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经济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从苏联引进，在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中，经过不断总结和吸收国内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逐步发展成为跨技术学科和经济学科的新兴综合性交叉学科。

技术经济学是一门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学科。由于在经济建设各时期所面临的任务和问题不同，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在发展和变动，对技术经济学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也在不断拓展和深化。概括来说，技术经济学是探索技术发展的经济规律，经济发展的技术规律，技术与经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更好结合、协调发展的规律，目标是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经过70年的发展，技术经济学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架构和方法体系。

第一节 技术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演变

关于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学术界历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学者们对技术经济学理论基础问题的讨论一直在持续。事实上，从技术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来看，其理论基础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学科内容体系的扩展不断发展变化的。

一 初步建立时期的理论基础：1949—1980年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期间，中国就开始运用技术经济论证方法对项目综合经济社会效益及可行性进行论证评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正处在计划经济时期，在积贫积弱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苏联专家在指导156个重大项目建设时，带来了全套经济计划方法，也带来了技术经济分析、工程经济理论和方法。在技术经济学的初创期，中国学习苏联的经验，开展了对大型建设项目进行技术经济论证的工作，指导经济实践的基本经济理论是基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时，技术经济学是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扩大再生产理论为理论基础，对国民经济发展中涉及的技术与经济问题进行研究；项目评价方法主要是以经济效果理论为基础；技术经济的理论主要是指微观的应用理论。需要指出的是，在技术经济学的创建期，也涉及生产率理论，主要是传统的劳动生产率的理论。

二 引进时期的理论基础：1980—1990年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在西方发达国家应用了40多年的投资项目决策工具——可行性研究开始引进中国。1981年中国组织力量对大型建设项目经济评价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进行研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一套科学的项目经济评价程序、方法和指标等，并首次颁布了各类经济评价所用的国家参数，其中大量参数的测定走在了世界前列。这一时期，项目评价研究工作进展迅速，项目评价的主要理论基础是时间价值理论、费用效益理论等。

改革开放以后，技术经济学科摆脱了“文革”时期停滞不前的局面，进入快速发展期。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逐渐加大，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也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作为社会科学的技术经济学，其研究逐步适应这种社会实践的需要，引入国外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成为技术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技术经济学者不仅积极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理论，而且也吸收了大量的宏观经济理论，不断丰富技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经济学思想和成果在中国的传播，技术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们不断从国外引进基础理论，如技术进步理论、技术转让理论、技术评价理论、技术转移理论、技术创新理论等已经成熟的理论，在对原有基础理论不断加强研究的同时，也开始涉猎新的理论研究，包括技术选择理论、技术能力理论、技术扩散理论、技术进化论和技术溢出理论等，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技术进步的理论研究。改革开放初期的技术经济学，其理论基础既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又有西方经济学的理论。

三 应用于发展实践时期的理论基础：1990—2000年

随着国家在经济体制诸多方面的改革进一步深化，中国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已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计划指令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原有的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在实践中遇到一些新问题，特别是1992年9月1日，国家物价局宣布将571种产品定价权交给企业，22种产品价格下放给省级物价部门，代表价格双轨制走向了尾声。为此，1993年，国家计委和建设部组织专家对大型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制定更接近市场的、更符合市场化要求的大型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费用效益理论仍是此阶段项目评价的重要理论基础，项目评价从静态评价和动态评价相结合转向了以动态评价为主的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技术经济学界的注意力转移到应用研究领域，而且所涉猎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技术创新理论、技术外溢、实物期权理论、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等理论逐步充实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学者们在技术经济学著作中先后提出了经济效益理论、微观评价原理、宏观评价原理、风险理论、决策理论、技术进步理论、技术创新理论、技术评价理论、技术选择理论、资源有效利用理论、生产力与再生产理论等理论及其应用于中国的实践研究等。特别是由于中国加大了改革力度，国有企业大规模裁减在岗职工，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得到较大的提升，加上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改造，整体上提升了技术进步的水平，经济增长质量不断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处于较高水平。运用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机理，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源泉的实证研究开始兴起。

国内的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7年年底，中国科学院向中央提交的《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揭开了国内对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序幕。在这一时期，企业制度和产权制度进一步改革，突出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强化了企业的创新功能。近年来，我国学者加强了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分析。陈劲、李飞（2011）结合生态系统理论，从生态物种进化视角重新审视国家创新体系，阐述了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生存、演化和优化的三阶段创新发展机理，丰富并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注]吴晓园、许明星等（2011）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用动态的观点探析国家创新系统的层级结构、功能及层次之间的作用机理，而后分别从企业、区域与国家三个层级进一步考察新技术的产生、发展、改进和扩散的演化过程，指出层级间个人或集体行为有机联系并相互作用，使国家创新系统有效运行。[※注]盛四辈、宋伟等（2012）通过对国家创新体系这一理论的文献综述，在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自主创新战略群的基础上，从系统演进的动力学机制视角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影响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演进的重要参量进行了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分析，分析了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注]李中国、皮国萃（2012）在对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后概括出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若干发展趋势，包括：在全球化背景下探究国家创新体系，将国家创新体系进一步分解为区域创新体系和部门创新体系，通过建构模型推动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发展，关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外的国家的创新体系，重视对不同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绩效的比较研究，以及探讨高等教育与国家创新体系之间的关系和交互作用。[※注]李平、蔡跃洲（2014）对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完善过程进行了回顾，提出国家创新体系的定位基本是由各种制度和不同主体共同构成的、通过动态互动促进技术创新的复杂社会系统，而着眼于国家创新体系，从系统论角度研究创新活动开展以及创新能力影响因素，便形成了一种新的创新理论框架，即“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注]田浩（2017）从中观视角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与功能进行分析，同时也可以为国家创新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注]眭纪刚（2019）对创新体系理论及其在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中产生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回顾，明确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对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发展的指导意义。[※注]从总体上来讲，上述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研究都没有超过纳尔逊、朗德沃尔和弗里曼的研究范畴。

