了一条模仿苏联体制下重工业优先增长的经济赶超道路。重工业赶超增长模式就其实质而言,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为依据,从突破资源稀缺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入手,通过对产品和要素施以严格的行政控制、价格管制和计划配给制度,以保证资源以较低的经济成本优先流向重工业部门,克服产业结构中重工业薄弱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产生的“短边效应”,使国民经济在最短的时间内加速增长,实现工业化追赶甚至超过发达经济的强国目标。这一模式的特点和经济表现可概括为“十低十高”：低基数、高增长,低消费、高积累,低轻工、高重工,低城市化、高工业化,低城乡融合、高二元分割,低自由择业、高隐性失业,低劳动激励、高平均主义,低市场竞争、高计划控制,低开放交换、高封闭循环,低稳定性、高波动性。

不可否认,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增长率确实是比较高的。在近30年特殊的政治环境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以高度政治化的统制经济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集中资源进行重工业化的实践,赶超模式促进了中国的重工业化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二三十年间获得了类“苏联模式”的数量驱动型超常规增长。但同时,这种增长模式的偏差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代价。可以观察的典型化事实是重工业自我推动导致巨大的周期波动性,经济大起大落,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民生极其困顿,“短缺”现象严重,国民经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的短暂高增长之后就难以为继,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陷入严重停滞,甚至走到崩溃的边缘。

“人均收入”是代表经济发展水平最为典型的指标,该指标清楚地显示出中国此时期与国际上的收入差距并未实现缩小,而是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资料,我们计算得出1965年世界银行“中上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当于中国的3.82倍,而到1982年却达到了历史高点9.43倍,在近20年间收入差距扩大了近6倍；1967年,“非 OECD 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当于中国的5.24倍,1981年达到历史高点32.13倍,中国与之的收入差距在15年间增加了近27倍。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震荡和大混乱,国计与民生、积累与消费、城市与乡村等之间的矛盾在20世纪70年代日趋激化,传统的生产关系及命令经济配置资源模式,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及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这一模式的失败,事实上也是重工业优先增长型赶超理论的被“证伪”。

吃饭问题逼迫“赶超”结构转向,改革启动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研究的两大焦点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和对改革方向的探索。尽管人们对新道路的细节一时还不十分清楚,但是扩大市场的作用,以边际上的增长来推动旧体制的变迁,却逐渐成为共识。学界比较一致地认识到：第一,生产资料特别是重工业的优先增长（“以钢为纲”方针)是片面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已成为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的障碍。为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必须按照基本经济规律,把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首先安排好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然后围绕农业、轻工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安排重工业的发展。[※注] 否则由于农业和轻工业的滞后发展,供不应求,会影响安定团结局面,使广大群众不能及时地获得所需要的消费品。加速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可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创造安定团结的局面。[※注]第二,改革开放促使经济赶超模式转型,要处理好改革力度、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同经济稳定的关系。新的经济建设道路要求保持经济发展的适当速度,获得持续、稳定、实惠的增长。保持合适的积累率仍是完全必要的,但既要避免过去高积累率、低消费水平的做法,也不能走低积累率、高消费水平的路子。同时还要注重经济效果,避免积累率的暴起暴落。实现经济发展速度、比例和效果的统一,就可以避免过去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各种大的失误和问题,使国民经济能够以持久稳定的高速度发展。[※注] 一些论文针对当时的通货膨胀现象,提出要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改革,稳步前进,促进经济稳定；另一方面要保持适度增长,治理经济环境,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注] 第三,关于政府促增长、保稳定的调控手段,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提出“双轨制”,并提出要按经验数据（“财政框框”)、积累消费比例、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全面发展目标三方面要求来保持适度经济增长。[※注]

随着思想解禁和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增长研究的潮流,很自然地从马克思主义增长理论范式转向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范式。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60年代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形成的较快时期,陈彪如等国内学者曾以《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为阵地,在1960—1964年对杜玛、爱蒂肯、甘恩、米德、琼·罗滨逊等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著作过几篇简要介绍,可惜这一学习过程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前夕,杭勤在《国际贸易问题》（1978年第1期)上发表的《科技革命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文,或许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一篇直指“经济增长”的论文,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问题开始正式进入中国学者视野。其后,国内又有多篇考察研究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相关问题的论文发表,分别探讨教育、积累率及基本建设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注] 但那时,国内经济学者的工作仍主要是对卡莱茨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引进和研究[※注],以及探索两大部类的平衡增长,建立财政、信贷、物资等在内的综合平衡理论等。1985年8月,谭崇台在国内主流学术期刊《经济研究》发表《经济学说史中应当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一文,这意味着国内一批学者已经开始全面关注和研究西方的经济增长理论。此后,经济增长理论陆续被引进,并应用于中国经济的经验研究。

