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城市和村镇是不同等级的人所聚居之地，是不同层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活动的差异化空间，是秦汉至明清时期考古发掘和研究最为主要的内容。它们共同构成了历史时期诸王朝社会历史形态的主要框架。

一 秦汉至明清都城遗址

都城是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王朝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交流中心，是当时整个社会和时代的缩影，是历史时期考古的最核心内容。其中西安、洛阳、北京和开封等都是闻名世界的多朝古都。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咸阳是秦国和秦王朝的都城（今陕西咸阳市窑店镇）。考古勘探工作始于1959年。1973—2000年，陕西考古学者发现了咸阳宫宫城遗址，探明7处大型建筑基址，并发掘咸阳宫一号、二号、三号和四号宫殿建筑址[※注]。在宫殿区以西发现制陶、冶铜、铸铁的官府手工业作坊遗址。宫城外还发现居民区和墓地等。咸阳城的宫城外是否有郭城，仍是目前重要的学术课题。在咸阳城南建有皇家苑囿——上林苑，秦朝晚期在上林苑营建新都，阿房宫为其前殿。21世纪以来，2002—2008年对阿房宫遗址的发掘[※注]，确定其范围以及阿房宫未建成的情况。秦汉上林苑遗址考古成果[※注]，是历史时期宫苑考古的重要新进展。2013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栎阳城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先后确定三座古城，其中三号古城内确定多座大型宫殿建筑。发掘者认为三号古城是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的栎阳城[※注]。

在西安地区，除秦都咸阳外，还有西汉和隋唐首都长安城。西汉长安城的勘查发掘工作始于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勘查并绘制城址实测图。发掘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直城门等门址，南郊礼制建筑群、武库和未央宫周边的建筑遗址等[※注]，初步搞清了西汉长安城的平面布局。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对未央宫遗址进行全部考古工作，发掘未央宫前殿遗址、椒房殿遗址、中央官署遗址、少府或其官署遗址，以及宫墙、宫门和宫城西南角楼等。此外，还勘查长乐宫遗址、桂宫遗址、东市、西市遗址，以及陶俑窑址等[※注]。21世纪开始，考古工作重心转移到长乐宫遗址，发掘数座大型建筑遗址；还发掘汉长安城角楼遗址。考古学者开始关注西晋、十六国和西魏、北周时期的考古遗存[※注]，是重要的新迹象。2010年以后，为配合丝绸之路申遗工作，考古工作者对未央宫遗址进行全面考古勘探和重点发掘，取得一些重要的新进展。

隋唐长安城考古工作始于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通过考古调查和勘探，结合文献初步勘定长安城的基本布局，绘制长安城实测图和复原图。对唐大明宫遗址、兴庆宫遗址、西市遗址、青龙寺遗址和郭城明德门遗址等进行发掘[※注]。1981—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大明宫含耀门、三清殿、翰林院、朝堂；皇城含光门；大城内青龙寺、西明寺部分遗址等。其中对大明宫含元殿做了整体揭露[※注]。21世纪之初，中日考古工作者联合发掘了大明宫太液池等遗址[※注]；2007—2010年配合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对大明宫遗址进行全面的考古勘探和重点发掘。2013—2015年发掘大明宫官署遗址。近年考古学者开始在郭城内的东市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等。

在洛阳，东汉、曹魏和北魏等首都（即汉魏洛阳城）在今洛阳城东郊；隋唐东都和北宋西京则叠压在今洛阳城下。汉魏洛阳城于1954年开始考古工作。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通过考古调查和勘探，搞清了汉魏洛阳城内城的范围，绘制城址实测图，确认城垣、城门和城内道路等，还发现永宁寺遗址、城南的辟雍、太学、明堂和灵台遗址等。其中对灵台遗址进行考古发掘。1980年以后，考古工作者相继发掘内城城垣马面遗址、建春门遗址、北魏永宁寺西门遗址、大市遗址等，试掘太极殿、金墉城城垣。这一阶段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对外郭城和水道的勘探[※注]。21世纪以来，汉魏洛阳城开始城内建筑基址和城门的考古工作。2001—2002年，发掘北魏宫城正门—阊阖门遗址；2008—2010年先后发掘宫城二号门址、三号门址，以及宫城西南角遗址和宫城西墙遗址等。2012—2016年，考古学者对太极殿遗址进行全面勘察和发掘，确认其始建于三国曹魏时期，北魏时期重修沿用，北周时期仍有改建[※注]。

