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边疆区域考古发现与研究

今边疆地区在汉唐至明清时期一些民族建立了地方区域政权，其考古学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的秦汉、隋唐、元明清等统一帝国的文化有所区别。

（一）唐朝以前的地方区域政权

秦汉时期的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南方的南越、闽越、西南夷等；还有北方的匈奴、鲜卑、乌桓等地区。70年来的秦汉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表明，这些地区的社会和文化，有的虽受中原王朝的影响，但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继续发展；有的则在中原秦汉文明日益加深的影响下出现或多或少的融合或同化。

靺鞨族建立的渤海国是唐朝东北地区重要的属国。渤海上京城[※注]、西古城[※注]、八连城[※注]等系列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极大地推进了渤海都城的研究[※注]。村落遗址有海林市渡口[※注]、振兴、河口遗址[※注]等。较重要的贵族墓地有吉林敦化六顶山贵族墓群[※注]、黑龙江海林山咀子墓群[※注]等；黑龙江宁安虹鳟鱼场墓地是规模最大的平民墓地，发掘320多座墓葬[※注]。

南诏国占据云贵高原地区。考古学者先后调查太和城[※注]、羊苴咩城[※注]、大厘城[※注]等，此外还调查发现巍山南诏宫殿建筑遗址[※注]和一些墓葬遗存[※注]。21世纪以来，考古学者对大理太和城遗址进行主动性发掘，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

吐蕃王朝占据青藏高原地区。考古学者对西藏山南琼结藏王陵墓的调查和勘测[※注]，是吐蕃考古的重要新进展。1982—2014年发掘的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是吐蕃统治下的邦国吐谷浑墓葬[※注]，是吐蕃考古的重要发现。

（二）土司考古及其宋以后的地方区域政权

“土司遗存”[※注]的发现，可上溯1957年发掘的贵州遵义南宋播州安抚使杨粲墓。

21世纪以后，土司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过程中，考古学者对贵州、湘西等地的土司遗存进行了有计划的科学发掘，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遵义海龙囤城是西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土司城堡[※注]。杨铿等土司墓葬的发表[※注]，无疑为学界提供十分重要的考古新资料。湖南永顺老司城是彭氏土司数百年的司治所在。刊布的历次考古发掘、调查成果，是研究湘西土司的重要资料[※注]。

1975年在辽宁鞍山倪家台发掘了崔源和其家族成员的十九座墓葬[※注]，这是目前东北地区最重要的明代考古发现。墓地有完整的茔园，崔氏父子都在辽东都指挥司任职，为地方最高军事长官。特别是所出墓志记载了与奴儿干都司有关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二 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一）陆路丝绸之路的考古遗存

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虽据考古资料可上溯到悠远的史前时期，但国家层面的往来则应始于汉武帝派遣张骞的凿通西域。此后，汉帝国通过河西走廊与中亚、西亚等地保持官方往来、民间交流。70年来中国境内不断出土的域外文物，和远在西亚、中亚、南亚、中南亚等地出土的汉代文物，是考察汉代丝绸之路发展和秦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更是“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容[※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洛阳衡山路大墓[※注]和西安隋墓拜占庭金币的发现，证明文献资料所载中国与东罗马进行交往和贸易是可信的。大量波斯萨珊王朝钱币的出土和入华粟特人墓葬[※注]、文书等发现，显示了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的频繁[※注]。

隋唐帝国闻名中外，国际交往异常活跃。在丝绸之路沿线分别发现境外输入的金银器、玻璃器[※注]、伊斯兰釉陶器[※注]、波斯锦和罗马、波斯萨珊朝、阿拉伯的金银币等，以及外来的宗教遗存和外国人墓葬、碑铭等[※注]。同时，中亚的撒马尔罕以及西亚的伊朗、约旦、叙利亚境内都发现了中国的瓷器和铜镜等；中亚、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境内还发现唐三彩器[※注]。

辽朝和宋朝的墓葬和佛塔中，都发现了精美的伊斯兰玻璃。辽国发现的玻璃是经由中亚陆路传入辽国境内；而宋朝的伊斯兰玻璃可能是从海路输入的[※注]。内蒙古奈曼辽陈国公主墓中，出土7件伊斯兰玻璃器和一件刻有阿拉伯铭文的錾花铜盆[※注]。

在元代安西王府（今西安秦家街北）宫殿基址的夯土中，曾发现5块铸有阿拉伯数码幻方铁板，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注]。江苏金坛的一座元代窖藏中，共有50余件银器置于一个青花云龙纹瓷罐内。其中一件银盘外底刻有阿拉伯回历714年1月（1314）的纪年题记[※注]。