四 创新发展时期的理论基础：2000年至今

21世纪以来，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对外开放迈出关键一步，逐步全面融入国际经济技术竞争。[※注]随着中国在投融资、金融、财税、外贸等领域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投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为保证项目评价工作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保障决策的科学性，2006年，国家发改委和建设部颁发了《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增加了大型建设项目对地区、区域经济和宏观经济影响进行分析的内容，设定了特大型项目的评价指标和分析方法体系。此阶段区域发展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开始引进，丰富了项目区域影响评价的理论基础。

2006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宣布中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目标；2006年2月，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技术经济领域的学者围绕创新型国家内涵、特征以及测度，国家创新能力、创新绩效以及国家创新体系等研究不断拓展深入。

近10年来，中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既处于未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机遇期，又正面临经济步入新常态，结构性问题突出，资源、能源和环境压力增大，科技创新的全球化竞争等战略性挑战。新的具有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前瞻性的重大技术经济问题层出不穷，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尽快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突破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提高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如何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新飞跃，这些都为技术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课题，同时也促进了技术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深化和拓展。具体表现在：一是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机理研究成果丰富且不断深化，技术创新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的分析也逐渐增多。二是随着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有关创新型国家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涵、特征、机理等的相关研究不断开拓和深化。三是项目评价理论研究逐步成熟和规范。项目评价指标体系不断深化和精炼，系统性、综合性和可操作性有所加强，项目评价理论研究的拓展为重大项目的决策提供了分析的依据。四是创新与创业管理研究迅速崛起，成果迅速积累。创新研究在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知识管理、创新集群、创新网络和创新系统研究、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和创新扩散等领域的理论研究发展迅速。创业网络的研究主要围绕资源视角、关系视角、认知视角及动态演化等方面展开。在创业机会研究领域，主要是围绕社会网络视角、个体认知视角、创业者特质视角和机会等相关理论研究逐渐兴起。

第二节 技术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主要理论流派

一 技术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

技术经济学以技术变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其根本任务是为中国经济建设实践服务，是经济建设科学决策的主要工具之一，其研究成果为各层级的技术经济决策提供理论和方法论支撑。中国技术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是基于对忽视技术发展的经济规律的批判，对技术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经济学分析，一直都是中国技术经济研究学者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而且偏重应用性和对实践的具体指导。

技术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按其研究的层面可包括：建设项目的技术经济问题，企业层面的技术经济问题，产业、地区层面的技术经济问题以及宏观经济层面的技术经济问题；按其研究的内容包括项目评估、各层面的技术经济问题、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生产率分析、科技政策、科技发展战略、技术预见、价值工程等领域的技术经济分析等。

在企业层面，技术经济学科主要关注的是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技术过程管理、知识产权管理、创新产权的有效配置等。在产业层面，技术经济学科主要关注的是竞争前技术预测与选择、行业共性关键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产业技术标准战略、产业技术升级的路径与战略、高新技术创业管理等。在国家层面，技术经济学科主要关注的是“跨越式发展”的国家技术战略和技术创新战略，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机制与建设，基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等问题。[※注]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进一步拓展了技术经济学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为今后学科的完善指出了新的方向，具体体现为以下方面：第一，转变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要求，使得自主创新成为学科重要研究领域。第二，以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为核心的绿色创新是当前及未来技术经济研究的重要领域。第三，循环经济作为绿色创新实践的具体模式和绿色发展的具体实现形式，也已成为技术经济的重要研究对象。第四，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际技术转移、扩散呈现新的特点，其中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应对国际技术转移可能遭遇的新障碍，合理利用国际规则，提升国家整体技术水平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应成为未来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注]第五，国家间的科技创新竞争态势逐渐激烈，技术预见、应对百年未有大变革背景下的科技发展战略规划、颠覆性创新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影响等领域也日益成为技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二 技术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流派

