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传统的文献史学体系，走出疑古学派所提出的中国传统古史研究的困境，创建新史学，重构适应新时代的古史叙述，对于考古学来说，首先需要建立以考古发现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为基础的新的时空框架体系，即中国古代考古学文化的纵向发展系列和横向分布状况。这是从考古学角度研究古史的前提与基础。

1949年以前，虽然中国的考古学者也开展过一些夏商周时代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但零散而缺乏系统。1949年后，中国考古学的工作重点首先放在确认各种考古学文化及其时代，建立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工作上。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学基础资料初步具备，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基本建立，为从考古学角度构建夏商周三代历史奠定了基础。

一 三代考古学文化体系与分期断代标尺的建立

夏商周三代考古学文化体系、分期断代标尺的建立，是建立在这一时期都城遗址为核心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基础上的。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后，随即组队，由夏鼐率领，奔赴河南辉县，发掘了琉璃阁商代墓葬[※注]。这是在殷墟之外首次发现的商代墓葬，也是第一次发现早于殷墟时期的商代遗存，在商代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此后，中国考古学家在安阳殷墟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二里头遗址、西安丰镐遗址等各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核心遗址开展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对这些遗址所出陶器和铜器进行了分期断代研究。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三代年代学研究由单个遗址的年代序列研究提升到夏商周三代重要遗址分期断代的贯通、整合研究，全面梳理了夏商周三代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序列及其标尺，不仅推动了夏商周三代年代学的整合研究，而且对促进三代时期若干重要问题，如先周文化面貌的认定，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性质讨论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东周时期，通过对三晋、秦、燕、楚、齐鲁、吴越等东周时期诸国都城和各种等级墓葬的发掘与随葬陶器的分期、断代研究，对东周时期各区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有了基本了解，构建了东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和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标尺，为进一步多方位的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基础。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东周王城的钻探和发掘，除了对其布局有了大致的了解，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发掘东周墓葬260 座，年代从春秋初期至战国晚期，共被分为7期6段[※注]。1963—1987年，在侯马遗址上马村东浍河南岸二级台地上发掘墓葬1373座，初步建立了三晋地区以陶器为代表的东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标尺。1955—1957年在长安客省庄发掘东周墓葬71座[※注]，20世纪70—80年代，在雍城遗址南部的凤翔八旗屯发掘东周秦墓50座[※注]，在高庄发掘秦墓46座[※注]，1995年，在咸阳塔儿坡发掘战国晚期至秦代墓葬381座[※注]，这些墓葬的发掘与研究基本建立了东周秦文化的陶器分期断代标准[※注]。

东周楚系墓葬数量巨大，据初步统计，迄今已发掘楚墓6000多座，学者们根据这些资料，对楚墓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注]，总结了楚墓特征，建立了楚文化分期断代标尺。

吴越地区发现的与吴国有关的丹阳大夫墩春秋墓[※注]，丹徒粮山2号春秋墓[※注]，丹徒北山顶春秋晚期墓[※注]、真山大墓[※注]以及其他的宁镇地区土墩墓等，与越国有关的绍兴印山大墓[※注]、绍兴M306[※注]、鸿山越国墓地[※注]等，使我们对东南地区东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有了基本的认识。

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中国考古学已经建立了以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丰镐地区周文化、东周列国考古学文化等为主干的从公元前21世纪（含部分前二里头文化）到公元前2世纪之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分期断代标尺。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一序列与文献记载的中国早期国家——夏商周三代相对应。

二 三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构建基本完成

除了以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遗址、丰镐遗址等中心性遗址为核心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构外，经过70年的考古工作，夏商周三代不同时期的全区域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谱系框架也基本建立。

自1974年开始对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与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面貌相类似，又具有自身特点的东下冯类型[※注]。其后，对二里头文化地方类型的研究不断深化。

早商时期的二里岗文化类型包括二里岗类型、琉璃阁类型[※注]、台西类型[※注]、东下冯类型、北村类型[※注]、京当类型、盘龙城类型[※注]、大城墩类型[※注]和大辛庄类型[※注]等。晚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类型有殷墟类型、苏埠屯类型[※注]、安邱类型、前掌大类型[※注]、天湖类型[※注]、老牛坡类型[※注]等。

对于以上这些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时期的地方类型文化的性质是方国、族群，还是只是一种陶器文化共同体，尚无定论，还需要深入讨论。

东周时期的诸侯国考古同样取得了巨大成绩，尤其是东周诸侯国城市考古。20世纪50年代以来，做过全面勘探和调查的重要东周时期城址有晋都新田[※注]、郑韩故城[※注]、赵国都城邯郸、燕下都、中山国灵寿古城[※注]、齐国都城临淄、鲁国都城曲阜古城、苏州木渎春秋古城[※注]、秦国都城雍城、栎阳和楚国都城纪南城遗址等。

三 周边区域考古学文化谱系初建与概貌的日益清晰

1950年，裴文中率领东北考古发掘团对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地进行了发掘。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进行的首次发掘[※注]。

