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劳动经济学研究70年
三 新劳动力迁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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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70年的劳动力迁移历史可以看到，影响劳动力迁移的政策因素在改革开放前期影响力非常强。改革开放之后，政策限制随着产品和要素市场化的发展不断减弱，经济因素成为驱动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力量。早期政策形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势能较大，所以中国政府在放宽人口自由流动时采取逐步、渐进式的政策，这使得西方劳动力迁移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中，不断得到挑战和修正。根据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不同解释，有关劳动力迁移理论可以分为结构转换迁移理论、人力资本迁移理论和新劳动力迁移理论[ ※注] 。换句话说，影响在职农民工在经济地位上融入城市生活的主要因素是基于工人户籍身份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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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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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 农村劳动力 人力资本 影响 流动 剩余劳动力 农民工 农业部门 人口 刘易斯 农村剩余劳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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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劳动力迁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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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扩展，新劳动迁移理论意识到家庭福利最大化而非个体效用才能解释非举家迁移行为。这意味着新理论认为迁移决策是集体决策的结果，迁移是为了分散家庭风险和改变相对收入水平。新迁移理论主要有两种基础理论：①投资组合理论。基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导致农业收入波动较大，为分散经营风险，家庭成员根据现有的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和配置，部分家庭成员从事非农产业来避免农业风险。②契约安排理论。家庭成员通过集中家庭内部资金，资助部分成员外出迁移，通过打工回流资金，来提高家庭总体收入[※注]。事实上，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在农村劳动力迁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得新劳动迁移理论在中国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
家庭迁移决策除了家庭内部的集体影响外，同时还受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影响，Massey和Aysa-Lastra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移民研究[※注]。从传统同乡到同事或朋友，“社会资本”包括了“体制化关系网络”并获取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也称“社会网络”。由于社会资本可以降低劳动力迁移中的成本与风险，同时能使具有更多技能和受过良好教育的迁移者减少职业搜寻的成本。对于那些生活在边缘，缺少正规机构服务的脆弱劳动力而言，赋予没有受过教育或缺乏技能的人以社会资本，增加其迁移可能性。
2003—2010年，中国“民工潮”和“民工回流”“民工荒”并存的现象，一直困扰着国内外学术界。石智雷和杨云彦根据湖北和河南两省的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建立农村劳动力回流决策的影响因素模型，从家庭禀赋对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方面进行分析[※注]。研究显示，家庭人力资源禀赋与外出务工之间存在拐点，在达到临界值后，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会选择外迁。同时，家庭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劳动力外出务工。然而，随着家庭社会资本值增加到一定程度，家庭社会资本越高，劳动力则更愿意回家乡就业。
孙三百等则将代际效应考虑进去，并将人口迁移与区域特性纳入代际收入弹性估计当中[※注]。研究显示，迁移者的代际收入弹性不到未迁移者的一半。当前农村劳动力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来摆脱“低代际流动陷阱”，这至少可以使一代人免受代际低收入传承的困扰。通过进一步分析迁移对代际收入传递路径的影响发现，教育在可识别的代际收入传递路径中贡献最大，但是迁移强化了教育的代际收入传导。因此，要消除贫困，增强农业部门的收入，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降低劳动力自由迁移的障碍，并向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进行倾斜，以增强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增进社会公平程度。
都阳和朴之水利用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户调查资料，对迁移收入转移及其对贫困状态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性研究[※注]。研究表明，中国贫困地区的劳动力迁移行为与“利他性”假说相吻合。换句话说，贫困地区的劳动力迁移可以视作一种积极的反贫困行为。劳动力迁移的确成为缓解贫困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迁移人口与其他家庭成员处于不同的消费群体，且消费结构不同，贫困地区留守人员的福利状况有可能被高估。
这三种迁移理论，都是基于经济、社会和制度因素的影响提出的。然而，人的生活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已经有学者开始研究移民和环境灾害之间的关系。比如，工作环境的非货币收益、持续的工资区域差异对迁移率的影响。也有学者从环境灾害对移民、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方面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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