中国学者对技术经济理论基础的研究多散见于教材和少量专著中，而专门的学术论文较少。在教材和专著中，对技术经济理论基础进行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教材有：《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于光远，1978年；《技术经济学概论》，徐寿波，1980年；《技术经济学》，吴岐山等，1986年；《技术经济理论与方法》，李京文，1987年；《工业技术经济学》，傅家骥，1986年；《技术经济学》，许晓峰，1996年；《技术经济手册》（理论方法卷），李京文、郑友敬等，1990年；《技术经济学》，陶树人，2003年；《技术经济学概论》，吴添祖，1998年；《技术经济学》，武春友等，1998年；《技术经济学前沿问题》，傅家骥等，2003年；等等。

迄今为止，关于技术经济学的学科定义和理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流派。

1.计划—效果学派

代表人物是徐寿波。该学派认为从广义上来看，技术经济学中的技术是“包括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的劳动方法技能等内容的总称”，而经济的含义是指“节约”。[※注]因此，“广义的技术经济学，也可以说是生产与生产力节约学”。“技术经济研究的对象是技术经济问题”，“由于各种技术经济问题大都是以各种技术政策、技术措施和技术方案的经济效果形式出现，所以各种技术政策、技术措施和技术方案的经济效果也就构成了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体地说，就是研究技术的经济效果问题，或者说是技术的可行性和经济的合理性问题。”[※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徐寿波（1980、1986）建立的技术经济理论框架里，所说的“经济效果”指的是国民经济层次的宏观经济效果，至于企业或项目的经济利益（包括经济损失）则忽略不计。1984年、1986年和1988年，徐寿波在《技术经济学》中先后提出了八个技术经济学理论：技术经济比较原理、技术经济效果原理包括技术经济矛盾统一原理、经济效果指标原理、经济增量原理、时间效应原理、供求效应原理、系统相关原理、六力替代原理。

1984年，吴岐山在其主编的《技术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技术经济的基本原理，揭示着技术经济领域中一些基本的规律性问题。”吴岐山认为，这些基本原理包括：一是科学技术要密切结合生产，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技术经济的不平衡性；三是技术经济的可比性、包括产品质和量的可比规范、时间动态的可比原理、成本效益的比较原理、系统分析原理、技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原理。

许质武（1993）探讨了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注]。许质武认为，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可以概括如下：一是技术和经济相互关系原理；二是技术进步原理；三是经济效益及其评价原理；四是技术进步与经济效益关系原理；五是技术经济分析的可比性原理；六是资金时间价值和资金等值换算原理；七是市场供求原理和规模经济原理等。李纯波（1987）讨论了技术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构成问题[※注]。他认为技术经济学基本原理主要有四个：一是技术与经济发展的杠杆性原理，即技术属于生产力范畴，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经济效果的强大动力，对促进经济发展起着杠杆性作用。二是技术与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原理，即技术手段的先进性与经济效果的最佳性，二者之间是一种不确定的关系。三是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可替代性原理，即就一定时间与一定条件而言，为实现某一确定指标的产品（或工程项目）技术与经济的关系存在不同程度的可替代性。四是技术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原理，即对任何经济区域或经济单位，在制定一切经济发展规划与确定技术开发方向时，技术与经济的关系有如下规律：各地区资源条件的不平衡，资源利用时间的不平衡以及产品需求目标的不平衡，从而决定技术开发方向也必然是不平衡的。[※注]

2.关系—效果学派

代表人物是李京文、郑友敬。该学派认为经济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即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社会经济活动”，认为“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技术和经济的关系，是技术与经济之间的最佳结合及其运行规律，其目的是求得最佳经济效果”。[※注]“在技术与经济的关系中，经济居于支配地位，技术进步是为经济服务的。技术作为人类进行生产斗争和改善生活的手段，从它的产生就具有明显的经济目的，因此，任何一种技术，要推广应用，首先必须考虑其经济效果问题。”“经济发展是技术进步的起因、归宿和基础。”郑友敬（1985）的见解是“技术经济学是立足经济，寻求技术与经济的最佳关系，寻求它们协调发展的规律，研究各种不同技术赖以生存的条件，并通过技术比较、经济分析和效果评价，确定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最优经济界限”。[※注]该学派拓宽了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将技术进步的经济学规律等纳入研究视野。郑友敬（1995）指出，技术经济学在理论研究上涉及十个方面：一是对经济效益理论的研究；二是对技术进步理论的研究；三是对技术选择理论的研究；四是对技术转让理论的研究；五是对技术经济评价理论的研究；六是对技术经济比较理论的研究；七是对技术经济决策理论的研究；八是对时间价值理论的研究；九是对生产率理论的研究；十是对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研究。[※注]

孙续元（2001）指出，技术经济学基本原理部分的基础来自经济效益论，具体内容包括经济效益的科学概念及表示方法研究，经济效益的最佳标准、指标及指标体系的设计研究，评价及评价方法的研究、指标算法的研究等。[※注]他认为，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包括两大类，一是技术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实体理论是建立在技术管理研究及技术创新研究上的，主要包括技术进步理论、技术选择理论和技术转让理论。二是技术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分析理论是建立在经济分析理论的基础上的，主要包括技术经济比较理论、评价理论、决策理论及时间价值理论。