70年来，通过对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注]和宁城南山根石棺墓[※注]等的发掘，辨识出分布于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注]。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的发现，为探讨夏商北方地区另一考古学文化的面貌提供了新的资料，成为探讨商文化北传范围和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起源重要线索[※注]。

京津地区夏商周时期的蓟县张家园和围坊、北京镇江营等遗址的发掘和对大陀头文化、围坊三期文化的命名以及综合研究，使京津唐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得以初步建立[※注]。北京昌平白浮村西周墓的发掘使学术界得以了解西周时期的北方文化面貌及其与周王朝的关系[※注]。河北易县七里庄遗址发掘，展现了易水流域乃至太行山东麓北部地区夏商周时期比较全面的文化序列[※注]。

考古发现的北京平谷刘家河，山西石楼、保德、灵石等地既有某些商文化的因素，又颇具地方特色的遗存[※注]。在山西灵石旌介村发现了商代方国贵族的墓葬，山西柳林高红发现商代夯土基址[※注]，陕西清涧李家崖发现了商周时期城址[※注]。陕西长武碾子坡、扶风刘家村、武功郑家坡等遗存的发现，为从考古学探索先周文化提供了资料[※注]。

山东牟平照格庄、泗水尹家城、益都郝家台、桓台县史家遗址等一批岳石文化遗址的发掘和岳石文化的命名，为探索夏代东夷的文化面貌及其与夏王朝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注]。山东滕县前掌大商代墓地是继益都苏阜屯大墓之后，山东商代方国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注]。在江苏徐州铜山丘湾发现了商代东夷祭祀遗迹[※注]。

在长江下游地区，以马桥遗址为代表的马桥文化填补了上海和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空白[※注]。在宁镇地区发掘了数处湖熟文化的遗址，提出了“湖熟文化”的命名[※注]。

福建南平浦城管九村联合发掘的土墩墓群出土大批相对完整的西周到春秋时期青铜器、原始瓷器和印纹硬陶器组合，填补了福建地区这一阶段考古学文化的缺环。

江西吴城文化的发现，则为探讨商代晚期长江流域方国的文化面貌及其与商王朝的关系提供了线索[※注]。江西靖安李洲坳发现的东周大墓，显示当时在赣西北存在一个区域政治集团[※注]。

湖北周梁玉桥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土著文化遗存的发现，及其与之相距仅数千米的荆南寺遗址为代表的典型商文化二里岗期遗存的发现，为探索商王朝与当地土著势力的关系及彼此力量的消长变化提供了新线索[※注]。在陕西城固、湖南宁乡等地，相继发现了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窖藏和重要遗址[※注]，使这些地区土著文化与中原商周文化的关系开始成为引人注目的课题。

四川广汉三星堆两座商代祭祀坑、商代城墙及成都十二桥木构建筑遗迹、金沙遗址[※注]等的发现，揭示出在商周时期，四川盆地曾存在着颇具特色且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并与中原商王朝建立了某种程度的联系[※注]。

在云南大波那发现的青铜时代墓葬，表明在中原地区商周时期，云南地区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云南大理剑川海门口遗址1957年、1978年、2008年的多次发掘使我们对云南地区铜器时代的聚落状况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甘青地区存在寺洼文化、四坝文化、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注]，甘肃民乐东灰山墓地、甘肃庄浪徐家碾、合水九站墓地等的新发现，为厘清该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创造了条件[※注]。

新疆境内已发现一大批早期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墓葬和遗址，进入21世纪，重要的发现有鄯善海洋墓地清理墓葬509 座，时代从青铜时代晚期延续到早期铁器时代，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后[※注]。于田县昆仑山流水墓地发掘一批距今30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墓葬。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发掘墓葬167 座，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文化上与孔雀河古墓沟青铜时代墓地有密切关系[※注]。

香港地区大屿山东湾、沙螺湾、路过湾等遗址的发现，表明3000多年前香港就已与珠江三角洲甚至中原地区建立了密切联系，表现出与中原文化的同步性。

台湾地区发现的金属器时代考古文化有十三行文化、番仔园文化、崁顶文化、大邱园文化、茑松文化、龟山文化、北叶文化、静浦文化等[※注]。

通过以上这些发现和相关研究，中国考古学界初步建构了三代时期周边区域的主要考古学文化谱系，初步掌握了它们的文化面貌和分布状况，以及它们与中原地区文化之间的关系。

两周时期，在西北有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和沙井文化等，在北方有夏家店上层文化、玉皇庙文化、桃红巴拉文化、毛庆沟文化、杨郎文化，在四川地区有巴蜀文化，在东南地区有以土墩墓和印纹硬陶等为文化特色的百越文化，在云南地区有古昆明、古滇文化，等等[※注]。

所有这些发现和研究使学术界对现代中国区域内三代时期多元文化互相影响、彼此融合、共同发展的“多元一体”历史发展模式有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