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
第六节 多学科、多元化和多视角的三代考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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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夏商周时代考古学在极为薄弱的初创基础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夏商周考古学体系。三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70年来，在三代时期多个遗址，比如二里头、郑州商城、安阳殷墟、丰镐遗址、周原遗址、秦雍城、郑韩故城等东周各国大型城址中都发现了烧制陶器的窑址，有学者据此对三代时期的陶器制造工艺进行了研究[ ※注] 。先秦史叙述由以文献为基础的传统王朝政治体系史转变为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全方位文化、社会发展史，史观方面由传统的中原中心论转变为多元一体史观，叙述对象由以王朝帝王为核心的政治史发展为以古人社会、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文化史，关注重心由精英历史转向大众历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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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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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 考古学文化 文化 发掘 墓葬 考古学 考古 墓地 遗存 殷墟 东周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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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多学科、多元化和多视角的三代考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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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来，多学科手段的应用经过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不断拓展过程，通过这些方法，中国考古学界在古代历史信息的获取数量、质量和系统性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
研究观念上也由专注于传统考古的发掘和对遗存年代、性质研究到重视多学科结合的考古发掘和多角度、全方位的古代社会、文化研究。利用多学科手段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这方面的典型研究案例，并初步取得了系列成果。文明起源研究也由过去的金属器、文字、城市等文明因素标志出现的简单认定，到将文明形成与发展视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种过程来研究其本质、特征、历程、物化标志和机制，即促使文明出现与早期发展的各种可能的因素等。
夏商周时代考古中比较突出的多学科研究有以下几方面。
一 矿冶、铸铜遗址与工艺技术考古研究
几十年来，三代铸造业研究思路不断发展、变化。早期主要是通过铸铜作坊的发掘来研究当时的制范、熔铜、浇铸、打磨等铸造工艺和过程。随着三代青铜器研究的深入，对铜矿的来源和开采技术的探讨越来越被重视。近年来，随着对特定资源、工业在古代社会中重要作用认识的深入和古代社会对特定资源开采、流通、管理所显示的社会政治管理状况的重要价值的重视，通过铸铜作坊遗址和铜矿遗址的发掘资料以及特殊物资流通来研究当时的社会组织、管理和区域间文化的分工与交流等越来越受到关注，成为新的学术研究方向之一。
二 盐业考古的新认识
一些特定资源的开发、流通对某些区域社会的存在、运行模式等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古代社会中重要资源的开发利用正越来越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研究的重点。近年来，随着四川和山东等地区一系列重要的古代盐业生产遗存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古代盐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其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四川盆地及临近地区古代盐业的景观考古学研究，试图重建四川盆地及临近地区早期制盐技术，揭示早期盐业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把盐业生产视为“产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来探讨制盐业这种在生态背景下的“经济行为”与“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注]。近年来，对山东沿海地区商周时期的盐业遗址的考古研究方兴未艾[※注]。
三 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
70年来，在三代时期多个遗址，比如二里头、郑州商城、安阳殷墟、丰镐遗址、周原遗址、秦雍城、郑韩故城等东周各国大型城址中都发现了烧制陶器的窑址，有学者据此对三代时期的陶器制造工艺进行了研究[※注]。近年来，浙江德清火烧山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烧制原始瓷窑址和亭子桥战国窑址的发掘，对南方早期瓷器制造工业等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注]。
70年来，在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殷墟遗址、丰镐遗址、周原遗址等大型遗址中都发现了骨器制造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骨器半成品和下脚料，以及制骨工具，如锯、磨石等，使我们对三代时期的制骨工艺、制骨原料、骨器手工业及骨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有了相当的认识[※注]。
在周原遗址还发现了较大规模的专业制造石玦的手工业作坊遗址，使我们对西周时期的石器制造业有所认识[※注]。
四 古建筑、车马等专题研究不断深化
70年来，在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殷墟遗址、丰镐遗址、周原遗址等大型遗址和东周时期各国都城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不同等级的建筑遗存，从高等级的宫殿建筑到一般民居都有发现。相关学者对这些建筑也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注]。
自殷墟以后，车马随葬是大中型墓葬的常见现象，与之相关的考古发现和复原研究成果众多，使我们对商周时期的养马业、制车技术、车马与社会的关系、车马所反映的中西文化交流等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五 多学科协助成为趋势
利用古地质学、古动物学、古植物学等多学科手段，综合分析三代时期特定区域人地关系虽然还处于探索阶段，但其学术前景和价值已被学术界所关注。近年来，在周原地区、洛阳地区和安阳地区所作的区域调查都取得了理想的成果。此类多学科手段在三代考古中成功应用的例证还有很多，将来会越来越多。
六 三代青铜文化与周边文化互动认识不断加深
在古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并发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因素体现在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上包括粟、黍、彩陶和著名的丝绸等。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玉石质牙璋出现于越南的多处古代遗址中，说明中国古代文化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由来已久。两周时期的周文化对朝鲜半岛文明的出现和日本弥生文化的出现，都发挥过作用。
商代晚期首都——殷墟出土的玉器中，包含着少量产自青海至新疆一带的和田玉，表明商王朝时期有一条自西向东运送玉料的“玉石之路”。1980年，在召陈西周宫室建筑遗址的发掘中，发现2件具有典型西方欧罗巴人种特征的蚌雕胡人像。从现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来看，秦以前，中国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接受的西方文化因素包括小麦、来自西亚的黄牛和绵羊、冶铜和冶铁术、黄金及黄金崇拜文化、家马和马车、欧亚草原风格青铜器和动物纹饰、玻璃器，等等。东周时期，“玻璃蜻蜓眼”经中亚游牧民族的中介，作为贸易品进口到我国中原地区。
从新疆各地发现的4000年至3500年前居住在中亚到新疆地区中部及以北地区的安德罗诺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人骨来看，他们既有欧罗巴人种也有相当数量的蒙古人种，还有两者之间通婚导致的体质特征和遗传基因出现的混合现象。
全球史视野下，对三代青铜文化与周边文化互动关系新认识不断增加。最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中国与世界的密切联系并不是开始于“丝绸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早就有历史渊源。在很早以前，中国与世界其他文化已经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中国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变化一直与世界其他文化紧密相连。
20世纪70年来，夏商周时代考古学的成就彻底改变了传统先秦史的内容，甚至表述方式。五四运动时期，疑古风气的兴起使中国史学家对先秦史，尤其是西周以前的历史产生了根本的质疑，希望通过科学的方法，重建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通过70年的考古工作，中国考古学对近代疑古中提出的诸多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迄今已经形成了以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谱系为框架的三代历史叙述体系，虽然我们还常常用夏、商、周这类来自传统文献的名称来定性考古学文化。此外，无论是在新资料的发掘、积累方面，还是在研究内容的拓展方面；无论是一系列新方法的引进、利用方面，如考古学地层学与类型学、多学科手段的使用，还是在解读考古发现的各种新理论广泛引入方面，比如世界体系理论、人地关系理论、阶级斗争与五阶段理论，等等，与建立在文献记载和考证基础上的传统史学相比，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可以说，70年来，中国考古学家们一直在向重新建构符合新时代精神和需要的夏商周三代古史迈进，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即：考古学由证经补史的辅助学科发展成为以考古写史的主流历史学科，先秦史叙述由以文献为基础的传统王朝政治体系史转变为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全方位文化、社会发展史，史观方面由传统的中原中心论转变为多元一体史观，叙述对象由以王朝帝王为核心的政治史发展为以古人社会、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文化史，关注重心由精英历史转向大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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