（二）海上陶瓷之路的新成果

汉帝国通过广州等海港与中南亚、南亚等地建立海上交通。南朝时与印度的交往也多是从海路而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吴黄武五年（226），孙吴交州刺史吕岱派中郎将康泰、从事朱应为首的外交使团出访东南亚各国[※注]。航海技术的进步，助力海上交通的较快发展。从今东南沿海出发，沿海路可经中南半岛、马六甲海峡往来于印度洋，最远可达西亚一带。

隋唐时期，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巴基斯坦、埃及等国都发现了唐至五代的中国瓷器；印度尼西亚、苏丹、埃及还发现唐三彩器[※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陵墓结构和都城形制都受到中国的影响。百济武宁王墓的墓室结构和出土遗物与南朝陵墓十分相似，其墓志所载的“宁东大将军”官职，正是南朝梁所册封。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的都城形制和规划理念明显对日本奈良时代的平城京等的营建产生了很大影响[※注]。

辽宋金元明时期，我国对外交流出现了新的变化，瓷器取代丝绸成为主要贸易商品，海路逐渐成为对外交流的主渠道。广东广州和福建泉州、明州（今宁波），都是当时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从埃及福斯塔特、开罗，到东非摩加迪沙、基尔瓦，以及蒙巴萨、马林迪等，都发现了大量的中国外销瓷[※注]。在韩国新安郡海底发现了宋元时期的沉船，出土陶瓷器2万余件[※注]。除极个别高丽瓷外，均属中国所产。明代太监韦眷墓中，曾出土一枚威尼斯银币和2 枚孟加拉国银币[※注]。1971—1973年，在泉州地区发现了5 批外国银币，可能是明末清初西班牙从美洲经菲律宾运进我国的[※注]。宋元明时期的外销瓷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相关国家制瓷业的产生和发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三）沉船遗迹和水下考古

宋元时期的造船业兴盛，促进了内河航运的发展和海上交流的繁荣。目前发现的古船主要有两类：一是平底沙船，适用于内河航行和近海漕运。重要发现有江苏施桥宋代大木船和独木舟[※注]、上海封浜杨湾南宋沉船[※注]、上海南汇县运输船[※注]、天津静海元蒙口村宋代古船[※注]、河北磁县南开河村元代末期木船[※注]、北京方庄小区元代沉船[※注]等。二是尖底海船，适用于海上远航，多属于远洋商船和军用战船。重要发现有泉州后渚南宋末或元初的尖底海船[※注]、宁波东门口宋代海船[※注]、泉州法石南宋沉船[※注]、山东蓬莱水城元代海船[※注]等。此外，宋元明时期，还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船厂、码头遗迹，以及故河道、船碇和船锚等遗迹现象[※注]。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开始了“水下考古”发掘工作。南海I号沉船是中国水下考古正式起步的标志，在中国水下考古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南海I号沉船是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保存较为完好的一艘公元12世纪时期的沉船，2007年整体打捞出水[※注]。沉船的遗物尤以瓷器为突出，几乎囊括了南宋时期南方主要的外销瓷窑口和瓷器品种。此外，还有1990年和1995年在福建定海白礁，发掘了宋元时期的“白礁一号”沉船[※注]；1992—1997年在辽宁绥中三道岗海域发掘了一艘元代沉船[※注]。这些工作反映了我国考古事业的新进展。1989年以来，特别是2004—2010年福建沿海水下考古的调查工作，发现30余处五代至清代的沉船遗址和水下文物地点[※注]，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南澳Ⅰ号沉船位于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云澳镇三点金海域，2010年进行了发掘。清理各类遗物1万余件，主要是漳州窑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产品。这是研究明代中晚期海上贸易和外销瓷器的珍贵资料[※注]。

（四）其他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遗存

泉州是宋元时期重要的港口。当时大量外国人侨居这里。当地遗留大量的穆斯林墓碑，还有一些古基督教、印度教等宗教石刻。石刻不仅用汉文，还刻有阿拉伯文、叙利亚文和波斯文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这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见证[※注]。伊斯兰教石刻在泉州发现最多，包括墓碑、墓顶石和石墓，以及礼拜寺内壁龛石刻等。其中墓碑就有200 多方，泉州通淮门外发现的也里可温墓碑，是较为重要的实物资料[※注]。也里可温是元人对基督教（景教和天主教）的统称。此墓碑除用汉文外，还有用叙利亚文字母所拼写的突厥语。1981年在扬州南郊荷花池又发现了一块基督教也里可温墓碑[※注]，也是汉文和叙利亚文合璧的墓碑，主人为蒙古族的景教信徒。1952年在扬州南门水关发现了两块元代的拉丁文墓碑[※注]，是我国境内最早的罗马天主教碑石之一。此二墓碑主人喀德邻·维利翁尼和安东尼·维利翁尼都是意大利商人的子女。这是当时中国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真实反映。