3.技术资源最优配置学派

代表人物是傅家骥、吴贵生等。该学派认为“技术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最有效地利用技术资源促进经济增长规律的科学。它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增长理论”。[※注]“在现代社会里，技术已成为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再生资源，而且在再生过程中可以不断进步。但是，相对于社会的需求来说，技术不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是有限的。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无法解决技术资源的稀缺问题。我们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它，这是技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因此，“技术经济学是研究最有效地利用技术资源，以促进经济更有效地增长的科学。它属于经济学范畴，是一门应用经济学”。有效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就是要在微观上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从而在宏观上建立资源优化配置。“主要因素是宏观而不是微观。”技术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探讨技术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与方法，揭示技术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注]

张文泉（1994）提出技术经济学有十大基本原理：一是供求动态平衡原理；二是综合效益原理；三是资源最优配置原理；四是和谐原理；五是生产要素替代原理；六是优化原理；七是可比性原理；八是标准化原理；九是时间效应原理；十是层次原理。[※注]

4.投入产出转换效率学派

代表人物是钟学义、李平等。该学派是从技术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分支的观点来定义技术、技术进步和技术经济学的概念，认为经济活动中投入产出过程达到均衡或平稳状态时投入与产出之间的转换过程就称为技术。基于技术的这种定义，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作为技术关系来描述，从而可以用经济函数（生产函数、成本函数、价格函数等）、投入产出表或者费用与效益之间的关系来描述技术的作用。该学派认为，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当单位投入量对产出的贡献增加时，其增加部分就是技术进步，也就是说只要单位投入的产出量增加了，就有了技术进步。因此，投入产出过程转换效率的提高就是技术进步。因而，经济学中研究的技术进步实际上是指产出增长中扣除因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依原来的技术进步水平而言）增加的作用之后，所有其他因素作用的总和。即，除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增加使经济产出量增长之外，其他使经济增长的所有因素均为技术进步。“技术的进步”是技术进步的基础，但不是技术进步的全部内容。该学派认为，技术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活动达到均衡或平稳状态时投入与产出之间转换效率的科学。

赵树宽、赵英才（1996）撰文讨论了技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包括技术的经济效果原理，技术的社会效益原理，技术的可行性原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原理，技术与经济相关性原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原理，技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原理。赵树宽、赵英才还指出，上述原理只能是技术经济学原理体系中的一部分，并且是不系统的。随着技术经济学研究的深入，新的基本原理将会不断发现，旧的原理可能因实践的发展而被淘汰。[※注]

也有一些学者对技术经济理论有更为宽泛的总结。例如赵国杰（1996）指出，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多学科的，即包括技术学原理、经济学原理、生态学原理、社会学原理和价值理论（文化学原理）。[※注]井浩涌等（2002）指出，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和扩大再生产理论、边际效用理论和边际生产力理论、产权经济理论、历史上关于科学技术发展及其作用的理论。[※注]此外，张金锁（2001）提出了区域增长极发展模式，[※注]彭建刚（2003）提出了（实物）期权评价决策原理。[※注]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几种有代表性的技术经济学定义均认为技术经济学的核心方法是费用效益分析，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和福利经济学。

三 技术经济学的学科定位

任何一门学科在研究自己的特定对象时都有必要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完成对自己的特定对象的研究。技术经济学亦如此，根据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其研究的领域涉及经济学、科学学、技术学、工程学、社会学、哲学等。在进行技术经济研究时，除需要经济科学知识外，往往还涉及技术自然属性的研究，这反映了技术经济学的特点，即反映了技术科学与经济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和联系。技术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的交叉和联系并不能改变技术经济学的经济学科性质，技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属于经济学。

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是由该门学科的性质决定的。如认为技术经济的学科性质是交叉科学或综合科学，则其理论基础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经济科学。如认为技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属于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则是经济科学。

技术经济学是一门技术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属于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的重要依据是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学术思想上具有完整的应用经济学的思想和特征。应用经济学是一个相对于理论经济学而存在的广义概念，是指直接服务于生产或其他社会经济实践的经济科学，包括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它以理论经济科学成果为理论基础，同时也为理论经济科学提供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手段。

第三节 技术经济学重点研究领域的理论基础

按照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重点领域，分别对各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进行总结分析。

一 可行性研究的理论基础

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项目经济评价工作已经由最初所注重的财务评价、国民经济评价，发展为同时关注社会和环境问题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对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而发展形成自身系统性较强的地区经济影响评价、社会评价和环境评价。

（一）时间价值理论

时间价值这一概念源自西方经济理论。其实，早在技术经济学的创建期，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在进行技术方案选择时应考虑时间因素，这在徐寿波的《技术经济学概论》中已经体现出来了。

1986年，傅家骥将资金的时间价值的含义归纳为两方面，一方面，将资金用作某项投资，资金在流通—生产—流通中得到一定的收益或利润，即资金增了值。资金在这段时间内所产生的增值，就是资金的“时间价值”。另一方面，如果放弃资金的使用权力，相当于失去收益的机会，也就相当于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在一定时期内的这种代价，就是资金的“时间价值”。[※注]1982年，苏挺介绍了国外的时间价值概念，指出国外学者分析时间价值的依据是人们共有的“时间偏好”，并给出了各种复利系数的计算公式，此外，还介绍了如何用贴现方法来评价项目。[※注]