从1984年张培刚的早年论著《农业与工业化》中文版 [※注]在国内面世,到1994年林毅夫、蔡昉和李周用现代经济学的规范方法对中国经济改革前后的事实进行归纳并出版《中国的奇迹》一书,十年间随着国际文献的引用,包括“资本形成”“技术创新”“干中学”“结构模型”“比较优势”等理论为国人熟知,现代经济增长的研究范式成为主要理论工具,在分析方法上逐步从结构分析的静态研究转向动态路径分析转变,研究经济增长的论著也逐步问世,并在21世纪以后形成一个研究热潮。我们基于一项早期统计并进一步补充分析发现[※注],1985年后在国内主流经济学期刊《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文中,题目中包含“经济增长”四字的平均每两个月就有一篇。这些专论文章又密集地发表在1999年之后——正是中国改革关键期和经济增长面临重大挑战时期。2007年之后,在《经济研究》上冠名“经济增长”的文章年均达到15篇,平均每期约1.3篇,这还不包括那些与增长相关的文献。这表明,增长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越来越被重视,人们不仅研究经济增长理论,关心GDP等与增长相关的经济指标,而且开始用新的研究范式和成果为中国现实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服务。

总的看来,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增长模式仍然是以“赶超”为特征的,但这种赶超,是越来越基于市场而非计划、越来越趋于开放而非封闭、出口与投资双轮驱动、工业化与城市化齐头并进的新型加速增长。伴随改革前后的新旧赶超模式“大转型”而来的经济增长理论范式“大转变”,是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学术研究氛围日渐宽松、能够更好地吸收国际知识扩散并直面中国现实问题的结果,同时这种转变也反过来为经济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和决策支撑,由“干中学”产生的知识创新效应与改革创新效应相互促动,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第二节 改革以来的“经济奇迹”及其增长源泉：若干争论

20世纪后半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异军突起,引发了广泛的研究兴趣。对于这一增长过程和机制的研究,国内外一直不断有各种数据、理论和经验文献涌现,相关的典型事实仍在不断地被归纳之中。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人从不同视角出发,得出了差异化理解和竞争性观点。

在20世纪90年代,林毅夫、蔡昉和李周较早提出了“中国增长奇迹”这一命题。随着时间流逝再来审视中国经济成就,相当多的国内外学者认同中国“增长奇迹”的提法,特别是通过国际比较之后,更能同意这一观点。当然也有不同声音存在。同在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提出对“东亚奇迹”的质疑[※注],此后他对“中国奇迹”一直不以为然,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低基数导致的,而且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大有水分。他同时高调批判中国制造污染、大搞生产补贴和保护主义、实行掠夺性的汇率政策以累积巨额贸易顺差,甚至在博客及专栏中言辞激烈地称中国为“流氓国家”。另有学者如陈志武认为,只是自我纵向比,当然容易看到奇迹——事实上中国的增长并无“奇迹”可言,只是赶上了全球化的好运气。中国经济成就至少包括两个主因：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机遇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在150年来全世界的大框架下做横向比较,就会发现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后发之所以有“优势”也在于这种“便车”已经存在。如果靠模仿也能给中国带来奇迹,那恰恰说明西方过去500年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重要。[※注]而秦晖则在多篇文章中认为,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可以称得上“奇迹”,但“纵向有进步,横向有落差”,中国改革仍然雄关漫道、任重道远。[※注]

对于上述观点的争论,需要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从多个角度来寻求答案。

首先,无论从增长速度、经济规模、增长稳定性的纵向还是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称为“奇迹”并不过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从规模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3679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0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我国GDP占世界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5.2%,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万亿美元,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达到1.9万亿美元。主要农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建成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服务业比重超过50%,成为经济增长主导驱动力。外汇储备与进出口贸易均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持续位列发展中国家第一。从增长稳定性来看,物价长期保持基本稳定,40多年来经济增长率的变异系数不到0.3,体现了典型的高位平稳增长特征,在高增长国家中实属罕见。这一系列成就,确实可称为中国增长奇迹。

