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
第四节 墓葬考古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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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夏商周时代考古学在极为薄弱的初创基础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夏商周考古学体系。三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70年来，在三代时期多个遗址，比如二里头、郑州商城、安阳殷墟、丰镐遗址、周原遗址、秦雍城、郑韩故城等东周各国大型城址中都发现了烧制陶器的窑址，有学者据此对三代时期的陶器制造工艺进行了研究[ ※注] 。先秦史叙述由以文献为基础的传统王朝政治体系史转变为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全方位文化、社会发展史，史观方面由传统的中原中心论转变为多元一体史观，叙述对象由以王朝帝王为核心的政治史发展为以古人社会、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文化史，关注重心由精英历史转向大众历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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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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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 考古学文化 文化 发掘 墓葬 考古学 考古 墓地 遗存 殷墟 东周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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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墓葬考古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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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时期墓葬考古经历了从一般性关注墓葬年代、性质，到从墓葬、墓地研究当时社会组织、葬俗、宗教信仰等的过程。1950年4月，中国科学院派郭宝钧率队赴河南安阳，发掘了殷墟武官村商代晚期大墓。这次发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首次对商周时期遗存的考古发掘[※注]。此后，各地发掘了大量三代时期的墓葬。
对二里头遗址诸多中小型墓葬的发掘使我们对二里头文化的社会结构和葬俗有了基本的了解。
殷墟考古发掘了大量殷商墓葬，典型如殷墟西区墓地，发掘了近2000座商代晚期墓葬，这些墓葬分成若干个区，各区的随葬品组合和铜器上的族徽均有所不同。发掘者通过对这些墓葬的缜密研究，提出这些墓葬为商代晚期生活于王畿地区的殷人族墓地的观点[※注]。小屯村西北妇好墓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能与甲骨卜辞相印证，又能确定墓主身份的商代王室墓葬[※注]。1990年，在安阳郭家庄发掘了一座殷墟文化第三期的高级贵族墓葬（160号墓），出土350余件随葬品，包括多件方形礼器和角、觚组合酒器[※注]。
20世纪50年代，对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周代虢国墓地的发掘使我们对周代墓葬制度开始有所认识[※注]。50年代以来，通过考古工作，发现西周时期墓葬在丰镐、周原遗址范围内广为分布，居址、灰坑与墓葬互相打破。这些发现为研究都城聚落内居址与墓葬的分布关系和不同时期内人口分布和居址区域的变化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1963—1987年发掘的侯马遗址上马墓地，显示为族墓地，墓地中的群、组划分反映了亲属组织的存在以及亲属组织的分级程度。20世纪70年代，在曲阜鲁故城西部发掘东周墓葬31 座，为研究周文化的构成和周代居民组成、统治方式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大量秦墓的发现，如雍城遗址南部的凤翔八旗屯东周秦墓[※注]、高庄秦墓、咸阳塔儿坡战国晚期至秦代墓葬[※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和凤翔南秦公陵园内多座早期秦公墓葬[※注]、马家塬戎人墓地[※注]等，不仅基本建立了东周秦文化的陶器分期断代标准[※注]，而且使我们了解了不同等级秦墓的特点、秦人的特定葬俗和秦戎关系。
东周楚系墓葬数量巨大，据初步统计，迄今已发掘的楚墓共6000多座，占已发掘的东周墓葬总数的75%左右。比较重要的有寿县蔡侯墓[※注]、随县曾侯乙墓[※注]、江陵纪南城周围大型楚墓、淅川下寺楚墓[※注]、荆门包山墓地[※注]、江陵雨台山墓地[※注]、九店墓地[※注]、当阳赵家湖墓地[※注]、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1、2号大墓等。
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墓主属钟离国国君，此墓的发掘使我们对东周时期东夷文化有了一定的认识[※注]。
东周时期吴越文化区有大量的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的考古发掘成果，体现了吴越文化的特色和风俗习惯。其中重要墓葬有与吴国有关的丹阳大夫墩春秋墓[※注]、丹徒粮山2号春秋墓[※注]、丹徒北山顶春秋晚期墓[※注]、真山大墓[※注]以及其他的宁镇地区土墩墓等，与越国有关的绍兴印山大墓[※注]、绍兴越王陵和越国贵族墓葬[※注]、鸿山越国墓地等。
在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发掘了一处较完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注]。
70年来，夏商周时代墓葬考古发掘与研究由对单个墓葬的年代、性质研究到对墓葬和墓地所反映的葬俗现象、时代和区域文化特征、社会基本组织、政治结构与制度、礼乐制度与观念、信仰等方面的全方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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