（二）经济效果理论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于光远为代表的国内经济学者陆续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经济效果实质、经济效果范围、经济效果指标体系等问题的讨论。1959年，于光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使用价值》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于光远倡导经济工作者应把计算经济效果的理论和计算经济效果的方法以及对在各种条件下，各种产品生产的经济效果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计算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任务。如前所述，徐寿波对宏观经济效果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三）费用效益理论

费用效益分析是指在使用技术的社会实践中对效果与费用及损失进行比较，以便实现最佳经济效果。大型建设项目的费用和效益比较分析分为内部效应分析和外部效应分析。内部效应是指项目主体付出的费用或得到的收益，分别称为内部费用、财务费用或内部效益、财务收益。外部效应是“第三方”由于此项目而蒙受的损失或得到的收益，分别称为外部费用或外部效益。内部费用与外部费用之和称为完全费用、社会费用或国民经济费用；而内部效益与外部效益之和称为完全效益、社会效益、社会福利或国民经济效益。通常项目主体并不关心降低外部费用，也不关心增加外部效益。目前中国的许多项目主体经济常靠牺牲外部效益来降低内部费用，增加内部效益，但大大增加了外部成本。

（四）福利经济学理论

福利经济学为项目评价提供了基本概念、原理、福利标准和一般性理论基础。福利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模式、社会效用理论、边际分析、帕累托最优准则和帕累托改进原则成为项目“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石。

根据新福利经济学原理，当国民经济发生变化时，受益者的受益总量足以补偿受损者的受损总量时，就是社会福利的改进。如果支付补偿者的境况因此而变坏，接受补偿者的境况也没有改善，社会福利将会受到损失，必须寻找代价较小的办法来减少外部不经济。一个具体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建设，达到国家宏观上的整体最优，并不意味着微观上的每个利益主体也同时达到最优。政府的职能不同于消费者和生产者，其任务是保证社会资源得到有效的分配和使用。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造成外部影响时，政府应当承担起调整外部影响的任务。

（五）区域发展理论

从五大发展理念出发，应力争实现各地区的均衡协调发展，但由于各地区的发展基础与条件不同，各地区结构失衡的程度不同，各地区不可能实现绝对的均衡，所以在一定时期内，政府须采取适度倾斜的发展政策，实行不平衡的增长，进而在发展进程中实现各地区新的协调发展。

1.区域不平衡发展论

赫尔西曼、缪尔达尔等人认为，由于不同部门、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增长率，存在经济水平和发展速度上的差距，这种非均衡链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由于聚集经济的存在，发达区域会因市场的作用而持续、累积地加速增长，并同时产生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和回流效应（Back Wash Effect）。[※注]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扩散效应小于回流效应，因此发达区域更发达，不发达区域更不发达。要消除这种逐渐扩大的两极分化，必须在制度方面进行重大调整、改革，可以有选择地在若干部门和区域投资，通过带动作用实现整个区域的发展。

2.增长极理论

弗朗索瓦·佩鲁等人认为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配置一两个规模较大、增长迅速且具有较大乘数效应的中心城市，实行重点开发。这类中心城市，就是该区域的增长极。当增长极形成之后就要吸纳周围的生产要素，使本身日益壮大，并使周围区域成为极化区域。当极化作用达到一定程度且增长极扩张到足够强大时会从增长极产生向周围地区的扩散作用，从而带动周围区域增长。许多国家试图运用这一理论消除落后地区的贫困，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增长极理论仍存在一些问题，譬如增长极的合理数量、增长极本身的起始规模与合理规模、增长极内部产业配置和结构优化、增长极的确定与主导产业选择等方面的研究尚待完善。

3.梯度理论

梯度理论源于美国学者弗农（1966）的“工业生产生命周期阶段论”。[※注]梯度理论认为可利用生产力的梯度转移规律，实现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首先让有条件的高梯度地区引进和掌握先进技术，然后逐步依次向下级梯度的地区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推移的速度加快，可以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实现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进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实际情况的转变，原有的梯度理论受到质疑：反梯度推移论的拥护者认为梯度推移理论的结果将会是，落后地区永远赶不上先进地区，落后国家永远赶不上先进国家。只要有需要并具备条件，落后地区可以引进先进技术、进行大规模开发，而不用过多地关注区域所处的梯度。因此落后地区可直接引进世界最新技术，实现超越发展，然后向二级梯度、一级梯度反推移。

二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尽管中国对技术进步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但那时的“技术进步”仅仅是作为一个技术术语而存在的，所谓的“技术进步”往往指的是物化技术上的进步，所做的研究也只是定性的分析。技术经济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技术进步作用的研究较少，而且研究不够深入。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有关问题的研究，越来越系统和深入。而且一系列重大技术经济课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如“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生产率与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不仅在一系列理论问题上有所突破，而且对各级政府制定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济增长理论和社会主义增长理论。

西方的经济增长理论经过300年的发展，逐渐从劳动决定论，经由资本决定论向技术决定论演进，经过了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至新经济理论的发展。