其次,从民生来看,中国已解决了全球1/5人口的吃穿住行问题,摆脱了“贫困陷阱”,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呈现收敛态势,经济增长惠及民生。人均GDP由1980年的313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9800美元,在世界各国中增速居前。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171元增加到2018年的2.8万元,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40年间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成为人类反贫困史上的一大奇迹。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3.8%,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8.5%。居民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7年的77.0岁。我们按世界银行的人均收入组别数据计算,1978年改革启动之时,高收入OECD国家、高收入非OECD国家、中上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分别是中国的37.5倍、20.6倍、7.5倍、2.8倍,随着中国正在跨越中上收入区间,预计到2020年全面达成小康目标时,中国与高收入OECD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将缩小至3.4倍。可见40年来我国人均收入的赶超效果极其突出,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日渐缩小。[※注] 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奇迹”也应是实至名归。

再次,从增长性质看,改革开放40多年间中国仍处于经济赶超的发展阶段,仍是一种结构非均衡的经济增长。其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1)要素投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过程,表现出与高投资率（以及高储蓄率)极大的相关性,这一点得到了几乎所有研究的支持。1979—2010年年均投资率38.3%（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9%)。21世纪头十年,由于城市化的高速扩张,投资率和增长速度也上升较快。2003—2010年年平均投资率达到43.7%,而GDP增长率达到平均10.9%。[※注] 直到近年随经济转型,投资率才出现下降。除了高投资率外,人口红利带来高储蓄的资本供给和劳动力持续供给也直接提升了经济增长速度。

（2)结构变革。中国转轨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持续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的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注]而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国际化),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规模扩张、市场拓展、资源优化配置和技术进步。[※注] 这一切是与体制改革分不开的。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个人自由与经济自由,推动了要素的优化配置,激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变二元经济结构为现代经济结构的根本动力,来源于与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经济效率提高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降低原先高居不下的体制成本,从而在全球化中发挥出比较优势,这是中国经验的根本。[※注] 不过随着改革因素逐步常规化（如现代企业制度建立、金融动态调整、加入WTO等),体制改革的贡献增量正在下降。

（3)技术进步。早期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起飞”的动力在于资本积累,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技术进步的源泉又来自人力资本投资和知识创新。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的理论研究亦已证明,开放条件下的大量技术引进、“干中学”和竞争性低成本模仿—套利机制,加速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不过其效应会随着一国技术进步水平与国际技术前沿距离拉近而下降。[※注] 但实证中却有很大分歧,如一大批增长核算文献的研究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TFP 增长率并不高且有较大的波动,在一些年份甚至还出现了持续下降（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直至21世纪后才有所回升,总体上中国经济主要靠要素累积尤其是高投资推动增长,低技术进步与高投资、高增长构成了巨大反差。[※注]另一些研究或测算发现,生产率的增长来自体现型技术进步与非体现型技术进步,中国的技术进步可能更多的是内嵌于设备资本的体现型或物化的技术进步。[※注] 另外,一些研究[※注]也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平均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很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这暗示着如果没有较大的效率改进,高回报现象是不可能持续出现的,外资也不可能持续涌入中国。

（4)中国的增长率也受益于无环境约束。从10年样本期的平均情况看：20世纪80年代的碳排放增长增速为4.7%,1990—1999年为3.4%,2000—2006年为9.2%。一些估算表明,改革开放至2018年,中国潜在经济的增长速度平均为9.5%,其中大约1.3个百分点是环境的代价；进入21世纪以来,环境消耗拉动经济增长平均为2个百分点。[※注]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图景,分阶段来看可能更清晰[※注]：①20世纪80年代是农业大包干、乡镇工业兴起和国有工业“政企分开”[※注] 带动下的经济增长。在这十年的前半期,农村制度创新激励下的农业经济效率一次性提高对增长的作用较明显,后半期随着全要素生产率（TFP)下降,农业剩余资本化配合金融多元化激励下的工业资本积累开始主导经济流程。②20世纪90年代通过价格并轨而基本实现了产品价格的市场化,大批企业从承包制完成了“减员增效”“转制”“重组”。此时期的产权改革配合“招商引资”与金融分业改革,使得资本形成更多地表现为实物资产重估推动下的规模扩张逐年升级,相应地,TFP的作用却逐年减弱。③ 21世纪后,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国际化扩张、城市化加速双重主导的发展阶段,尤其在2005年之后伴随着汇率改革,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国际资本参与下的实物资产甚至虚拟资产升值推动的急速资本形成,而经济创新被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维持在低位增长。[※注]