隋唐洛阳城考古工作始于195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经过考古调查和勘探，初步确定东都洛阳城的基本格局，绘制城址实测图和复原图，发掘含嘉仓城遗址等。1980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相继发掘郭城永通门、宫城应天门、乾元门；武则天明堂和皇城右掖门外上阳宫遗址等；以及宫内九洲池遗址、郭城东南隅履道坊的白居易故居遗址等[※注]。21世纪以来，2001—2006年工作主要集中在宫城、皇城和东城地区。发掘宫城应天门、东隔城安宁门、皇城右掖门、郭城长夏门；玄武城南墙、大内南墙、西墙等；宫城内唐宋殿址；南市遗址；陶光园花圃、温柔坊和恭安坊遗址等；皇城衙署府门遗址、洛北里坊区。2008—2012年重点是配合大遗址保护，集中发掘了明堂和天堂遗址；以及大内东西廊和乾元门遗址；玄武门北墙、皇城西墙和皇城内唐代砖瓦窑遗址等。2013年发掘宁人坊遗址；2014—2017年发掘九洲池区域，涉及宫城大内西北、西隔城、西夹城和玄武城区域。

邺城遗址（在今河北临漳县）由邺北城和邺南城组成。邺北城是东汉建安年间曹操封魏王时的王都；邺南城是东魏北齐的都城。曹魏邺北城的规划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曾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基本搞清邺北城具体位置和范围，并对其平面布局做了复原研究[※注]。21世纪以来，考古工作重点转移到东魏北齐的邺南城，围绕探索邺南城外郭城而展开工作。考古学者在邺南城内城以外先后发掘赵彭城北朝佛寺、核桃园北齐佛寺以及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等，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注]。近年开始对邺南城的宫城及其内建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成果可期。

东京城开封府（河南开封市）是北宋首都。通过勘探，廓清了北宋东京外城、内城和皇城城墙、城门遗址，以及金明池、古州桥遗址等，初步明确北宋东京城平面布局和全城的南北轴线（御街）[※注]。2012—2017年对东京城外城西门顺天门遗址的发掘，应是北宋东京城有计划科学考古发掘的开始[※注]。

南宋临安城（浙江杭州）是南宋的行在，实际上的首都。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开始发掘南宋城墙、大型宫殿建筑址、“北内”德寿宫遗址、太庙遗址[※注]、尊胜塔遗址和南宋乌龟山窑址、郊坛下官窑址[※注]等。20世纪90年代后期，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配合基本建设，对临安府治遗址、老虎洞南宋修内司窑址、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严家巷御街遗址等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注]。

南京曾是三国孙吴、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时称“建康城”，也是明朝初期首都——南京应天府城。六朝建康城和明南京城的考古工作都较薄弱。20世纪90年代以来，配合基本建设，主要发掘的遗址有钟山南朝祭坛类建筑基址、大行宫地区的夯土城墙和道路遗迹[※注]等。

明中都发现于1969年。20世纪80年代初，曾对部分宫殿址进行勘测和发掘。2012年以来陆续发掘钟楼遗址、砖瓦窑址等。特别是2015—2018年，以中轴线为核心，先后发掘了奉天殿、承天门、外金水桥等遗址等[※注]。