（一）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

20世纪50年代，罗伯特·索洛等人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资本决定论提出了挑战。1957年，索洛首先试图估计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美国1909—1949年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建立了一个增长来源的分析和估算体系，在对９个工业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后，发现要素投入增加的贡献只占1/３，有将近２/３来自要素投入增加以外的因素，其中主要是技术进步，这证实和巩固了索洛的观点。这些模型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故被称为“技术进步决定论”。舒尔茨在对一些国家经济所做的实证分析中发现：经济发展中资本—劳动比率长期呈下降趋势；国民收入增长快于土地、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工人实际工资大幅度增长。1973年，哈比森在《作为国家财富的人力资源》一书中对人力资本的作用作了如下的概括：人力资源“构成了一个国家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都是生产中的被动因素，只有人是生产中的主动因素。显然，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增进本国人民的知识和技能，并在本国经济中加以有效地利用，那么，它就不可能在其他方面有任何进展”。

1984年，从徐寿波所著《技术经济学概论》第二篇第八章“技术方案的经济衡量标准及其公式”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当论及“技术方案的社会劳动消耗量”时，已经触及“生产要素理论”。该书指出：“一般说来，任何技术方案的社会实践都必须具有以下三个基本条件：即从事劳动的人（包括工人、技术员、管理人员等）、从事劳动所必需的劳动装备和工具（如工厂、机器、设备仪表、工具等）和劳动对象（如原料、材料、燃料、种子、饲料、资源、土地等）。”这表明，当时技术经济学的研究是在“生产要素三元论”的指导下进行，“生产要素三元论”指的是将劳动力、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视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徐寿波这一观点的实质是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及其追随者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主要内容的论文，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可能前景，重新激发了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掀起了一股“新增长理论”（或称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浪潮。新增长理论的突出之处是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人口增长），而是经济体系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的产物，重视对知识外溢、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积累、研究与开发、递增收益、开放经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垄断化等问题的研究，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广泛而持久的跨国差异，对国际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实践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注]

（三）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马克思并没有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经济增长”这一概念，而是采用“扩大再生产”的概念来表述的。马克思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包括三个部分：资本积累的规律、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卡莱茨基于1967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导论》一书，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思想和理论体系。卡莱茨基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区分为自然增长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他认为，自然增长率是由外生变量决定的增长率，外生变量主要是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和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则是由内生变量决定的经济增长率。他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率还存在一个由外生变量规定的最高限，它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投资率和其他内生变量决定的实际增长率，不可能突破技术进步和人口自然增长所规定的界限。实际增长率达到自然增长率水平，表示技术进步、自然增长的劳动人口得到充分利用。[※注]他认为以下途径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一是提高资本集约化程度，即提高投资系数；二是缩短设备生命周期，加速折旧与更新，即提高折旧系数；三是提高现有生产能力利用率，即提高改善系数。

综上所述，无论马克思理论还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都体现了人类对于经济增长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演进、不断深化的过程。300多年来，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条由“物”到“人”、由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道路。从斯密重视分工，李嘉图重视资本积累，约翰·穆勒重视合作和规模经济到熊彼特重视创新，这些思想都从一定侧面反映了经济增长的实际。每一种观点都是西方以至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从确立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特殊地位到崇尚物质资本积累的资本决定论，从重视技术进步的作用到强调以人的素质为中心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条人类在迈向工业化的进程中对经济增长源泉的认识渐趋深化的发展轨迹。

三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基础

西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已形成了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四大理论学派。这些创新理论为研究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型国家提供了广泛的理论支撑。

（一）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的整个经济理论体系都是以创新为核心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变化规律，他从经济运动的内部去寻找推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深厚基础和本质动因，强调创新活动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发展之中，其本质特征就是运动和发展，是某种破坏均衡而又恢复均衡的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这种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力量就是“创新”。他认为：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在创新的持续过程中，具有创新能力和活力的企业蓬勃发展，一批批老企业被淘汰，一批批新企业在崛起，促使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推动经济不断发展，再加上“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有大小、长短之分，这就形成了发展周期的升降、起伏和波动。

近20多年来，以熊彼特创新理论、演化经济学、复杂性科学、系统理论等为基础，新熊彼特理论这一跨学科理论体系迅速发展起来。新熊彼特理论突出量变到质变、动态非均衡、产业经济分析，对产业、金融、公共部门及相互关系和作用的研究构成理论的基本框架。[※注]新熊彼特增长理论打破了经济增长是平衡连续发展的结论，强调新兴产业对一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增长是对现有经济关系的突破，是基于创新的非均衡破坏，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Aghion和Howitt，1992），[※注]在破坏的过程中，创新不断涌现，推动经济系统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根本性质变，使技术后发国家有了追赶甚至超越的可能（Lee和Malerba，2017）。[※注]新熊彼特增长理论不仅为创新驱动发展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指导，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思路。[※注]