最后,从经济增长的成本来看,“中国奇迹”所对应的代价无疑是极为高昂的——这也正是一些学者或国际机构认为中国增长无奇迹、唱衰中国的重要原因。比如要素价格及其配置体制扭曲,资源利用低效与环境污染,以及高积累、低福利和日益扩大的收入和地区差距等,表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而难以改变。这些经济扭曲与结构失衡,就是创造增长奇迹所付出的代价。当然,这也是很多经济体为实现赶超所付出的代价,而这样一种忽视成本的赶超型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节 长期增长路径、机制与“结构”：关键问题的理论求索

改革开放后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等新理论范式的引进,为中国经济赶超模式的动态调整、寻求持续增长之路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和方法。切合中国的增长理论一直在不断的归纳之中,关键的制度特征及结构转变等问题也越来越被关注。从增长路径看,中国改革开放40 多年的人均GDP产出轨迹符合递增的赶超曲线,增长模式仍未能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并带有极其明显的重商主义特征。林毅夫等归纳为“赶超战略”,张军的“过度工业化”命题[※注],刘世锦的“低价竞争模式”,袁志刚等对中国经济的制度、结构和福祉三个角度的考察[※注],中国经济增长与稳定课题组的“S型增长曲线中的指数增长”以及“低价工业化”“高价城市化”[※注]的结构转变,宋铮及其两位欧洲合作者概括的“中国式增长”[※注],贺大兴、姚洋的“中性政府论”[※注],都试图从不同角度揭示中国增长模式的性质与制度条件。

尽管我国政府从1995年起就强调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延转向内涵,并在21世纪之初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增长目标,并越来越强调节能减排、自主创新、循环经济等一系列具体的要求或约束,但长期以来只重数量的粗放型增长在一段时间内并未有实质改观,究其原因：（1)传统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很高,但转换模式也需要付出代价。[※注]（2)国家管制下的资源定价、行业垄断、财税体制、政府定位和干部政绩考核和提拔任用体制助长了粗放型增长,制约了转变。[※注]（3)赶超的结构失衡会产生很强的增长和利益分配的路径依赖,政府干预的激励机制在短期内较难改变,往往导致干预路径被锁定,结构和机制调整困难。在存在结构性规模收益递增的条件下,政府实施的干预资源配置就有了其内在的经济逻辑和动力,政府干预在一定时期内对经济发展是有效的,而当规模收益出现递减或难以抵消政府干预的成本时,转型才成为必须。[※注]

一个关键问题是增长型政府的干预。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并形成了相应的制度安排：（1)党管人事,为动员控制全国经济资源并集中使用提供了体制性保障。（2)激励性和歧视性制度供给。如与出口导向政策相配合的固定汇率政策和结售汇制度,1994年汇率贬值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优势,1994年以后中国外贸持续顺差,外汇积累不断增加；在税收方面,通过所得税“三减两免”等措施激励外资的流入,退税激励企业出口,1997年以后几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直接改善了中国基础设施,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实施大规模政府投资和产业振兴计划；在货币创造方面多年持续保持了M2/GDP超过1.6的高比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宽松的货币条件,近年来这一比重甚至达到2.1的全球罕见新高。而户籍管理制度上沿海开放地区的优先发展政策,国有与非国有政策支持上的差异,大企业垄断,资本控制下单向的FDI流入便利化,贸易管制逐步放松背景下进出口并重但更强调出口便利化,等等,都是非平衡赶超背景下歧视性经济管理政策的具体体现。（3)以数量型手段为主的宏观反周期调控。从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近十次宏观调控,以数量型手段为主（如银行准备金调整、信贷配给、资本市场额度控制、购房限制、压产能等)、行政手段和价格手段为辅。在市场化初期价格机制不敏感情况下,这种干预方式往往目标明确,见效比较快,但相应问题也不少。