北京曾是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的所在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65—1966年对金中都遗址进行过勘测[※注]。20世纪90年代配合基本建设中发掘了南城垣，发现水关遗址和皇城太液池遗址等。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机构于1964—1974年绘制元大都城址实测图和平面示意图。发掘10余处不同类型的居住遗址和建筑遗存[※注]。21世纪以来，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从2014年9月起，陆续在故宫慈宁宫花园东院西基建工地、故宫隆宗门西遗址[※注]和内务府各司值房南遗址、故宫南薰殿明清建筑遗址等进行考古发掘，对研究元明清宫城遗址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唐朝以后，辽、金、元、清四朝除定都北京外，其早期都城多在草原地区。辽帝国新建两都，辽上京和辽中京分别位于内蒙古的巴林左旗林东镇和宁城县大明镇。内蒙古文物工作队于1959—1960年对辽中京遗址进行过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注]，1962年对辽上京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和试掘，绘制了实测示意图[※注]。2011年起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开始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辽上京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重点发掘了辽上京皇城城门、城墙、道路和大型建筑基址等[※注]，初步搞清辽上京皇城遗址的主要布局和沿革。

金帝国新建两都。金上京是建国初期的首都，位于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中都（北京市西城区和丰台区境内）是天德三年（1151）以后的金帝国首都。2012年起至今，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金上京城进行全面调查和勘探，发掘了城门、城墙和大型建筑基址等，初步了解金上京形制布局和沿革情况[※注]。

元朝新置三都。元大都在北京。元上都和元中都分别位于内蒙古正蓝旗和河北省张北县。内蒙古文物工作者于1977年开始对元上都做调查测绘[※注]。1990年开始陆续发掘元上都附近的砧子山墓地、羊群庙元代祭祀遗址；重点对元上都宫城内一号宫殿址（大安阁）、皇城南门遗址和城外南关民居遗址进行发掘，并重新对城址进行测绘[※注]。21世纪以来，为配合元上都遗址申遗，对元上都中轴线上诸建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注]，补充了一些重要新资料。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于1998—2003年对元中都遗址进行考古勘测[※注]，发现54处城内建筑基址，4 处城外建筑基址。发掘了中都宫城西南角楼基址（西南角台）、中心大殿基址（一号殿址）、宫城南门、宫城南墙一号排水涵洞、皇城南门等。

沈阳市清太祖努尔哈赤寝宫——汗王宫的位置和相关重要遗迹的确认是清代考古的重要收获[※注]。这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新动态。

二 秦汉至明清地方性城址考古发现与研究

秦汉至明清时期都城之外的城址发现很多，有州郡县城、村镇、军镇和军事要塞等，但大多都是考古调查资料，经过考古发掘的城址和村镇遗址很少。以秦汉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仅确认90多处汉代城邑遗址；目前已发现六百余座，多为郡县治所。如里耶秦酉阳城[※注]、汉长沙城[※注]、广州秦汉番禺城[※注]等。辽宁辽阳三道壕[※注]和河南内黄三杨庄[※注]等是为数不多的村镇遗址，是了解当时不同地区基层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

主动性考古发掘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城址很少，大多都是配合城市基本建设中所做的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隋唐扬州城[※注]，有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此外大同平城、泉州、福州、宁波、苏州等也有一些考古发掘工作。

辽宋金元明清时期除了沿袭隋唐旧城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交通要道和商业中心地带出现了一些新城。宋平江府城（今苏州）、宋元泉州城、重庆南宋钓鱼城遗址、河北省崇礼县金代行宫遗址、元代集宁路城（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以及长江岸边的宋代沙市城、上海唐宋青龙镇遗址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城市。

可以说，秦汉至明清时期地方城市考古的发掘和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其既有相当的研究难度，也有较为宽阔的学术空间。关于地方城址形制类型，是城市考古研究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宿白先生对隋唐时期城市类型进行了总结[※注]。徐苹芳先生对辽宋金元明时期的地方城市形制布局特点也做过概要的阐述[※注]。这两篇论文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20世纪后半叶，地方城市考古工作大多数是被动性的配合基本建设而做的，处于材料积累阶段；21世纪以来，随着国力增强和对传统文化的重视，配合大遗址保护的主动性发掘项目越来越多，提升了城市考古的研究。基于各地城址调查和试掘资料，探讨有关各王朝城址分布、类型、规模和布局，以及城址地区性差异和特点分析等专题成果陆续涌现[※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