（二）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以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美国学者理查德·纳尔逊等人为代表。该学派通过对日本、美国等国家或地区创新活动特征的实证分析后，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也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和其他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知识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绩效。弗里曼提出了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将创新主体的激励机制与外部环境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相继发展了区域创新、产业集群创新等概念和分支理论。[※注]

（三）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完善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思想就是以创新为主线，系统阐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概念体系，也是近30年来发达国家对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进行研究总结而得出的成果，发达国家依靠创新谋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的实践归纳。这种思想方法从更深层次的角度透彻地分析了导致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一条依靠不断完善本国创新体系，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创新效率以谋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道路。最重要的是，由于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对创新活动的特征及进程进行深入分析，使得进一步分析国家层面的创新活动效率以及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成为可能。[※注]

从学术研究层面来看，值得回顾的研究主要包括波特的国家竞争力理论（包括瑞士洛桑学院和世界经济论坛基于该理论开展的世界竞争力评价工作），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杰佛里·萨克斯教授关于创新型国家的最直接的论述。杰佛里·萨克斯是第一个提出中国要成为技术创新国家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技术引进、吸纳和升级的国家，但还不是最创新的国家之一，尤其在那些可以为世界提供所需要产品的有关技术方面。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创新型的国家，需要构建技术创新的科学基础，积极使用现有知识形成的技术创新规模效应和集聚，有利于技术创新的足够大的市场，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体制基础等。

近年来，中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重视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基于生态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强调创新研究应由关注系统中要素的构成转向关注要素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动态过程。摩尔（1993）[※注]最早提出创新生态系统，如同生物系统一样，从要素的随机选择不断演变到结构化的社群，从系统的角度，企业不再是单个产业的成员，而是横跨多个产业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在一个生态系统之中，企业在创新中不断发展，提升能力，依赖合作与竞争进行产品生产，满足客户需求并最终不断创新。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主要内涵是，一个区域内各种创新主体及创新支撑要素、创新种群、创新群落及其与创新环境之间，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联结传导，形成共生竞合、动态演化的开放、复杂创新系统，具有多样性共生、自组织演化和开放式协同等特征。[※注]

四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和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实现增长的方式。或简单地说，是指经济增长来源的结构类型。其中最重要的动力源泉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的提高。这实际上也就是意味着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核心作用。

除了前述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之外，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关系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中的发展模式理论也是本领域的重要理论基础。

（一）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关系理论

科技进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通过刺激需求结构、改变就业结构、促使新兴产业出现、改变国际竞争格局等促进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例如，技术进步通过提高资源使用率、产业劳动生产率改造传统行业，催生新兴产业，最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注]此外，科技进步也可以改变一个国家（地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特别是对外贸易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的国家（地区），其产业结构就会随着竞争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进步已使国际竞争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一些国家地区（如日本、东亚“四小龙”等）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迅速增加，并带动了这些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科技进步改变产业结构的过程是使产业结构不断合理化、高级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从而使宏观结构效益和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

针对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背景下的结构失衡问题，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结构的问题可以具体表现在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层面。其中，在产业层面的突出表现有：国际产业链分工地位有待提升，产业亟待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型升级；行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不够，产业中以重化工主导的资源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占比过大，产能过剩问题突出，而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产业融合程度还有待提升，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水平、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水平都需要进一步提高。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生产要素结构性矛盾，或者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需要改革。总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由于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结构性矛盾而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下问题所进行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在于创新。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各项创新活动中，科技创新居于主导地位、发挥引领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于坚持创新引领，深化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激发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主体活力和创新能力，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创新，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基础、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新体系。

（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模式理论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首先在朝着市场经济方向进行探索，先后提出“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设想，并进行实践探索；而后深刻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之后，用了十年左右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它的建立与成长贯穿于中国三种“转轨”交织在一起的“转轨”时期：一是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二是经济结构上从“二元经济”转向现代化工业经济；三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可持续发展型。这三种“转轨”交织在一起，要在短短数十年内完成发达国家过去200年才完成的事，其复杂性、艰巨性可想而知。中国在转轨时期所面临的问题，是发达国家过去未曾遇到或经历过的，也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所从未研究过的。

中国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进行工业化的，中国工业化虽比发达国家晚了200年，但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并总结出一系列宝贵经验。例如，面临资本和资源短缺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总战略，以迎接国际产业转移；还总结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此外中国还坚决摒弃西方国家过去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而是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并据此倡导“资源节约型经济”“环境友好型经济”“循环经济”。这些发展方式都浓浓地凝聚了“中国特色”，都是中国国情和中国人民智慧及创造性的结晶。[※注]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护资源、环境的关系。在谋划未来的发展时，既要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又要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全面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深入分析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态势的基础上，为了科学编制和实施“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因而克服了以往发展观在发展途径、方式上的片面性缺陷，提出了完整的统筹兼顾发展模式，这无疑充实、完善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模式理论。

第四节 技术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一 从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的视角构建

（一）基础理论的构成

技术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技术生成的规律性、新旧技术替代过程的规律性、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规律性以及技术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技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应包括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技术周期理论、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