中国增长模式中的上述政府干预特征,引起了几种对立的观点。一类观点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好集中力量办大事。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谈到中国改革经验时就认为：现存体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注]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历次宏观调控以及在对抗1997年、2008年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等重大事件中,中国都表现出极强的政府动员能力和集合力量。这被一些人归纳为体制优势,近年来甚至上升到“中国模式”,并吸引了大量学者参与讨论。而贺大兴、姚洋则在其文章中把“中性政府”作为“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别国的代议制政府不是代表富人实行“右派”政策,就是代表穷人搞“民粹主义”,只有中国政府既不是穷人也不是富人的附庸,所以既不怕得罪穷人,也不怕得罪富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政府强烈的干预不应视作一种优势[※注],更不能当作“中国模式”的特殊性,而更可能是一种制度缺陷。而秦晖似乎比较纠结,并不简单认同上述两种观点。在他看来,一方面,中国地方政府竞相入市牟利的所谓“政府公司主义”现象打破了改革前中央统制下的死气沉沉,确实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政府利用权力“自由牟利”与民间的经济自由完全是相反的东西。因此中国经济可以崛起,但中国模式不应流行。[※注]

林毅夫教授领衔倡导的“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注],以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而著称。其理论实质和哲学要义,是强调成本比较优势在决定产业结构时的作用和结构升级的循序渐进性质。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由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不会自动发生,因此要靠人和社会的有意识的努力去完成。为形成有活力的经济增长,需要由市场经济来有效配置资源、促使企业自主创新和跟随比较优势,但也需要政府在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中起到扶持作用,解决协调性、外部性和支持基础性研究等问题,所有转型成功的经济体,无一不是遵循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政府为辅助的“二元系统”。但这一派理论,也因为异质性企业禀赋与分散知识的加总问题、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与政府干预的滞后性矛盾、产业政策的成本弊端和创新不足等引发了一系列争议和辩论。

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为基础,学界也针对未来增长动力、机制和路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源于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总结,并非有特定的学术逻辑,但却有着“经验”性的启示[※注]：（1)赶超阶段的战略不可持续,“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创新、专业化是发展的关键；（2)政府干预模式必须修正,要让市场更优化地配置资源,以降低发展的风险；（3)随着国际化进程加快,需要增加管理经验,避免外部冲击引起的经济衰退；（4)中等收入阶段也是收入差距容易快速扩大的时期,易引起社会冲突导致停滞。大量论文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来探讨这一命题[※注],核心都是探索中国如何顺利进行结构和机制的转变,避开陷阱,保持可持续发展。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文章和文件几乎是汗牛充栋,但转变的效果依然不佳,体制机制改革仍是关键。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增长课题组)从2003年开始,创新性地提出了长期经济增长的“S型”路径命题,刻画了中国赶超中的阶段性“规模收益递增”特征,探索了从工业化转向城市化引起的动力结构转变、收益特性、政府干预、技术进步等原理。同时探讨了政策激励的成本增加和收益递减、技术进步中的“干中学”效应递减、低成本要素提供不可持续、从“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转换的机理与挑战等问题[张平、刘霞辉（2007)；刘霞辉、张平、张晓晶（2008)；张平、刘霞辉、王宏淼（2011)][※注]。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全球货币—贸易—投资摩擦加大,经济增长受到外部冲击的风险不断提升,经济增长一直处于下行压力中,政府动员资源水平下降,平抑周期能力下降,经济波动加剧,原先赶超中的积极因素开始显现其负向效应,直接挑战着经济可持续发展。由此增长课题组从工业化“结构性加速”和服务化“结构性减速”视角出发,对中国结构性减速和效率冲击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此时期伴随经济结构服务化而来的三大“不确定”——产业升级不确定、从“干中学”转向“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路径不确定、消费升级不确定性,带来了经济效率提升不确定,同时叠加“成本病”问题,降低了全要素贡献,就会出现经济结构性减速,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由此提出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结构变革方向是一个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增长课题组2015年和2016年的论文提出了进一步分析新要素供给对中国突破增长减速的重要影响,强调在物质资本驱动增长动力减弱的背景下,以知识部门为代表的新要素供给是实现增长跨越的关键。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阶段,就要顺应服务业要素化趋势,协调工业与服务业发展,通过制度改革推进以知识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积累为核心的效率模式重塑过程。面对新发展周期,改变发展型政府目标,转向“结构均衡增长”,寻找可持续机制,有效抵御内外部风险,应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任务。