（二）应用理论的构成

技术经济学的应用理论除了技术创新的转移和扩散、技术选择理论等之外，向前延伸到前端是技术生成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涉及科技创新战略和科技创新政策等领域，后端延伸到技术效果的评价，包括技术效果的载体——工程项目的评价。另外，技术经济学除了研究现存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外，还研究科技资源的创造和开发。因此技术经济学的应用理论应包括经济效果理论、技术转移理论、技术选择理论、技术扩散理论等理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经济效果理论应是属于应用理论的范畴。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技术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受苏联的影响，其理论基础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经济效果理论可以视作随技术经济学自身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不应视作其基础理论。工程项目是技术发挥生产力作用的重要载体，因此应用经济效果理论分析工程项目的可行性，实质上是评价和研究技术在经济上的可行性和在应用上的先进性与适用性。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效果理论应是技术经济的应用理论之一。

二 从研究领域视角的构建

技术经济学不能由传统的或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替代，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延拓、发展和交叉关系。事实上，技术经济学与传统的或经典的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主要是描述性的（即它是试图描述经济如何运行的一种科学，而不涉及应该怎样运行的问题），技术经济学则主要是规范性研究，即它是在尝试建立一系列规则和方法以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注]

（一）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发展需要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经济效果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

（二）技术经济学的宏观理论基础

在国家层面，技术经济学科主要关注的是国家科技创新政策、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转变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等。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创新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等是技术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

（三）技术经济学的中观理论基础

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构成了中观经济学。在产业层面，技术经济学科主要关注的是产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技术预测与选择、行业共性关键技术、产业技术标准战略、产业技术升级的路径与战略、高新技术创新与科技产业园区的发展、产业创新政策、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于行业增长的贡献。在地区层面，技术经济学科主要关注的是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区域科技创新能力、项目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及地区协调发展的作用等。

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增长极理论、梯度理论、产业技术转移和技术转让理论、产业技术创新、产业技术扩散、产业技术选择理论等是技术经济学的中观理论基础。

（四）技术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

微观研究领域主要是研究建设项目的技术经济问题和企业层面的技术经济问题。时间价值理论，费用效益理论，微观经济效果理论，福利经济学中社会效用理论、边际分析，帕累托最优准则和帕累托改进原则以及企业技术创新理论、企业技术扩散理论、技术能力理论等是技术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

（五）技术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基础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与制度变迁、产业结构调整、资本形态变化等因素密切关联的长期的动态过程。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历了不少于10个周期，尤其是改革开放前30年“高位平稳型”，到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影响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结构性问题，或者归因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注]

对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和比较，依据的是发达国家的分析工具和经验，往往并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因此，需要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进行总结和提炼，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模式理论、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关系理论都是技术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基础。

第五节 技术经济学理论发展展望

中国技术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为中国经济建设实践服务，并在此基础上丰富和完善技术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体系。中国技术经济学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国的技术经济实践及其提出的问题和需要。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科技创新的支撑，当前中国应着眼于新的战略目标，通过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不断提高国家创新能力，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在实践需要的基础上，研究、建立新理论、新方法，应用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和修正，如此往复，这应该是中国技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

首先，应加强技术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技术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已经表明技术经济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强大的生命力。然而，作为一门新型的学科，技术经济学毕竟还十分年轻，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理论架构有待完善，原有的理论方法有待延伸和拓展到新的应用领域，新的理论化方法有待纳入。相当多的理论问题依然处在争鸣过程之中。学科理论创新已经成为技术经济学未来发展的首要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推动着技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也在不断拓展。表现出专项研究领域不断增加，从微观领域向宏观领域不断渗透，从简单定量分析向应用复杂系统模型深化的发展趋势。技术经济研究今后应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以便发现新的规律，进行理论创新，并建立先进适用的研究方法体系，尤其要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科技创新、提高生产率等方面进行理论和方法论探索。学科的基础理论体系建设应进一步明确方向，以尽早形成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

其次，技术经济应加强重大现实问题实践研究的理论提炼。技术经济学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厚的理论根源和现实基础。技术经济学生命力最深厚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发展现实涌现的大量技术经济问题以及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经济理论方法的需要。例如，在大型建设项目技术评价中，由于大型建设项目具有影响范围大、作用深远、技术复杂、不确定性高以及利益相关者众多的特点，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因而评价理论与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成为大型项目决策的关键，[※注]因此，也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总结大型建设项目技术评价的理论基础。由于新的重大技术经济问题层出不穷，涉及领域急剧扩大，技术经济学面临不断创新的巨大压力和客观需求。目前技术经济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是研究的方向比较分散，真正有针对性、有分量的精品成果还不多。

最后，加强技术经济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技术经济学在中国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研究队伍，包括理论研究的学者和实际的工作者，分布在研究机构、大专院校、政府部门、咨询机构、设计机构和各类企业。但是技术经济学的发展仍面临着研究力量不足的现状，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较少，特别是年轻的研究人员严重匮乏。而且目前技术经济的研究力量分散、组织性不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不充分。今后应该提高理论研究队伍的组织力度，扩大交流协作，整合研究领域，组织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研究，推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促使学术实践中涌现学科带头人，促进学科更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