第四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面向未来的高质量转型探索

总结70年经济增长两阶段历程,苏联体制下的重工业优先增长经济赶超模式,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的基本依据,这一模式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重工业化发展,增长速度虽不低,但伴随的是结构失衡、民生凋敝、经济大起大落、社会发展停滞、国际横向差距拉大的一系列恶果。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启动,全面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赶超增长,到2012年年均GDP增速9.8%,2009年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堪称“中国奇迹”。2012年后经济增长逐步减速至8%以下,并逐年减速,2019年预计经济增长6.3%,预计这一趋势伴随着中国经济逐步成为发达国家而继续,直到中国高质量转型成功进入新“稳态”,向发达国家增速上限水平收敛。

改革开放40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引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范式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实践和研究的主导,为中国经济新、旧赶超模式的大转型以及适应从工业化向服务化增长的持续动态调整,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和方法,达成了一些共识,也存在不少分歧。伴随这一过程的理论与政策探索,事实上成为“中国奇迹”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更多的是基于工业化的,服务化阶段的经济增长理论仍有大量的知识空白点,特别是互联网知识经济时代更是人类前所未有的,这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在面临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网络化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干扰时,就不免存在某种知识不足之感,但这也增添了思想探索与理论升华的乐趣。

查尔斯·琼斯和保罗·罗默（Jonesand Romer)提出了“新卡尔多事实”,探索了新规模递增的要素、创新对增长收敛的影响及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其本质是寻找规模递增的范围经济,对中国现阶段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探索意义。这一事实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市场范围的扩大。全球化和城市化促进了货物、创意（idea)、资金和人员的流动,进而扩大了所有劳工和消费者的市场范围。第二,加速增长。几千年来,人口和人均GDP的增长在加速,从几乎为零到 20世纪观察到的较快增长。第三,现代增长速度的差异。人均 GDP 增长速度的差异随着与前沿科技水平的差距增加而增大。第四,较大的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差异。生产要素投入的不同只能解释不到一半的人均GDP增长差异中（换句话说,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力可以超过 50 %)。第五,世界各地的人均人力资本大幅度增加。第六,相对工资的长期稳定。人力资本相对于非熟练工人而言在不断增加,但这种量的增加并没有造成其相对价格的不断下降。在上述六个“新事实”中,全球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货物、人员和知识流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范围扩大,无疑是改革开放40 多年来中国赶超增长的巨大源泉。然而,当前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升级,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经济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甚至可能存在逆转的危险,在技术进步升级路径不确定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要实现后赶超转型显然不得不直面新的重大约束。同时,后危机时代全球发达经济体陷入了“大萎不靡”甚至“增长停滞”,在非常规货币的刺激下仍然难有起色,而资产市场的波动却显著上升。诸如此类的世界经济的新现象以及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需要被持续融入今后的增长理论研究之中。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不得不开始直面“高质量转型”问题。伴随GDP减速增长、经济结构服务化、投资回报边际递减、人口红利消失、外需贡献率下降、货币金融扰动增加等挑战,如何平稳实现“高质量转型”成为新时期最重要的任务。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全要素生产率写入了报告,提出了效率改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效率改善的紧迫性与日俱增。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有着持续的效率提升,从国内拓展到国际,但近年来随着成本的不断提升,规模效率—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出现了规模递减,而创新效率—高价值捕获能力尚未形成,这一转型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需要15年以上的时间,核心在于通过消费—服务业提升整体要素质量,包括人力资本、新生产要素如创意、制度、信息、网络等规模递增性要素的产生传统要素如资本、土地的高效率配置方式改变,等等,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从规模性生产体系向高质量服务体系转变,通过一代人的努力完成效率模式的转型。

若干年前,我们在《增长六十年》一文中写道：“我们面对的是人类历史上大国从赶超增长转向均衡发展的前无古人的、至为复杂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中国经济谜题的抽象和破解,对中国趋势的判断与预测,成为当代经济学最激动人心的研究主题”,今天我们依然如此认为。现实挑战仍不少,中国改革远未到达终点,对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探索还将继续,关键的制度特征及结构转变等问题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中最为关键的部分。

（执笔人：王宏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